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期

I

十一岁那年，对我意义重大，因为那时我被送进了巴塞尔念高中。这样，我就离别了那些乡村的小伙伴们，真正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大城市”。那里有许多有权势的大人物，他们的权势比我父亲大多了，他们住在宽敞高大的房子里，乘坐着最讲究的豪华马车，讲一口优雅的德语或法语。他们的子弟们，衣着讲究，风度翩翩，口袋里塞满钞票。这些公子哥儿就是我的同学。我听他们吹嘘着到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形，有人还炫耀去过大海边，我的心头交织着惊异和妒忌，这种隐蔽的情绪让我自己感到恐惧。他们曾经爬上苏黎世附近“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见过大海，这让我简直目瞪口呆。我不眨眼地盯着他们，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我毕生都无法到达、白雪覆盖的光辉灿烂之地，来自那遥远而神秘的大海。那一次，我才意识到我家是多么贫穷！我的父亲只是一个穷困的乡村牧师，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牧师的更穷的儿子，他穿着打了洞的鞋子，在学校一坐就是六个小时，袜子湿了没有换的。我开始用与以往不同的眼光看待我的父母，开始懂得他们的甘苦。尤其是父亲，我非常同情他，而奇怪的是，对母亲的同情显然就少些。我总觉得她比父亲强势。可一旦父亲情绪不稳，朝她发火时，我又总是站在她的一边。这种必须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的情形对我性格的形成是不利的。为了从他们的冲突中解脱出来，我必须充当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万般无奈地判断起父母的是非对错来。这使我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妄自尊大，我的自信本来就不稳定，现在更加如此，它一会儿膨胀，一会儿收敛。

我九岁的时候，母亲生了一个小女孩。父亲非常激动，他高兴地对我说：“今天晚上，你多了个小妹妹。”而我则大吃一惊，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察觉。母亲比平时躺在床上的时候多，可我根本没有看出什么来。我觉着，不管怎样，她卧床不起实在是一种无法原谅的虚弱。父亲将我领到母亲床边，她抱出一个看起来特别让人失望的小东西：一张红红的、满是皱纹的小脸，就像老年人一样，眼睛闭着，像一只瞎眼的小狗。背上长着一些长长的红毛，它不会长成猴子吧？我觉得很迷惘，又有点讨厌，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难道刚生下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吗？听大人说婴儿是鹳送来的，那么小狗和小猫的崽儿们又是怎么样来的呢？在那一窝崽儿生完之前，鹳鸟得来回飞多少趟呢？那么母牛也会是这样的吗？我根本想象不出鹳鸟用嘴叼着一整头牛犊的情形。我记得有一个农夫曾说过，母牛产仔，并不是由鹳鸟叼来的。那么显然，这个故事是大人们强加在我身上的众多谎言之一了。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件我不该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出现让我有一种朦胧的不信任感，使我的好奇心和观察欲变得更敏锐了。母亲随后的一些古怪的反应也证实了我的猜疑：某种令人抱憾的事与这次生育有关，否则的话这件事就不会这么令我伤脑筋了，虽说它确实让我十二岁时的体验更加深了一层。

母亲有种讨厌的习惯，就是当我应邀外出的时候，她总是追在屁股后面大声地唠叨个没完。我要穿着最好的衣服，皮鞋擦得锃亮，还要举止得体，注意自己的形象。因而让人们在大街上听见我妈在身后喊出的那些不光彩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擦擦鼻子——带手帕了吗？洗过手了吗？”这些叮嘱常常让我感觉难堪。当我出于自尊和虚荣，小心翼翼地要呈现出一副尽可能无可挑剔的形象时，那种伴随着我的妄自尊大的自卑却又这样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非常不合时宜，因为这些场合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在去做客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将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穿上节假日才穿的衣着。然而，我一看见我要访问的那幢房子，画面就变了，然后一种对那家人的豪华和权势的感觉就压倒了我。我害怕起来，感到自己的渺小，恨不得能钻进地下几丈的深处。当我按门铃时，这种害怕上升到了极点。在我听来，房内的铃声就像噩运来临的丧钟一般。我感到胆怯，如丧家之犬般惶惶不安。母亲事先为我作了周到的准备，反而使事情更糟。然后铃声会在我耳际提醒着：“我的鞋是脏的，手也是脏的，我忘记了带手帕，脖子也是黑乎乎的。”出于一种挑衅，我故意不把父母的问候转达出来，或者举动带有不必要的害羞和固执。如果情况更糟，我就会想起我藏在顶楼上的秘密，随即我就会再度平静下来。在我百般无助之时，我会想象我是另一个人，那个拥有那不可侵犯的秘密的小人，那个有自己的黑石头和穿着长袍戴着高帽的小人。

我已经无法回想起在童年时期我是否曾想到过那些：在耶稣——或那个穿黑长袍的耶稣会会士——那些穿着斗篷戴着高帽子站在坟墓边的人们、草地上坟墓般的洞穴、男性生殖器的地下神殿，以及我那铅笔盒里的小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有关酒神祭典游行时抬的阴茎像的神的梦是我的第一个秘密，小矮人是第二个秘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朦胧感觉到的在那块“灵魂石”和代表着“我本人”的那块石头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

直至今日，在我八十三岁写下毕生回忆之时，我也从未将缠结在我最早回忆上的结解开。最早的回忆就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长出的几株嫩芽，更像在一条潜意识发展的进程中的一个停靠站。虽说我总是不能对耶稣采取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我却记得，从我十一岁时起，关于上帝的观念开始逐渐令我产生了兴趣。我开始祷告，这多少令我满足，因为那是种没有矛盾的祈祷。上帝不会因为我的不信任就变得复杂。而且，他不是个穿黑袍的人，不是画上的耶稣，画上的耶稣服饰华丽，人们对他的举止司空见惯。相反，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们无法对它形成一种正确的概念。固然他看起来更像一个非常有权势的老人，但我却感到极其满足：“你不应成为画像，也不能是任何一种比喻。”因而人们对待他就不能像对待耶稣那样随意，耶稣已经不再神秘。与我在顶楼上的秘密的某种类推开始使我有了悟性……

学校开始令我厌烦。它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我宁可用这些时间来绘画战役和玩火。神学课枯燥无比，而上数学课又让我彻头彻尾地感觉到恐惧。老师宣称，代数是一门完全自然的事情，言下之意，它似乎很容易学，但我对数字简直是一窍不通。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也不是化石，甚至不可能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事物，它们只不过是一些由计算产生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现在又是由字母来代表着，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而可以说有可能听见它们。而奇怪的是，我的同学们能够驾驭它们，而且认为了解它是自然而然的事。谁也不能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也说不清我想知道些什么。糟糕的是，我发现没有人能理解我的困难。我必须承认，我的老师已经竭尽所能来教我，这种将可理解的量化为声音的奇特运算的目的何在。最后我终于领悟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约分的体系，在这体系的帮助下许多量能够被置于一个简短公式之中。

但我对这一点也同样产生不了兴趣。我觉着那整个事完全是任意为之。为什么这个数字应该由这种声音来表示？人们完全可以用苹果树来表示a，用梨树来表示h，用个问号表示x。a，b，c，x，y，这些并不具体，它们像苹果树一样，并不能向我解释出数字的实质。但最令我恼怒的是这样一个定理：如果a＝b而b＝c，那么a＝c，在这儿，从定义上我可以确定，a不同于b，所以它们显然不是一回事，既然不同，a因而也就不能与b相等，更不用说与c相等了。如果要谈相等性的问题，你就说a=a，b=b不就行了。这一点我可以接受，但是a＝b在我看来却是谎言和骗局。我更感到气愤的是，当老师公然不顾他本人有关平行线的定义，说它们在无穷大时相遇，我恼怒至极。我甚至觉得，跟愚弄农夫的愚蠢把戏相比，这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我不想也不愿参与其中。我的智力和道德都拒绝这些儿戏般的自相矛盾，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使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数学。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固执的感觉，即如果当初我也像我的同学那样，能够毫不费力就接受a＝b、太阳＝月亮或狗＝猫这一定理，那么数学就会将我愚弄一生——只有到八十四岁时才会幡然醒悟吧。纵观我的一生，始终有一个谜，即毫无疑问我能够进行正确的运算，可不知为何我永远也不能在数学领域中辨清方向。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自己对数学所具有的道义上的怀疑。

我只有在用特殊的数字值替代字母并通过实际计算来验证运算时，才能够理解方程式。在以后学习数学的进程中，通过抄录我并不懂的代数公式，通过记忆在黑板上的特殊字母组合，我多少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再往后，我就无法使用这种替换手段了，因为老师不时说道，“这儿我们写上某某式”，然后他就会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母。我压根都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用，不知他为何写——我所能看出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使他能将运算带到他觉得是满意的结论。我无法理解这些内容，并感到气馁，这吓倒了我，使我不敢问任何问题。

对我来说，数学课完全成了恐怖的折磨。这是我的一场灾难。其他的课程让我觉得容易和轻松，而且由于我有良好的视觉记忆能力，数学课上，我能长期蒙混下来，还每每得高分。但是我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着周围的世界产生的渺小感，在我身上生成一种不仅厌恶而且又难以言喻的绝望，这种感觉让我对学校失去了任何兴趣。此外，我还以完全无能为由免修了绘画课。这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一点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令我高兴万分；但另一方面又是个新的失败，因为我在绘画上还是有一些天赋的，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绘画是完全凭感觉而为的。我只能够画那些激发起我想象的人。但课堂上，我却只能临摹瞎眼睛的希腊神话众神，如果临摹得不好，老师则认为我需要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作为参照，于是便找来一只山羊的头像让我临摹，这让我感觉糟透了，这个作业也以失败告终，而我的绘画课也结束了。

除了数学和绘画的失败之外，我还有第三个不成功的领域：我从一开始就厌恶体操。我实在无法容忍别人告诉我该怎样做动作。我觉得上学是为学习而来，不是为了去练习那毫无用处和意义的杂耍。而且，由于我幼年的事故，我留下了此次事件的后遗症，我有某种身体上的胆怯，这种生理上的恐惧感让我直到年纪很大以后才彻底克服掉。这种恐惧感又相应地与对世界和前景的不信任联系了起来。固然，在我看来世界是美好的，也是值得人们去追寻的，但它同样充满着含糊而不可预知的危险。因而从一开始我便想知道，我要将自己托付给谁，我又将遭遇些什么。这是否也与我的母亲有关？因为她曾弃我几个月于不顾。如我将在下文述说的，当我的神经性昏厥开始发作时，医生便不允许我练体操了，而这点令我十分满意。我理所当然地摆脱掉那个负担——吞下又一个失败的可能。

在我看来，十二岁确实是决定命运的一年。1887年初夏的一天午后，放学铃声敲响后，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一位与我同路回家的同学。突然我被另一个男孩猛推了一把，我被击倒在地。我的头重重地撞在路旁边的石头上，几乎失去了知觉。接下的半个小时里我有点头晕目眩。在我被击倒的一刹那，一个念头迅速掠过我的脑际：“现在你不必上学了。”我只是失去了一半的知觉，但在地上比实际需要多躺倒了片刻，主要是为了对袭击我的男孩进行报复。随后有人将我抱了起来，送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那儿住着我的两个上了年纪的姑姑，她们当时仍然单身居住着。

从那以后，只要我被迫去学校或者父母让我做功课时，我的昏厥就常常发作。我记得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去上学，这是我感到快乐的时刻。这期间，我自由自在，好几个小时都沉浸在幻想之中，去水边或森林里玩，或者画画。我画了野蛮的战争场面，遭受攻击和焚烧的古城堡，或者画一页页的漫画。时至今日，我的头脑中也会在临睡前偶尔出现这些漫画的画面，不时变幻着的幸灾乐祸的人脸。甚至是一些我所认识的人脸，但这些人在不久之后便去世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能够埋头于那个充满神秘的世界里去。在那个王国有树木、河水、沼泽、石头和动物，以及父亲的图书室，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甚至觉得自己离开世人越来越远，而有种朦朦胧胧的内疚感笼罩着我。那段时间里我尽情地游荡，收藏东西，阅读，玩耍。但这并未使我更加愉快，我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意识到我其实是在逃避。

我完全忘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但我能深刻体会到父母的关心和焦虑，他们不停地去咨询医生。医生们抓耳挠腮，对我一筹莫展，只是建议我与在温特图尔的亲戚们一起度假。这个城市有个火车站，它让我十分着迷。但返回家之后，一切又都是老样子了。有个医生觉得我得了癫痫病。我了解癫痫病发作是怎么一回事儿，心中忍不住嘲笑这医生的胡扯。而父母却愈加忧心忡忡了。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我的父亲，他们在花园里聊天，我躲藏在灌木丛后面偷听，因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好奇缠住了我。我听见那个朋友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怎么样了？”“唉，糟透了！”父亲回答说，“医生搞不清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他们觉着可能是癫痫。这要是医治不好那就太可怕了。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可这孩子以后要是不能自食其力，那该怎么办呢？”

父亲的话如雷击一般震醒了我，这是与现实的冲突。“哎呀，我必须用功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这样的念头。从那一刻起，我成为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孩子。我偷偷离开了灌木丛，来到了父亲的书房，取出我的拉丁文法书，精神高度集中地拼命学习起来。十分钟以后，我的昏厥微妙地发作起来，我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下去，可是过了几分钟后觉得好了一些，又继续念书。“该死，我才不要晕倒呢。”我反复提醒自己。大概过了十五分钟，又一次昏厥的感觉向我袭来，这第二次发作也像第一次那样过去了。“现在你必须要用功读书了。”这样默念着，就坚持了下去，半个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三次发作，我仍然挺过去了，又学了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彻底赢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状况比前几个月还好，而且事实上发作也并未再次发生。从那一天起，每天我都学拉丁文法和其他教科书。几个星期以后我重返校园，此后，这病再也没有发作过，甚至在学校里也一样。一大堆戏法结束了。从这一件事，我知道了什么是神经症。

后来，我渐渐地回忆起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清晰地看到这整个不光彩的局面是我一手造成的。所以我从没有真正生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的气，其原因也就在于此。我知道，他是被“冤枉”的，整个事件是我的一个恶魔般的阴谋。我也知道，此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非常生自己的气，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知道，我对自己也不够公平，我愚弄了自己。这件事怪不得任何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能忍受父母对我的担忧，或者用一种同情的口吻对我讲话。

