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准备
●邓小平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但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
●邓小平加重语气，一字一句都如有千钧之力：“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叶剑英说：“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的成就是完全错误的。”
邓小平指示要统一认识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00余人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络员参加；第二阶段由中央召开，与会者增到近500人。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两年来理论宣传战线的经验和教训，统一思想；研究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邓小平在这次务虚会的总结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但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
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为了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邓小平认为，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步子进一步加快了。党内外要求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总结的呼声十分强烈。
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新中国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经验。只有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我们党才能真正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
因此，对新中国建国30年来党的历史做出科学的总结，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提出来了。
揭批“四人帮”，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不可避免地触及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西方的少数舆论家们仅凭借他们的主观臆测和所谓的“政治敏感”，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泽东”。一时间，相关的舆论很多，严重扰乱了海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视听，也影响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
局势已经清楚地表明：西方舆论提出所谓中国“否定毛泽东”问题并不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而早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就出现了。
能否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关系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了。
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就明确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他说：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同时指出：
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认为，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地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这些问题。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
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还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思潮的毒害，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
对这两种极端情况，中央都必须要明确自己的态度，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造成混乱。
邓小平为准备在理论务虚会议第二阶段会议的讲话，3月27日，他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等职的胡耀邦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的胡乔木谈话时，得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
邓小平同时指出：思想理论界应有个主导思想。理论工作的主导思想、中心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迷恋于算旧账。对三中全会以来的精神宣传得少，还出现—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致向前看，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不利于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要使群众做好准备。许多新问题，需要理论界去研究，去回答，现在缺少这样的理论家。
3月30日，邓小平在务虚会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强调：
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个是人口多，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特点出发。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邓小平同时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
邓小平坦率地答记者问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连续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
法拉奇以提问题尖锐、泼辣而著称。在中国共产党着手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共中央将如何评价毛泽东。邓小平也想借此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的态度。
法拉奇开头便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这名记者的提问一针见血，邓小平从容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很显然，对方提出的问题绝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尽管天安门上的画像那样令人瞩目。她提出问题的真正意图，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怎样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所以，邓小平索性开门见山，主动地把对方要迂回提出的问题首先摆出来。
邓小平说：
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女记者没有想到，邓小平回答了是否保留天安门上画像的问题后，又主动地把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评价概括出来。
法拉奇又提出，中国人民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说的是“四人帮”，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显然，西方人士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混同一起了。
对此，邓小平觉得有必要给予全面的解答。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邓小平加重语气，一字一句都如有千钧之力：“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为了让这个西方记者更清楚地理解自己的论断，邓小平面带回顾的表情，向女记者解释自己刚才谈到的论断：“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继续按照原有的思路讲下去：“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对“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奥琳埃娜·法拉奇并不陌生，她知道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到1956年的“八大”，这一提法不提了。而在1966年到1976年以及后来的几年中，这一提法连同毛泽东的名字，几乎成了数亿中国人家喻户晓、念念不忘的名词。
当时的“三忠于”说法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与此同时，还有一句响彻四方的口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可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遭受的严重挫折，该当如何解释呢？
邓小平的话正好作了解答，他说：“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用发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宏观评价。他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关于毛泽东，始终是西方人最为关切的话题。既然邓小平已经谈到了它，女记者是不会就此打住的。
果然，女记者从毛泽东晚年身体状况谈起，直接问起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问题。
她接着邓小平说毛泽东晚年身体不好的话头说：“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
法拉奇又问：“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明确回答：“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奥琳埃娜·法拉奇谈锋甚锐：“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在当时那种环境中，准确地回答上述每个问题，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当时，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了这种严肃、紧张的气氛。
邓小平却镇定自若。他停顿了片刻，胸有成竹地讲：“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又是谈“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讲了“大跃进”的来龙去脉，实际上也讲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来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也应当提到，于是，邓小平回答道：“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女记者继续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回答：“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至此，关于毛泽东与“四人帮”、林彪关系的问题，奥琳埃娜·法拉奇已经得到了一个再明确不过的答案。然而，这位女记者却突然把话题一转，转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上面。
奥琳埃娜·法拉奇注视着邓小平说：“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女记者通过翻译，得知了邓小平谈话内容，明白对方在逐一地、毫不含糊地解答自己所提出的难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了，那么“文化大革命”错在何处？这正是她想进一步询问的。
没想到，邓小平又主动地触及这个在1980年还难以全面回答的问题。
