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统治艺术的伟大专家、战无不胜的英王亨利八世与尊贵的卡斯提尔国王查理殿下二人之间，近期存有相当严重的意见分歧。英王派我出使法兰德斯去讨论并解决事端，和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卡斯波特·特斯托尔，一个优秀的人，最近被任命为案卷法官，大家都甚为满意。他的学问和优秀品德是我无话可说的——不是因为我担心似乎有赞成他的偏见，而是因为他们太出色了，我难以给出恰如其分的描述，而且是太众所周知了，根本不需加以描述。我不想劳神于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务。
按照卡斯提尔外交使节的事先安排，我们在布鲁日见面，这些使节都是些极为杰出的人。他们的名义领队是布鲁日的市长，一个严肃的人物，但是大多数思路和发言都是出自于加塞尔城的教会长乔治·德·塞姆塞克。此人是天生的好口才，又训练有素。他还是一位法律专家，不仅禀赋好，而且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谈判高手。经过一两次会议之后，我们在若干问题上仍然没能达成一致看法，因此他们就向我们告别几天，到布鲁塞尔去听取他们国王的意见。这时，我因自己的事去了趟安特卫普。
我在那里的时候，有几个经常的来访者，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年轻的安特卫普本地人，名字叫彼得·贾尔斯。他很受当地人的尊重，而且在那座城担任着重要的职位；他真是完全值得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因为我说不出是哪一点对我印象最为深刻，是他的聪明才智还是他的优秀品德。当然，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学者。他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对朋友更是真诚、坦率、关爱有加，他几乎就是唯一在各个方面称得起完美的朋友了。他异常的谦虚、完全的诚实而又极为单纯。他也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交谈者，他那诙谐的谈吐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我渴望回到英国去看望我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我离开家已经有四个多月了。他的愉快陪伴和愉快交谈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思乡之情。
一天，我在圣母院做礼拜，这是一座华丽的教堂，挤满了人。我正想回宾馆，这时正巧看到了彼得·贾尔斯和一个上了年纪的陌生人在谈话，那人面孔黝黑，留着长长的胡子，肩上随意披着一件斗篷。从他的外貌和衣服我断定他是一个船员。就在这时，彼得看到了我。他立刻走过来打招呼，接着，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把我拉过去指着刚刚与之交谈的那个人，问道：“你看见对面那个人了吗？我正想带他来见你。”
我回答说：“如果他是你的朋友，我当然很高兴见他。”
彼得说：“当你听说了他是哪种人的话，你肯定很高兴见他——因为当今没有人像他一样能够告诉你那么多关于陌生国家和其居民的故事了。我知道这是你急切想听到的东西。”
我说：“我猜得不太错吧，我一看到他，就想他是一个水手。”
“这一次你完全错了，”他回答道，“我的意思是，他不是巴里纽拉斯那样的水手。他更像是尤利西斯，或者甚至像柏拉图。你知道，我们的朋友拉斐尔——因为那就是他的名字，拉斐尔·诺森索——是一个大学者。他懂不少的拉丁语和大量的希腊语。因为他主要对哲学感兴趣，他集中力量研究希腊语。他发现这门学科使用拉丁语写的没有重要的东西，除了辛尼加和西塞罗的一些东西。他想看看这个世界，因此他把管理葡萄牙家产的事交给了他的兄弟们——他是葡萄牙人——就加入了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一行。你知道人人都在读的他那本《记四次航行》的书吗？拉斐尔是他后三次航行中形影不离的旅伴，只是最后一次他没有陪他回来。相反，他几乎是强迫亚美利哥让他成为留在那个要塞上的二十四个人之中的一员。因此，他就留在了那里，按照他的意愿醉心于旅行，这是他真正关心的事情，他不介意他最终死于何地，他有两句最喜欢的名言：‘死后没棺材，青天作遮盖’，以及‘条条大路通天堂’——要不是老天的保佑，他这种态度可能导致他极大的麻烦。尽管如此，在韦斯普奇走后，拉斐尔和其他五个留在要塞上的人作了许多探险。最后，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到了锡兰。从那里他转到了卡利卡特。在当地他幸运地遇到了几条葡萄牙船，最后又出乎意料地回到了本国。”
“好，非常感谢你，”我说，“我当然喜欢与这样的人交谈，你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接着走向拉斐尔与他握手。我们就像人们初次介绍时通常所做的那样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一同来到我住所的花园，在那里我们坐在草苔丛生的凳子上，开始更加自由的交谈。
拉斐尔首先告诉我们他和其他留在要塞上的人所发生的故事，从韦斯普奇离开他们谈起。通过礼貌和友好表现，他们渐渐迎合了当地居民。很快彼此不仅保持了平安相处的关系，而且还产生了好感。他们尤其是与某一位国王相处得很好，他的名字和国籍我已经忘记了。他非常慷慨地为拉斐尔及他的五个探险同伴提供了旅行的食物和资金，还有旅行使用的船只和车辆。他还提供了一位最为可靠的导游与其他各个国王取得联系，并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就这样，在旅行了好几天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些大城镇和人口密集的地区，这里有着高标准的政治组织。
显然，在赤道上，在大多数热带地区，你会看到永不停歇的炎热炙烤着广袤的荒原。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可怕与荒凉。这里没有耕作的痕迹，也没有牲畜生活，只有毒蛇猛兽，或者是一样危险的人类。但是，如果你再往前走一些，情况就会逐渐好转。气候变得不那么酷热，地面上长满了可爱的青草，人和动物也没有那样凶猛。最后，你就到了人们居住的城镇。他们不仅彼此之间，或者与近邻之间，甚至于同相当遥远的国家都一直有着水陆贸易。
拉斐尔说：“这给了我四处旅游的机会，因为无论何时我发现有船只起航，我就问能否让我和我的朋友搭乘，他们总是很高兴地让我们上船。我们最初见到的船都是平底的，帆都是由纸草或柳枝编成，也有些是皮革的。可是，后来我们所遇到的船有尖龙骨和帆布品蓬，一般与我们的船就一样了。那里的水手还没有很好的风浪知识，但是我通过解释指南针的用法赢得了他们特别的好感。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指南针，因此一直相当害怕大海，除了夏天，他们是很少冒险出海的。但是现在，他们非常信赖指南针，冬天航海也不在话下了——尽管这种新的安全感还纯粹是主观的。事实上，他们过于自信反倒将一项显然有用的发明变成灾难的根源。”
