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中西文艺并蓄兼收
我是学物理的，不过我不专看物理书，还喜欢看杂七杂八的书。我认为，在年轻的时候，杂七杂八的书多看一些，头脑就能比较灵活。
——李政道
家境优越节俭为本 国学艺术奠基深厚
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出生于上海。母亲张明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用上海话唱天主教圣母经做孩子的催眠曲。歌词为：“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偕焉，女中尔为赞美，尔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罪人，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亚孟。”
李政道出生时，父亲李骏康的生意蒸蒸日上，已在租界外的南市区华界安家。李骏康自幼接受过严格的教会学校教育，东吴大学附中毕业后就读东吴大学，一年之后转入名校金陵大学新成立的农科。他不仅国文功底深，英文也纯熟，而且具有自然科学知识。他对子女教育非常看重，家中聘有国文和国术老师专门进行国学启蒙，并教防身健身之术。1935年，李政道入读南市区私立清心中学校（现名市南中学）的4年制小学部，也称中学预科，校址在陆家浜路597号。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60年创办的老牌名校，师资优秀，设施完善。校长为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基督教清心堂长老张蟾芬的儿子张石麟。该校历史上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代表人物除去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外，还有著名脑外科专家史玉良、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李政道堂弟）、漫画家丁聪等。李家在上海家境不错，李家兄弟上下学家里雇有车夫来送接。但母亲要求他们在外节俭，不要乱花钱。
民国时期，教育部要求教会学校的课程逐步与传教活动剥离，遵循教育部统一的教学大纲。那时的中小学教育都是中西并重，课程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中国文化经典，还包括中西道德修身的课程。高水准的教会学校会高薪聘请英美籍或留学归国的教师，除去中国文化课程之外，都使用英文教学。
由于有家庭教师启蒙，李政道并不需要从初级班读起。民国的小学教材《开明国语课本》除去现代白话文之外，古文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小学教育使李政道产生了对国学的终生爱好。小学的自然、常识、数学课趣味丛生，音乐、图画、手工这些清心中学的必修课，造就了李政道一生对艺术、雕塑和绘画的爱好。民国时期政府规定大中学校必须有校歌。清心中学的校歌中有这样的励志语句：
同门桃李，金箭如林，寰宇尽知名；
切磋琢磨，取精用宏，海内任纵横。
蔚矣清心，茂矣清心，声教总无垠；
愿我同门，敬教乐群，相爱更相亲。
清心中学校办公楼
李政道在清心中学预科读了两年。成长之后，他果真成为“寰宇尽知名，海内任纵横”的物理学家。
祖父紧握上帝之手 孙儿崇尚自然之道
1915年苏州圣约翰堂落成的时候，同时还为主任牧师李仲覃在寿星桥附近建造了一座西式住宅。住宅同样是由著名美国设计师设计，材料全部从英国进口。三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四百八十五平方米。内部装饰为苏州古典风格，古朴儒雅，四百平方米的花园中树木葱郁，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假山、小桥、流水，苏州园林韵味十足，现市场价超过三千万元。李政道的两个哥哥均出生于此，李政道少时经常来祖父家居住。
李仲覃牧师住宅外景
李仲覃牧师住宅内景
民国时期沿袭古风，清明节是合家团聚庆新春的节日，要用传统食品青团、糯米藕祭拜祖先。那时的清明节并不像现在只是给祖先上坟。苏州有清明节“山塘看会”的民俗。老苏州城内一府三县约有三十多个土谷神像，清明那一天都要被抬着排了仪仗，经阊门山塘街，到虎丘郡厉坛受祀。到出会那天，城镇民众男女老幼外出踏青，插花戴柳放风筝。
清明节学校放春假三天。据李政道的二哥崇道回忆，儿时最期盼的事是每年春假从上海乘火车回老家苏州。李政道也记得出了火车站坐马车，一路铃声叮当来到祖父家。老屋后有条河，要出门的时候打开后门直接乘船，听着那吱吱呀呀的摇橹声，感觉好极了。每年春假，李家祖孙三辈在祖父李仲覃的住宅团聚，在祖屋有堂会杂耍，各家长辈要给小辈红包，给孩子准备新衣服，大家一起出外郊游。这是李家一年一度的盛事。长房骏德、二房骏康、三房骏英轮流主办春假活动。
