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

470715/16 致沈从文^[1]

从文师：

很高兴知道您已经能够坐在小方案前作事。——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还是文林街宿舍那一只，沉重，结实，但不十分宽大。不知道您的“战斗意志”已否恢复。如果犹有点衰弱之感，我想还是休息休息好，精力恐怕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涌出来的。勉强要抽汲，于自己大概是一种痛苦。您的身体情形不跟我的一样，也许我的话全不适用。信上说，“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虽然底下补了一句，也许又可稍久些，一直可支持十年八年）为甚么这样说呢？这叫我很难过。我是希望您可以用更长更长的时候的，您有许多事要作，一想到您的《长河》现在那个样子，心里就凄恻起来。我精神不好，感情冲动，话说得很“浪漫”，希望您不因而不舒服。

刚来上海不久，您来信责备我，说：“你又不是个孩子！”我看我有时真不免孩气得可以。五六两月我写了十二万字，而且大都可用（现在不像从前那么苛刻了），已经寄出。可是自七月三日写好一篇小说后，我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几乎每天把纸笔搬出来，可是明知那是在枯死的树下等果子。我似乎真教隔墙这些神经错乱的汽车声音也弄得有点神经错乱！我并不很穷，我的褥子、席子、枕头生了霉，我也毫不在乎，我毫不犹豫的丢到垃圾桶里去；下学期事情没有定，我也不着急；可是我被一种难以超越的焦躁不安所包围。似乎我们所依据而生活下来的东西全都破碎了，腐朽了，玷污萎落了。我是个旧式的人，但是新的在哪里呢？有新的来我也可以接受的，然而现在有的只是全无意义的东西，声音，不祥的声音！……好，不说这个。我希望我今天晚上即可忽然得到启示，有新的气力往下写。

上海的所谓文艺界，怎么那么乌烟瘴气！我在旁边稍为听听，已经觉得充满滑稽愚蠢事。哪怕真的跟着政治走，为一个甚么东西服役，也好呢。也不是，就是胡闹。年青的胡闹，老的有的世故，不管；有的简直也跟着胡闹。昨天黄永玉（我们初次见面）来，发了许多牢骚。我劝他还是自己寂寞一点作点事，不要太跟他们接近。

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跟他回来的是两个“小”作家，一个叫王湛贤，一个韦芜。他们都极狂，能说会笑，旁若无人。来了，我照例是听他们自己高谈阔论，菲薄这个，骂那个。）他长得漂亮，一副聪明样子。因为他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其发展。他参与全国木刻展览，出品多至十余幅，皆有可看处，至引人注意。于是，来了，有人批评说这是个不好的方向，太艺术了。（我相信他们真会用“太艺术了”作为一种罪名的。）他那幅很大的《苗家酬神舞》为苏联单独购去，又引起大家嫉妒。他还说了许多木刻家们的可笑事情，谈话时可说来笑笑，写出来却无甚意思了。——您怎么会把他那张《饥饿的银河》标为李白凤的诗集插画？李白凤根本就没有那么一本诗。不过看到了那张图，李很高兴，说：“我一定写一首，一定写一首。”我不知道诗还可以“赋得”的。不过这也并不坏。我跟黄永玉说：“你就让他写得了，可以作为木刻的‘插诗’。要是不合用，就算了。”那张《饥饿的银河》作风与他其他作品不类，是个值得发展的路子。他近来刻了许多童谣，（因为陈琴鹤的建议。我想陈不是个懂艺术的人）构图都极单纯，对称，重特点，幼稚，这个方向大概难于求惊人，他已自动停止了。他想找一个民间不太流行的传说，刻一套大的，有连环性而又可单独成篇章。一时还找不到。我认为如英国法国木刻可作他参考，太在中国旧有东西中掏汲恐怕很费力气，这个时候要搜集门神、欢乐、钱马、佛像、神俑、纸花、古陶、铜器也不容易。您遇见这些东西机会比较多，请随时为他留心。萧乾编有英国木刻集，是否可以让他送一本给黄永玉？他可以为他刻几张东西作交换的。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

