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之子
1894年3月3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廿六），谢文锦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潘坑村。谢文锦出生后，家人给他取谱名谢用绣，字文锦。后来读书时将文锦作为名字，改以“褧霞”为字。
潘坑是楠溪江上游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楠溪江因两岸生产楠树而得名，是瓯江下游的第二大支流。江的东岸属雁荡山脉，江的西岸属括苍山脉。连绵起伏的山脉之间，澄清的江水蜿蜒流淌，两岸放眼望去处处皆是重峦叠嶂。险峻山崖之中的山谷，则成为这里唯一适宜人们聚族而居的区域。以“坑”为名的村庄在永嘉境内还有多处。地名之中的“坑”其实是用于形容这类被群山环绕的盆地地形。
大山深处的永嘉县潘坑村
谢文锦的家族祖居在仍保持着古村落风貌的永嘉县蓬溪村。根据家谱的记录，这个村庄的谢姓族人是东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有“山水诗鼻祖”美誉的谢灵运的后裔。今天，温州市“池上楼”里的谢灵运纪念馆之中，“谢氏后裔”展厅陈列着“北宋晚期之后的谢氏后人历代人才”的资料，其中即包括谢文锦的图文介绍。
公元422年，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楠溪江两岸美不胜收的秀丽山水风光，在他心底开启了诗意的氛围。现存谢灵运四十余首山水诗中，在永嘉写的可确证的就有二十一首。其中不乏直接以楠溪江附近山水为描摹对象的名句，如：“涧委水屡迷。林回岩逾密”；“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等。
谢灵运“被公认为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山之祖”，他咏叹过的永嘉山水，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经用这样的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淋漓尽致表达了他对谢灵运笔下永嘉风景的赞美：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后来，谢文锦家乡永嘉的这条楠溪江也因此渐渐有了这样的美誉：中国山水诗的摇篮。
谢文锦故居
南宋时，谢灵运的后人谢复经又迁居回祖先曾吟诗的楠溪江领域。谢复经“字子致。少年聪颖，有远祖谢灵运的遗韵，酷爱文学、诗词、儒术，尤其对《诗经》很有研究”。据家谱记载他是太学堂的“上舍生”。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重新设立太学，“太学里实行五年制的三舍法：初进太学为外舍，经过一年学习而合格者升入为内舍；再经过两年学习而合格者升入上舍”。而最高一级的上舍生，其比例是非常低的，三舍共计一千七百余人，“其中外舍生一千四百余人，内舍生二百人，上舍生仅三十余人”。
虽然跻身于凤毛麟角的“上舍生”行列，但身处乱世之中的谢复经一生未入仕途，而是避居秀水青山的楠溪江畔，以耕读为业。后来，谢复经的部分后人迁居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蓬溪村，在此繁衍生息数百年。祖先源远流长的文化气息，让蓬溪村的谢氏家族也一直留下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一直保持了文风昌盛的局面。
到谢文锦的祖父谢邦善这一代时，虽又已迁居距离蓬溪数十公里的潘坑，但其家庭仍延续了祖上崇文的风气。谢邦善自己是读书人，据记载是晚清时期的“太学生”。而谢文锦的父亲谢国广不仅识文断字，而且学习了医术，在山乡之中行医济世。他并没有在家中设置医馆，而是谁家有了疾患，就在山间奔波赶去，经过“望闻问切”之后，开药进行治疗。
谢国广，字善进，生于1861年。谢国广的原配妻子麻氏生下了谢文锦的两位哥哥谢文远（谱名用世）、谢文儒（谱名用道）。1889年麻氏去世后，谢国广续娶了陈氏，也就是谢文锦的母亲。陈氏生下了谢文锦和他的弟弟。
谢文锦出生时，家中的房屋在半山腰上。就在这一年，父亲谢国广和族人一起在山下建起了新居。新建的这所房屋“瓦木结构，坐北朝南，占地面积650平方米，正屋七间，轩屋六间，悬山顶，前有门台，中有天井”笔者2015年2月17日访问永嘉县党史办获得的记录，并于2月18日实地寻访了该故居。
潘坑其实是楠溪江切割冲刷丘陵而成的狭长深谷。湍急的江流从山谷底部奔腾而过，水面占去了山谷里的大半平地，住在潘坑的人们为了生计只好在山脚下开垦梯田。当时，在这片崇山峻岭里开垦梯田大为不易，谢家和乡亲们一样生活贫困，而且家中积蓄又多用于建造新居。但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崇文之风，让谢国广仍立下了供四个男孩全部读书的决心。
信奉“医者仁心”的谢国广，给乡亲们治病后也不催促诊金。淳朴的乡亲们等到过年家家户户“杀年猪”时，拿出一些猪肉送到谢家作为酬谢。谢家为了让孩子们有读书的费用，把这些猪肉在大桶里腌制好，积攒起来开春之后挑到集市上售卖笔者2015年2月18日访问谢文锦侄子谢志纯的记录。就这样积少成多积累些钱财，给孩子们赚取学费。
依靠父亲行医的经济收入，谢文锦兄弟四人全部有了读书的机会。而兄弟四人之中，又以谢文锦的学习成绩最好。
1901年，谢文锦7岁时，被送出群山环抱的潘坑，到位于永嘉县中部的岩头集镇姑父家居住和学习。
地处楠溪江中游西岸的岩头镇，虽然是三面环山、一面濒江的盆地，但括苍山脉只延伸至集镇的西北，使全镇地势从西北到东南渐渐平坦。也正是因为地形的区别，和封闭于大山深处的潘坑相比，岩头镇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这里的交通堪称是“水陆两便”——
楠溪江从山谷之中流到此处后，江面豁然开朗，可常年通航“舴艋舟”。这种独特的舴艋舟其实是一种两头尖如蚱蜢的小木船，永嘉一带又称其为“梭船”。因为其吃水浅和操纵灵活，很适宜在浅滩行驶。堪称楠溪江流域标志性的交通工具。从岩头出发的舴艋舟顺江而下，很快即可到达楠溪江汇入瓯江的地方。而一旦出了楠溪江江口，瓯江南岸即可看到温州府的城门了。
陆路交通方面，岩头镇也“曾是温（州）杭（州）古道上的枢纽之一，古道四通八达，永仙干线、石匣路和永乐岭头道、箬袅道、孤山道交汇于此，过往客商络绎不绝”。
水陆便利的交通，让岩头镇成为楠溪江畔的繁华之地，也随之成为当时永嘉教育较为发达的乡镇之一。
岩头距离潘坑有六十多公里。远离了父母的谢文锦，在私塾启蒙老师的教导下踏上了求学之路。
谢文锦的启蒙恩师名叫郑继恒，与永嘉的谢氏家族有亲缘关系。老先生开办的私塾“普安书院”设在环境清净、风景优美的普安寺。这所寺庙在岩头“西北三里山岙中。三进四合院，初建于唐先天元年（712），是岩头镇最早的寺院之一”。
