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最近,我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

新年开工的第一日,于写字台上停工数日来积下来的信堆里,发见一封由本埠不甚知名的某小旅馆发来的挂号信。信里说,自己是与我不相识的青年,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很钦佩我,愿跟我做事,一壁做工,一壁学习;特远远地冒险从四川冲到上海来,现住在某小旅馆里,一心等候我的回音。我看了通信,既惶悚,又惊异。自从服务杂志以来,时常接到青年读者诸君的信,像这样突兀这样迫切的函件却是第一次见到。我因为不知怎样写回信才好,正在踌躇,次晨又接到他的催信了。这次的信是双挂号的,信里说,他在上海举目无亲,完全要惟我是赖。又说离家时,父母亲友都不以他为然,可是他终于信赖着我,不顾一切地冲到上海来了,叫我快快给他回音。

我想写回信,可是无从写起,结果携了原信跑到旅馆里去访他,和他面谈。他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印象并不坏,据说曾在四川某中学读过几年书,中途又改入商店,因川中商业不景气,仍想再求学。此次远来找我,目的有二:一是要我指导他的学问,二是要我给他一个职业的位置,不论什么都愿做,但求能半工半读就是。我的答复是:我自惭没有真实学问可以作他的指导,半工半读的职业更无法立刻代谋。惟一的忠告是劝他且回故乡去,不要徒然飘泊在上海。他对于回故乡去似有难色,说恐见不得父母亲友。我苦劝了一番,且答应与他时常通信(即他的所谓学问指导),他才表示愿即日离开上海。据他说有一位同乡在无锡某工厂里服务,上海既得不到位置,只好到无锡去改托同乡设法。我问他事前曾否与在无锡的那位同乡有所接洽,他说毫无接洽,只好撞去看。我不禁又为之黯然起来,可是也无法叫他不到无锡去。“在无锡如果找不到事,还是赶快回故乡去吧。”这是临别时我最后劝他的话。傍晚他又送了一封信来,还赠我一瓶辣酱与一罐榨菜。信中说,决依从我的劝告,离去上海,明晨赴无锡去。

我凝视着放在写字台上的辣酱瓶与榨菜罐,不禁感慨多端:想起一二年前上海曾有好几批青年抛了职业与家庭远赴峨嵋山学道,现在这位青年却从峨嵋山附近的家乡,毫无把握地冲到上海来。两相对照,为之苦笑起来。我和这位青年未曾素识,对于他个人无所谓爱憎,只是对于他的行动却认为缺乏常识,可以说是对于现社会认识不足。

这位青年的投奔到上海来,据他自说一则为了想“从师”,二则为了想“得职”。我的足为“师”与否且不管,即使果足为“师”,也是不能“从”的。古代生活简单,为师者安住在家里,远方仰慕他的负笈相从,就住在师的门下,一方面执弟子之役,一方面随时求教。师弟之间自然成立着经济的关系,可以不作其他别种的打算与计较。现在怎样?普通所谓“师”者就是学校教员,完全为雇用性质,师弟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没有从前的自然,并且教员生活甚不稳定,这学期在这儿,下学期在那儿,地位更动得比戏院里的优伶还厉害,叫青年怎能“从”呢?我是书店的职员,说得明白点,是被书店雇用,靠书店的薪水生活着的。住的房子只是每月出钱租来的狭小的一室,安顿妻孥已嫌不够,哪里还容得“门下生”与“入室弟子”呢?“从师”的话,现今还有人沿用,其实现社会中早已根本不能有这么一回事,应该与“郊”“褅”“告朔”之类同列入废语之中的了。

至于得职,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聘任,一是雇用。聘任是厂店方面要求你去担任职务的,且提开不谈;至于雇用,最初大概要有介绍人或保证人。雇用之权普通操在经理,一个陌生的青年突然对于厂店中的某个人说,要立刻在厂店中替他安插一个职位,当然难以办到。用自荐书来介绍自己,他国原有此种求职的方式,国内新式的厂店中也似乎正在仿行。可是不经对方同意,就突兀地奔投前往是决不行的。这位青年投奔到我这里来,碰壁,投奔到无锡去找同乡,据我推断起来也一定会碰壁吧。理想社会实现以后不知道,在现社会的机构里决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

现社会的机构如此。这机构是好是坏,姑且不谈,我们应该大家先把它明了,凡事认清,不为陈套的文字所束缚,不为传统的惯例所蒙蔽。学问在现社会中是什么?“师”在现社会中是什么?今日职业界的情形怎样?工厂商店内部的构造怎样?……诸如此类的事项,在中学校的教科书里也许是不列入的,学校的教员们的口里也许是不提及的,可是却都是很重要的知识。

这位青年不顾一切远道投奔到上海来,其勇气足以令人赞赏,可惜,他对于现社会尚未认识得明白,其追求的落空,无异于上海青年的赴峨嵋山求道!

上海青年赴峨嵋山求道,大家都把责任归诸荒唐的武侠小说,峨嵋山的道士倒是没有责任的。这位青年的从四川到上海来碰壁,责任者是谁呢?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考察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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