有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也没有告诉您。我说“你可以恋爱恋爱了”。（不是玩笑，正经，自然也不严肃得可怕，当一桩事。）他回答：“已经结婚了！”新妇是广东人。在恋爱的时候，他未来岳父曾把他关起来（岳父是广东小军阀），没有罪名，说他是日本人。（您大概再也没想到这么一个罪名，管您是多聪明的脑子！）等结了婚，自然又对他很好，很喜欢，于是给他找事，让他当税局主任！他只有离开他“老婆”，（他用一种很奇怪语气说这两个字，不嘲弄，也不世俗，真挚，而充满爱情，虽然有点不大经心，一个艺术家常有的不经意。）到福建集美学校教了一年书，去年冬天本想到杭州接张西厓的手编《东南日报》艺术版，张跟报馆闹翻了，没有着落，于是到上海来，“穷”了半年。今天他到上海县的县立中学去了，他下学期在那边教书。一月五十万，不可想像！不过有个安定住处，离尘嚣较远（也离那些甚么“家”们远些），可以安心工作。他说他在上海远不比以前可以专心刻制。他想回凤凰，不声不响的刻几年。我直觉的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甚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我自己也正跟那一点不大热切的回乡念头商量，我也有点疲倦了，但我总要自己还有勇气，在狗一样的生活上作出神仙一样的事。黄永玉不是那种少年得志便颠狂起来的人，帮忙世人认识他的天才吧。

（忽然想起来，萧乾也许舍不得送他一本版画集，我从多方面听说萧乾近来颇有点“市侩气”起来了。那就算了。反正也不太贵，十万元即可得一本。）

我曾说还要试写论黄永玉木刻的文章，但一时恐无从着手。而且我从未试过，没有把握。大师兄王逊似乎也可以给他引经据典的，举高临下的，用一种奖掖后进的语气写一篇。（我希望他不太在语气上使人过不去。——一般人对王逊印象都如此，自然并不见得对所有人都如此，我知道的。）林徽因是否尚有兴趣执笔？她见得多，许多意见可给他帮助。费孝通呢？他至少可就文化史人类学观念写一点他一部分作品的读后感。老舍是决不会写的，他若写，必有可观，可惜。一多先生死了，不然他会用一种激越的侠情，用很重的字眼给他写一篇动人的叙记的，虽然最后大概要教导他“前进”。梁宗岱老了，不可能再“力量力量”的叫了。那么还有谁呢？李健吾世故，郑振铎、叶圣陶大概只会说出“线条遒劲，表现富战斗性”之类的空话来，那倒不如还是郭沫若来一首七言八句。那怎么办呢？自然没有人写也没有关系。等他印一本厚厚的集子，个人开个展览会时再说吧。——他说那些协会作家对他如何如何，我劝他不必在意，说他们合起来编一个甚么年刊之类，如果不要你，你就一个人印一本，跟他们一样厚！看看有眼睛的人看哪一本。

您的一多先生传记开始了没有？我很想到北平来助理您做这个事。我可以抄抄弄弄，写一两个印象片段。我恨像吴晗那样的人一天谈“一多一多”！

巴先生说在“文学丛刊”十辑中为我印一本集子。文章已经很够，只是都寄出去了。（我想稿费来可以贴补贴补，为父亲买个皮包，一个刮胡子电剃刀，甚至为他做一身西服！）全数刊载出来，也许得在半年后。（健吾先生处存我三稿，约五万字，恐印得要半年。您寄给他的《大和尚》我已收回，实在太不成东西。文章由三方面交去，既交与他，我照例又不好意思问一声。且如李有《老鲁》一文，即搁了整整半年，我见面时从未提起一字。）有些可能会丢失的。（刘北汜处去年九月有两稿，迄无下落。他偶尔选载我一二节不到千字短文，照例又不寄给我，我自己又不订报，自然领一万元稿费即完成全部写作投稿程序。小作家们极为我不平，说我们是同学，他不应太用力压我稿子。我倒知道一则他不喜欢我文章——也不喜欢我这个人；再则作编辑总得应酬，又得提拔女弟子，自然不免如此了。你千万不要在写给萧乾信上提这个。）倒是这二三小作家因为“崇拜”我，一见有刊出我文章处，常来告诉我，有哪里稿已发下了，也来电话。（他们太关心，常作出些令人不好意思事，如跑到编辑人那里问某人文章用不用之类。）原说暑假中编一编可以类为一本的十二三篇带小说性质的文章的（杂论，速写，未完片段不搁入），看样子也许得到寒假。——但愿寒假我还活着！暑假中原说拼命写出两本书，现在看样子能有五六万字即算不错。看我的神经如何罢。

