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选

苏轼诗选

前言

宋嘉祐四年(1059)的冬天,峨眉山顶照例给云雾笼罩着,人们虽不难从这一片迷蒙里想象那上头定是一片冰雪——一片白,但那“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所在,发生过什么事?于人群后世有什么关系和起什么影响?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时山下人家有的在收拾他们的糯米和干胡豆;有的在检点冬衣,想为孩子买点天竺国传来的“木棉”作袄,因钱不够而发愁。这时山下人家之一——眉山县纱縠行苏宅,有人在收拾书卷,检点行装,青年苏轼同着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的弟弟苏辙,将沿着水道东下荆州(江陵),然后起旱北行,重入汴京(开封)。

不要太相信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话,那也许是《水经注》“有时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风御奔,不似疾也”的改写。那时坐木船走川江,而又是远从白帝城以西的川江上游出发,要“过郡十一,县二十有六”,路上又有停留,他们足足在木船上过了六十天

一个约略具有祖国历史、地理常识的读者,对于这条江水两岸的名城、古迹、产生于这里的神话和粘着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生活,当不是生疏的。二十四岁的诗人苏轼,他接触着这些,他热爱着这些,他精神上吞吸着这些,他一一地记录着、抒写着这些,六十天之中成诗四十二首,且不说这产量可观,那些篇章里是那样地巧于捕捉动的、静的事态,塑为形象;那样地善于摄取古人精华;那样地精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而又是那样言古人所未尝言,写时人所不能写;那样浩瀚,如海如潮;那样锋芒,如九华剑,如七宝刀。……从这时起,从这些诗起,李、杜以后一颗大诗星在长江上出现了。这时节,“古淡”的梅尧臣诗刚刚打退了“西崑体”;“老辣”的黄庭坚诗还未起来;苏诗,独以“清雄”廓大了宋诗的疆土!

说起“宋诗”,读者总会有与读“唐诗”不同的感受。每觉唐诗熟,宋诗生;唐诗热,宋诗冷;唐诗放,宋诗敛;唐诗畅,宋诗隔;因而也就觉得唐诗豪,宋诗细;唐诗堂皇,宋诗典雅;唐诗浪漫性强,宋诗浪漫性少;唐诗现实意义显,宋诗现实意义隐。是吗?是的,但也不尽是。这种比法,太板,而且把它们互置于对立地位看待,也未必适足以说明唐诗与宋诗。倘从唐诗与宋诗的关系上找一个比喻,如说唐诗似长江黄河,宋诗也像是江河,不过设了水闸水堰之类的话,倒很入情。

从前的人谈诗,每以“盛唐”、“隆宋”并称。且谓前有李、杜,后有苏、黄。实则苏、黄虽在诗的成就上稍逊于李、杜,而他们所走的道路却十倍艰难于李、杜。

一,李、杜碰上了那样一个时代:由承平到动乱,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战争起来了,安处和流亡、富贵和贫贱、生和死,瞬息变幻。这生活,是苏、黄所绝无的。二,动人心魄、沁人心脾的游侠、恋爱一类的题材,在唐代是丰富的,偏是北宋诗人所缺少的。三,唐代以诗取士,因此许多诗人把诗当作致身青云、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宋代诗人没有遇上这样的好日子。四,唐人胸怀宽大些,说话比较可以随便,纵说话不当,得罪了皇帝,像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也无太大的灾祸,不做官就是了,乐得个“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美名儿天下后世传!宋人气量狭小,党争既烈,文网尤严,文同警告过苏轼:“西湖虽好莫吟诗”,而苏轼终于因诗祸入狱,差点儿没掉了脑袋;连“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这样的话,也被诬为高兴皇帝的死,入他的罪;又因“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而使执政者生气,从已贬惠州再把他谪远恶的军州——儋州。五,唐代的诸侯、藩镇,权力很大,尤其是在动乱的年代,封疆俨若朝廷,可以庇护诗人,如李白在江南做永王李璘的上客,杜甫入蜀依剑南节度使严武,虽不终局,总算可以作一个暂时的靠山。北宋时代,中央集权最甚,而朝廷耳目处处,哪怕你远在海角天涯,还是被控制着、监视着。言志、永言,哪里有唐人那样自由?李白的诗里,可以指陈开元、天宝时事;杜甫更不消说,号称“诗史”。降及中唐,元稹敢于写《连昌宫词》;白居易有名的《长恨歌》更是人所尽知的。他们直诋当朝或讽刺皇帝的祖宗;这在苏、黄诗中是难于找到的。难道苏黄没有李杜怀抱、元白伎俩?此无他,历史条件不同耳。