要重复一遍他告诉我们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需要太长的时间。另外，那也不是本书的目的。我也许会在另一本书里讲述他的故事，强调故事中最有教育意义的部分，如他在不同的文明社会中所注意到的明智安排。这些是我向他热切提问的要点，而且他也乐于将此内容加以细说。我们没有问他是否见到过魔怪，因为魔怪已经不再是新闻了。也不乏一些可怕的捕食人类的动物，夺取人们的食物，或者吞噬这里的人群；但这样的事例在聪明的社会计划中是不容易找到的。
当然，在这个新的世界他看到了很多需要谴责的东西，但他也发现了几个规则，可能为欧洲社会的改革提供一些方法。我已经说过，这些将留待以后再说。我当前的计划只是复述一下他所讲述的有关乌托邦的法律和风俗。
我必须从记录交谈开始，这就回到了最早提到过的这个共和国。在敏锐地指出地球两边都犯过的错误后——当然是有大量的错误——拉斐尔继续讨论新旧两个世界立法的更敏感特征。他似乎对每一个国家的事情都了如指掌——即使他在某处只停留一个晚上都好像呆过了一辈子。彼得·贾尔斯对此印象特别深刻。
彼得：我亲爱的拉斐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到某个国王那儿去呢。我肯定任何国王都会急切地想抓住机会用你。你的知识和经验，不仅可以提供娱乐，还可以提供指导性的先例和有益的建议。同时，你还可以寻求自己的利益，并对你所有的朋友和亲戚有帮助。
拉斐尔：我真的不担心他们。我感到我对他们已经尽了我的义务。很多人拥有自己的财产，直到年老多病也不肯放弃——即使放弃也很为勉强。但是我在很年轻也很健康的时候就将我的财产分给我的亲朋好友了。我想他们应该对此已经满足了。他们不能再进一步指望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做国王奴仆了。
彼得：但愿不会！我建议是协助而不是服侍国王。
拉斐尔：那也没多大区别。
彼得：那好吧，你爱怎么叫就随意吧，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你以个人及集体形式帮助他人的最好办法，并且这也能使你的生活更愉快。
拉斐尔：我又怎么能够违背我的直觉去那样做呢？目前，我活得自由自在，我觉得我这要比大多数朝廷官员能够说的更多。另外，国王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巴结他，缺了一两个像我这样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
莫尔：我亲爱的拉斐尔，你显然对金钱和权势不感兴趣，如果你是地球最伟大的国王的话，我对你的尊重将无以复加。但肯定的是，即使你是以个人的一些不便为代价，应用你的天赋和勤奋为公众谋福利，也是与你那令人欣赏的哲学态度一致的。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获得某个伟大国王的信任，我知道，你能够向他提供真正的好建议。因为每一个国王都是一种源泉，涌出的是能够不断造福或危害全国人民的甘露或雨水。你有这么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任何一个方面都足以使你成为一个理想的议事会成员。
拉斐尔：我亲爱的莫尔，你真搞错了，首先对我而言，其次是对工作本身而言。我不像你所说的那么高明，即使我是这样，通过给我自己增加许多额外工作，我仍然不能为公众作出一点点有益的事情。首先，几乎所有的国王对于战争科学的兴趣都大于对和平年代的有用技术的兴趣，而我对于前者却一窍不通，并且也不想弄通。他们更关心的是采取什么方式去夺取新的王国，而不是治理好现有王国。另外，朝廷大臣都个个聪明而自负，无需从别人那里听取意见——尽管他们必然总是巴结国王宠臣们，同意那些他们所说的最为愚蠢的话。毕竟，人人都喜欢自己的话语能够吸引别人，这是人的本性。这就像雏乌鸦总是受到父母的喜爱，母猴子总是发现自己的宝宝极为漂亮一样。
因此，在那里你有一群人极其看不起别人的观点，或者是他们自以为是。假设在这一群人中你建议一项你看来在别处被采纳的政策，或者你因此而引用历史范例，将会发生什么呢？他们的表现就好似他们的职业声誉受到危害，如果他们不能够对你的建议提出一些反对意见的话，他们的余生就显得极为愚蠢。一旦其他都不能奏效时，他们就使出最后一招，说：“这对我们祖先来说是够好的了，我们是什么人竟质疑他们的明智？”他们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怀有一种就此事我不再多说一句话的神态——就好似谁要是比他的祖先更明智的话，那将是巨大的灾难！然而，我们并不准备彻底改变他们最明智的决定。只是那些不够明智的决定我们才紧紧抓住不放。在很多地方我就碰到过这种傲慢、愚蠢和固执。有一次甚至在英国我也遇见过。
莫尔：真的吗？那么，你也去过我的国家了？
拉斐尔：当然去过了。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就是在那场可怕的大战之后不久，那场战争是以西方国家的一场革命开始的，以对反叛者可怕的大屠杀为结局的。在我逗留期间，我得到了最受人尊敬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的关心，他也是英国当时的大法官。我必须给你讲述一下他的事，彼得——因为我敢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他是一位才智非凡、德高望重、非常令人尊重的人。他中等身材，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一点也不弯腰驼背，他那张面孔总是和蔼可亲，任何人也不会感到害怕。尽管他总是严肃而高贵，但他却很容易相处。不可否认，他对那些求他找工作的人会粗鲁些，但并没有伤害的意味。他这样做主要是来考验一下他们的智力和心理素质，因为他发现这些素质很相似，只要他们谨慎使用，这些素质也最为适于公职。他言辞精炼，讲话注意效率，而且精通法律知识。他有十分杰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他这两种天赋经过训练和实践得以进一步发展。
显然，国王很信任他的判断，我在这里访问时似乎整个国家都要依靠他。这几乎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他经历了从大学到法院直接转化，当他刚不算是一个儿童的时候，就参与了公共事务，要处理一系列的危机，这一艰难的历程造就了他的远见卓识。这样所学的东西是不容易忘记的。
有一次我碰巧与大主教一起进餐，当时一个英国律师也在场。我忘了是怎样谈起这个话题，但他以极大的热情谈到了对盗窃者所采取的严厉措施。
“我们随处将他们执行死刑，”他说道，“我见到过一个绞刑台就有二十人之多。这就是我所发现的奇怪事。你想很少有人漏网，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盗窃犯呢？”
“这有什么奇怪呢？”我问道——因为我在大主教面前从来都是毫无忌讳地说话。“这种处理盗窃犯的方法既不公正也不是社会所期望的。作为一种处罚，它过于严厉了，但是作为一种威慑，也是无效的。小的盗窃罪不足以处以死刑，而如果只有盗窃才是他们获得食物的唯一办法的话，世界上死刑也不能制止人们盗窃。在这方面，你们英国人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人一样，使我想到不称职的教书匠，他们宁可灌输学生而不去教育他们。一个好得多的办法是为每个人提供谋生之道，而不是对之施以可怕的刑法，这样任何人就不至于冒着始而盗窃继而被处死的危险。”
