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
蔡翔
有关八十年代的文学论述，我们已所见多多，但相关史料的征集、挖掘、披露乃至据此对当时文学的重新分析，却鲜有人做。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缺憾之处。
比如说，论者大都忽略了文学杂志其时对文学和批评的介入与推动作用。这不仅包括杂志对稿件的取舍标准和有意编排，同时在八十年代，文学杂志极为活跃，一些重要的文学会议通常由这些杂志组织召开，而这些会议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文学运动乃至文学思潮，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整个的八十年代中，《上海文学》无疑占据着一个非常抢眼的重要位置，不仅因为这本杂志编发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发现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批评家，在刊物上组织了许多已被文学史证明非常重要的文学讨论，同时还组织召开了许多文学会议，这些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八十年代文学的进展。
我将就我的个人记忆所及，尽可能完整地描述《上海文学》1984年12月召开的“杭州会议”，而这次会议与而后兴起的“寻根文学”有着种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任何记者，事后亦没有消息见报，最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完整的会议记录，许多年后，似乎只有李庆西在自己的文章中略有提及，另外周介人先生曾根据自己当时的个人记录写过一篇短文[1]。十六年后，我再次回忆当时的种种细节，一些具体的日期，实在难以准确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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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83年的春天被调入《上海文学》杂志社从事理论编辑工作。当时在《上海文学》主持的是李子云老师，而周介人先生则负责整个理论组的工作。当时《上海文学》的理论版面非常活跃，经常组织重要的文学讨论，同时文学交流活动亦很多。
我记得是1984年的秋天，应该是十月，秋意已很明显。《上海文学》的编辑人员到浙江湖州参加一个笔会。在那次笔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李杭育。杭育那时还非常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很有浙江才子的模样。那时也正是李杭育风头正劲的时候，《最后一个渔佬儿》等“葛川江系列”作品正在陆续发表，而且极得好评。说起李杭育，又得谈到李杭育的哥哥李庆西，这也是八十年代的一个重要人物。庆西当时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不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评论家，同时也是个很优秀的编辑，后来由他策划和组织出版的“新人文论”对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作用极大。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在见到李杭育之前，我同庆西已经相识，是由吴亮介绍的，那一次庆西途经上海，和吴亮一起到我们杂志社。我清楚地记得李庆西当时穿了一件蓝的卡的中山装，行为举止仍不脱当年知青的习惯，见了非常亲切。那时我们对文学都非常痴迷，而且“书生意气”也都很重，寒暄几句，就迅速进入正题。我和庆西的烟瘾都很大，那一次聊得非常投机，烟也抽得极多。
言归正传，和李杭育见面由于彼此早已神交，且有这种种瓜葛，就少了许多客套，多了几分亲切，聊得也很热闹。湖州文联当时还组织我们外出参观，好像是到了陈英士的墓地。我和杭育一路聊得兴起，在西风中边抽烟边谈论当时的文学状况。杭育正在写作“葛川江系列”小说，有许多想法，且对韩少功、张承志、阿城等人极为赞赏。杭育当时就提出，能否由《上海文学》出面召开一次南北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的会议，交流一下各自的想法。周介人先生听了，极为赞同。当时，我和介人先生已接到杭州方面的邀请，将于十一月中旬到杭州参加浙江作家徐孝鱼的作品讨论会，杭育说他届时也会去。周介人先生和他当即商定在杭州再就具体事宜讨论。
从湖州回来后，周介人先生即将此事向李子云老师汇报，李子云老师亦非常支持。当时《上海文学》刚发表了阿城的处女作《棋王》，反响极为强烈。我们编辑部在讨论这部作品时，觉得就题材来说，其时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已很多，因此《棋王》的成功决不在题材上，而是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蕴其中的文化内涵（我们那时已对“文化”产生兴趣）。可是，《棋王》究竟以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和文化内涵引起震动，我们一时尚说不清楚，然而，已由此感觉到（还有其他的种种写作和言论迹象）文学创作可能正在酝酿着一种变化。《上海文学》于1978年发表《为文艺正名》的评论员文章，明确反对“工具论”，而后又发表李陀、刘心武等三封著名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再到展开韩少功等人有关“二律背反”的讨论，当代文学经过数年的演变，确实也到了应该重新反思和总结的时候。
