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人作贼”的梁鸿志
梁鸿志（众异）是福建长乐人，八闽多才，清末以来，尤多文章词赋之士。其间以文章鸣者，有严复（几道）、林纾（琴南）；以诗名者，前有郑孝胥（海藏）、陈衍（石遗）；后有黄濬（秋岳）、梁鸿志（众异）。黄梁较晚出，联镳并辔，驰骋骚坛，有闽派两大诗人之目。秋岳诗力追宋人，近于郑海藏，得劲峭之旨；众异则力求平淡，得力唐人，功力较深湛。秋岳以文人自命，所存《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已足传其人。而众异却不安于做一个诗客，一心想做政坛魁首，终致卖国取辱，自伤其身。又福建一地也多出汉奸，除郑孝胥以“伪满总理”于抗战胜利前病死外，黄秋岳、梁鸿志均以通敌或附逆而伏法。梁鸿志著有《爰居阁诗集》，共九卷。一九三七年，中华书局曾用聚珍仿宋字付印，和夏敬观、李拔可、黄秋岳三家诗集同一版式，预备同时发行，不料黄秋岳首先通敌，事泄正法；梁鸿志利禄熏心，做伪府官员，中华书局便将黄梁二人的书搁置，只发行了夏敬观的《忍古楼诗集》和李拔可的《硕果亭集》。梁鸿志既袍笏登场，有的是钱，他就自行重印，一九三八年，梁鸿志将诗稿交由文楷斋雕版，当时对于版式十分重视，选了好多种诗集做参考，最后决定以闵葆之的《云海楼诗存》做样本，《爰居阁诗集》的刊刻精美，是诗界所公认的。章士钊固是见惯善本的诗人，他也称许此书的“精椠”，其贵重当可想见。梁鸿志用来赠送亲友，接着又印了续集一大册，装成锦套。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郁闷得很，又复作起诗来，积成一百多首，分为上、下卷，上卷名为《入狱集》，下卷名为《待死集》。
梁鸿志（1882－1946）出身闽侯望族，曾祖父梁章钜（1775－1849），字茝林，号退庵，为嘉庆进士，官至江苏巡抚，是嘉道间名震朝野的收藏家。（一般资料都称梁章钜为梁鸿志之祖父，是错的。后来成为梁鸿志女婿的朱朴曾问于梁氏，乃其曾祖无误，“梁氏便兴致勃勃地引我们去看许多退庵公的墨迹。据梁氏说，那些遗墨并非家传，而是得诸书贾画贩之手，而今重为子孙所保有，言下不胜欣然”）梁章钜平生纵览群籍，精研金石之学，勤于著述，为清代各省督抚中著述最多者：计有《浪迹丛谈》《论语集注旁证》《孟子集注旁证》《归田琐记》《南省公余录》《退庵随笔》《楹联丛话》等七十余种。梁鸿志的外祖父林寿图（1809－1885），字恭三，号欧斋，别署黄鹄山人，工书画及诗词。梁鸿志生于光绪八年（1882），父亲梁居实给他取名鸿志，字仲毅，后又改“众异”，指望其出人头地。由于父亲曾任大清国驻日本长崎的领事馆职务，梁鸿志六岁时也在日本度过两年的童年生活。回国不久，父亲亡故，其母守节抚孤，机灯课读。梁鸿志天资不错，于书无所不读，也能博闻强记，弱冠中秀才。一九○三年，年二十一，中举人，次年入京参加三年一度的全国会试，座师龚心钊激赏其文，惜荐而未中。翌年废科举，这对于一心想通过科举而挤进官场的梁鸿志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科举之路既已断绝，梁鸿志乃入京师大学堂，他和海盐朱芷青（联沅）最相得，又和黄秋岳同从陈石遗学诗，久之梁、朱、黄成了诗文挚友。
