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传略

夏丏尊(1886—1946)，1908年任杭州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后任国文教员。该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五四运动南方新思潮的重要发源地，鲁迅、许寿裳当时都在该校任教，他们曾共同发起一场学潮，反对以道学家自命的监督，并迫其辞职。1913年，夏丏尊自告奋勇地兼任了该校被人瞧不起的舍监一职。他提倡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被学生称为“妈妈的爱”。在语文教学上，提倡白话文，是中国最早提倡语文教学革新的人。1914年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3人积极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行革新语文教育，被称为第一师范的“四大金刚”，受到反动当局和守旧派的攻击，相继离校。

离开杭州到长沙，在湖南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1921年，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在家乡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夏应邀受聘返乡。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是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为实现理想教育，夏邀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到春晖，在白马湖畔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教育环境。其间，他翻译了《爱的教育》。1924年底，在发生了一场反对反动势力的学潮后，夏丏尊、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等教师以及一批学生愤然离开春晖。

1925年，夏丏尊到上海，参与了立达中学(后改为立达学园)、立达学会及该会杂志《立达季刊》、《一般》月刊的创办工作，同时兼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其间，翻译了日本山田花袋的《绵被》，是中国最早介绍日本文学的翻译家之一。1926年他的《文章作法》由开明书店出版。1927年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1930年创办《中学生》杂志。夏丏尊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编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33年他和叶圣陶共同写成语言知识的读写故事《文心》，连载于《中学生》，次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被誉为“在国文教学上划了一个时代”。还出版了《文艺讲座》(世界书局1934年)、散文集《平屋杂文》(开明书店1935年)等书。1936年被推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

1939年创办《月报》杂志，任社长，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抗战爆发后，因体弱多病留守上海，参加抗日后援会。他坚守气节，矢志不为日本人做事。1943年12月被日本宪兵拘捕，后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营救出狱。但肺病复发，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摧残。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病逝，墓葬上虞白马湖畔。4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悼夏丏尊先生》，将其誉为民主文化战线的老战士，为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上海沦陷期间，他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还兼任上海南屏女中国文教员，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语文经验学会，翻译了《南传大藏经》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撰写《好话符咒式的政治》、《中国书业的新前途》等文，表示了对中国时局与出版事业的深切关怀。

学术著作有：《文艺论ABC》(世界书局)、《生活与文学》(北新书局)、《现代世界文学大纲》(神州国光社)。编著有：《芥川龙之介集》、《国文百八课》、《开明国文讲义》等。译著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蒲团》、《国木田独步集》、《近代的恋爱观》、《近代日本小说集》、《爱的教育》和《续爱的教育》等。

丏尊先生故后追忆

王统照

我与夏先生认识虽已多年，可是比较熟悉还是前几年同在困苦环境中过着藏身隐名的生活时期。他一向在江南从未到过大江以北，我每次到沪便有几次见面，或在朋友聚宴上相逢，但少作长谈，且无过细观察性行的时机。在抗战后数年(至少有两年半)，我与他可说除假日星期日外，几乎天天碰头，并且座位相隔不过二尺的距离，即不肯多讲闲话如我这样的人，也对他知之甚悉了。

夏先生比起我们这些五十上下的朋友来实在还算先辈。他今年正是六十三岁。我明明记得三十三年秋天书店中的旧编译同人，为他已六十岁，又结婚四十年，虽然物力艰难，无可“祝嘏”，却按照欧洲结婚四十年为羊毛婚的风气，大家于八月某夕分送各人家里自己烹调的两味菜肴，一齐带到他的住处——上海霞飞路霞飞坊——替他老夫妇称贺；藉此同饮几杯“老酒”，聊解心忧。事后，由章锡琛先生倡始，做了四首七律旧体诗作为纪念。因之，凡在书店的熟人，如王伯样，徐调孚，顾均正，周德符诸位各作一首，或表祷颂，或含幽默，总之是在四围鬼蜮现形民生艰困的孤岛上，聊以破颜自慰，也使夏先生漱髯一笑而已。我曾以多少有点诙谐的口气凑成二首。那时函件尚通内地，叶绍钧，朱自清，朱光潜，贺昌群四位闻悉此举，也各寄一首到沪以申祝贺，以寄希望。记得贺先生的一首最为沉着，使人兴感。将近二十首的“金羊毛婚”的旧体诗辑印两纸分存(夏先生也有答诗一首在内)。因此，我确切记明他的年龄。

