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为中国十九世纪末年的风云人物，严复不但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而且还是近代文学史上以翻译非文学作品而著名的文学大家。我们能够在大量近现代文学作品中和一些作家回忆录里深切感知到严复无处不在的影响。[1]在褒贬不一的陈述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严复适时地介绍给国人一种崭新的理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详或略，我们的文学史都不曾忽略他。
仔细阅读我们就会发现：除个别著作外，[2]一般文学史通常是把严复放在“翻译文学”章节下面，重点强调“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严复翻译作品的文学色彩，顺便谈及诗文，而对严复翻译作品所传达的现代思想带给文学界的震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文学现象处理得比较模糊，常以《天演论》等作品的公开发表带给当时整个社会巨大影响一笔带过。涉及严复与文学进化论、严复与一些近代文学现象之间关系的论述尚属少数，以至于我们对严复在文学史上地位和影响的认识还比较单一。也就是说，由于对严复主要凭借翻译非文学作品而享誉文坛的个中原因没有说透说足，严复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形象还不够全面、清晰。
严复以学兼中西的闳通之识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的中国，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那么，严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他是怎样影响近代文学的？他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关系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最便捷的途径就是考察严复的文学观。可是除了一篇《诗庐说》和与夏曾佑合撰的一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外，我们很难再从严复发表的数以万计的文字和著作中找到专门论述文学的篇章，其专门文论的数量之少与他对近代文学影响之大之间的反差出乎我们的意料。再看严复留给文学史品评的作品，除了维新时期的若干政论散文，主要还是他的翻译，而这些翻译作品大都是西方社科著作。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再也没有哪位堪比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关系复杂：严复通过翻译西方社科著作传播启蒙思想，在有力推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进程，然而严复却与清末民初两次深受进化论影响而主动求新求变的文学革新运动有意无意都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并一度对之均持反对态度。
综上种种，梳理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深刻复杂的关系是解读严复何以凭借翻译非文学作品为主而名列文学史大家行列的关键所在。
一 严复文学研究综述
虽然有关严复的研究从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3]，1921年2月间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时就指出：“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4]但是只有以1923年申报馆为纪念《申报》创刊50周年而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特刊为标志，严复才真正从“时下之人”转变成了“史中之人”，后世对于严复的认知和估量大都能在此找到源头。[5]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当时，距离严复逝世仅一年多。蔡元培的《最近五十年之中国哲学》、梁启超的《最近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包括任鸿隽的《五十年来之世界科学》、徐则陵的《五十年来世界进化概论》等文章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对严复的思想和影响都作出了相应的总结和比较客观的评价，这些观点为严复进入文学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形象建构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后世对严复文学的论述大都能在此找到线索。比如陈子展192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就沿袭了胡适评价严复的观点：严复译的书“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上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位置”。[6]陈认为严复和林纾一样是古文家，他们的重要，不在于他们自己创作的文章，而在他们运用古文翻译“西洋近世思想”或“西洋近世文学”的书，是他们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严复在古文史上的一种大贡献是“居然用古文翻译了西洋说理邃赜之文，弥补了自韩愈以来古文不宜说理的缺陷”。[7]当然，陈子展的评价也成了后来者继续展开论述的基础。
严复文学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严复去世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突出贡献表现在对严复作品的搜集和整理上。如严璩的《瘉壄堂诗集》和《侯官严先生年谱》，贡少芹、蒋贞金编辑的《严几道诗文钞》，王蘧常的《严几道年谱》，加上严复在世时熊元锷编辑的《侯官严氏丛刻》和愿学子编辑的《严侯官先生全集》等，为后来深入研究严复奠定了基础。除了《最近之五十年》系列文章对严复思想进行总结外，这一时期严复思想研究的主要代表作品还有贺麟的《严复的翻译》（1925）和周振甫的《严复思想述评》（1940），周振甫结合严复的实际生活和具体事例，把严复思想分为全盘西化、中西折衷、反本复古三个时期全面进行评述，这一观点很长时间为人们所接受。[8]与此观点相对应，人们也就大致认同了在维新运动时期“趋时”，而五四时期“复古”的严复在“新”青年们徐徐拉开的文学革命帷幕中变成了一个躺在鸦片铺子上大骂“该死”的文学革命反对者的形象。[9]固然，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严复，虽然没有和林纾一样赤膊上前和“新”青年们争高比低，但他对文学革命者“春鸟秋虫”的嘲讽确实表明了他本人与五四“文学革命”的深深疏离。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产生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大都关注了进化论对文学的影响，但几乎没有人真正梳理严复与清末民初文学革命的发生和走向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时期严复文学研究值得关注的成果是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1930）一书中论析“新文学”中的“逻辑文”时谈到严复，认为严复是中国逻辑文之导先河者。[10]
