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霍拉斯·圣-俄班公司小说工厂
过了几天，也许拖了几个礼拜之久，巴尔扎克还不愿正视这一事实，他的《克伦威尔》是一次失败。他和他那善良感人的朋友达布林商量，是不是把他的这出悲剧送到法兰西喜剧院去给人家看看。老实的铁器商人和剧院没有什么联系，便辗转央告演员拉丰的一个熟人，是否能关照一下这个剧本。此人建议，巴尔扎克得去造访一次拉丰，多说些奉承话，取悦这个演员，说不定拉丰会向其他的同行展示这部《克伦威尔》剧作。可是突然间巴尔扎克自知之明增强，改变主意。干吗多此一举、低声下气？干吗把这张打烂了的旧牌纠缠不清地打出去？谁若感到自己有力，也能忍受沉重的一击。《克伦威尔》完了就完了，他宁可写点更好的作品。巴尔扎克请求达布林，不要再做任何努力。他毅然决然地把《克伦威尔》的手稿扔进一只抽屉。他这辈子没有对他青年时代犯的这第一个错误再看上一眼。
现在赶快得重整旗鼓，开始工作！这次沉重的惨败多少煞了一煞他趾高气扬的傲气。一年前，当他脑袋发热写作《克伦威尔》时，他还做着春秋大梦。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希望一举成名，名声、荣誉和自由全都赢得。现在对于这位身遭挫败的戏剧家而言，写作和创作其实只有一个实际意义：不要被迫回家，依赖父母生活。创造杰作，博得永垂不朽，那是以后的事情；首先得通过写作挣钱，不惜一切代价挣钱，免得每个苏都得跟爸爸妈妈和外婆当作施舍似的，算来算去。这个不可救药的幻想家第一次被迫像现实主义者那样思考问题。巴尔扎克决定写点可以迅速成功的作品。
当时什么东西能迅速获得成功呢？这个阅世不深的小伙子四下顾盼，认识到：长篇小说。早年的感伤主义的浪潮——让·雅克·卢梭的《新爱洛依斯》，歌德[1]的《维特》——在欧洲消退之后，从英国涌来一股新的波浪。拿破仑时代像每一个战争时代一样，有足够的（甚至是过多的）紧张成分被带进日常生活。市民们不再感到有需要通过杜撰的个别人的命运使自己心情激动。《箴言报》[2]代替诗人写作。可是等波旁王朝复辟，维也纳和约签订，通过外人的冒险致使心灵震颤，神经刺激，感情交替地惊怵不已或者多愁善感，这方面的需要新近又开始抬头。公众渴望阅读长篇小说，令人感情激荡、大悲大喜、罗曼蒂克、富有异国情调的长篇小说，新近建立的阅览室和外借图书馆已无法满足这种群众性的饥渴。有些作家善于在自己的女巫厨房里不加考虑地把毒药和眼泪，贞静有德的处女和海盗，鲜血和熏香，流氓行径和侠义心肠，女巫和行吟诗人烩成一个浪漫情调的历史故事的大丸子，然后再浇上一勺冰冷的鬼怪和惊怵的浇头。对于这种作者而言，奇妙的时代现在可是来临了。譬如英国的安娜·拉特克利夫小姐[3]，她那制造惊恐和鬼怪故事的工厂，像磨坊的轮子嘎啦嘎啦响个不停。几个脑子灵活的法国人善于偷窥那位勤奋能干的女士，把她机器运作的绝技全都学到手里，创作了他们的“黑色长篇小说”，也同样挣了大钱。可是在更高程度上，披上历史服装，特别是中世纪服装的小说现在也极为流行：瓦尔特·司各特[4]的骑士们手执古色古香的宝剑，身披闪闪发光的铠甲，比拿破仑用他的火炮夺得更多的疆土和更多的人；拜伦笔下带有忧郁气质的帕夏[5]和海盗，现在和以往里沃利和奥斯特利茨[6]的战报一样使人脉搏加快，血脉贲张。
巴尔扎克决定借助这股浪漫主义的时代之风扬帆出航，写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他并不是在法国唯一为拜伦和瓦尔特·司各特的成功所吸引的人：不久，维克多·雨果也写出《布克-雅戛尔》《罕岛风云》《巴黎圣母院》，维尼[7]写出《三月五日》，在同样的领域，试一试他们大师的手笔，但是由于写诗出身，用字遣词雕琢讲究，布局结构分外精致。巴尔扎克则相反，是作为一个底气不足的模仿者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法尔吐尔纳》。他借用了安娜·拉特克利夫粗制滥造的长篇小说里的历史背景，公式化的那不勒斯的布景，把低级趣味小说中必须出现的人物全都搬上舞台。