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
在后现代的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年轻的寡妇了。但在中国古代，年轻寡妇一直是文学的主题。有趣的是，文学中的寡妇形象大多是男性文人创造的。因此，一提到寡妇，我们会立刻想到几篇著名的代言体《寡妇赋》。例如，在曹丕《寡妇赋》中，我们读到“惟生民兮艰危，于孤寡兮常悲”的哀叹；在潘岳的《寡妇赋》中，我们感受到“气愤薄而乘胸兮，涕交横而流枕”的凄凉。其余像王粲、丁廙，以及后来唐宋文人所写的寡妇诗都是感人至深的作品。这些古代文人之所以喜欢撰写这种代言体的诗歌，主要因为他们深深同情寡妇孤苦无依的处境，但有时也借此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
但在明清以后——除了何景明的《寡妇赋》以外——我们很少看到男性文人所写的代言体寡妇诗。这是因为明清时代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妇女诗人，而寡妇在女诗人中所占的比例很大。明清女诗人不仅打破了男性诗人对诗坛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男人在抒写女性心理及生活方面的垄断。就寡妇诗人而言，她们的作品重在自我抒情，她们常常毫无保留地发挥并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一种十分真切而可信之感，故与男性文人所写的“为文造情”寡妇诗有基本的不同。无论在题材的多样化和表现手法的创新方面，明清寡妇诗人都为中国文学传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文主旨就是试图从“女性声音”的角度来概括出明清寡妇诗人作品的若干特征，从而阐释文学传统与女性个人风格的相互关系。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明清两代，妇女诗歌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就收录明清女作者多达三千九百一十五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诗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庞大的女诗人创作群中，有不少人是属于才女命薄的那一类：她们或是早夭，或者所适非人，或是早寡。以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八为例，该卷共收一百六十五人，而其中遭遇各种不幸者竟有七十三人，占该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四。总之，悲剧性命运似乎特意降临在这批才女的身上，或者我们可以说，她们之所以成为才女也许与她们的悲剧性遭遇有很大的关系。自古以来中西文人都相信“诗穷而后工”，以为一个诗人在处处碰壁的痛苦处境中最能创造杰出的作品，所以杜甫说，庾信在晚年山穷水尽之时才有“诗赋动江关”的伟大成就；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也说：
苦难出诗人，
也许只有缺憾和挫折，
才可以造就出
一个杰出的诗人。
在明清的薄命才女中，寡妇诗人是最痛苦、孤独的一群，所以她们的文学成就也最大。她们大多在年轻时就遭遇到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孤寡困境。对于一个传统的女人来说，失去丈夫就失去依靠与认同，总是不免有一种无家感。加上在明清的理学影响之下，社会的伦理原则一般都鼓励妇女守节。特别是有钱或有身份人家的女子一旦丧夫，大多选择守寡这条艰难的路。然而不论是留在夫家或是归住母家，寡妇总是一个多余的人。著名才子方以智的姑母方维仪在这一方面尤有深刻的体会：她十七岁出嫁，不久即丧夫，自己选择回娘家寡居，与她那“十六而寡”的妹妹方维则一同在家中度过漫长的孀居生活。从她们的诗作中，我们发现姊妹两人自始至终有着无家可归的失落感。除了自叹薄命以外（“薄命何须更问天”），方维仪很诚实地道出寄父母篱下的苦闷：
长年依父母，中怀多感伤。
奄忽发将变，空房独彷徨。
此生何蹇劣，事事安可详。
……（《伤怀》）
与古代“十七而寡”的卓文君相比，方氏姊妹确有截然不同的遭遇：同样是年轻新寡，卓文君得以改嫁才子司马相如，而其私奔之风流行却未受到后人的批评。事实上，后世文士，每当描写文君性格，颇多溢美之词。倘若文君生于明清时代，她必定难逃终生守寡的命运。以方氏姊妹为例，两人皆度过将近七十年的寡妇生活，也都体验到孤独的苦闷。但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孀居生活中，吟诗填词便成为她们的真正寄托与生命归宿。文学创作成为她们的救赎。
在方维仪的身上，我们深深体会到才女薄命的事实。她的人生境遇确实坎坷：她丈夫死后不久，女儿就相继夭亡，因而失却了唯一的感情寄托。她在《未亡人微生述》中写道：“万物有托，余独无依，哀郁交集，涕泗沾帷，自今以往，槁容日益朽，气力日益微。”在她的《死别离》一诗中，她又以更加悲苦交集的语言道出了内心的孤独与哀伤：
昔闻生别离，不言死别离。
无论生与死，我独身当之。
北风吹枯桑，日夜为我悲。
上视沧浪天，下无黄口儿。
人生不如死，父母泣相持。
黄鸟各东西，秋草亦参差。
予生何所为，死亦何所辞？
白日有如此，我心徒自知。
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诗相比，这首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境。而其关键处乃在于生别与死别的基本不同：在《古诗》中，那位“衣带日已缓”的思妇虽然因为长时间“游子不顾返”而感到焦虑，但她至少从未放弃过希望，因为只要男人还在世，总有可能再见到他。（套用现代学者康正果的话来说：“他既使她失望，又以他的遥远而使她不断希望。因为除了把他等回来，她别无选择，她绝对不能绝望。”）相对而言，方维仪的《死别离》描写的正是一种完全绝望的心境：从一开始，作者就让我们从中体验到死亡所带给人的绝望，这不只是诗中寡妇的处境，也是一切寡妇，乃至于所有失去所爱者的处境。“无论生与死，我独身当之”完全说中了绝望者独自承受痛苦的悲剧感：在尝尽生离与死别的双重灾难后，诗人发现自己格外孤苦伶仃。在这个薄情的世界中，只有北风“日夜为我悲”，于是诗人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父母却不允许她去死。最后诗人在求死不得之后只有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予生何所为，死亦何所辞？白日有如此，我心徒自知。”在痛苦无处倾诉的境况中，大概也只有指着天上的白日发誓，把感情深埋心底了。这种“我心徒自知”的悲观心态确与《古诗》中思妇“努力加餐饭”的自慰心理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生离与死别之间，我们看见了两种十分不同的人生态度，也感受到思妇与寡妇极其不同的文学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