祖父李伯覃虽然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的神职人士，但是他受过基本的西方自然科学训练，还在博习书院教授过数学、科学等课程。李政道常讲起幼时和祖父在一起的故事。祖父抱着他谈上帝，李政道问：上帝在哪里？祖父说：在天上。李政道问：在天上为什么不掉到地下来？祖父回答说：上帝很轻，和空气混在一起，可以飘浮在天上。李仲覃尽量用科学语言来回答孙儿提出的疑问。他虽然能使成千民众感悟上帝，却没能说服自己的孙子。李政道一生没有信仰宗教。祖父的元始有道，是基督教的教义。而李政道的道，却是自然科学之道。祖父对宗教信仰的执着和救众生于水火的渴望，与李政道对科学的毕生追求和报效国家人民的热诚是相通的。
2003年10月，罗马天主教皇保罗二世任命李政道为“宗座科学院院士”（Member of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这个科学院是自伽利略时起罗马教廷为有成就的数学、物理和自然科学家设立的荣誉性机构，并不要求院士信仰宗教。李政道在接受这一荣誉称谓的时候表示：“我没有宗教倾向，但我很高兴被遴选进入宗座科学院。宗教建立于信仰之上，科学则基于理性思维，然而科学家和教徒互相关联是可喜的。我相信今日的科学发现会有助于世界，但是为了让世界更好，我们需要信念，仅仅有科学是不够的。”11月7日，在梵蒂冈为纪念宗座科学院创立400周年仪式上，教皇授予李政道院士徽章（见附注【宗座科学院院士】）。
附注
【宗座科学院院士】详见美国布鲁克黑文实验室官方网站关于此事的报道：https://www.bnl.gov/bnlweb/pubaf/pr/2003/bnlpr102403.htm.
淞沪抗战家毁学荒 国光中学为国之光
李政道在清心中学预科只读了两年，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被无情的战火摧毁。1937年暑期中开始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历时三个月，中日双方投入兵力近百万人，战况惨烈，上海平民死伤达数十万人。李政道家所在的南市区被日军飞机轰炸、炮轰、焚烧尤为严重，建筑物街道大面积损毁，民众伤亡惨重，大批市民逃入英法租界。清心中学被迫停课，正在读高级小学班的李政道教育中断，全家逃离南市区迁入英租界。1937年11月12日国军撤出战场，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除英法租界之外的整个上海。
迁入英租界之后，李政道跳过剩余的小学教育，成了国光中学一年级学生。国光中学由上海航运业巨子虞顺懋创建。校舍使用原慎昌洋行创始人伟慕贺·马易尔为自己建造的住宅。地点位于英租界西端的高尚住宅区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卡德路（今石门二路）路口。1935年马易尔去世后，其楼房被虞顺懋买下，虞将楼房的一层改造成为中学校。1936年，学校租赁毗连的洋楼两幢，与原有的一层教室连接，扩招学生，并雇用了英国女教师教英文。
八·一三抗战之后，上海苏州河南岸洋泾浜以北的英法租界，成为长江三角洲敌占区之中被恐怖和野蛮围困的孤岛，有上百万难民涌入。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工商、教育、文化产业向租界集中，上海租界出现畸形繁荣，也导致房价飞涨，且一房难求。虞顺懋与李政道的姑父杨管北同为上海船运企业家，均在船业公会任职。虞顺懋在战乱中对李家出手相援，把卡德路19号原先马易尔住宅楼的二层租给李家落脚。
马易尔的住宅楼二层：李骏康一家在上海租界孤岛的居所
李政道小学只上了两年就在租住房的楼下国光中学借读，也算是在日军包围下的上海租界中暂时安定下来。国光中学以篮球运动而知名，聘用名师钱旭沧建立了“强师”篮球队。钱旭沧原名钱瀛池，江苏太仓牌楼人，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毕业。钱旭沧既当运动员，又担任教练。
国光中学校长钱慰宗先生是江苏太仓人，曾留学美国。他创作的国光中学校歌这样唱道：
猗欤吾校，为国之光，济乎中流，学海可航。
五育宏施兮，平均发展期自强。
一堂合作兮，精神磨砺乐未央。
出于侍训有方，立名在显扬。
修于业教无荒，立身有专长。
前程远大，江水滔滔。
猗欤吾校，为国之光。
李政道在国光中学求学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没有辜负国光中学的“平均发展期自强，立名在显扬，立身有专长，为国之光”的期望。李家在国光中学楼上居住到1940年。其时国光中学易主扩建重新装修，一层和二层都成为教室。李家从卡德路19号迁到爱文义路621号。爱文义路是上海英租界的主街，沿街的公寓住宅中点缀着不少中外名士商贾的花园洋房。
东吴附中勤奋求学 沐恩堂内再续前缘