首先是那个不可或缺的女巫，“索马里斯的女巫”，诺曼人和统帅们，戴上脚镣手铐的高贵囚徒，多情善感的侍童；写作的提纲预告有战役、围城、地牢和最为意想不到的爱情的英雄业绩——，总之，内容异常丰富，远非这位年轻的作者所能驾驭。还有另外一部长篇小说《斯苔妮或哲学的迷误》，依然沿用卢梭的书信体，里面以模糊不清的轮廓暗示了路易·朗贝尔心爱的题目《意志论》。这部小说最后是个断片（其初稿的一部分后来修修补补地安置在另一部长篇小说里）。巴尔扎克遭受到了他的第二次失败。他试图写作悲剧遭到失败，写作长篇小说也没成功。一年，一年半随之消逝；那无情的命运女神守候在家里，要彻底剪断纤细的给他自由的生命之线。1820年11月15日，他母亲退掉了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他的住所。1821年1月1日起生效，写作生涯就此结束！回到市民生活中去，选择一个稳稳当当的职业，终于停止花费父母亲的钱，开始自己挣钱！
自己挣钱，“独立自主”，争取自由，独立生活——巴尔扎克囚禁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牢房的岁月里，不为别的，不就是为了争取这一切而艰苦卓绝地进行战斗的吗？他省了又省，忍饥挨饿，写伤了指头，玩命苦干。可是徒劳！倘若在最后时刻没有奇迹来拯救他，他就只好回去操一门市民的职业。
总是在这种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极端绝望的时刻，童话中会有一个诱惑者走近那求助无门者，来收买他的灵魂。在巴尔扎克这件事上，诱惑者看上去绝不像魔鬼那样面目狰狞。他的模样是个很有魅力的、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身穿一条做工考究的长裤，配上干干净净的内衣，显然并不想收买巴尔扎克的灵魂，只想收买他那只写字的手。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巴尔扎克认识了这个几乎和他同年的年轻人——也许在一个出版商那里，巴尔扎克曾向他兜售自己的长篇小说，也许在图书馆里或者在一家饭店里，巴尔扎克和他见过面；此人除了漂亮的外表之外还有一个高贵的姓氏：奥古斯特·勒·波阿德万·德·莱格赖维耶。他是一个演员的儿子，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某种八面玲珑的本领。他缺乏文艺天才，便以熟谙人情世故来加以补偿。所以这个毫无才气的年轻人居然成功地找到一个出版商，此人甚至肯为他胡弄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两个赫克托或者布列托尼的两个家族》支付八百法郎现金。二月份，这本书就将以奥古斯特·德·维耶格莱的笔名分两卷在书商胡贝尔的王家宫殿出版社出版。也许巴尔扎克向这个新结识的朋友诉苦，讲述他自己的作品遭到的厄运，波阿德万向巴尔扎克进行解释，他遭此厄运的真正原因乃是他的文学野心过大的缘故。诱惑者警示他，干吗写小说要凭什么艺术良心？干吗写小说写得那么认真？小说可是轻而易举就能写成的啊。选择一个题材，或者干脆偷个题材过来，随便什么历史故事都行，正好是出版商现在热切渴求的故事，瞎七搭八地涂上几百页，最好两个人合作。波阿德万手头就有一个出版商。倘若巴尔扎克有兴趣，他俩下一部长篇小说就联手写作。或者这样更好：我们一起把这愚蠢的情节拼凑起来，你就一个人去写那玩意儿。你是快手，写起来更加麻利，更加快捷。我就负责编排。就这样一言为定：我们合伙办厂，一家一半。
瓦尔特·司各特
拜伦
这项建议，令人感到屈辱。限定时间，完成通俗的长篇小说，根据事先仔细按照页数确定的篇幅，信笔写去，外加是和一个毫无顾忌、毫无雄心壮志的伙伴合作——这位“新索福克勒斯”昨天的幻梦还是多么不同啊！滥用他自己的天才，也许浪费了自己的天才，只是为了挣几百个法郎而卖命！一年前他不是还想使巴尔扎克这个姓名永垂不朽，超越拉辛，不是还想传播一种新的理论，谈论人类的意志具有无上的威力吗？这个诱惑者向巴尔扎克索取的代价是他最深层的灵魂，艺术家的良心。可是巴尔扎克别无选择。住房已经退掉。倘若他没挣钱，或者没挣到钱，回到家里，他的父母亲不会第二次再把自由恩赐给他。宁可为自己操劳忙碌，也不为别人整天忙碌。于是他签约了。下一部长篇小说《查理·波盎代尔或者我左手边的表弟》，勒·波阿德万·德·莱格赖维耶已经动手写作这部小说（也许已经写出初稿），巴尔扎克的任务便是充当一个悄不作声的合作者（或者是主要的工作者），还不得署名。这家正在创办中的小说工厂以后的产品，他们打算以公司的名义共同署名：阿·德·维埃勒尔格莱（莱格赖维耶一字的字母颠倒过来）和罗纳爵士（奥诺雷一字的字母颠倒过来）。