邓小平说：“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当奥琳埃娜·法拉奇表示自己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邓小平循循善诱地说要从制度方面解决。
当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今后党和国家的局势发展能否顺利时，邓小平表示：“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
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要求……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是拥护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就不会重复。”
提到粉碎“四人帮”，奥琳埃娜·法拉奇又提出一个问题：“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邓小平略作沉思，然后答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1974年、1975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道。
邓小平回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奥琳埃娜·法拉奇又问：“我看到中国有其他的画像。在天安门我看到有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还要保留？”
“要保留。”邓小平肯定地答复。他随后解释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的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8月21日的采访一直进行到18时多，似乎言犹未尽。邓小平主动提出：“怎么样，时间不早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法拉奇喜出望外一个劲地说：“好，谢谢！”
在第二次交谈中，邓小平主要介绍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形势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是，话题仍然涉及毛泽东。
问题是这样由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来的：“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小平毫不掩饰，直截了当地回答：“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琳埃娜·法拉奇：“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是像慈禧一样的人？”
显然，奥琳埃娜·法拉奇对中国近代史也是有所了解，对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飞扬跋扈也有所耳闻。
还是邓小平告诉了她：“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琳埃娜·法拉奇承认：“我们不知道。”
邓小平进一步解释：“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对此，奥琳埃娜·法拉奇表示有同感，她以独特的话题，把对江青的看法摆在了邓小平面前：“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小平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零分以下。”
奥琳埃娜·法拉奇话题顺势一转：“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小平显然成竹在胸，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只听到邓小平一字一句地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法拉奇两次采访完毕后，外交部新闻司指派此次采访的中方翻译同法拉奇整理采访的录音稿，并负责把关。
她们在下榻的民族饭店整理了两天，对部分英语译法做了一些修改。对有些话，法拉奇理解得不对或有偏差，翻译向她进一步解释，然后共同找一个能听懂而又不损害原意的译法。
这期间，在工作休息的间隙，法拉奇谈了她对这次采访的感受，她对这次采访非常满意。她对中方翻译说：“他（邓小平）是个伟人。他对一切问题了如指掌，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
然后她又说：“他真幽默。我喜欢他的风格。喔，我喜欢他！我喜欢他！”法拉奇接连说了好几次“我喜欢他”。
8月28日，法拉奇将这次采访的经过和内容全文发表在意大利报纸上，世界各国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和评论。
其中，某外电这样评论道：
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泽东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次采访时不无幽默地说：“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与此同时，针对来自国际上的各种传说和国内的各种声音，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主动站出来，积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8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维汉说：“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少人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正确估价毛主席的功过，存在着不少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革命的历史，只看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这有待于用阐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实事求是地对毛主席功过的评价去教育他们……这样，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有利于维护毛主席个人的形象。”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评价，表现出他们对历史的强烈责任感和对我国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决议”起草工作顺利开展，保证了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能够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进行大规模的平反昭雪
胡耀邦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就看到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卷宗材料。建国30年来，冤假错案积累的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为罕见。
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
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5批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10多万右派分子。而摘了帽子的人，工作、生活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在政治上仍备受歧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落实这部分人的政策，工作量之大，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面对如此情况，胡耀邦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地投入这项浩如烟海的巨大工程。
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失误，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5部门摘帽办公室。他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然而，有人认为，“只给右派摘帽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清查。”
也有人认为，“当时就是有人向党进攻，不能都给他们平反。”
还有人认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工作就会乱了套。”
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胡耀邦先后指示5部门两次联合召开会议，研究错划右派改正的问题。
6月中旬，5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胡耀邦委托杨士杰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
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二是对改正后的右派怎样安置；三是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表现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
杨世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作贡献。
大家认为：我党历史上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了反，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广泛调动了积极性，从来就没有乱过。
与此同时，他们立即向胡耀邦汇报了会议情况。胡耀邦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联合会议以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呈报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8年11号文件转发全国。
然而，胡耀邦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这次会议只解决了右派摘帽的问题，没能真正解决摘帽后落实政策的问题。他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经中共中央批准，同年9月，5部门在京再次开会，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了这个“实施方案”。
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随后，分5批给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许多人热泪盈眶，有的甚至高呼“共产党万岁！”
在胡耀邦的关心和推动下，1980年8月16日，被错划为右派的6位著名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得到了平反。
当平反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
胡耀邦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全国55万被错误对待的人们，终于熬过了20多年的凄风苦雨，从精神的炼狱里解放出来，从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来。他们喜泪横流，充满希望地走进了1979年的春天。
在以后的日子里，胡耀邦继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指示中组部对“文革”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纠正。
之后，又集中力量复查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沉冤遗案，其中包括为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恢复了名誉。
在平反过程中，其中最为复杂的要数刘少奇的案子。
刘少奇一案牵连人数众多，影响极大，因而其平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能不能为刘少奇一案平反，实质上牵涉到如何看待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牵涉到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
此时，力主改革的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面临着两个桎梏：“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和积沉如山的冤假错案的组织桎梏。更为困难的是，两个桎梏当时还纠缠在一起。