进寺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石桥，名为永庆桥。这所桥中间两桥墩各由四根石柱组成，越过湍急的溪流。中间桥板的左侧用楷书横刻着“大宋庆元三年丁巳四月十七日庚申”。庆元是南宋宁宗的年号，庆元三年是公元1197年。谢文锦读书时，这所石桥已在此耸立了七百多年。
年幼好学的谢文锦每天往返于这座古老的永庆桥，开始读书习字的生涯。桥的这一头是幽静的古寺，另一头则连接着秀丽的山峦。在这日复一日的穿行于古桥的过程中，谢文锦也一天天成长着。
这位郑老先生，被称为是当地“最有学问、最受人尊敬的”教书先生。当地历史文献里保存下来的郑继恒一篇祝寿文，从中可以看出他扎实的文学功底和遣词谋篇能力。在这山乡之中，有这样学问的教书先生着实不多。谢永盛公六旬寿序闻之乡人山居得气厚，故常多寿，诚以守其朴者完其素，劳其力者贞而固，铁磨不蚀，户枢不蠹，胥是道也。如吾舅父永盛翁者，绳墨自持，不事雕琢。家虽富而心不富，衣服有常、饮食有节，先日出而兴，后鸡鸣而息。绸缪拮据，不少暇逸，其勤俭有若此者。其交人也，无贫富疏戚，皆饮以和；无炎凉态至，处兄弟犹子辈。事无巨细，皆赖舅父预筹可否，而弥缝其阙。所以诸弟侄得安无事，以遂其开适之天，其和厚有如此者。元配徐孺人产内兄鸿豪，孺人逝世，续娶应孺人，率妇女以理中馈，谋纺绩富而能劳，敬姜之遗风也。夫以舅父之勤谨，相以孺人之慈祥，宜其名列成均同赓难老也。将登耄耋，履期顺皆可预卜，而花甲之周，大衍之数特其始庆云尔。长内兄鸿豪，幼聪慧，厌科举而业医经，功丛活命。次内兄佐廷，性尤恪恭，虽异母，友于之情弥笃。诸孙或耕或读，各勤其业，诚所谓“芝兰玉树生于庭”，皆环而顾之喜可知也。《雅》曰：“子子孙孙，勿替引之。”可以是祝焉，他如铺张扬厉之言，不敢赘及惧诬也。是为序。
甥男邑庠生郑继恒拜撰在书院之中，谢文锦的聪慧、勤奋也渐渐受到了郑继恒老师的器重，郑老师“把谢文锦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
据谢文锦儿时邻居家的小伙伴，也是一起到私塾读书的同学谢寿康后来回忆，谢文锦此时已表现出了学习上求真务实、不追求形式主义的独特个性。老师让学生们背课文，大家常常是有口无心大声念着书，谢文锦却闭口不言，独自凝心默诵课文。到了老师叫学生们把书合拢起来逐一背诵时，其他学生背不出来，只有谢文锦一个人可以大声、流利地背出课文。
谢文锦在楠溪江畔的青山秀水之间降生、成长的时候，山外面的世界正承受着历史的风云变幻。谢文锦出生的甲午年，因为“甲午战争”而载入了史册。中国在战败之后，被迫在1895年4月17日和日本签订了大大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马关条约》。无情的炮声震碎了“天朝上国”的残梦，也让人们渐渐失去了对于衰朽封建王朝的最后幻想。
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面对着民族危机急剧加深的历史变局，仁人志士们开始寻找新的救亡图存良策。但随后仅仅持续103天的“戊戌维新”又胎死腹中。在历史的深刻教训面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潮终于成为了社会的主流。
谢文锦的启蒙老师郑继恒和其后一起兴办学校的同道中人，也属于永嘉县早期接受革命思潮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国家甲午战争之败，戊戌变法不成，皆有奋发革命之志”。谢文锦的思想受到老师较深的影响。从启蒙恩师这里，他最早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心底日渐埋藏着对腐败的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憎恶情绪。是郑老师一次次对于国家正处于危亡关头的讲述，让从小生长在大山深处的谢文锦知道了民族正遭受列强欺压的事实。这样的教导在谢文锦幼小的心灵上悄悄埋下了为祖国和民族而努力奋斗一生的信念，这是他长大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之一。
谢文锦开始接受教育的这一年，中国彻底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八国联军入侵的结果，1901年9月7日，英、俄、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一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00清政府依据《辛丑条约》须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分39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本息多达9.8亿两。巨额赔款仅仅只是一方面，中国失去的政治权利也触目惊心：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地带的中国主权丧失了，条约规定“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不准在界内居住，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中国保卫首都的国防自卫权力被削弱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帝国主义更是依靠《辛丑条约》在中国取得在北京、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三十多年后“七七事变”里发动进攻的日军正是依据《辛丑条约》而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
而为了保持在华的特权，条约公然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皆斩”。帝国主义妄图通过这一条款，“使四万万人父诏其子，兄诏其弟，永远帖服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勿存反叛之心”。
中国从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彻底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拯救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有识之士开始把教育改革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清朝末年掀起的教育改革浪潮，也让刚刚接受启蒙教育不久的谢文锦，幸运地赶上了家乡新式学堂的“首班车”。
谢文锦接受教育的次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壬寅学制”，规定初等教育共十年，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该学制虽未正式实施，但已发出了教育改革的先声。