得到李子云老师的支持，我和周介人先生于十一月中旬到杭州开会，会议上见到庆西和杭育，以及杭州《西湖》杂志的高松年先生。另外，上海的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徐孝鱼的作品讨论会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召开，这里景色宜人，非常安静，且价格适中。介人先生当即决定就在这里举行会议，并商定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西湖》杂志联合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文学》出面邀请作家和评论家，而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西湖》杂志则以地主身份负责招待和相关的会务。介人先生在电话上就具体事宜向李子云老师作了汇报，并得到批准。事后，我们即和陆军疗养院联系，并订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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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介人先生回到上海后，就开始会议的筹备。记得当时邀请的作家有：北京的李陀、陈建功、郑万隆和阿城（张承志因事未来），湖南的韩少功，杭州的李庆西、李杭育，上海的陈村、曹冠龙等，评论家则有北京的黄子平、季红真，河南的鲁枢元，上海的徐俊西、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还有南帆、宋耀良等（具体人名一时已记不全了）。
因为当时决定由我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理论编辑黄育海（现为浙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负责会务工作，所以我在十二月下旬就提前一天赶赴杭州，和黄育海一起操办起住宿、伙食和活动安排的种种具体工作。
到杭州的第二天，会议代表就从上海集体到了杭州，因为经费问题，会议的伙食以客饭为主，非常简单，包了二幢小楼（俗称“将军楼”），说是“将军楼”条件亦非常简陋，二人一间，亦有三人一间。令我感动的是，那时的作家和评论家都非常本色，没有任何人抱怨，还都抢着住三人间。当时这座疗养院还没有任何的取暖设备，而十二月的杭州已非常阴冷。我们和院方商量，在楼下的客厅（权充会议室）生了一个煤炉，二十多人挤在一起，倒也驱逐了一些寒气。
会议代表是在下午到的，晚上由《西湖》杂志在知味观做东，餐后，又组织了舞会，但我记得当时的作家和评论家中，只有曹冠龙一人会跳，其余人都已在座位中讨论起问题，所以在当晚的舞会中已拉开此次会议的序幕。
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始，由介人先生具体主持。这一开，就开了六天，而且从早到晚，再没外出。以至于第一次来杭州的黄子平临离开前买了几样纪念品，以表示曾经到此一游。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人们对文学的热爱确已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
当时会议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只是要求大家就自己关心的文学问题作一交流，并对文学现状和未来的写作发表意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仙会”。这和后来九十年代有着浓厚西方学院色彩的学术会议有着明显不同。我觉得八十年代的会议，开好了是一种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是一种个人智慧的流露。它的效果常在会议之后，常能启发新的思考。当然，开得不好就是废话连篇或者信口开河天上地上瞎扯一通。
我想杭州会议的成功，首先在于与会的作家和评论家的思考，常常有着惊人的默契，交流起来障碍极少，这可能也是造成八十年代作家和评论家的黄金蜜月期的原因之一。
这次会议不约而同的话题之一，即是“文化”。我记得北京作家谈得最兴起的是京城文化乃至北方文化，韩少功则谈楚文化，看得出他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由来已久并胸有成竹，李杭育则谈他的吴越文化。而由地域文化则引申至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刺激极深，由此则谈到当时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并因此造成的“主题横移”现象。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家和评论家都曾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像李陀，曾是“现代派”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而此时亦是他们对盲目模仿西方的现象作出有力批评。我事后曾想，或许正是这一代人，身上有着极强的独立思想和怀疑精神，这种对主流的挑战性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
李陀当时非常活跃，时有精彩观点出现。阿城那时极瘦，在会上说了好几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极具寓言性，把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而李陀每听阿城讲毕，即兴奋地说：这是一篇好小说，快写。以至阿城戏称李陀为小说挖掘者。不过，后来阿城还真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总题为“遍地风流”，并交《上海文学》发表。
