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父亲———参加“两航”起义
香港惊心动魄的“两航”起义是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的飞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机械师集体起义，驾机自香港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件。其中一架飞抵北京，其他飞机飞抵天津。飞机到达时，受到中央一些领导的迎接。我父亲是参与起义人员之一，并为这次起义做了许多秘密工作。
1949年11月9日清晨，香港的启德机场上空飘着几朵白云，跑道上十二架运输机马达轰鸣，它们正在等待着起飞的命令。“空中行宫”CV-240型XT-610机长潘国定向后面领队机154号机长陈达礼挥了挥手，发出了准备完毕的信号。当指挥塔发出起飞的命令后，一架架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腾空而起，直冲云端。飞机绕着香港的上空飞了一圈，好像在向香港告别。领航机将机头一转方向，向北飞去；轰轰的马达声逐渐小了，机群在天空中渐渐消失。他们正秘密地飞向北京、天津。“空中行宫”载着“两航”起义的两位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当这架飞机飞到北京时受到了李克农、刘亚楼、王秉璋、罗青长、钟赤兵的热情迎接。这是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震惊世界的两航起义。毛泽东同志称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同志称这次事件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两航”起义是中国民航史上的一个转折。这一年，父亲正好40岁，毅然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两航”起义。参与起义的所有技术人员驾着十二架飞机飞向祖国，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由于我的大姐突然出了车祸，伤势严重，组织上决定在香港给大姐治疗；直至1950年10月按照组织的安排，父亲郑源深带领着母亲刘淑珍、大姐郑惠、二姐郑敏、三姐郑雯、四姐郑琳、我和弟弟郑重庆一起从香港乘机抵达天津，再转到北京。我们在永定路那里住了些日子，之后住进了太平路22号院，即总后营房部的大院，我一直住到上高中才离开。由于我父亲参加“两航”起义有功，历史清白，又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而且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学的是土木建筑，在建筑设计与施工上功底很深，所以，起义回国后曾在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工作，此后便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任工程师。我父亲曾告诉我，起义前他已与婆罗洲的公司签了工程协议，准备带着全家到那里。但我父亲非常爱国，在得知有起义的计划后，决定撤销原出国承包设计工程的协议，拒绝了外国公司的高薪聘请，和他的朋友中华航空公司刘敬宜总经理一起秘密协助共产党做“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毅然带领全家回到了祖国。
我父亲郑源深，1909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获学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前一直从事工程建设技术工作。
回到祖国后我父亲经历了肃反、“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除没有进过监狱外，隔离审查、不许回家是常事，可算得上是“老运动员”。但是，我父亲心理素质很好，在我们面前从不提他在历次运动中受审查的经历，总是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工作。他参加过国宾馆、军事博物馆、空军总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京丰宾馆、总后休干所等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他曾告诉我，当时在军博施工时，由于跨度大，中间没有一根柱子，从两边往钢筋上打水泥，快合龙时两边却往下塌，施工人员慌了手脚，不敢做了。我父亲认真看了现场后让工人继续打水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钢筋反弹了，大跨度的拱形合龙了。军博的主要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时任工程总指挥的总后参谋长的苏焕清少将非常高兴，亲自请我父亲去北京烤鸭店庆祝。