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官上任的机会与陷阱
他们在新官“三把火”的时候有个共同特点，即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也就是说他们释放出的信息、打造的自身形象直接影响到了日后的仕途。新官上任头三年磨勘中，除了学习官场规则和建立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形象，若能引起上级的注意，那便安好。进入仕途并不代表一劳永逸，每年有退休的，亦有新官加入，形成了一个新陈代谢的循环机制，造成竞争不断地加剧。
1.“三把火”与“泼冷水”
翰林学士的政治身份很高，没有正俸使得这一职位的光环与实惠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发放的津贴不够买酒吃，每个月部门公使钱平摊到个人头上也没几吊。清水职位该如何豪夺巧取？陶谷有办法。
陶谷，宋初名士，原与赵匡胤共仕后周，他的著作《清异录》是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笔记资料，保存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方面诸多重要史料，该书中一半以上的条目被《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采录。
翰林院刚来的权学士有匹日驰数百里的好马，陶谷相中了。宋代大臣卿相上班骑马，明清时期才坐八抬大轿。《涑水纪闻》载，仁宗时参知政事石中立性格幽默，当了副宰相依旧诙谐不改。一日下朝马惊了，石参政从马上摔了下来，左右大惊失色，忙上前扶起来问是否需要就医。石中立戏曰，幸亏是“石参政”啊，这要是“瓦参政”，非得摔成齑粉不可。宋代官员骑的马等于今天的私家车，是交通工具的一种。权学士的明显是宝马车，坐着上下班有面子。陶谷直接向他索要，宝马良驹谁能舍得给你？权学士就说，陶学士想要，诚当拜献，但因我岁数大腿脚不利索，再等两年也就致仕了，到时候当礼物献给你。陶谷话锋一转，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这番话本学士甚为感动。
权学士的拒绝在情理之中，在感情因素上陶谷是可以理解的，两人关系一般，凭什么把昂贵的宝马车给你？你又不是皇帝，说的话又不是圣旨。理解归理解，见到权学士的宝马陶谷心痒难耐，叵耐翰林学士毫无实权，没什么拿得住人家的。能够担当翰林学士，其学问是公认最深的，对经史子集有所研究，譬如与陶谷同在翰林的《宋刑统》主编窦仪。然而，学问做深了的人容易掉进去，权学士眼瞅要退休的年纪才混到翰林学士的位置，可见一辈子死读书，不谙官场之道，不识官场规矩。陶谷很快发现了他的弱点，起而攻之。
一次起草密诏，陶谷崇拜地看着权学士说，我非常喜欢你的破体字（古代简体字），你来写吧！新来的权学士想到自己的书法有机会展示在皇帝面前，跟打了鸡血似的，没多想提笔草拟完成。陶谷拿起奏本扫了眼，方才对他书法的欣赏转瞬变作笑里藏刀。陶谷说，帝王密诏乃国家机密大事，必须要先经过皇帝批准。如今你未经批准擅自写诏，你想干什么？如果密旨泄露，罪将不赦。
权学士吓得浑身冷汗，陶谷轻描淡写地说的这两句话着实瘆得慌。泄密和疑似造反两种罪名，哪一样都是他不能承受之重。权学士哭天抹泪地辩驳自己刚来的不知道规矩云云，请求陶学士大人不记小人过放他一马。陶谷说，放过你可以，把你的马给我。权学士这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只得献出宝马。
《国老谈苑》中的这则陶谷轶事，并非是简单的索贿故事。姑且不论陶谷人品如何，通过这则故事能够看到官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狭义上指刚刚入仕的官员热血沸腾，然后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大捞政绩。在故事中不难发现，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其实是个陷阱。官员燃烧“三把火”的同时政敌早已准备好了冷水，等利益机会出现会毫不犹豫地泼洒。权学士刚刚调入翰林学士院，如同刚上任的新瓜蛋子，对该部门的各种规矩不熟悉。老同事陶谷游宦多年，从后周到大宋，政治经验颇为丰富，看准了他这一点，所以敢公然索要良马。陶谷也料到权学士定会拒绝，略施一计，从被动想要变为主动索取。
刚刚入仕或晋升其他部门等，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新官”，平调则不算在内。宋代新官入仕的头三年磨勘，很少有一鸣惊人的。即便有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具备施展的平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前三年旨在学习各种官场规则和建立关系。如若碰壁，上面的权学士即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可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广义概念是指一位官员在仕途晋升的各个阶段的把控。
陶谷仕后周的时候受到世宗柴荣的重视，经常派他出使南唐、吴越等割据政权。其时的政治形势，后周独霸中原，北拒契丹，南欺诸侯，占据着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中心，那是不折不扣的强国。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南唐大使来朝见后周世宗谨小慎微，相反天朝使者去弱国等于京官下地方，一路神气得不行。鉴于国际关系，谁出使江南下国那都是一次发财的良机，陶谷充分地利用“天朝来使”的身份公然索贿，连吃带喝带拿带骂。
《国老谈苑》载陶谷出使吴越期间，当地官员热情招待，好酒好肉准备着。很不凑巧陶谷闹眼病，在驿馆里面不出来。天朝使者这是啥意思？吴越众位官员一合计，很快明白了，大家虽不在一国为官，但本质一样。官员派人去驿馆探望陶天使，直截了当地问：“何所欲？”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陶谷毫不客气地说，给拿十个金钟吧！金钟要么是蟋蟀要么是紫砂壶，总之是吴越的土特产，很昂贵的东西。吴越方面满足了“陶天使”的要求。陶谷当即出席宴会，并写诗表达谢意“乞与金钟病眼明”，意思是说只要到手钱不少，啥病保准都能好。陶谷带着吴越的礼物回京复命，临行时答应人家等我好消息，给你们在吾皇面前美言几句云云。哪承想陶谷到了本国境内赋诗于邮亭（当时的信息传达网点）：“井蛙休恃重溟险，泽马曾嘶九曲滨。”令人全国传诵。诗句意思平白直叙，井底之蛙依仗江南河流纵横之险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国早晚灭了你们。与后世京官出差的意义大致相同，因为有东西可拿，很多京官愿意下地方出差。并非所有出差皆能拿到好处，如陶谷后来出使南唐时闹出笑话，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仕途晋升。
陶谷出使吴越大长后周志气，于是柴荣又派他出使南唐，又一次连吃带喝带拿带骂人的机会来了。陶谷一展天朝来使的威严，仗着本国强大专门侮辱下国。招待会上，陶谷对中主李璟出言不逊，挖苦讽刺，以太子李煜为首的诸大臣敢怒不敢言。