这样就和魔鬼签订了协定。在沙米索[8]著名的中篇小说里，彼得·施莱米尔卖给地狱之王的是他自己的影子，巴尔扎克出卖的是他的艺术，他的文学上的雄心壮志，他的姓名。为了自由的缘故，他去当“黑人”，去当给别人悄悄干活的“枪手”，从而陷身奴役之中。在苦役船阴暗的船舱里，他的天才和他的姓名将一连几年无人看见，无人知晓。
这项出卖灵魂的交易结束之后，巴尔扎克才回到维勒帕黎西他父母亲的家里去，只是作为一次度假。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的住所，他不得不放弃；现在他就搬进妹妹洛尔婚前住的那间房间，妹妹出嫁，房间空了出来。巴尔扎克下定决心，玩命工作，自己挣钱另买一套小寓所。在他妹妹当年做着浪漫的幻梦，梦想她的哥哥有朝一日获得成功和名誉的小房间里，巴尔扎克把他的小说工厂安置下来。写完的稿纸一张张摞了起来，他夜以继日地坐在那里写作。由于勒·波阿德万·德·莱格赖维耶大做宣传，订单不断寄来；这套机制分工良好——巴尔扎克写作小说，波阿德万进行推销。
父母亲怀着市民满足的心情观看着巴尔扎克的这一转变。自从他们看见开头几个合同——第一部拙劣的作品就进账八百法郎，接着迅速上升，公司进账达到两千法郎——，就觉得奥诺雷干的活不那么荒唐了。也许这个废物还是能够自力更生，不至于永远靠他们吃饭。父亲高兴的主要是他儿子似乎已经放弃了当大作家的念头，由于选用各式各样的笔名，不至于败坏他们巴尔扎克这个良好的市民姓氏的名声。这位脾气温和的老爷子觉察到，“他往他酒里掺水，还有时间，因此我希望，他能有点出息。”巴尔扎克母亲则相反，她有一种坏的秉性，总是忧心忡忡地把她儿子看得一钱不值。她把开设在她家里的小说工厂看成家族事务，她和她妹妹扮演评论员和帮手的角色。她不是最后一个抱怨他“文体缺陷”的人，但却是第一个说“拉伯雷[9]把他给毁了”的人。她逼着儿子“认真仔细地修改手稿”。可以感到，成年的儿子对于家里老是这样处处监护实在不胜其烦。母亲免不了要对浪子哭腔哭调地表示担忧，哪怕儿子并不爱听。不久母亲讲道：“奥诺雷对自己、对自己的知识觉得了不起，定会得罪每一个人。”这个强劲有力的人觉得空间实在过于狭小，家里小屋的空气实在无法忍受。巴尔扎克唯一的愿望便是：给自己在巴黎弄一间房，终于赢得渴望多年的独立自主。
出于这种争取自由的渴求，巴尔扎克像一个苦役船上的囚犯一样工作；每天写作二十页、三十页、四十页，一天写一章是他自己规定的平均工作量。但是他挣钱越多，就越希望多挣。他写作就像一个囚徒，上气不接下气地狂奔，就为了逃离这座他深恶痛绝的家庭监牢。最后他写作起来像着了魔似的漫无节制，连他母亲都大吃一惊。“奥诺雷写作起来，活像一个狂人。他要是照这样生活，再过上三个月，我看他定会得病不可。”可是巴尔扎克一旦写得来劲，就把他天性中的激情一股脑儿全都投入了小说工厂；每三天就写干一瓶墨水，写坏十支羽毛笔。在写作中，他把他的工作能量提高到那种激情不断迸发、人像着魔似的程度，以后所有的朋友伙伴都为之惊愕不止。1821年（也许已经帮着波阿德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两个赫克托》之后），他和波阿德万或者说不定是代替波阿德万完成了长篇小说《查理·波盎代尔》。此书以维埃勒尔格莱的笔名发表，尽管此书包括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斯苔妮》的不少段落。在新年以前，第二部长篇小说——如果把《两个赫克托》计算在内，则是第三部长篇小说完成：《比拉格的女继承人，取自唐·拉哥，本笃会修士的前修道院院长的手稿，已经发表的故事；由他两名侄儿M.A.