这神经症是我的又一个秘密，与之前不同，这是一个可耻的秘密，甚至是失败。然而，它却诱发出我身体中的一种异常敏感而又非同寻常的勤奋来。从这件事开始，我对自己认真负责起来，那种认真负责并不是为了讨好谁或者做做样子，而是为了自己成才。我每天五点钟按时起床学习，有时从凌晨三点一直学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在危机时期导致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迷恋，对寂寞的热情。我觉得，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又想沉浸其间进行深入的探究。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每一件东西都似乎栩栩如生，妙不可言。我完全沉浸在自然之中，好像浸入自然的精髓之中，脱离开整个人类的世界。

大约在同一时期，在我身上还经历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我从我们居住的克莱因-许宁根那儿上学的路出发，前往巴塞尔，路途并不短暂。有一回，我走在途中，转瞬间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觉得自己刚从浓密的云层中探出头来。我立即醒悟过来：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好像我身后有一堵雾墙，而在那堵墙后尚无一个“我”字。但在这个时刻，我碰见了我自己。在此以前我也存在着，但是这一切好像刚刚发生，而现在的我才知道：我现在是我自己，现在我存在着。在此之前我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这做那，现在我是按照我的意志去做。这个经历对我说来是那么重要和新颖：在我身上有了“权威”。说来也怪，在这一期间以及我的昏厥的神经官能症发作的那几个月里，我丧失了对顶楼上的珍宝的一切记忆，否则的话，我甚至那时就有可能会意识到，在我的权威感和那珍宝在我身上激起的价值感之间有着一种联系。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我对铅笔盒的一切记忆都已消失了。

大约在此时，我应邀与我家的朋友一起度假，他们家在卢塞恩湖边的一栋房子里。我觉得十分欣喜，那房子正好在湖畔边，此外，还有一个船库和一只划艇。主人允诺让我和他儿子使用这条船，虽然严厉警告我们不能够鲁莽冒失，但这还是让我很兴奋。但十分不巧的是，我不知道怎样驾驶这条威德令船（这是一种平底船），一般这种船都是站着划的。在家里我们有这么一条方头平底船，我们在上面玩弄了一切可以想象的花招。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到船尾上，用桨把船划进湖里。对房主而言，这显然十分过分，所以他用哨声将我们召唤回来，给了我一顿严厉的训斥。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确实做了他不让我们做的事，他的训斥十分合理。我完全没有回嘴的余地，但我仍然愤怒不已，这个肥胖、无知的乡下佬居然敢侮辱我。这时候的我不仅已经长大，而且是个重要的甚至是权威的人物，也本应该是一个有职位有尊严的人，而且又是一位老人，就更应该是被尊重和敬畏的对象。但是，怪异的事情就在此发生。在狂怒之中我突然有些踌躇，因为有个问题在我脑海中出现了：“不管怎样，你究竟是谁，你的反应好像说明，只有鬼才知道你是多么重要！可是你又知道他完全是正确的。你还不到十二岁，只是个学生，而他却是位父亲，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此外，他还拥有两栋房子和几匹骏马。”

这时，我觉得十分不解，我想我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学生，理解不了代数学，对自己没有丝毫把握；另一人则很重要，是个权威、不容小觑的人，就像这个制造商一样有权有势。这“另一个”是位生活在18世纪的老人，他脚穿扣形装饰鞋，戴着白假发，驾着一辆带有凹面后轮的轻便旅行马车，车厢四周挂着不少羽毛和带子。

这个念头源于我之前的一次奇特的经历。当我们住在克莱因-许宁根的时候，一天，一辆绿色古旧马车从黑树林驶过我们家。它是个真正的古董，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从18世纪驶来一样。我兴奋极了，见到它就忍不住惊呼：“是它！一点儿不假，它来自我的时代。”那感觉仿佛是我将它认出了一样，因为它与我心中驾驶的那一辆是同一型号。紧接着我又产生了一种奇特而伤感的情绪，就好像有人偷了我什么东西似的，或者说好像我被欺骗了——被人骗走了我那可爱的过去。这马车就是一件往昔的文物！我无法描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或者到底是什么如此强烈地感染着我：是渴望，是怀旧，或者是一种确认，它不停地说着：“是的，就是这个样子！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次经历也让我仿佛回到了18世纪。在我的一个姑妈家里，我曾见到一个18世纪的小雕像，那是件旧瓷土陶制品，由两个彩色人物构成。一个人像是巴塞尔市18世纪末的著名人物——老施蒂克贝克医生，而另一个人形象则是他的一个病人：她被刻画成闭着眼睛，伸着舌头的模样。这是一个出名的传说，相传有一天，老施蒂克贝克正走过莱茵桥，这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那个令人讨厌的女病人，她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又不停地向他哭诉。老施蒂克贝克非常不耐烦地说：“是的，你一定是哪儿不舒服。伸出舌头来，闭上你的眼睛。”女病人顺从地照做，老施蒂克贝克则赶紧跑开了，而那个女病人则一直伸着舌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惹得旁人大笑不止。

小雕像上的老医生脚穿扣形装饰鞋，神奇的是这鞋跟我的那一双居然是同一型号，或者可以说简直是一模一样。我确信：“这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使我激动起来。“哎呀，这肯定是我的鞋！”我还能感觉到这双鞋好像正穿在我脚上似的，对于这一怪诞的感觉我也不知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会出现在18世纪？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那段时间，我甚至将1886年经常写成1786年，每当这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旧情绪就压住了我。

自从在船上做的恶作剧以及之后受到的惩罚发生之后，我就开始不断思索这些互不相连的印象，它们渐渐形成了一幅图景：我生活在两个时代，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我困惑不已，脑袋充斥着沉重的感想，最后我倍感失望地意识到：不管怎样，而今我也只不过是个小学生而已，我理应受到惩罚，一个人的行为须和他的年龄相吻合。而另外那一个人纯是胡扯。我感觉，那应该是与我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到的有关我祖父的许多事迹相关联的。但是这也不完全对，因为祖父生于1795年，他是生活在19世纪的人。而且，他早在我诞生之前就已经去世很久了。我不可能与他是统一的。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这些考虑大多是从朦胧的模糊感觉和梦幻的形式出现的。我再也记不清当时我是否知道传说中的我与歌德的亲戚关系。然而我以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一消息最初是从陌生人那里听到的。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传言。

同年（1887年），一个美好的夏日，我于中午走出了学校，来到大教堂广场。天空湛蓝璀璨，让人心情愉悦，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教堂屋顶上金光闪闪，阳光从新铺的光彩夺目的瓷砖上迸发着光彩。呈现出一片绚丽的美景。我完全被眼前的一切征服了，我思索着：“世界是美好的，教堂是漂亮的，是上帝造成了这一切，他高高地坐在上方，在遥远的蓝天上有一个属于他的金色御座……”想到这里，我的思绪突然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孔洞，一种就要窒息的感觉缠绕着我，我感到浑身麻木不已，只是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能再想下去了！这太可怕了，我不能往下想，我知道某种我不愿想、甚至不敢靠近的东西正在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将犯下最可怖的罪孽。什么是最可怖的罪孽呢？是谋杀吗？不是，不可能会是这种事。最可怖的罪孽是反对神圣的圣灵，这是不可饶恕之罪。谁犯了这种罪谁就要遭天谴，永生永世遁入地狱，不得超生。如果被父母视如掌中之宝的我这个独生子，要被罚入地狱，受永生的惩罚的话，那他们一定会悲伤不已的。我可不能干这种事，让父母悲伤难过。我千万不能再胡思乱想了。”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从学校返家的路很长，我会一边走一边尽力思考着各种各样的事，那天我试图想些其他的事，但是我的思想总是反复地转回到那美丽的大教堂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方面。每当想到那里，我就像受了猛烈的电击似的，思想又再次飞到了别处。我对着自己自言自语：“别想它，不要再想它了！”好不容易回到了家，我的脑袋乱成了糨糊，疲劳极了。妈妈发现我有些不对劲，于是便问道：“你怎么了？在学校里出了什么事？”我想让她放心，便实话实说道，学校里没有什么事。我心里确实在想，要是我把我的胡思乱想告诉母亲，那可能会让我的心情平复许多。但要是真这么做了，也无法让我不去想那些事情。我要是把心里所想的全都说出来，我的母亲对我的话也完全不会起疑心，她也不可能知道我正处在多么可怕的危险之中，我已犯了不可宽恕的罪并一头扎进了地狱。我最终放弃说出真实想法的机会，并设法尽可能把自己的形迹掩盖起来。

那天深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那个我到目前仍不懂得的禁止去想的思想，一再冲击着我的头脑。我奋力抵挡它闯进来。后来的两天对我简直是一场折磨，我非常难受。母亲认为我病了。但我还是抗住了想袒露心声的诱惑，尽我所能不说出真相，免得父母陷入极大的忧虑之中，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帮助。

到了第三天晚上，这种折磨与时俱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但不多会儿就又醒了过来，发觉自己又去想那大教堂和上帝了。我差点又要接着想下去了！我害怕极了，觉得自己的反抗力越来越弱。我大汗淋漓，于是便在床上坐了起来，想驱走睡意：“这回事情严重了！我一定得想，一定得把它先想出个答案来。我为什么要去想我所不懂得的事呢？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己并不想去想，那关于上帝的事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谁要我去想呢？到底是谁想强迫我去想那些我既感觉不到，又不想去知道的事呢？这一可怕的愿望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有，我为什么应该是为此而受折磨的那个人呢？我一直是想赞美这个美丽的世界的造物主，我为有此无法估量的天赋而对他感恩戴德，那么，为什么我就得去想那难以想象的恶毒的事呢？虽然不知道这恶毒的事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不能也绝不该随便向这一想法迈近一步，因为这就要冒风险不得不立刻去思考它。而我并不想干这件事，可它却像噩梦一样跑到我头上来了。这样的事是怎么来的呢？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去干，可它还是发生在我身上了。为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来到这个世上是按上帝创造我的方式而来的。那就是我是按父母的样子这一方式而被创造出来的。或者说，难道我父母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吗？但是，我那善良的父母是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的。这样恶毒的想法是绝不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的。”

我发觉这样的想法荒唐极了。随后，我又想起了我的祖父祖母，我其实没有见过他们，只是从他们的画像中认识了他们。他们看上去那么和蔼仁慈，又值得人尊敬，这便足以驱除掉有可能归咎于他们的任何想法。我在心里把一长串所有不认识的祖先都想了一圈，终于想到了亚当和夏娃。一个决定性的想法就随之而来了：亚当与夏娃是最早的人类，他们由上帝直接创造而来，并没有父母。也就是说，上帝按照自己设想的样子创造了他们，他们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只能确切地像上帝创造他们的那个样子。因此，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可能各不相同。他们是上帝完美的造物，因为上帝只创造完美的东西，但是他们仍然犯下了原罪，做了上帝不愿意他们去做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如果上帝不给他们机会，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件事呢，他们本来不会干出这种事的。这件事也是很明白的，由于蛇的诱惑，而蛇也是由上帝创造而来的，而且是在亚当和夏娃之前就创造出来的，那么目的就非常明显了，上帝为了让它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而创造了它。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先安排好了这一切，为的是使人类的始祖不得不犯罪。所以，他们犯了原罪，那就是出自上帝的本意。

这一想法立刻使我从最大的痛苦折磨中解脱了出来，因为我现在知道，是上帝本人把我放进了这种痛苦情境之中。起初，我并不清楚是否是他有意要我犯这罪孽或是不犯下这罪孽。我不再去想进行祈祷去求得启示了，因为上帝没有顾忌我是否乐意而将我安排在这个情景之中，然后就扔下我不管不问，甚至任我自生自灭。我确定无疑地认为，我得亲自弄清楚他的意图并独自找到一条出路。因此，另一个问题出现了。

“上帝要的是什么呢？是行动呢，还是不行动？我需要立即找出上帝要我做的是什么，而且越快越好。”当然，这一点我十分清楚，按照通常的道德来看，避免那样的罪孽，那是一定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不过我也清楚，我可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我无法安眠，憔悴不堪，身体也越来越虚弱，我不得不告诫自己，这样想便无异于将自己束缚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是，除非我懂得了上帝的意志和他的意图，否则我可不想就此罢手。因为我现在可以确定，他就是这个终极性问题的提出者。特别奇怪的是，我竟然从来没有考虑过，魔鬼可能也正在捉弄着我。那时，与强大的上帝相比，魔鬼在我的精神世界中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我完全将其忽略不计了。因为我觉得，他与上帝简直没有丝毫的可比性，太微乎其微了。大约自我从迷雾里钻出来并意识到自己的那一刻开始，上帝的统一性、伟大和超人的威严便开始萦绕于我的想象之中。从此之后，在我心中，别的疑问一扫而光，只剩下上帝本人正安排对我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考验以及是否能通过考验完全取决于我对他的理解是否正确。毫无疑问，我深知，最终我将被迫得坚持不下去，被迫得屈服让步，但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即使真的发生了，我也要弄清楚，因为我永生的灵魂的拯救全在这里面了。“上帝知道，尽管我就要被迫犯下这不可饶恕的罪，我也无法支持下去了，可他仍然不来帮助我。他什么都知道，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去掉我这一难以抗拒的冲动，可显而易见，他并不准备这样做。难道他是希望借此来考验我吗？所以，他才让我干这种违背我个人的道德判断的事，干违背我所信仰的宗教教导的事，甚至还干违背他订下的戒律的事，以此考验我。这对我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我要用全身之力才能抵挡的事，虽然我害怕下地狱不得永生。是否上帝希望看看我会不会服从于他的意愿呢？这极有可能就是答案了！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推测，且有可能是错误的，我还是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这一推理。我必须得再次从头至尾将它细想一遍。”

我再次彻底地想了一遍，可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同的。“很显然，上帝要考验我的勇气。”我想着，“假若是这样的话，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他就会给予我恩赐和启示。”

我鼓起了勇气，仿佛全身之力只在此一搏，更像是准备去蹈地狱之火一般，这时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我看到了那座大教堂，那蔚蓝的天空。上帝依然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金色的宝座上，高高在上，远离尘世的喧嚣。我往下看，看到宝座的下面有一块巨大无比的粪块正掉下来，落在那闪闪发光的新屋顶上，粪块碎裂了，同时把那大教堂的四壁也砸了个粉碎。