“对此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规定，”律师回答说，“有很多营生他们可以做。田地里也总是有活需要干。如果他们想老实谋生的话，也不困难，但是他们还是有意选择走犯罪的道路。”
“你不能轻易摆脱这种情况，”我说，“我们暂且不论那些残疾的士兵，为了国王和国家在对内或者对外战争中致残——或许是与康瓦尔叛军作战，或者是不久前与法国作战。当他回到家园，却发现由于身体致残已不能从事先前的行当，由于年龄太大又学不了其他行当。依我来说，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人，因为战争只是断断续续的现象。我们就来说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大批贵族像雄蜂一样靠别人的劳动养活自己，换句话说，靠在自己田庄上做活的佃农养活自己，通过不断提高租金压榨他们的血汗。因为这就是他们唯一的赚钱的方法——否则的话他们总是过度铺张浪费，很快破产。而且还带有一大批游手好闲的随从，他们从未学习过任何谋生的手段。他们的主人一旦亡故，或者他们自己一旦生病，就会立刻被赶出去——因为那些贵族宁愿养活那些闲客，也不愿养活病号。贵族的继承人也往往无力像先人那样维持偌大的门户。这些人如果不借用暴力，就只好挨饿。他们还有别的办法吗？当然，他们可以四处流浪直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不堪。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绅士会屈尊雇用他，农民也不会冒险去雇用他——因为他不会为了些微薄的报酬和温饱而老老实实地拿起锄头汗流浃背地帮一个穷人干活，他们在奢侈中长大，并习惯于穿着军装大摇大摆，看不起任何其他的邻居。”
“但是，我们要加以鼓励的就是这种人，”律师反驳说，“在战争年代，他是军队的支柱，因为他比普通的商人或者农民都更有精神和自尊。”
“你或许也会说，”我说，“为了战争的目的你必须鼓励盗窃。好吧，你们肯定少不了盗窃犯，只要你那样看待那些人。当然，你的确是对的——盗窃犯确实能成为能干的兵，而兵也能成为有事业心的盗窃犯。这两种职业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然而，这种毛病在你们国家尽管很猖獗，但它并不仅限于英国。它实际上流传于整个世界。比如法国，就患有一种更加严重的灾难。即使在和平时期，整个法国到处都挤满了雇佣兵——如果你这样称呼的话——这与英国养一批懒散的随从的原因很是一样。你知道，专家决定，为了公共安全必须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常备军，包括的主要是老兵——因为他们不太信任新兵，他们精心地发动战争以锻炼这些新兵，使他们盲目杀人就像是塞拉斯特所说的不能放着手不用，“就是要不断用手。”
“因此，法国通过伤心的经历才认识到养着这批野蛮畜牲是多么危险，但是，罗马、迦太基、叙利亚和许多其他国家历史上也有许多类似的教训。常备军一次一次抓住机会推翻雇佣他们的政府，毁灭了他们的土地和城市。而且这支常备军也是相当不必要的。事实已经很显然，经过精心训练的法国士兵也不能经常夸口能够战胜新招来的士兵——这点我不想多谈，以免好像在奉承你们。
“另外，一般对你所提到的那种类型的人，无论是城里的商人，还是农村里的无知农民，他们都不会害怕那些懒散的随从——除了那些身体不够健壮和勇猛者，或者那些家境贫困而意志消沉者。事实上，尽管这些随从开始时体格强健——因为绅士所要腐蚀的正是他手下的这些人——他们很快就因为无所事事、缺乏男子汉的气概、自吹自擂而趋于衰弱。因此，他们失去男子汉的气魄也不是太大的事，如果他们学会从事有用的生意和像男子汉一样工作。无论如何，我都不明白，养一大批这样扰乱和平的人以准备战争，是可能出于公共的利益？如果你不想战争的话就不必有战争，而和平是无比的重要。
“但这还不是唯一迫使人盗窃的事。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你们这个国家的特色情况了，我认为。
“那是什么呢？”大主教问道。
“羊，”我告诉他，“这种驯服的动物，一向要求很少的食物，现在明显变得极为贪婪，变成了吃人的动物。田地、房屋、城镇，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们吃掉了。更明确地说，在王国的那些出产最精致最贵重羊毛的地方，贵族和绅士们，就不用说几个圣人之类的主教了，他们对祖传地产上的收入感到不够满意了。他们不再满足于过闲适安逸的生活，这对生活一点益处也没有——他们还积极主动地要危害社会，通过将所有的田地圈起来作为牧场，不留下可以耕种的土地。他们甚至拆除房屋、毁掉城镇——当然，只留下教堂作为羊栏。尽管他们浪费于丛林和运动场地的土地还不多，这些人还毁掉了人们居住的地方，并把每块地变为荒野。
“因此，会发生什么事呢？每一个贪婪的个体都在像恶魔一样在危害他的国家，一块一块的占有土地，用一条栏栅把数千英亩地圈上。结果就是——成百上千农民被驱逐。他们有的是被欺骗或者是被迫放弃自己的财产，或者是受尽屈辱直到最后被迫卖掉自己的财产。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这些不幸的人只好离开家园——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寡妇、孤儿、母亲和小孩，还有他们的雇工——人数多但不是财富的象征，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你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就无法种田。他们离开了他们太熟悉的家园，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安身的地方。他们的全部家当，即使能够等到适合的买主，也值钱不多。但是他们等不起，因此他们的家当卖钱很少。他们在流浪中花完这点钱之后，他们只好去盗窃而正适于被绞死吗？当然，他们总是可以成为流浪汉或者沿街乞讨，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会被作为无所事事的流浪汉抓进监狱——尽管他们极其想找到工作，但没有人愿意雇佣他们。因为他们过去就是干农活的，但没有了可以种的地，也就没有农活可干。毕竟，需要多人劳动才能产生粮食的地，用于牧羊，只需要一个牧人就够了。
“同理，粮食的生产在很多地区更贵了，而羊毛的价格也急剧高涨，穷织工买不起羊毛，这就意味着许多人就会失业。这部分地是因为一场瘟疫传染病的降临，这场疾病就在耕地改为牧场之后不久，大量羊群死亡。就好像是对土地所有者因贪婪作出的判决一样——只是他们应该患上这种病，而不是由羊来代替。
“尽管有很多羊，有了羊的市场，但羊的价格却没有降低，因为如果严格来讲不是垄断，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卖家——只有一个卖家的话就是垄断了。我的意思是说它几乎全部被几个富人所控制，这些富人不想卖就不必要卖，而他们得不到要求的价格就不想卖。这也是其他各类牲畜同样高价的原因，尤其是鉴于因为农田被毁、农业大萧条而造成的无人从事饲养牲畜。因为我所谈论的富人绝不会自己去养羊或养牛，他们只是从别人那里廉价买了瘦弱的牛羊，在他们自己的牧场把它们喂肥了，再高利润卖出。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情况的全部影响人们还没有感觉到。直到现在，他们仅在出售牲畜的地方高抬价格，但是，他们如果在其他地方不断采购牲畜，超过该地饲养的速度，来源市场将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各处都出现牲畜短缺。