我父亲的工作得到了苏参谋长的肯定和赞赏，两人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军博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在军博建设中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一颗七吨多重的八一军徽放到军博最高端。我父亲不顾个人危险，亲自爬上去，亲自体验高空的风速，通过计算，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确保八一军徽安全成功地屹立在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最高端。1976年唐山大地震影响到北京，我父亲正好在北京，那天晚上他正在睡觉，当他听家人说地震的消息时，他第一句话就是“军博的军徽怎么样？”第二天，他不顾余震立刻赶到军博，看到军事博物馆完整无损，兵器馆没有丝毫裂缝，八一军徽仍然高高屹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他仰望着军徽，看到八一军徽经受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一股热泪夺眶而出，流在了那饱经风霜的面颊上，他放心地笑了。那是他对八一军徽的崇敬，那是他在国防建设生涯中的结晶，那是他的一颗爱国的心。
1959年，在完成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工程之后，我父亲被调到总后青藏兵站部，任营房处工程师，参加青海格尔木大站以及从西宁至格尔木，格尔木至唐古拉，格尔木至甘肃柳园沿途兵站的设计与施工。当时，我父亲已经过了50岁，组织上与他谈中印的形势和青藏高原国防的需要后，准备派他到格尔木，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从兰州坐部队的车到青海西宁，再去格尔木，沿途经过了几百公里的无人区。那时的格尔木还是荒无人烟，他们住的是帐篷，生活非常艰苦。他还特地留下一张穿着军大衣在这辆帆布卡车旁以及在格尔木帐篷外的留影。他为能参加部队紧急工程的建设而自豪！1960年，我军要在格尔木尽快建设一座野战医院。在我父亲的精心组织设计、施工下，医院终于建设好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再去看这座医院，仍可与北京各大医院比美。医院宽敞大方，采光好，外形像一座飞机，里面除了楼梯还有护士推平车的坡梯，据说，在那个年代就设计了这种坡梯是比较超前的。那是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青藏高原，在那海拔高、缺氧、风沙大、天气寒冷，风可以穿透皮大衣的恶劣环境下所做出的奉献。
1971年作者（左一）与母亲和四姐、小弟、小妹、外甥高远合影
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后，我父亲在青海西宁205部队穿上了军装。我父亲非常高兴，那时他已有56岁了。为了响应军委的随军家属外迁的号召，又毅然带着我母亲、四姐和弟弟妹妹去了青海西宁定居，继续为军队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不少参加“两航”起义且分布在祖国各地各行业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批判和迫害。我父亲以对党的忠诚和对工作的敬业以及他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深得部队指战员的爱戴，没有遭到批斗，只以技术权威遭到不点名的批判。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我父亲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他也曾想到自杀。他实在想不通，为了中国的国防建设自己将老命都拼上了，为什么还要整我，还要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我。我母亲非常理解我父亲，百般劝解，使我父亲挺过了这艰难的一关。同时，部队也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他被下放到青海甘都部队农场劳动一年，现在回想起来，这是部队对我父亲的一种变相的保护，免受“文革”的冲击。我的母亲和外甥小远陪着他度过了这一年。那年，父亲58岁，他完全放下了工程，拿起锄头和其他下放来的干部一起劳动，什么活都干，但他从不叫苦、叫累。我放暑假时还专门从北京到甘都农场去看望他们。他们住在用土坯盖的房子里，母亲每天用煤气炉做饭。我的四姐常托人从西宁带去一些蔬菜和肉，格外地关心和照顾二老。劳动一年的时间刚到，领导就派车把他们接回了部队。若干年后我去西安休干所看望当年的姜政委时，他就夸我父亲：“工作中从来没有失误，一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我们关系处得很好。”我说：“部队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掌握得好，去农场锻炼一年，到时就接我父亲回来。”他笑着说：“应该的，应该的。”他还说：“自我离休后，我的部下、朋友没一个来看我的，你是第一个。”我也说：“代表父母来看您，是应该的，应该的。”我们受父母的影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姜政委确实是我军一位相当有水平的政治干部，他也是一名老干部。他的夫人与我母亲关系也处得非常好。当时部队的席政委是一位长征干部，对我父亲也非常好，非常关心我父亲。席叔叔去世后我还到西安去看望他的夫人李庆芝阿姨。她孩子多，生活不宽余，我代表父母略表了一点心意。她和我母亲关系也特别好，我母亲在北京去世时她还到北京来与我母亲告别。李阿姨那慈祥而饱经风霜的面孔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有空我一定再去西安看望她，看望姜政委。