我不打算更多排比故实,唐突古人;更没有打算与“尊唐抑宋”的诗家较量短长;我只想用上面这几个例子来稍稍说明“盛唐”、“隆宋”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遭遇不同,他们的生活、人生观、创作态度和表现手段自然也不同。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赖到“历史条件”、“时代原因”上去。在苏轼那个时代,北宋王朝的统治相当稳定,社会矛盾不曾公开爆发,是不是这样就不可克服地限制了诗人更伟大的成就?决不是如此。曹霑的《红楼梦》产生于清之“盛世”乾隆朝,就是一个反面的证明。某一历史阶段的整个文学状况,和该时代文学中突出的峰顶,彼此确有关,但彼此却不能你赖我,我赖你的。一时风尚、题材,或亦如此。因此,我说宋诗冷、敛、隔……浪漫性少、现实意义隐,也只是触及一点边缘,不曾摸到它们的底。

不过苏诗不像黄庭坚以后“江西诗派”那样生、冷、敛、隔……相反,苏诗能熟能热、大放大畅,作为长江黄河,往往冲破了水闸、淹没了水堰,汪洋恣肆,波涛泛滥。可惊的是,苏轼没有李、杜的时际,而来从事李、杜的事业,这太不容易,这要大本领!须得走新的路,或者说:造路。

读者直接接触到他的作品,便知他是怎样“白战不许持寸铁”地来“吞五湖三江”

今存苏诗,是他从二十四岁起,到六十六岁止,四十几年中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小部分不可靠,那是别人的作品,后人编集时所羼入。剔去这些,也并非全部,他二十四岁以前的,我们今天无从从集外再找到,其他遗落的也难于再辑得。这里只是从通行的苏诗集子里选出三百三十二首,以中年的作品居多。

苏轼写诗,早年学刘禹锡,语多怨刺;晚年虽假道于白居易,而驰意于陶渊明,平淡近人,杂以禅味,但仍是“二分《梁父》一分《骚》”。中年受李白影响颇多;又不时地师法杜甫。前面说苏诗“清雄”,也以中年成熟的作品最能代表。当然,像苏轼这样一个大作家绝不是几个前辈诗人所能范围,他更上溯承祧了《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其创作的主要源泉则是来自生活,尤其是在被贬谪、被放逐、流离中获得接近人民丰富的生活。

“清雄”是苏诗的艺术境界。

“清”似近于“古淡”,而实不同于“古淡”。“雄”易混于“老辣”,而实不同于“老辣”。因此,在“宋诗”中,苏轼未尝肯学步于前辈“诗老”梅尧臣,虽然梅尧臣在欧阳修领导的文学运动中是诗歌方面的旗手;而又不苟合于黄庭坚,虽然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两人在诗的成就上,并世齐名,但两家“家数”,却绝少血缘。

梅诗古淡,古淡就未免“冷”;黄诗老辣,老辣则一定“狠”。苏诗的特色恰是不冷不狠的“清雄”。

怎样是“清”?清者明澈洒脱,不泥不隔。以诗为例:

酒阑病客唯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

——《和子由送春》

怎样是“雄”?雄者壁立万仞,辟易万人。以诗为例:

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

——《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

若论“清雄”: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有美堂暴雨》

是一个例子。

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嵋翠扫空。

——《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

另是一个例子。

但苏诗也有“敷腴”乃至于“肤滑”的一面,虽然在他的全部诗作中那仅是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却有大影响于后人:“敷腴”之作,实开南宋陆游一派;“肤滑”之风,使后来许多庸俗诗人不仅把诗当作“羔雁”,而且在写作上找到了“法门”。

在这一点上,苏轼的创作态度实是没有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那样严肃,没有他的前辈梅尧臣那样严肃。我敬爱的读者:无论你怎样喜好苏轼,我们不能为他呵护。

宋诗,对于唐诗来说,它是新诗。这新的局面,可以说是由苏、黄打开的。

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诗不曾受到前人的注意。偶尔有人注意了,却是说它坏,甚至于否定它——不是诗!清代批评家纪昀就是这样说的:“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他还问:“千古诗集,有此体否?”