随后，《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公布，章程的内容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学制。其中，初等教育从此前“壬寅学制”规定的十年减为了九年，设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蒙学堂四年”的硬性规定被取消。作为《奏定学堂章程》的组成部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之中明确规定：“设初等小学堂，令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焉，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
此时，谢文锦已经10岁了。按照7岁后可以入读初等小学的规定，他此时早已经到了可以读初小的年龄。这一时期，温州籍的著名教育家孙诒让正致力于发展浙南的教育事业，“亲自兴办和积极筹划，倡导下”，温州陆续设立了多座新式学堂。新学制颁布的1904年当年，隶属温州府的瑞安设立了“养正初等小学堂”，平阳设立了“汉城初等小学堂”，乐清设立了“铸英两等小学堂”，永嘉也新设立了“广化两等小学堂”（“两等”是指学校同时设置有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谢文锦就是广化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
同为1894年出生的永嘉县鲤溪村人李仲芳，和谢文锦是小学同一年级的同学。他回忆求学经历是：“九年寒窗苦读（其中三年读私塾），终于在1911年冬以名列前茅毕业于永嘉广化高小。”
依据这段回忆，谢文锦从1901年起读了好几年的私塾后，1906年初转入初等小学的四年级就读（当时的小学普遍是春季入学、冬季毕业）。清朝末年新式学堂刚刚设立时，读了几年私塾的学生插班入读小学是普遍现象。谢文锦得以转入新式学堂插班就读，与启蒙恩师郑继恒前往广化小学任教有关。前述谢文锦的同学李仲芳的回忆里，也提到“在小学，深得郑继恒、胡卜熊、郑恻尘诸良师的谆谆教诲”。
赶上了“首班车”的谢文锦走进了广化小学堂。在这所当时“西楠溪最高学府”里，谢文锦大大地开了眼界。在从旧式书院向新式学堂的过渡过程中，他也长了许多见识。从当时的《初等小学堂必修科课程表》可以看出，虽然仍设有修身、读经等课程，但增设了此前私塾教育完全不会开设的算术、地理、体育、格致（讲授动植物、矿物、生理卫生）等新式课程。这些新式课程为谢文锦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知识大门，让他得以从幼年时即能用崭新的眼光看待世界。
谢文锦就读的这所学校后来又有变迁：“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名广化高等小学堂。宣统元年（1909）从港头乡广化寺迁入岩头金氏大宗。”在学校撤销初等小学，改为广化高等小学堂的这一年，读完初等小学五年级的谢文锦继续就读高等小学。就在这一年，谢文锦的父亲去世了。但谢文锦的学业没有因此中断。家族里“耕读传家”的传统，让家人继续供着这个成绩最好的孩子完成学业。
而勤奋好学的谢文锦在自己苦学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家乡山村里大部分读不了书的孩子们。学校放假之后，谢文锦回到潘坑村时，当年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看到他的课本，都艳羡不已。重重的大山把潘坑村与外面的世界分隔开，村里连私塾都没有，大部分家境贫苦的同龄人也没有走出大山读私塾的机会。
求学的艰难，让自幼善良淳朴的谢文锦推己及人，萌生出了让小伙伴们都能够读书识字的朴素愿望。而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愿望，很快就化作了他脚踏实地的行动。
谢文锦开始利用每年的寒假和暑假开设夜校，教没有走出山村的失学孩子们读书识字。他借着月光教小伙伴们念书，燃着油灯带小伙伴们习字。提前成为“老师”的谢文绵放弃了晚上的休息，全身心投入自己创办的夜校教学里。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就成为了村里的“小先生”。
谢文锦待乡亲们的孩子如同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一个又一个夜晚，山村里回荡着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因为谢文锦的辛勤付出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校。谢文锦也用自己助人为乐的实际行动，向乡亲们诠释着一位“山乡之子”的责任和担当。
谢文锦的启蒙恩师郑继恒在广化小学任教，让谢文锦得以继续受着郑老师的教诲。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读小学的老师里还有三位后来和谢文锦成为革命斗争生涯里的“战友”。
广化小学体育教员胡公冕，1888年生。此前离开家乡永嘉出外闯荡，在杭州参加过清朝军队。1909年在父亲要求下，胡公冕放弃军职回到家乡做教员。他“虽有体操特长，但文化水平较低，他就一边当体操教员，—边跟读高小课程。当时高小班里学业成绩最好的是谢文锦，这位比他年少六岁的学生，在文化课程学习方面，又成了他的小先生”。谢文锦毕业的这一年，胡公冕了解到辛亥革命的消息，赶到宁波参加了革命军，随后开赴上海，准备参加北伐。
另一位是数理教员郑恻尘另见《永嘉党史通讯》，第34页，1991年第1—2期。，也是1888年生。他是一位初具革命思潮的年青人。以前读书时，郑恻尘在课余常常自弹自唱当时的爱国主义歌曲《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擎支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他用这兴奋激昂的歌声表达自己的壮志雄心。在谢文锦快毕业时，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浙江，激奋之下的郑恻尘也离开故乡永嘉，到湖北参加了革命军。
胡公冕和郑恻尘不仅是谢文锦的良师，也是他的益友。他们三人在此时即结下了友谊。而这份珍贵的友谊，也将伴着他们后来一起踏上革命的道路。
还有一位是国文教员胡卜熊。他1877年生，当时已是一位30多岁的“老先生”了。胡卜熊“出身书香门第。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聪颖，号称神童。20岁考取生员，翌年考取‘岁贡士’。1902年上北京考取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医学馆。1906年毕业”。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胡卜熊，不同于拘泥四书五经的旧儒生。他带着新思路和新视野的教诲，也让学生们受益匪浅。