德·维埃勒尔格莱和罗纳爵士出版》。这部四卷的粗制滥造的作品在1822年2月还没有印出，另外一部长达四卷的小说已接踵而至：《让·路易或失而复得的女儿》，同样由这位传奇的本笃会修道院院长的这两位体面的侄儿在公司里署名出版。可是巴尔扎克已经受够了这个公司，该公司的脑袋是他，手也是他，脑子和心脏全都是他一个人。巴尔扎克又快速地涂写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塔塔罗斯[10]或从流放地归来》，依然用A.德·维埃勒尔格莱的笔名（同样在1822年）发表，而合作者或者真正的作者罗纳爵士则不再被提及：可见合同已不复有效。从此巴尔扎克便作为罗纳公司（此前叫A.德·维埃勒尔格莱和罗纳爵士公司）唯一的主人发表作品。他下定决心，把这家公司办成法兰西第一公司。在收获了金钱之后最初的热烈欢呼声中，他向他妹妹鼓起腮帮子大吹法螺：
“亲爱的妹妹：
我现在像亨利四世的那匹还没浇铸成青铜像的马一样，我还希望在今年再挣两万法郎，作为我财富的基石。我得提供以下作品：《阿登高地的牧师》《学者》《香布蒂维尔家的莪黛特》和《罗纳家族》……另外还有一批剧本。
罗纳爵士不久将成为风云人物，最多产的作家，最讨人喜欢的社交明星，太太小姐们像爱自己眼珠一样地爱他。那时你的小老哥奥诺雷将乘坐华丽马车招摇过市，头颅高昂，目光高傲，兜里塞满钞票；他走近时周遭会响起谄媚的喃喃耳语，像迎接一名公众的偶像。人们将悄声细语：‘这就是苏尔维耶夫人的哥哥！’”
这些长篇小说在一点上就叫人看出：这位制造伪劣产品的工厂主就是未来的巴尔扎克，那就是生产速度快得难以描述。在和波阿德万一起或者为波阿德万写完了这十六卷或者二十卷小说之后，巴尔扎克在这一年，也就是1822年，还发表了三部各四卷的长篇小说，《吕西安的克洛蒂尔德或英俊的犹太人》《百岁老人或两位贝林赫尔德》和《阿登高地的牧师》。又是十六卷！显然他自己也感到发怵。公众怎么经受得起这么一阵机枪扫射，因为在处理最后提到的两部长篇小说时，巴尔扎克改换面具，不再自称为“罗纳爵士”，而是自称为“霍拉斯·德·圣-俄班”。这新商标的价码比先前那家公司的要高：过去稿酬八百法郎，还得和他的合作者平分。罗纳-圣-俄班爵士把价码提升到每部长篇小说两千法郎，印一千五百册。每年五部、十部长篇小说——对于这样手脚麻利、毫无顾忌的粗制滥造者而言犹如儿戏——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个幻梦显然是实现了：再过几年，他将拥有万贯家私，从此永远独立无羁。
巴尔扎克在充当捉刀人干苦活的这几年，用各种笔名写作并发表的见不得人的作品究竟都是些什么，连专门研究他那些声名狼藉的长篇小说的行家们也说不完整。他以罗纳爵士和霍拉斯·圣-俄班的笔名发表的长篇小说只是他阴暗的、绝不光彩的活动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他无疑也插手他昔日的伙伴波阿德万的那本糟糕的劣质产品《米歇尔和克里斯蒂纳及续篇》，全部或者局部写作了《黑白混血儿》一书，此书发表时用的是俄罗雷·克洛多这一笔名。在二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没有什么文学类别，没有什么订单，没有什么社会，他会觉得过于低俗卑下；他这个快手，这支快笔，什么都写，价格低廉，无名无姓。就像那些在文盲遍地的时代，在巴黎郊区坐在马路边上公开代客写信者，路人只消给他们几个苏，他们就帮你写信，给使女写情书啦，写状纸啦，写申请书啦，写告密信啦。他那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以一种玩世不恭、令人惊恐的肆无忌惮的态度，为令人怀疑的政客们、行事暧昧的出版商们、手脚麻利的代理商们写书，写小册子，写传单，提供数量不等、文体不一、价位不同的手工产品。他奉命写了一篇保皇党的传单《长子继承权》，剽窃拼凑了一本《不带派性的耶稣会修士史》；一出热闹的剧本《黑人》，就像那本《巴黎招牌小词典》，也是这样不假思索地写成的。1824年，根据经济景气的情况，匿名社会把长篇小说的写作行业，转到所谓的“守则”和“生理学”上，一个名叫霍拉斯·赖松的文学掮客把这些东西称为时尚读物。