这首诗实是好诗,也就是我说的新诗。正因为“千古诗集”中无“此体”。它把“无理”写出了哲理,有禅偈的机锋,似儿歌的天籁,在李、杜诗篇里是找不到的。

大家读苏轼的《汲江煎茶》又将有另一种新的感觉: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这时是月夜,天上有月,水里也映有月,人们舀水,似乎连月亮也舀回去倒进水缸里。水是江水,舀一杓,不就是分得了江的一部分吗?月小,偏说用“大瓢贮”;江大,偏说用“小杓分”。这两句诗,也许从韩偓“瓶添涧水盛将月”化来,但这种表现手法,怕未必逊于或者还高于前贤!

苏轼用“喻”是最丰富的、博洽的、精当的,不袭用古人已用过的对事物的比拟,不止用一种形象来比拟一件事物,常是像明珠一样,不是一颗,而是一串;像射击一样,不是一发,而是连发: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清代的诗选手之一的查慎行,就在这《百步洪》几句下低首,并且指出这种“联用比拟,局阵开拓,古未有此法,自先生创之”。我以为“创”倒不始于苏轼,苏轼只是化陈凡为新奇罢了。

在苏轼的诗篇里,更大量的是在陈旧平凡的题目下出现新奇的歌。一个随手可拾的例子,《续丽人行》就是善伺古人的隙、善翻古人之案的其中一首:这一首是题唐代大画家周昉所作《背面内人图》的。周昉所绘的内人与李白所描写的“沉香亭北”的美人无涉,与杜甫《丽人行》中所描写的“长安水边”的丽人更无涉,他却借词说起,尤其是异想或者说联想地借题发挥,把周昉的画中人权当作杜甫在曲江头的眼中人,不过是没有瞧到正面,“隔花临水一时见,只许腰肢背后看”罢了。而结尾却落到与这些内人、丽人万无一涉的汉时梁鸿的妻子——那传为佳话“举案齐眉”的女人身上去:

君不见孟光举案与眉齐,何曾背面伤春啼!

如果说《续丽人行》之类是袭用旧题而极力不与古人相犯,那还另有一类故意与古人相犯,如《石鼓歌》便是。唐代大诗人韦应物、韩愈都写过《石鼓歌》,尤其是韩愈那首歌,已成了家弦户诵的名作。苏轼二十七岁在凤翔做签判,有机会看到了这传世的先民杰作——石鼓,他就在《凤翔八观》中写出了他辉煌的《石鼓歌》,博大、壮阔、典重、精锐,企图压倒韩作!

把人人熟悉的事物、人人具有的感觉,写得异常新鲜,又是苏诗一个特色。你熟悉的,你忽略了;你感觉到,你放过了;但他却写出来了。如《饮湖上初晴后雨》: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成为了西湖的定评,九个世纪来不可摇动!

又如《题西林壁》: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更是被人们千次万次引用过的真理式的警句。

李白诗中的女性是“压酒劝客尝”的“吴姬”,杜甫笔下则常是“无食无儿一妇人”,苏轼却企图塑造另一型的妇女:

青裙缟袂於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沙鬓发丝穿杼,蓬沓障前走风雨。……苕溪杨柳初飞絮,照溪画眉渡溪去。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