给刘少奇平反首先撞见的，就是当时中央有关负责人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为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
思想界和“两个凡是”的斗争，无疑为刘少奇平反做了舆论准备。
早在1977年12月，胡耀邦在京西那个幽静的党校里，面对1000多位党的高中级干部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句句当真。
半年后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讨论彻底清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它对于刘少奇平反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陈云、邓小平等人也开始从组织上为冤假错案平反做准备。他们选择的战术突破口是在“文革”中已经臭名昭著的“专案组”。
针对“文革”中专案组罗织罪名、断章取义、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陈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在陈云等人的倡议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郑重申明：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不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撤销，相关案件材料移交中央组织部。此后的人事调整变得水到渠成。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刚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平反冤假错案，成为陈云领导下的中央纪委的一项主要职责。
此前的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而胡耀邦上任之初，就收到了刘少奇儿子刘源等人寄来的关于刘少奇案的申诉信。
至此，冤假错案平反所面临的组织和舆论障碍基本清除。
1979年1月起，中央纪委抽调了一批干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全面开展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陈云领导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特别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所有这些，对克服刘少奇一案平反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保证平反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当年4月18日，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
杨筱箴，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担任“刘少奇案件复查组”负责人。
据他回忆，复查组仔细核实了刘少奇案的全部400多卷卷宗，发现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完全是莫须有，假证据。
在中共中央启动给刘少奇平反的工作同时，1979年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对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做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1979年6月，王光美和贺子珍一起被增补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王光美被组织安排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
出狱后的王光美，暂居于翠明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这里是1946年军调部党的代表团的驻地，王光美正是在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1980年2月底，王光美全家人屏息围坐在政府新为他们配备的电视机前，急切等待着重要消息发布。
当“刘少奇同志”这个熟悉的称呼10多年后第一次从播音员嘴里说出来的时候，王光美百感交集。
就在8年之前，身陷秦城监狱里面的王光美，是以“恩准”的方式得知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已经去世3年的消息。
而此刻，电视机里播出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宣告：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最后指出：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1980年5月13日，王光美偕子女，乘专机飞抵河南开封，迎接刘少奇骨灰。
当时登记为“刘卫黄”的刘少奇，骨灰存放在三合板制成的123号骨灰盒中。王光美握着骨灰盒默默许久。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后，紧紧握住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不要哭！”
遵照刘少奇遗嘱，亲属将其骨灰撒向了大海。
作为“文革”中最大冤案的刘少奇一案平反，被采用的中学政治课本称为党在后“文革”时代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文革”中，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错判案件有2.2万件，因此错受刑事处分的有2.8万余人，其他受批斗、隔离、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最后，上述人员全部得到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其中包括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也被证明纯属不实之词。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怀着惋惜和哀痛，一次又一次地为那些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丧生的民族精英们补开追悼会，催人泪下的哀乐一遍一地低回在中国大地。
那些在“文革”中含冤去世，曾为新中国诞生挥汗洒血，立下赫赫战功的党的高级干部，以及部分党外人士的骨灰盒，被一批批地放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死者亡灵得到告慰，活着的人纷纷庆贺正义战胜了邪恶。
邓小平复职后仅3年多点时间，就使几千万人洗清了沉冤，恢复了名誉，幸存者恢复了工作，有的还得到了经济补偿。
中国人历来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由后来者平反前期的冤假错案的事古已有之。按照这个规律，“文革”留下的大量冤假错案，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昭雪，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
大规模平反工作的进行，对于以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文件的出台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拉开起草决议的序幕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必须对新中国建国30年的历史做出总结，必然涉及对“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
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曾率先提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过程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需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
实际上，邓小平在此已深刻认识到：
要科学评价毛泽东，就必须首先把毛泽东这一伟大历史人物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和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中去做具体分析。
离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就不可能描述出真正的毛泽东形象。邓小平的个人意见迅速被中央核心层所接受。
中共中央对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小组，从6月底开始工作。整个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决定这个讲话稿必须提交9月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
8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和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等职的邓力群谈话，就讲话的初稿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对初稿进行了修改。9月1日，修改稿报送中央负责同志。
3天后，邓小平再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讲得太弱了。还是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报告。
邓小平强调：
现在要注意，有些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稿子第二次修改后，邓小平看了很满意。他说，这样讲就好了，就讲够了，讲毛主席的好处，毛主席的贡献这样讲够了。
这个意见稿在9月25至2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经过再次讨论和修订，决定在建国30周年庆典上发表。
9月25日至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
1979年9月29日，在隆重的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长篇讲话。
叶剑英说：
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的成就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做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建国后，我们在短短3年内就医治了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并且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接着，在1950年，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
但是，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我们开始不谨慎了。1957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犯了扩大化错误。1958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的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1959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叶剑英强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做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而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对我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叶剑英郑重指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4条主要教训：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做出合乎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
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叶剑英国庆讲演，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关注。国外敏感观察到，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地“反思”历史。
叶剑英的讲话，实际上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