原来如此。一种巨大的、难以言传的如释重负之感传遍我的周身。我原以为会遭受到上天的谴责，但却意外获得了恩典，而随之而来的恩典是我从未体味过的，有着说不出的极乐之感。因为幸福和感激不尽，我流泪了。我既已服从了他那不可抗拒的威严，上帝的智慧和仁慈便显现了出来。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以前所不明了的许多事情，现在也变得清楚多了。我了解了父亲所不明白的事，我想道：他体验不到上帝的意志，他还以最好的理由并出于最深的信念而反对它。而这便是他从未能体验到那治疗一切并使一切变得可以理解的恩典的奇迹的缘故，他将《圣经》的“十诚”看作自己的行动指南，他信仰上帝，但只以《圣经》所指示的方式和他的先人所教导他的方式来信上帝。可他并不知道，在上帝的《圣经》和上帝的教堂之上，站着一位全知全能、正在眼前的活的上帝，人们被他召唤而来，分享自由，人们因他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原有的信仰，并毫无保留地执行他的指令。在他对人的勇气进行考验时，上帝反对恪守种种传统，而不论其是何等神圣。他全知全能，所以他便会考虑到，在对勇气进行的这种种考验里，绝对不会造成实质是邪恶的结果来。一个人要是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他便可以确信，自己正走向正确之途。

亚当和夏娃也是上帝用这种方式来创造的，好使他们不得不去想他们所确实不愿去想的事。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是否会恭顺服从。而他同样也有可能让我做某种事情，而这件事是出于传统的宗教方面的理由而不得不加以拒绝的事。我只有恭顺地服从，才能获得恩赐，而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就知道上帝的恩赐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人只能完全献身于上帝，只能执行他的意志，此外，别的事都是次要的。不然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愚蠢而没有意义的。从那时起，每当我体验到了上帝的恩赐，我便真正地开始负起责任来。上帝为什么要弄脏他的大教堂呢？产生这个想法是很可怕的。但随后，我便想明白了，上帝很有可能会成为某种可怕的东西。我体验到了一种阴暗而恐怖的秘密滋味。这个秘密使我整个一生罩上了乌云，我愈加地郁郁寡欢了。

我也能感觉出，体验也使我更感自卑。我觉得，自己是个魔鬼，或者是个笨猪，或者是个极为堕落的人。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我就开始翻阅父亲的《圣经·新约》，以某种心满意足的心情读着描写法利赛人和收税官的段落，还有“堕落的人是上帝的选民”的段落。这些描写使我获得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那不公正的管家受到了称赞，而信心发生动摇的彼得也被委以传教的重任。

在我看来，我的自卑感越强，上帝的恩赐就变得愈不可理解。归根到底，我从来没有自信过。有一次母亲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她曾对我说，“你一向是个乖孩子。”我当时并没有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乖孩子？这使我感到新鲜有趣。我往往认为自己是个堕落又远不及他人的人。

有了上次的关于上帝和大教堂的经验，我终于有了某种属于我那了不起的秘密的一部分了。这仿佛像是我曾经说着，上天会砸下石头来，而这石头终于落在了我口袋里一样。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使人觉得可耻的体验。我深陷某种不好的、邪恶的、阴暗的事件之中，但同时，这又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有一种想要一吐为快的冲动，但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要讲些什么，而只是想暗示，我身上有某些古怪的事发生。我很想弄清楚，是否别人也经历过相似的体验，可是在别人身上，却从未发现有过一丝一毫这种痕迹。结果，我就又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觉得我既是得不到上帝的恩宠者，又是上帝的选民，既是被诅咒者，又是受到祝福的人。

而且，我是绝对不会直接说出以下秘密的，就像我不会提到梦见的地下庙宇里的阴茎，提到我所雕刻的小木人一样。实际上，直到我六十五岁那年，我才跟人说起过有关梦见生殖器的事儿。我也许还跟妻子谈到过一些别的经历，但这也是晚年才发生的事。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有着严格的禁忌，这便是我自小便承袭的信仰，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谈起它们。

我的青春期有很多个人的秘密。这些秘密让我承受了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在这些年中我所取得的一大成就是我抵制住了想要将它与别人谈一谈的诱惑。也就是说，我同世界的关系的格局在那时就已经预定好了，今天仍跟以往一样：而今我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原因就是我了解一些事情，还一定会把别人所不懂得的且往往甚至不想知道的事情加以暗示。

在我母亲的家族成员中，有六位是牧师，而在我父亲一边，不但父亲是牧师，我的两个叔父也是。因此，我便有机会听到许多宗教方面的谈话、神学方面的讨论以及布道演说。每当他们在我身边热情谈论时，我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对，对，这一切太美妙了。但我内心的那个秘密会怎样呢？这可是个天大的秘密。你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你们并不知道上帝逼着我做错事，逼着我去想令人憎恶的东西，这样才能让我体验到他的恩惠。”其他人所说的一切完全言不及义。我想着：“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得有某个对此多少懂点的人吧，可能真理就在某处。”我翻遍了父亲图书室的所有藏书，只要找到有关上帝、三位一体、灵魂、意识的书便急不可待地读了起来。我贪婪地读啊读，可是读过后却收获甚微。我不断地在想：“他们也不懂啊。”我甚至还读过父亲的路德派《圣经》。很不幸的是，对约伯所作的传统性的“训导式”解说让我倒了胃口，很快我打消了阅读本书的兴趣。但我在它里面还是找到了些许的慰藉，特别是在第九章的“诗篇”大约三十页的内容里的一句话：“尽管我用雪水清洗了自己……但您却将我再扔进了烂泥坑里。”

后来，母亲跟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事情并非如表象般简单，其实我是为这秘密而冥思苦想。在这种时候，我的内心是奇异地心安理得和平静的。犹如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冥想一样。它总会使我从所有的一切怀疑里挣脱出来。每次我一想到自己就是石头，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便停战了。“石头安全无害，它没有想沟通的冲动，千百年来一直岿然不动。”我想着，“与它相比，我只是一种会消逝的现象，我会爆发各种各样的情感，就跟火焰一样，很快亮了，很快灭了。”我自身不过是各种情感的汇集，而我身上的那个“别的”东西却是那个永不毁灭的石头。

II

那时候，我深切地怀疑父亲所说的一切。每当我听到他做有关上帝恩惠的布道，颂扬上帝的恩泽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想起自己的体验。他所说的一切听来显得陈腐而空洞，就像讲一个道听途说而来的故事一样，可能连他自己也未必会相信。我很想帮助他，却又找不到办法。此外，我还非常怕羞，不敢将我的体验告诉给他，也不想插手他个人的事情。而且我也知道自己年纪太小，并不适合做这样的事，另一方面又害怕，使用“第二人格”给了我以启示的这种权力。

直到我十八岁以后，我与父亲进行了许多讨论，在私底下我希望能够让他懂得有关上帝恩惠的奇迹，从而使他减轻内心的苦痛。我深信，若他能同我一样严格执行上帝的意旨，一切便会好起来。但我们的讨论最终总是以不愉快而终结。这些讨论往往会刺激他，他也因此会更加伤心难过。“胡说八道？”他总是习惯性地说，“你总是在想。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而是要相信。”我接着会想：“不对，一个人必须经历过了才会懂得和相信。”但我嘴里却说着：“那请把这种信仰给我吧。”这时，他便会耸耸肩，万般无奈地转身离开了。

我开始交起朋友来了，他们大多数是些和我一样出身淳朴又腼腆的男孩子。我的学习成绩也渐渐好了起来。在而后的几年，我的成绩还一度名列榜首。然而，同时我又观察到，成绩低于我的同学开始妒忌我，他们还想抓住每一次机会，以此来超越我，这让我感到很不愉快。我不喜欢竞争，而要是有人玩起太富于竞争性的游戏，我便会拒绝加入。从那以后，我的成绩一直名列班中第二名，这让我觉得愉快多了。学校的功课也开始让我觉得厌烦，因为我不想通过竞争而取胜。有不多的几位老师对我表示了特殊的信赖，这些人我至今满怀感激地铭记于心。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回想起我的一位拉丁语老师。他原本是一位大学老师，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碰巧，我六岁时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拉丁文了。于是，这位老师便不让我坐在班里听课，他还经常带我去大学的图书馆里。在他有事无法离开时，便由我代他去借书，我非常乐意这样做，并一头扎进书里读了起来，甚至在回去的路上也尽可能地把时间拖长。因此，我留给大多数老师的印象是既蠢笨又狡诈的。学校一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便首先想到了我，我也习惯于成为那个被怀疑的对象。例如同学吵架，我便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挑动者。而其实，只有一次我卷入了吵架之中，也是因为那一次，我才知道有一些同学对我抱着敌对的态度。有七个人甚至埋伏起来等着我，还突然向我攻击。那时我十五岁，长得又高又壮了，并很容易火冒三丈。我突然发起怒来，抓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两臂，把他甩得团团转，用他的两条腿把其余几个打倒在地。老师们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我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处罚，而在我看来那是不公正的。从那时候起，便无人理睬我了，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了。

招来敌人并被人不公平地对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不知为何，我却觉得这并不难于理解。受到了指责，我自然无法无动于衷，甚至常常气愤不已，不过我却无法否认这些对我的指责。毕竟我对自己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而我所知道的这一点又是如此矛盾重重，因此，扪心自问，我也确实无法否认任何的指责。而其实，我的心中上总有一种负罪感，并意识到我有实质性的和潜而未发的种种过失。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别人的责备就越发敏感，因为所有这些责备或多或少地点到了我的痛处。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去干那些勾当，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真的不会去干这些事，没准我真有可能会干这种事。我甚至还列过一张表格，将所有被指控的事一一列举，逐条辩护，以备万一我被指责干了什么事。要是我确实干了什么错事，我反而会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我至少能知道自己感到问心有愧的原因。

很自然地，我会通过表现出外表的稳重感来补偿我那内心的不安。或者换句更好的话，不用我的意志去干涉，缺陷便自会弥补好自身。也就是说，我发现自己是有错的人，但同时却又希望自己清白无辜的。在我内心意识的深深某处，我早已知晓自己是个有两重性格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这是个在上学读书的人，他并不太聪明，但专心致志，刻苦勤奋，每天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另一重人格，则是个大人，一个年岁很大的老人，他多疑世故，不轻信任何人，远离人世，却接近自然，接近地球、太阳、月亮、天空和一切生物，尤其是接近夜晚，接近梦中，接近“上帝”直接地作用于其身上的各种事情。这里，我把“上帝”放入引号之内。因为就如同我自己一样，大自然也是被上帝所创造而来的，但显然的，它并非上帝，它是按照上帝的想法创造而来的。谁也说服不了我，说“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只用到了人的方面。实际上，我觉得，高山河湖、花草树木及各种动物远比人更能体现出上帝的本质，而人却穿着那些古怪可笑的衣服，心地卑鄙，爱好虚荣，假话连篇，自私可憎。所有这些特色对我来说都是如此熟悉。而我本人，就是说的我的第一人格，即一个生活在1890年代的学生。此外，还有另一个王国存在着，这个王国就像一个神殿，每个人都会发生改变，一旦他进入神殿之中，他将会看到整个宇宙和他自己已经遗忘的事情，而这些都会突然令他深受感动，因而他也只能惊叹赞美不已。在这里居住“另一个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隐身的、具有个人的但同时又是超乎个人的秘密。在这里，任何东西都无法将人与上帝分隔，的确，这就如同人的心灵与上帝一起俯瞰大千世界一样。

我在这里一句一句地展示的，是我当时从未意识到的某种东西，但我却以一种压倒一切的预感和强烈的感情而感觉到它的存在。在这种时候，往往只能发生在我独自一人时，只有这时我才能慢慢进入到这种状态之中。也只有在这时，我才知道我配得上一个真正的人，也称得起自己。因此，我追求这“另一个人”，即第二种人格的安宁与孤独。

我的整个一生都贯穿着第一种人格和第二种人格的两种力量的作用和反作用，但这却与“分裂人格”或与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没有半点关联。相反，在每个人身上，它都会发生。尤其是信仰宗教的人，因为宗教历来提倡人的“内在性”，这便是第二种人格。纵观我的一生，第二种人格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而我总是尽力为从内心深处向我走来的一切腾出地方。第二种人格是一个典型性的形象；但只有极少的人才能洞察。大多数人无法知晓。

教堂逐渐变成了一个让我倍感煎熬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人竟敢大声谈论有关上帝、他的意旨和行为的布道。我忍不住要说：“这非常无耻，会众被劝诫说，他们应有那些感情并相信这样一种秘密：我知道，这种秘密就是最深奥的，它深藏于内心最深处，它是一种无法用单个词来加以表达的东西。而从这些人的行为中，我能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人会懂得这一秘密，甚至连牧师也一样，因为，没有人会敢于在公众面前泄露上帝的神秘性，敢于用那些陈词滥调和多愁善感的话去亵渎这些无法言传的感受。除此之外，我确信，以这种方式去接近上帝是错误的，因为从我自身的经验里得知，这种恩惠只赐予那些毫无保留执行上帝意志的人。这一点也是从布道坛上说出来的，但向来总是假定，启示的做法能使上帝的意志变得明白易懂。另一方面，对我个人而言，这反而成了一切事情中最含糊和最不可知的东西。我发觉，人们似乎将这变成了某种任务，即每天去探讨上帝的意愿。我没有这样做，但我确信无疑的是，如果一旦这样做的急切理由出现时，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第一人格占去我的大量时间。它经常使我觉得，宗教戒律正被用来代替上帝的意志，这实在出乎意料，十分使人吃惊，这样做就是免去人们理解上帝的意志的必要性。我的怀疑越来越多，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那些牧师的布道词也越来越让我觉得毫无用处，甚至令人十分难堪。我周遭的人们似乎觉得这些莫名其妙的布道隐语是合乎情理的，也觉得从它里面散发出来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话是正确的。他们不动动脑筋就囫囵吞下所有这些错漏百出的说法，譬如上帝是万能的，因而预见到了所有的人类历史。他确实创造了人类，并禁止人类犯罪，甚至要以地狱之火永世惩罚他们，但人类还是会犯罪，等等。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魔鬼在我的思考中没有起过丁点的作用。在我看来，魔鬼不过是一条被一个强有力的人用铁链锁了起来的看门恶狗而已。对于这个世界负责的，除了上帝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神，而且我知道得很清楚，上帝是十分可怕的。每当父亲在其富有感情的布道词中提到“仁慈的”上帝，并赞扬上帝对人类的爱，还劝导人们对上帝予以回报的时候，我总是禁不住怀疑，不安感也随之增强。“他确实懂得他正谈论着的事情吗？”我想道，“他会将我，他唯一的儿子，像以撒一样，用刀杀死以作人的献祭吗？也许，他会将我送交到一个不公正的法庭，然后就像耶稣那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会，他做不到。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他是执行不了上帝的意志的。这种意志，正如《圣经》本身所表明的那样，会是极为可怕的。”我清楚地知道，当人们受到劝诫，要他们首先服从上帝而不是人时，他们大多都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很显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上帝的意志，因为要是我们知道，我们便会敬畏地对待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了，便会只是出于对威力无穷的上帝的单纯害怕而这样做了，因为上帝是能够把其令人可怕的意志强加在孤立无援的人类的身上的，就像他已经强加在了我身上的一样。是否有声称知道上帝意志的人能预料上帝会驱使我去干什么？不管怎样，在《新约全书》中，我并没有看到类似的事发生。而在《圣经·旧约》中，特别是《约伯书》中，在这方面本可能使我茅塞顿开，但很可惜那时候我并不熟悉。何况我正在接受坚信礼，但我在其中也没有听到过什么这类的教导。其时，当然提到过敬畏上帝，但这却被认为是过了时的，是“犹太人的”，而且很久以前上帝之爱与仁慈的《基督福音》已经将其取代了。