由于当时会议没有完整的会议记录留下，我已无法回忆具体的个人发言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文化”引进文学的关心范畴，并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正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面对“文化”的关注，则开始把人的存在更加具体化和深刻化，同时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当然，当时会议并没有明确提出“寻根”的口号。会议结束以后，次年四月，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方明确有了“寻根”一词。稍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展开文化讨论，标志着“寻根”文学真正开始兴起。而《上海文学》则连续发表了韩少功《归去来》、郑万隆《老棒子酒馆》等作品，推动着“寻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应该说与“杭州会议”有着种种内在瓜葛。
饶有意味的是，“杭州会议”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却并未引出任何民族狭隘观念或者复古主义，没有任何这方面思想的蛛丝马迹。相反在这次会议上，现代主义乃至西方的现代思想和现代学术仍是主要的话题之一。我记得陈思和在会上有过一个专题发言，是讨论现代主义和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这次发言后来被陈思和整理成《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并交由《上海文学》发表），引起与会者的极大重视，并引发出相关讨论。我想，当时与会者的潜意识中，可能一直存有如何让现代主义有机地融入中国语境之中的心念。而且，我在近年的有关论述中，也一直认为，所谓“寻根文学”实际上仍是在现代性的召唤之下的写作，当然，这是一个学术问题，需要专门的讨论。
有一个插曲，当时在会议中，还曾传看一篇小说，这就是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这篇小说在我们编辑部曾引起争论，李子云老师在会议中间审稿时，顺便给李陀等人看了一下，李陀等作家都非常肯定。这篇小说后来得以顺利发表，与此也有一定关系。这个插曲是颇有意味的，一方面说明艺术是相适的，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八十年代的文学，很少门户之见，但更重要的，也可说明“寻根文学”在其叙事观念上的复杂性，而决非一种保守主义的回归，后来，李陀又肯定了一系列的先锋作家和作品，比如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余华和格非等人的小说，当可说明这一点。同时，在寻根作家中，叙事方式也不一样，像韩少功的小说（比如《爸爸爸》《归去来》）就更“现代”一些。
“杭州会议”表现出的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当时非常复杂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又试图对抗“西方中心论”；一方面强调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拒绝任何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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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连头带尾开了一个星期，其中没有任何的外出游玩，亦没有山珍海味的招待。但是所有的与会代表都非常兴奋，直到会议结束，都保持着一种亢奋状态。尽管大家都开玩笑说这种累死人的会以后不能再开了，但许多年后，我遇见当年的作家和评论家，他们仍然对这次会议保留着一种美好记忆。
“杭州会议”的另一重要之处，即是沟通并加深了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应该说整个的八十年代，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都处于一种良好状态。当时，全国出现了一批“青年评论家”，其中以上海和北京人数最多。这次会议由于名额有限，北京只请了黄子平和季红真二人。黄子平我此前已在大连见过，与季红真则是第一次见面。那次会议，大家对这二人的印象极深。鲁枢元尤其欣赏黄子平，曾预言说，此人日后必成大家。正是经由这次会议，评论家之间亦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并有了更多的共识。后来，也就是1985年，当批评界刮起“科学主义”旋风，试图用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来解读文学时，这批批评家几乎共同反对那种机械理解文学的倾向。而在这次会议之后，由李庆西、黄育海等人策划出版了“新人文论”，有力推动了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
会议结束后，许多人都还非常兴奋，亦有一丝茫然。新的挑战即将开始，新的问题亦已摆在面前。八十年代的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挑战与问题中走过的。
（本文应靳大成兄之约，为其所编当代文学期刊编辑出版一书而写。按理这篇文章应由当时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周介人先生来写更为合适，然而介人先生已于两年前离我们而去，我只能勉强按记忆写出。而因为记忆不全，有许多当时情况现在已无法完整复述，深以为憾。同时以这篇文字纪念周介人先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注释：
[1]《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见《新尺度》，周介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