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策过程
●李鹏说：“邓小平同志1985年元月19日讲的一段话很重要，他说，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1995年12月19日，在李鹏同江泽民商讨建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时，江泽民讲：“可以先进行酝酿。”
●1996年6月19日，江泽民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
中央提出设立重庆直辖市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详细询问有关三峡工程的情况。
当时，邓小平对李鹏说：“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
过了一会儿，邓小平又说：
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邓小平这一思想，为其后设立重庆直辖市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5年11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乘坐“锦绣中华”号轮船，第七次考察三峡工程。
陪同李鹏前来考察的有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四川省长肖秧、四川省副省长兼政府秘书长甘宇平。
轮船夜泊巫山。甘宇平联系总理办主任姜云宝，请李鹏对川工作作指示。
20时，李鹏在和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湖北省长蒋祝平谈完话后，又找谢世杰、肖秧和甘宇平谈话。
李鹏说：
我查阅了工作笔记，邓小平同志1985年元月19日讲的一段话很重要，他说，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这一设想现在怎么来实施？为了发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中心城市的作用，为统一规划管理三峡移民，可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你们回去以后开始考虑研究。
后来据甘宇平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听李鹏这样讲。李鹏等中央领导人回到四川后，谢世杰、肖秧布置甘宇平把重庆、万县、涪陵、黔江、达川、南充、广安的地理、资源、经济、社会、粮食等情况摸清楚，做两个方案，一个是大方案，即重庆市管万县、涪陵、黔江、达川、南充、广安；另一个是小方案，即重庆市管万县、涪陵、黔江。
当然，这一项工作在当时是需要绝对保密的。10天后，甘宇平完成方案编写，并呈送给了肖秧。
12月9日谢世杰、肖秧同志向江泽民、李鹏呈上一份请示报告。
报告上说：
江总书记、李总理：
你们好！
“十四大”以来，四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无论经济建设、社会文明、民主法制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同时也感受到你们对四川的关怀和帮助，这是四川进步的根本原因。每念及此，无不万分感激，决心竭尽全力，奋发图强，不负重任。
由于四川地广人多，历史上由四川、西康两省和重庆市合并而成，大体相当日本的人口，要全面深入、及时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实属不易。加之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经济、社会以及地理差异极大，很不平衡，就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还存在母系社会，尽管我们随时想努力把中央各项指示更好地加以贯彻，但时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忙不过来。
我们思考再三，建议中央将四川省一分为二：四川省和重庆市。改重庆市为直辖市，将三峡库区的涪陵、黔江、万县、达川4个地市划入重庆。新四川约为8000万人口，新重庆约为3000万人口。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一个省过于庞大，过于复杂，新的四川可以着重支持四川西部少数民族的发展；新的重庆可以担负四川东部三峡库区的移民。就整体而言，对于加强四川的全面发展，是有好处的。
同时还可以在新成立的重庆市，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城乡结合的新路子，作为中央的试验区。
以上设想，妥否，请指示。
再次问好！
谢世杰
肖秧
1995年12月9日
1996年10月，李鹏率国家有关部委和支援三峡库区的省市党政领导，对重庆进行了考察。
他们顺江东下三峡库区，李鹏高兴地说：
把名牌厂家，名牌产品引进库区，既引进了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又帮助库区带出了队伍，这个办法好！
其他中央领导对重庆也是备加关怀。江泽民在1991年、l994年、l998年，3次来到重庆进行考察，并挥毫写下了题词：
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江泽民曾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重庆的改革和发展，中央十分关心，我也很关注。看到重庆的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发展势头很好，城市面貌有了新的变化，我感到很高兴。
胡锦涛也在重庆市考察工作时强调说：
重庆要抓住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工作是我这次考察的一个重点。
胡锦涛在考察移民迁建工作情况时说：
要坚持开发性移民方针。认真落实有关政策，全力以赴打好库区移民攻坚战。
一方面，要立足当前，加快移民迁建进度，抓紧做好库底清理工作，确保三峡工程二期移民目标如期实现；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加快库区经济发展，帮助移民群众广开致富门路，真正使库区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温家宝针对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三峡库区移民安稳致富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情况指出：