南唐方面招待得不错，然而长达两个月的出使令陶谷百无聊赖，遂在驿馆墙上写道：“西川犬、百姓眼、虎扑儿、公厨饭”。韩熙载看过后弄不明白什么意思，拿给宰相宋齐丘，宋说：“这是字谜。‘西川’即是‘蜀’，‘蜀’加上犬是‘独’字；‘百姓’为民，‘眼’为目，合起来是‘眠’字；‘虎扑儿’是指爪子，‘爪’、‘子’两个字合并是‘孤’字；‘公厨饭’是官家的食物，‘官’字加上食字旁是‘馆’字。连起来就是‘独眠孤馆’。”韩市长恍然大悟，原来天使寂寞在唱歌，这事好办了！
某天，陶谷眼前一亮，驿馆来了一绝色美女，自称驿吏之女秦弱兰，弊衣竹钗，美得那叫一种原生态。陶眼珠子差点儿没掉下来，顿时抓了狂。秦姑娘经常在驿馆里晃悠，擦擦扫扫的，举止端庄，陶谷情不自禁春心荡漾，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遂写了首《风光好》，词曰：“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没必要去理解词的意思，完全是情书求爱信。
情书发出后没了音讯，秦姑娘不见了。陶谷郁闷之下，选择了回国。太子李煜设宴送行，陶谷又拿盛气凌人的样子，把被甩的气撒到了南唐公卿大臣身上。这时，李煜让歌姬出来献歌缓解下尴尬气氛。陶谷一看那不是朝思暮想的秦弱兰嘛！更令他气愤的是秦弱兰开口唱的竟是他那首《风光好》。陶谷羞愧难当，当天回了国。秦弱兰不是驿吏之女，她是江南名妓，韩熙载和李煜下了套给陶谷设美人计，成心让他出丑。
事儿还没完。陶谷从南唐灰溜溜回到开封，本以为没事了，没想到《风光好》如同一夜爆红的流行歌曲，竟在开封城里传唱开来。世宗柴荣想以这次出使南唐大长天朝颜面为由给陶谷加官晋爵，当提出要给陶谷升官时，遭到了时任宰相的范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陶谷看着道貌岸然，实则品行不端。虽无人告诉柴荣，但他也听到了些风声，想着提拔下你，瞧你这把火放的。陶谷被冷落到了一边，仕途晋升遭遇了冬眠期。
不久，政治性大逆转，大宋建立。陶谷见风使舵，依附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普。在宰相赵普的帮助下，陶谷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才有了前面要宝马的事儿。这把火陶谷原以为烧出了热量，没想到再次被泼了冷水，这回泼他冷水的人是赵匡胤。
入宋后，赵普一家独大触碰了皇权。官场，最大的沉浮无外乎“平衡”二字，皇帝与大臣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关系，一旦平衡关系被打破就会出现斗争。《宋史》载熙宁变法的时候，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宋代政治敦厚，重文抑武，形成了皇帝与文臣共和的政治形态。帝国好比是家股份制公司，皇帝是大股东，占一半股份，其他臣子占另外的一半。如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院使、三司使、知开封府事等宰执阶层的官员占的股份比例比其他大臣要多些。赵普为相之际大权独揽，到了有政务独自处理、不向最高领导请示汇报的地步。他所占的股份一下子多了起来，打破了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关系，是以赵匡胤出手对他进行了打击。
赵匡胤找到与赵普有隙的窦仪。一因窦仪与陶谷同为翰林学士，同行是冤家，两人动不动就在学术上掐架。陶谷背后有赵普挺着，排挤窦仪。宋初时，赵匡胤想选个从未使用过的年号——乾德，来自《易经》“木大哉乾元”，象征北宋初年欣欣向荣之意。宰相赵普拍马屁说这个年号非常好，没多久宋灭后蜀，发现一面后蜀铜镜上写着“乾德四年铸”字样。赵匡胤把镜子扔给赵普，我宋朝还未到乾德四年，怎么有了这个镜子？赵普文化水平不高，支吾半晌，答不上来。赵匡胤忙召见翰林学士陶谷、窦仪。窦仪就说，此物不是后蜀的，必为前蜀之物，前蜀王衍用过“乾德”年号。赵匡胤瞪了一眼赵普，感叹“为相还得是读书人”。
有这么一次小过节，赵匡胤对窦仪面授机宜，希望窦仪出面揭发赵普的各种罪行，然后罢其相，由窦仪担任。窦仪不是书呆子，他明白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个机会或者说陷阱。机会是若肯配合皇帝揭发赵普定能加官晋爵，领导答应的，保准儿君无戏言。然而，赵普不是普通人，年轻时一直跟着太祖打天下，与赵匡胤、赵光义关系密切，宋初各种政治活动均出其手，无论感情、政绩、根基，谁敢动他都得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如果罢了赵普相位，哪天太祖有事想起他重新启用，当年揭发他那人就傻了。窦仪急忙扑灭星星之火，说赵普为开国功臣，公忠亮直，臣不知他有什么不法之事。赵匡胤见他不答应，找到赵普另一位仇人卢多逊，同样面授机宜，卢多逊心领神会，弄掉了赵普登上了相位。赵普被罢相，陶谷仕途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陶谷觉得曾与赵匡胤共仕后周，算是同事关系差得不远，再者说经常作为帝国外交官出使南方下国，自觉对大宋颇有贡献。他乃一文士，想升官又不好意思开口，就托内侍试探领导口风。赵匡胤说，翰林们起草文书皆翻阅前人旧作，改换一下词语罢了。正所谓“依样画葫芦”而已，有什么贡献？陶谷听后顿感无望，心怀怨气地在翰林院墙上题诗一首：“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 （《国老谈苑》）赵匡胤没理他，陶谷只好继续做他的翰林。
前文所叙的权学士被陶谷灼伤，同样陶谷又被赵匡胤灭火，无论权学士、陶谷还是窦仪，他们在面临仕途“三把火”的时候各显其能，取舍不同，仕途结果亦不相同。“三把火”是机会还是陷阱，完全由当事人的政治觉悟决定。此是为官最基本的素质，政治眼光决定了一个人仕途的长久。就好像瓜熟蒂落，“瓜熟”与“蒂落”是质的两个不同阶段，先有了“瓜熟”，而后方能有“蒂落”。官员手中的“三把火”运用得好必然星火燎原，运用得差很可能引火自焚，譬如卢多逊。
窦仪回到家与兄弟们讲了赵匡胤要罢赵普这件事，他由衷感叹道，我是当不了宰相了，但也不会被发配到崖州，老窦家可保全性命。果然如他所料，太宗时赵普复位，卢多逊被贬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卢多逊罢相贬谪，所有门客一哄而散，送他上路的只有两个，一曰苏冠，二曰种英。苏冠改名为苏易简，于太平兴国五年高中状元。种英改名为种放，通过“以隐求名”的方式入仕，新官“三把火”烧得那叫一个面目全非。
2.秩序与圈子——仕途内的橄榄枝
宋初建，对人才极度渴求，一面通过科举考试招揽人才，一面把民间名士笼络过来。宋初有三位名士，陈抟、种放、魏野，一个道家，一个儒家，一个诗人。
种放年轻时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没考中，心灰意冷隐居去了，投奔宋初第一隐士陈抟学道。陈抟来头不小，赵匡胤年轻时听过他讲课，父母告诉他要重用陈抟。赵匡胤对他却不感冒，感觉那套东西华而不实，远没有书记官赵普的战略实用，遂拿些钱财打发了他。陈抟命够苦的，半路上被山贼打劫了。种放找到他学道，大侃官禄非我所愿。陈抟一言戳穿了他的面具：“君首相当尔，虽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异日自知之”（《邵氏闻见录》）。陈抟好预言，说种放日后是当宰相的料，但这一次他预言错了。
