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治疗活动

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时间就是我的学徒生涯。左右了我的兴趣和研究工作的是下面这样亟须解决的问题：精神病人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是个我当时并不了解的问题，我的同事们也没人关心这样的问题。精神病学的教师对于病人自身要说的话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只关心如何作出诊断或如何去描述其症状和编制出统计数字。从当时流行的临床观点来看，病人的人格及其个性，与他的疾病似乎是毫无关系的。医生们只是认为他们是一长列剪贴好的诊断病历及详尽记录的各种症状的病历卡而已。病人们按固定格式加以分类，诊断书上也盖上了橡皮图章，事情至此就算解决了。精神病人的心理状况如何，这不是医生该关心的范畴。

在这里，弗洛伊德的重要性便又显现了出来，特别是他在癔症和梦的心理学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我深受其影响。对我个人而言，他的观点指明了对个别病例进行密切调查和了解的通路。尽管弗洛伊德本人是个神经病学家，但他却将心理学引入了精神病学之中。

时至今日，我还能十分清楚地回想起那时候引起了我极大兴趣的一个病例。一位年轻妇女由于患“忧郁症”而被收纳进这所医院。医生同往常一样对她进行了仔细检查：询问了既往病史，进行了各种检验及体格检查，等等。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

起初我对这个诊断深信不疑。而且我还是个年轻的新人，身为一名初学者，我更不敢鲁莽地提出其他的诊断可能。但是这个病例却让我觉得十分奇怪。我怎么看也不觉得她是那种精神分裂症患者，她更像是一般性的抑郁症患者，于是我便决心施用一下我自己的治疗方法。那时候，我正致力诊断性联想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便着手与病人进行了一次联想实验。除此之外，我还与她一起讨论她所做的各种梦境。我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揭示出了她的过往，也弄清了既往病史所没有弄清楚的地方。我直接从潜意识中获取了部分信息，而这种信息又预示着这是一件颇为凄凉的事情。

在这位女士结婚以前，她曾结识过一位男人，一个富有的大企业家之子，他是邻近地区所有姑娘们感兴趣的对象。这名女士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她长相出众，她便认为自己能获得他的青睐。但他的表面反应让她觉得没有任何希望，于是她便嫁给了别的男人。五年之后，一位老朋友前去拜访她。他们一起谈起了这些往事，她的朋友告诉她说：“在您结婚之时，您那位某某先生（那个富有的大企业之子）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从那一刻起，她的抑郁症就开始出现了，几周之后便导致一场灾难事故：

她正在给她的子女们洗澡，先给她四岁的女儿洗，然后是她那两岁的儿子。她住在乡下，那个地方的水源并不是十分干净卫生的；饮用的水倒是好的泉水，但洗澡和洗衣服却用的是河里的脏水。在她给这小姑娘洗澡的时候，她发现孩子啜那块脏海绵，可她却忘记了要去制止，她自己还给她那小儿子舀了这种脏水喝。自然，她这样做全是潜意识的，或者只是半意识下的行为，因为她的脑海里已受到抑郁症的影响了。

一段潜伏期过后，她那可怜的女儿得了伤寒病，很快就死掉了。那小姑娘是她的掌中之宝，那小儿子倒是侥幸没有受到感染。在那时候，抑郁症到了急性阶段，这位女士便被送了进来。

从这一联想试验里，我得出了她是一个谋杀犯的结论，同时她那秘密的详情，我也完全了解了，这就是她那抑郁症的重要原因。从本质上来说，她是一种心理发生性扰动，而不是精神分裂症。

那么，该采取怎样的治疗措施呢？直到这时，这位女士还一直被注射麻醉剂以克制她的失眠症，同时还有人监守她以防止她企图自杀。此外，在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措施了。从体质上说，她的健康状况良好。

我现在面临着一个抉择：我要不要公开地跟她说明呢？我应该负担起这主要的责任吗？对我自身而言，我遇到了职责上的矛盾冲突，这在我的经历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有一个良心方面的问题须加以回答，而且我必须自己解决它。我要是就此去问我的同事们，他们会警告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种事情可千万别说给这位女士听啊。这会让她更疯的。”但就我看来，可能效果正好相反。而在心理学上也并不存在明确的法则。一个问题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之道，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将潜意识的各种因素考虑其中。虽然我深知自己所冒的风险有多大，若是这病人病情加重，我便会陷入更大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虽然这样，我仍然想试一试这一结果难以预料的治疗方法。我把我通过联想试验所了解到的一切全告诉了她。我这样做，其困境之大自然是可以想象的——断然地指责某人是个杀人犯，这并非小事。对于必须听取并接受这种指摘的病人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但结果却是，待了两周，她便病愈出院了，此后她再也没有进过精神病院。

关于这个病例，我对我的同事们始终守口如瓶。有一个原因让我不得不这样做——我担心他们会对这件事加以讨论并有可能引起法律诉讼。当然了，对这位病人不利的证据倒是未必会有，然而进行这样一种讨论对她来说却可能是灾难性的。命运对她施加的惩罚已足够了，她完全可以回到生活中去赎罪，这样才富有意义。在她出院时，她是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离开的。她必须要背负这个负担。失去孩子对她已经是很残忍了，而她的赎罪行为在她患了抑郁症时就已经开始了。