“这样，几个贪婪的人把英国最大的自然优势之一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灾难。因为食物的高价位使得雇主大量减少雇佣人数——这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把那些人变为乞丐或盗贼。盗窃对有精神的人就更容易了。
“更为糟糕的是，这一令人可怜的贫穷又多与奢侈生活不协调地联系在一起。仆人、商人、甚至农场的劳动者，实际上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讲究穿着、纵情吃喝。想想有多少妓院，包括那些以酒店、餐馆为名的场所。想想人们玩得那些不正当的游戏——骰子、纸牌、十五子棋戏、网球、滚木球、掷圈环——这都是让人很快把钱花光的办法，并把他径直送上盗窃之路。
“除掉这些害人的实践吧。制定法律来规定人人有责将毁坏的农田或乡镇恢复，或转交给那些愿意恢复的人。禁止富人囤积居奇和实际垄断市场。减少无所事事的人。振兴农业和羊毛工业，以便为那一批无业大军充分提供诚实而有用的工作——我说的无业大军不仅是指那些现有的盗贼，而且还有流浪汉和无所事事的帮闲，他们最终也将沦为盗窃犯。你不把这些事情搞好，你就无权夸口如何公正惩罚盗窃犯，因为正义比现实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更为珍贵。你们让这些人在最为糟糕的方式下生活，并且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逐步走向堕落。最后，他们长大成人，走向犯罪，这是他们注定要走的犯罪道路，早从他们儿童时代，你就开始惩罚他们。换句话说，你造就了盗窃犯，却继而因他们盗窃而惩罚他们。”
我还没讲完，那个律师就准备给予答复。很显然，他是采用重复而不是答复的那种辩论方法的人——就好像他有一个好的记忆力就万事大吉了。
“那是一个很好的努力，”他说道，“尤其是对于一个获得间接信息的外国人，所以不够准确——正如我还要简要说明一样。我将你所说的依次举出，然后我指明你在何处因对当地情况无知所犯的错误。最后，我要批驳你的所有观点。按照这个顺序，我认为你有四个方面——”
“等一下，”大主教打断说，“这样介绍之后，你的答复似乎不会三言两语就能讲完。因此，现在就不要讲了——下次见面再讲好了。如果你们两个明天有空的话，为什么不明天讲呢？同时，我亲爱的拉斐尔，我很想听听你为何反对盗窃犯适用死刑呢？而且你认为处以什么样的刑罚才对社会更有好处呢？我深信，即使是你也感觉到盗窃应该禁止。尽管规定了死刑，但盗窃依然盛行，如果他们不再担心被处死，究竟什么力量可以制止犯罪、什么样的威慑才能见效？当然，任何减刑都将被解释为一种对犯罪的积极的诱导。”
“大人，”我说，“一个人因为他拿走了一点钱就得丧失生命，这在我看来是太不公道了。我认为，再多的财产也比不上人的生命宝贵。如果说这种惩罚不是由于金钱被盗，而是由于违反法律、侵犯正义，这一绝对正义的概念不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吗？人民真的不能认可一种体制如此独断，一点轻微的犯法就被处死，也反对斯多葛学派的律条，所有的犯罪都等量齐观——杀人和盗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区别，尽管在公正方面这两件事情如此完全不同。
“上帝命令‘你不准杀人’——我们能把偷盗一小笔钱的盗窃者处死吗？如果这种戒律仅适用于非法杀害，有什么可以禁止人们类似地同意将强奸、私通和伪誓合法化呢？鉴于上帝甚至禁止我们杀害自身，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在没有上帝的权威，纯粹是人类的规定可以互相残杀，就使杀人者不受第六戒律的制约吗？那不就更像是说这一特别的戒律不比人定的法律更有效吗？——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原则可以无限延伸，直到生活的一切领域，人类有权决定应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上帝的戒律。
“根据摩西的法律（从良心上看够严厉的了，它是为那时的奴隶和反叛者设定的），盗窃者不被绞死，而仅仅是罚款。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慈悲为怀的新法律训示我们如同上帝以父亲般的慈悲训示他的儿女，竟然比旧法律更容许我们彼此残忍相待。
“所以，这就是我提反对意见的道德依据。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显然，以同样的方式惩罚盗贼和杀人犯不仅是荒唐的，而且对公众是极其危险的。如果盗贼知道杀人犯获罪并不比盗窃获罪更重的话，他自然就会杀害那个他本来只是想抢劫的人。这样如果他被逮住的话，结果也不会更糟，并且由于杀人灭口更能够掩盖罪行从而有机会逃脱。这样，我们虽然使用酷刑威慑盗窃犯，而事实上却在怂恿他们杀害无辜。
“现在回到那个普通的问题上来——什么样的惩罚更好些？若你问的是什么惩罚更糟糕的话，我会觉得更难回答。那么，对于罗马管理专家长久以来一直颇为满意的制度，我们还要怀疑其价值吗？正如我们所知，他们让那些判刑的重犯带上镣铐，终身在矿山或采石场服刑。
“尽管如此，我所了解的最好的一种安排是我在波斯旅行时见到的，就是通常被称之为陶斯陶瑞亚的一个地区。陶斯陶瑞亚人组成一个庞大又组织良好的社区，除了要给波斯国王交税以外，完全自治。因为他们离海很远，实际上被群山环绕着，他们自给自足，土地肥沃，与外部很少联系。他们绝对不想扩大疆域，他们有群山作为屏障，并向波斯伟大的国王缴纳保护费，因此它社会安全，不受外界侵略。这就意味着他们免除了兵役，因此他们的生活不算奢侈但安逸，不算真的出名或者荣耀但幸福——因为除了他们的近邻之外，我想很少有人曾经听说过他们。
“在陶斯陶瑞亚，一个人犯了盗窃罪必须将所盗窃财物归还失主，不像其他许多国家，要交给国王——根据陶斯陶瑞亚的法律，国王和盗窃犯都没有权利获得赃物。如果盗窃的物品已经不再为盗贼所有，就要用他的个人财产来抵扣赃物的价值，剩余的财产交给他的妻子儿女。他本人判处劳役。除非他使用暴力抢劫，否则不会被监禁或戴上脚镣，而是可以自由行走并被雇佣为公众服劳役。如果他放弃劳动、行动迟缓，他们也不会给他戴上锁链束缚手脚——他们通过鞭挞以使其加快速度。如果他工作努力的话，就根本不会受到很差的待遇。他要每天晚上回答点名，夜里要关起来——但是，除了要干很长时间的活之外，生活还是相当舒服。
“比如说，食物很好，由公家开支，因为罪犯是替公家干活。凑集这笔资金的办法各地都不一样。在一些地区，资金来自自愿捐赠。这种办法虽不稳定，但实际上比其他任何办法都筹集的多，因为当地人非常慈善。有的地方，拨出部分公共的税收或按人头征收一项特殊赋税来支付该项费用。也有的地方，罪犯不是为公众服劳役，而是受雇于私有企业。任何需要他们干活的人都可以去市场上雇佣他们，按日发给固定工资，但工资要比雇佣自由劳动力低得多。如果他们劳动不够努力，雇主可以鞭打。这一体制保证了他们绝不会失业，他们靠工作养活自己，同时犯人还每天为国库增加收入。