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尽管这一时期也有客观的学术研究，但总的来说，大都蒙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严复被视为尊法反儒的代表人物，由此诞生了一批绝对数量不是很大但颇具政治特色的文章和著作。[11]这一时期严复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严几道诗文选》和《严复诗文选注》，政治色彩非常强烈。值得肯定的是这时学界开始认识到严复与文学界的复杂关系，出现了几篇谈到严复对鲁迅的影响的文章。[12]其时，还有人沿袭旧说认为严复和林纾一样是力延桐城文派30年的古文家。[13]另外，1960年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集体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把“严复的翻译和散文”作为附论列在戊戌变法前后“改良运动中的新体散文”一节中，没有单列的原因大概还是因为政治立场的缘故。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这一时期严复研究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态势。改革开放初期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有李泽厚的《论严复》和任访秋的《严复论》，前者论述了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后者总结了严复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二者为严复研究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最近三十年，严复研究呈现出新局面。不但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1992年成立的“福建省严复研究会”和1997年福建师范大学成立的“严复研究所”等，而且有计划、有组织的专门学术研讨会陆续举行，与会论文后来大都结集出版，集中、有效地展示了近三十年来严复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国内外的严复研究进一步深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现了一批颇有分量的专著。
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的专著主要有王栻的《严复集》、孙应祥的《〈严复集〉补编》和《严复年谱》、罗耀九的《严复年谱新编》等，以《严复集》影响最广。传记、评传方面的专著主要有皮后锋的《严复大传》和《严复评传》、冯保善的《严复传》、高惠群和乌传衮合著的《翻译家严复传论》、马勇的《严复学术思想评传》等；另外同名撰写《严复评传》的还有欧阳哲生以及杨正典等；严复思想综合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张志建的《严复学术思想研究》、董小燕的《严复思想研究》、刘桂生主编的《严复思想新论》、习近平主编的《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苏中立的《严复思想与近代社会》等；深入到某个具体领域的研究成果有颜德如的《严复与西方近代思想：关于孟德斯鸠与〈法意〉的研究》、王宪明的《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翻译〈社会通诠〉研究》、韩江洪的《严复话语系统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王天根的《〈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等。2009年一年就出版了三本关于严复的专著，分别是王天根的《群学探索与严复对近代社会理念的建构》、杨阳的《富强抑或自由：严复自由宪政思想研究》、孙文礼的《严复与道家思想》。另外，这一时期还有多种不同形式的严复文集出版。海外严复研究的主要成果以史华兹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黄克武的《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为代表。
纵观严复研究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严复研究稳步有序地进行，而且不断得到深入和加强。从完成最初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到进行思想层面的综合研究再到具体领域具体层面的研究，严复研究有了很大突破。具体说来，严复研究从原来以哲学和思想领域为主延伸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教育、书评、军事（海军）、船政等具体的学科领域，研究的重点从进化论、翻译过渡到更全面的具体内容，如《天演论》的版本分析以及《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总动员，严复话语系统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等，《社会通诠》、《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等严译名著都有专门的研究成果；不但关注严复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思想，还深入研究严复的宪政思想、道家思想等；有一些还涉及细节问题的研究。总之，严复研究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态势，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严复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严复文学研究有明显发展，开始有人真正关注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够全面，主要成果仍集中在严复的翻译研究和进化论对文学的影响上。几部有影响的近代文学史的观点大致不出“严复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贡献，成就最大的是翻译”[14]，包括一些严复的评传，涉及文学方面时也主要谈翻译，包括“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问题，对严复的诗文偶有涉及，但都不深入。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严复在当时文学界的影响，最大的是译著，其次是政论文，他的诗影响最小”。[15]“就严复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主要在散文方面。”[16]严复翻译的作品几乎全是社会科学类的，文学史上多强调这些翻译作品的文学色彩。“运用桐城散文笔法又进行了精心的艺术处理，因此形成了文笔优美、语言古雅的文章风格，在近代文学史上也占一席之地。”[17]
研究严复翻译的成果很多，就翻译的文学成就和对近代文学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翻译的语言、翻译的标准、翻译的内容和按语、序言、例言等。翻译语言方面，与他同时代的梁启超认为：“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肯定的观点以当时吴汝纶“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评论为代表。后世的论说大致沿着这些说法各自引申或展开。关于翻译的标准，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准则常被后人称道，在近代翻译史上，几乎成为不可代替的翻译原则。有分析“信、达、雅”三者之间关系的，有研究严复自己实践该原则的实际情况的。关于翻译的内容提到和研究最多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由其传播的进化思想。“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以及进化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文学史上的翻译文学以及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这部分成果比较丰富。
