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一种形式要素，中西诗歌中的叙事由来已久。从文类识别、体裁特征到表现手法，叙事在中国新诗的演进过程中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在中国新诗的抒情本体化路径中，不仅有着区别于抒情主义的一条叙事性书写的脉络，而且由于受到外国诗歌的熏染与不同时代命意的影响，从而呈现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叙事性的别样面目，可谓中国新诗现代转型的独特表征。然而，这一叙事性的书写长期被遮蔽在以抒情主义为主流的诗学实践与批评话语中，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在对诗歌叙事美学的考察中，现代抒情诗中的叙事性研究是关键环节之一，这不仅喻示了叙事性诗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性转移，在诗学意义上展开了与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的现代性对话，而且呈现了与西方叙事学有所交集而不乏差异性的形态。因而，研究现代抒情诗的叙事性可以弥补现有研究视域的欠缺，有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现代抒情诗的面貌、特征和本质。

诗歌叙事的理论背景既要追溯到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叙事诗学现象及其相关理论，还要借助西方诗歌在现代演进中叙事性因素增多，以及西方叙事学对诗歌叙事的理论建构与分析，由此厘清西方文类概念与叙事学理论影响下的叙事、叙事性以及诗歌中的叙事等概念。同时还需要在新诗理论语境中，厘清叙事性与散文化、小说化、戏剧化等话语的交集与区别。

叙事性在现代抒情诗中的发生，首先借助于翻译，西诗译介中早期的圣诗翻译成为叙事性发生的潜在语境，圣诗翻译中的口语化白话、叙述语调、叙事视角等的出现无疑成为诗歌中叙事因素的先声；现代诗人中以译代写中的叙事性愈加鲜明。其次，从语言学层面来看，现代汉语语法的西洋化与外国自由体诗歌的进入，既缔造了取代文言的白话新诗，又带来打破格律的自由体式，也使叙事性的发生从语言与诗体层面展开。在语言层面，白话的口语化特征中蕴含的叙事性因素，同时西方新名词、新概念的渗入也带来叙事的基因，逻辑性分析这一欧化语法渗入现代汉语，突出了这一叙事性的语法构造，也使现代抒情诗中的叙事因素凸显。而主谓句式中主语与谓语动词的不可或缺，既形成了抒情诗中第一人称的抒情述说，也建构了谓语动词突出的主谓结构。在以主谓句取代题释句的诗语结构中，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分化与裂变，同时增加了抒情诗的动力结构，成为叙事性的标志性特征；格律解放后的自由诗体与自然音节为容纳更为丰富的叙事元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启蒙救亡主题下的科学、革命等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传达，无不浸染上宣讲叙述之风；在各类现代观念的介入中，叙事性的发生与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的转型同步展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叙事性在现代抒情诗中以多元繁杂的面目展开其诗学实践。郭沫若早期抒情诗中的叙事性显隐俱存，隐性的叙事在呼语、人称与罗列排比中开启现代抒情诗叙事的滥觞；五四后的诗人群，在自然生发的叙事中开始了风格多样的诗学探索；新月诗人的叙事书写在写作与理论层面都有自觉的表现；戴望舒在打破音乐束缚的絮语式叙述中，表现了现代抒情诗叙事性实验；何其芳在代拟体、情节因素的意象化抒情中，展示了叙事性在抒情诗中的独特魅力；卞之琳则从戏剧性场景、戏剧性独白、口语化叙事、叙事声音与视点的丰富层次中展开了更具现代性的叙事，以小说化的抒情策略形成了现代抒情诗的诗学形态之一；冯至不仅有联章合咏的组诗结构，而且在咏物与写人记事的诗篇中，以叙事对经验的形式化承载而出现的经验型抒情，进一步丰富了现代抒情诗叙事性的形式；艾青则以散文美开创了现代抒情诗悲郁壮美的美学风格；穆旦在事件性和对话性的抒情中，使抒情诗的叙事性特征呈现繁复而现代的面目。

丰富的叙事诗学实践渐次形成了现代抒情诗叙事性的诗学形态——情境美学。在情境美学的抒情主体话语层面，人称、视点、声音带给抒情诗以叙事性的特征，也从叙述层面建构了现代抒情主体；叙事性的情境不仅使叙事性书写成为结构功能，而且在情事互动中成为诗化的叙事。最终，这一叙事性的诗学实践，实现了中国现代抒情诗对现代抒情主体的建构，在形式化的探索中呈现了现代语境下叙事性诗学形态的创造性转换，其中，叙事性诗学形态也成为现代文化、现代文学转型的形式化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