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父亲
管德的父亲姓尹，名凤鸣（1890—1964），享年74岁。
坊间流传的一份《民国职官年表》中，将尹凤鸣写为合肥人，网上流传的资料也有写为河南开封人，这都不准确，尹凤鸣的祖籍为江西。
尹凤鸣属清末留日武备生。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日本向西方学习，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富兵强，因而主张效法日本。与此同时，清政府实行清末新政。为培养新政人才，吸取日本新政经验，也大力提倡、鼓励官费、自费并举赴日留学的政策。1905—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由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等因素影响，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学习武备始于1898年。凡到日本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须先入有军官摇篮之称的成城学校。该校创办于1900年，1903年改名东京振武学堂。中国学生进该校接受预备教育的时间为16个月，之后分配到陆军连队（团），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接受一年的正式教育，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一年的后期教育，修毕士官课程，再入连队任“见习士官”半年，最后取得士官资格，以“少尉资格录用”。
尹凤鸣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注1）第八期（1909年12月—1911年5月）毕业生。从日本回国后，尹凤鸣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任教官。1925年3月13日，在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4年以后，他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资料见辛亥革命网站）
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停办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是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引进东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军事教育体制、编练新军的基础上创办的。1912—1923年期间，保定军校共办9期，毕业生有630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阵营都有保定军校毕业学生。短短11年的9期毕业生中培养了后来成长为少将以上的将军达1700余名，其中不乏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管德记得父亲生前对他讲过，在保定军校当教官时，白崇禧、唐生智等都是他的学生。
由于“校内失和、战乱频仍、经费不足和军阀对军校施加消极影响”等具体原因，保定军校停办了。在那以后，尹凤鸣转入东北军张作霖麾下。他之所以到东北，显然与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的杨宇霆（步科）（注2）、于珍（步科）有关。当时这些人都为张作霖重用。杨宇霆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于珍历任奉天陆军补习学堂监督、陆军第二十九师参谋长、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奉军第八军副军长、东北陆军第十师师长、第十军军长等职。尹凤鸣去后，在东北军司令部任军务处处长，这应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
据记载，1925年3月13日，尹凤鸣被任为北洋政府陆军部参事。
1928年2月，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东站三洞桥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同年10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正式“易帜”，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
管德曾经说到这一历史公案：
张学良杀杨、常等人，并没有先宣布什么罪状。
杨宇霆这些张作霖时期的“老臣”，历来看不起张学良，这应该是他们被杀的原因。
——管德访谈（2012年5月）
除了以上管德所说的原因和其他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外，杨宇霆的脾气秉性和处事风格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925年9月中旬，杨宇霆作为江苏军务督办进入南京，尹凤鸣是作为他的军务处处长随行。有一部《张宗昌全传》（苏全有著）中写到一个情节：“陈调元（时任江苏帮办兼江苏第四师师长）向张作霖献媚，愿把他的军队编入东北军，由南京来电请领编入东北军的番号。杨宇霆气量狭小，竟用张作霖名义复电批驳陈的要求，使陈扫兴。陈调元又来电请领军用乘车证，军务处拟好复电准予发给，称呼陈为‘帮办’，杨宇霆用笔把‘帮办’两字勾去，改称‘师长’。军务处处长尹凤鸣说：‘陈是帮办。’杨宇霆说：‘你不必管，什么帮办。’这又使陈不快。”
这一段历史，尹凤鸣曾经在1963年7月28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杨宇霆督苏失败之经过及其前因后果》，其中讲到杨宇霆在赴任前，对当时的各方面情形分析考虑之后，“做出自力应付之策”。其中有一条是“作为对于陈调元等的小集团釜底抽薪之计，调镇威军总司令部军务处长尹凤鸣随同赴苏，将任以江苏省四路要塞总司令，整顿要塞各机构，扩充炮位火力，俾能切实控制由宁至沪的长江水面，一旦有事，可以限制中央海军的活动，以确保南北两岸的交通，并于各路要塞各增附步兵一个团，以防中央海军陆战队登陆扰动。”