在精神病学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病人来就诊时肯定有一个没有能够讲出来的故事，而这个故事通常来说都是只有病人自己知道的。我觉得，只有对这一完全纯属个人的故事进行调查，对病人的治疗才算是真正开始了。这是病人心中的秘密，这秘密是治疗病人的关键所在。可以说病人自己就是掌握这个病症的钥匙。而身为医生的职责就是去找出弄清这个关键的办法，光是探讨意识方面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进行联想试验则可能打通这条道路，对梦境进行阐释或与病人进行长期而耐心的富有同情心的接触也同样地奏效。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任职于精神病学讲师一职，也是在这一年，我当上了大学精神病院的高级医生。这一职位我担任了四年时间。尔后，在1909年，我选择放弃了这一职位，原因是我在工作上得不到我想要的挑战。在这些年里，我私下里给许多人看过病，而对日常的工作也就兴趣大减。然而我却保住了教授之职，直至1913年为止。我讲授心理病理学，也同时讲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课程及原始心理学。这些便是我所主讲的科目。在前几个学期里，我主要讲授催眠术、雅奈和弗劳内伊的理论。到了后来，我主要讲授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了。

在讲授催眠术时，我往往喜欢给学生进行示范，我会找一些病人的既往病史进行详细询问。有一个病例我至今仍然记忆深刻：

有一天，一位老妇人前来就诊。她刚到五十八岁，拄着拐棍走进来。她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跟来的还有她的女仆人。她左腿瘫痪，麻痹了十七年之久，我让她坐在一张相对舒服的椅子上，然后便开始询问她的病史。她开口给我讲了起来，但这整个病史是多么可怕啊——她从得病之初讲起，那漫长的故事极为详细地讲了很久，一面讲一面哭。到最后，我打断了她的话说：“嗯，好吧，我们先谈到这里。我现在就给您进行催眠。”我的话音未落，就听到了浅浅的呼吸声，她已经闭上双眼进入了深深的沉睡之中。我还没有进行催眠啊！我吃惊不已，但却没有搅扰她的安睡。她仍然继续说着话，而且还讲到令人惊异的各种梦境，这是代表着潜意识的极为深刻的体验。然而，很久之后我才弄懂这些。我当时是觉得她是处于一种神智昏迷状态。但这使我很不舒服。当时有二十个学生在场，而我正想展示我的催眠呢！

这种情形维持了半小时左右，我想将她从睡梦中唤醒，可是她怎么也醒不过来。我震惊了：我立即意识到，有可能我无意中深入到她那潜伏的精神病之中了。我又花了大约十分钟才将她唤醒。与此同时，我也不想让我的学生们看出我的紧张来。当这位妇人醒过来后，她觉得头昏脑涨。我尽力使她平静下来，并对她说：“我是医生，您一切正常。”听到这话，她大声喊道：“我的病好啦！”随后便扔掉拐棍，开始大步走路了。我尴尬极了，面红耳赤地对学生们说：“你们现在该看出催眠术的奇效了吧！”而事实上，我却根本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了。

在促使我最终放弃催眠术的经历中，这就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是那妇人确实病愈了，而且是兴高采烈地离开的。我告诉她让我获悉她后来的情况，因为我当时猜想最迟过了二十四小时之后她就会重新拄着拐杖。可是她的老毛病却没有再犯，虽然我心里怀疑万分，但是却仍然得接受她确已被治好了这个事实。

第二年暑期那个学期，在我进行首次授课时，她又来了。这一回，她絮絮叨叨地说自己背部剧痛，而这，据她说，也是最近才开始有的。很自然，我自问道，这是否与我重新开始讲课有某种关联呢？没准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吧。我问她这疼痛发生在哪一天？又是为什么导致的。可她回想不起来在什么特定的时间她发生过什么事，也提不出一点儿解释生这病的原因。我只能根据她的表现得出这样的结论，她这背疼正好发生在她在报纸上看到这则通告的那个时刻。虽然我的猜想是对的，但我仍然不明白那奇迹般地治愈了她的病的原因。我再次对她催眠，而这次她仍然自动地进入了昏睡状态，醒来后她的背疼便没有了。

课讲授完后，我挽留她，想打听一下有关她生活的更多情况。结果我得知，她有一个弱智的儿子，正好在这所医院我所在的部门接受治疗。我并不知道这点，因为她跟随她第二个丈夫的姓，而她的儿子却是跟随她第一个丈夫的姓，这孩子是她的独子。因此，她很希望这孩子会是一个才华出众且事业有成的人，可惜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得了精神病，这对她打击很大。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生，并代表着她希望她儿子所成为的一切。她热切地渴望成为一位英雄的母亲，因此便把希望转到了我身上。因为她内心已经认定我是她的儿子，还到处宣扬我治好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