前面谈的苏部长与我父亲还有一段小故事。1967年“文革”中被下放到甘肃山彤军马场的苏部长来到青海西宁。由于他是被打倒的对象，部队上的干部没有收到接待苏参谋长的指示，也是怕惹事不敢接待他。我父亲、母亲不管那些，热情地请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父亲望着饱经风霜的苏部长，望着他在军马场被阳光晒得黑黑皮肤，望着他那消瘦的脸，深知苏部长经受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磨难。从不喝酒的父亲也举起酒杯，为苏部长夫妇身体健康而干杯。在当年那种压抑的年代，苏部长露出了笑容。苏部长与我父亲同岁，在国防建设中他们走到了一起。父亲深深知道苏部长在山彤军马场的艰辛。一位是开国的将军，一位是军队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语言。他们回忆起当年军博建设中的日日夜夜，谈得津津有味，那是他们友谊的凝结。在青海西宁苏部长住院时，我父母不避嫌，拎着水果点心去看望他们。这种友谊、这种信任是最难能可贵的，尤其在那特殊的年代。后来我父亲曾跟我说过：“一位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一位为军队后勤建设勤勤恳恳工作的老干部，我就不相信他是‘走资派’。我很敬重他，他有难，我一定要站出来为他分担。”我父亲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平时也不爱多说话，但见到不平却敢于站出来，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影响了我们全家人。
“文革”结束后，苏部长官复原职。他没有忘记他的老部下，没有忘记在军博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工程师，没有忘记在部队最需要用人时能不顾一切挺身前往最困难、环境最恶劣的青藏高原的工程师；没有忘记他在青藏高原奋斗了二十年。一纸调令，父亲被调回了总后管理局。1981年7月，父亲任总后丰台离休干部住房筹建处高级工程师，还担负起建设京西宾馆的任务。父亲当时还负责盖了一些休干所的房子，但当他从领导口中得知还有不少离退休老同志没有分到休干所房子时，他将已分给他房子的门钥匙又还给了领导，并一再说：“我就是给他们盖房子的，先给他们吧，我再等等。”这也是我姐姐事后听一位领导干部说的。我父亲直到去世也没有住上部队休干所的房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自豪！
我深深感到我军的老干部在对待知识分子上能掌握政策，爱护他们，保护他们，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才干，使我父亲的技术专长在国防建设中得以充分发挥。
1973年作者在青海西宁205部队家中与父亲合影。
1981年7月经总后青藏兵站部党委批准我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那时他已72岁。他毅然从北京坐火车到青海西宁，参加了入党宣誓，这是他一生的光荣。他望着党旗，心潮澎湃。他回忆着自己走过的道路，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人民的军队。在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并做了大量笔记；他热爱党，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部队交给他的任务从来都是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他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次去青海西宁我父亲参加入党仪式之后在324医院动了一次大手术，性命差一点留在西宁，亏了部队及时抢救，肚子上缝了二三十针。总后勤部还专门派了刘处长前往，我大姐也一起陪同。
我的父亲一生没有离开图纸，退休后仍住总后大院，有空就画图，还试着演算数学难题；总后大院在建筑上有啥问题总是随叫随到。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技术职称的评定上从不与人争，组织上怎么评都可以。他是副军级，技术三级，被列入中国一百位知名建筑师中。1996年8月2日，我父亲患肺癌在北京301医院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8岁。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墙上。