在金陵兵工厂（原名金陵机器制造局，1929年6月改为金陵兵工厂。原址现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的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史料中记载：“1925年9月尹凤鸣为总办。1926年4月李斐然为总办。”可见杨宇霆一到江苏即安排尹凤鸣担任了金陵兵工厂的总办。
在尹凤鸣的这篇文章中，也有“杨素来骄傲自负，也不肯示弱于人”等字句，说明他虽然听命于杨宇霆，但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见解。后来杨宇霆从江苏撤回，经过徐州时，将尹凤鸣留在徐州“办理撤退未了之事”。
尹凤鸣属于奉系元老杨宇霆一派，杨宇霆被杀以后，他被调往北京，在陆军被服厂担任督办。
管德回忆：
蒋介石曾将父亲请到南京，想给派个什么差事，他不干，去了南京后很快就回来了。我记得他对母亲说过，南京官场里钩心斗角，人际关系复杂，太过龌龊，所以他不想在南京待下去。
回到北京后，蒋介石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什么职位，具体做什么我不知道，只记得为上任还特意做了一套中山装，但他只在就职那天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开始还给他保留有一份薪水，说可以不来上班但每个月去拿钱。时间不长，人家还是把他免了，从那时起，他就跟军政两界脱离了关系，彻底从官场退出了。
那一年，父亲40岁，以后家庭生活来源主要靠房租。父亲曾说过，他在担任陆军被服厂督办时攒了一些钱，用来买了一些房子，就在北新桥一带。一直到他去世，都依靠出租房产维持生计。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曾经有着显赫经历的尹凤鸣，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一个决定，退出军界和官场，开始过着寓公的生活。没有留下任何解释，也没有对家人做出任何说明。
然而尽管淡出军界，他在军界的余威尚存。管德记得很清楚：
……解放前夕，国民党要跑的那一年，国民党兵在北京乱占房子，见我们家房子大，就要进来住，在门口吵吵嚷嚷，父亲听见了出去对他们说：“你去找你们的白长官去！”这些兵一听他这样说，直管他叫太老师，再也不敢来了。
我父亲就是这么过的，解放后算他为房产主，没给定他反动军官。也是因为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与军界、政界都没有干系。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给尹凤鸣带来了希望，沉默近20年的尹凤鸣接受了共产党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他开始参加一些会议、活动，并积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他与国民党军政两界脱离关系并非遁入空门，而是出于对龌龊的官场表示厌恶。
建国之初，社会各界的思想都非常活跃，当时的社会名流、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在参加社会活动中总会发表一些跟执政党主张不大一致的意见。尹凤鸣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桀骜不驯，他不唱赞歌，只是对政府的举措发表一些意见，这应该是冀求社会完美的理念所致。这样的言行和风格显然不合时宜，也影响到了新政权对他的安置。按照资历和影响，原本可能有安排其参与更高层次资政工作的考虑，而最终仅让他担任了区一级的政协委员。
做寓公、靠房租为生，租房者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房东的收入。
管德回忆：
主要就吃房租，解放以前老百姓穷，给不起房租，我们也毫无办法，就受穷。解放以后，政府会管，房租钱月月都照给，家里收入就很多，那几年境况最好。后来就公私合营了，只拿定息。但那时候我们兄妹几个经济都独立了，两位老人也没多少花销，所以家境也还可以。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尹凤鸣于1964年因病去世。因患阑尾炎，家中为父亲请来一位熟悉的大夫。这位医生违反“急性腹痛在没有确诊时不能吃止痛片，更不能打止痛针，同时严格禁食，以免掩盖重要的症状和加重病情”的常识，只是简单问了问病情就说：“腹部疼痛就打一针止疼针吧！”一针下去，虽然止住疼痛，但等再次疼痛发作送到医院时，原本通过手术可以治愈的阑尾炎，已转为弥漫性腹膜炎，最终没有能抢救过来。
管德对此感到惋惜：
父亲的身体本来是很好的，由于这样一次误诊，只活到74岁。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注释：
1.日本士官学校的前身是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1869年迁往大阪，称为大阪兵学寮。1871年迁往东京，称为东京兵学寮。1873年海军兵学寮成立后，改称为陆军兵学寮。1874年，根据《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建立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陆军培养初级军官的学校。
从1898年开始，日本接收清政府派出的留日士官生，第一期毕业于1901年11月。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中，有一份资料介绍：“近代中国军事人才的最主要来源可以分为4个部分，即留日士官生，保定军校生，黄埔军校生，此外还有一些地方讲武堂毕业生。其中以留日士官生发端最早，时间也较长，从1898年第一批留日士官生赴日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计有29期、1600余人。虽然留日士官生的总体数量不及保定和黄埔学生，但是其历史作用却不容忽视。作为一个最早接受近代军事教育的群体，留日士官生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的中国军队近代化过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使中国军队不仅从装备上，而且从编制、训练、体制和思想上从中世纪走向了近代。