顶烦心的事是如何安排施小姐^[2]。福州是个出好吃东西地方，可是地方风气却配不上山水风景。她在那边教书，每天上六课，身体本不好，（曾有肺病，）自然容易疲倦。学校皆教会所办，道姑子愚蠢至不可想象地步。因为有一次她们要开除一个在外面演了一场话剧的女生，她一人不表示同意；平日因为联大传统，与同学又稍为接近，关心她们生活，即被指为“黑党”，在那边无一朋友，听到的尽是家常碎事，闷苦异常。她极想来上海，或北平，可是我无能已极，毫无路径可走！她自己又不会活动。（若稍会活动，早可以像许多女人一样的出国了，也不会欣赏我这么一个既穷且怪的人！）她在外文系是高材生，英文法文都极好。（袁家骅先生等均深知此）您能不能给她找一个比较闲逸一点事？问问今甫先生有没有甚么办法吧。

我实在找不到事，下学期只有仍在这里，一星期教二十八课，再准备一套被窝让它霉，准备三颗牙齿拔，几年寿命短吧。我大概真是个怯弱的人。您等着我向您发孩子气的牢骚！不尽，此请

时安！

曾祺

七月十五日

所寄七万之稿费收到。大概真只够作您所说那个用途。《益世报》的三万五是什么文章的？款何须往二马路领取，天热，当后几日。

从文师：

天热，信未即发，一搁下，有不想发出意，虽然其结果是再加写一点，让您的不快更大！我不知道为甚么不能控制自己，说了好些原先并不想说的话。我得尽量抑压不谈到自己，我想那除了显示自己的不德之外别无好处。——比如，我为甚么要说起我那些稿子呢？我久已知道自己的稚弱、残碎，我甚至觉得现在我所得到的看待还不是我应得的。然而虽是口口声声不怨尤，却总孱然流露出一种委屈之感来了！而且态度语言上总似乎在伤着人，（尤其是态度，我的怪样的沉默）真是怪可羞的。（这句话何其像日本人的语气！）比如刘北汜，他实在有时极关心我，（当然他有一种关心人的方便）有时他一句话，一个动作，即令我惭愧十分，而我在信里说了些很卑下市井气的话！我尚得多学习不重视自己。——真是一说便俗，越往深里说，越落銎套，作人实非易之事。

卞之琳先生已到上海，我尚未见到。听说他说您胖了一点，也好。虽然我很不愿您太胖。像健吾先生实已超过需要了。

很久以前与《最响的炮仗》同时寄来尚有一篇《异秉》，是否尚在手边？收集时想放进去，若一时不易检得，即算了，反正集子一时尚不会即动手编，而且少那么一篇，也不妨事。

上海市教员要来个甚么检定，要证书证件，一讨厌事，不过我想当无多大问题，到时候不免稍稍为难一下而已。我已教书五年，按道理似已可取得教员资格。果然有问题，再说吧。

《边城》开拍尚无消息，我看角色导演皆成问题，拍出来亦未必能满人意，怕他们弄得太“感人”，原著调子即扫然无余也。报上说邵洵美有拍摄《看虹录》英语片事，这怎么拍法？有那种观众，在看电影时心里也随着活动的么？

我仍是想“回家”，到北方来，几年来活在那样的空气里，强为移植南方，终觉不入也。自然不过是想想罢了。

曾祺

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