一九○九年四月，梁鸿志自京师大学堂预备科毕业，先分发到山东登莱高胶道尹公署科长。后调任奉天优级师范学堂教员。不久又去北京，在学部任职，充当小京官。其时革命怒潮澎湃，这班久居北方的破落子弟，耳濡目染的无非做官讨差事一类，自然畏忌革命事业，最进步的思想，也只是康梁式的立宪而已。因之梁鸿志和朱芷青在学部做小京官，碌碌无所建树，退食之余，无非沉酣诗酒，聊以自娱。民国成立后，梁鸿志在唐绍仪主持的国务院任职。又兼在诗友薛大可在袁世凯授意下创办的《亚细亚日报》担任政论文字及新闻编辑。其时如丁佛言、黄远生、刘少少、李犹龙、黄新彦、黄秋岳，均在该报襄助。梁鸿志文笔恣肆，能极嬉笑怒骂之情，所写的评论，又熟谙史事，引古证今，夹叙夹议，颇引人注目。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当时闽人曾云沛（毓隽）、陈懋鼎（征宇）均在国务院任秘书，曾云沛尤为段祺瑞所亲信，梁鸿志得他们提挈吹嘘之力，于皖系全盛时期，当上段祺瑞手下第一大将段芝贵总司令的秘书长。当时北洋政府之官场风气，习于颓靡，部长以次所有要人，每届周末，例必纷纷聚集天津，以图一夕犬马声色之欢。梁鸿志知之，以为循此途径或当有所遇合，于是每值周末，亦必购头等火车票由北京赴天津，仆从煌赫，携线装诗文书集，兀坐车厢中，故矜其高贵与风雅之致。积时既久，果然结识段总理属下不少政要。一日，竟与王揖唐相遇，当时王揖唐方由吉林督办内调陆军总长未就，乃奉段氏之命组“安福俱乐部”，自为总裁，适与梁鸿志同车，互相通问之下，王揖唐见梁鸿志所携诗集，皆为珍本，商请借阅，梁鸿志自欣然以应。王揖唐固能诗，阅后附诗一首送还，梁鸿志读之，立即依韵次和回呈，王揖唐大为惊奇，遂订为文字交，且由文字交进而结为政治缘，这是梁鸿志此后一生出处功过之最大关键也。
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晚，王揖唐、王印川、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开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并决定三月八日为正式成立日。“安福俱乐部”下设有干事部（主任王揖唐）、评议会（主任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主任李盛铎）。干事部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课下复设股。“安福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议会政党，之所以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人所忌。未几，王揖唐就把梁鸿志笼络入“安福系”，出任临时参议院秘书长。同时又担任“安福俱乐部”会计副主任，当时徐树铮滞留库伦，王揖唐久居上海，整个俱乐部的指挥权无形转移到交际主任曾毓隽之手。从此曾、梁两位福建同乡好友互相勾结，假借俱乐部开支之名，将交通部的公款，大肆侵吞。不久，王揖唐复将梁鸿志荐于段祺瑞充任秘书，往来奔走于议会与政府之间，又俨然一政客矣。
一九二○年七月，直皖战起，皖败，段祺瑞去职，“安福俱乐部”亦随之宣告垮台。在吴佩孚通缉“段系十三太保”名单中如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李思浩、朱深、姚震、方枢、王郅隆、姚国增，皆属部长、督军等一流人物，而梁鸿志以一秘书职位，赫然列名其间，其重要可知。梁鸿志以事先逃匿北京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得免，又在日本使馆的协助之下，乘火车逃往天津，住进租界，当上寓公。梁鸿志在政治上虽然失势，但却因此发了一笔横财。原来直皖战争爆发时，在段芝贵的总司令部里存有三百万大洋的军饷，皖系一打败仗，军饷无兵可发，几个首脑一商量，干脆把这笔军饷私分了，梁鸿志一人就分得五十万银圆，拿着这笔惊人的巨款到天津逍遥，顺手倒腾点古代字画。他博览群书，善于鉴赏辨伪，一个朋友介绍一位穷途末路出卖祖传阎立本真迹的人给他，他鉴定后说：“此乃赝品，临摹得不错，不过，玩玩可以，收藏则价值不大。”