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张爱萍[1]
张爱萍是老一辈革命家。无论在战争年代、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张老都有许多传奇的故事。这几年先后出版的《张爱萍在1975年》和《张爱萍传》记录了张老光辉的一生。我与张老接触有二十年，对他的为人有所感受。
既是将军，又是诗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常在报纸上读到张老的诗词。当时我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正计划出老一辈革命家的诗集。在出版《罗瑞卿诗选》时，我们也准备出版张老的诗选。
第一次与张老接触，是在北京张老家。因为没有电话号码，无法事先约定时间。我只好凭共青团干部的那股劲儿，直接闯到张老的家去了。这是一个普通独院，朴实清洁，毫不起眼，反映了主人人民公仆的本色。张老正要出门开会，汽车停在他身边。我立即自报家门，说明来意。
“你们要出我的诗集？”张老穿一身灰色的军便装，笑着用纯正的四川话说，“我那个算什么诗？豆豉、萝卜丝……”
我缠住张老不放，张老只得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李又兰大姐。又兰大姐既文雅又坚定，一口咬定说张老的诗大多即兴而作，还得修改，现在不能出集子。我当然毫不松口。最后达成“一年后再说”的协议。有这个协议就不错了：放长线钓“大鱼”嘛！
1983年夏，张老到成都，我去金牛宾馆看望他，一起在室外散步。张老拄一手杖——“文革”中长达五年多的“牛棚”生活，张老备受摧残，摔在水泥地上，以致股骨颈骨折。当谈到诗集时，张老告诉我他的好些诗词是在“牛棚”即兴吟哦而成。或用撕下的报纸，或用抚平的香烟盒，很快地记下来，藏在床垫下，趁换季时塞进衣服，悄悄带给又兰大姐的。如此来之不易，使我更为珍惜，下决心一定要出版张老的诗集。
缠了几年，1986年，四川终于出版了张老的诗集《纪事篇》。张老和大姐一再说，这些谈不上是诗词，不过是纪事而已。集子共收诗词一百六十多首，为1928年夏至1986年8月间所作。出版前，张老要我写序，我不敢承担这个重任，只写了《出版前言》说明出书的一些过程。又兰大姐在《后记》里说：“经原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同志再三鼓励、催促才得以问世。”后来张老的诗词、书法、摄影选集《神剑之歌》出版，还重刊了《纪事篇》的《后记》，这使我深感不安。
对川剧艺术的深厚之情
我在1982年底调省委宣传部，重点参与了振兴川剧的工作。
张老对川剧艺术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每次到四川视察工作，都要看川剧。不仅看省、市川剧团的演出，还要看区、县川剧团的演出。看了老艺人的表演，又看中青年演员的表演，还看娃娃班的表演。除了在正规剧场看，也爱听演员即兴清唱。不仅在四川看，川剧团上北京演出也每请必到。又兰大姐虽不是四川人，但因文化修养高，对川剧有同样浓厚的兴趣。
1983年第一次振兴川剧会演，正值张老来成都视察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填词一首，送给大会：
乡音喜闻乐见
古曲今开新面
群星汇蓉城
百花齐放艺湛
堪羡堪羡
天府新秀千万
张老非常关心振兴川剧之举。他赞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强调这八个字是统一的整体。张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强调戏曲要加快节奏，减少不必要的过场戏，不宜唱了又帮，帮了又唱。张老支持在创新上做探索。《芙蓉花仙》初演，非议不少。我们陪张老看后，张老基本肯定，并要他们在大胆改革时注意川剧特点，万变不离其宗。魏明伦笔下的潘金莲，曾受到一些指责。张老则认为魏明伦写出了潘金莲的变化过程，加以肯定。张老还十分关心现代戏的创作。
川剧界常出现一些矛盾。张老多次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说，要改变旧的行会风气，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张老为省川剧院两位著名旦角张巧凤与左清飞书写了“双凤齐飞”四字，对她们起了很好的激励作用。张老广交朋友，无论剧作家、导演，还是老中青三代演员，都乐意与张老接触，为张老演出或清唱，听取张老的教诲，从张老的言行中汲取营养。张老对广大川剧工作者，既有言教，又有身教。
支持建立“文革”博物馆
1983年张老来成都，恰逢《巴金选集》（十卷本）在四川出版。我代表出版社送给张老和又兰大姐一套《巴金选集》。张老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读巴金的书。
1986年，巴老通过他的《随想录》，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巴老说：“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说：“只有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巴老的建议代表了人民的心愿，得到许多人的拥护。
当年我去北京时，张老特意对我说：“请你转告巴老，我非常赞成他的建议，成立‘文革’博物馆。否则若干年后，年轻人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都不知道了。”
张老是国务院副总理（后为国务委员），他的赞同有特殊的含义。它充分说明了张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听了很感动。这件事加深了我对张老的理解，更增加了我对张老的敬意。
我很快把张老的意见转达给巴老。在我的记忆中，张老以后又有三次重申了赞成巴老关于成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
1987年金秋10月，巴老回到他阔别了十七年的故乡成都，住在金牛宾馆。几天后，张老来成都视察工作，也住在金牛宾馆。我去看望张老和又兰大姐，向他们报告巴老也住在这里。张老和又兰大姐听了很高兴，立即表示并坚持第二天上午要去看望巴老。