工厂逐月印出不同的“守则”，小市民觉得真是逗乐得要命。《正派的法律或者不受骗子欺诈的艺术》《打领带的艺术》，一部《婚姻守则》，此书后来发展成《婚姻的生理学》，一本《出门经商者的守则》，此书后来对他写作不朽的《戈迪萨尔》将很有用处；一部《不须支付一个苏而能还清债务的艺术》，这是他日后经商的艺术，可惜他自己一辈子也未能掌握这门艺术。所有这些“守则”，其中也包括一部《礼仪手册全书》，均是霍拉斯·赖松确定下来并成功推销的，获利极丰，其中有几部售出了一万二千册不止。可以证明，这些烂书全部或大部分出于巴尔扎克的手笔；此外，他究竟还写了多少小册子、报刊文章，甚至还有广告传单，已经无法查清，因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暗中给他订单的人，都没有兴趣公开承认这些在通俗小说的卧榻上生产出来的杂种的合法性。无可争辩的只是，巴尔扎克在他那些耻辱的年代涂抹而成的几十万行文字，和文学或者艺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人们简直羞于查明，哪些确是他的手笔，哪些被人说成他的手笔。
卖淫——，这种胡拼乱凑、信笔涂抹的行径没有别的说法，只能叫作卖淫行为，甚至该说是可怜见的卖淫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没有爱情，只是渴望迅速来钱。起先也许只是急于获得自由，可是一旦沉沦，习惯于这种轻易赚钱的方式，巴尔扎克就越来越不顾自己的尊严，陷得越来越深；用长篇小说挣来了大把银元之后，他也听人摆布，挣些小钱，在通俗文学妓院的各个角落都听人差遣，是个听话的妓女，同时为两个或者三个文学皮条客拉客。即使在他通过《舒昂党人》和《驴皮记》已经成为法国文坛的一个巨头的时候，他依然——就像一个已婚妇女，悄悄地溜进一家“钟点旅馆”，去挣那么一点脂粉钱——继续造访这些后院的楼梯，为了几百法郎，使得大名鼎鼎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又变成某一个隐身地下的舞文弄墨者的文学上的同床兄弟。匿名的大衣之下，他干出了这些可疑的买卖。今天，这件大衣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大家于是知道：巴尔扎克在那些耻辱的年代，任何文学上的肮脏行径全都有份；他用自己的残简断篇来修补别人的长篇小说，他又从别人的作品里窃取情节和场景用于自己的伪劣作品。各种剪裁缝补的活儿他都一股脑儿地接收过来，他把别人的作品熨得平平整整，加以扩充，加以翻新，加以染色，使之符合现代口味。巴尔扎克什么东西都提供，哲学、政治、闲聊，总是适应订购者的需要，他是个手脚灵活、肆无忌惮的工人，吹声口哨，他就颠颠地跑来，态度谦卑、动作麻利地不断转向，反正什么流行就写什么。想想巴尔扎克在那些黑暗的岁月中是和什么样的人为伍，和哪些下贱的孬种为伍，比如躲在角落的出版商和低俗小说的批发者，真是令人震撼不已。巴尔扎克，他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结果，什么也不是，只是被最下流、最低贱的流氓恶棍收买、租赁的帮手。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缺乏自尊自爱：对于自己内在的使命浑然不知，真使人难以理解。
即使对于巴尔扎克这样一个天才，在这样污浊阴森的泥沼里得以自拔毫发无伤，也是文坛上不能重现的一个奇迹，几乎像是闵希豪森[11]的一则童话，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沼泽中拔了出来。在经历了这样可悲的冒险经历之后，自然身上还是沾了一点污泥，还有那些文学妓院的套间里散发出来的某种甜丝丝的脂粉香水的味道，他可是那儿的常客。Sempre aliquid haeret[12]，一个艺术家，这样深陷于文学的阴沟之中，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年复一年地把他的天才和粗陋的马车拴在一起，不可能不受到损伤。