半买半骗地把这个孤本珍画搞了过来，转手倒卖给日商岩崎，再次牟得暴利。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兵败垮台。经冯玉祥邀请，段祺瑞重新出山做了临时大执政，原拟以王揖唐任秘书长，但王揖唐深知段此次上台，本身已没有实力，要受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制约，秘书长的日子更不好过，乃辞之，转荐梁鸿志以自代。梁鸿志对这个位置十分中意，立即走马上任，并把家从天津迁回北京，赁庑西城。因所住宅院是以前党附袁世凯“筹安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旧邸，故拟一联贴于门：“旁人错认杨雄宅，日暮聊为梁父吟。”暗嵌杨梁二字，而且还用“梁父吟”的典故，以贪慕权势攀龙附凤的心态而自比于躬耕陇亩时期的诸葛亮，却未免有污先贤。段祺瑞东山再起，安福要人各有报效，李思浩、曾毓隽各醵金数百万，梁鸿志拥有厚赀，独他分文未赆，竟踞清要之位，李曾等人对他不无微词，因此梁鸿志在位时也深自敛抑，案牍之余，唯搜求古玩，尤于宋元版本，古今名人手迹及珍籍抄本，收藏最富，琳琅满室，摩挲为乐。
一九二六年四月，驻北京的国民军鹿钟麟部推翻了段政府。梁鸿志灰溜溜地跟着段祺瑞退避天津，重做寓公。在以后数年中，他一直居住在天津或大连。这时他已经算是很有钱的阔佬，不意在去大连旅游的时候，在咖啡馆里邂逅了一个巨商的弃妇，梁鸿志相貌堂堂风度翩翩，能说会道知情达趣。两人很快蜜里调油，同居到最后，这个豪门怨妇居然心甘情愿地送给他一大笔可观的存款和房产。一九二八年底，他在大连海滨黑石礁筑临海小楼一幢，名为“爰居阁”。“爰居”云者，取《鲁语》“海多大风，爰居逃灾”之意！“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离津南下，住进上海霞飞路前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公馆，梁鸿志也跟随南下，在上海赁屋而居。每月从段祺瑞那里分得一千大洋，其享受之优裕，为旧时政客之冠。
“七七事变”前，蒋介石曾邀梁鸿志上庐山晤谈，梁鸿志急忙趋赴，结果只谈几句即出来。正巧戴季陶撞入，问蒋梁表现如何，蒋笑答，“小政客，没有什么作为”。此话传入梁鸿志耳中，遂终生恨蒋入骨，后来梁鸿志当了汉奸成天把“亲日反蒋”挂在嘴边絮叨，并宣布“彻底否定国民政府”的“政策指导”，这在群奸中是少见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克敏等一批北洋遗老在华北沦陷区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邀请梁鸿志北上做官。梁鸿志心有所动，但又考虑不可能得到合适的位置，乃婉言谢绝。因为在数年前，他在上海找著名相士徐遂初算了一卦，江湖术士鉴貌辨色，投其所好蒙他：“岁在戊寅，东山再起，位至阁揆。”梁鸿志对此批文牢记不忘，一九三八年正是戊寅年，他相信正是自己大展宏图的时候。当时上海已经沦陷，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从华北弄来个叫王子惠的组织华中伪政府，正以热火朝天的干劲拉人下水，梁鸿志心想东边不亮西边亮，兴冲冲地自告奋勇入伙。不料这个王子惠从侧面打听了一下，别人告诉他：“梁众异乃是‘安福系’政客出身，平生惯于卖友，论手腕你恐怕不是他对手。”王子惠听后产生戒心，对梁鸿志闭门不纳。梁怀着满腔“卖国无门”的“悲愤”自行找到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自我推销，事有凑巧，恰好日方感觉王子惠名头不响号召力太差，是以一拍即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隆重开张，伪政府未设主席，梁鸿志出任“行政院长”，是最高级别的首脑，果然正是相士徐遂初预言的“位至阁揆”。