“他们都穿着一种特殊颜色的服装，别人是不穿的。他们也不剃光头，但把两耳上面的头发剪短，且削去一个耳垂。允许他们的朋友给他们食物和饮料，以及符合规定颜色的衣服。但对送钱或收钱的人来说都是死罪。自由人无论以什么理由接受任何奴隶（定罪犯人通常被如此称呼）的钱，或者奴隶接触武器，都同样会有被处死的危险。
“每个奴隶都挂一个标牌以标明他属于哪个区域，取下标牌，不在自己的区域，或与其他区域的奴隶交谈，都构成死罪。对于逃跑来说，密谋逃亡和实际逃亡是同样的冒险。对任何逃亡计划的同谋者，若是奴隶则被处死，若是自由民则罚令为奴隶。相反，揭发逃亡计划的自由人将获得现金奖励，若揭发者是奴隶，则恢复自由。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以上两种人都免于追究其同谋的罪行，其原则是：作恶到头的人决不能比及早回头的人更安全。
“这就是这一体制的运行方式，显然它是最为便利也最为人道的。它严厉惩罚犯罪，但却挽救罪犯的性命，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们，使他们变成好公民，用自己的后半生弥补过去犯下的罪过。
“事实上，他们很少有重新犯罪的危险。对于长途旅行者来说，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最为安全的向导，旅行者可以雇佣他们打接力，走过一个地区就雇佣该区域的奴隶。你知道，奴隶没有劫路的工具。他们不允许携带武器。如发现他们身上带钱，就证明他们有罪。他们如果一旦被捕，自然就会受到惩罚。他们要想逍遥法外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他们的衣服和通常人的衣服绝无相同之处，除非赤身上路，怎么能够逃走而不被发现呢？——即使赤身上路，你的耳朵也会背叛你，让人认出来。
“当然，也有一种理论上的风险，就是他们可能开始密谋推翻政府。但是任何一个地区的奴隶怎么样能够组织一个大规模的举动而无需先对其他许多地区的奴隶进行试探或煽动呢？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们连见面都不允许，不能交谈、不能打招呼，更别说共同密谋了。另外，你能否设想一下奴隶会高兴地将一个密谋泄露给他同一个区域的其他奴隶，但隐瞒密谋者是危险的，而告发者会得到很大好处？另一方面，每个奴隶都希望恢复自由，只有按照要求去做，并能让当局有理由信任他将来能走向正路——因为每年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由于服从管教而被豁免。”
我接着说道，我不明白为何英国不采用这一制度。这要比被律师高度赞扬的所谓司法措施产生更好的效果。
听到这话，我们那位有学问的朋友——我指的是那位律师——摇了摇头。
他轻蔑地一笑说道，“这套制度绝不可能在英国采用，它会将整个国家搞得极为危险。”
那是他所说的所有的话——实际上每个其他人都同意他的观点。
然后，大主教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不给予实验，就难以预测这一体制是否奏效。但是假设国王如果要在实验阶段推迟执行死刑——先废除所有庇护权。如果结果好的话，我们再长期执行就是正当的。如果结果不好的话，原来的判刑仍将执行，这比起现在就执行，也一样有利于社会，而且一样公正。同时，也没有任何危害。事实上，我认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游民也根本不是一个坏办法。我们总是制定法律来制裁他们，但截止到目前，一点效果也没有。”
大主教的这一番话，使大家赞叹不已，但在从我口里提出时，没有人当作一回事。他们尤其喜欢涉及游民的部分，因为那是大主教自己的意见。
也许，我应该省略谈话的后半部分，因为那是很不严肃的。不过我还是得讲，它本身无害，而且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当时在场的有一位清客，他想给人只是扮演一下滑稽动作，但扮演的太滑稽了。他让人笑的努力确实无效，人们倾向于笑他本人而不是笑他的笑话。但有时他的话讲得还不错，这就证明了一条谚语的真实性：如果你最初不成功，就一遍遍不停地尝试。有一个人通过评论大主教和我之间解决盗窃犯和游民的问题作出暗示，所以只剩下来确定适当的国家行动方案，以应对那些年龄太大或者是因疾病而无法谋生的穷人。
“这就交给我吧，”这位清客说道，“我会确切告诉你该做什么。事实上，我最巴不得将这类人从我面前打发走。他们总是唱着那种凄惨呼号式的乐曲来缠着我讨钱，但我从来都是分文不给的，往往不外乎两种情况——或者是我不愿意给钱，或者是我手头空空，无钱可给。因此，他们现在学会不再浪费精力了。当他们看见我经过时，就让我过去，一言不发。他们知道我或许是一位牧师，再也不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帮助了。现在，我提出一条法令，把全部乞丐分配到各个本笃会修道院，男的去做庶务修士——那是修道士的专业术语，女的做修女。”
大主教微笑着，像玩笑似的表示同意。其他人也都这样，忍着不笑。只有一个修道士例外，他明显是研究神学的。他平常是那种极其严肃的人，但他对这些挖苦牧师与修道士的话颇感兴趣，因此他也想取笑一番。
“啊，你不可能那么容易使乞丐绝迹，”他说道，“你对我们这些托钵僧修道士怎么办？”
“可是，这已经给予关照了呀，”那位清客回答道，“大主教那了不起的规定把流浪者管禁起来，让他们工作，这你不记得了吗？”
大家都看了大主教一眼，见他接受这些话，并且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因此评论受到鼓掌欢迎——只有修道士例外。那是不足为奇的，他在这番讽刺的冲击下，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他骂对方时把能想到的脏话都用上了，包括恶魔的儿子，还从《圣经》中引用了一些可怕的咒语。
这时，小丑开始认真地嘲笑起来，他显然感到得意自如。
“我亲爱的修道士，”他说，“你不必如此生气。你知道《圣经》所说，‘你们常存忍耐就能拥有灵魂’。”
“你这该死的东西，我倒不是生气，”修道士嚷道——那就是他的原话，“或者如果我生气了，但我也是没有错的。因为圣歌中这样唱道，‘你生气吧，但不要犯罪。’”
大主教很温和地告诫修道士不应该发脾气。
“我发脾气，大人，”他说，“我发脾气没有错。我说话出于一颗善良的热切之心，圣洁的人是有热切之心的。因此，圣书说，‘你殿堂的热情将我吞噬。’或者是我们在教堂中所唱的圣歌：
他们取笑伟大的以利沙，
当他上伯特利去时
秃头者的热心使他们受到惩罚。
我想那个开玩笑的家伙也许同样有所感受。”
“你的热情肯定值得信赖，”大主教说道，“但是我觉得，你若是不和一个傻瓜争论使你自己显得也犯傻的话，你的行为未必使你显得更有道行，但肯定显得更加聪明。”
“不，大人，”修道士反驳说，“我不会显得更加聪明，因为有谁能够比所罗门聪明呢？所罗门说过：‘按照傻瓜的傻话回答傻瓜’——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我向他指出他如不小心就会掉进去的无底深坑。在以利沙那种情况下，四十二个取笑者针对一个秃头者，他的热心足以惩罚他们。这儿一个取笑者针对的是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修道士，而秃头的人数所占比例很高，这个人的感觉就是那么的糟糕呀！另外，我们还有教皇的谕旨，它禁止任何人取笑我们，对取笑者可以开除教籍。”
