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始终信奉这一格言：‘经历造人。’”(1)
1933年：希特勒攫取了德国的全部权力，书籍被投进烈火。
1943年：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被镇压，人被投进烈火。
1933—1943年：这十来年，就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黑暗时代”。在这首诗里，他恳求“在我们后面出生的人”宽恕不懂得“为建立一个友爱的世界奠基的”那一代人(2)。
黑暗时代：反犹主义的兴起，《纽伦堡法案》，经济衰退最严重时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些事件使欧洲四分五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反抗极右势力。西班牙内战爆发。法国流行一句口号：“宁要希特勒，不要人民阵线！”政治形势极度混乱。
塞利纳（Céline）、勒巴泰（Rebatet）、德里厄·拉罗歇尔（Drieu la Rochelle）、布拉西亚克（Brasillach）、贝尔纳诺斯（Bernanos）、季洛杜（Giraudoux）等人都发出了仇恨的声音。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观念合流。在这个时期，诺言受到嘲弄，条约遭到践踏。
在这个时期，法国名誉扫地：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德国也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是法国人做好为保卫但泽而牺牲的准备了吗？教会解除了对“法兰西行动党”的禁令，而就在一年前，庇护十一世（Pie Ⅺ）不是还宣称“我们在精神上都是犹太人”吗？
“特洛伊战争”爆发。这就是奇怪的战争，然后是溃退，最后是大逃亡。贝当（Pétain）指责“享乐精神”，指责人们闲谈所有这些灾祸，鼓吹匡救道德。他们不是要把犹太人驱赶到马达加斯加吗？维希政府的法律一项又一项地出台。这个时期要把犹太人斩尽杀绝。希特勒采取了“最终解决方案”，建造了毒气室。在这个时期，人们感情冷漠，互相猜疑。教士们终于发出了抗议。抵抗运动组织建立起来了。盟军在北非登陆了。但法国南部地区也被德军占领了，法国犹太人也被关进集中营，身份证打上了犹太人印记。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被囚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接着墨索里尼（Mussolini）被推翻，盟军先后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
为了给“这个时代画一张像”(3)，我们选择了三位女性，她们都是犹太人，也都是哲学家，几乎是同代人，她们就是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1891—1942）、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和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
三人都出身犹太家庭。她们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只因为是犹太人，命运就注定和别人不一样。埃迪特·施泰因的家庭恪守犹太教教规，西蒙娜·韦伊的家庭信奉不可知论，而汉娜·阿伦特的家庭则已经完全基督教化了。三人年轻时都对神学感兴趣。有两位曾打算改信天主教，但只有一位如愿以偿。1933年，埃迪特·施泰因加入加尔默罗修会，但她并不因此否定自己的犹太血统，《新约》不就是嫁接在《旧约》上的一个分枝吗？人们能就此说是“改宗”吗？相反，西蒙娜·韦伊却否认《新约》与《旧约》之间的承袭关系。《旧约》和那位全能而无情的、“统领万军的”上帝——耶和华，也是她彻底皈依罗马天主教会这个名义上的“普遍”教会的障碍。她长期在天主教会门外徘徊、等待，临终似乎也没有接受洗礼。而汉娜·阿伦特对她的犹太身份就像对她的女性身份一样，始终坚持，毫不掩饰。
三人都是哲学家，而那个时代对哲学家并不重视。但是三位年轻的才女很快就证实，她们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哲学正要风行于世。三人后来都引起了她们的老师们的注意，这些老师就是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和阿兰（Alain），都以离经叛道著称。而她们都敢于批判老师，而且想超越他们。三位才女的执教生涯都将在希特勒攫取权力之后遭受挫折，即使其中一人，即埃迪特·施泰因，是因为身为女性才不能获得教书资格的。不知是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后来成了三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权斗士（尽管她的立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相当保守）。只有西蒙娜·韦伊一人讨厌自己的女儿身，拒不承认她的女人身份，就像拒不承认她的犹太身份一样。
她们究竟是怎样解读现实生活的？
西蒙娜·韦伊和汉娜·阿伦特，要做这个黑暗时代的见证人，做“积极参与演出的观众”，不仅在报刊杂志上对战争进行跟踪报道，还要参与行动，甚至投入战斗。而她们对政治关系和宗教关系又是怎样思考的呢？
1933年，埃迪特·施泰因向教皇进言，恳求教皇为她的族群颁布一道通谕，因为她感到一场新的不幸正在向这个族群降临，可是她没有得到答复。
汉娜·阿伦特一开始就决心对希特勒进行口诛笔伐，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反犹主义驱使她关注历史和政治。
西蒙娜·韦伊则始终拒不承认当时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有什么前所未有的新特性，她认为那不过是她所赞同的一种反犹太教思想在最近发生的变形，是希特勒对上帝选民观念的颠覆。
对于汉娜·阿伦特指出的极权世界的两大支柱——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西蒙娜·韦伊只承认后者的存在，殖民地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受压迫状况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在希特勒入侵布拉格以前，她一直是和平主义者，把希特勒的政策比作罗马帝国的政策，担心法国会变成德意志帝国的一块殖民地。
她们两人都曾援引“特洛伊战争”的范式来向人们警示，要谨防发生一场可能不再仅仅是以毁灭一部分世界为目的的战争。西蒙娜·韦伊把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的衰落，而汉娜·阿伦特则拒绝把权威与暴力混为一谈，并力图揭示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在那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中，她看到，被用来取代上帝的不过是一种新的暴政。
她们的著作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不时发生的一些悲剧性事件有密切的联系。革命、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民主主义、极权主义、反犹主义，这些都是西蒙娜·韦伊和汉娜·阿伦特充满激情的思想赖以植根的沃土，而埃迪特·施泰因则一边聆听尘世的动荡在加尔默罗修道院深处激起的回响，一边继续默想十字若望。
三人都曾经逃亡。1933年到1941年间，汉娜·阿伦特先是待在法国，后来去了美国，1951年加入美国籍。西蒙娜·韦伊先在自由区马赛避难，后来也去了美国，最终在伦敦病逝。埃迪特·施泰因逃到荷兰，后来和她姐姐罗丝（Rose）一起，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1942年8月9日被送进毒气室。
她们的命运之途是相互交错的，尽管我们不能始终同时关注她们三人。下面我们就来了解她们在1933年到1943年间的情况。三人都不可忽视，都令人瞩目，都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所驱动，这个愿望就是要了解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间，爱命运，爱世界（amor fati，amor mund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