“十一五”时期是重庆实现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是重庆“爬坡上坎、负重前进”的重要阶段，要继续抓好“打基础、建平台、增后劲”的工作，紧紧围绕富民兴渝、构建和谐重庆的目标，确保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取得新的重大成果，确保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总体框架基本建成，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江泽民建议先进行酝酿
1995年12月19日，江泽民与李鹏商讨建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时说：
可以先进行酝酿。
李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商讨建立重庆直辖市问题时，胡锦涛表示积极支持。
1996年3月15日，李鹏请国务委员、负责民政和区划工作的李贵鲜和肖秧到办公室，谈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筹备工作问题。
肖秧带了准备好的大、小方案赴京。研究比选认为：重庆只带万县、涪陵、黔江较为合适。
甘宇平后来回忆说：
1996年，是奠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重要的一年。设立重庆直辖市原来有两套方案：大方案和小方案，最终选择了小方案。据李鹏同志说，这主要是因为“小马拉不动大车”。
这一年中央领导经过多次深入重庆库区调查研究，奠定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坚实基础，通过考察论证后，领导人作了许多重要批示。
李鹏在向江泽民汇报设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时，江泽民表示积极支持，指出：“要与其他常委商量并做好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考察三峡工程库区时强调：
要进一步加强库区移民的领导问题。
5月22日，李鹏同胡锦涛、李贵鲜谈重庆改设直辖市问题。
李贵鲜还征求了分管法制工作的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的意见，王汉斌同意改设直辖市，直接领导县，取消两市一地委。
李鹏集中精力修改了重庆改设直辖市的报告，又召开总理办公会，讨论通过重庆改设直辖市问题，大家一致同意。
李鹏作为重庆直辖的决策者、推动者之一，他后来撰文回忆到：
10年来，重庆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加了两倍，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不同程度改善。老企业进行了改造，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水陆空交通四通八达，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一座秀丽的山城，正在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祖国的大西南。更为重大的贡献是，重庆市库区移民已完成100多万人，为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库区发展发挥作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作为重庆直辖决策者之一，我也感到十分欣慰。
随后，乔石委员长，倪志福、李锡铭、王丙乾、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和曹志秘书长等从长江乘船顺江而上来到重庆。
他们听取了谢世杰和甘宇平关于库区移民工作情况的汇报。
乔石说：
三峡工程就是建好了，百万移民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也会留下大的隐患。
6月19日江泽民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
中央正式确定设立重庆市
1996年6月19日，江泽民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
6月24日，李鹏、胡锦涛、李贵鲜请谢世杰以及四川省省长宋宝瑞、四川省委副书记蒲海清、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谈重庆改设直辖市问题。
谢世杰、宋宝瑞希望把达县和广安都划入重庆。李鹏认为这样重庆又多了1000多万人，“小马拉不动大车”，不太合适。
同时，中央正式决定成立重庆市代管筹备领导小组，张德邻为组长，蒲海清为副组长。
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四川省委已传达到厅局级干部。一天，李鹏同蒲海清通电话，蒲海清在电话中说：“筹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李鹏总理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时，杨汝岱说：“四川赞成重庆改设直辖市，但重庆直管县范围太大，鞭长莫及，会削弱领导，两市一地干部思想动荡。”
其后，李鹏又和胡锦涛商量重庆直辖市体制问题。胡锦涛认为：
重庆改设直辖市后，下面体制可暂时不变动，可从长计议，以保持稳定。作为过渡，地市先保留，改制可逐步到位。
7月19日，李鹏请李贵鲜到重庆了解干部思想，做安定人心的工作。各领导人一致认为：
重庆改为直辖市以后，地市机构和干部级别暂不变动。
7月25日，李贵鲜和中组部副部长王旭东、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志坚正式同重庆市代管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交换意见。
8月7日，李鹏写信给江泽民，信中说：
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把移民的担子由四川省转到重庆的身上，建立一个高效的、廉洁的移民局。
8月8日，江泽民批示：
完全同意。