看到这件事将没完没了，大主教示意清客走开，机智地转到另一个话题。几分钟之后，他站起身把我们打发走，因为他得去会见一些请他帮助的人们。
亲爱的莫尔，恐怕我的啰唆故事也真使你听得够累的了。要不是你很想听——并且你听得那么聚精会神，我觉得你不愿我略去谈话中的任何一个部分——我真不好意思讲这么长时间。尽管如此，谈话似乎值得重复，哪怕只是讲个大概，以便你能了解这些人的思维方式。你知道，他们对我所说的一切都很轻蔑，而看到大主教对这些话也不反对——他们接着就都表示赞同。他们如此奉承大主教，甚至于准备鼓掌，对他的马屁精的建议也几乎当真，仅仅是因为大主教当作万象而不加反对。由此你可以猜测人们对我和宫廷对我的建议会多么的轻视。
莫尔：“我亲爱的拉斐尔，我喜欢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词。你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这么多的智慧和学问。另外，它使我不仅回到了英国，而且有一种回到我童年的感觉——它使我愉快地想起大主教，我就是在他家长大的。我一开始就喜欢你，我亲爱的拉斐尔，但是你真难相信我是多么因此更加对你有好感了。然而，我仍然禁不住认为，你如果能够克服对宫廷生活的厌恶，你的建议将对公众极为有利。作为一个善良的人，这是你的责任。你爱读的作家柏拉图这样说过——只要哲学家做国王或是国王从事哲学研究，国家才有康乐。假如哲学家甚至不屑于向国王献计进言，康乐将是一件多么无限遥远的事情呀！”
拉斐尔：“噢，哲学家还没有那么坏。他们只是不愿意提出建议——事实上，许多哲学家在他们出版的著作中已经这样做了——只要是统治者能够听从他们的建议。这无疑是与柏拉图的意思是一样的。他意识到国王受童年时错误思想的影响太深不会接受任何哲学家的建议，除非他们自己成为哲学家。柏拉图从自己与代俄尼喜阿交往的经验中，学到了以上真理。假如我告诉国王让他制定明智的法律，彻底清除他心灵中的毒素，难道你料想不到我不是马上被撵走就是受到奚落吗？
例如，假如我在法国，参加内阁会议。国王亲自主持会议，所有谋臣围坐在桌旁，都在殷勤地讨论解决如下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怎样能够占住米兰不放，夺回失去的那不勒斯，然后击败威尼斯，征服意大利；更进而通知法兰德斯、布拉邦特，最终控制整个勃艮底——更不必说那些他早就梦想入侵的其他国家了。
一个谋臣建议和威尼斯达成协定，只要法王认为便利，协定便持续下去。他有事要与他们商议，并让他们享受一部分掠夺物，等到事情如愿以偿，不妨索回原物。另一位谋臣提出招募德意志雇佣兵，还有谋臣想贿赂瑞士人。更有谋臣要国王用黄金作为可以接受的礼物，消解神圣罗马帝国的怒气。又有谋臣献计须与阿拉贡国王言归于好。作为和平的保证，应把属于别人的纳瓦尔国割让给他。同时，也还有谋臣建议让卡斯提尔国王上钩，使他指望与法国联姻，并用固定的年金收买他宫廷上某些贵族，使之支持法国。
现在有一个最为苦恼的问题——怎么样对付英国？显然，第一步必须安排和平谈判，对于一个脆弱的联盟，充其量只能通过严肃的契约去加强，称他们为朋友，但必须把他们看作潜在的敌人。所以，苏格兰人必须有所准备，英格兰人一有动静，就让苏格兰人抓住机会对他们下手。也可能要暗中支持某个流亡在外的贵族——既有条约，就不好公开支持——赞助他对于英国王位的要求，借此限制一个不堪信任的国王。
在这一问题上，大家都很卖力，许多杰出的人才都在提出属于战争性质的建议，而我这个无足轻重的拉斐尔站起来提出完全不同的方针。我建议国王忘了意大利、待在本国。我告诉他法国已经够大的了，一个人难以治理好，因此，真的不必要为拓宽疆土担忧了。
然后，我就给他讲述乌托邦岛东南方闹兰迪亚国家的历史故事。依据一些古老的婚姻关系，闹兰迪亚国王认为自己是另一个王国的合法继承人，因此，他的人马发动了战争以夺取该王国。最后他们赢得了胜利，结果却发现要保住这个王国带来的麻烦与夺去它所花的气力一样大，经常有内部叛乱和外部入侵的骚扰，他们不得不经常作战加以保护或加以制裁，因而绝没有机会退伍，同时他们也就堕落了。他们的金钱流出国外，他们为了别人的区区野心而献出生命。国内的情况也不比战争时更安全，因为受到杀人和盗窃风气的鼓励，道德风尚败坏。法律受到蔑视，因为国王要关注两个王国，因此任何一个王国都不能治理得宜。
鉴于如果他们对此采取一些措施的话，这种令人失望的状况就将肯定持续下去。闹兰迪亚人最终决定采取一个行动，就是非常礼貌地请求国王看他想保留哪一个王国。
“你不能两个都保留，”他们解释道，“因为半个国王难以统治那么多人。因为即使我们是许多强人，照顾我们还是一个全身心的工作。
因此，这位模范的国王被迫将这个新的王国让给了一位朋友——自己去管理原来的王国——他的朋友后来不久就被赶走了。
我也提醒法国国王，即使他的确开始了这些战争，并在所有这些不同国家制造混乱，他仍然会发现他已经毁掉了自己，还毁掉了他的人民，最后却一场空。所以，我建议他集中精力将祖传的王国治理好，尽力使之美丽而繁荣，爱惜臣民并为臣民所爱，同他们一同生活并妥善对他们加以管理，放弃所有拓宽疆域的念头，因为他所统辖的土地对他已经绰绰有余了。
那么，你告诉我，亲爱的莫尔，你认为他将怎样回应我的建议？
莫尔：不是太好，我必须承认。
拉斐尔：现在我们再设想另一种情况。假设国王的某些财政谋士筹划如何聚敛财富。某个人建议国王在支付时将货币升值，当他收进时，可将其贬值。这样就可以产生如下效果，即刻增加他的收入减少他的支出。另一个人建议国王应该虚张声势作战，为他额外税收提供借口。然后，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庄严地讲和，作出姿态好像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因为慈悲的统治者不忍心生灵涂炭。第三个人提醒他一些过时的法典，因长期不用而荒废的法典——每个人都触犯它，因为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督促国王对不遵守法典的人课以罚金。这是最大的生财之道，且最为名正言顺，又以执法为幌子。第四个人建议他对一些犯罪通过立法规定严厉罚款，尤其是处罚反社会类型的犯罪。这样，他可以从出卖这些法律免责权来收取金钱。这就可以保证受到公众的欢迎，又有双重进项：既向贪图横财而陷入法网的人勒索罚金，又从另一些人收取专门的管理金。当然，这些价格是依据国王的道德品质的比例而变化。他的原则越高，他就越不愿意让任何人侵害公共利益——因此这种特别管理费也就越高。
第五个人建议国王将法官约束起来，这样他们总是作出有利于国王的判决。他应该召见法官到王宫，向他们当面咨询他的法律地位。他可能明显很是不当，但其中一个法官肯定能够发现一个击败正义的漏洞。无论是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或是存心不同于别人，或是不喜欢明显的东西，或是仅仅为邀宠——结果都一样。很快，每个法官都会有自己的不同意见，会出现争议，最简单的事实要受到质疑。这就正好给国王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根据自己的利益解释法律。每个人都会同意，或者是害怕，或者是出于礼貌。最后，这一解释大胆地作为法庭的判决。毕竟，有很多种方法来证明国王作出的判决是合理的。或者颠倒其意思，或者是凭借无可争议的国王特权，对有责任心的法官来说，国王特权高出任何法律。
大家都赞成格拉苏的名言，就是如果你要维持一个部队，你的钱总是不够的。大家一般也都同意一个国王即使很想做错事也不能做，因为一切都归国王所有，包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并且私人财产是不存在的，除非国王足以善良而不去巧取豪夺。他应该总是减少这种临时私有财产的最低限度，因为他的安全依赖于禁止他的国民过于富有或过于自由。因为国民一旦拥有过多的财富和自由，就不愿意忍受不公正和压迫。但贫困可以使他们迟钝而顺服，遏制他们高贵的反抗精神。