他给孩子没有留下钱，留下的是精神食粮———勤奋、俭朴、正直、爱国、爱党，这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在他的悼词中写道：“他经常深入营建工地、现场，不怕苦、不怕累，认真检查工程质量，严把质量关和决算关，精打细算，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筑设计与施工方面有较高造诣。为了部队的国防建设，他不顾年过半百，服从命令毅然奔赴环境恶劣、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格尔木，在高原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在完成设计和施工任务的同时，还善于摸索总结高原建筑的特点和经验，利用业余时间写了《青藏高原房屋设计与施工经验总结》，进行了高原房屋结构工程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克服困难，依靠组织，尊重群众，严格要求自己，圆满地完成部队交给的各项国防工程设计和施工任务……郑源深同志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一位好党员，使我军失去一位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革命精神、工作作风和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我的父亲很疼爱我，一是我是我们家第一个男孩子，原来前面有两个哥哥，但都在小时候因病去世，老年人有些封建思想，喜欢男孩子也属正常；二是我从小比较听话，一直是好学生，父亲格外喜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青海西宁324医院动盲肠手术，父亲悄悄从门窗外来看我，这一幕让我记忆一生。那是父亲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疼爱。“文革”中我父亲因技术权威受冲击，心情有时很郁闷。当时我在北京京工附中上高中，毛泽东同志八次接见红卫兵我也没能去参加。暑假回青海205部队去看望父母，在那个扭曲的年代，我父亲受了委屈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也从来不对我发脾气。我的爷爷奶奶很早就去世，父亲上大学时都是他妹妹郑文英资助的，妹妹每个月给他两块银元，作为当月的伙食费。他的脚指都是畸形，他告诉我，小时候没钱买鞋，鞋小得把脚指挤得都变了形。我父亲从不轻易流泪，但他告诉我，“文革”中因让他从格尔木回西宁参加批判会而未能在施工工地现场时，他委屈地掉泪了。他疼爱每一个孩子，谁有困难他总是帮助他们。1977年我正在上大学，1980年我住在宣武体委分的一间小房子，外边要盖一间小厨房，他想办法买来别人拆除的破旧门窗并拉来帮我们盖小厨房。我父亲一生从来不占公家便宜，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他在用自己的行动来教育我如何做人。我的兄弟姐妹也都受到我父亲的感染。家庭影响是我成长中的第一要素。记得1966年放暑假回青海西宁看望父母，可巧父亲在格尔木，我就坐上部队的车去格尔木看他。在格尔木我父亲吃小灶，他不让我搞特殊，让我到机关干部食堂去吃饭。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上班从来不迟到，下班就没准，为了赶图纸他常常废寝忘食；对于我父亲来说，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勤奋的精神在部队里是出了名的。
我的父亲郑源深
父亲高寿，活到88岁，一生仅有的嗜好就是抽烟，可能是要动脑筋想问题的原因，他要不停地计算、构思，只有烟才能帮助他思维，帮助他提神。他不喝酒，不善交际，每天的工作就是办公室画图、计算，每天从营房到工地，从工地到食堂，到营房；夜里工作到一两点是常事。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更没有出门旅游过。他一心都扑在国防建设上。他身上有一股军人知识分子的精神，为了中国的国防建设，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忘我地工作，不图名不图利，默默地奉献。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父亲之风，山高水长。确实，他一生光明磊落，坦诚坦荡，爱国爱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钻研技术，敬业奉献，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像阳光的思想始终温暖着我，照耀着我人生前进的方向。我的父亲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深深地怀念他。