陈抟拒绝了他，于是种放与母亲来到终南山隐居，聚众讲学，呼朋引类。种放能喝酒，常与朋友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吃酒。用他自己的话说喝酒不叫喝酒，叫“空山清寂，聊以养和”。种放的朋友们多是当地名流、地方官，所以这种隐居的动机有待商榷了。种放隐着隐着隐出了名气，如《北山移文》描写的以隐求名的假隐士一副嘴脸。陕西转运使宋维翰举荐了他，宋太宗责令当地政府给种放三万钱（三十贯）充当盘缠来京授官。
种放的隐居收到了效果，朝廷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种放刚要接受，他的朋友说话了，地方官有个叫张贺善的与他关系不错，提醒他今天你若赴召，最大的官也就是做个监丞之类的科级职员。种放就问，以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张贺善支招，你不如称病不去，日后再召怎么也得是个厅局级干部。种放听从了朋友的规劝，以“恪守隐节”为由，拒绝了朝廷的召试。太宗大怒：“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不复召。种放傻眼了，组织无情地抛弃了他，以隐入仕的梦想破灭。种母对他一顿痛骂，你已经打算隐居，讲学何用？要么你就去做官，要么就消停待着，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种放这次听了母亲的话，搬一处穷乡僻壤，过着清贫生活。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老板换了宋真宗，机会再次降临。宰相张齐贤举荐了他，有了上一次吃亏的教训，种放老老实实赴召，授官左司谏，年过半百的种放欣然接受了（《事实类苑》）。
入仕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有才能的去科举，没能力的走关系。显然种放是想通过“以隐求名”的方式进入体制内，太宗时他失去了一次入仕的机会，换来了三十年的清贫生活，代价太过沉重。如今真宗朝一个小小的九品官，种放竟然接受了，忘却了当初“恪守隐节”的崇高理想。支招的张贺善也是一文盲，若不然怎会在地方工作，与种放结交的人竟然史上无名，足见其觉悟低下。纵观种放入仕的艰难过程，他不谙官场之道，梦想着一步到位，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加官晋爵人所愿也，前提是需要进入仕途体系。科举落第，又不是打江山的功臣，凭什么上来给个中高层干？那让全国的中高层情何以堪。
进入仕途体系内的种放学聪明了，官路青云直上，历任给事中、工部侍郎，做到了朝廷建设部“二把手”，对他这个毫无根基的人来说算是到顶了。宋太宗说他是“山野之人”一点没说错，当上了高官的种放飘飘然，老毛病又犯了。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迷上祥瑞，全国各地找。一次西祀，路过种放家，其时种放大哥去世，种放居丧在家。走到半路上宋真宗犹豫去不去西祀呢？召种放来给参谋参谋。种放接到圣旨急忙赶去见官家。真宗大喜，拉着种放的手登上鹳雀楼，邀请他同去长安西祀，敢情是宋真宗想他了。
种放建议，此去长安有三件事不便，扈清跸（道路戒严）、行旷典（制定前所未有之典制）、文颂声（作文歌功颂德），请官家免了吧！真宗同意。西祀结束后，真宗又邀请他一起回京城，种放因为居丧没去。临走时真宗把话撂下了，不用等多久，必召你回京。把大臣们气得眼睛血红血红的，遂有高手出现杀其气焰。大臣先派人对种放说，官家召你回京也就那么一说，你定要恪守隐节。种放深以为然。真宗回到京城果然下了诏书召种放回京。大臣就说，现在召种放他必然辞勉，久而不召，他一定会将自动乞觐，不信打赌试试。真宗不信，下诏，果然种放没来，写了一封问安信。半年之后，报告称种放乞见皇帝。真宗大骇，当时召你你不来，现在不召你居然自动送上了门。忙召见当初那位大臣问道，为何你如此料事如神？大臣斩钉截铁地说，官家没看明白吗？种放为人强持隐节，岂是隐遁之人，无非沽名钓誉而已。他知道现在朝廷宰相位置空缺，才乞觐的，目的不单纯。于是，真宗批示种放所请宜不允。赐银一百两，给你个面子。种放悲愤交加，当年就去世了（《玉壶清话》）。
种放的“三把火”玩火自焚，他的仕途失败，是因为破坏了官场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
宋代重文轻武，文官位置显耀，有不成文的秩序规则。最显耀的当属科举中的进士科，其次是科举诸科，再次是恩荫，最次是特召，大致有这么一个划分区间。北宋仁宗朝国家科举制度已然完备，对于人才的选拔更加严格，宰执多为科举进士科前三等出身、如韩琦榜眼出身、王安石进士第四名、王圭榜眼出身等等。特召为宰执的，要么才华盖世，要么政绩斐然，如晏殊、富弼等。太宗时宰相吕端恩荫入仕，处在他下面的寇准科举入仕，吕端虽是老臣，因两人出身不同，自觉得矮人家一截儿，所以极力推荐寇准。宋太宗选择了两人轮流执政的方式，以此来保持科举与恩荫的平衡秩序。诚然在武官方面同样存在这一秩序，以武举进士科出身为荣，靠真刀真枪打仗上来的毫无优势，譬如仁宗时枢密使狄青，干了不到四年被排挤下野。
有本事的去科举，没本事的靠恩荫走关系，从入仕途径来看特召是最疏远的一种，不算正规军。特召入仕的官员是朝廷的需要，可能并不希望你有所作为，只是花钱供养用来装点门面。特召官员的仕途如履薄冰，加官晋爵容易引起士大夫的诟病。论才华、论政绩、论觉悟必然超出其他官员，达到服众的程度，你的路才会走得坦荡，很明显种放不具备这个素质。再因曾经有一次入仕“污点”事件，让所有士大夫看清楚了他假道学的面目。民间一隐士，年岁不小了，再加上皇帝亲善他，做到工部侍郎，大家都可以理解。再想往上进阶，士大夫们必然群起攻之。种放的根基薄弱，不像特召入仕的晏殊、富弼，在朝经营多年，老人仅剩他们几个了，登堂入室无可厚非。种放的根基薄弱直接导致了他不可能再进一步，其他大臣混迹半辈子有很多未能坐上侍郎职位，才华不盖世，政绩不斐然，凭什么你一上来就给你这个位置？而后故技重施，以隐求晋升，精神方面士大夫对此等官员表示强烈排斥，因为种放是不属于自己圈子里的人。官场是由若干个圈子组成的帝国九连环，文官一大圈、武官一大圈、吏员一大圈。文官里又有进士圈、恩荫圈、特召圈、皇室圈、太子党圈、学术圈、文坛圈等等，圈外的种放被士大夫打击也就可以理解了。
3.形象与印象——混也需要智慧
陶谷公然索贿、种放以隐求名，无论成功与否，他们在新官“三把火”的时候有个共同特点，即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也就是说他们释放出的信息、打造的自身形象直接影响到了日后的仕途。新官上任头三年磨勘的日子中，除了学习官场规则和建立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学习打造自己的形象，若能引起上级的注意，那便安好。进入仕途内并不代表一劳永逸，每年有致仕的，亦有新官加入，形成了一个新陈代谢的循环机制，造成竞争不断地加剧。磨勘形象与印象大不相同，恰因外在的或内在的形象支撑了他人对你的印象。主官聚会谈论起新来的进士们，某某内敛、某某稳重、某某嘴上没把门的云云，他们根据什么评价这些新科进士？无疑是新人们各自展示出的形象给了领导们一种印象的表述。宋神宗时皇家歌舞团里有个叫王迥的，人品轻狎，能力一般，但长得帅气逼人，有首歌唱的“奇俊王家郎”就是他。宰相蔡确举荐他为监司（纪检官员），神宗急忙问，你举荐的人是“奇俊王家郎”吧？是的话，朕准了。宋神宗很快地答应了蔡确，因为他对王迥的印象很好，花瓶的作用就是用来装点门面。无独有偶，到了哲宗时，蔡确举荐了当时博学有名的袁应中。这人学问没得说，只是长得太难看，肩胛畸形，面多黑子，给人的感觉是他除了好事之外什么都干得出来。哲宗一瞅，太寒碜了，下去吧！袁应中愕然而退（《萍洲可谈》）。同样是举荐，王迥与袁应中仕途相去甚远，一个在仕途游刃有余，另一个可能一辈子难以入仕，原因是表现于外在的形象给了皇帝不同的印象。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甲子科，福建晋江人曾公亮考中了进士甲科。这一届的科举状元本该是宋祁的，代替宋仁宗执政的彰献太后以“不欲以弟先兄”为由，乃擢宋庠为第一名，宋祁居第十名，因此兄弟两人有了“双状元”之称。叶清臣考中榜眼，他是宋代著名史料《石林燕语》笔记作者叶梦得的曾叔祖。探花是苏州人郑戬。其他进士有曾公亮、余靖、胡宿、苏涣（苏轼伯父）、程浚（苏轼舅父）等人，其中官位做到宰相的大有人在，福建晋江人曾公亮值得一说。