我年幼时种种体验的象征性及那种形象的粗暴使我极为沮丧。我深陷其中，自问道：“到底是谁那样说的呢？是谁这样不要脸，这样毫不知耻地展示其阴茎，并且还要在神庙之中呢？是谁使我认为，上帝就是以这种令人讨厌的方式摧毁了教堂的呢？”最后，我自问，难道是魔鬼干的吗？一定是上帝或魔鬼，对此我深信不疑。我感到绝对地肯定的是，虚构这种思想和形象的并不是我自己。

以上诸事便是我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体验。它们使我恍然大悟：我必须要负起责任，我的命运掌控在我自己手中。我若碰到了问题，我必须亲自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又是谁把这问题强加到我头上的呢？对此没人能给我以解答。我深知，只有从我自己最深处的内心，我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我知道在上帝面前的就只有我一人，并且知道上帝也是单独就这些可怕的事情来询问我。从一开始，我就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仿佛我的生命是命运赋予我的，我必须接受。这使我内心有一种我无法证实的安全感，其实我生来缺乏安全感，它却向我证实了它自己。我没有拥有这种肯定性，它却拥有了我。谁也夺不走我的这种信念：我被责成去干上帝要我去干的事，虽然那些事并不是我想去干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自行其是。而我也总有这种感觉，在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上，并不是由人类，而是由上帝作出的决定。而我便不再是身处众人之中，而是单独与上帝在一起了。此时我并不孤独，因为我已处身于时间之外，属于好几个世纪的，而彼时能给出回答的就是那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他。与“另一个人”的这些谈话是我最为意味深长的体验，一个是流血之战，而另一个则是至高无上的心醉不已。

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情。大概除我母亲之外，其他的任何人也不能告诉我什么，我只有把母亲作为倾诉的对象。她似乎也像我自己那样，沿着有点相似的思路进行着思考。但我很快发现，在交谈中，她并不是我的对手。因为，她对我的态度最主要的是一种仰慕，而这对我却不是好事。所以，我便把这些思想放到了自己的心灵深处。当然，这也是我十分乐意去做的。我独自一人游戏，做白日梦，独自林中漫步，拥有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世界。

在我看来，我母亲是个十分仁慈的人。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阿尼玛式的温暖，饭菜做得极好，对人友善且生性活泼而随和。她个子长得很高，又非常丰满，她总是热心地倾听别人说话。她非常喜欢聊天，说起话来就收不住，话就像泉水一样快活地泼溅而流。她还有一种显著的文艺天赋，情趣高尚并有一定的深度。但是这种天赋却从未能得以发挥，一直深藏于一个仁慈、肥硕的老妇人外表之下。她极为好客且十分富有幽默感。她保有大家必须具有的所有传统观念，但她无意中显露的一些个性又是十分强大和惊人的，这些个性是出人意料般地有力：这是一个极有城府、脸相威严的人物，她拥有着无懈可击的权威性，做事果敢且毫不犹豫。我断定她拥有这两种人格：其一是心地善良并富有人性，其二是神秘阴沉。这另一种人格不时会有所显现，但每次显现都是那么出人意料，让人心惊。每当这时候，她仿佛是自言自语，但她说的话却是针对着我，并击中我的要害之处，于是我只得闭嘴不语，一声不吭。

这种情形发生的第一次，大约是在我六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邻居十分富有。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是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另外两个则是他的妹妹们。他们是打城里过来的人，所以，衣着上往往盛装打扮，这让我觉得古怪可笑，特别是在星期天，脚上穿着亮亮的皮鞋，身穿带有白色褶边的衣服，手戴白手套。甚至在上学时候，这几个小孩也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油光水亮。他们喜欢摆出他们所喜欢的架子，并急于与我这个穿着皱巴巴的裤子，脚上的鞋子破了几个洞，双手肮脏的粗鲁倔强的男孩子隔得远远的。我的母亲进行比较后对我所作的训诫也使我极为恼怒：“嘿，你看那些漂亮的孩子，多么有教养，多么彬彬有礼啊。看看你，粗鲁的小家伙，真像个小傻瓜。”这种训诫使我感到了羞辱，我便决定将那男孩痛打一顿，并且立即行动了。他的妈妈气极了，急忙赶到我家，就我的暴力行为大吵大闹了一场。母亲也被吓到了，她十分严厉地教训了我一顿，而且眼泪汪汪地不停数落着我，我从来没见过母亲这样激动。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过错，相反，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我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村子里这位陌生人所造成的不协调的情形作了补救。但母亲的反应让我认识到自己可能做错了，于是我便带着负罪感退回到我家那架古钢琴后面的小桌子旁，开始玩起我的那些积木来。过了很长时间，屋里一片寂静。我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到了她那靠窗的座位上织起毛线来。然后我便听到她低声的自语，从偶尔听到的一些话里，我感觉出她还在想着这件事情，只不过现在的想法已经换成了另一种观点。突然间，她大声说起话来：“一个人绝不应该生那么一大堆狗崽子啊！”我马上明白过来，她是在说那几个被我收拾的“小狗崽”。她最喜欢的兄弟是个猎人，他养了很多狗，并且总是不停地说着养狗啊、杂种狗啊、纯种狗啊及狗崽子之类的话。我松了一口气，我意识到，母亲认为这几个令人作呕的小孩是些劣种的小狗，因此，对她给我的责骂实在不必按表面的意思来看待。但是在当时的那种年纪，我也知道我必须保持冷静而不应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情来，或者说：“您瞧，您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这样，她一定会愤慨地批驳我说：“你这个令人讨厌的孩子，你怎么能将你母亲说成那样呢！”从这件事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肯定有过更早的、性质相似的体验，只不过我现在不记得了。

我所以说起这件事情，是因为在我对宗教的怀疑日益加深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显示了我母亲的两重性特征。一天，我们围桌而坐时，谈话转到了某些赞美诗曲调的单调沉闷上来，席间也提到了修订赞美诗集的可能性。说到这里，母亲喃喃低语起来：“啊，我亲爱的孩子，你在诅咒至福。”如同过去一样，我假装并没有听到这些话，并尽量小心避免高兴得叫起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胜利了。

我母亲的两种人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性。这也是为什么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便会经常做些有关她的恐惧的噩梦。白天，她是个可爱而温柔的母亲，而一旦到了晚上，她就显得那么不可思议，甚至让我觉得害怕起来。那时，她就像那些预言者一样，这种人同时又是一种奇异的动物，如同熊穴里的一个女祭司。富有古风而又残酷无情，就如同真理和自然般无情。每当那时，她就是我叫做“自然精神（natural mind）”的代表。

我也有这尚古的天性，而在我身上，它又和我的天赋紧密联系起来，虽然这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但这足以让我将人和万物按其本性来加以看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当我不想承认知晓某一事，但在心底里我却十分清楚实际的情形时，我便乐于被欺骗。这时候我就像一只鸵鸟，你可以欺骗它，但它最后却总能察觉被藏起的东西来。这是一种基于本能的“洞察力”，或者说是基于与其他人“神秘的分享”基础之上的。它就犹如一只“背后的眼睛”在观察着一切非个人体验的行为。

直到后来很晚的时候我才弄明白这些事情，当时，有些十分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例如，我会对一个并不认识的男人的生活了如指掌，还能详细地叙述出来。这事发生在我妻子的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之前我并不了解新娘和她的家人。在宴会上，我坐在一个长着长长的美髯的中年绅士对面，有人介绍说他是一位律师。我俩便热烈地谈起了犯罪心理学的问题。为了解答他提出的一个相当专业的问题，我就编造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情节曲折，其间再润饰以各种细节。我正讲着带劲时，正在聆听的中年男士的脸上出现了十分异样的表情，而同桌子的人也都停止了谈话，惊讶地盯着我瞧。我感到尴尬极了，便停住了话头。感谢老天，正好到了吃饭后甜点的时间，我赶忙站起来走进了饭店的休息室里，并找到一个角落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支雪茄，尽力思索着到底出了什么差错。恰巧，同桌的一个男士走了过来，带着责备的神情对我说：“您怎么能这样不留情面地揭人短处呢？”“揭人短处？”“对啊，就是您讲的那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全是我编造的啊！”

使我感到惊愕和可怕的是，我讲的正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的事情，准确得连所有细节都一点儿不差。就在这个时刻，我却突然发现，我这时却连这个故事的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了——甚至直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我到底说了些什么。海因里希·佐克在其著作《自我体验》中，曾经描述了与之类似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一个小旅店里，他竟能够揭发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人，说他是个贼，因为藏在他内心的眼睛，看到了这次偷窃的全过程。

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突然知道了一件之前一无所知的事情。这种知识就像是我自己的观念那样跑进了我的脑海里。我母亲也有这种情形发生。她有时候会自说自话，但她自己却并不知道；它就像是掌握着绝对权威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所说出的事情与情境一丝不差。

在我母亲看来，我的智力水平远远超出了我的年龄，于是她便像对待大人一样同我讲话。而且，一切她不愿意跟我父亲说的事，她都会跟我说，因为她早已将我看成是她的密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向我和盘托出。就在我大约十一岁时，她同我讲起一件与父亲有关的事，使我十分吃惊。我冥思苦想，最终决定，我必须要和父亲的某个朋友谈谈这件事，我从别人的口中听说过这个人，是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事前我并没有知会母亲，在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就独自进了城，来到了这位先生的家里。给我开门的女仆说主人出门了，不在家。我感到失望又颓然，便闷闷不乐地转身回家去了。但可能这就是上天的恩惠，因此他才没在家里。没过多久，我母亲又提起了这件事，而这一次，她给我描绘的却是十分不同且更温和的情境，于是整个事情就那么烟消云散了。我也因此而深深明白：“我竟相信这件事，可真是个大傻瓜，由于我愚蠢地信以为真，差点没弄成了灾难。”从那时起，我便将母亲说的话一分为二地看。我对她的信任是有所保留的，而这便是从此阻碍我把我内心深处的秘密告诉她的缘故。

但偶尔又会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她的第二人格不请自来，于是她在这种情形所说的一切便十分真实，真实到令我颤抖不已。要是我母亲能就此不变，一直保持这种状态，那我本可有个不错的交谈者。

对于我父亲，情形却截然不同。我本来十分乐于将我在宗教上碰到的麻烦事摆到他的面前的，但我却不能那样做，原因在于，我事前就知道了他会出于对本职工作的尊敬而不得不作出非出自本心的回答。而这种假设的正确性很快便得到了证明。父亲亲自对我进行有关坚信礼的教导，这使我厌烦不已。一天，我随意地翻看《基督教义问答》，希望找到一些除了读来感伤、或者理解且枯燥无味的对耶稣的描述之外的某种东西。有关三位一体的一段话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立即被吸引住了：一体性同时又是三位性。这个问题迷住了我，原因是它有着内在的矛盾性。我极其盼望着我们尽早触及这个问题。但当我们进行到那里时，我父亲却说：“我们现在该讲到三位一体了，不过我们跳过去算了，因为我自己对此也并不通晓。”父亲的诚实让我钦佩，但同时我也感失望透顶，于是便想道：“问题就摆在这里了，他对此却一无所知，并且不屑对之加以思考。那么我还能跟他说些什么呢？”

我试着在某几个我认为善于开动脑筋的同学中试探了一次，但却白费心机。我唤不起他们的任何积极反应，甚至还起着反作用，他们甚至麻木不仁地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尽管十分厌烦，我却仍然用尽最大的心力去不加理解地相信主，这种态度看来合我父亲的胃口，我都做好了领圣餐的准备，对此我寄予了最终的希望。我觉得，这只是一种纪念性的聚餐，某种对我主耶稣的周年性纪念活动而已。耶稣是在1860年前离开人世的。尽管这样，他却遗留下了某些暗示性的话，像“拿起来吃吧，这就是我的身体”。其意思就在于，我们吃圣餐面包时，就像是吞食他的肉，相同的，我们要喝的葡萄酒就是在饮他的鲜血。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明显不过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便把他结合进我们的身体之中。这在我看来荒谬至极且难以置信，于是我便肯定地认为，在这种行为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极大的神秘之事，而我是乐于在领圣餐过程中参与这一秘密的。且对于圣餐，父亲似乎评价极高。这样则皆大欢喜。

像习惯的做法那样，教会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做了我的教父。这是一个友善而沉默寡言的老人，他从事车轮制造的工作，在他的工厂间，我常常站着看他摆弄车床和手斧的高超技巧。现在，他走过来，因为穿着大衣和戴着高帽子显得那么肃穆，我被他带进教堂，而身穿我所熟悉的教袍的父亲此刻正站在祭坛后面，念起礼拜仪式上的祈祷文。在铺着雪白的白布的祭坛上，放着几个大碟子，里面放满了一片片的小面包。我一眼就辨认出，这面包是从我们那位面包师那儿弄来的，他烘制的各式面包味道一般，且口味极淡。酒从一个大白锡酒壶斟进一个白锡杯里。父亲吃了一片面包，又饮了一口酒。我一看这酒就知道是从一家酒店里买来的。父亲喝完就将杯子递给其中一个老人。这些人表情严肃、站得笔直，显得那么庄重。但在我看来，却觉得过于呆板、毫无新意。我心急如焚地继续看着，但都看不出也猜不透在这几个老人身上会出现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这里的气氛也像在教堂举行的所有其他仪式那样并无差别，如洗礼、葬礼等等。这给我的印象是，这里这时所举行的仪式是合乎传统且正确的。在我看来，父亲最关心的问题是能否按照规定从头到尾执行这一仪式，而他加重语气念出的和说出的一些合宜的话也同样是这一规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于耶稣已经离世1860年的事实，父亲却连提都没有提，而在所有其他纪念性宗教仪式中，耶稣去世的日期却是要被重点指明的。我完全体会不出任何悲伤或快乐的情绪，与对之加以纪念和庆祝的这个人的非同寻常的重要性相比，我觉得这次圣餐是那么乏善可陈，与世俗的宴会更是无法比拟。