他的原籍是浙东“上虞”的，这县名在北方并不如绍兴，宁波，温州等处出名。然在沪上，稍有知识的江浙人士却多知悉。上虞与萧山隔江相对，与徐姚、会稽接界，是沿海的一个县份，旧属绍兴府。所以夏先生是绝无折扣的绍兴人。再则此县早已见于王右军写的曹娥碑上，所谓曹氏孝文即上虞人，好习小楷的定能记得！

不是在夏先生的散文集中往往文后有“白马湖畔”或“写于白马湖”之附记？白马湖风景幽美，是夏先生民国十几年在浙东居住并施教育的所在。——以后他便移居上海，二十年来过着编著及教书生活，直至死时并未离开。他的年纪与周氏兄弟(鲁迅与启明)相仿，但来往并不密切。即在战前，鲁迅先生住于闸北，夏先生的寓处相隔不远，似是不常见面，与那位研究生物学的周家少弟(建人)有时倒能相逢。夏先生似未到北方，虽学说国语只是绍兴口音；其实这也不止他一个人，多数绍兴人虽在他处多年，终难减轻故乡的音调，鲁迅就是如此。

平均分析他的一生，教育编著各得半数。他在师范学校，高初级男女中学，教课的时间比教大学时多。惟有北伐后在新成立的暨南大学曾作过短期的中国文学系主任。他的兴趣似以教导中等学生比教大学生来得浓厚，以为自然。所以后来沪上有些大学请他兼课，他往往辞谢，情愿以书局的余闲在较好的中学教课几点。他不是热闹场中的文士，然而性情却非乖俗不近人情。傲夸自然毫无，对人太温蔼了，有时反受不甚冷峻的麻烦。他的学生不少，青年后进求他改文字，谋清苦职业的非常多，他即不能一一满足他们的意愿，却总以温言慰安，绝无拒人的形色。反而倒多为青年们愁虑生活，替人感慨。他好饮酒也能食肉，并非宗教的纯正信徒，然而他与佛教却从四十左右发生较为亲密的关系。在上海，那个规模较大事业亦多的佛教团体，他似是“理事”或“董事”之一？他有好多因信仰上得来的朋友，与几位知名的“大师”也多认识。——这是一般读夏先生文章译书的人所不易知的事。他与前年九月在泉州某寺坐化的弘一法师，从少年期即为契交。直至这位大彻大悟的近代高僧，以豪华少年艺术家，青年教师的身份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之后，并没因为“清”、“俗”而断友谊。在白马湖，在上海，弘一法师有时可以住在夏先生的家中，这在戒律精严的他是极少的例外。抗战后几年，弘一法师避地闽南，讲经修诵，虽然邮递迟缓，然一两个月总有一二封信寄与夏先生。他们的性行迥异，然却无碍为超越一切的良友。夏先生之研究佛理有“居士”的信仰，或与弘一法师不无关系。不过，他不劝他人相信；不像一般有宗教信仰者到处传播教义，独求心之所安，并不妨碍世事。

他对于文艺另有见解，以兴趣所在，最欣赏寄托深远，清澹冲和的作品。就中国旧文学作品说：杜甫韩愈的诗，李商隐的诗，苏东坡黄山谷的诗；《桃花扇》、《长生殿》一类的传奇；《红楼梦》、《水浒》等长篇小说，他虽尊重他们，却不见得十分引起他的爱好。对于西洋文学：博大深沉如托尔斯泰；精刻痛切如陀思妥夫斯基；激动雄抗，生力勃变如嚣俄之戏剧、小说，拜仑之诗歌，歌德之剧作；包罗万象，文情兼茂如莎士比亚；寓意造同高深周密，如福楼拜，……在夏先生看来，正与他对中国的杜甫、苏东坡诸位的著作一样。称赞那些杰作却非极相投合。他要清，要挚，又要真切要多含蓄。你看那本《平屋杂文》便能察觉他的个性与对文艺的兴趣所在。他不长于分析不长于深刻激动，但一切疏宕，浮薄，叫嚣芜杂的文章；或者加重意气，矫枉过正做作虚撑的作品，他绝不加首肯。我常感到他是掺和道家的“空虚”与佛家的“透彻”，建立了他的人生观，——也在间接的酿发中成为他的文艺之观念。(虽则他也不能实行绝对的透彻如弘一法师，这是他心理上的深苦！)反之也由于看的虚空透彻，——尚非“太”透彻，对于人间是悲观多乐观少；感慨多赞美少；踌躇多决定少！个性，信仰的关系，与文艺观点的不同，试以《平屋杂文》与《华盖集》、《朝花夕拾》相比，他们中间有若何辽远的距离？无怪他和鲁迅的行径，言论，思想，文字，迥然有别，各走一路。