诗文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零星，不成系统。有研究严复诗歌美学的，有研究严复政论散文的，有研究严复小说美学思想的，还有具体研究严复某一首诗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若干篇关于严复对近现代作家影响的文章，比如严复与梁启超、严复与胡适、严复与鲁迅、严复与刘师培等等。学界开始有意识地着手研究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关系。主要文章有《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和《严复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变革》等，前文通过对严复在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过程中积极作用的宏观审视，肯定严复的伟大不仅属于思想界，而且属于文学界；后文则从几个具体的方面阐述了严复对中国文学现代化变革的贡献。《从古文到白话——近代文界革命与文体流变》一书则从“文界革命之异军”的角度把主张先秦文体的严复纳入文界革命的视野来考察，这是一种颇为新颖且独具一定启发意义的思路。《悖谬背后的现代性意蕴——论严复思想的文学启迪》一文主要通过分析“趋时”和“复古”这对悖谬的、具有非常张力的概念纠结在严复那里所蕴含的现代性意蕴，梳理严复思想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启迪作用；但未溯及严复对整个近代文学变革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侧重严复对近（现）代文学变革的贡献的一面，涉及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尚不够深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的则有《近代文学观念理论基础的变动》一文。该文认为民主论、进化论、自由论这些似乎都不属于文艺理论的近代思想对文学观念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些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无不与严复紧密相关。该文已基本勾勒出严复对近代文学观念变动的基础性影响，为我们了解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理路。
总之，百年以往，我们对严复的研究中虽经波折却一直没有停止过。21世纪以来随着严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严复文学的研究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但较之思想界、翻译界和教育界的严复研究成果而言，文学的研究仍是目前严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总体上显得比较零星，有些论述仅限于点到为止，没有深入。研究严复的专家本杰明·史华兹曾经说过：“从来也不认为，假如严复从未落笔成文，类似严复这样的思想就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产生。”[18]但为什么是严复而不是其他人？严复与晚清民初文学革命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真实全面的关系到底如何？可以说21世纪以来，对于这些问题，严复的文学研究中这些问题依然将解未解。有鉴于此，系统探讨严复的文学理念、梳理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关系、厘清严复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失为推动严复文学研究的尝试之举。
二 研究思路和难点
如果把严复1895年前后在天津发表《论世变之亟》等政论散文看作他在近代文坛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开始，那么直到1921年他去世，跟文坛发生直接关系的时间不足30年。但他思想的酝酿在1895年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幼年；他思想的影响则不能以时限为断，自产生至今其影响未绝。因此，在确立“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研究范围的时候，研究严复思想的形成是放在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考察的，“近代文学变革”主要指以甲午战争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变动。之所以谈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而非近代文学“转型”，主要取“变革”的动态意义以对应整个近代文学未真正完成转型的“过渡型”特征。
近代文学变革包括近代文学的“自然变革”和“人为变革”两个过程，二者互相作用构成了近代文学发展变迁的总体特征。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标志是“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即文学独立观念的形成和人的文学观的确立，这一切都蕴含在近代文学的整体变革之中。文学独立观念的形成和人的文学观的确立是“人为变革”和“自然变革”的最终结果，同时也呈自然演变的态势。所以在探讨“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的关系时就重点落实在分析严复与清末民初两次文学革命的发生以及严复在文学独立观念、人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上。
张汝伦曾语：“切割掉一个思想家所从属的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语境，将他的个别字句比附为另一种时髦或流行的思想观念，的确容易不过，只是这样的比附对思想史来说却是有害无益，起码把活生生的思想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19]因此本书尽量把严复还原到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和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变迁，运用史论结合的方式从文学、哲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角度分析考察严复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形成，然后结合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分析他在近代文学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严复影响近代文学变革的方式大致可视为：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传播现代思想，引发传统文学理念的基础变动，进而影响文学全面变革的发生。
尽管做了以上设想，但是从事该课题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首先，严复的个人资料有限，但研究材料很多。笔者自惭不能用一网打尽的方式仔细阅读严复研究的每一份资料，只能有选择地重点搜集、阅读、备考，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其次，严复的思想是“全科全书式”的，几乎涉及现代学科的每个领域。笔者学力尚不足以达到能深入到他研究的每一个领域，故仅取跟文学有关的部分，倘遇一知半解的材料，宁弃不用，也不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再有就是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比如翻译，本书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几乎没有再进一步展开。尽管不太可取，但不失为避免“出力不讨好”的权宜之举。但不管怎样，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话题，应扬长避短，尊重事实。
三 研究内容和观点
严复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以翻译非文学作品而名列文学史的大家。现有的文学史除了描述进化论的影响外，通常强调严复的翻译思想及其翻译作品的文学特色，这些都尚不足以充分说明严复在近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复杂影响。有鉴于此，探讨严复的文学理念、梳理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关系、厘清严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失为推动严复文学研究的尝试之举。
依照这个学术理路，本书主体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结合严复的人生路径和学术追求探讨严复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思想贡献；第二章主要结合近代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背景下对文学的异常关注分析严复独特的文学功用观及其影响；第三章主要在近代文学雅俗观念的流变中分析严复的文学雅俗观以及严复在近代文学雅俗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四章结合严复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探讨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成因。本书主体部分共分四章。