时年二十六岁的曾公亮下了地方磨勘，做两浙路越州会稽县的知事（今浙江省绍兴市）。上任伊始曾公亮表现出了要大干一场的政治决心，“初试吏，即能听决狱讼”。刚一上来曾公亮就能独立断案，这对新科进士诚然不易，要知道圣贤书有“隐恶扬善”的缺点，教学生们的那套理论与实际相去甚远。年纪轻轻的县太爷对民间案情的逻辑、是非、利益看得颇为透彻，这点值得称道。诸多县太爷喜欢坐在大堂，周围接触的不过三五衙吏，久而久之与民间现实脱了节，从而有了那些哭笑不得的故事。对现实能有清醒的认识难能可贵，何况独立断案。譬如《鹤林玉露》载，国子监将士余曩经常行走于王侯将相之门，对市井一点儿不了解，于是闹出了笑话。有次余曩买了一担柴，花了个天价，六百贯，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贵的一担柴了，吏员们大感震惊。故事的结尾，作者罗大经发表了感慨，“窃叹士大夫所见不如此卒多矣”，像这种士大夫，除了咬文嚼字，不事生产，不如寻常衙役的委实是太多了。
曾公亮独立断案的政治才能达到了“吏莫能欺”的程度，树立了精明能干的县长形象。不仅如此，曾公亮勤政爱民的一面尤为突出。当地农民依靠鉴湖灌溉农田，然而鉴湖经常水满则溢，淹没大量禾田，给老百姓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针对这一现象，曾公亮着手治理，组织人力物力在鉴湖附近的曹娥江堤修筑了“斗门”，其作用是“泄湖水入江”，由江引入东海。如此一来，水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民受其利。
曾公亮不断表现着积极向上的热忱，尽了地方官的责任，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平步青云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节骨眼上曾公亮犯事了，成了他一生的政治污点。《宋史》载曾公亮做会稽知县时，“坐父买田境中”，发生了“强买民田”的事情。曾肇（曾巩异母弟）著《曾太师公亮行状》对此事的记载与《宋史》大致相同，会稽任内强买民田铁证如山。《宋史》说是曾公亮的父亲干的，《曾太师公亮行状》说是曾公亮的亲戚干的，说明强买民田的并非曾公亮本人，属于官员家属犯错误。不管谁干的，总之曾公亮受到了牵连，“谪监湖州酒”，贬谪到了湖州监湖州酒务，未免令人扼腕叹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转瞬即逝。组织上有心提拔，碍于此事的影响，只能等待了。数年后曾公亮才进入京城，入中央任国子监直将，皇三年（1051年）升翰林学士，距离强买民田案已过了二十四五年，可谓影响深远。
仕途“开门红”阶段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强买民田案，对曾公亮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让他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如果没有这件事，以他的政绩应该很快晋升成为州、府的主管，而后调入朝廷再混几年，复制寇准三十三岁为相的神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后院失火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朝廷官员，很多人身正不怕影儿斜，叵耐祸起萧墙，被人抓到把柄，那么仅剩下两条路可走了，要么死得憋屈，要么死得壮烈。再多的政绩与道德的污点在中国官场难以达到平衡。就好像一个坏人干了一辈子恶事临死前做了件好事，人们会说良心发现浪子回头，反之，一个好人干了一辈子善事临死前做了件恶事，我们说他晚节不保，与“贞女失节不如老妓从良”的道理相同。
后院起火是极为严重而且难以解决的政治荆棘，有太多的官员败在了这点上。官员本人清正廉洁，保不齐家属不拿钱，教育好了家属，保证不了门客幕僚不犯错。期望所有官员都像包拯遗言中说的“后世子孙有当官的，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后不得葬于祖坟中。不从吾志，非我子孙”[1]，那也不现实，更不可能。家属问题值得每位官员重视，本人可以抵御糖衣炮弹的进攻，难保家属、门客、幕僚也可以，到时候他们所作所为的恶劣影响，朝廷及民间会一并算在你头上，由你的仕途埋单。
曾公亮任翰林学士后仕途晋升明显加快，宋仁宗嘉元年（1056年）为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共同主持朝政。宋神宗时期以仁宗朝老宰相的身份鼎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召王安石犹豫不决时问他，王安石历经两朝，今以有病为由累召不起，是真有病在身还是有所要求？曾公亮说，一定有病在身，要不然不能不来京城。另一位宰相吴奎说得更直接，王安石与韩琦有隙，所以才不肯入朝。我与王安石在群牧司共事过，王安石刚愎自用，所论阔迂。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曾公亮力挺道，王安石宰相之才，吴奎所言纯属子虚乌有。考察王安石新官入仕的前几年，所作所为确实比曾公亮靠谱。
4.如何为政绩加分？
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中进士第四名，原本是状元，因为考卷中有章句犯了忌讳，销去魁首，谪为第四。状元是知贡举（主考官）晏殊的女婿、时任知制诰的杨察的弟弟杨。王安石头三年磨勘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即扬州知州麾下的小职员，当时他的领导是庆历新政“三巨头”之一的韩琦。刚刚入仕的新科进士获得个闲职能干什么呢？《邵氏闻见录》讲得很明白，一次，王安石通宵读书，困倦眯了一会儿，再睁眼睛早已日上三竿。王安石急忙去府衙点卯报道，来不及洗漱，蓬头垢面的，一脸颓丧相。韩琦见二十五岁的王安石这个样子，怀疑他“夜饮放逸”。韩琦拿出领导的姿态教训道，君年少，不可荒废了学业。王安石默默无语，一言不发，既不接受领导训话，也不反对长官教训。
“夜饮放逸”这四个字概括出了多数新科进士的生活状态，也是上级们对新科进士的集体印象。年轻人有正事的不多，看王安石那副纵欲过度的模样就知道昨晚说不定去哪儿眠花宿柳了。新科进士一旦给上级留下“夜饮放逸”的印象，必然对仕途有所影响，不说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完全可以想象到，假如单位有空缺，几位上级商量选谁补缺，一位提到某某，另一大员说那小伙“夜饮放逸”。言下之意谁都明白了，考虑考虑其他有正事的主儿吧！
