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

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

在后现代的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年轻的寡妇了。但在中国古代,年轻寡妇一直是文学的主题。有趣的是,文学中的寡妇形象大多是男性文人创造的。因此,一提到寡妇,我们会立刻想到几篇著名的代言体《寡妇赋》。例如,在曹丕《寡妇赋》中,我们读到“惟生民兮艰危,于孤寡兮常悲”的哀叹;在潘岳的《寡妇赋》中,我们感受到“气愤薄而乘胸兮,涕交横而流枕”的凄凉。其余像王粲、丁廙,以及后来唐宋文人所写的寡妇诗都是感人至深的作品。这些古代文人之所以喜欢撰写这种代言体的诗歌,主要因为他们深深同情寡妇孤苦无依的处境,但有时也借此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

但在明清以后——除了何景明的《寡妇赋》以外——我们很少看到男性文人所写的代言体寡妇诗。这是因为明清时代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妇女诗人,而寡妇在女诗人中所占的比例很大。明清女诗人不仅打破了男性诗人对诗坛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男人在抒写女性心理及生活方面的垄断。就寡妇诗人而言,她们的作品重在自我抒情,她们常常毫无保留地发挥并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一种十分真切而可信之感,故与男性文人所写的“为文造情”寡妇诗有基本的不同。无论在题材的多样化和表现手法的创新方面,明清寡妇诗人都为中国文学传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文主旨就是试图从“女性声音”的角度来概括出明清寡妇诗人作品的若干特征,从而阐释文学传统与女性个人风格的相互关系。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明清两代,妇女诗歌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就收录明清女作者多达三千九百一十五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诗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庞大的女诗人创作群中,有不少人是属于才女命薄的那一类:她们或是早夭,或者所适非人,或是早寡。以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八为例,该卷共收一百六十五人,而其中遭遇各种不幸者竟有七十三人,占该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四。总之,悲剧性命运似乎特意降临在这批才女的身上,或者我们可以说,她们之所以成为才女也许与她们的悲剧性遭遇有很大的关系。自古以来中西文人都相信“诗穷而后工”,以为一个诗人在处处碰壁的痛苦处境中最能创造杰出的作品,所以杜甫说,庾信在晚年山穷水尽之时才有“诗赋动江关”的伟大成就;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也说:

苦难出诗人,

也许只有缺憾和挫折,

才可以造就出

一个杰出的诗人。

在明清的薄命才女中,寡妇诗人是最痛苦、孤独的一群,所以她们的文学成就也最大。她们大多在年轻时就遭遇到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孤寡困境。对于一个传统的女人来说,失去丈夫就失去依靠与认同,总是不免有一种无家感。加上在明清的理学影响之下,社会的伦理原则一般都鼓励妇女守节。特别是有钱或有身份人家的女子一旦丧夫,大多选择守寡这条艰难的路。然而不论是留在夫家或是归住母家,寡妇总是一个多余的人。著名才子方以智的姑母方维仪在这一方面尤有深刻的体会:她十七岁出嫁,不久即丧夫,自己选择回娘家寡居,与她那“十六而寡”的妹妹方维则一同在家中度过漫长的孀居生活。从她们的诗作中,我们发现姊妹两人自始至终有着无家可归的失落感。除了自叹薄命以外(“薄命何须更问天”),方维仪很诚实地道出寄父母篱下的苦闷:

长年依父母,中怀多感伤。

奄忽发将变,空房独彷徨。

此生何蹇劣,事事安可详。

……(《伤怀》)

与古代“十七而寡”的卓文君相比,方氏姊妹确有截然不同的遭遇:同样是年轻新寡,卓文君得以改嫁才子司马相如,而其私奔之风流行却未受到后人的批评。事实上,后世文士,每当描写文君性格,颇多溢美之词。倘若文君生于明清时代,她必定难逃终生守寡的命运。以方氏姊妹为例,两人皆度过将近七十年的寡妇生活,也都体验到孤独的苦闷。但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孀居生活中,吟诗填词便成为她们的真正寄托与生命归宿。文学创作成为她们的救赎。

在方维仪的身上,我们深深体会到才女薄命的事实。她的人生境遇确实坎坷:她丈夫死后不久,女儿就相继夭亡,因而失却了唯一的感情寄托。她在《未亡人微生述》中写道:“万物有托,余独无依,哀郁交集,涕泗沾帷,自今以往,槁容日益朽,气力日益微。”在她的《死别离》一诗中,她又以更加悲苦交集的语言道出了内心的孤独与哀伤:

昔闻生别离,不言死别离。

无论生与死,我独身当之。

北风吹枯桑,日夜为我悲。

上视沧浪天,下无黄口儿。

人生不如死,父母泣相持。

黄鸟各东西,秋草亦参差。

予生何所为,死亦何所辞?

白日有如此,我心徒自知。

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诗相比,这首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境。而其关键处乃在于生别与死别的基本不同:在《古诗》中,那位“衣带日已缓”的思妇虽然因为长时间“游子不顾返”而感到焦虑,但她至少从未放弃过希望,因为只要男人还在世,总有可能再见到他。(套用现代学者康正果的话来说:“他既使她失望,又以他的遥远而使她不断希望。因为除了把他等回来,她别无选择,她绝对不能绝望。”)相对而言,方维仪的《死别离》描写的正是一种完全绝望的心境:从一开始,作者就让我们从中体验到死亡所带给人的绝望,这不只是诗中寡妇的处境,也是一切寡妇,乃至于所有失去所爱者的处境。“无论生与死,我独身当之”完全说中了绝望者独自承受痛苦的悲剧感:在尝尽生离与死别的双重灾难后,诗人发现自己格外孤苦伶仃。在这个薄情的世界中,只有北风“日夜为我悲”,于是诗人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父母却不允许她去死。最后诗人在求死不得之后只有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予生何所为,死亦何所辞?白日有如此,我心徒自知。”在痛苦无处倾诉的境况中,大概也只有指着天上的白日发誓,把感情深埋心底了。这种“我心徒自知”的悲观心态确与《古诗》中思妇“努力加餐饭”的自慰心理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生离与死别之间,我们看见了两种十分不同的人生态度,也感受到思妇与寡妇极其不同的文学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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