巴尔扎克从此永远也不可能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完全排除掉后院楼梯小说毫无顾忌、脱离现实、极度多愁善感的特点，尤其是他在开写作工厂的年代养成的肤浅、随便、草率的习惯，对于他的文风起到灾难性的作用。因为语言对于每一个对它漫不经心的艺术家，哪怕这位艺术家只是偶尔对它漫不经心，只是把它像个妓女似地使用了一次，并没有事先怀着虔诚的耐心对它百般追求，都要妒意十足、坚决彻底地报复不可。巴尔扎克，成熟期的巴尔扎克，他的责任感甦醒得太晚，他拼命地对自己的手稿、校样、修改稿重新进行加工，翻耕十遍，二十遍，可是杂草再也清除不尽，它长得过于茂盛，在那无忧无虑的年代已经过于放肆地扎下深根。倘若巴尔扎克的文体，巴尔扎克的语言一辈子不可救药地不甚纯净，那只是因为他在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年代，他对自己不干净的缘故。
作品这样变质，他否定了他真正的自我。这点，这个年轻人再懵懂，自己也感觉到了。巴尔扎克没有在这些粗劣之作上署以自己的姓名，日后他也放肆地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它们的作者，不过，不大成功。他青年时代唯一的心腹是妹妹洛尔，妹妹信心十足地陪伴着哥哥实行最初的雄心壮志。即便是这个妹妹，巴尔扎克也拒绝把他工厂时期的第一部作品《比拉格的女继承人》给她阅读。“因为此书纯粹是文学上拆烂污的东西。”
《让·路易》一书，巴尔扎克只给了他妹妹一本，并且附加条件：“千万不可借给任何人，甚至看也不要让别人看见，也不要大声称赞。这样此书在拜累不至于到处流传，损害我的生意。”
就“生意”这一个词，终于让人看到，巴尔扎克当年对他写书这事，看得多么实在，毫无幻想。合同把他拴住，他得提供这么这么多印刷页，提供得越快越好。只有数量在付款时是主要的；回过头来，只有付款对他来说是主要的。巴尔扎克在焦躁之中，根本不在乎快速着手写一本大部头的书，对长篇小说中结构的艺术性问题，对文体、风格统一、原创性问题也同样满不在乎，以致他向妹妹提出了一个玩世不恭的建议：妹妹想必不会忙得要死，就让她根据一张随便拟定的内容提纲，把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阿登高地的牧师》的第二卷写出来。与此同时，他将把第一卷粗枝大叶地匆匆写完——刚刚成为工厂主，他就在物色廉价的工作机器。自己还在为别人捉刀，“当黑人”！他已经在为自己寻觅一个这样的“黑人”——这就是说，一个并不露面的合作者。但是在进行这种牲畜一样的工作的时候，还有难得的片刻清醒：良心突然警醒，它还没有完全泯灭。
“唉，我的亲爱的洛尔，”他呻吟道，“我祝福每天都得到幸福，让我得到了这个自由的职业。我也坚信，我会从中获得金钱。可是现在，我以为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了，我却深自悔恨，不得不把我思想的精华浪费到这些荒谬绝伦的东西上。我脑子里看到面前有些东西，倘若我可以不必担心我的物质处境的话……那么我将创作一些规规矩矩的东西。”
巴尔扎克日后在他笔下的吕西安·吕邦普雷[13]身上描绘了他自己的沉沦，最后终于得到自我解救。他和吕西安·吕邦普雷一样感到灼人的羞愧，怀着麦克白[14]夫人一样的惊恐，凝视着自己肮脏不堪的双手：
“我试图通过猛烈挣扎，撰写长篇小说，来获得自我解放——可是我写了什么样的长篇小说啊！啊，洛尔，我的那些光辉灿烂的项目，多么可悲地全都崩溃了啊！”
巴尔扎克一边写，一边蔑视他写的东西，以及委托他写作的那些经纪人；他以这种超人的努力最后毕竟会达到某个伟大的目标——他自己的宏伟。只有这种朦胧不定的预感给了他力量，来忍受这可悲的徭役。他出卖自己来承担这一苦役；总是这样，对现实的幻想拯救了这个一切被催眠的人当中最真诚的一个。