胡卜熊的堂妹胡识因，后来与郑恻尘结为了革命夫妻。在1924年秋谢文锦回温州建党时，夫妻俩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胡老先生自己也曾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这些都是后话了。小学阶段的谢文锦，根本没有想到他结识的这几位老师将和他多年后一起相会于革命道路之上。这位永嘉青山秀水孕育出的山乡之子，此时已不满足于只受小学教育。不甘碌碌无为的谢文锦年复一年发奋苦读，期望可以毕业后走出大山，在新的世界里继续开拓自己的眼界和胸襟。
曲折升学路
就在谢文锦读小学的时候，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一页又被翻开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的封疆大吏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萱、湖南巡抚端方等人联衔上奏，提出“故不独普之胜法，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据此进而提出意见：“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接纳了这一建议，光绪皇帝随后颁诏：“著即自丙午科（注：即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历时长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终告完全废除。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它不仅标志着封建主义旧教育从形式上宣告完结，更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式教育彻底打破了“八股文”的桎梏，让青年学子们走上了一条求学的新路。从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小学毕业生再不用为科举考试分散求学的注意力，都开始把精力集中于报考中等学堂，努力寻求接受进一步新式教育的机会。
六年后的1911年冬，谢文锦从广化高等小学毕业，他成为了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之一。
此时，高等小学的毕业生在社会上还是凤毛麟角。当时的浙江农村，高等小学毕业生被视为原先的“秀才”。高小毕业，在世人眼中与废止不久的科举入泮采芹，中秀才一样，依然保留着派报录人（俗称报事佬）吹打报喜，张贴大红报帖的做法。长期以来，在乡间把高小毕业说是“中秀才”，将高小毕业生当“秀才”，各家族族规凡高小毕业孙男，可进大宗祠堂祭祖，上始祖坟祭祀，领胙时得双份，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谢文锦从高等小学毕业时，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正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11月4日，革命军发动起义攻克浙江省会杭州。随后温州也宣告光复，不久，曾在永嘉参与兴办教育事业的徐定超担任了温州军政分府都督，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下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组建南京临时政府，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度。1月7日，温州各界为此举行庆祝会和提灯会。当时的上海《申报》也报道了温州各界庆祝的盛况。阳历一月七号，温州军政分府暨各界假座师范学堂，庆祝总统受任。先由《东瓯日报》馆用彩带迎孙中山先生肖像莅会。计男女来宾不下数千人，均行脱帽礼。水陆军队举枪致敬三呼“万岁”，奏军乐。徐分府乃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祝词。次《东瓯日报》馆代表黄傥夫君、警界代表林干臣君、维民会代表郭宝玉君相继续祝词。举西宾谢牧师道培演说。次东宾田宽甫君演说，日语由缪君代译。次《东瓯日报》馆周子由君、林立夫君、项任秋君相继演说毕，来宾奏琴唱歌。次奏军乐，全场均三呼“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当即摇铃散会。是日，会场秩序极为整肃。当晚行提灯会，军政分府人员及巡防游击各队、商团、民团及学生均于七句钟齐集，由小南门、瑞安门循大街而行。国旗飘扬、灯光灿烂。各小学校学生高唱庆祝歌，铺户燃放爆竹不绝。日商亦送提灯三百盏随行，以表庆祝。真盛事也。万众欢腾的历史背景下，刚从高等小学毕业的谢文锦也树立了更远大的理想。他期望可以继续读书，学到更多的知识，在这个崭新时代来临之际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于是，勤奋好学的谢文锦没有停止求学的步伐。科举考试没有了，“秀才”求学的下一步出路是考取中等学堂。此时，从小学毕业后，有三类学校可以报考升造：一是普通中学，二是师范学校，三是实业（专门）学校。
1912年夏季，谢文锦考取了前身为温州中学堂的浙江第十中学校，成为该校在民国期间招收的首批学生。
这个大喜讯传到了山乡，让15岁的谢文锦顿时成为家乡人的骄傲。乡亲们交口称赞谢文锦没有辜负父亲生前的厚望，给家庭、家乡都争了光。
清末民初时，中学的录取名额远远少于小学毕业生的人数。此时。整个温州府只有两所中学。多年之后也考取这一中学的永嘉县学生张毓中回忆：那时旧温州府所属的永嘉、瑞安、平阳、乐清、泰顺、玉环等六县，仅永嘉县办有“省立第十中学”（十中）和“私立艺文中学”两所中学。艺文中学是教会所办，后改为瓯海中学。十中是个历史悠久、远近遐迩的公立学校，每年仅收学生八十名，能考上十中，非常不容易，如能榜上有名，就有如龙门一登，身价百倍。实际上，谢文锦考取浙江第十中学的这一年，该校录取的学生还不到后来的80人。
在温州市博物馆收藏的《浙江省立温州中学创校纪念刊》之中《四十年来历届毕业学生统计》里，有一份《第十中学旧制历届毕业学生人数》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到，谢文锦考取的这一届最后毕业生仅有64人。能够在温州府各县数十个小学的毕业生之中脱颖而出，跻身这六十多名升学学生的行列，实属佼佼者。
中山书院