这首《於潜女》中所描下来的,是多么康健、多么美、多么气概的农村妇女!这是“何曾背面伤春啼”的正面描摹,为我们留下了人民的花朵的一幅造像。

贤如韩愈,被谪潮州时,他“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达如柳宗元,被谪在柳州,他颇不愿久在这“异服殊音不可亲”的“百粤文身地”。韩、柳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还算好的。其他的人,不少是不把中国少数民族看入眼的。不但史有明文,还有诗作见证。苏轼一样地谪岭南,但态度却不一样,他在《食荔支》诗中说: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中又说: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还不止这样,我们从苏诗里看到中国少数民族是以“人”的身份出现的。苏轼和这些人亲近,对这些人的生活亲近,对这些地方的风习、山水、烟雨和牛粪亲近,写这些人和写他的眉山父老子弟的心一样,写这地方的事物和写他的故乡的蚕花花、青衣江上的木船、书斋中仇池石的心一样。这一点,是新东西,是可珍贵的。但这可珍贵一点,恰恰为我们的文学史家们所丢掉。

苏轼不仅是大诗人,同时是人民所熟知的、所乐道的大散文家、大词家、大书家、画家,他又知音律,喜听平话,懂得园林艺术,精于鉴赏吉金乐石,在艺术上可算是“全才”。在诗、词、散文、书法上,他都是“开派”者。诗,前面已约略谈过。词,到了他手上才把境界廓大起来,铁板铜琶,压倒了五代以来一直到柳永的绵蛮靡丽之音,与后来的辛弃疾被并称为“苏辛词派”,这一词派影响了词坛数百年。散文,他是人所共知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他和他的父洵弟辙)之一。书法,他是颜真卿之后的大书家,宋代的巨擘,与米芾、黄庭坚、蔡京共称“四大家”

他毕生浸淫在文学艺术生活里。

但他一辈子三分之二的岁月是过着官吏生活:

他字子瞻,一字和仲,四十六岁以后自号东坡,当时的人和后世的人往往称他做“坡公”和“坡仙”,又称之为“大苏”——以别于“老苏”(洵)和“小苏”(辙),并称则为“三苏”。过去封建士大夫一般常尊称其为“苏文忠公”——“文忠”是他死后七十年,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才追谥的谥号。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按公元当是1037年初),死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六十六年的生命中做了四十年的官吏:他二十一岁举进士,从二十六岁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起,他做过大理寺丞、中丞,摄开封府推官,除杭州通判,继而出知密州、徐州、湖州,贬黄州团练副使,移汝州团练副使,旋被起用:知登州,召为礼部侍郎、起居舍人,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侍读,除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出守杭州,移知扬州,迁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贬承议郎、知英州,又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放逐于惠州,再贬琼州别驾、放逐于昌化,复谪儋州,徙廉州,移永州,临死前半年才获赦,复了他朝奉郎、监玉局观,死前一月才“蒙恩”许他告老。但他已在常州死了。他历仕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四朝。

他是做官的,但在他的诗篇里,我们却看到他许多同情人民的呼声和对官吏的恶骂。如《吴中田妇叹》,写人民“卖牛纳税拆屋炊”,求生不得,“不如却作河伯妇”!《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写大雨妨碍了农事,“农夫辍耒女废筐”,而官儿们呢,却是“白衣仙人在高堂”。他哀怜囚徒,《除夜直都厅》题壁诗中竟异想学习前人故事,来一次“纵囚”。他嘲笑自己,在《戏子由》诗中自责“生平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鸦种麦行》刺官吏只是例行故事;《异鹊》把酷吏比作可怕的“鬼车”;题《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竟直率地说出“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

对于历史人物,他也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屈原塔》歌颂屈原,《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推崇杜甫;《郿坞》嘲骂董卓,《荔支叹》竟写上了“至今欲食林甫肉”……

苏诗在北宋末期是被赵氏王朝列为禁书的,但还是被人民留存下来,流传开去。

苏轼某些政绩,也是人民所熟知、所乐道的。他在徐州时,黄河横决,他号召并亲自参加抢救工作,保全了一州人民的生命财产;他在杭州刺史任内,疏濬了西湖,灌溉了民田一千顷,并利用葑泥筑堤,把“内湖”和“外湖”连接起来,直到今天,人民还叫这条堤为“苏堤”……