就这样，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已经二十三岁。他只工作过，还没有生活过，也没有恋爱过。他还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尊敬他、帮助他、信任他的女人。在童年时代，巴尔扎克是学校的奴隶，家庭的奴隶。他出卖青春，为了挣得可怜见的菲薄工钱，只是为了挣得一笔赎金，摆脱这奴仆的身份。他干活是为了赎买自己，不必非干活不可。他苦干，是为了解救自己，不必非去干苦活不可。这个可恶的自相矛盾的状况从此将成为他生活的形式和公式，永远是这同一个痛苦的循环往复：写作，为了不必再写；挣钱，挣许多钱，越来越多的钱，为了不再被迫去想钱，自己和这世界隔绝，为了以后更有把握去征服世界，连同它所有的国家，它的女人，它的奢侈的生活，还有它皇冠上的珍宝，永生不死的荣誉；节俭，为了终于可以挥霍；工作，工作，白天黑夜地工作，没有休息、毫不快乐地工作，为的是最后过上真正的生活——，从此这就是巴尔扎克的狂野的梦，刺激他神经的梦，使他肌肉贲张、从事超人劳动的梦。在这些工作中还看不出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已可认识到他在生产中迸发出来的强大爆发力，它不断地、一刻不停地抛出烈火熊熊的岩浆，人啊，形象啊，命运啊，风景啊，梦幻啊，思想啊；犹如火山爆发，人们感到这流动的烈火并非表面上的发散，而是神秘的深处在宣泄，在解困。一股原始的力量受到阻碍，受到约束，由于自己的丰溢而窒息，渴望解放；人们感到，这个年轻人，如何在他工作的阴暗的坑道里疯狂地挣扎，为了挖到光明的地方，呼吸空气，呼吸强大而诱人的自由空气——，他如何不可遏制地要求，不要老是杜撰生活，而是让生活来发现自己。创造作品的力量已经赢得：现在只缺乏命运对此的仁慈。一道闪电掠过，在这寒冷的囚牢里，行将干瘪、行将腐朽的东西即将欣欣向荣。
“倘若有人向这冻僵的生命中掷入一道有魔力的电光该有多好！这生活的鲜花我还一朵都没有享受过……我饥肠辘辘，但是没有东西来平息我的渴求。这怎么办？我只有两种激情：爱情和荣誉，迄今为止两者没有一样得到实现。”
[1]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作家。歌德（1749—1832），德国伟大诗人。
[2] 《箴言报》为拿破仑的机关报，主要报导拿破仑的战功。
[3] 安娜·拉特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当时最为流行的惊怵小说的代表之一。
[4]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
[5] 阿里帕夏，约阿尼纳的统治者。英国诗人拜伦1809年拜访了阿里帕夏在约阿尼纳的宫廷，并在其诗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记录了所见所闻。
[6] 里沃利，1797年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军。奥斯特利茨，1805年拿破仑在此大败俄奥联军。
[7]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伯爵（1797—1863），法国诗人。
[8] 德国作家沙米索（1781—1838）的小说《出卖影子的人》中的主人公为彼得·施莱米尔。
[9]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3—1553），法国小说家。
[10] 塔塔罗斯，希腊神话里冥府中的深沟。
[11] 卡尔·弗里特里希·希罗尼姆斯·闵希豪森男爵（1720—1797），德国猎人、军官，收集过很多脍炙人口的冒险故事，汇成《吹牛大王奇遇记》一书。
[12] 拉丁文：总有什么东西留了下来。
[13] 吕西安·德·吕邦普雷为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幻灭》的主人公，是一位青年诗人。
[14] 莎士比亚剧本《麦克白》中的人物，因杀人而手上沾有血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