1937年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战败撤退之后，日本军队迅速攻占苏南，苏州沦陷。苏州东吴大学本部及第一附属中学迁往浙江湖州。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原设在上海苏州河北虹口区昆山路的东吴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就已经因校舍损毁迁往湖州，与设在湖州的东吴大学第三附属中学合并，更名为东吴大学吴兴附属中学。1937年末，从苏州逃来湖州的东吴大学第一附中，与湖州的第三附中会合。很快，日本侵略军开始进攻浙江杭嘉湖三角洲。1938年2月，东吴大学和附属中学的一部分师生逃往皖南黔县，一部分西渡长沙，另一部分由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带领迁入上海英租界。
迁入租界的东吴大学各学院、东吴附中和逃入租界的其他教会学校的师生大约两千人，借用监理会教堂沐恩堂作为校舍办学。东吴大学恢复上课。回归上海租界的三所东吴大学附中与其他迁入的基督教中学一起成立了临时联合附属中学，学校稳定之后改称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带领东吴大学和附中共度时艰的杨永清校长，和李政道的祖父李仲覃及伯祖父李伯莲在苏州共事多年。1938年8月，李政道和二哥李崇道从国光中学转入东吴大学附中，李政道成为初中二年级学生。1940年，李崇道中学毕业进入上海东吴大学理学院，李政道升入高中。
东吴大学（包括原先就设在上海的东吴法学院）校歌曲调源自美国民谣，由校长杨永清填词：
天开图画，地秀山湖，佳胜蔚东吴。
人杰地灵，云兴霞起，黉序创宏图。
中西文艺，并蓄兼输，国运待昭苏。
法治兴邦，培才沪上，几辈已前驱。
辅国维材，广才维学，众望注东吴。
古今完人，天地正气，更勉以同符。
东吴大学和附中在沐恩堂的附属建筑中办学，位于南京路和西藏路交界处，与人民广场只隔着一条西藏路。沐恩堂原名慕尔堂（Moore Memorial Church），是监理会为纪念捐款人慕尔（J.M.Moore）家族而定名，由美国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古朴的学院哥特式建筑。1931年教堂建成后被赞为“建筑雄伟，居全国各堂之首”。教堂的配楼是四层的西式建筑，原为教堂附属学校和职员办公、住宿用，这时成了东吴大学和附中的安身之处。
沐恩堂和周围的现代建筑
沐恩堂是由1850年美国监理会的戴乐和秦右牧师在洋泾浜所建的福音堂演变而来。古老的福音堂随着教会业务的发展历经数次拆建，最终建成的沐恩堂成了上海市的地标建筑。李政道的曾祖父李子义曾在监理会福音堂求学慕道，19世纪60年代举家迁往苏州。七十余年后，战乱中失学的李政道又在沐恩堂就读于与曾祖父和祖父渊源极深的、从苏州迁来上海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宿命吧。
李政道幼时的物理科学启蒙读本
当时整个远东被日寇的铁蹄践踏，上海英法租界成了远东金融中心，银行家相互竞争推出条件优厚的有奖储蓄，吸收储户存款。李政道的母亲给每个子女都在银行存了有奖储蓄作为教育基金。碰巧李政道那一份中了500银圆的大奖。因此，李政道上中学的时候相当富有，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零花钱。李政道自幼酷爱读书，常常手不释卷，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的常客。他读书兴趣广泛，不但购买各类书籍，还常去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看书。不但喜欢读《西游记》《红楼梦》之类的中国古典小说，也喜欢读英美文学名著如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等等。曹大同翻译的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所著的《膨胀的宇宙》等科普书籍，更是让他着迷。《膨胀的宇宙》描绘了一望无垠的宇宙画卷，展示了各种奇妙的宇宙现象，也描述了微观量子世界所遵循的与宏观世界根本不同的规律，使得青年李政道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李政道东吴附中的同学、苏州大学教授张梦白曾于2006年应邀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李政道八十华诞纪念会。张梦白回忆道，李政道聪颖敏捷，勤奋好学，在同级中年龄最小，但成绩却名列前茅。数理化、中国典籍、英美文学和其他课程，他都很喜欢，并不偏废，所以知识面广，基础扎实。他十几岁时就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和同学一起研究无线电，装配收音机，对物理学和数学更为擅长。