2．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刘淑珍是一位贤妻良母。她爱这个家，爱每一个孩子。每个星期天她都把自己的儿女召唤到身边，以至现在，我们兄弟姐妹还经常团聚。谁家有困难总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是和我母亲善良、热心、宽容、大度分不开的；与她对每个儿女都一视同仁，个个都喜欢、爱护、关心。我们江苏扬州人都把母亲叫姆妈，这可能是南方的一种习惯。姆妈只读过两年私塾，但她却非常聪明，写起信来就是几大篇，还会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姆妈在5岁时我的外公就去世了，家里大小事都是她的大姐操劳。她与大姐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从小叫她干娘。那时我外婆家生活很艰难，全靠干娘打点支撑，直到姆妈结婚后生活才好转。她过去不擅长做饭缝衣，从香港起义回内地后，尤其是1965年随着父亲去青海西宁部队后，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样样都做得好。在甘都农场下放劳动时，她每天做饭操持家务，精心照顾已经劳动一天的近60岁的父亲。
在甘都农场劳动时外甥小远也给外公外婆带来了欢乐。那时家里养了几只母鸡，其中一只母鸡发现它总往草棚里跑，姆妈让小远从窗户里爬进去看看，竟意外地捡到一窝鸡蛋。我母亲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有鸡蛋吃了。在艰苦的环境里总不断传出欢乐笑声。我的四姐不时地托司机带上生活必需品到甘都，缓解了物资贫乏的甘都农场的生活。为了照顾父母，四姐做了许多奉献。姆妈一生精心照顾我父亲，自己却省吃俭用，让我父亲一心都扑在工作上，没有后顾之忧。军功章里有我母亲的一半。无论我父亲在各种运动中如何挨整，我母亲从来都是不舍不弃，伴随在我父亲身边；在高原青海西宁条件再艰苦，我母亲从来不叫苦、叫累；即便在条件较好时，我母亲也总会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从不浪费。她的品行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一生。
姆妈一生默默无闻地做着奉献，从无怨言。我上高中时住校，每个月父母给我寄20元的生活费，那时我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只有到星期天才到大姐家去改善生活。姆妈非常疼我，我清楚地记得，我当兵时，军装领子破了，还是母亲一针一线给补的。我在324医院动盲肠手术，我母亲熬鸡汤给我送来。姆妈为我们儿女虽然做的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件件小事都凝聚着伟大的母爱。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时，我们营养不足，姆妈总是想办法从别人手中买些青蛙腿和鸡蛋回来给我们改善生活补充营养。姆妈是一个豁达乐观的人，遇到什么困难从不埋怨社会，而且总是善待每一个人；即便是家里的保姆，姆妈与她也处得非常好，常常给她一些衣服等实物。我母亲喜欢打麻将，随父亲到部队后就不玩了，直到回北京后才和儿女们在家打打麻将。我母亲能吃苦，吃东西从不讲究，更不挑肥拣瘦，剩饭剩菜第二天都会热了吃掉。她身上的内衣总是补了又补。我给她买了一件外衣，她当宝贝似的收着，舍不得穿。
在青海西宁部队大院，许多人都知道母亲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在“文革”中许多家庭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到家里来，我母亲从不把他们当外人，总是尽量照顾他们，把好吃好喝的拿出来招待他们。京林、小五子家里挨整，姆妈特别关照她，可惜小五子后来得了癌症，走得太早了。我们家搬回北京后，大院有的孩子在外地上学，路过北京就住在我们家里，姆妈总是热情接待，甚至到了今天，大院的孩子（如今已六十左右了）还记得姆妈包的烧麦。记得姆妈和其他阿姨一起唱“家属顶起半边天”。姆妈与大院的董阿姨、龙阿姨、扬阿姨、青芝阿姨等关系都非常好，相处很融洽，在最艰难的时光中大家仍是和睦相处。姆妈脾气特别好，对左邻右舍、儿女从来不发脾气，而且遇到再难的事她都能自己忍着、扛着。
姆妈不仅对每一个子女都好，对每个儿媳妇、女婿也特别好；对她的外甥也非常好。她把她姐姐的孩子———外甥和外甥女都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对待。2014年3月我到昆山出差，表哥拿出姆妈给他的信，我这才知道，姆妈之前得了尿毒症，医生让我们准备后事，我就托人买了当时最好的进口药菌必治，两个疗程后姆妈竟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连医生都说得了尿毒症能活过来真是不容易。可姆妈竟将救命药给她外甥寄去四瓶，可见姆妈多疼爱她的亲人。
在青海西宁205兵站部大院里，我母亲和陆阿姨、席阿姨关系特别好，陆阿姨是新四军的老干部，曾任西宁3419工厂财务科科长。她很喜欢我，她特别和蔼可亲，我也特别尊敬她。放暑假回西宁时，我组织大院的孩子一起早锻炼，记得有车兰虎、米小光、曹丽娜、米小娟、孙建军等。陆阿姨让我到部队工厂她的家里住。我和她的三个孩子曹大建、曹丽娜、曹伟业关系一直处得挺好，而且我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我永远也忘不掉陆阿姨那高大的身影，那朗朗的笑声。想起陆阿姨我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来，她是我永远怀念的阿姨。她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她的老伴曹叔叔也是一位老干部，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个“文革”中打掉牙也不低头的硬汉子。在这些老干部身上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在熏陶着我，特别值得我尊敬，值得我学习。