不论是著名的保定军校还是更加著名的黄埔军校，在其创建者中，我们都不难看到留日士官生的影子，而那些地方讲武堂的创办更离不开士官生的参与。虽然留日生的主要活动时间是清末到民初，但是直到抗战乃至三年内战的战场上，我们仍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百度文库《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2.杨宇霆，字邻葛，系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之一。奉天法库（今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宇霆坚决反对，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1929年1月10日晚，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
母亲
1932年农历6月9日（阳历7月12日），管德出生于北京。他的生身母亲叫管尹璿。管德记得，母亲的名字是父亲起的。
为什么父亲姓尹，而管德姓管呢？管德在一次谈话中讲道：
因为我的祖父姓管，但去世得早，祖母带着我父亲还有我的姑姑改嫁到尹家，所以父亲改姓尹。但父亲矢志要为管家续上家谱，所以他娶了两房妻子。一位为尹家接代，一位为管家传宗。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法律及其具体条文中也曾提及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废除封建婚姻制度等立法原则，但《民法·亲属编》并未明确写入这些原则，在其具体条文中又有不少规定和做法有违以上原则。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一夫多妻制是确实存在的，而这成全了尹凤鸣为管、尹两家传宗接代的夙愿。
在一些记述曾为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亦名蒋方震）（注）的史话里曾讲道：“这天，蒋百里的母亲和他的堂哥蒋方夔到了保定，原来，学校教官尹凤鸣（字晓岗）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蒋百里很器重他，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他，老太太是来送亲的。”
还有史料这样记载：“在蒋方震养病的第三星期，蒋太夫人带着她的侄孙女到保定送亲。原来，军校教官尹凤鸣（字晓岗）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蒋方震很器重他，就自作主张把侄女许配了他，蒋方震的堂兄蒋方夔陪送着太夫人由南方来到北方，她却不知道她的儿子有自杀殉职的这件事。”
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名人，与蔡锷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的毕业生。1912年12月15日，蒋百里以少将军衔接任保定军官学校第二任校长。因他锐意改革，大刀阔斧地整顿校务，遭到北京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军学司司长魏宗瀚（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毕业生，陆军中将）的阻挠和破坏，使他的报国之心受到极大伤害。1913年6月18日早晨6时多，蒋百里在尚武堂后厦的讲台上给军校的近两千名师生训话时开枪自杀明志，所幸未伤及要害。
上面摘引史话中所述，即蒋百里自戕后养伤期间与尹凤鸣有关的故事。
尹凤鸣与蒋百里侄女这一房妻子生的孩子姓尹，管德有一位尹姓大姐已经90多岁，至今健在。
管德的生母没有更多地受过教育，但却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他的父亲脾气暴躁，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所以管德的记忆中，他和弟弟、妹妹小时候都很怕父亲，几乎不敢与父亲说话。直到上大学以后，他才和父亲有了一些交流。管德记得，父亲对孩子们发脾气的时候，母亲绝不干预。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很贤惠的普通妇女，从没有与父亲争吵过。父亲暴怒之下拍桌子、摔板凳，母亲从来不回嘴，就只是静静地在一旁听着、看着。
20世纪60年代全家照（二排中为尹凤鸣，后排右二为管德）
作为一个曾经有过远大抱负的军人，面对纷纭世事，有心报国而无从效力，不甘蛰伏却寂寥独处，尹凤鸣内心深处的压抑、苦闷可想而知，为家中小事大发雷霆，实际上是一种积郁的宣泄，对此，作为妻子的管尹璿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
管德母亲识字不多，不能教他们兄妹读书识字，只是悉心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让他们吃饱穿暖。
尹凤鸣的两房妻子一直分住东、西院，尹家住西院，管家住东院，胡同很窄，两院同走一个大门，一大家人相处在一起，其乐融融。以后尹姓大姐结婚，去了杭州。1966年初，大姐把她的生身母亲接到了杭州。
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颁布，明确要废除旧的婚姻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保障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但尹凤鸣还是与两房妻子保持着婚姻关系，政府也没有干预，一直到他去世。
管德的母亲管尹璿1991年病逝，享年82岁。管德回忆：