与此同时，有关重庆市的组建工作，也按照常委会的决定，由胡锦涛主持，李鹏也参加，决定抓紧进行有关工作，争取8月份能基本就绪，9月份重庆开始代管工作。
8月17日，李鹏找到财政部长刘仲藜、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何椿霖谈重庆直辖后的财政问题。他们决定：
原重庆上缴四川财政的1.8亿元不用再缴，由中央财政直补给四川，同时另给重庆市增加补贴1.5亿元，这样重庆可以增加3.3亿元财政收入。
8月22日，四川省以川委厅［1996］ 105号文印发了李贵鲜与重庆市代管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交换意见时的讲话。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为：1、为什么要建立重庆直辖市；2、需要明确和强调的问题；3、人大批准以后，重庆市要开好“两会”。
其实，重庆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交通枢纽、军事要塞和经济重镇。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重庆历千载而不衰，从容吐纳万物，化育生机。它曾经是古代巴国首都、农民革命政权大夏国国都，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陪都，有“三都之地”之称。
在这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上，勤劳、聪慧、热情的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伟大的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在历史上是中国西部和长江上游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军事要塞和经济重镇。
公元前11世纪，巴人以江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为首府，辐射周围的大片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奴隶制部族联盟“巴”，控制着川东南及周边的陕、黔、湘部分地区。
巴人军事力量都集中在重庆，这是因为古代人的防御力较差，所以多选择以河为界，依山为城的地方居住，这样的地方易守难攻，交通又方便，没有太大的安全隐患。而重庆又在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三面环水，进退自如，因此是军事重地的首选。
宋朝以后，是重庆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农业的发展、商业的活跃、水陆交通的便利，为宋后期四川军政中心东移重庆奠定了物质基础，并促使重庆由以政治军事重镇为主向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发展，至今保存完好的宏大的大足摩崖石刻就是当时经济文化繁荣的真实写照。
宋孝宗谆熙十六年，即公元1189年，皇子赵淳于正月封恭王，二月受禅即帝位，由于接连封升，被称为“双重喜庆”，宋朝按潜藩升府的惯例，改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距今已是800多年了。
清朝中期，重庆辖川东地区，当时重庆已经成为长江上游最繁荣的商埠和最繁忙的港口。四川物资进出川唯靠长江水运，重庆为其唯一出川大口岸。
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的物资及外面运进的消费品，也都经由长江、嘉陵江汇集于重庆后再分运。
19世纪末期，重庆已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西南的经济中心和物资集散地。
1904年，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德国都在重庆设立领事馆，重庆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四川和西南的基地。
西方资本和商品的大量进入，刺激了民族资本经济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1881年，重庆进出口洋货价值达405.9万两，成为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而位居第四的洋货销售中心。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10日正式宣布迁都重庆。l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国民政府迁重庆后，开始时仍为省辖市，但照直辖市组建，并可直函行政院。
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本轰炸重庆。
5月5日，国民政府为加强领导，宣布重庆市升为行政院直辖市。
1940年4月，重庆市临时参议院决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
1945年，重庆市人口已由抗战前的30万人增加到125万人，城市建成区也由抗战前的12平方公里发展为45平方公里，还在半岛周围形成若干卫星城市。不少国民内迁重庆，对重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国家机关、工矿企业、各类学校、文化机构、金融机构的内迁，重庆很快从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的中心城市，从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跃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工业、商业、外贸、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从一个中等城市上升为国际知名大城市。
重庆在整个古代多为西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和商贸中心。今天重庆的疆域在唐、宋、元、明、清时代早已奠定，万县、涪陵、黔江、永川等地也早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与重庆融为一体。
在重庆设立直辖市，必然使重庆重获新生，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