浙江第十中学的前身是温州中山书院。此时的温州府治位于永嘉县城内。当年的永嘉县城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温州市区（今天的永嘉县城，是后来与温州市区分离后，从瓯江的南岸迁移到楠溪江西岸的）。城中心的温州府衙门的旁边有一座小土山，因为位置的缘故被称为“中山”（当时，永嘉县城正东的华盖山又被称为东山，县城西边的瓯浦山则被称为西山）。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温州知府李琬在此设立了中山书院。书院“左、右楼房共15间，分名修道堂、大雅堂，为生徒息宿地。占地10.2亩，共有房舍60余间，且具亭池之胜，时人认为可与省城书院相媲美”。
1902年，浙江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商禀温州知府改中山书院为温州府学堂。位于府署东北侧的中山书院也就此改为温州府学堂的校园（即今天的温州实验中学校址）。
1906年，温州府学堂改办为温州中学堂。宣统三年（1911）改名浙江第十中学堂。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学堂”的名称改为“学校”，“浙江第十中学堂”的校名也随之改称“浙江第十中学校”，后于1914年取消府制，中学改为省立，定为“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
校园地处永嘉城内“钟灵毓秀”之地，关于这里有多个带有文化色彩的传说。
例如，学校后面的“中山”只是一座小土山，却被称为“灵气所钟”的郡城主山：“中山虽一小阜，而山势合围，水流环绕，形家咸谓灵气所钟，实郡城之主山。”
又如，校园里的池塘，也被传说是谢灵运曾经吟诗的“谢池”：“仓桥原中山书院旧址，有一池，相传为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梦到他的弟弟，而作‘池塘生春草’一诗”。
带着对这座校园的憧憬，谢文锦收拾好了行装，怀着满腔的抱负，和亲人们依依惜别之后，从家乡楠溪江畔的大山深处启程，顺着江流一路向永嘉县城进发。
楠溪江溪流早在南北朝就有舟楫往来，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楠溪居士刘愈筹措银钱召集民工疏浚险滩，并上呈县令统一拆除碍航渔田。比起翻山越岭来说，顺江流而下是山民们出山的捷径。
楠溪江上游水很浅，只能从潘坑坐竹筏、舢板向东经溪口再折向南，到岩头之后，可以换乘两头尖中间宽的舴艋船继续向南。谢文锦沿着曲曲折折的楠溪江，在群山之中舟行近百公里后，江流渐渐变得平缓，两岸连绵起伏的山峰也不再那么陡峭了。谢文锦站在舟前眺望，永嘉城的“标塔”——罗浮双塔，在远处地平线上渐渐浮现出来。这两座建造于明代的古塔，像航标一样告诉前往温州的人，距离目的地不远了。
过了罗浮山，就是楠溪江汇入瓯江的江口。船出江口之后，隔着宽阔的瓯江，被温州人俗称为“上岸山”的海坛山又出现在眼前。从船上看到此山，就预示即将下船登岸。谢文锦的心中禁不住一阵激动：永嘉县城到了！
心中怀着对亲人的怀想，对家乡的眷念，谢文锦走向了新的校园。县城里风貌处处和家乡不同。城区的风光让谢文锦目不暇接，全新的求学生涯也好像在谢文锦的面前展开了……
从历史地图里可以发现，当时的永嘉县城内河道密布、水网纵横。古时候即有“水如棋局分街陌”的诗句形容城区的景象。第十中学堂旁边的仓桥河，原是“子城”的北护城河。温州古城分为内外两城，里面的“子城”作为城区中心，是府衙的所在地。
地处这片城中心的校园，和谢文锦家中房屋的地势有几分接近，也是依山傍水。虽然紧靠校园的中山、华盖山远比不上家乡屋后高耸的山峰，校门口的仓桥河也比不上家中门前的楠溪江那样宽阔。但是，谢文锦还是期盼在这同样依山傍水的校园里一展身手，在学业上为家乡的乡亲们争光。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虽然民国已经建立，但是他考入的浙江第十中学校里一些教师仍带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公开肆意侮辱学生。有一名教员竟然多次故意诋毁、谩骂“楠溪人都是贼”，公开以歧视的眼光看待来自于楠溪江畔大山深处的学生们。
以为自己读了中学，将面对一个更宽广世界的谢文锦，禁不住开始失望了。他想不通为什么有人可以自傲高人一等，随意践踏别人的人格。他更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多年勤学苦读，升入中学后居然是遇到了这么一个不堪理喻的老师。
有一天，谢文锦和一位也来自楠溪江畔的同学一起，到学校附近的曾宅花园游览。曾宅花园位于城内松台山旁，又名怡园，是清道光年间温州人曾佩云、曾裔云两兄弟所建的私家花园，“系著名画师项维仁吸取苏州名园建筑精华精心设计，布局别具匠心。园内假山池沼，小巧玲珑，陈设布置富丽堂皇，回廊花径迤逦多姿”。这里本是私宅的花园，到民国初年“曾家衰落特甚，其子孙某于园中开设茶园”。于是这里成为了对大众开放的一处景致。
谢文锦年少时都在大山深处度过，第一次看到依山而建的花园这么漂亮。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徜徉在园内小路上，欣赏着假山和回廊，觉得真是开了眼界。
突然，他看到了诋毁自己家乡的教员也在园中散步。这位教员同时看到了谢文锦，投来了鄙夷的眼光。谢文锦早已忍受不了他对淳朴勤劳的乡亲们肆意侮辱，此时忍不住上前争辩理论：
“楠溪同学都坏得很吗？”
争辩之中，谢文锦努力压抑着情绪，还以“指头不是都有长短吗”来论述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不可以对一个地方随意侮辱。但这个教员竟仗着自己是教员，在这公开场合继续侮辱谢文锦和他的家乡人。
最后，谢文锦与他的同学忍无可忍，和这位教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推搡和冲突。年少的谢文锦心底朴素的正义感，对于家乡的深情，在这次冲突里一起迸发了出来。
也正是因为这次冲突，谢文锦失去了在第十中学继续读书的机会。他被学校开除了。
在这一历史时期，第十中学的教师可以任意侮辱、欺压学生。“师道尊严”的“秩序”是封建制度在校园里的反映。不畏欺压、勇于斗争的反抗精神，其实是改变那个充满压迫的时代所必备的可贵品质。
年少的谢文锦挑着盛放书籍的篾笼，带着家乡大山赋予他的坚毅个性，头也不回离开了他曾经向往的校园。虽然这次反抗使谢文锦的求学经历遭遇了波折和反复，但是他并不后悔这次反抗。这次冲突之中表现出的不受欺凌、敢于反抗的品质，此后也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在谢文锦的反抗斗争之后，第十中学又因为学生反抗欺压，连续发生了多次学潮。谢文锦的斗争，无疑是为同学们日后的反抗发出了先声。