被疑为“夜饮放逸”的王安石当时在通宵达旦地学习，写了一本书，出版了，名曰《淮南杂说》。该书属于思想学著作，其内容今已散失，仅留下了“其言与孟轲相上下”的当世人评价。在《淮南杂说》问世二十多年后，司马光上了一篇《论风俗札子》，论述这本思想学著作对当世士风的影响，有“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导向作用。北宋中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黄金阶段，诞生了著名的理学，主要有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朱熹闽学及陆九渊心学（明代王阳明发扬光大，又称“陆王心学”）等。《淮南杂说》（又名《王氏杂说》）开宋理学的“性理论”之肇端。
《淮南杂说》无疑是当时的超级畅销书，二十多年后还有人提到，可见流布之广。这本著作为王安石仕途额外加了分，庆历六年（1046年）王安石淮南签判秩满回京述职，京城忽然刮起了一股“王旋风”。当京官的韩维、上国子监的铁哥们儿曾巩纷纷建议他留在京城工作，王安石以“家贫口众，难养京师”为由下了地方，做两浙路明州鄞县（今天的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事。王安石下地方目的明确，就是要干出一番政绩来。他花了十三天的时间跑遍全县十四个乡，针对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疏浚渠道的工作目标，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大修水利。王安石又对种不起地的老百姓推出了“常平敛散法”，贷谷子给农民种地，立息以偿，也就是熙宁变法中的“青苗法”，作用类似今天的农业贷款，既解决了农民种地问题，又增加了衙门府库。这项政策一经推出，社会效果良好，取得了圆满成功，因此王安石名声大盛。秩满回到京城，再次刮起了“王旋风”。朝中大员如文彦博、欧阳修、曾公亮、陈执中一致推荐王安石进入中枢馆阁工作。宋代馆阁指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龙图阁等，属于“清要之职”，磨勘归来的官员削尖脑袋往里扎，竞争十分激烈，需要考试才能进入，因为馆阁是宰执的孵化基地。
宋代官职比较特殊，一般官员头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好理解，诸如授光禄寺丞（从六品上），主管宫廷膳食的，按照这个官给你开工资，但不一定干活；其次是职，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类知制浩、翰林侍读学士，第二类殿学士，第三类阁学士，统称学士，更多地属于荣誉头衔；差遣也就是官员的实际职位，如知某州、判某州等。如前文已叙的包拯，曾为尚书省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权知开封府事是差遣，才是他的实际工作。《宋史·职官志》载：“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意思说当官的以职为昭文馆、集贤院等馆阁部门为显耀，而不计较官位多大。以差遣的实际工作职责为贵贱，而不是看谁脑袋上的荣誉头衔多。
举荐王安石的人不在少数，其中文彦博最过分，他在王安石知常州时去信说只要你答应一声，就能回京，馆阁免试。文彦博希望他回到朝廷工作，居然把馆阁的考试程序给摆平了，只是王安石再次谢绝了他的好意，前前后后共计四度辞免馆阁工作，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仕途神话。
曾公亮和王安石的两个例子旨在说明新科进士向社会展示形象、创造政绩是他们的共同点。能够做出政绩需要在一定的位置上，自己岗位业务做得再熟练，那叫本职工作。虽然平凡的岗位会有不平凡的业绩，事实上谁也不愿去那个平凡的岗位。所以，王安石的例子值得借鉴。他在磨勘的头三年向外界展示了自己著书立传的才华，给仕途晋升增光添色。一个单位或者一个系统能够出书的人难免引起大家注意，保不齐哪个领导相中了，调到身边当个秘书。待领导磨勘调走后，不说把你扶正，最低起码提干伺候。
曾公亮与王安石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曾公亮政绩斐然，但因后院失火耽误了美好前途，所以说有政绩重要，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保持政绩的安全与纯洁。相比之下王安石的政绩更上一层楼，再因他在文学上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是政绩加文采双管齐下，取得了良好的官场效果。政绩是所有新科进士的必为之路，他们想通过搞政绩积累资本，赢得美好前程。在没有制造政绩的机会又无文采可供展示，或者政绩相对平庸的情况下，该如何引起上面的注意与重视呢？包拯和司马光的例子就值得一说了。
包拯，字希仁，淮南东路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文献中没有关于包拯长相“漆黑如炭”之类的记载，可能因为他长期扮演黑脸的政治形象，遂使戏曲形象为之大变。包拯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同年中有很多著名人物如韩琦、文彦博、赵概、吴奎、陈旭等。包拯时年二十八岁，按岁数说已经不小了。但包拯干了一件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停薪留职，在家赡养父母，他的孝举符合宋朝官方及儒家思想倡导的道德原则。过了几年父母双亡，守丧结束，包拯在父老乡亲们的劝说下才勉强出仕为官，知淮南东路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滁州天长市）事，时年三十六岁。与包拯同年的进士此际多半混得风生水起，包拯才当了个县长，但这并不能影响他的仕途，相反晋升极为迅速。
在任期间包拯秉公执法，明察秋毫，民间传说中的“铡美案”、“狸猫换太子”、“乌盆案”都没发生过，纯系小说家言，有史可查的仅有“割牛案”一例。包拯知天长县事时，有民告状称自己家的耕牛舌头被犯罪嫌疑人割了。宋代耕牛虽是私人养殖但属于国有财产，没有衙门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私自宰杀，因为耕牛等同于农场的大型机械，提高生产力用的，杀掉耕牛等于毁坏田地，可以判处“徒二年半”（《宋刑统》）。
包拯说，这事儿好办，杀了，卖了吧！牛主人愕然，只好杀掉了耕牛。这时一民见状，前来状告牛主人私自宰杀耕牛。包拯就说，你为什么割了牛舌头又来状告人家宰杀耕牛？盗贼一下子傻眼了，方才醒悟这是包大人给他下的套。仅此一列，别无他案可叙。
包拯三十六岁出道，给所有人树立了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又在实际工作中尽职尽责，再次为他的形象增色不少。秩满后，包拯知广南东路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由县级擢升为地区级。这个地方的砚台质量非常好，湖州笔、徽州墨、宣州纸、端州砚，为宋代以后的文房四宝精品。端州砚是上贡的物品，以前历任长官通常在上贡朝廷数目之外多加一些，贿赂京官用的。包拯上任后一改陋习，治理得不错，《宋史》载“岁满不持一砚归”。端州秩满，包拯直接调入京城任监察御史，不能不说他的道德形象起了作用。包拯出仕到调入京城仅仅经过了六年的时间，与在外漂泊二十四五年之久的曾公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一次证明，道德管制的社会下官员自身道德形象的重要性完全左右了晋升与降黜，古今一致也。