他一生对于著作并不像那些规文章为专业者，争多竞胜，以出版为要务。他向未有长篇创作的企图，即短篇小说也不过有七八篇。小说的体裁似与他写文的兴会不相符合，所以他独以叙事抒情的散文见长。从虚空或比拟上构造人物、布局等等较受拘束的方法，他不大欢喜。其实，我以为他最大的功绩还在对于中学生学习国文国语的选材，指导，启发上面。现时三十左右的青年在战前受中学教育，无论在课内课外，不读过《文心》与《国文百八课》二书的甚少。但即使稍稍用心的学生，将此二书细为阅读，总可使他的文字长进，并能增加欣赏中国文章的知识。不是替朋友推销著作，直至现在，为高初中学生学习国文国语的课外读物，似乎还当推此两本。夏先生与叶绍钧先生他们都有文字的深沉修养，又富有教读经验，合力著成，嘉惠殊多。尤以引人入胜的，是不板滞，不枯燥，以娓娓说话的文体，分析文理，讨论句段。把看似难讲的文章解得那样轻松，流利，读者在欣然以解的心情下便能了解国文或国语的优美，以及它们的各种体裁，各样变化，——尤以《文心》为佳。

夏先生对此二书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工力。尤其有趣的当他二位合选《国文百八课》，也正是他们结为儿女亲家的时候。夏先生的小姐与叶先生的大儿子，都在十五六岁，经两家家长乐意，命订婚约。夏先生即在当时声明以《国文百八课》版后自己分得的版税一概给他的小姐作为嫁资。于是，以后这本书的版税并非分于两家。可谓现代文士“陪送姑娘”的一段佳话！

此外，便是那本风行一时至今仍为小学后期，初中学生喜爱读物之一的《爱的教育》。这本由日文重译的意大利的文学教育名著，在译者动笔时也想不到竟能销行得那样多，那样引起少年的兴味。但就版税收入上说，译者获得数目颇为不少。我知道这个译本从初版至今，似乎比二十年来各书局出版白话所译西洋文学名著的任何一本都销得多。

战前创办了四年多的《中学生》杂志，他服劳最多。名义上编辑四位，由于年龄，经验，实际上夏先生便似总其成者。《中学生》的材料，编法，不但是国内唯一良佳的学生期刊，且是一般的青年与壮年人嗜读的好杂志。知识的增益，文字的优美，取材的精审，定价的低廉，出版的准期，都是它特具的优点。夏先生从初创起便是编辑中的一位要员。

浙东人尤以绍兴一带的人勤朴治生，与浙西的杭、嘉、湖浮华地带迥不相同。夏先生虽以“老日本留学生”，住在“洋场”的上海二十多年，但他从未穿过一次西装，从未穿过略像“时式”的衣服。除在夏天还穿穿旧作的熟罗衫裤，白绢长衫之外，在春秋冬三季难得不罩布长衫穿身丝呢类面子的皮、棉袍子。十天倒有九天是套件深蓝色布罩袍，中国老式鞋子。到书店去，除却搭电车外，轻易连人力车都不坐。至于吃，更不讲究，“老酒”固是每天晚饭前总要吃几碗的，但下酒之物不过菜蔬，腐干，煮蚕豆，花生之类。太平洋战争起后上海以伪币充斥物价腾高，不但下酒的简单肴品不多制办，就是酒也自然减少。夏先生原本甚俭，在那个时期，他的物质生活是如何窘苦，如何节约，可想而知。记得二十八年春间，那时一石白米大概还合法币三十几元，比之抗战那年已上涨三分之二。“洋场”虽尚在英美的驻军与雇佣的巡捕统治之下，而日人的魔手却时时趁空伸入，幸而还有若干文化团体明地暗里在支持着抗敌的精神。有一次，我约夏先生章先生四五人同到福州路一家大绍兴酒店中吃酒，预备花六七元。(除几斤酒外尚能叫三四样鸡肉类。)他与那家酒店较熟，一进门到二楼上，捡张方桌坐下，便作主人发令，只要发芽豆一盘，花生半斤，茶干几片。