“维新政府”其实控制的地盘小得可怜，只有南京、上海两市及苏、浙、皖三省部分地区，即使上海也无法全部控制。当时维新政府的汉奸，在上海时常被暗杀，梁鸿志等人在“维新政府”成立前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躲在上海日租界的新亚酒店内办公，故有“酒店政府”之讥。维新政府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温宗尧为司法院长，陈群为内政部长，陈箓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王子惠为实业部长，陈则民为教育部长，任援道为绥靖部长，胡礽泰为司法部长。以上的阁僚多为过去北洋政府中的要人与官僚，社会号召力并不大。更使梁鸿志难堪的是，伪政府运行后，手下的几个“部长”都知道他是个没啥背景的文人，空顶着行政院长的名号而无生杀予夺之权柄，对他不怎么尊敬，任“实业部长”的王子惠就对终于屈居梁下很不开心，时常对他出难题，阳奉阴违；而“内政部长”陈群，是杜月笙的拜把子兄弟，曾是上海滩风云人物，更看不起梁鸿志这种无力的文人，一次冲突后常对人放言：“梁以为他当个行政院长就了不得了？他算个什么东西？大家都是为日本人做事，谁也不比谁大！”对此梁鸿志有诗云：“抛却文书即酒杯，骎骎佳日去难回。身疑春茧重重缚，心似劳薪寸寸灰！阶下弓刀类儿戏，眼中幢节几人才？鞭笞六国寻常事，只惜秦人不自哀。”他以“首揆”之尊，却要仰承别人的鼻息，难怪他内心是痛楚的。又有一次，他作为伪政权最高首脑到上海特别市“视察”，没准心里还认为会给他来个红地毯夹道欢迎呢，结果伪市长傅筱庵都不去车站接他，等他自行下榻新亚酒店后，才去拜访。在交谈中，傅又从口袋中掏出名片，指着自己的头衔，还对他炫耀：“我这个市长，可是日本人‘特别’委任的！”一个市长竟以这种态度对待行政院长，梁鸿志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日本东京方面以为“维新政府”既无进展，不如与北方合流，较易整理。但日本在我国南方之军人也不欲听命北方，而又不便反对东京的主张，经过他们苦思焦虑，居然创出一种明合暗分之局，此亦政局中之奇闻也。所谓明合暗分，即“华北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依然让其分别存在，无须另组统一政府，但南北两政府每月得联合开会一次，处理双方有关联络事项，双月在北，单月在南。因“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在先，第一次会议乃在北平行政委员会（即北洋政府时代之外交大楼）开会，以王克敏为主席，南方政府阁员一律到齐。第二次则在南京开会，北方临时政府人员亦一律南下参加，以梁鸿志为主席。其实此种会议，毫无意义，议案通过而不实行，形同儿戏，开会期间只是应酬游玩而已，因无权利之争，遂无意见之冲突。如此安然度过半年之后，不料日人又花样翻新，仍思组一南北统一政府，由上海“梅机关”主办，以特务机关长影佐祯昭为主持人，适其时汪精卫被日方由河内接到上海，遂由此产生汪伪政权。