包拯有意无意地打造自己的道德形象，与司马光相比他算起步较晚的，人家司马光从小就是道德楷模，一直影响整个仕宦生涯。司马光，字君实，永兴军路陕州夏县（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人，西晋皇室安平献王司马孚后裔。司马光少年老成，七岁时凛然如成人，对《左氏春秋》等历史非常感兴趣，喜欢听评书（话本），听完后回到家里能把故事复述给家人听，从小养成了手不释书的良好学习习惯。司马光在中国人眼里极富盛名，因为他砸缸的故事妇孺皆知。当时这个故事在汴梁、洛阳一带流传开来，有人特意将这个机智果敢的故事画成《小儿击瓮图》广为流传，成就司马光千古神童的佳话。司马光砸缸与孔融让梨、曹冲称象等列入中国幼儿启蒙教材，成为千古不变的经典。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宋史》载司马光“性不喜华靡”，在皇家琼林宴上他不喝酒不戴花，非常独特。旁边坐着的进士提醒他说“君赐不可违”，司马光才勉强戴上一枝花。进入仕途后司马光初为奉礼郎、大理评事等小职员，保持和发扬着他的道德形象。居丧时“执丧累年，毁瘠如礼”，得到了当时朝廷大员枢密副使庞籍的赏识，举荐他入馆阁工作，为馆阁校勘。司马光与王安石相似，才华方面的表现是著书和建言。司马光特别能说，每次给皇帝建言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常常是“上悦”的效果。
当时夏竦去世，朝廷赠予谥号“文正”，是谥号里最高级别的。夏竦政治能力一般，人品挺坏，曾在西北前线主持军务，在军营里喝花酒是他的主要工作，其他的防务工作交给属下的韩琦、范仲淹、王言等人。宋仁宗时“张元叛宋”事件是宋、夏两国战争的主要导火索，张元原是宋朝考生，因屡考不中，科举失意，又赶上求职无门，于是投奔了西夏李元昊，被封为西夏国师，以灭宋为终身志向。在张元的撺掇下，宋、夏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最惨的一次是好水川之战，宋军伤亡十万余人。定川寨之战时，张元在两国边境留下了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清波杂志》）翻译过来意思是说前线永兴军的领导们，夏竦，你哪里耸人听闻？韩琦，你哪里出奇？宋廷士大夫不过一群赶大车拍马屁的，妄谈军机大事，你们行吗？鉴于夏竦曾在西北主持军务抵御西夏，文学上造诣又很深，朝廷赠送了“文正”这一谥号。司马光跳出来强烈反对，他说此谥号当至美者当之，夏竦何人，可以当之？在司马光反对质疑下，朝廷对夏竦的谥号重新考虑，改“文庄”。因为这次建言，司马光晋升为集贤院校理。
庞籍通判太原府时带走了司马光，太原府当时叫并州，地处西北边境，与西夏对峙，辖区内良田被西夏蚕食。庞籍派司马光去巡视，实地考核后司马光提建议说，募民耕之，供应军粮所需，减少从河东运输军粮的费用。庞籍从其策，社会效果明显。后因庞籍麾下大将郭恩私自引兵夜渡河偷袭敌人，结果全军覆没，主要领导庞籍受到牵连，罢官黜职，司马光的靠山轰然倒塌了。顺境变成了绝境，现实面前司马光却神奇地将绝境又变为了顺境。
司马光并未因庞籍罢黜而离他远去，而是认了干亲，“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从这层关系来看庞籍也就是他干爹。认干亲是人际关系维护的途径之一，下野官员其实大可不必，司马光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他得到了“时人贤之”的良好社会评价。庞籍事件，司马光向朝廷写了三份奏章引咎辞职，朝廷方面不予批复他的辞职，反而召他进入京师，为开封府推官。
曾公亮、王安石、包拯、司马光四人在新官入仕的早年各自打造出了自己的形象。分析四人早年仕途可见，新科进士打造自己的形象无外乎政绩、道德、文采三个方面。向外界展现的要么是政绩形象，要么是道德形象，要么是政绩加文采，要么是道德加政绩。官员打造自身形象的三大方面，随便哪一种，只要做得好都能够为仕途晋升加分增值。因人而异，各有各的特长，并不能期望所有官员如他们四人那般形象鲜明。五根手指头伸出来尚且不一样齐，何况各色人等。无法树立大方向上的形象，偶尔抖露出来的特长也就成了“一招鲜”。
5.癖好与特长——“一招鲜，吃遍天”
宋代的名相们各有所好，如赵普好贪、吕蒙正吃鸡舌、张齐贤健啖、吕端常糊涂、寇准能喝酒、丁谓爱祥瑞、晏殊写小调、范仲淹善作秀等等。官员的特长或癖好，某种程度上诠释了他的形象，其他官员如与之建立关系或维护关系，必须投其所好。了解领导的癖好使得官员能够很快找到突破口，先与人家搭上话，之后有什么需求那就相对简单了。
《三朝北盟会编》载，荆湖南路转运判官韩之纯，放浪形骸，经常眠花宿柳，以浪子自居，官员守则之类的条例在他眼里就是废纸一张。韩大员有文身，官员毕竟不是宋江那等山大王，文身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仔细考究起来这是个人爱好，平时裹在衣服里面谁也看不见，无伤大雅。韩大员一喝多了就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文身，仔细一看，竟是春宫图。
韩之纯与鄂州的王训往来十分密切。王训是一名官员，长期作奸犯科，靠卖私酒过活，这是他的一笔灰色收入。酒在宋代属于禁榷商品，禁止民间买卖，由官方垄断。前文提到的曾公亮因强买民田事件贬官监湖州酒务，即是朝廷设在地方的禁榷商管理机构。北宋末年全国有203种酒，开封王公贵族占27种，开封府占28种，最好的酒是内库法酒，天下第一，仅存皇宫。正店（大酒楼）或脚店（小酒肆）需向官方买酒曲，然后酿造酒水出售，朝廷根据销售酒水多少抽税。
王训家里设了“关节塌坊”，没有比官道里的人更了解官道的，王训深谙官场之道，他清楚投其所好的作用。王训让妻女婢妾结识本省大员，经常邀请他们来“关节塌坊”做客，所来的官员诸如转运使、转运判等，最低级别的也得是鄂州知州。当地的老百姓称王训家的“关节塌坊”为“淫窟”，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了。大家算得上各取所需，王训需要转运使等罩着他卖私酒，他用卖私酒挣来的钱供官老爷们嫖娼消费。建立了一种“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利益关系，由此可见私酒不单单是王训的财富，而是大家的共同利益。前面因为韩之纯大员有“嬉游娼家”的癖好，王训通过这一点很快把其他大员拉下水。王训的“关节塌坊”正中韩之纯下怀，对他来说完全属于投其所好，其他官员如果不好这口怎么办呢？王训明白，如果上级没有癖好则可以培养癖好，使之上瘾不能摆脱，从而让他们加入到利益团体中来。癖好与特长旨在“下对上”建立或维护关系，毫无特长的武将党进，如何培养自己的“特长”，从而达到维护上下关系的目的？