“满好满好！末事贵得弗像样子，吃老酒便是福气，弗要拉你多花铜钿。”

经我再三说明，我借客打局也想吃点荤菜，他方赞同，叫了一个炒鸡块，一盘糖腌虾，一碗肉菜。在他以为，为吃酒已经太厚费了！为他年纪大，书店中人连与他年岁相仿的章锡琛都以画先生称之(夏读画音)。他每天从外面进来，坐在椅上，十有九回先轻轻叹一口气。许是上楼梯的级数较多，由于吃累？也许由于他的舒散？总之，几成定例，别人也不以为怪。然后，他吸半枝低价香烟，才动笔工作。每逢说到时事，说到街市现象，人情鬼蜮，敌人横暴，他从真切感动中压不住激越的情绪！因之悲观的心情与日并深，一切都难引起他的欣感。长期的抑郁，悲悯，精神上的苦痛，无形中损减了他身体上的健康。

在三十三年冬天，他被敌人的宪兵捕去，拘留近二十天，连章锡琛先生也同作系囚(关于这事我拟另写一文为记)。他幸能讲日语，在被审讯时免去翻译的隔阂，尚未受过体刑，但隆冬囚室，多人挤处，睡草荐，吃冷米饭，那种异常生活，当时大家都替他发愁，即放出来怕会生一场疾病！然而出狱后在家休养五六天，他便重行到书店工作，却未因此横灾致生剧病。孰意反在胜利后的半年，他就从此永逝，令人悼叹！

夏先生的体质原很坚实，高个，身体胖，面膛紫黑，绝无一般文人的苍白脸色，或清瘦样子。虽在六十左右，也无佝偻老态，不过呼吸力稍弱，冬日痰吐较多而已。不是虚亏型的老病患者，或以身子稍胖，血压有关，因而致死？

过六十岁的新“老文人”，在当代的中国并无几个。除却十年前已故的鲁迅外，据我所知，只可算夏先生与周启明。别人的年龄最大也不过五十六七，总比他三位较小。

自闻这位《平屋杂文》的作者溘逝以后，月下灯前我往往记起他的言谈，动作，如在目前。除却多年的友情之外，就前四五年同处孤岛；同过大集中营的困苦生活；同住一室商讨文字朝夕晤对上说，能无“落月屋梁”之感？死！已过六十岁不算夭折，何况夏先生在这人间世上留下了深沉的足迹，值得后人忆念！所可惜的是，近十年来你没曾过过稍稍舒适宽怀的日子，而战后的上海又是那样的混乱，纷扰，生活依然苦恼，心情上仍易悲观，这些外因固不能决定他的生存，死亡，然而我可断定他至死没曾得到放开眉头无牵无挂的境界！

这是“老文人”的看不开呢？还是我们的政治，社会，不易让多感的“老文人”放怀自适，以尽天年？

如果强敌降后，百象焕新，一切都充满着朝气，一切都有光明的前途，阴霾净扫，晴日当空。每个人，每一处，皆富有歌欢愉适的心情与气象，物产日丰，生活安定，民安政理，全国一致真诚地走上复兴大道，果使如此，给予一个精神劳动者，——给予一个历经苦难的“老文人”的兴感，该有多大？如此，“生之欢喜”自易引动，而将沉郁，失望，悲悯，愁闷的情怀一扫而空，似乎也有却病销忧的自然力量。

但，却好相反！

因为丏尊先生之死，很容易牵想及此。自然，“修短随化”，“寿命使然”，而精神与物质的两面逼紧，能加重身体上的衰弱——尤其是老人——又，谁能否认。

然而夏先生与晋末间的陶靖节，南宋的陆放翁比，他已无可以自傲了！至少则“北定中原”不须“家祭”告知，也曾得在“东方的纽约”亲见受降礼成，只就这点上说，我相信他尚能瞑目！