李政道自幼知识广博，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因此有底气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录取办公室，以中国古代经典挑战西方经典，得以被破例录取。1957年，诺贝尔奖授奖活动之一，瑞典方面安排的给中学生的讲演中，李政道即兴用英文讲了经过他自己演绎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和如来佛斗法的故事。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东吴校歌中“中西文艺，并蓄兼输，国运待昭苏。辅国维材，广才维学，众望注东吴”训导的影子，也可以感受到中西文艺对一位科学家精神世界的重要性。
叔父办报抗日捐躯 正气浩然长存于心
东吴附中的教会学校教育对于李政道的一生极为重要。在祖父辈创办和管理东吴大学的庇荫下，在东吴大学“人杰地灵，云兴霞起，黉序创宏图”的氛围中，李政道在战乱中的上海孤岛获得了短暂安宁。少年李政道接受了东吴附中高水准的教育，汲取了中国古典文明和智慧，学会了英文，打下了中西文化的基础，奠定了道德和精神的根基，迈出了进军现代自然科学的第一步。
租界内的生活虽然相对平静，但不如意的事情也很多。上海英租界和虹口日占区是隔着苏州河对立的两个世界，也是李政道去苏州老家的必经之路。桥上有日本军警岗哨，所有通行的人必须向日军军警行鞠躬礼。少年李政道对此特别反感。多年之后他作为特邀嘉宾去日本讲学，走进讲堂后所有的人都向他鞠躬行礼。李政道想想他无法回礼就径直穿过走道，直接上了讲台。
华人在英法租界里面受到歧视的事件也经常发生。李政道十三岁时，有一天在上学路上乘有轨电车，下车时与一个洋人发生了轻微碰撞。那洋人唤来的“红头阿三”（上海租界的印度巡捕以锡克教徒为多，通常佩戴红色头巾）将李政道反背起来进行殴打。李政道的哥哥也在公园中被洋人孩子欺负过。于是，李政道的父亲为孩子们请了国术教师。民国时期政府推行国术救国，武术名家齐聚十里洋场，除了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育会之外，还有吴志青发起的中华武术会、陈微明创办的致柔拳社等30多家武术组织。李家的武师号称少林门派，李政道兄弟早上6点起床，喝完母亲准备的牛肉汁，就开始学习拳脚功夫和刀枪剑棍，以求练就一身武功免于日后被人无端欺辱，也为今后艰难的人生做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准备。
三叔父李骏英被日伪特务暗杀是另外一件对李政道影响极为重大的事件。上海租界虽然仍由英法控制的工务局、工董局及巡捕军警管理，但是日伪歹徒势力也很猖狂。抗战爆发后，李骏英从武汉返回上海，在有美国基督教会背景的《大美晚报》任副经理。《大美晚报》以经常发表宣传抗日、措辞激昂慷慨的文章而知名。其中文版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因连载《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而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朱惺公自题挽联“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1939年8月30日下午，朱惺公在从家里去报社的路上被日伪特务枪杀。次年《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受到汪精卫政府通缉却毫不畏惧，在报上更加严厉地揭露和谴责汪伪政府。1940年7月19日下午，张似旭在租界内静安寺一家咖啡馆中被日伪特务开枪打死。张似旭是李政道的亲戚，是堂姑钢琴家李翠贞丈夫张似旅的哥哥。
《大美晚报》的总编辑殉难之后，由李骏英主持报务。为躲避日伪追杀，他常借住在报社附近英租界内的哥哥李骏康家中，与李政道共用一间卧室。李政道的家处于租界中心区，街上有英法巡警，相对安全些。1941年6月23日星期一早上，李骏英离开哥哥家去报社处理公务，中午去外滩办事，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辆汽车中下来的三个人枪击倒地牺牲。重庆国民政府当月30日发布通令：“李骏英赋性忠勇、矢志坚贞。迩来在沪办理大美晚报，力持正义、宣扬国策、屹然不动，致遭所忌。现闻被刺殒命，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以昭气节，而资激励。此令。”1946年1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对包括李骏英在内的十五名在上海被日伪杀害的报人，明令褒扬并特给恤金各三万元以彰烈。
李骏英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身后留下妻子叶氏和三子一女。李政道早上上学去刚刚和叔叔道别，下午回家就听到噩耗。叔叔的牺牲带给年轻的李政道极大的刺激。为国家民族捐躯的叔叔，让李政道对东吴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有了更痛切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