党进是跟着宋太祖赵匡胤打天下的一员武将，作战勇武，可惜目不识丁，文盲一个，不知道自己统率多少人马。皇帝一旦问起如何是好？党进想出一辙，将所率各队人马数字写在他的随身武器大棒子上。某次，赵匡胤问他，你统领的禁军有多少人？党进看着大棒子愣是一个字不认识，支吾了半晌，没答上来。情急之下，党进舞动大棒子说，全在这上面。赵匡胤就笑了（《事实类苑》）。还有一次，朝廷派党进去防秋[2]，按照惯例，辞别之日须在宫廷侧门向皇帝致辞，说些保家卫国等表决心的话，边臣武将则不必，接到指令，带着禁军直接去就行了。指派防秋的文官多为进士出身，文化水平很高。文盲大老粗的党进非要说两句，于是吏员给笏上写了一段官样溢美之词。党进读几遍，觉得可以去面圣了。哪知见到赵匡胤，一紧张全给忘了。党进口无遮拦地冒出了两句：“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这两句话驴唇对不上马嘴，“古风朴略”与“皇帝好好休息”毫无关系，逻辑上出现了错误。此言一出，笑得两旁侍卫直捂嘴。属下就问党进为什么要念那两句。党进解释说，你们哪里知道，我经常见那帮士大夫爱掉书袋转词，我转一句是让官家知道我也读书了（《玉壶清话》）。
赵匡胤算得上文武双全，经常责令宰相赵普多读书。领导给宰相上课，经常提倡的，下面的人要潜移默化地照做，不会也得做。党进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太难为他了，在他身上还发生了一个故事，同样说明了维护领导癖好的重要性。党进见不得养宠物，但凡市井间有买鸡鸭鹅喂鹰鹞的，一律抓起来。党进说，尚不能买肉供父母，反以饲禽乎？忽一日，党进见一个养马的养鹰，就让把鹰放生了。养马的低声回答他，这是晋王让养的。晋王也就是赵光义，时任知开封府事，他有养鹰的嗜好。党进一听急忙换了一副嘴脸，直接跑肉铺买了几斤肉，郑重告诫那人说，好生养着，无使为猫狗所伤（《事实类苑》）。
建立和维护与创业和守业相同，它是两个过程的转变，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先有前者才能有后者。先要通过上峰给外界的形象泄露出的信息找到某一点与之建立关系，然而才涉及维护层次。常言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将这句话翻译成官场语言是“建立关系容易，维护难”。与上峰关系未建立，也就谈不上维护，所以维护要在关系建立的基础上。时间上，维护显然要比建立花费得更久、更多，有的时候甚至需要用一辈子保持与上峰的微妙关系，譬如太宗时的宰相李昉。
李昉参与编撰了《旧五代史》，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类书（相当于今日的百科全书）。其中《太平御览》全书1000卷，《太平广记》全书500卷，《文苑英华》全书1000卷，皆卷帙浩繁之作，因此死后谥“文正”。李昉经过了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百科全书《太平类编》的编纂工作，宋太宗每天看三卷，用了一年的时间读完，赐名为《太平御览》，成语“开卷有益”即由此而来。
李昉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拜相，到至道二年（996年），前后为相十三年。宋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属于宰执，宰相位置上并非一家独大，而是设置多人分相权，削弱相权与皇权的对抗。基于此，宰相同台执政，经常轮换的情况很多。诸如太宗时宰相张齐贤执政21年、吕端6年、宋琪2年、沈义伦4年、卢多逊7年、薛居正18年，赵普与吕蒙正三起三落时间较长，与其他宰相相比李昉的特长在于编撰文史方面，政绩较弱，两度为相，前后断断续续十三年。
《玉壶清话》载，一次春节期间宋太宗于干元门楼观灯，忽然想起了退休在家的李昉，急召至。太宗赐坐，又取御樽亲自给他酌酒一杯，李昉不胜惶恐。良久，赵光义叹曰，李爱卿可谓善人君子，服侍朕二十年，两在相位，没干过伤天害理之事，其他宰相就不好说了，然后君臣二人共饮一杯蹉跎的岁月之酒。两人闲聊，聊到平日藩邸唱和之事，聊你在家都看什么书，吟咏什么诗句。只见李昉恭恭敬敬避席，一口气背了宋太宗七十余首诗，一字不差。
赵光义惊叹道，你如何记得这么清楚？李昉解释说，他每天早上洗漱前要坐在道室焚香诵诗，每日背诵一首官家的诗，长年累月下来了然于胸。李昉作为当时的大学者对诗歌颇有研究，其实赵光义的诗作写得挺一般，在臣子眼里却变作金科玉律，远比圣贤书圣贤。赵光义听后非常高兴，力邀他写一首。李昉以不善书法婉拒了，但这并未扫了宋太宗的兴，当即“以六品正官与之”。此时的李昉已致仕，开在职时一半的俸禄，以七老八十的年纪退休返聘，余热散尽，根本干不了工作，所以这个“正六品官”等于变相给李昉的赏赐。正六品官相当于太学博士，月俸二十贯。值得一提的是李昉的特长与清代贪官和的同出一辙，和的书法“酷似御笔”从而“因人废字”，和的字模仿乾隆，笔法师从王羲之，两人的字写得极为相似，这或许是和屹立多年不倒的一个原因吧！
6.异地升迁的奇迹
陶谷、种放、曾公亮等等无论“新官三把火”烧得如何，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毕竟他们都是大宋子民，怎么闹那都属于宋廷士大夫内部矛盾。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过程中，宋朝吸收各方势力，从而在朝野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力量，以皇帝为中心，团结在宋朝固有士大夫身边，共治天下。好比大集团发展的路上不断吞并小公司，名义上小公司原有的员工可以参与执政，实际上显耀位置上的领导都是原始人士。经过几代发展之后，这种界限才有可能被打破。
大宋开国迅猛，先后吞并了各地方割据政权。地方割据政权原有的官员除了战死的、被杀的，多半编入了大宋体制内，成为大宋朝的一分子。这就好像某一官员由地方调入中央，或者调到新单位工作，完全可以看作新官入仕。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甭管原来如何炙手可热只手遮天，新环境下必须拿出新的态度去适应官场生活。
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赵普“先南后北”的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先吞并临近的荆南，以其为跳板拿下富庶的后蜀，而后顺道灭掉地处今广州地区的南汉政权，如此一来对江南的南唐及吴越形成了包围之势。后周对南唐虎视眈眈居高临下，赵匡胤立宋先后摆平其他割据政权，着手解决南唐。当时的南唐吏部尚书徐铉奉命来朝，展开外交。徐铉对赵匡胤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盖地，然而父亲是要呵护孩子的。徐铉的外交目的旨在希望两国和平相处，息兵止戈。赵匡胤冷冷地回了他一句，既是父子，如何两处吃饭？继而，赵匡胤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谈渊》）。
徐铉外交失败，大宋对南唐全面用兵，统一战争打响了。宋军一路势如破竹，南唐朝野一致认为应该投降，免得伤了和气。时任中书舍人的张洎主张坚守，顽抗到底，并制蜡书散发求援。不凑巧，张洎发出的勤王军事文件落在了赵匡胤手里。金陵城破后，赵匡胤把蜡丸扔给他，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张洎拿出各为其主的正气，没什么好说的，今能一死，也尽了臣子的义务。此前，南唐后主李煜倚重的两位大臣张洎与陈乔，约定死效李煜。张洎到底想不想死，或者说是否真心为国捐躯有待商榷，但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真心赴死是假的，以此求进耳。