挑着满满一担书离开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之后，谢文锦没有放弃学业。他回到家乡继续勤奋复习。这时候，他的小学老师郑恻尘已看透了民国初年军队里派系林立，追求“高官厚禄”的风气盛行，愤而从湖北回到家乡兴办实业了。他安慰谢文锦，又帮他讨论下一步的升学事宜。此时，他们俩的好友胡公冕在1912年南北议和后所参加的革命军解散了之后到杭州继续做老师。胡公冕先经杭州体育会发起人沈钧儒先生介绍，到杭州体育专门学校当教员，其后又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教员，“主要是教体育课”。在郑恻尘、胡公冕的建议和支持下，谢文锦随后开始报考校址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浙江一师同学录
这座学校当时正要招收第四届学生。六年之前的1906年，浙江巡抚奏请创办师范学校。该创办奏请于1907年获准后，即以省城贡院的旧址作为校园的新址。“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校舍建成，式样仿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共占地136亩，有二层教学楼7幢，可容纳千人，另有附属小学及风雨操场等建筑物，为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新式学堂，建筑经费共计白银13万两。因学堂兼有优、初两级师范，所以定名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
1908年4月15日该校开学。辛亥革命以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改为两级师范学校，1912年4月1日开学复课。就在谢文锦离开第十中学回到家乡时，两级师范学校也有了新的变化。“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令》规定：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的师范学校，可分为省立、县立（或两县以上联合设立）、私立3类，省立师范学校由省行政长官规定地点及校数。1913年4月，省教育司司长沈钧业等向省议会提议筹设省立师范学校。5月，省议会通过《筹设省立师范决议案》，规定每一旧府各设省立师范学校1所，已设师范学校的一律改为省立，未设师范学校的各府限1914年7月1目前设立。是年，杭州的两级师范学校改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历史文献里保存的《第一师范学校招生办法》，让我们可以看到了谢文锦报考该校经历的考试和手续。该校以造就小学校教员为目的，本年度暑假学年开始，应添招预科新生为欲入本科第一部者施必需之教育。定八十名，分两班教授。凡身体健全、品行端正、在高等小学毕业，或年在十五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力者，均得投考。在高等小学毕业者，试国文、算术两科，非由高等小学毕业者，试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等。以高等小学毕业程度为标准，凡志愿入学者，须由地方行政长官备文保送，限于八月二十日以前，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将公文文凭及四寸半身新照片一律呈验注册，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起举行试验，无照片者概不备卷。自九月一日为录取新生入学期间。入学时须邀同住居省会妥善保证人两人连署入学志愿书……预科生修业一年，升入本科，四年毕业后，应遵章在小学校服务。1913年的这个夏天，谢文锦的家乡再度传来了他“考中”的喜讯。此时，该校刚刚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谢文锦是以这个校名招收的首届学生之一。在日后该校编撰的《同学录》之中，谢文锦名列建校以后“第四次”招收学生名单里的第一位。《同学录》上的地址写的是：“永嘉县东门外滕永顺行转交枬溪潘川”。这其中的“枬溪”是永嘉县楠溪江一带的旧地名，“潘川”是潘坑村的又一村名。
这一次升学考试，虽有好友胡公冕在浙江一师任教，但谢文锦实际上是完全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取了该校。
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在1913年夏担任了浙江一师校长。他当时也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以对学生要求严格而著称。他后来曾经回忆招生时“无论何人送来条子一概不要”。我平时对学生，并无何种特别手段，而且决不主宽是极主严的，所谓主严，不但对学生，自己办事上首先要主严，第一关键是入学试验，招进来的新学生基本好不好，和学习成绩好不好大有关系，第一师范以后的学生，个个是我亲手招进来的，招生人数与学额差不多要一与二十之比，无论何人送来条子一概不要。
经亨颐校长
从经亨颐提到的报考和录取比例看，浙江一师其实比第十中学更为难考。比谢文锦早一届考入浙江一师，后来成为革命家和教育家的杨贤江，也曾经回忆母校报考学生很多，但录取严格：“师范学校者，全省小学校教师之产出地也，远道学子闻风负笈而至者，肩背相望。故是校之取录学生，必须经严格试验而始得入。”
谢文锦可以连续两次考取“考录比例”如此悬殊的学校，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证实出这名少年的勤学聪颖。
1913年秋，谢文锦再次走出家乡的大山，走入了省会杭州，走进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此前，被第十中学开除之后，他从没有气馁过。仅仅过了不到一年，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又可以昂首挺胸走上新的升学之路了。
入学后，谢文锦被编入了预科甲班。当时，浙江一师采取预科修业年限一年，本科第一部修业年限四年的学制（另有本科第二部是面向中学毕业生的，修业年限仅为一年）。
预科生谢文锦此时还不知道，他不仅是考入了一所培养小学教员的学校，而且是进入了一个即将培养出众多革命青年的“摇篮”。
“浙江一师”的名称，在此后的历史时期一度与“湖南一师”齐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两所师范学校，被誉为‘两个一师’”。
当时，浙江一师陆续汇聚了多位文化名人担任教师。谢文锦在浙江一师读书期间，李叔同、夏丐尊、单不庵、姜丹书等名师正在这里授课。
李叔同，1880年生，近现代史上有深远影响的著名诗人、美术家、音乐家。1912年至1918年在浙江一师任教。博学多才的李叔同在绘画、音乐、书法、篆刻、戏剧、诗词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发展史中，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