1973年作者在青海西宁205部队与母亲合影。
可能是家教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都继承了父母身上的好品质，好作风。在工作上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从不向组织伸手；生活上都能勤俭持家，都重教育，所以，我们的后代个个都做出了一番事业。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大家都热爱生活。我们一有机会就回家聚，别人看了都奇怪，你们这一家子怎么老是聚会。兄弟姐妹不管谁家有困难都会互相关照帮助。
1991年5月16日，我的母亲因心脏病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享年77岁。她的墓上刻的是“德荫子孙”四个字。我母亲的乐观、豁达、勤劳、俭朴、善良、助人为乐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
爸爸、姆妈去世后，大姐家就成了我们兄弟姐妹的中心，我每次回北京都到大姐家聚。在北京的姐妹不仅过年过节，就是在平时也到大姐家聚。大家庭的温暖一直在延续着。
我的父亲和姆妈刘淑珍。
3．我和爸爸姆妈
我和爸爸姆妈感情特别深。当兵时我时常托人买一些军用猪肉罐头和蔬菜罐头以及面条带回去给他们二老吃。我有时从部队加工厂买东西带回去。最贵重的东西是从兵站买了一条羊毛毛毯带回家。在北京时我们请人打了两个碗橱，一个就是给姆妈的。渝平从单位买了一个大衣柜，我们凭票给姆妈也买了一个大衣柜。我家里有什么我心里就想给爸爸姆妈买什么。那时虽然工资低，但心里总是惦记着爸爸姆妈。记得1980年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买了两个肘子，放在塑料袋里，挂在车把上；可不小心在骑车的路上掉了却没察觉，直到总后大院才发现肘子丢了。我赶紧骑车回去找，肘子早已无影无踪了，把我们可惜坏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买两个肘子是多不容易啊！这么一件小事我一直记着。
每次回家看父母，我都会带点东西孝敬父母。姆妈得了尿毒症，医生已下了病危通知，我得知后千方百计买到进口药菌必治，两个疗程下去，病情终于得到缓解。姆妈贫血体质弱，我又托人将姆妈送到304医院给她输了200毫升的血。在姐妹的精心照料下，姆妈奇迹般地多活了几年，连医生都说这是奇迹。我父亲爱抽烟，我也尽量买好一点的烟给他抽。每个星期天我和渝平都要带着孩子回家看望父母，这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而且我们从来都不会空手回去，总是要买些肉、鱼、青菜什么的孝敬父母。父母的养育之恩永远不能忘。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知道孝敬父母，能理解他们艰辛的一生，非常能体会父母对我们的疼爱。
姆妈不仅爱干净而且特别勤快，还会烧扬州菜，会做烂面烧饼，会做烧麦，现在三姐、四姐、小妹甚至她的孙子扬扬做的烧麦都可以与馆子里有一比，那是相当有水平。我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做饭炒菜，而且是地道的扬州菜。过年过节，我基本上是当大厨，烧一桌菜没问题，而且我烧的红烧肉是很有特色的。我的儿子扬扬也学会了做饭炒菜。在美国读高中时，他炒的鱼香土豆丝连美国老师都不相信土豆丝会炒得这么好吃。现在，他的技术更厉害了，世界许多菜肴他都会做。他现在是法国美食会中国四川省分会的会长，可见他的手艺有多高了，我也甘拜下风。
渝平对公公婆婆非常好，给家里买什么她都支持。婆婆对媳妇也非常好，婆媳之间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渝平说，她常梦见姆妈。我发现，渝平梦见姆妈的次数比我梦见的还多，可见她们婆媳之间关系处得有多好。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封姆妈给渝平的信，上面写道：
渝平：你好！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你让大弟（我的小名）又买棉鞋又买吃的给我，使我很不安，但心里确实又乐滋滋的。我的福气真不浅，修来了这位忠厚老实、贤德慈仁的媳妇，又能干，又利索，又是一位贤妻良母，我打心眼子里高兴。我这个人不会虚情假意地奉承你，是实事求是地说。最后总结一句话是我的眼力好，哈哈。我现在就是右膀子酸，发麻，吃东西不行，血压到200，低压70。星期六大弟晚上回来一次，星期天大二姐全家来陪我玩玩聊聊天。昨天大弟下晚又回来看我，又拿些药来，我就感到好多了。我昨天膀子做了封闭，似乎也好了点。这两天不断来人看我，特别大弟来了几次，我心里好像舒服很多。你因有事忙不能来，我一点没啥想的。你如此之忙，还不让大弟在家帮你的忙，反而叫他回来代表你来看我，又花那么多钱，我真是心中不忍又不安，这完全是我的好媳妇支持他这样做的。我见到你的信，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太激动，我很高兴。