夏丏尊与李淑同

夏丏尊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时，与弘一(李淑同)相识。那时弘一尚未出家，也在该校执教，讲授音乐美术课程。两人朝夕相处，友情甚笃。弘一早年即有皈依佛门的出世思想，一直潜心研究佛学。1916年的一天，夏丏尊偶然与弘一谈起在一本日本杂志上读到的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可以使人身心更新，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中外伟人如释迦牟尼、耶稣，都曾经断食等等。弘一听后，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年初，弘一避开亲朋好友，径自往西湖畔虎跑大慈寺实验断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第二星期只饮清水，第三星期由粥汤逐渐恢复到正常饮食。断食期间，每日静心临写魏碑。经过此次尝试，弘一皈依佛门的信念更加坚定，开始吃素、念珠、研读佛经、供拜佛像，到1918年夏，终于舍弃一切，在虎跑大慈寺剃度出家了。

弘一出家后，对夏丏尊十分感谢，认为正是由于夏丏尊的因缘，使他得以实现了久已神往的夙愿。夏丏尊对此却颇为不安，特地在故乡上虞白马湖畔修建庵居“晚晴山房”，供弘一居住，希望能减轻弘一长年云游四方的辛劳。两人始终保持着坦诚的君子友情。1942年9月，弘一在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给夏丏尊留下遗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无心月圆。”表达了对君子友情的珍惜之意和对自己精神追求的欣慰之情。

夏丏尊与朱自清

朱自清和夏丏尊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国文的开山鼻祖。20世纪20年代在白马湖共事时期，虽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互敬互重，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成为莫逆之交。

春晖中学位于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由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经亨颐筹建于1919年，1922年9月招生开学，夏丏尊、刘薰宇等是该校的首批教师。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校方拟聘请一名国文教员，委托夏丏尊物色人选。夏丏尊首先想到当时在温州省立十中教书的朱自清。

1921年，朱自清与夏丏尊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由首创中国新诗刊物的刘延陵介绍而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夏丏尊十分欣赏比自己小12岁的朱自清，认为他为人朴实诚恳又才华横溢。1922年，朱自清到温州教书，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夏丏尊将自己主编的《春晖》半月刊寄赠朱自清，朱自清看后非常喜欢，朱自清也将自己创作的诗歌、散文寄给夏丏尊，夏丏尊读了深为其清新朴素、平易自然的风格而更添爱慕之情。不久，夏丏尊写信给朱自清，动员他到春晖执教。1924年3月2日，朱自清离开温州来到了上虞的春晖中学。

为了照顾朱自清，夏丏尊把自己教的一个班的国文课让给了他。朱自清第一天去上课，夏丏尊亲自带他进了教室，并向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介绍说：“朱先生年龄比我轻，但学问比我好。上学期我已介绍几篇他所写的文章给你们看，不是都觉得很好吗？现在请他教你们这一年级，我仍教一年级。”一番话使学生对朱自清肃然起敬。面对夏丏尊这般谦虚、盛情，朱自清内心感动至极，他觉得夏丏尊如此信任、推崇自己，实在是难得的知己，因而更加敬重夏丏尊。

朱自清初到春晖，课务较多，上下午各有两个小时的课程，但他以丰富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驾轻就熟，将课上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受到学生的欢迎。

到了10月，朱自清将家眷接到了白马湖，刘熏宇把自己以前盖的小屋让了出来，使他们与夏丏尊的“平屋”毗邻而居。朱夏两家的前院只隔着一垛矮墙，相处极为亲和。那时，朱自清的3个孩子大的刚满6岁，小的不满周岁，小孩子之间吵闹不停，常常给一心扑在教育和写作上的朱自清带来不小的烦恼和焦躁。而每当吃晚饭的时候，院子里常听到朱家大的喊、小的哭以及孩子们在饭桌上的斗嘴声。每每这时，夏丏尊就在廊檐下或用时鲜小吃哄小孩，或对着墙边喊朱自清：“佩弦，来吃老酒吧！”朱自清应了一声就过去了，于是两人开怀畅饮，倾心交谈，其乐融融，不知东方既白。当时夏丏尊的孩子已10多岁，朱自清也经常抽空和他们玩耍，或带他们去春晖中学仰山楼前的游泳池里学游泳，或在平屋前面的石凳上和他们玩纸牌。两家人互相照应、互相体恤。