夏丐尊，1886年生，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1908年起在浙江一师任教。1920年与经亨颐校长一起辞职。后来曾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开明书店编辑所长等职，还曾当选过民国时期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
单不庵，1878年生，国学大师。1915年起在浙江一师任教。1920年入北京大学任教，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主任。他逝世之后，北大曾为之专门成立“单不庵教授遗著整理委员会”。
姜丹书，1885年生，近代艺术教育先驱。他在浙江一师任教期间，于1917年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美术史著作。其后依据教学实践而编写出版的《美术史参考书》、《艺术解剖学》和《透视学》，都是国内当时最早的一批美术教学理论书籍。
有幸在这些大师的课堂上听讲，谢文锦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渐渐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走进这个校园之后，谢文锦更大的“幸运”是遇到了日后曾有“蔡元培第二”美誉的经亨颐校长。作为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代教育大师，经校长的谆谆教诲，对谢文锦的思想起到了很大影响，也对他后来选择为祖国为民族奋斗终身的道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文武并重”
“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的这句歌词，道出了校园在杭州城区的位置。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位于历史上杭州贡院的旧址。清朝时，杭州贡院的门口曾经有一副对联：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对联里的“东浙”，即又名“之江”的钱塘江。从贡院的大门走出，朝东穿过半个杭州城，即可以来到钱塘江边看汹涌的江水滚滚而来。而从这里朝西边漫步十多分钟，步出钱塘门就可以走到西湖断桥的桥头。
虽然地理位置没变，但校园和当年贡院的格局已有很大变化。1915年考入浙江一师，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曹聚仁回忆：一到了贡院前，就只有东西辕门，当前照壁和一片大广场，还是旧日格局。整个贡院，就留下这一个空壳子，装上了现代厂房式的课室和宿舍。前面是第一师范，后面是商业专校，当中一处大校园。从前门到后门，该有三华里那么长。往日秀才应考的号舍，荡然无存……可见清末维新志士对科举传统的深恶痛绝之情。拆除了封建王朝科举考试的号舍，并不代表可以自然而然让学校成为新式学堂的典范。实际上，浙江一师所以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经亨颐校长的教学思想首先起了关键作用。
经亨颐，1877年生于浙江省上虞，年少时曾经东渡留学日本，入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清末归国后担任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
作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浙江教育界的核心人物”，经亨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教育思想。今天的教育学界公认“经亨颐教育思想中最显著的特色是提倡人格教育。人格教育是当时德国教育界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想，主张以养成人格为教育目的，注重人的精神生活，注重感情的陶冶和意志的培养。他认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格才是健全的人格。因此，经亨颐十分热衷于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特别注重活跃学术气氛。课程设置上，经亨颐反对重文轻武、重知识轻技能的传统观念。经亨颐主张凡是可以陶冶学生身心各方面的教育如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体育等无所不包，其教育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的人才，因此经亨颐对体育、音乐、美术、手工等科目十分重视”。
在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方面，经亨颐尤为重视以“爱国”为核心的品德塑造和以“尚武”为核心的体育教育。他指出：所谓爱国，所谓尚武，处今日时势，尤有相附而行之必要。爱国而不尚武，虽竭其心力，无以救目前之急。尚武而不爱国，则逞其血气，恐流为强暴之徒……爱国也，尚武也，仅于学校学生恐亦无济。国民即学生，学生即国民，今日尚非其时。非学生之国民，贵有以使之爱国，使之尚武，则学校以学校之爱国尚武，介绍于社会，亦应尽之义务。当时，作为教育规章的《师范学校规程》中，第一章《教养学生之要旨》第一条即要求“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故宜使学生谨于摄生，勤于体育”。但是，当时的大部分学校都有“重文轻武”的倾向，并不很重视体育教育。经亨颐的教育理念里，体育教育和救亡图存是有紧密关联的。1915年下半年新学期开学后不久，在省会学校联合会操开始式的训辞之中，经亨颐曾以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对此进行完整论述。他先详细分析了学校“重文轻武”倾向的历史根源：吾国近今之学校教育，体操不注重，无可讳言。非官厅之不提倡，非校长之不认真，非教员之不热心，非学生之不奋勉，推其原因，至深且远。直自汉唐以来，苟安太平重文轻武之积习，有以使然。至今日一般社会之观念，文武二字，已截然划为二途，如风马牛之不相及。随后他的训辞又话锋一转，指出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号召同学们利用校园提供的条件实现“文武并重”，进而带动社会改变“重文轻武”的观念，唤起民众救亡图存：夫苟安太平为重文轻武之原因，顾惟太平可苟安，不太平则不能苟安，即不能重文轻武。吾国今日当风雨飘摇之际，欧战未已，内乱未静，尚可谓太平乎？以吾辈之青年，谓时势造英雄可，谓英雄造时势亦可，尚得苟安乎？……不太平不能苟安，必须革去一般社会重文轻武之观念……古制礼、乐、射、御，文武本并重，而今日社会一般之情形及人民之程度，重文轻武，积习已深，骤使改革，殊非易易。故漫思社会一般人民文武并重，纵舌敝唇焦，听者藐藐。所希望者惟学校之学生，青年堪为社会之先导。好在学校中有文武并重之机会，有文武并重之设备。自今日起愿诸君结合精神，皆以挽救社会重文轻武之积习为前提……浙江一师对于学生在校学习的要求，远比其他学校更为严格。每天早晨学生必须同时起床到自修室学习，每天晚上也必须参加统一晚自修。而且，学生任何时候也都不允许擅自离校。曹聚仁对此回忆：“一师校规，十分严厉；学生一律住在校中，假日得有假条，请准了假，才可以到街上去，下午八时前，必须回校。”