这些事迹,在当时虽受到他的朝廷某些褒奖,但主要的还是人民的褒奖:为他流传开去,留存下来。

说来苏轼在政治上原是守旧的、落后的,他是新法的反对者。北宋主要的党争,是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之争,其本质上是新兴地主即中小地主与旧地主即大地主之争,是这个阶级内部的政治路线之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的施政方针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性的,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却始终坚持反对的政见。苏轼基本上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因此他迭次被贬、遭放。也正由于这样,他才有机会接近人民,了解人民,同情人民,或者说,先是怜悯人民。从接近到怜悯,更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苏轼从禅学中得来的思想感情,这一点,他是老而愈笃的。他肯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做了一些有利的事。这些话,这些事,在人民看来,并不觉得他说了好多,做了好多,但只要他有一点,伟大的人民,是不会忘记那微小的好处的。

因此历来人民还爱把日常的服用沿名“东坡”的;舞台上有“东坡”的戏;书家写“苏字”;歌手唱“苏词”……因此人民有所爱于苏诗。

这本书里所选的,首先是吸收了人民的“选本”——即今日尚传诵于人民口头的,那比任何选本还可靠,那是经过历史考验,既有政治评价又有艺术评价的。可惜的是,这类的作品不太多,我只是依照这个图样去全集中求索。找错了,那是由于我的水平不够,不能怪苏轼。同时,按照一般读者的食量和消化力,编选时对什么多了、什么少了,哪篇深些、哪篇浅些,不得不有所抉择、有所配搭。至于抉择不当或配搭不匀,那也还是由于我的水平。

注释,基本上是依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初编”的一套办法和一些实例。好在这工作前人做了许多,“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注苏诗的家数自宋至清,想亦不少。我是取用较晚出的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但也未能尽从。人各有见,初亦不必强同。详略之间,各有对象,也不可能沿袭。其他专注、专批各本,如查注(清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纪批(清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王编注(清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翁补(清翁方纲《苏诗补注》)、沈补(清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亦或多或少地参酌采用,他们有突出的、独到的意见,我并在本书的注文里特别揭出。我觉得这些注、批、补正,往往是后来居上,它们似乎还好过宋人的注本,如王注(宋王十朋《东坡先生诗集注》)和施注(宋施元之《施注苏诗》),这也许是我的偏见。至于取于经籍,采于史册,以及来自诗话、笔记、方志、谱录……者,不一一在这里开书单,也不另列引用目;编年和校勘,那更不敢掠前人之美,虽有去从,亦不必向读者饶舌。读者最重要的是——

直接接触作品!

好在读者已经打开苏轼诗卷,从八百九十八年前的冬天,诗人苏轼在开船的阗阗鼓声中所写的诗起,接触许多了,我对于苏诗说错了的地方,将由苏诗作品本身来修正。

在接触作品的同时,希望读者指正这书选、注、编年和校字上的错误,以便改订。

陈迩冬

1957年10月于北京李广桥畔

  1. 苏轼《水调歌头》词句。这里借用。
  2. 苏轼《上荆州王兵部书》中的自述。
  3. 同上,自述“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
  4. “古淡”是前人对梅尧臣诗的风格的评语。
  5. “老辣”是我对黄庭坚诗的风格的体会。
  6. 王半塘说苏轼的词“清雄”,我以为恰可移用作苏诗风格最好的评语。半塘名鹏运,清末大词人,是词学的权威。
  7. 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中语,因此而得罪了唐玄宗。
  8. 李白《赠孟浩然》诗中语。
  9. 文同《送子瞻倅杭》诗中语。
  10. 见本书《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二首》诗及注文。
  11. 见本书《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诗及注文。
  12. 见本书《纵笔》。
  13. 见本书《聚星堂雪》。
  14. 黄庭坚赞苏轼的诗,说“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而自谓“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见《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以韵语道之》。
  15. 龚自珍《咏陶潜》:“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
  16. 见韩诗《答柳柳州食虾蟆》。
  17. 分见柳诗《柳州峒氓》、《登柳州城楼》。
  18. 后来去掉蔡京,补以蔡襄。“四大家”由“苏、黄、米、蔡”改排列为“蔡、苏、黄、米”,因蔡襄为三家的前辈。
  19. 如“东坡巾”、“东坡肉”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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