突然间，轮到了我。我把面包吃了下去，跟我所想的一样，淡而无味。至于那酒，我只饮了一小口，滋味寡淡且有股酸味，明显地并不是什么上等酒。接下来是最后的祈祷了，仪式结束后人们挨个离开，既不神色消沉，也不快活得红光满面，而是一脸“嗯，就是这样结束了”的神色。

我随同父亲步行回家，心里深刻意识到我所发生的变化，此刻我戴着一顶黑色新呢帽，身着一件黑色的新礼服，这件衣服已经变成我的大衣了。它是某种加长的夹克，在臀部处分开成小小的两翼，在这两翼中间有一个口袋，我可以在口袋里塞上一条手绢，这样我就已长大成人、有了男子汉气概了。我感觉自己在社会地位上得到了提升，而这也是自己已被接纳进男人社交圈的意思。那一天我还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可以整天穿着这件新衣到处走了。但在其他的方面，我却感到心里面是空的，似乎又说不上自己有何感觉了。

在随后几天的日子里，我逐渐地恍然大悟了：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已经到达了宗教引领的制高点，本来以为会发生点儿什么事，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知道，上帝是不会给我启示那些一般的小事情的，比如说大火或非尘世的光明之类的事情，但这次的仪式却见不到丝毫上帝的痕迹——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当然了，可能还有他遗留的话，但是我只听到了这些话并没有见到他。在别人那里，我也看不出有什么极大的绝望、无法抑制的兴高采烈和天恩的大量赠予，所有我觉得该是上帝本质的东西都没有丁点的展现。我也没有觉察到“内心交流”“相合”“成为一体”的丝毫迹象。与谁结合呢？耶稣吗？但他却不过是个在1860年前就已经去世的人啊。为什么一个人要与他结合成一体呢？人们称呼他是“上帝之子”，那么他也只是半神了，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一样的，那么一介普通人怎么能与他结成一体呢？这就是人们口中不断说起的“基督教”，但它却与我所体验到过的上帝全无关系啊。但另一方面也是十分清楚的，耶稣这个人，确与上帝有关系，因为他一向教导人们，上帝是个仁慈可爱的父亲。虽然他自己曾在客西马尼感到绝望，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时候，他也一定看到了上帝的可怕。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那种淡而无味的面包和酸死人的葡萄酒来进行这样的纪念性礼拜，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慢慢地我才弄明白，这种交流对我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体验。它证明了一种完全的失败。我深知，我再也不可能参加这种仪式了。“啊，这根本就不是宗教，”我想着，“这里没有上帝，教堂是一个我不应该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生命，只有死亡。”

对于父亲，我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极强烈的怜悯之心。我突然间明白了他的职业和生活的全部悲剧性。他为之奋斗的是一种存在性极强的无法承认的死亡。我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深渊，我根本找不到有可能在其上架起沟通之桥的纽带。我所热爱而又宽容无比的父亲在许多事情上都让我自己说了算，并且从来不强迫我服从于他。这一次，我可不能把他推入这种绝望之中啊，因为要有此感，就得有过上天的恩宠的体验才行。只有上帝才能这样做。我可没有这样的权力，那将是不人道的。我发觉，上帝并不人道，这便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一切人世的事都无法妨碍他。他是仁慈的，又是可怕的。二者同时存在，所以他有一种很大的危险，而每一个人为了拯救自己，自然便竭力躲避这种危险了。人们只是单方面地依恋他的博爱和仁慈，但因为恐惧，他们就必定会成为诱惑者和毁灭者的牺牲品。上帝之子耶稣也发觉了这个，因而他教导人类：“主啊，指引我们，使我们不受诱惑。”

我与就我所知的教堂和这人类世界达成一致的感觉被彻底摧毁了。在我看来，我已遭遇了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失败。我所设想的并构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唯一有意义的整体宗教观瓦解了，即我不可能再分享这普遍的信仰的欢乐了，而是突然觉得自己卷入到了某种不可表达的事情之中，卷入到了我那秘密事件之中，而这种情形我却无法与任何人分享。这是那么可怕，而且是非常糟糕的，又是那么卑劣和可笑的。

我开始陷入了沉思：对待上帝，一个人该怎么做呢？关于上帝及大教堂的想法并不是我发明的，在我三岁时所做的那个梦就更是这样了。一个比我的意志更强大的意志把这二者强加到了我的头上。难道是我本性如此吗？还是让自然来承担这个责任呢？但要是把这一切算到魔鬼头上更于事无益，因为它本身也是造物主的意志而已。只有上帝才是实在的，他消除了地狱之火及不可言说的恩赐。

至于圣餐仪式的失败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是我自身的失败吗？我极为认真地做了充分的准备，也希望哪怕能得到天恩和顿悟的体验，一次也好，可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上帝当时并不在现场。因为上帝的缘故，我突然发现自己现在已与教会隔断了，跟我父亲及其他任何的信仰隔断了。只要他们所有人仍代表着基督教，我就永远是个局外人。这种认识使我非常伤心，并一直影响了我很多年，直到我进入大学时才有所改变。

III

我开始转向我父亲那个表面看来书并不多的图书室，来寻找与上帝相关的各类图书，那时候这个图书室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开始时，我只找到了些述及传统观念的图书，但这并不是我所找寻的对象，我要的是思想独立的作家所写的书。最后，我无意中发现了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此书是1869年出版的。这正是我要找的东西，他就是那种有独立思考的人，在书中他也明白无误地提出了个人的观点。书中的字句让我有所领悟，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的行为，这种行为存在于人所建立的与上帝的关系之中”。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觉得宗教是上帝作用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这是一种上帝单方面的行为，我只能屈服，因为他是强者。我的“宗教”不承认任何人与上帝的关系，有谁能与如上帝那样的、人们知之甚少的东西产生关系呢？因此，我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上帝，好与他建立起一种关系。

在比德曼书中“上帝的性质”那一章里，我发现，上帝自己也具有“可以按照类似于人的自我来加以理解的人格：包含整个宇宙的、独一无二的、完全超尘绝俗的自我”。

对于《圣经》，就我所知，这一定义是合适的。上帝具有一种人格，他是宇宙的自我，就像我是我的心灵和肉体存在的自我一样。但在此处，我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阻碍。说到底，人格显然意味着个性。是啊，个性并非模棱两可的东西；就是说，它包含着特有的属性。但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他怎么会具有一种可以加以区分的个性呢？要是他确有一种个性，那他只能是一个主观的、受限的世界的自我而已。那他能有何种个性或哪一类人格呢？一切均取决于这一点，因为除非一个人能知道这个答案，否则他便无法与上帝建立起关联。

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最强烈的抵制感，抵制按照自我的方式进行推测并加以想象上帝的人格。这在我看来实属狂妄至极，要是还不算是彻头彻尾的亵渎的话。对我来说自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十分难以把握的。第一，我深知，它具有两个自相矛盾的方面，即第一种人格和第二种人格。第二，在这两个方面里，我的自我是极为有限的，受制于自我欺骗、疏忽、心绪、情感、冲动和过失的各种可能性。这种情形所遇到的失败要远多于成功，它是幼稚的、爱慕虚荣的、自私自利的、轻视他人的、贪婪的、需要爱抚的、不公正的、敏感的、懒散的、不负责的，等等。使我失望透顶的是，它缺少我所羡慕和妒忌的别人身上所具有的那许多的美德和才华。这怎么可能与我们设想的上帝的性质进行比较呢？

我急切地找寻上帝的其他特征，最终将它们全都列了出来，根据我从坚信礼中所得到的教导来看，其方式也为我所熟悉。我发现，按照第172条所述，“上帝的超尘绝俗性最直接的表达，第一，是否定性的，他不为人所见，等等；第二，是肯定性的，他居于天堂之上，等等。”这个发现是灾难性的，因为我脑海中立即出现了亵渎上帝的想象，这种想象是上帝直接或间接地来强加到我的意志之上的。

第183条告诉我，“上帝的超世绝俗相对于道德世界来说”就在于他的“公正无私”，这种“公正无私”不单指是从“法律”意义而言的，而是“其神圣本质的一种表现形式”。我意欲通过这一段所谈及给我带来这诸多烦恼的上帝的阴暗面：他的报复性、他那给人带来灾难的愤怒、利用其全知全能给造物带来迷惑的行为。因为全知全能，其造物的种种缺陷他一定也是深有所知的，但他却以此为乐，并乐此不疲地将他们引入歧途，尽管他早已知道考验的结果了。那么上帝的个性是什么呢？如果试想一个人具有这种行为我们该怎样说呢？我实在不敢想下去了。我又读到，尽管上帝“本身即已自足且除本身之外一无所求”，但它仍然“出于对自身的满意”而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作为一个自然之界，他用自己的仁慈来充实这个世界，而作为一个道德世界，他则希望以自己的仁爱来充实它”。

最初，我对令人无法理解的“满意”一词再三思考。对什么满意或是对谁满意呢？很明显是对这个世界，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杰出的。但这一点正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部分。肯定无疑，世界是无限美好的，但同时又是十分可怖的。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人烟稀少，几乎没有多少事情发生，“年老、疾病和死亡”与其他地方相比较，那里的人们体验得更深刻，在细节上更具体而不做作。尽管我还不足十六岁，但我已看到了许许多多人和畜生生命的现实，而在教堂和学校里，我也听到了足够多有关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腐败的事儿。上帝最多只能对天堂感到“满意”，为使天堂的荣耀与欢乐不要为时久长，他就费尽心机为人间安放上了那条毒蛇，即可怕的魔鬼。他对此也觉得满意吗？我觉得肯定的是，比德曼并没有表示这样的意思，而只是以进行宗教教导所特有的粗心大意的方式说个没完没了而已，连他自己也没有看出这是些毫无益处的废话。正如我所看出的，假定上帝无论如何意在创造一个充满敌对的世界，一个一种造物吞噬另一种造物的世界及一种生命只意味着有生就必有死的世界，未必是全然没有道理的，“奇妙的协调”或自然法则在我看来更像是通过可怕的力量来制服的一团混乱，沿着其早已确定的轨道运行的“永恒的”星空则显然更像没有轨道或意义的、各种天体乱飞乱撞的一大堆东西。因为没有人能真的看得见人们所谈到的各种星座，它们只是单纯而任意的图形罢了。

上帝以其仁慈充溢着自然界，我对此充满怀疑且并不理解。这明显又是只许相信而不许以理性揣度的“正确”观点之一。要是上帝是“至善至美”的，那么他所创造的世界，为何却如此不完美，竟如此腐败，如此可怜可叹呢？“显然这是因为它是受了魔鬼的感染并被投进了混乱之中。”我这样宽慰自己。但是魔鬼也是上帝的一个造物啊！我只好去寻找有关魔鬼的书籍。看来魔鬼也是极为重要的。我再次打开了比德曼的那本书，给我这个心中的问题寻找亟须解答的答案。但最终却一无所获，这看来十分糟糕。这本有关教义的沉重的巨著结果不过是些出自想象的胡话，而且它是一个骗局或者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愚蠢之作，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真理。对于这种做法我早已司空见惯，但这次我仍然被激怒了，并感到失望之极。

但我相信，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一定有像我一样寻求真理的人们，他们进行理智的思考，不希望自欺欺人并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使人伤心的看法。就在这时候，我母亲，或者说是母亲的第二种人格，突然开门见山地说道：“你该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啊。”正好有一套最新版的歌德集在我家书房里，我赶紧找到了这本书，通过阅读它，果然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效果，它就像奇香那样沁入肺腑。“这里，”我想，“终于有某个严肃地对待魔鬼甚至还与他订下可怕的契约的人，这是与具有能力挫败上帝的计划并使世界臻于完美的敌人订下契约的人啊。”我对浮士德的行为给予深切的怜悯之情，我觉得，他不应该那么片面，那么轻易地上当受骗。他应该更加聪明，更充满道德感。他那么毫不在乎地拿自己的灵魂打赌，这是十分幼稚的。浮士德是有些浮夸的，我能感觉到，该剧的分量和意义主要在于靡菲斯特，即魔鬼的身上，这十分明显。若浮士德的灵魂进了地狱，那也不会使我难过。他是自找的！我并不喜欢末尾处“魔鬼受骗”的做法，因为说到底，靡菲斯特一直是很了不起的，且无所不能，依照他的聪明怎么会被傻里傻气的小天使所骗呢？而且我认为，靡菲斯特是在一种十分不同的意义上被骗的：他没有得到他曾被答应过能获得的权利，因为浮士德这位显得没有什么个性的家伙把他这一骗局一直进行到来世。不可否认，他的幼稚完全在此显现了出来。但正如我所理解的，他是不配享受洞悉那伟大的神秘的指引的。我宁愿他尝一尝炼狱之火的滋味。我觉着，真正的问题出在靡菲斯特方面，他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我还隐约感觉到，他还与各种本源的神秘有联系。不管怎样，靡菲斯特和终点处的上帝的指引，对我来说一直是接近我那意识世界边缘的一种奇妙又秘密的体验。

最终，我证实了这点，曾经有过或一直有这样的人，他们理解邪恶及其具有的无穷威力，还有就是——这是更为重要的——在使人从黑暗和苦难中解脱出来时它所起的神秘的作用。在我心目中，歌德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言者。但是我却不能原谅他的这一作法，他通过单纯的诡计和欺骗就将靡菲斯特处理掉了。对我来说，这太富神学气了，又太毛躁和不负责了。我深感遗憾，歌德竟也堕落到去使用这种狡猾的手段，来使邪恶的魔鬼变得无害。这显然有些虚伪了。

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我还知晓，浮士德也算是个哲人，尽管他厌恶哲学，但是很明显，他还是从中学到了对真理要采取坦率的态度。时至今日，我对哲学还是知之甚少，于是，一个新的希望就此产生了。我想，没准我所冥思苦想的这些问题，有些哲学家也曾想过，他们可能会给我一些启示。

在我父亲的图书室里缺少哲学方面的著作，因为这些哲学家以思考为基础，因而常常被当做是可疑之人。因此我便只好满足于克鲁格的《哲学科学通用词典》一书，此书是一本1832年的再版书。我一下便翻到了有关上帝的条目之中仔细研读了起来。但我仍然很不满意，它始于对“上帝”这个词作词源性的解释，说这个词“不可争辩地”来自“善”这个词，意指“最高的存在”（enssummum）或“完美”（perfectissimum）。进而继续解释道：上帝是否存在，人根本无法证明，上帝的思想的固有性也同样无法证明。但是，后者在人的方面却是一直存在着的，并不是后期获得的。如果不是在实体性上有任何潜在的存在的话。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心理能力”一定“在其有能力生成如此崇高的观念前已发展到了某种程度了”。