张洎很清楚在他面前的赵匡胤才是他未来的领导，李煜整个一玩具店的枪炮——中看不中用。国家政局不稳通常是朝野官员人心思动时，不知有多少个南唐旧臣如同张洎一般，开始私下里为自己的仕途着想。赵匡胤对各大地方政权的头头脑脑妥当安置，他们清楚这一点。想来在地方小朝廷里做到头了，如果并入了大宋能否登堂入室？如同新科进士似的，他们都在琢磨着仕途的道路。面对赵匡胤的质疑，张洎斗胆赌了一把，用性命赌未来的仕途。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同样会有英雄惜英雄的情结，所以他敢赌，也赌赢了。赵匡胤见他这么有魄力，当即授官太子中允，希望他能在新单位好好工作。
张洎的仕途柳暗花明了，但此前已经说过要誓死效忠李煜的，如何对后主交代？陈乔实在，死了，张洎幸运存活，就对李煜说，我不是怕死，如果我死了，宋主责怪陛下久不归命之罪，就没有人能为陛下辩护了。所以，臣请随陛下一同入宋（《涑水纪闻》）。李煜害怕得紧，好糊弄。灭南唐的宋将领是潘美、曹彬，破城之日，李煜穿着一袭白衫来见两位宋军主帅。李煜先见潘美，拜了一下，潘美答礼。又拜曹彬，曹彬说，甲胄在身，恕不能答礼。曹、潘二将入舟，召唤李煜过来喝茶。船与岸有一定距离，有条独木脚道，李煜没见过这个，徘徊不前。曹彬命人把李后主扶进来，李煜哆哆嗦嗦地喝了几口茶。曹彬说，你回去收拾收拾行李，明天早上到这儿报到，来晚了问责，咱们一起回京。次日天还没亮，李煜如期而至。潘美疑惑不解，你不怕他跑了？曹彬说，放心吧，那不可能！过个独木桥都怕得要死，既然答应他活着去京师，他怎么会选择逃跑这条死路（《谈渊》）。
张洎糊弄了李煜，与他一同去开封见赵匡胤，才有了上面那一段。入宋后，南唐旧臣可以在各大重要部门任职，李煜政治身份特殊，等于被软禁了。赵匡胤执政时，张洎一直在中央任职，官位不轻不重，反正没什么油水可捞，没钱花他就去李煜那儿化缘。张洎经常到老领导那里敲诈，拿话吓唬他，吓得李煜无可奈何，只好交出少得可怜的私房钱。《十国春秋》载，李煜把自己的白金洗脸盆子贡献出来，张洎“犹不满意”。
南唐旧臣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在新单位过活得其实挺辛苦的。比如另一位叫张的官员，入宋后任史馆修撰，此乃一文职，月俸三十贯。张家里门客较多，跟菜市场似的，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当时的老板换了宋太宗，就问他，你们家宾客那么多，每天聚在一起干些什么？张回答说，臣的亲戚朋友多客居京师，生活上比较贫困。我的工资刚刚好够接济他们的，吃的也不过是粗茶淡饭而已。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们一下，那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来者不拒。宋太宗不放心派人去查，果然粗茶淡饭，破碗瓢盆（《道山清话》）。如张洎、徐铉、张，对新单位毫无贡献，并在吞并战时制造了一定的障碍，那日子必然不好过。与另一位投降大宋的南唐旧臣樊若冰相比，冰火两重天。樊若冰在江南时不受待见，这可能是他投降大宋的原因之一。赵匡胤觉得他名字不吉利，“若冰”谐音“弱兵”，遂赐名“知古”。樊知古的主要贡献是在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测量，获得了长江的重要水文地理数据，根据他的资料，宋军在采石矶建设了浮桥，才得以南渡。南唐灭亡后，樊知古为江南转运使，当初在金陵不待见他的那些仇家们倒了霉。每年除夕时段酒卖得最好。樊省长要求一老乡的酒店“按其所入以为额”，酒店最近的收入全额拿过来入贡。究竟是否入贡不得而知，敲诈造成的“遂破其家”那是现实（《能改斋漫录》）。所以说张洎敲诈李煜，也可以理解，毕竟在繁华第一都没钱花的日子伤不起。
张洎本人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在京城混熟了，与苏易简不和谐。苏易简那是状元出身，特能喝酒，宋太宗亲自嘱咐他少喝点，他也不听，最后到底喝死了。苏易简的才华不是盖的，按照文人相轻的传统，他们两位才子如果不掐起来那就不正常了。苏易简代表大宋朝臣，骨子里看不起南唐人。同样，南唐朝臣虽然入宋，但也看不起宋朝士大夫。每次谈论什么事，两人意见始终不统一，宋太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易简气得把张洎诗作原稿往桌子上一摔，警告他如果你再敢跟我臭美小心我把你的“灰堆诗”上呈官家。张洎曾经奉命入贡大宋，写了很多訾诋诽谤大宋京师风物的“灰堆诗”，基本是埋汰中原人民。《事实类苑》载，张洎见苏易简动真格的了，“闻之甚惧，稍为屈服焉”。
经过苏易简的郑重警告，张洎算是看清了形势。不管你在原单位如何位极人臣，现在工作的单位终究换了一个地方，今昔不同往昔。原来你怎么闹没人管你，那是你的码头，在新单位还敢为虎作伥，不怕死你就试试看，宋廷士大夫圈里潜水的高手鳞次栉比。
张洎明白，想要保住禄位没有靠山绝对不行，他经过观察发现，比自己小四十五岁的寇准乃好大一棵树。从年纪上看，张洎当寇准的爷爷都没问题。两人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当时寇准是领导，张洎是副手。张洎自恃年长倚老卖老，过不去心里那个结，“不肯委节事寇”。寇准也不理他，处理完政务正襟危坐地看书，一看一天。下班时，张洎一揖而退，不交一谈。某次寇准诗兴大发，出口吟诵道，“少年挟弹多狂逸，不用金圆用蜡圆（丸）”。诗句讥笑张洎在江南时发蜡丸求救的事儿，张洎强颜欢笑。后稍亲昵，到了有说有笑的地步。过不多久，三十三岁的寇准拜相，张洎这一步算是走对了（《玉壶清话》）。
张洎做通了小寇同志的工作，在寇准的举荐下，得以升任参知政事，可惜没干多久。由于他的政治身份特殊，所以工作中经常对宋太宗曲意迎奉，时间长了，太宗发现他除了会举手说同意外，没什么才能，遂降职为刑部侍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四月，一次加班归来，天黑了，六月雨季，街道也没照明工具，张洎坐在马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突然，马前蹄陷入泥泞，老张一个狗啃屎扎进了泥里，得了病。七月份寇准被罢相，双重打击下，张洎不久去世了。张洎与大臣杨文侨是儿女亲家。杨文侨奉命修《南唐史》（后散失），当时张洎已经去世了，写到张洎传时，不耻亲家的为人，一句好听的都没给写。
张洎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政治形势的问题他被排挤在了大宋士大夫圈外，在太祖时仕途毫无起色。既然不能够改变环境，那么只有去适应。到了宋太宗时张洎开始学会适应，投降了宋廷士大夫。入群的利益显而易见，张洎很快得到了晋升。朝廷对地方旧臣的抚恤是一方面因素，也不能排除他“投降主义”的努力。头顶“外籍”的官员能够在新朝廷做到参知政事，不能说不算是个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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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史·包拯传》：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2] 《旧唐书·陆贽传》：“又以河陇陷蕃已来，西北边常以重兵守备，谓之防秋。”古代与中原王朝接壤的少数民族部落往往趁着秋高马肥时南侵。中原王朝一入秋，边防军加派警卫，调兵防守，称为“防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