汪精卫决定要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商定国是。他派陈允文、周化人秘密到北方去活动，由李景武、焦莹分头拉人，居然拉到东北——奉、吉、黑；西北——陕、甘、青、宁夏、新疆；内蒙古——热、察、绥；华北——鲁、晋、豫、冀，及平、津、青岛三特别市的“代表”四十二人，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开会，选举中执监委。同时又选出常务委员及主席团，议定即开“六全大会”之“一中全会”，宣布还都组府。为此得先拆散“维新政府”，才好“还都”。于是由周佛海、梅思平等一番策划，通过岑德广的关系，加以运用，拉紧陈群，勾住任援道，答应只要支持汪的和平运动，将来在中央政府中可以官任原职。这时的梁鸿志已是焦头烂额，他自知无力与汪精卫抗衡，建立不到两年的维新政府，就要被汪政权所并吞，他伸手讨要汪伪政权“行政院长”职位未果，老实的就任无实际权力的“监察院长”，总聊胜于无官可做。
在汪政权的重要活动中，梁鸿志的大名虽时常出现，但在各个实际部门，没有他插足的余地。他除了领取一份优厚的俸禄外，干脆长期躲在上海公寓里享清福。孙曜东说：“梁鸿志在上海汾阳路买了一幢外国人留下的豪宅，每周有一半时间从南京溜回上海，以诗酒自娱，每周五下午必有牌局和宴会。常去打牌的除我之外，还有盛老四（即盛恩颐，盛宣怀的四儿子）、周文瑞（盛宣怀的孙女婿，台湾银行行长）、李鼎士、朱象甫（北洋时代的名士，与梁私交很好，但拒不下水）。‘五家做梦’之余，就听他大吹诗书文人。我曾请他代为求一张郑孝胥的字，他大不以为然，说：‘不必！他的字只求与古人形似，而未得古人之神韵，不行。以后我给你写好了！’说到章士钊的诗文，竟以‘狗屁’斥之。对于赵尊岳，只首肯他的词。对于叶恭绰，只说其字还可以。他所佩服的只有一个人，即黄濬（秋岳），是个被枪毙得更早的汉奸文人。”梁鸿志在维新政府时期，又依仗权势，廉价买进一批珍贵书画文物，其中尤以宋代名人苏东坡、米南宫等书画三十三幅墨宝大册，最为名贵，故其斋名，除“爰居阁”外，又有“三十三宋斋”之称。据经堂（朱朴）《记爰居阁主人》文中说：“爰居阁实在并没有什么阁子，正如梁氏自己的文字中所说，仅存其名而已，其实是位置在一幢古旧的洋房之中的。一进门便可以看到许多花木，想见主人不独是一个知名的书画善本的收藏者，而且还是一个园艺的爱好者。爰居阁在那幢古旧的洋房的左厢，虽然离开喧阗的马路很不远，但两边的窗子被那花木的绿荫一掩映，便很自然地使人忘掉了烦嚣，颇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乐。在这里我便找出梁氏选择这幢古旧的房屋作为住宅的理由；诗人的作风，原是不同于一般贵人达官的。不用说，爰居阁中四壁所悬挂的，总是琳琅满目的了，那篇梁氏自撰的‘爰居阁记’高悬在上首，和它遥遥相对的，是谭瓶斋所书的‘三十三宋斋’一块匾额。……在满壁琳琅的珍件中，令人们特别会注意的，却是一个人的照片，那便是过去和梁氏历史最深的段芝老。那照片是和我们常见到的一样，所不同的是多二行上下款：‘众异老弟’和‘段祺瑞’，寥寥七个字，可见得他们关系之亲切了。”梁鸿志在伴食之余，无所事事，有时满腹牢骚，无从排解，只有写写旧诗，他的《怀人感旧》：“世故换人殊有力，余生想见且轩眉。一鸣何地容我喙？万事输人胜以诗。阅报摊书真两失，听香读画郁千悲。何当共子谋娱野，尽意看山快暂时”，就记载了他当时的这份心情。
抗战胜利后，汪伪集团树倒猢狲散，众汉奸下场各异，有服毒自杀的，有畏罪潜逃的，也有摇身一变，变成“潜伏敌伪的忠贞人士”了的。梁鸿志乐观地认为他不沾军事，手上没有血债，先躲躲风头，过些日子或可托关系“转行”，他知道京沪两地，目标太明显，于是他把家里草草地料理一下，甚至文物字画都没搬动，就携了他的一位新娶的姬人及年才两岁的幼女，赁屋匿居苏州。本来那时的户口管理并不严密，苏州又多深邃的旧宅，如其真是能蛰伏而毫不露面的话，也可能避过风头。