这种解释实在使我瞠目结舌。这些“哲学家们”到底出了什么差错？我实在感觉奇怪。显然，他们对上帝的了解也是限于道听途说罢了。然而，他们又与神学家们有所不同，相对于哲学家，神学家们至少确信上帝是存在的，尽管他们自己的表述也是矛盾重重。这位词典编辑者在表达自己意图的时候却是如此兜圈子，但人们还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得出结论：他是极为相信上帝的存在的。那么他为何不直言呢？为什么他要装出这个样子，仿佛他觉得，是我们人类“生发出”上帝的观念，而这样做首先人类就要达到某一阶段呢？反正我知道，甚至赤身裸体地在原始森林里行走的野蛮人也会有这种种观念的。而他们肯定不是“哲人”，会围坐起来“生发出上帝的思想”来。我就从来没有“生发出过上帝的观念”。况且，上帝根本就没法证明，这就比如说，一个蚀衣蛾虽然吃的是奥地利产的羊毛，它怎么向它的同伴们证明这一点呢？上帝并不由我们是否能证明而存在。我又如何能得出有关上帝的确然性的呢？人们总是告诉我各种有关上帝的事情，但我却什么也不信，因为，没有一件事能使我诚心信服。我的观念并不是从那里来的。确实，它也根本不是什么观念，因为它压根就不是从思考中得出来的，更没有经过思考而得到确认，然后才能加以相信。例如，有关我主耶稣的一切，我向来就抱着怀疑，从来都不相信，尽管它给我的印象远比上帝还要深刻，因为上帝往往只是含糊其辞而已，它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因此，我为什么要觉得上帝是理所当然的呢？为什么这些哲学家们也要这样认为呢？仿佛上帝只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他们生发出来与否都可以的任意的假设呢？而事实上，上帝的存在却极为易懂，易懂得就像一块砖头掉到你头上一样？

我突然醒悟过来，至少对于我是这样的，上帝是最为肯定和最为直接的体验之一。说到底，我并没有捏造与那大教堂有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啊。正好相反，它是强加在我身上的，而我也不得不以最恶意的方式来思考它。随后那种获得恩赐的无法表达的感觉便降临在了我的身上。

因此，我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哲学家们肯定是哪里出了错，他们竟然认为上帝是一种假定，是可以加以探讨的，这样的看法显得那么荒谬。我觉得极不满意的还有，这些哲学家们对上帝的神秘行为既没有任何看法又不作出什么解释。在我看来，这些是哲学需要重视的地方。因为这一问题，神学家肯定无法给出答案，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最为失望的是，我发现哲学家们显然也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因此，我便将兴趣点转到了另一个题目上，也就是有关“魔鬼”的词条。我想到，要是我们起初便将魔鬼定义为邪恶之源，那我们就会陷入到显而易见的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便会落到二元论圈子里。因此，我们最好是假定魔鬼刚被创造出来时是一个良善的生物，只因为过于骄傲才堕落成那样的。然而，正如这一条目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跟我假设的竟然出奇的一致，这一假设预先假定存在的邪恶，亦即过于骄傲。至于其余的造物，他继续说道，邪恶的起源是“无法解释的和无法说明的”，这对我便意味着：与神学家们相同，他也并不想思考这个问题。有关魔鬼及其本源的条目，也是同样让人无法看懂的。

我在此处所作出的叙述是我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发展变化的总结，这些思想长达数年之久，且中间有较长时间的中断。它们只在我的第二人格之中才会发生，并且属于极其私人性的时刻。我只能在未经父亲同意的状况下悄悄地利用他的图书室来进行探索。与此同时，我的第一人格则公开地阅读格斯塔克的各类小说，还有大量被译成德语的英国经典小说。这时我也开始广泛涉猎德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我个人觉得，在学校里这些优秀作品的易懂性却被那些老师用吃力不讨好的态度解说了，因此我便更加兴趣盎然地阅读起它们来。我阅读涉猎颇丰，没有任何方面的限制和明确地目的性，戏剧、诗歌，历史的作品均有所涉猎，后来连自然科学的著作也爱看。读书不但十分有意思，而且是一项有益的娱乐消遣方式。与此不同，我第二人格正在越来越深地使我陷入到悲观沮丧之中，在宗教的王国里，不论我走到哪里，都遇到大门紧锁的情况，吃尽了闭门羹，而要是真的碰巧有某道门是打开的，当我进去时，又对门后的东西大失所望。别的人似乎全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兴趣。在我看来肯定正确的事情，我却感到孤立无援。我比以往更想与人交谈，但却找不到可以与之倾诉的知音。甚至，我反而在别人身上觉察到了某种敬而远之的感觉，某种不信任感，某种恐惧感，因此我只好欲言又止。这种情形使我感到沮丧。对此我完全束手无策。为什么没有人有与我相似的体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学校的教科书中也没有提到过半句相关的话呢？具有这种体验的人，难道只有我一个吗？那个人为什么就是我呢？我从来没认为自己疯掉了，因为在我看来，上帝的光明和黑暗面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实，尽管这两个方面的存在让我感到沮丧和压抑。

我觉得自己彻底被孤立了，被迫成为了对人有威胁的存在，这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孤立存在，我觉得十分不舒服，而我也更为频繁地被当做替罪羊。此外，在学校里也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孤独感增加了。在德文课方面，我成绩一般，因为在科目内容上，特别是德语语法和句法方面，我没有半点儿兴趣可言。因此，我既厌烦又懒得学。而且每次的作文题目常常让我觉得浅薄又可笑，所以，我写出的作文就是胡乱敷衍，或者矫揉造作之作。我的成绩也因为我这样的付出勉强在中等上下浮动。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它合乎我不想引人注目这一总的处事原则。我要摆脱这因“独特而被孤立”的状态。同时，我十分同情出身穷人家庭的同学，因为他们与我相类似，来自默默无闻之地，往往不太聪明，我对他们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往往因为他们的愚蠢无知感到不快。而另一方面，他们有某种为我深深渴求的东西，在他们的淳朴民风中，他们往往不会察觉我的与众不同。我的“不同寻常”逐渐开始赋予我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相当可怕的感觉：我绝对有排他性的气质，对此我虽然毫无意识，却使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避而远之。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如雷电炸响的大事。

老师按照往常一般布置了一道作文题目给我们，这是我头一次对布置的题目发生兴趣。因此，我便劲头十足地写了起来，写出了在我看来十分精心和非常成功的一篇文章。我本希望这篇文章能得到很高的评价，当然我知道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怎么也会是数一数二的，因为那样便会使我显眼，并且会排到前头的位置。

我们的老师喜欢将作文按照好坏程度加以点评。他评点的第一篇就是全班功课最好的那个同学写的。那是必然的，我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随后同学们的作文被一一点评。我一直等待听到我自己的名字，可是等了又等，最后我的名字也没有被提及。“这不应该啊。”我想道，“我的那篇文章竟然差到比不上他提到的那几个人的作文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甚至是“不宜参加竞赛”的人吗？我要以这种极其令人不悦的方式吸引别人的注意吗？我还要受孤立吗？

所有的文章都被评点完毕，老师停顿了一下。然后，他便说道：“现在，我这还有一篇文章，是荣格的。它是所有文章里写得最好的，我本打算打个一百分。但不幸的是，他是骗子。你说，你是从哪里抄来的？快告诉我实话！”

我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既震惊又火冒三丈，因而大声反驳道：“这不是抄来的！是我费了好多心力才写出来的文章。”老师显然不信，他对我大声嚷道：“你撒谎！你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作文来。谁也不会相信的。嗯，好了，你到底是从哪里抄来的呢？”

我赌咒发誓说我被冤枉了，但是毫无用处。老师早已认定了我是抄袭者，他甚至吓唬我说，“我要告诉你：要是我查到了你是从哪儿抄来的，你会被开除学籍的。”然后，他便大摇大摆地转身离去了。同学们带着令人难堪的目光看着我，我意识到他们正在想些什么：“哈，是这么一回事啊。”这实在可怕极了，我的抗议无人理睬。

我知道从现在起，我被打上了犯罪的印记了，而且，本来有可能使我摆脱“与众不同”的所有道路也全都走不通了。我觉得沮丧极了，因为自己受了污蔑，我赌咒发誓一定要对这位老师进行还击，而要是后来真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进行强烈报复的。可是说到底，我怎么能够证实，这篇文章不是抄来的呢？

一连好几天，这件事都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的心里翻来覆去地思考着这件事，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我是无能为力的，愚蠢而盲目的命运同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给我打上了说谎者的印记。而今，我终于搞清楚了许多我以前所不理解的事——比如，每当父亲问及我在学校的表现时，有个老师便说：“哦，他成绩一般，但是他已经很用功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我比较笨而且有点儿浅薄，那确实并不令我感到有太多的不快。但使我冒火的是，他们竟认为我会欺骗人，这就等同于在道德上给我宣判了死刑。我的悲愤已经到达了爆发的边缘。随后就发生了某件事，这种事以前在我身上发生过好几次：我的内心突然间寂静起来，仿佛一道隔音的门把一间吵吵嚷嚷的房间给隔绝了。一种冷漠而好奇的情绪突然降临到了我的身上，它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好吧，你有点儿激动了。当然了，那老师是个笨蛋，他并不了解你，而且他并不像你自己了解得那样多。所以，他就跟你一样是不可信赖的。你不信赖你自己和其他人，而这就是你与那些天真、淳朴和易于被人看透的人站到了一边的原因。每当一个人对事物不能完全理解时，他就会显得激动。”

这种不偏颇而又不动气的思考指引了我，我顺着这样的思路继续往下想，又出现了一系列想法相类似的观点，在我并不愿意去思考那不许思考的观念时，它却极为有力地铭刻在了我心上。毫无疑问，在当时我并没有看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的差别来，尽管我仍然声称第二人格的世界是我个人的世界，但在我内心深处，我却总是感到，除我之外，还包括有某种东西。仿佛由星星和无边的空间所组成的更广阔的世界，或者说像是一个灵魂不为人所见到那样地走进了某个屋子里，这是一个离世很久的人的灵魂，这个人虽已死去，但却不受时间限制地永远存活着，这类人的结局往往笼罩着一圈指导精神的光环。

在那时，我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我也无意把我现在的意识状况归因于当时并不存在的某种事情上。我只是想表达那时我所具有的感觉并借助我现在所懂得的事情来说明那个朦胧的世界罢了。

那件不愉快的“骗人事件”过去几个月之后，我被同学们起了个外号：“亚伯拉罕老爹”。第一人格并不理解其原因，因而便认为这是愚蠢和可笑的。但是在内心的某处地方，我却深知，这个外号击中了我。这一暗示让我觉得痛苦无比，因为我看的书越多，越熟悉城市生活，以下印象就越强烈：我现在慢慢了解到凡是真实的东西还有另一面，这全然不同于我长大的那个世界。那些河流和树林，及在小村子里的人和动物，白天，它们在阳光下，被风吹着，天空有飘浮的云彩，在被黑夜所笼罩的夜晚却会发生某些事，它不单单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上帝的世界”，是由他所安排的充满了秘密含义的地方。但很显然，人们并不知晓这一点，甚至连动物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感知它的能力。例如，在母牛那悲伤的、失神的神情里，在马那逆来顺受的双眼中，在狗的忠心耿耿及其对人类的极度依赖性里，而且甚至在选择房屋及粮仓作为其居处及狩猎场的猫的那自信的步伐里，这一点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人也同动物一样，无知无觉。他们低头向地上看或抬头向树上看，只是为了找到有什么可以加以利用和用这些做什么而已；他们像动物一样，群居、结对、争斗，但却看不出来自己是栖息在一个统一的宇宙之中，栖息在上帝的世界中，栖息在一切已经生育出来和一切都已经死去的一种永恒之中。

因为动物能与我们如此地相似，而且像我们那样无知无觉，因此我热爱所有的热血动物。它们有着与我们相似的灵魂，而且，我觉着，和它们在一处，我们和它们便有一种本能性的理解力。我们全都体验过相同的欢乐与悲痛、爱与恨、饥与渴、害怕与信赖，除了语言、更敏锐的意识及科学之外，它们具有所有生命的本质性特征。而我虽然像一般人那样对科学敬佩不已，不过我还是觉察出了它会疏远甚至背离上帝的世界，从而导向动物所不会有的堕落。动物是可爱可亲的，又是富有衷心和永不变心的，因而更值得信赖。

我并不觉得昆虫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我认为冷血型的脊椎动物则是在向下通向昆虫的途程上的一个相当低等的生物。在这一类别里的各种造物是可供观察和搜集的实物，是奇珍，是异己的，非属人类之列的，它们是非人类生命的表现形式，因而更接近于植物而非人。

上帝的世界在地球上的表现形式始于植物王国，以此作为一种与之直接进行沟通的方式。这就如同人从上帝的肩膀上方进行偷看一样，而造物主上帝自以为谁也看不到他，于是便做起玩具和各种装饰品来。另一方面，人和严格意义上的各种动物，只是上帝的一块肉，只不过独立了而已。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还能选择他们在何处居住。而植物则注定得待着不动，不论这地方是好是坏。它们要表现美，而且还表现了上帝的观念，而它们本身并无任何企图，也从不偏离方向。特别是那些树木，充满神秘感，它是体现出生命不可理解的最直接的表象。基于以上的原因，森林是我认为最接近于其最深含意的地方，也是最能激起人的敬畏之心的场所。

当我渐渐了解了哥特式大教堂之后，以上的印象又加深了一步。但是在这里，宇宙的无穷性、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纷乱、非人格化的医院和机械法则的没尽头，均被石头包裹起来。这包含着而且同时又存在的深不可测的神秘感，亦即精神之体现。我模糊地意识到我与石头有着紧密的联系：生与死，二者之间，正体现出上帝的神性。

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在那时，具体而系统地阐述我的感觉和直觉是超出了我的能力的，因为这全都以第二人格的形式出现，而我那主动的和具有领悟力的自我却一直在被动状态之中，并被属于千百年的那个“老人”所融合。我以这种怪异而不假思索的方式体悟着他及其影响力，当他出现时，第一人格便会淡薄到近乎不存在的地步，而当我自身与第一人格达到完美一致时，那老人虽没被忘掉，也变成了一个遥远而又并不真实的梦。