夏丏尊的家非常考究，屋里布置有名人字画，还摆放着古瓷、铜佛等古玩，院里则有精心栽种的花木。朱自清平日一有空，就和丰子恺、朱光潜等到夏丏尊的“平屋”赏花、喝酒、谈天，好客的夏丏尊总是热情接待，还时常留他们吃饭。而夏夫人总会准备一大桌的菜。身处这样的环境，拥有这样真挚豪爽的朋友，朱自清不禁产生“如归”之感，因而不止一次地说“我爱春晖”。

1925年，许多教员因为同校方在教育管理上意见不合，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等先后愤然辞职。两年后，朱自清也离开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来到北京，其时夏丏尊已去了上海。两人虽然各处一方，但彼此始终惦念着对方。朱自清不时为夏丏尊在上海编辑的刊物如《一般》、《中学生》等杂志撰稿，还为《文心》作序，为开明书店编写语文教材；此外，还在一首《怀旧诗》和散文《白马湖》中，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夏丏尊的情谊、赞颂和感恩。他在《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一文中还写道：“夏先生是一位理想主义的教育家”，“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切”，“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这不失为夏丏尊千古后最真切的纪念文字。

夏丏尊作品精选

白马湖之冬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小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都是整个儿的，从上山起直要照到下山为止。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间曝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晒到哪里，就把椅凳移到哪里，忽然寒风来了，只好逃难似地各自带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门关上。在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黯，湖波泛深蓝色。

下雪原是我所不憎厌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

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从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白马湖的所以多风，可以说有着地理上的原因。那里环湖都是山，而北首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

现在，一家僦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历害哩！”

原始的媒妁

媒妁者叫做“月老”，这典故据说出于《续幽异录》所载唐韦因的故事。据那故事：月下老人执掌人间婚姻簿册，对于未来有夫妻缘分的男女，暗中给他们用红丝系在脚上。月下老人就是司男女婚姻的神。

古今笔记中常见有“跳月”的记载，说某些民族每年择期作“跳月”之会，聚未婚男女在月下跳舞，彼此相悦，即为配偶。陆次云有一篇《跳月记》，述苗人跳月的情形非常详尽把上面两段话联结了看来，月亮与男女的结合似乎很有关系。男女的结合发生于夜，婚姻的“婚”字原作“昏”，就是夜的意思。说虽如此，黑夜究有种种不便，在照明装置还非常幼稚或竟缺如的原始社会，月亮就成了婚姻的媒介者。中国月下老人的传说也许是唐以后就有的，无非是把月亮加以拟人化罢了。

月下老人其实就是月亮的本身。

在我们现代，“跳月”的风习原已没有了，可是痕迹还存在。日本有所谓“盆踊”(bonadori)者，至今尚盛行于各地。“盆”即“于兰盆”之略语，为民间祭名之一，日期在旧历七月十五日。日本每至七月十五前后，各地举行盆祭，男女饮酒跳舞为乐，较我国之兰盆会热狂得多，因此常发生攸关风化的事件。中国各乡间迎神赛会，日期亦常在月圆的望日，吾乡(浙东上虞)的会节差不多都在旧历月半，如“正月半”，“三月半”，“六月半”，“八月半”，“九月半”，“十月半”之类。届时家长迎亲接眷，男女都盛装了空巷而往。观于从来有“好男不看灯，好女不游春”之诫，足以证明这是“跳月”的变形了。吾乡最盛的会是“三月半”，无妻的男妇向有“看过三月半，心里宽一半”的谣谚。意思是说：会场上有女如云，不怕讨不着老婆。

月亮对于男女的关系似并不偶然，莫泊桑有一篇描写性欲的短篇，就叫《月光》。

由此类推去看，古来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具着有机的技巧的，那都会中作为男女情场的跳舞厅与影剧院中的电灯光，其朦胧宛如月夜，也是合乎性心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