这时，我起身争辩，说做这些事情不是明智之举，且有损于国王的荣誉，因为他的威望和安全系于国民的富裕，而不是系于自己的富裕。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认为他们选出你做国王首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你的利益呢？他们的意图是让你勤于朝政，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安逸，保护他们免受不公待遇。因此，国王的工作就是关心国民而不是你个人的幸福——正如牧羊人的工作，严格来说，他的工作就是喂饱羊，而不是喂饱他自己。至于国民穷就能维持安全的理论，是与事实完全矛盾的。乞丐是社会上争吵最凶的一部分人。还有比不满于生活现状的人更可能造反的吗？还有比一无所有的人更为冲动去为了个人的利益将一切都搞乱的吗？
“没有，如果一个国王被他的国民如此憎恶、蔑视的话，他就不能使他们遵守秩序，除非通过暴力、敲诈、查抄把他们都沦为乞丐，那他还不如辞去王位。这种保持王位权势的手段可能使国王徒有虚名，而毁掉了国王尊严。国王统治的不是繁荣幸福的人民，而是一群乞丐，这样的国王就毫无尊严可言了。这点正是令人敬仰的斐布里希的意见，他宁愿治理富有的国民，而不愿自己富有。诚然，一个人享受奢侈的生活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在呻吟哀嚎，这个人就几乎不能被称之为国王，而更像一个管理监狱的人。
“简而言之，一个庸医不可能给人治好病而不给这个人带来另一种病。一个国王不降低生活水平就不能为制止犯罪的话，应该承认他并不知道怎么样治理自由民。他应该从戒除自己的弊病——自傲和懒惰开始，因为这两个弊病使得他受到人们的憎恶和蔑视。他必须依靠自己为生而无损于他人。他应该量入为出。他应该制止犯罪，正确引导人们，而不是任之发展而事后惩罚。他不应该实施那些长期不用的法律——尤其是如果没有，而人们却生活得很好者。并且，他绝不发明一种罪行，以此为借口征收罚款——任何私人都不允许这样不诚实地做事。”
我然后继续给他讲述一个距乌托邦不远的国家——哈佩兰德的制度。他们的国王在登基那一天举行庄严的献祭，宣誓他所持有的黄金或者白银的价值绝不超过一千英镑。显然，这一制度是从一位非常贤明的国王开始的，这位国王更加关心的是国家的福利，而不是他自己的福利。他认为这将阻止皇室的财富积累到导致国家贫困的程度，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数字，是因为他计算过这些资金将足以制止革命或抵抗侵略，但不足以鼓励一个国王拥有对外征服的野心。这是他的主要想法，但不是仅就这一个想法。他还希望这一安排能够保障总是足够的流通资金供普通的交易所用，并且国王没有不正当敛财的动机，因为不允许他持有超过法律所规定数字限度的金额。这样的国王使坏人害怕，受好人爱戴。——但是，如果我这些话是讲给那些决计持相反观点的人，你认为他们会听我的吗？
莫尔：当然，他们不会听你的。但是我不能责备他们。坦率地说，我不明白你那样说的意图，或者是你为何给他们提出明明知道他们不会接受的建议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怎么能够期待他们采取一种完全不熟悉又与他们所有偏见相抵触的思维路线呢？这类事情在一个友好的交谈中是很有意思的，但内阁会议上，有重要决策需要作出，这些经院哲学就彻底没有了地位。
拉斐尔：这确实就是我所说的——宫廷与哲学无缘。
莫尔：当然与经院哲学无缘，而经院哲学所谈论的是纯粹的思想，它与环境无关。但是一种更具文明形式的哲学却深知自己活动的舞台，尽管按照场景讲话，并在演出中扮演适当的角色。这是你应该采用的那类哲学。否则，将像普劳塔斯的戏剧演出时，一群家奴正在舞台上傻玩，你却披上哲学家的外衣走上舞台，朗诵《屋大维娅》剧本中对尼禄皇帝的争辩。当然，把一场戏弄成又悲又喜的杂烩，还不如扮演一个哑巴角色更好些吧？即使你的贡献对前面的演出是一种进步，但由于其效果的不协调，你将毁掉整个演出。你要尽力使当前的演出获得成功——不要因为你碰巧想起另外一个你更加喜欢的戏而毁掉整个剧本。
同样的规则可以应用到宫廷中的政治生活。如果你不能彻底根除错误的主张，不能称心满意地治理好积久的弊端，那不是你不面对公共生活的借口。在风暴中，你不能因为控制不了风就将船抛弃。
另一方面，不要将完全崭新的主张强加于人，那些对此新主张持有偏见的人肯定不会接受。你必须间接地工作。你必须尽你力所能及地机智地做事，凡是你不能使之好转的事就尽量少出错。因为事情永远不会完美无瑕，除非人是完美的——我不能期望他们在近几年内完美无缺！
拉斐尔：那种方法的唯一优点，就是在真正努力治疗他人精神病时，我可能发现他们没有那么精神失常。但我必须讲实话，我必须说那些你反对的事情。我不知道哲学家说谎话是不是对，但那绝对不是我做事的方式。另外，尽管他们可能被我所说的话所激怒，但我看不出普通的事情为何被看得那么荒谬。它不像我推荐的柏拉图所设想的共和国制度，或者是推荐乌托邦现在的制度。尽管那些制度无疑要比我们的制度优越，但他们看来是很离奇的，因为他们的制度是以共有财产而不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
当然，他们可以不喜欢我的建议。他们已经对某一行动路线下了决心，自然也就不喜欢有人指出前途有危险及告知让他放弃这一切。但是，除此之外，我的谈话内容有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应该到处提出的呢？如果我们绝不讲那些可能被认为非传统的话，担心它听起来荒谬可笑。我们即便是在基督教国家，对救世主的一切教导也不张扬。但这都是救世主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他难道没有告诉弟子他对他们附耳低声所说的话应该到屋顶上公开宣扬吗？在现代习俗方面，他的大部分教导比我的任何建议都差异很大。除非他的教条已经得到精明的传道士的修改——无疑依据的是你的建议！
这些传教士势必认为：“我们将绝不会按照基督教的准则来调节人的行为，因此，就让我们调整基督教的准则来适应人的行为。这样，至少二者之间就会有某些关联。”
然而，我不明白他们这样做有何好处。他们只是使得人们更加心安理得地去做坏事罢了——那就是我在内阁会议上所能够做的一切。因为我只能做两件事，要么投票反对我的同僚，那几乎与根本不投票相同；或者是投票赞成我的同僚，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特楞斯戏中的密西欧一样，我将“助长他们的疯狂”。
至于你提到的间接工作方法，当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至少要极力机智行事，并尽量不要搞坏。我也很难能够看到这会起到作用。在宫廷中你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仅仅是默许他人的犯罪。你必须公开支持最糟糕的政策，支持最有害的决议。如果你对一个坏的法律不显出足够的热情，你将被看作是间谍甚至于是叛徒。另外，当你与这样的同僚共事时，你有什么机会做好事呢？你绝不会改造他们——他们更可能是带坏你，不管你是多么好的人。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你要么会丧失自己的正直，要么会习惯于隐瞒他们的愚蠢和邪恶。你所提到的间接的方法的实际结果就是这样！