在我十六岁到十九岁之间，使我陷入了困顿状态的迷雾渐渐消散了，我的思想状态也由沮丧转为明朗了些。第一人格渐渐占据了主导。我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完全融入学校生活和城市生活之中，而我所获得的更丰富的知识则逐渐渗透到或压制住了那直觉的预感的世界。我开始了系统地探究起我有意拟定的各种问题了。我阅读了一本哲学史简论，这样，我便得以对在这方面被加以考虑过的一切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我的许多直觉竟在历史上有类似物。最重要的是，我被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及柏拉图的思想深深吸引，对这些，我投去敬仰之光，尽管这些思想的论述带有大量的苏格拉底式的冗长句式，让人觉得乏味。但思想之光却熠熠生辉，极美又极富有学术气，像画廊里的各种图画一样，就是显得遥远了点儿。而通过阅读梅斯特·埃克哈特的著作，我又体会到了一股生气，虽然他的思想我没有完全领悟。经院哲学家们使我觉得冷冰冰，而在我看来圣·托马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唯理智论”比沙漠还不如。我心里猜想：“他们想通过逻辑的各种把戏来强迫某种东西呈现出来，而他们并没有权力得到并且并非真正懂得这东西。他们想要证明这是一种信仰，然而事实上它却只是经验罢了。”我个人觉得，他们只是听说有大象，而并没有真正见过。现在还竭力想通过辩论来证明：根据逻辑，这样的动物是一定存在的，而且形体也像它们实际上的那样。因为如此确切的原因，我对18世纪的批判性哲学没有半点兴趣。在19世纪的哲学家们中，黑格尔因为其作品中的语言既盛气凌人而又不流畅，使我对其敬而远之，我极其不信任他。在我看来，他像是禁闭在自己词语的大厦中，并在其牢笼中夸夸其谈的那么一个人。

但是最后我获得了一个大发现，那就是我认识了叔本华。叔本华是第一个提及这个世界的痛苦的人，这种痛苦正触目惊心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他还提到了迷茫、情欲、邪恶——所有这一切其他人似乎从未注意到过，这些人总极力使之纳入那无所不包的协调和解性里。在这里，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敢于正视世界的本源，世界并非万物皆美好。他既不提造物主的全知全能的天意，也不提宇宙的协调和谐，而是率直地指出，在人类历史那充满苦难的进程及大自然的残酷无情里，潜伏着一种根本性的缺陷：创造世界的意志带有盲目性。这种情形不但为我早期对因有病而慢慢死掉的鱼、那些患病的狐狸、冻僵了或饿死的鸟儿的观察中所一一证实，而且还为掩盖在鲜花盛开的草地里那无情的各种悲剧所证实：蚂蚁将蚯蚓折磨致死，昆虫相互撕成一片片，等等。甚至我与人的交往中也让我懂得远非只是相信人性本善并且正直无私就能够解答许多事情。我因为对自己知道得太清楚了，因而便懂得了，实际上我只是在把自己与动物相区分开而已。

虽然叔本华对世界阴暗的描述我非常赞同，但是他的解决办法我却并不喜欢。我敢断言，由于使用了“意志”这个词，他实际上便意味着造物主，即上帝，并且等于说，上帝是盲目的。我从自身的经验中明白到，上帝并不会因为人们对他不敬而气恼，相反，他甚至可能还鼓励人们这样做，因为他不仅乐于唤起人们对光明的了解，更乐于唤起人对阴暗性和邪恶性的了解，因此，叔本华的观点并不使我苦恼。我觉得这已经是被证实了的定论。但他以下理论的阐述又让我非常失望：理智只需面对那盲目的意志及其形象以促使它改变过来。意志竟然是盲目的，那它到底怎么能看得见这一形象的呢？而且即使它被看见了，那又为何要去改变它呢？形象不是恰好能表明意志的需要吗？那么，什么是理智呢？它是人的灵魂的一种功能，并非一面镜子，它只是一面镜子无穷小的一小片，跟一个小孩拿在手里对着太阳的一小片差不多，小孩却希望用它把太阳照得花了眼。这使我困惑不解，叔本华为何会产生这样一种理由不充分的想法呢？

因为上述的原因使我对叔本产发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开始更彻底地研究他，在研究中，我对于他与康德的关系也越来越理解了。于是我便开始读起这位哲学家的著作来，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的辛劳获得了报偿，因为我感觉到叔本华哲学体系的根本性缺陷被我发现了：他犯了一个致命性的过错，即把一个形而上学的主张人格化了，他还犯了赋予一个单纯的本体——一种自在之物——以各种特性的过错。我是从康德的知识论那里认识到这点的，对于我来说，这比叔本华那“悲观的”世界观给我的启发还要大。

这种哲学上的探索从我十七岁时起一直延续到我就读于医学院之后的一小段时期。这段期间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以前，我比较胆小羞怯，不信任人，脸色苍白，身体瘦弱，看起来健康状况不稳定，而如今，我开始对各方面的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强烈的求知欲让我知道自己需要动手去实践。我也变得不那么明显地格格不入了，开始喜欢与人交谈了。我了解到，贫困对人并无妨碍，也远不是产生痛苦的主因，有钱人家的孩子并不比衣衫破旧的穷孩子有什么优越性可言。幸福与否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并不是取决于一个人口袋里有多少钱。我结交了比以前还要多、还要好的朋友。我觉得脚下的土地坚实了，也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我很快就认识到，这造成了误解，我自己深感后悔。因为我不但遭遇了别人的白眼和嘲讽，而且还遇到了怀有敌意的反驳。使我感到吃惊和狼狈不堪的是，某些人认为我是吹牛大王、大话连篇的骗子。以前指责我欺骗的说法又再次出现了，只不过这一回形式比较温和罢了。这一次，依然跟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作文题相关。我认真写出了作文，费尽心机地对文章加以润色，结果却招致毁灭性的打击。“这里是荣格的一篇作文，”那老师说道，“它的确文采出众，不过却是粗心大意地一挥而就的，因此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对它并没下认真严肃的功夫。荣格，我可以告诉你，态度如此不认真，在生活里可是不行的。生活需要严肃认真和自动自觉，需要勤奋用功。你看某某的作文，他有文采，更难得的是诚实、认真。这才是走向成功的正途。”

这一次我并没有像第一次受伤害那么沮丧，因为无论如何，老师对我的这篇文章还是印象很深的，并且没有指责我抄袭。我对他的责备进行了反驳，但他却以这样的评论作为总结：“《诗学》认为，最优秀的诗歌是把创作的辛劳以无形代之。但你的作文显然无法做到这点，因为这是轻率地一挥而就的，当中没花什么心血。”我深知，我那文章还是有些别有见地之处的，但是老师却懒得费心讨论这个。

老师的态度虽然让我感到有点气愤，但我那些同学的怀疑却对我影响更大，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一种威胁，使我想起早年自己的被孤立和沮丧来。我冥思苦想，极力想弄清楚我到底干了什么事以致引起他们的污蔑。经过认真的打听我终于明白，他们所以讨厌我，是因为我经常对自己可能也不懂的事情加以评论或进行暗示。就像是，我假装懂得康德和叔本华，甚至对那时我们学校尚未开设的古生物学也大加评论。这些发现使我震惊，我也明白了，实际上，所有受到热烈争论的问题是与日常生活毫无关联的，它们如同我最隐蔽的秘密那样，是属于上帝的世界的；对于这，你最好闭口不言。

自此以后，我变得谨慎起来，不再在同学间提到这些深奥难懂的事情，也不再在我所认识的成年人中提及这些事，因为我知道，不管与谁交谈，免不了被人认为是个牛皮大王和骗子。在所有的事情中，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虽设法阻止但却无法克服自己内心上的分裂，即我内心被分成了两个世界。由于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使得我只好从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而进入到那无边无岸的“上帝的世界”之中。

“上帝的世界”这种说法，在某些人听来可能显得感伤，但对我来说却不会有这种情形。一切超人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耀眼的光线、深渊的黑暗、无穷的空间和时间的冷漠与无动于衷、命运机遇的无理性、世界的神秘古怪等等。

IV

愈是年岁虚长，父母和其他人便愈会问及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方面我并没有清楚的想法。我的兴趣将我引向了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我被科学所强烈吸引，因为其真理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另一方面，我又对比较宗教学有关的一切着迷。在科学方面，我被动物学、古生物学及地理学所吸引；在人文科学方面则被希腊、罗马、埃及以及史前考古所吸引。当然了，在那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最为广泛的学科选择是多么符合我内心的一分为二的特性。科学中使我感兴趣的是具体的事实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性背景，而在比较宗教学中使我感兴趣的则是精神性问题，而这还牵涉到哲学。在科学里，我忽略了意义的因素；而在宗教学里则忽视了经验主义的因素。科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我第一人格的需要，而有关人的或历史的研究则为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教导。

我在这两者之间被拉来扯去，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找到解决的途径。我意识到，作为母亲娘家一家之主的舅舅，巴塞尔圣·阿尔班教堂的牧师，正在将我朝神学的方向推动着。有一次，他与他的一个儿子在讨论神学的问题，当然他的几个儿子都是神学院学生，我正好坐在桌子旁边听着，我那不同寻常的专心致志的样子被他看到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神学学者，他们与大学那令人目眩头晕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知识比我父亲还要丰富。他们的这类谈话绝对不会给我留下他们关心的是实际经验这样的印象，他们所关心的当然只是有似我的体验的那种体验。他们所谈论的只限于《圣经》本文里所叙说的那些故事的学术探讨，而故事的内容又是庞大的，里面有着太多仅能勉强令人相信的奇迹故事了，使我非常不适。

在我就读高中的那一时期，每个星期四，我都会在这位舅舅家里吃午饭。我对他很是感激，因为不但午饭不错，还可以偶尔在吃饭时听到成年人间睿智和理性的谈话，这样的机会很难得。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实属一种极为奇妙的体验，因为在我的周围，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就学问性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虽然我也想与父亲严肃地谈话，但遇到的却是不耐烦和躲闪，这实在令我不解。直到后来几年，我才渐渐明了，我那可怜的父亲是害怕进行思考的，原因是他也被他内心的各种疑问烦透了。他要躲进自身里去，因此便认为信仰是盲目的。对于恩赐，他实在无法加以接受，因为他要痛苦地费一番工夫来强迫它到来。

我舅舅和表兄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历代教皇的教规与教义及现代神学研究家们的各种观点。他们似乎安全地置身于一种不言而喻的世界秩序里，在这种秩序里，尼采的名字根本不被提起，而对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则只勉强地给以承认。伯克哈特是“自由派”，“一个十分过火的自由思想家”，我因而揣度，在事物的永恒的秩序里，他的主张有点歪斜了。我理解，我舅舅从不怀疑我与神学相隔遥远，而我对此也深感遗憾。我从来不敢把我的问题摆到他面前，因为我再清楚不过，这会给我引来多大的灾难。我也无法说什么来进行反驳。相反，第一人格很快就走了出来，于是我的科学知识，尽管仍然很贫乏，却彻底为当时的科学唯物主义所浸透。它只是痛苦地为历史的见证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牵制。因为尽管我那神学家的舅舅及表兄们以赞扬的口吻提及康德，但康德的原理只用来使反对性观点名声扫地，却绝对不会用到自己一方的观点。关于这个，我也只能闭口不言。

因此，每当我与舅舅一家坐在一起吃饭时，我感到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内疚不已，星期四对我来说便变成了不吉利的日子。在社会安定、精神适意的这个世界里，我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但同时我又如饥似渴地汲取那偶尔滴出的使理智得到激励的点滴甘泉。我自觉十分不诚实与可耻，于是我便对自己承认说：“是啊，你个骗子；你撒谎，你欺骗对你怀有好意的人。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与理智均具有确实性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懂得贫困，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受雇佣的职业，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本人可以把一个人从他那秩序井然的精神世界里揪出来并使他遭万人唾骂，这一切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我没有办法向他们说明这一点。我必须自己背上这个黑锅并学会忍受它。”但不幸的是，即使现在，我也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我内心的这一道德冲突不断攀升，第二人格对我来说便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和令人讨厌了，而我也不再为自己掩饰这一事实了。我想尽办法想消除第二人格，但并没有奏效。在学校和朋友面前，我常常忘记他，在我学习自然科学的时候，他也会消失不见。但一到我自己一个人时，或去乡下时，叔本华和康德便又猛烈地进入我的头脑之中，这时，“上帝的世界”的威严壮丽也一并回来了。我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构成了它的一个部分，并使这大画布上布满了生气勃勃的各种色彩与人物。这时，第一人称及其有关选择一种职业的忧虑便沉浸不见；这是我在19世纪最后十年期间的一个小插曲。但当从过去许多世纪的远征返回到现实之中时，便会带给我一种不适感。我，或者说我的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并且迟早总得形成一种他希望选择什么职业的确切想法。

有好几次，我的父亲与我进行了严肃的交谈。他觉得，我拥有学习我所喜欢的任何学科的自由，除了神学。他如此诚恳地说道：“成为你所喜欢的什么人都行，但不要做神学家。”到这个时候，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某些事情可以说也可以干，而且还不会受到说短论长的非难。我经常尽可能地不去教堂，也不再参加圣餐仪式，他也绝不会责备我。我离教会越远，便越感到自在。我对教堂唯一想念的是那管风琴和那合唱音乐，但绝不是“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对我毫无意义，因为经常上教堂的人比起“俗人”来，在我看来实在算不上什么“团体”。后者可能不那么有德行，但却更正派，他们感情自然，更为合群和欢快，心肠更热情并更真诚。

我十分肯定地告诉父亲，我没有一点儿想成为神学家的意愿。但我仍然继续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摇摆不定。二者都十分令我着迷。我开始意识到，第二人格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他那里，我超越出了此时此地的范围；在他身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独一无二的眼，但却不能如地上的石子那样经常移动。第一人格反抗这种被动性，他不想默默无闻，但在目前，他却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显然，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只好等待着。要是有人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就会不自觉地回答说：语言学家。这只是表面上的作答，私下里，我却想说做有关亚述和埃及的考古学。然而在现实中，在空闲时间里我却继续学习哲学和科学，在假期时就更是如此了。每逢这时，我便在家与母亲和妹妹度假。我跑到母亲那里，抱怨说“我烦透了，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假期成了我一年中最美妙的时光，这时我便可以不受拘束，一个人自得其乐。此外，在暑假期间，父亲便会不在家，因为每到这时，他便会像往常那样到萨克森度假去了。

