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亡国奴
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飞机在天津上空一圈圈打转，轰鸣声不时为爆炸声和火光所打断，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沦为一座人间地狱。
亲历者这样描述逃生经历：
我正依恋地再回头看看自己曾生活过的家园，又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灰土迸掷，扑面而来。全家赶快随着邻居们向胡同口挤去。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胡同内若干经历过战乱的耆老，根据他们过去对付乱兵的经验，封死所有胡同出口，只留一口，还把大口封成只容人并排出入的小口，但老人们没有想到，这次是祸从天降，落后的防御设施反而造成逃离险境的障碍。
人流由于各个胡同居民的不断涌进而扩大。
敌机看到下面的人流，开始俯冲，用机枪向无辜的人群反复扫射。顿时，逃难的人群像怒海的波涛，一会儿拥东，一会儿挤西，已经无法自主，只能人裹人地往前行进，有人被机枪射中，倒在人群的脚下，有的捂住流血的伤口，跌跌撞撞地向前拥进。
顾方舟一家住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尽管顾方舟无需担忧自己的性命，但天上是战火炮弹、地上是同胞的奔走哀嚎，已开始懂事的他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时间就像水一样流逝，灾难也在追赶着不幸的人们。顾方舟家原已艰难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了。母亲就像那剪脐带的剪刀一般渐渐上了年纪，做起接生来，越来越吃力，每次回来都要歇上好久，遇上夜里接产，更是力不从心。
但是，相比租界外的同胞，这却已是不幸中的万幸。顾方舟听说，日本人不许中国人吃白米，百姓们只能从被日军控制的粮食配发粮店里购买杂和面儿，他们还时时往小米里放锯末，让人吃了拉肚子。很多人因为吃不上粮食而面黄肌瘦，满街都是吃不饱饭而哭叫的孩子。
比死亡的威胁更为恐惧的，是空气中都能嗅出来的悲怆。悬挂的烈士的头颅、被扔在荒野的尸体、随时可能被恣意玩弄的妇女、流落街头的孤儿、失去儿子的老人，让城市里的所有人感到压抑。
中学时代的顾方舟
顾方舟初中上的是昌黎汇文中学。汇文中学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建校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唱过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楼乾贵，就是长顾方舟三岁的学长。
汇文中学不在英租界内。每天，顾方舟都要拿着通行证出租界去上学，放学后再拿着通行证进租界。进出租界的关卡处有座岗楼，四四方方的，很是森严。岗楼上挂着惨白的太阳旗，站着架着机枪的日本兵。顾方舟和同学们第一次通过关卡时，几个日本兵就端着枪走来，查完他们的通行证后，日军要求他们向太阳旗鞠躬。顾方舟和同学们很不情愿，还没等他们表态，日本兵就按住一个同学一顿拳打脚踢，同学倒在地上久久起不来。面对鬼子们黑洞洞的枪口，手无寸铁的同学们不得不违心地向太阳旗鞠了一躬，但个个恨得牙咬得紧紧的。
殖民教育也是日本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殖民地，日本强行推行奴化教育，强调铲除中国人民的“排外思想、种族观念”，从而与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协和”“共存共荣”“一德一心”，要求中国学生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为主，无条件地忠于日本天皇，“名为教育，实为奴化”。
因此，除了以前的课程外，顾方舟和同学们还要被迫学习日语。那些封面上写着方正汉字的教科书，打开全是日语。要是日语学不好、背不上来，日本人就会拿着宽宽的木板，叫班长打学生的手掌。班长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日本老师就亲自上阵，拿着板子打班长，直到把手打肿了才算完。
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横遍野，亡国热泪洒遍故国，满腔热血报国无门。每天太阳升起时，顾方舟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日本人凶残的目光，是难以名状的屈辱。
悠长而沉重的钟声响起，在他身旁发出阵阵悲怆的回响，仿佛是这个不幸的民族在舔舐自己的伤口、诉说着自己的苦难。顾方舟的心像离群的马一样，发出悲哀的嘶鸣。他逐渐意识到，个人的尊严是建立在祖国的强大之上的，祖国被侵略者践踏，自己便毫无尊严可言。他现在能做的，只有默默地好好学习，让祖国强大起来。强大了，就不会再有屈辱。于是他更加刻苦学习，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
而母亲对顾方舟的要求也一向严格，自己再忙再累，也要让他接受优质的教育。
那时的高中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公立高中，为国民政府所办，一种为教会高中，由西方列强所办。中学教育本是一个地区教育系统的中坚，但那时公立高中教育质量之差，即便是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认。1921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考察时，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教育，中学最坏！"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时，中等教育仍然被教育界认为是“中国国家教育之弱点”。
因此，当顾方舟第一次来到考取的天津国立中学时，他的满脸失望就毫不奇怪了。听了两节课后，教材质量之差、教师水平之落后、同学素质之低，令他大为失望、坐立难安。这就是以后要学习三年的地方吗？在这种地方能学到什么知识？只能荒废三年时光！不，我不要在这里读书，这里太糟糕了！
一回到家，顾方舟就将对学校的印象告诉了母亲。一通竹筒倒豆子后，顾方舟突然后悔了起来：母亲负担已经如此沉重，自己怎么好意思再向母亲要求太多？教会学校虽然好，但是那么昂贵，母亲怎么吃得消！可是他对国立高中的失望挥之不去，真的要在那里读三年吗？
“那我们不去这个学校！”没等顾方舟理清思绪，母亲就咬牙下了决定：“再穷我们也不能不读书！我们上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
尽管教会学校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一部分，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为中国传播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那时的教会教育水平，普遍要高于其他学校。在一份英美等国考察中国教育后完成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教会学校“质量是首要的，而不是数量”。而母亲所说的“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指的是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是当时天津最好的学校之一，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即毕业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