在柏拉图的书中有一个愉快的形象，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明智的人有权不参与政治事务。他看到人们涌向街头，回身被如注的大雨淋湿。他不能说服他们进屋避雨。他知道，如果他也出去的话，他也会一样被淋湿。因此，他只是自己待在家里，因为他对别人的愚蠢无能为力，只好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还好，尽管他们被淋湿了，我没事的。”
不过，我亲爱的莫尔，我把内心的感想告诉你，我觉得，只要有私有财产，并且任何事情都以金钱来衡量，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正义和成功——除非你认为最坏的人过着最好的生活是正义的，或者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的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国家繁荣——其余的人只是过着凄惨生活的话，这少数人不会完全感到幸福。
实际上，当我想到乌托邦公正和贤明的制度时，他们法律那么少，但一切都管理的那么有效。意识到每个人的所得都与平均繁荣相一致——当我将乌托邦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时，发现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制定新的法规，但却绝对称不上管理的好。那里每天都通过几十项法律，但仍然不能足以保证他们获得、保持或安全地标示出自己所谓的私有财产——为什么有层出不穷的法律诉讼呢？——当我想到这一切，我就更加赞成柏拉图，就更不奇怪他不肯为反对平等原则的城市立法了。很显然像他这样的伟大哲人当然清楚，健康社会的基本条件就是物资的平均享有——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每一个有权获得他所能获得的物资时，所有的财产不管有多少，都将落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这就意味着这里每个人都是贫困的。财富总是与善良成反比的。富人极为贪婪、肆无忌惮、毫无用处，而穷人朴实、谦虚，他们的日常工作对社会的利益远大于对他们自己的利益。
换句话说，我相信，除非你废除了私有财产，否则你决不会得到公正的物资分配，人的生活也绝对得不到满意的组织。只要私有制存在，人类中的绝大部分，也就是最为优秀的一部分，都将不可避免背负贫穷、困苦和苦恼的重担。我不是说这个重担不能减轻，但你确实无法取消它。你当然可以规定一些法律，限制每个人所允许拥有的资金和土地。通过适当的立法，你可以保持国王和臣民之间的权力平衡。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防止卖官鬻爵，不允许因公务而个人得以铺张浪费——否则的话，他就会通过欺骗及敲诈去充实私囊，这些职位是以财富而不是贤明作为基本任职资格。这一类法律将肯定能够减轻症状，就像不治之症的病人因为不间断的医治可以获得拖延。但只要私有财产继续下去，那就绝对无法治愈。如果你专心治疗某一个局部，你会加重其他部分的病情。对一个人是良药，而对另一个人则是毒药——因为你不抢劫甲的你就不能支付给乙。
莫尔：我不同意。我不相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你能享有合理的生活标准。因为没有人愿意辛勤劳动，总是物资缺少。由于缺乏利益驱动，每个人都变得懒惰，并依靠他人为己工作。然后，物资极为短缺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系列的流血与暴乱，因为谁都没有合法的手段来保护他自己的劳动产品——尤其是在没有了对当局的尊重的情况下，我无从想象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将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拉斐尔：你会持有这种观点，那是因为你是不能想象它将是什么状况——无论如何，你也不能确切知道。但是，你若和我一起到过乌托邦，像我一样到处看看的话——我在那里居住了五年之久，你知道，我离开那里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想告诉人们这个新的世界——你是第一位承认没有看到过组织得如此井然有序的国家。
彼得：我必须说明，我发现很难相信，那个新世界比我们这个古老的世界的一切都组织得更加秩序井然得多。我应该认为我们同他们一样聪明有才智，我们的文明更加悠久。它因此能够体现悠久的经验积累的成果，而借助这些经验，我们使得生活更加舒适——就更不用说几次偶然的发现了，它是精心计划所决不能实现的。
拉斐尔：如果你读过他们的历史书，你对他们文明年代就能作出更加正确的判断了。若是我们必须相信那些记载，那么，我们这儿还没有人类生活的时候，那个新世界就已经有城市了。至于你所说的聪明才智和偶然发现，没有理由认为只有我们才有。我们可以比他们聪明也可以没他们聪明，但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们的实干和勤奋远远超出了我们。根据他们的记录，他们对于我们的活动一无所知，他们称呼我们为赤道那边的人——只知道一千两百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只遭风暴的船曾经在乌托邦岛失事。包括几个罗马人和埃及人的幸存者游上岸，在岛上住下来。
现在，这就使你了解到他们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凡是罗马帝国有用的技艺，他们或是从这些乘船失事的外来人学会了，或者是从得到的线索自己研究加以发现。我们这半球与他们的仅仅一次接触，他们竟因此获益匪浅。但是，如果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一个乌托邦的人飘到我们的国土上，我们会忘记得一干二净，正如我认为人们将会很快忘记我曾经到过那里一样。他们一见到我们，就立即采纳了欧洲所有的好主张——但是，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很快采用他们更加优越的制度。我认为，那就是主要原因，为什么尽管他们的才智和自然资源都不如我们，但在政治和经济上却领先我们那么多。
莫尔：在那种情况下，我亲爱的拉斐尔，我恳求你把这个岛描述一番，不要说得太简略——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们详细讲述一遍——包括地理、社会、政治、法律诸方面——事实上，凡是你认为我们想了解而又不了解的一切事物。
拉斐尔：我再喜欢不过了，因为那些情况我还记忆犹新。但是你知道，说来话长呀。
莫尔：那好啊，我们到里面共进午餐吧，餐后我们随意支配整个下午的时间。
拉斐尔：就这么办吧。
于是我们入内就餐。饭后，我们回到了原处，坐在原来的那条长凳上，吩咐仆人莫来打扰。然后，彼得·贾尔斯和我就请拉斐尔兑现他的许诺。见我们真的要听他讲，他沉思了片刻，整理了一下思路，便开始了如下的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