只有一次假期，我也去度假了。当时我十四岁，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便被送往恩特列布赫进行疗养，希望我那时好时坏的胃口及当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能有所改善。我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家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只身处于陌生的成年人之间。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既可怕又令我向往的冒险经历。我很少能见一眼这位神父，而他的那位管家我倒是经常见到，虽然是一位态度生硬的人，但还好不是动不动就发火。在那里也没有发生我预想到的威胁之事。我被一位年老的乡村医生照顾着，他开设了一家旅社式的疗养院，供各式各样康复期的病人入院治疗。各式各样的人都来看病：农民、下级官员、商人、几位来自巴塞尔的很有教养的人，这几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化学家，还有博士头衔。我爸爸也是个哲学博士，但他是语言学家。而这位化学博士则更令我感兴趣：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家，他没准懂得各种石头的秘密。他是个年轻人，闲暇还教我打槌球，但他一点儿也没有让我感觉他是个知识渊博的人，而且我还过于不好意思，又不善言辞并且无知，最终也没有问他。但我十分崇敬他，觉得他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能揭开自然秘密的人，或至少已洞悉了大自然的部分秘密。他与我同坐一桌吃饭，和我的饭菜一样，偶尔也与我谈上几句话。我感到自己进入了成年人的更为庄严的领域。这种地位的上升由于我被许可参加为寄宿者所安排的郊游而得到了证实。我们还参观了一个造酒厂，主人请我们品酒。诗歌曾这样说过：现在送来的却是忘忧，你知道，这就是美酒。

我觉得这些酒味道好极了，我飘飘欲仙，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和出乎意料的意识之中。再也不存在什么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他我的区别了，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也不见了，谨慎和胆怯也消失了。天与地、宇宙和在其中爬行、飞翔、转动、上升或落下的一切，全都融为一体了。我喝醉了，虽然有些丢人，但是我却感到快乐无比。我仿佛沉没进一片极乐海洋之中，但因为波浪的猛烈起伏，便只好使眼睛、双手和两脚紧贴着一切坚实的物体以保持平衡，我感觉街道在起伏，房屋和树木也跟着摇摆。“太美妙了！”我想着，因为多喝了酒水，体验了相当痛苦的结局，但不管怎样，它却是一种发现，一种美和意义的象征，只是因为我愚笨才将它破坏掉了。

我的疗养很快就结束了，父亲前来接我，于是我们便一起到卢塞恩旅行，真是愉快极了！我们坐上了轮船。在此之前我还从未见过轮船。蒸汽发动机让我非常感兴趣，我就是看不够，可是没多久就有人告诉我们说维茨诺到了。一座大山向下俯瞰着村子，父亲说，这便是里基山，一条铁路一直向上铺设到那里。我们来到一个小火车站，那里停靠着一个世界上最古怪的火车头，锅炉是竖着安放的，倾斜的角度显得非常特别。父亲塞了一张车票给我，说：“你独自一人坐车，一直坐到山顶去瞧瞧吧。我在这儿等着，两个人坐太贵了。记得小心点，千万别摔下来。”

我高兴极了，竟然找不出话来回答父亲。我就站在这座大山脚下，这山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座山都要高，都要雄伟，并且与我那遥远的童年时所见到的火红山峰那么类似。确实，我差不多已经是大人了。我买了一根竹杖和一顶英国骑士帽，这对于一个世界旅行家来说应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现在我即将登上这座奇大无比的山了！不知哪个相对更显巨大了，是我还有这座大山呢？这台神奇的机车喷着巨大的蒸汽颠簸地驶向令我感到眩晕的山顶，它带着我驶过了一程又一程，我满目是深渊和远处的美景，在这里，我眼前显现了种种崭新的深渊与变化无穷的景象，最后，火车终于到站了，我站在了空气十分稀薄的峰巅，放眼望去。“是的，”我想道，“就是它，这就是我的世界，这就是那真实的世界，这就是那个秘密，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无法解答的问题，无需提问。”我非常谨慎地沿着小路行走，因为周围有巨大的悬崖峭壁。一切都显得十分庄严肃穆。我必须要谦恭有礼，沉默无言，因为他已处身于上帝的世界。这里，它是有形的存在。这是迄今为止父亲给我的最好和最珍贵的礼物。

这情景太让我印象深刻了，以至于以后发生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在这一次旅行中第一人格又具体显现出来了，留下的印象也使我终生难忘。我仍然看见了我自己，我长大了而且独立了，头戴一顶硬挺的黑色帽子，手持一根贵重的手杖，坐在一间气势华贵的宫殿式大饭店的高雅露台之上，或者是在维茨诺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里，桌子用白色台布装饰，我喝着早上的咖啡，头上则是洒满了阳光的带斑纹路的天篷，嘴里嚼着涂满了金黄色的奶油和果酱的面包，设想着可以占满这漫长的夏日的各种旅游。喝过咖啡，我镇定地、不慌不忙地踱到一只轮船上，这条船便载着我驶向大山的山脚，而这些山的山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银光闪闪。

几十年以后，每次我工作过度而感到疲劳，就想寻求一处休息场所，这时候脑海里就会跳出这一景象。但是事实上，我一直渴望能再次体验这一壮丽美景，都没能如愿以偿。

这是我首次意识清晰的旅程，过了一两年，我又进行了第二次这样的旅行。得到家人的许可，我前去看望在萨克森度假的父亲。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消息：他与那儿的天主教神父成为了朋友。这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我不禁敬佩起父亲的勇气来。在那里我参观了弗吕埃利，那是当时已被认为升天了的克劳斯修士的隐居处和他的遗骸。我很震惊，天主教徒们怎么会知道他已处于一种至福至乐的境界的。也许他还在四处游荡并告诉人们他的近况吗？我对当地的这位守护神印象极深，我不但能够想象如此全心全意地献身上帝的一种生活，而且甚至还能理解它了。但我却不得不打了个寒战，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怎么会一生下来就注定有一位圣者来当丈夫和父亲呢，神职人员不是也有某些缺点和不足吗？这正是我特别喜欢我父亲的原因。“是的，”我想道，“有谁能跟一个圣者生活在一起呢？”他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便只好去当隐士了。尽管这样，他隐修的小屋离他家并不远。我觉得，这个主意好极了：让家里人住在一间屋子里，而我则住在相隔一段距离的小屋里，屋里摆着书籍和一张写字台，还生着火，火上可以烤几个栗子吃，可以用一个三脚架吊个锅煮汤来喝。作为一个隐士，我再也无须去教堂了，相反倒有一个供自己使用的小教堂在这里。

我从这隐修处向山上走去，边思考着边往上走，就像梦境一般，正当我要从左面下山时，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出来。她穿着本地服装，脸庞美丽，与我打招呼，一双蓝眼睛充满着友好。很自然地，我们一起向山谷走去。她与我年纪相当。我并不认识除了我的表姐们之外的姑娘，因此我有点难为情，不知道该怎么和她搭话。于是我便吞吞吐吐地解释说，我来这里度一两天假，我在巴塞尔念高中，以后想进大学学习之类的话。当我正说着时，一种命中注定的奇怪感觉袭上了我心头。“她正巧在这个时刻出现，”我在心里想道，“而她自然地跟我走在一起，仿佛我俩是天生的一对似的。”我斜着看了她一眼，在她脸上看出了一种既害羞又欣赏的混杂表情，这使我狼狈起来，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我思忖道，莫非这就是命中注定吗？我和她碰见是偶然吗？一个农家姑娘，这怎么会呢？她是个天主教徒，但也许她的那位神父就是和我父亲结交的那位？她根本就不认识我。我当然不能跟她谈什么叔本华和意志的否定之类的事吧？然而，她显得并不邪恶。或者她的那位神父并不是穿着黑色道袍鬼鬼祟祟地来回走着的耶稣会会士。但我也不能跟她说，我父亲是个新教的神职人员。这可能会吓坏她或得罪她的。谈哲学，或谈魔鬼，显然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尽管魔鬼比浮士德重要。她仍然居住在纯净自然的遥远的国土内，可我却一头扎进现实之中，在造物主创造的壮丽和残酷之中挣扎，她怎么受得了呢？我们之间矗立着一堵无法穿越的屏障，我们无法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关联。

我感到很难过，于是便把心里的想法都压了下去，把话题转到不会引起任何麻烦的事情上来。她要到萨克森去吗，天气很不错，风景也很漂亮，等等。

从表面上看，这次相遇是完全无意义的。但在我内心深处，它却有着极重的分量，因为它不但好几天在我心里萦绕不去，而且还像路边一座神龛那样，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那时候，我仍然幼稚无知，觉得生活是由单一的、各不相关的经历所构成的。有谁又能发现命运之线竟会从克劳斯修士一直连通到这位漂亮的姑娘那儿去了呢？

我在这个时期内心中充斥着各种互相矛盾的思想。首先，叔本华和基督教就无法一致；再者，第一人格也想从第二人格的压制或忧伤中解脱出来。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第二人格而是第一人格，是在第一人格仍然忘记不了第二人格的时候。而正是在那时，由于对立双方的不断斗争，我一生中第一个系统的幻想出现了。它是逐渐产生的，而且就我所记得的，它还有其根源——一次使我铭心不忘的体验。

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呼呼刮着，莱茵河被刮得浪花翻卷。我沿着河边的路往学校走。突然我看到从北面驶来了一条船，船上张着一张很大的主帆，顺风向莱茵河上游驶去。这是我所经历的某种全新的东西：莱茵河上的一条帆船！这使我想象了起来。如果它不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而是整个阿尔萨斯，都成了一个大湖，那我们便能看到各种帆船和大轮船了。这时，巴塞尔就是一个港口了。这就如住在大海边一样美妙了。然后，一切都会改变了，而我们也会生活在另外一种时间里和另外一个世界中。那就没有这间高中，我也不用上学走这一长段路，我也长大了，可以如愿以偿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湖中会兀立着一座山或一块大石头，由一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地峡被一条宽阔的运河所切断，运河上架着一道木桥，通向两侧是高塔的一道大门，门内是建筑在四周斜坡上的一个很小的中世纪城市。岩石上矗立着一个防卫森严的城堡，有一个高楼，还有一个瞭望塔。这就是我的家。在城堡里面，没有优雅的大厅或任何富丽堂皇的迹象。房间质朴无比，且很小。里面有一间不同寻常的吸引人的图书室，有关值得知道的一切的图书你都可以找到。这儿还有一个武器收藏室，城堡上还配有重炮。此外，城堡里还有一支由五十个武装人员组成的卫戍部队。这个小城市有几百个居民居住，由市长和元老所组成的市议会共同治理。我自己则是法官、仲裁人和顾问，偶尔在开庭的场合才露面。在朝向陆地的那一侧，小市镇有个港口，港内停靠着我的一只双桅快船，船上还有几门小炮。

整个布局的关键及存在目的在于城堡上的塔楼的秘密，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想法像电击进入我的内心深处。在塔楼内部，从城垛到有拱顶的地下室是一根铜柱，或者说是一根如同人的手臂那样粗壮的电缆，在铜柱的顶部处分叉成很多极细小的分枝，就像树冠一样，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像一条带有若干小根的根茎，它们延伸过来伸向天空。这些小根从空气中吸收某种东西，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后沿着这根铜柱导到地窖。在这地窖里有同样难以想象的某种装置，这是个实验室，我就在这里用铜管从空气中吸取的神秘物质来制造黄金。这实在很奇妙，我也不想形成任何有关其性质的观念。对于炼金的性质，我的想象力也不想为之费心思。这种想象只是圆熟并有点紧张地回避开这实验室里实际上在进行着的事情。实验室里面有一种禁忌：最好不要对之深究，也不要问从空气中萃取的是什么物质。最好不发一言。正如歌德在《母亲们》里说的：“提及她们，是令人尴尬的。”

当然了，“精神”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无法言说的东西，不过在心底深处，我并不觉得它跟极纯净的空气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这些小根管所吸收并输送到铜柱去的是一种精神性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地窖中就变成了可见的物质——金币了。这当然并非法术，而是大自然的一种可敬的和极为重要的秘密，这种秘密究竟从何得来，我也不得而知，我还要掩盖起来使市议会的元老们也无从知晓，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连对我自己也要守口如瓶。

以前上学的这一段路又长又烦腻，现在几乎是极为愉快地缩短了。每次一走出学校大门我便进入到了那座城堡，城堡里的生活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市议会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作恶者受到了惩处，争端得到了调节，大炮也准备就绪。快船的甲板清理好了，船帆扯起来了，于是这条船在和风中慢慢驶出了港口，然后，它从那岩石背后驶出来，转舵一直向西北驶去。转眼之间，我发现自己已走到了家门口，这一段路好像只走了几分钟一般。我像从马车上下来一样，毫不费力地到了家。这种令人愉快的消遣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令我厌烦。这时，我便觉得幻想很是愚蠢和可笑。于是，代替这种白日梦的，我便开始用小石子、泥土和灰浆建筑起城堡和防卫森严的炮台来。我叫它为胡宁根要塞，这个要塞完好无损，成了我的一种样本。我研究了有关伏班的一切可以到手的防御规划，这样便使我很快熟悉了不同的防卫技术。从伏班转到现代的各种防卫方法，然后又用有限的手段来建造各种不同类型的防卫模型。这事占去了我的所有空闲的时间。大概两年的时间里，我逐渐增长了自然科学和具体事物的知识，第二人格就此被扼杀了。

对于现实的生活我还是知道得很少，因此，我认为对它们进行考虑那是毫无用处的。谁都可以异想天开，但真正认识它们却是另一回事了。父母同意我订阅一份科学期刊，我便兴趣盎然地读了起来。我搜寻并收集了在我们朱辣山脉所能找到的各种化石，还有一切可以到手的各种各样的矿物，此外还有各种昆虫及猛犸和人的种种骨头。猛犸的骨头是在莱茵平原的沙砾坑里找到的，而人骨则是从靠近胡宁根的一个1811年的群葬墓里弄到的。各种植物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却不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我被植物所吸引是出于它们不应被拔起来而被晒死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它们是生命，只有在生长和开花结果时才具有意义，一种潜藏着的秘密意义，它们是上帝的想法。人们应该敬畏地看待它们并以哲理式的好奇来对它们加以思忖默想。生物学家对它们所发表的见解是有趣的，但那不是它们最根本的东西。然而这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也无法给出恰当的解答。就像是植物与基督教或与神的意志的否定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呢？这是我无法深究的事。但我觉得，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它们带有天真无邪的神的情态，而这最好是不要去加以破坏的。而昆虫则是变性的植物，是花和果实，它们转而用腿和长足到处乱爬，或用像花瓣那样的翅膀到处飞，整天忙于啮食各种植物。因为这种无理的行为，它们便受到大量杀灭，金龟子和各种毛虫就是这样的。我对“所有生物的同情”是严格地只限于热血动物的。唯一例外的是青蛙和蛤蟆，因为它们与人有某些相似之处。

海因里希·佐克为瑞士小说家和政治家（1771—1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