我母亲只读过两年私塾，写起信来流利畅通，真实地表达了她对儿媳的看法。这封信我们保存了近三十年，每次看到这封信都觉得那么亲切。读着她的信，仿佛姆妈就在我们的身边，她的身影，她的笑声，她浓重的扬州口音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姆妈身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忍。她无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她都不会发脾气，不会训斥人，自己悄悄地忍在心里；有时我父亲发脾气，她一声不吭，默默地忍着；在青海西宁她有什么病都是自己忍着，能扛着就扛着也不去医院；在甘都农场她再苦都没有怨言。我的性格像姆妈，也能忍。许多事情不可能都顺，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这就需要有忍让的精神。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很有道理。但我的脾气也像爸爸，忍无可忍时，不管你是谁我都会与你争辩，敢于直言。
我有两件东西只要一看到就会想起爸爸：一个是三角板，一个是圆规，那是爸爸每天都离不开的工具。
我还有两件东西只要一看到就会想起姆妈：一个是烤白薯，因为姆妈最爱吃；另一个是白兰花，那是姆妈最喜欢的花。写到这儿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爸爸和姆妈了。爸爸姆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每一年我都回北京给父母扫墓，即便在1995年到香港工作后仍遵循这条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父母养育之恩不能忘，年年要去扫墓。我有时做梦都梦见他们，至今，我的钱包里一直放着我父母的照片，我常常能看到他们。父母的相片我也放大后放在家里的桌子上，每逢清明节我都会为父母烧上香，说上几句心里话。父母一直伴随着我们，是我们的守护神，天天在保佑着我们。在写这本书时，以至每次看到这里时眼泪总是情不自禁地流出来。爸爸姆妈我想你们。
爸爸姆妈和我们全家。
姆妈在世时，我的工资低，没能更好地照顾好爸爸姆妈，没有给他们什么钱花，没有请过姆妈到外面吃过饭，我心里总是内疚。在香港工资好一点，如果姆妈在世，我会多多地给她钱，让她买些好衣服，姆妈太节省了。姆妈走时没留下什么钱，基本上月月光。父亲走后部队发了一些抚恤金，我们兄弟姐妹们也没分，把它作为基金，谁家有困难或有婚庆时给上一点，表示爸爸姆妈的一点心意。我也准备攒上一点钱做一个小基金，专门给我的姐妹兄弟，无论谁家有困难了，谁生病了，就从这个基金中提点钱帮助一下，尽一点我和渝平的心。
4．我的大姐和我的兄弟姐妹
1952年，我父亲因为一位经理贪污而被怀疑，他被审查时停发工资，家里没有钱，因为全家就靠我父亲的工资生活。当时我的大姐郑惠在北京女八中上高中，成绩优秀。但因为家里没钱，高中毕业后她只好考了不用交学费的护校。她从来没有怨过父母，反而对父母特别好。我的大姐是一个热爱工作，热心助人，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护士。在北大附属医院，她从小儿科的护士长到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级别），这与她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工作上加班加点对她来说习以为常，两个孩子都是在托儿所里长大的。大姐夫身体不好，得了肺结核，大姐每个星期天都抽空到郊区医院去看他。爸爸姆妈知道他们生活困难，每个月补助他们十元，那时的十元是很值钱的。我记得1965年她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平房，自己搭的厨房，卫生间就更没有了，但一家人过得挺开心。我上高中时，每个星期天我都到大姐家改善伙食。大姐夫是上海人，烧得一手好菜，高级餐馆的大厨都没有他做得好。我在他身边也悄悄学了两手。1967年，我步行串联，从北京走到延安，两千里路一步车也没坐，回来时浑身都是虱子，大姐大姐夫为我用开水烫衣服。母亲去世后，大姐就像母亲一样关心照顾着我们。每次我和渝平回北京都给大姐大姐夫买好多好吃的送去。我和渝平、扬扬总念叨他们的好。大姐夫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待人谦和，而且说话幽默，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笑星。2013年大姐过80岁的生日，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到北京为她祝寿。我和渝平为她准备了一份厚礼。如今，大姐的两个女儿照顾他们有功，是孝敬父母的典范，以至大姐夫做梦想去哪个餐馆吃饭，两个女儿星期六就会去那个餐厅，带上二老改善生活。大姐夫网上购物，二女儿付钱。大女儿照顾父母有加，还兼着“家庭厨师和司机”。二女儿监管饮食有加，不许吃得多，糖分高的不能吃……但我的大姐夫爱吃肉，饭前打了胰岛素，常常“偷偷”吃几块肉。哈！挡不住。如今他们的日子过得真幸福。大姐每天要做肾透析，为了免除常到医院，二女儿花钱买了家用肾透仪，大女儿于2014年退休，负责每天给大姐做透析，大女儿从来不嫌累；二女儿也常做帮手。这两个外甥女真是这代人的好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