但据其后来给女儿梁文若的遗书云：“去秋狱事将起，我避地吴阊（案：为苏州）城外，惟慧（其第二姬人慧真）意（第三姬人意真）两太太知之。吾家枭獍（案：指其侄女星若，为黄秋岳之弟竹生之妇），误听人言，以为我不出头，则累其夫婿。于是勾结我旧部（案：指任援道），意图破我秘居。适我令意（意真）来沪，晋（即星若）遂圈置其家，强迫同行，并有某人（案：为任援道）及其副官偕往。吾秘居既已不密，只得归案。”任援道在“维新政府”时是梁鸿志的部属。抗战胜利后任援道亮出“牌子”，他是军统派出潜伏人员，所以没有被清算为汉奸，但军统要他把汉奸一个个“咬”出来，任援道认为黄竹生与梁鸿志有姻娅之谊，遂对黄竹生说：“只要梁院长肯挺身自首，我敢保证他生命的安全。至于你，只要能供给情报，能使梁院长归案，自然是一项最大的功勋。”因此梁鸿志的落网可说是被侄女婿给出卖的。任援道得讯以后，立即赶去会晤，并把梁鸿志带回司令部。任援道还装作有心搭救，决定亲自陪梁鸿志去上海，与李思浩商量后再做决定。李思浩与梁鸿志是段祺瑞时代的同僚，当时梁鸿志任秘书长，李思浩则为财政总长。李思浩当时已自顾不遑，他筹思再三，认为除与军统接洽以外，别无他法。于是梁鸿志写了一份自白书请任援道转交给戴笠。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梁鸿志被军统特工押至上海福履理路的楚园里。
楚园是前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私产，抗战胜利后征为“优待所”，所捕的汉字号人物，都先寄押其中。有温宗尧、唐寿民、盛幼盦、闻兰亭、杨揆一、缪斌、林康侯、袁履登、唐海安、吴蕴斋等五十余人，在战前他们何尝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如今一个个眉头深锁，静候最后命运之决定。梁鸿志到时大家握手寒暄，梁鸿志还强为笑语，对温宗尧说：“钦甫兄先到了！楚园一名成谶，今日我辈真成楚囚了。”大家喟叹不已。当时也被关在楚园的报人金雄白对梁鸿志的才学是极为推崇的，他说：“我半生混迹在文化界，对当代的硕学鸿儒，相识不可谓不多，但能如梁氏那样的博闻强记，却从未一见。楚园中尚留有百衲本《二十四史》及《全唐诗》各一部，闲来翻阅，有不解处向他请教，他无不详为指点，而穷其本末，我生性好弄，故意提出历史上的某一事以试探，而他能将某事发生于某代某朝某年讲出而丝毫无误。更难得的是一部《全唐诗》，达九百卷所采二千二百余家，得诗四万八千余首，我偏找出极冷僻而不为人知的几首诗，诵上句，而众异不待思索，随口接诵下句，这种读万卷书而又有惊人的记忆力，足见其天赋与功力的深厚，不能不为不学如我者所叹服。”梁鸿志的楚囚生活颇为优越，因为在伪府是“选任级”的大官，看守所长认为政治上的事无常理可循，这些家伙翻云覆雨，没准明天就会官复原职，所以对他照顾周到得近乎殷勤，不但可以在楚园内随意散步，居然把私家厨子也带了进来，最后一合计，干脆姨太太也进来一齐起居。不过，好景不长，梁鸿志也感觉到了风声不妙，旧历年年夜聚餐时写下了“息壤在彼”的条幅请众奸签字留念。他这时已经悲观了，这是用春秋战国时一个典故，意思是提醒大家以后谁能侥幸脱难，别忘了今日共此灯烛光的患难之情。望着这张签满名字的白纸，梁鸿志等人禁不住失声痛哭。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他们被逐一验明正身，押上军统局的十轮大卡车。除杨揆一、盛幼盦等二十余人解往南京外，其余送往上海提篮桥监狱。孙曜东说：“梁鸿志年纪大了，由我和金雄白帮他拎行李。车上气氛很沉闷，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下要进提篮桥了，唯有梁鸿志不知。到了提篮桥的大门口停车，军统的人跳下去与门卫联系开门，梁鸿志这才问：‘这是什么地方？’