我觉得母亲的病可能是肠子里面长瘤了，症状是肠梗阻。家里找了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医给她看，还有点见好。那时候她卧床不起，我们兄妹几人轮流服侍她。有一天轮到我的小弟弟陪她，给她吃了一点方便面，一下吃坏了，就再也不通了。那个大夫来的时候说：“我要骂你们，我告诉你们不能给硬的食物吃，要给她最软最软的东西，你们可倒好，给他吃最硬的东西。”
我分析母亲不治的原因是肠子里面长瘤，不是吃坏的。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注释：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905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在日本军校期间，蒋百里、蔡锷、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1906年留学德国。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1913年6月18日早晨6时，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但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来佐藤屋登成为蒋百里的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
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23年同胡适组织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1937年9月，他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大利、德国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10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大宅院
管德的童年是在北京北新桥原王大人胡同（因明朝太监王承恩宅邸得名，现为北新桥三条）的一所宅院里度过的。
这所宅院是尹凤鸣购置的家产。管德还记得：
父亲对我讲过，在陆军被服厂任职的时候，他动了点脑子，经过套裁，一块布能多裁出好几套衣服。当时没什么公私之分，多裁出就算是他的，他的钱主要是在那个时期赚的。他当军官的时候赚的钱应该也不少，但他很不在意积攒，以后就没有了。买这些房子的钱全是在陆军被服厂任督办时赚的钱。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这是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宅院。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郊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史称“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1937年7月28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各部在北平郊外各战场上奋勇拼杀，伤亡惨重，被迫于当晚23时下令向保定方向突围。7月29日，北平沦陷。
管德回忆：
在我5岁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北京，日满铁看中了这个院子，买了去。说是买，但肯定给的钱很少，因为从北新桥搬出后，父亲又找了一个地方，就在鼓楼东大街的草厂胡同，用日满铁给的这些钱在那儿建了一所比原先那个院落小得多的房子，结果最后连油漆的钱都不够了。草厂胡同的房子我们住了30年，盖房子的木料一直都是原木色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房产被没收，新住户进去以后，才将门窗、木柱等油漆了。所以我分析日满铁是讹了我们家，没有按应得价值给钱，那个时候我父亲也不能惹他们。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这里讲到的日满铁是对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这是1906年日本天皇下诏书成立的一个殖民机构，总部设在大连，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但涉足于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也因此拥有极为显赫的权势。在偌大的北京城，能被日满铁看中，说明尹凤鸣购置的宅院不同一般。而挟占领者之威，没有无偿霸占，尽管利用强势“讹”了房价，非公平交易，但毕竟还是出了一笔钱，这也足以说明尹凤鸣影响之大。
管德还记得，在北平沦陷以后，母亲怕日本人发现家中保存的父亲在军队时的物品，把多套军装都烧掉了，还有一些铁的牌子，可能是肩章、奖牌、胸徽之类的，一并销毁了。
自1932年也就是管德出生的那一年始，尹凤鸣即彻底脱离军界，此后从不参与国民党军政方面的事，也绝不与日本人打交道。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中有不少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寺内寿一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899年11月21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第十一期步兵科（注）。但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8年中，尹凤鸣深居简出，从未与日本人来往，也从不议论时政。
管德回忆：
父亲每天就是养花，院子里养了很多花。在这一点上，他与吴佩孚不同。
1932年10月，吴佩孚离开成都，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受到张学良的优待，以种花、养鸟、著作、研究佛学安度晚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吴佩孚在北京常发感慨，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