第二天上午九时半，张老和又兰大姐来到巴老住处。他们亲切地握手问好。在场的还有沙汀老人，巴老的女儿和女婿。张老再一次表示年轻时就喜欢读巴老的小说，巴老则说自己当时是“乱写”的。张老还谈到50年代参观过巴老在正通顺街的旧居，对后来拆掉旧居表示遗憾。巴老则说拆掉就算了，不值得花国家的钱来重建。……这是一次难得的相会，我为他们的谈话录了音，可惜“觉悟”得晚了一点，刚开始的谈话没录下来。
张老是戏曲界的老朋友。他和又兰大姐每次来成都，川剧界和曲艺界的朋友总要来看望他们。我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趁此机会组织联欢。张老知道我们的安排后，邀请巴老参加，巴老欣然应邀。
几天内，张老和巴老连续三次看了川剧和曲艺。巴老喜爱乡音，认为是难得的机会，一直坚持看到底。张老怕巴老坐得太久，多次请巴老根据身体情况灵活自便。
以后，尽管张老和巴老没有机会再见面，但张老一直关心巴老的健康。有一次张老对我说：“巴老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现在年事已高。他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要把它记录下来。”我深切地感到，这既是张老对巴老的尊重，也是张老对整个知识分子的关怀。
不要把人格变成商品
张老是长辈，在他面前我没有顾虑，想不明白的事情或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向张老和又兰大姐请教。
有段时间出现“经商热”，似乎以“下海”为荣。一些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办起公司，大做生意，甚至赔掉了一些国家拨款或基金。上班时也不乏有人三五成堆研究股市升降情况，心不在工作上面。电视上还出现过大学教授上街去卖袜子的节目，引起不少人的反感。80年代末，一次在北京见到张老，我忍不住谈到这些问题。
张老的态度十分鲜明，反对党政机关和部队经商。他说早在1985年，他就写信给国防科工委党委，提出过这个问题，反对部队经商，几年后又把这封信送到中顾委。张老一时没找到这封信，但我回成都不久就收到张老寄来的这信的复印件。
张老在信里提出：“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在谈到国防科工委机关时，张老说：“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还说，“尽管技术作为商品，从个人品德修养来说，也应培养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应有高尚的品德情操，不要把自己个人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句警醒自己的话：“勿以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
在复印件上，张老还写了一句话：“李致同志：你要这份文件，现送上，请提意见。张”望着张老的字，我极为感动。张老要我提意见，我还有什么意见？我举双手拥护张老的主张，并深受教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变成商品”“勿以名利自蒙耻”，这两句话成为我的座右铭。
关心人，平易近人
我今年七十有二，参加革命五十五年。在中央机关或省委部门，与大大小小的领导接触也不算少。有的人官大架子大。或是本来还不错，但“一阔脸就变”；或是区别对象，对上毕恭毕敬，对下净打官腔。而与张老接触二十年，深感到他老人家始终如一地关心人，平易近人。
张秀熟老人，曾经是张（爱萍）老的老师。张老对秀老的尊敬，始终如一。当秀老近百岁时，张老曾要我陪他去拜望秀老。两位老人坐在一起，张老问寒问暖，体贴入微。秀老行动不便，靠轮椅行动。张老去摸摸轮椅，发现靠背和坐垫比较硬，便向有关部门建议为秀老做一个沙发式的轮椅。张老怕没落实，离开成都时要我半月后去秀老家看看轮椅做好没有。直到半月后我去秀老家看见了新轮椅，打电话向张老报告，张老才放心。
张老是将军，却乐意与文化人交朋友。省诗书画院，是张老和启龙、杨超等老同志倡导建立的。张老凡来成都，总与画家交往，并帮助成都市画院解决一些困难。有一次帮市画院要了一些维修费，怕不落实，也要我到时去院长朱佩君那儿问问，并向他报告。川剧演员更不用说了。有一次名丑笑非得脑溢血，影响到腿发麻。笑非的两个儿子写信向张老反映情况，张老立即批给许川和我，要我们关心。幸好我们早去看过笑非，建议他做脑部CT，并帮助他转到省医院治疗。
我个人的感受更深。张老来成都会打电话找我，我到北京必向他和大姐报到。对我来说，张老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长辈和朋友。我在张老和大姐面前能敞开心扉，敢于直言。张老和大姐对我的关心，延伸到我的家人。大姐曾邀我的老伴一起去德阳看划龙舟。我女儿多次随我去看望张老和李阿姨。我儿子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张老把他女儿小艾的地址给我，以便我儿子和小艾联系，而且说：“这样，我们以后就能成为世交了。”以后我的女儿、女婿和儿子，都先后去北京看望过张老和李阿姨。当张老和大姐知道我的外孙在北京读大学时，也叫我把外孙带去玩。大姐很喜爱我外孙，慈爱地摸摸他健壮的身体，让他带一大包橘子和花生回学校去吃。
李致与又兰大姐合影
我每次去看张老和大姐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怕占用二老过多的时间，话总是没有说完。1999年4月我去北京开会时去看张老，因时间不长，临走时张老要我第二天下午再去，可我却安排不过来。张老在室外拉着我的手不放。天有一点冷，但一股股热流，通过张老的手温暖了我全身。又兰大姐来解了围，我才得以上车。坐在车上看见张老和大姐仍站在室外挥手，真令我终生难忘。
2001年1月15日
附记
张老逝世，我和家人极感悲痛。我儿子和女婿代表全家到张老灵堂悼念。不久收到又兰大姐的答谢卡，卡里的纸片上印着这样的话：“在送别爱萍远行的日子里，感谢您对他的情谊和对我们全家的关爱。”封面是张老的遗像：绿竹丛中，张老像平日那样穿着浅灰色的军便装，没有系纽扣，拄着手杖，慈祥地微笑着。我真想伸出手去，紧紧地握住张老的手。这一次，是我不再松开了……
2004年2月24日晨
[1]本文收入李又兰等主编的《缅怀张爱萍》，2004年解放军出版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