金雄白想，事到如今瞒也没有用了，就说是提篮桥。想不到梁鸿志一听就大呼小叫起来，一车子人全都扭头看他。他似乎觉得，依他的‘水平’，好像还不够进提篮桥似的。”这班汉奸都关进“忠”字号监房里，梁鸿志仍独处，其余两人一室。提篮桥监狱，是个极典型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地方。只要有钱买通狱卒狱吏，什么信都能送得出去，什么东西也都能带得进来，外面有人接济的，里面人尽可以花天酒地。有的人过生日，甚至可以叫饭馆子往里面送整桌的酒宴。因家属们常去永安公司食品部买东西往里面送，后来竟由永安公司统一登记好，备好货，用卡车送进提篮桥。孙曜东说：“但是梁鸿志没有钱。一来他那汾阳路的豪宅不知被军统抄过多少遍了，他最为珍爱的《宋三十三名贤墨宝》（中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苏辙、曾巩、陆游等三十三人的手迹），已成为戴笠的战利品，其他文物书籍均已星散，存在浙江兴业银行的几十万存款也已冻结归公，所以他两个姨太太手里都没有什么钱；二来他的人缘坏透了，因嘴巴不饶人把人都得罪光了。他原先手下的人也没人得过他的好处，故也没人讲他的好话。所以轮到他倒霉的时候，向人求救，自然是‘十函九不回’了。所以，人家可以吃好菜好酒，他只能望眼欲穿，一旦有人见其可怜，分给他一点鱼、一碗面，或是几只月饼，他就感动得赶紧写诗致谢。”
提篮桥监狱不同于楚园，它是真正的牢房，据金雄白形容牢中情况：“长不过八呎，阔才五呎，三面是坚厚的围墙，前为铁栅，室西向而不通风，夏日苦热，众异体又肥硕，常挥汗如雨。室内又无灯，仅长廊中疏落高悬若干盏，作为禁卒窥视狱囚动作之用，光线黯弱，阴森可怖，众异常移几近铁窗前，偷一线之光，伏身握管作书。”梁鸿志还写下了首《七无诗》，自谓仿明李梦阳的《狱中八咏》，诗中“七无”是说他在狱中，无床、无几、无灯、无砚、无茗器、无酒、无书。这诗后来题在他的辩护律师朱鸿儒的扇面而流出。在狱中梁鸿志犹不废吟哦，其中与他唱和最多的是赵叔雍（赵凤昌之子，汪伪时任陈公博的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初关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后解提篮桥），其中有首《落晖·次叔雍韵》云：
又见遥灯送落晖，旋凭高枕对窗扉，
渐空尘障冤亲尽，回念朋尊故旧稀。
洗面细君唯有泪，忍寒声叟不求衣，
一房久作无家客，已信春归客未归。
最能代表他在狱中的心境。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农历端午前一天）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被枪决，次日梁鸿志见报写下传诵一时的《端午日得公博凶问哭之以诗》云：
欢呼歌哭总成尘，才第当年辟万人。
逝者已矣行自念，路人犹惜况相亲。
古来大狱皆冤狱，似子求仁竟得人。
功罪无凭恩怨在，故应长夜伴灵均。
此诗为陈公博鸣冤叫屈，立场当然不对。梁鸿志之所以“哭”陈公博，在于两人“文气”相投，陈公博欣赏梁鸿志的诗，梁鸿志欣赏陈公博的文，一旦遭枪决，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当时关在提篮桥的还有喜欢旧诗的陶亢德和柳雨生，他们在抗战期间就围着梁鸿志转，还唯恐巴结不上。现在与梁鸿志在狱中不期而遇，自是感慨良多。梁鸿志有诗送给他们，其中有《赠陶柳二生意有未尽，再赠一绝句》云：
东坡二友共南迁，与古为徒意凛然；
伴我幽囚得陶柳，故应一笑傲前贤。