第一章，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局和最后一代士人群体的抗争和努力，考察严复独特的人生追求和学术路径，最后总结出他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思想贡献。严复在进化论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舆论领袖”和“信息把关人”的角色。他精心整合了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和几种西方进化论，形成了带有严氏风格特色的进化论——天演哲学。译著《天演论》的公开出版标志着天演哲学的初步成型。天演哲学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国人提供了一幅明晰的人生指示图，即个体处理与物、他人及自身关系的普遍原则：个体与物的关系适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个体和他人的关系适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原则，二者冲突时“己轻群重”；个体和自身的关系适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天演哲学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发挥着思想启蒙的作用。
第二章，结合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考察严复文学功用观的形成及其影响。严复强调文学“救亡启蒙”功用的同时，也肯定文学审美意义上的“无用之用”。严复在借鉴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学术分科思想，为文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提供了理论依据。严复的“美术”思想影响了近代“纯文学”观念的萌生。在功利和审美之间的抉择，奠定了严复在近代纯文学观念确立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
第三章，在近代文学雅俗流变的背景下，考察严复的雅俗观及其在近代文学雅俗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以雅文学为本位的传统、西洋留学生的“身份焦虑”、天演进化思想的影响，导致严复在诗文创作和翻译中刻意“崇雅避俗”。不过，从他与“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来看，尽管严复主观上坚持雅文学的立场，客观上却影响了近代文学走向通俗化的道路，这种独特的影响缘于他的启蒙立场以及他所传播的现代思想。
第四章，结合严复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从清末民初文学革命的发生、文学进化观的形成和“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三个方面，来探讨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复杂幽微的关系。严复凭借对近代社会的全面影响，自然会影响近代文学的发展和变迁，在实践中他却对文学革新运动采取了疏远甚至反对的态度。这种“自洽”和“悖离”反映了严复作为传统士大夫面对现代思想时的矛盾心情，同时也反映了进化思想在中国演变为“革命”思想的复杂历程。严复最早明确表示进化论可以运用于文学领域，促进了文学进化观的形成。文学进化观不但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从杂文学体系向纯文学体系的转变，而且也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基调。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为“人的文学”观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无论是理论上的“自洽”，还是表面上的“悖离”，抑或实际过程中的“推动”，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既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在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之际为救亡图存所做的艰苦努力，也反映了近代文学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艰难轨迹。
四 研究意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中国近代内忧外患频仍。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表现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为主调的近代中国文学与近代中国现实保持了紧密联系。反映近代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危亡面前的不安、焦虑、努力、抗争和探索的文学成果及相应的文学理念也应运而生。中国文学发展到近代，除却自身观念发展的因素，还受到西方文学及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因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格局：不管文学是新民救国的“利器”还是审美意义上的“无用之用”，不管是尚文言还是崇白话，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不管是小说、戏曲为“小道”的杂文学体系还是小说、戏曲亦为正宗文体后的纯文学格局，近代文学生态上的这种“新”和“变”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古代是世界上最重视“文学”的国家。[20]传统“文以载道”的观念长久以来影响着中国士大夫在“文统”和“道统”之间取向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士”是借“文”以“传道”从而实现“以文立身”。但这种“文”与“士”的关系随着近代中国的变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作为一个阶层的“士”慢慢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另一方面，“士”借以立身的“文”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两者之间不能说互为因果，但绝对相互影响。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但“文”依然以变化了的形态持续存在，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因此考察蜕变中的传统知识分子与文学新变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了一定文化价值取向上的意义。从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是研究知识分子的人生定位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21]严复生活的年代，即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恰是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艰难时期。在古今交错、中西交汇的历史关口，中国面临着如何在世界大潮中重新定位的问题。一批批仁人志士在“两头不到岸”的危急时刻前仆后继，积极探索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同时也经历着自身艰难的选择。探索中有成功也有失败。纵观严复人生路径的选择，有主动进取的欢悦，亦有被动默然的辛酸，译著《天演论》横空出世绝不是偶然。严复借助翻译为国人提供一个崭新的世界观，试图借以观察、了解和认识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社会和人生，但仍挡不住在现实生活中的摇摆、失意和彷徨。研究严复的文学世界就是研究一份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独特复杂的心灵图谱。