梁鸿志此诗自比苏东坡而自认其情况胜过苏东坡，因为当年苏东坡南迁时只带着陶靖节、柳子厚的集子，谓之“南迁二友”，而今天我老梁还有两个活生生的陶亢德、柳雨生相伴，比起苏东坡又何其幸运！当然足以“傲前贤”了！
梁鸿志到提篮桥后很快被提审，五月下旬被判死刑，他不服，提出上诉，法院又驳回。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上海高院接到判决书和密令，马上派检察官戴荣泽去监狱负责行刑。孙曜东说：“临刑那天正在放风，狱警提前把犯人都赶回监房，我们就知道又要提出人去执行枪决了，果真叫到了梁鸿志。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走过我的监号时说：‘曜东，我恐怕要走了，保重！’不久就听到了处决他的枪声。后来听狱警说，临刑前梁写了两封信，一给蒋介石，一给家属。第一枪子弹卡了壳，第二枪才击中的，身子向右侧倒地而毙。”遗体由家人悄悄领走掩埋，现已湮灭无遗迹可寻。
梁鸿志的遗书，洋洋数千字，托狱卒带给其女梁文若，后由金雄白发表于香港《大人》杂志中，始使人知其临命情形。梁文若的夫婿就是后来闻名港台的古董商人朱省斋（朱朴），在遗书中梁鸿志也提及“吾乡薄产，损耗已尽……字画尚有数件，将来择两件以畀左笔（朱之外号）”。梁鸿志在狱中，除“三十三宋斋”的长物毁散外，最令他放心不下的是只有九个月大的小女儿。梁鸿志狱中杂诗有云：
昨日诣讼庭，庭外见娇女，牙牙初欲语，见爷呼不止。径前抚其颊，父女缘尽此！狱成人聚观，所恨不见尔，佛言别离苦，此苦缘爱始，从今断诸爱，心或身先死。期汝为缇萦，嗟汝未毁齿，那知汝爷冤，此冤真井底，他年汝长成，字与谁氏子，慎勿学汝爷，读书明道理。
梁鸿志并将其托孤与金雄白，并说：“我自知不免，此女童稚失怙，其母又方在盛年，能否为我终守，殊不可必。如她一旦远离而去，请念同难之谊，请贤伉俪对我这一弱息加以抚领，临命托孤，请勿固却。”金雄白出狱后自顾不及，避往香港，此女幼小，乏人照顾，后来章士钊慨然收容故人之后，教育以至成长。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九二老人章士钊在香港病逝，七月三日，中国新闻社北京电：“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以及章先生的亲属、生前友好刘存一、洪晃、黎明晖、梁熙若等今天中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香港，参加香港各界公祭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先生的活动。”这位梁熙若就是梁鸿志的最小女儿，当时已二十八九岁了。
又梁鸿志伏法后一个月，上海高等法院接到一陈姓者代表张梁氏（案：梁鸿志原配李氏所出的已嫁长女），告发二太太赵慧真、三太太丁意真隐匿理应依法没收的逆产，状中列举隐匿实物计：“金条四百多根、美金若干万元、古人名画及宋元版本若干箱……”其中尤引人瞩目者为价值连城的《宋三十三名贤墨宝》。但经法院搜查结果，仅获《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影印）一箱，宋拓《修内司法帖》两件、白龙山人（王一亭）中堂两件，杂以一些不值钱的扇面等物，事后处赵、丁罚金三十万元（此时之法币已大贬值）以资结案。
梁鸿志的《爰居阁诗集》中有两句：
他年精卫终填海，何处爰居可避风。
论者以为这是一种诗谶：汪精卫死在海外，固然是他叛国的结果；而爰居避风，不到鲁国去，不止于东门之外，反倒变节辱身，在敌人卵翼之下，组织小朝廷，走上不归路，终以汉奸伏法。真个是精卫终于填海，爰居无处避风了，思之令人浩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