其次是考察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轨迹。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转型期，也即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向现代发生转变的过渡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就是一定时期总体社会生活的感性表达，发生转变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必然会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国近代文学属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转型期文学。[22]文学是人学。把严复作为个案研究，其与近代文学变革之间的关系就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蛛丝马迹，为我们了解转型期的文学在什么情况下具有转型意味以及是如何转型提供了近距离的文化观照，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了解转型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提供了范本。
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严复对近世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们可以借助研究严复对近代文学的影响进而了解严复的个人影响在当时是怎样形成和扩散的，进而了解个体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历史发展变迁之间相互影响的微妙复杂关系和脉络。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若论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文学，无外乎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主要的还是论述个人的文学成就与这个时代的文学特征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但有限的个人在无尽历史上的作用实在是渺小得很，如恒河细沙，具体实在但难以详述。我们所做的也仅是打捞一些历史碎片，尽可能形象地描摹出我们理解和想象中已逝的人和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学，以资述往鉴来。至于作用大小，尚在努力之外。
[1] 曹聚仁说他二十年中所读的五百多种回忆录，很少有不受严译《天演论》影响的。参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第353页。
[2] 如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1930）和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集体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前者把严复放在“新文学”中“逻辑文”部分；后者把“严复的翻译和散文”放在戊戌变法前后“改良运动中的新体散文”部分。
[3] 苏中立：《百年来严复研究的发展概述》，黄瑞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3，第433页。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1，第162页。
[5] 薛刚认为在《最近之五十年》中，严复被第一次明确地看作“史中之人”：“《最近之五十年》中严复乃是他第一次作为‘史中之人’出场，后世对于严复的认知和估量大都能在此找到源头。以国家为主体，以进化为主流的新式观念将严复的思想和志业整合进五十年来的近代史序列当中，构成了当下严复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薛刚：《〈最近之五十年〉中的严复形象》，黄瑞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第418页。
[6]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13页。
[7] 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第100页。
[8] 如王栻的《严复传》（1957）、章回的《严复》（1962）、《严复诗文选注》（1975）、李泽厚的《论严复》（1977）、任访秋的《严复论》（1979）等都没摆脱这种观点的影响。
[9] 刘半农：《复王敬轩书》，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第158页。
[10]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0，第351页。
[11] 这些文章有福建师大中文系写作小组：《论严复的尊法反儒思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陈月清：《略论严复的法家观》，《文史哲》1974年第4期；李瑜：《略论严复、章太炎尊法反儒思想及其演变》，《中山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连文：《从〈论世变之亟〉看严复的尊法反儒思想》，《福建师大学报》1974年第4期；中文系写作组：《论严复的思想演变及其历史教训》，《福建师大学报》1975年第1期；王介平：《论严复》，《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12期，等。著作有周振甫选注《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南京大学历史系，国营红卫机械厂《严复诗文选注》注释组选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等。
[12] 比如周作人的《鲁迅与青年时代》（1952）和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1953）中都涉及一些严复影响鲁迅的细节。
[13] 方铭、吕美生：《论桐城派》，《安徽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14] 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第471～477页。
[15] 张志建：《严复学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第202页。
[16]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第137页。
[17] 徐鹏绪：《中国近代文学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331页。
[18] 〔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第2页。
[19]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自序”，第10页。
[20] 中国古代统治者还用“文学”考试来选拔治国的官吏。因此，日本曾经把中国称为“文学国度”。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3页。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121页。
[22] 王飚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学史背景，中国不可能也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具有独立形态和完整生命过程的“近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只有一个定义，那就是“从古代文学体系到现代文学体系的转型期文学。”见王飚、关爱和、袁进《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前景展望》，《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