严格的管理确保了每位学生都可以成为学习之中“模范”。谢文锦入学第三年的1916年9月，经亨颐在入学式上告诉新学生：“校风已著，在校高级学生皆有先辈资格，堪为模范……本校训练之标准较高，在他校已算优良之学生，本校尚有批评。”
这几句评价显示，包括谢文锦在内的高年级学生都在学习上经受住了“高标准”的考验。这样的严格要求也确保了“文武并重”不至于走到“重武轻文”的另一个极端。
谢文锦在小学阶段一直勤奋学习，从没有叫苦叫累过，他已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所以，在入学后按照校方要求刻苦学习文化知识，这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经亨颐校长将“爱国”和“尚武”结合到一起，大力提倡体育运动，则让他在“文”的方面精益求精的同时，又努力践行着“文武并重”。
读预科的一年里，作为新生的谢文锦就响应了校长的号召，拓宽了新的学习领域：体育运动。经过刻苦锻炼，到第二年升入本科一年级时，谢文锦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都在同学们之中脱颖而出。
浙江一师“第二次陆上运动会”
1914年9月22日，浙江一师举办了“第二次陆上运动会”。谢文锦和同年级同学华福喜、周星炜一起代表一年级队参加“优胜旗竞走”比赛（当时的“竞走”实为赛跑）。这个比赛项目实际上类似于今天的接力赛。预科、本科一到四年级各出一个代表队，共五个队伍参赛。这项比赛不仅比拼的是选手个人能力，而且更展现团队的实力。谢文锦和同学华福喜、周星炜虽不是来自一个地方，但都是足球爱好者。此前的两个学期里，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锻炼，彼此之间颇有默契。
这一次运动会，现场来宾观众有七八千人。在七八千双眼睛的注视下，他们三人肩负着一年级同学的荣誉，大步踏上了赛场。
听着同学们的加油助威声，三人更是热血沸腾，整场比赛从头至尾都全力以赴、奋勇争先，不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速度，而且在衔接上也成功实现了“无缝对接”。
最后，经过各年级代表队一番争先恐后地奔跑，谢文锦和队友一举夺冠。比赛结束的瞬间，本科一年级的同学们都激动地振臂高呼。
经亨颐校长最重视作为集体赛跑项目的“优胜旗竞走”。赛后，他专门安排了一场“优胜旗授予式”。谢文锦和队友华福喜、周星炜又在七八千名观众的欢呼声之中登台领奖。
仪式上，经亨颐向全场宣布：
“今年得优胜者为一年级生。其选手为谢文锦、华福喜、周星炜三人。”
第十五届职员录
听到获胜的消息从校长口中宣读出来时，谢文锦心中一阵激动。一年级的同学们也个个喜形于色。
接下来，校长又继续宣布：
“授予斯旗，聊作纪念。各赠白玉一件，略存微意……”
“还有这么贵重的奖品呢！”谢文锦、华福喜和周星炜顿时又有“大喜过望”的心境。
他们没有想到，校长紧接着还说了一番关于奖品寓意的话：“教育者之性质当如斯玉之纯，如斯玉之坚，如斯玉之洁。在校五载，既由锻炼而有如铁之身躯，由修养而有如玉之精神。加以如斯玉之品性。此余所希望于诸生青出于蓝之教育者。”
校友会职员录
校长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让谢文锦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这才意识到，校长颁发白玉的寓意，比这份奖品本身更为贵重。这寓意蕴含了校长的期望，更是一个教育者对于自己学生们的殷切嘱托。
当校长讲话完毕，谢文锦上前从校长手中接过这块白玉时，多停了一下脚步。他在个子高高的校长面前悄悄仰起头，望了一眼校长慈祥的面容。随后，谢文锦暗暗下了决心：要像校长期望的这样，读书期间锻炼出铁一样的身躯，培养出玉一样的精神品性。
经亨颐这种把人格教育寓于运动会之中的教育方式，源自他对中等教育的认识：“中等教育为国家之中坚事业，中学校且以普通教育为主，以预备教育为辅。故凡中等学生希其不图悻进在中等社会任事，而为营中坚事业之中等国民，即为国家之中坚人物。”基于上述认识，经亨颐认为学校举办运动会“具有下列之四目的，而皆能达到，此最可喜者也。（1）竞争优胜；（2）提倡体育；（3）结合精神；（4）锻炼心意。此四目的，唯第一目的限于运动会员之中。其他三目的皆普及于社会一般，其轻重自不待言。”
谢文锦这次在运动会上受到的教育，就是经亨颐校长同时实现上述四种目的的一次尝试。
不久后，为了更好地磨练自己的素养，谢文锦加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的运动部，在第五期（届）校友会职员里成为了一名干事。
浙江一师校友会成立于1913年10月。和今天人们熟悉的那种毕业校友联谊性质的社团不同，当时的校友会是浙江一师师生的自治组织。“本校现在之教职员及全体学生”为通常会员；“本校之旧教职员及毕业生”为特别会员。校友会日常运转时，校长兼任会长，学校老师担任部门负责人，在校学生中各领域的佼佼者担任各部门的干事。师生群策群力，共同开展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经亨颐此前在校友会成立大会上阐述过这种校友会模式的意义：学校之所以有校友会，以教员于教室授与智识以外，便乘此机会施其训练指导之手段，即校长职员亦得乘此考察学生个性。而我师范学校则有与其他学校特异之点，例如中学自学校系统上观之，有继续上进之性质，复入大学或高等专门，与社会尚未接近，若师范则为系统终止之阶段，一毕业即与社会相接近，故仅此数年所习所问皆为将来接近社会之练习，故师范学校校友会之设立非特振作校风、敦笃友谊已也。愿诸君于斯二者以外，凡为干事、为会员随时随事，或有为难当思所以为难之理由，交社会交际之预备，他日出而任事应有把握。至其成立之要素则有三：即学校教职员之热心，学生之本分及教职员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之感情是也。按照经亨颐的上述论述，校友会不仅是教师锻炼学生能力的平台，也是完善人格教育的平台。这和他的教育思想是贯通的。校友会的创设，实际上也是经亨颐教学思想的一个实践成果。
校友会各部门推进的各项活动，成为了学生们在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友会的机构设置分为总务、文艺和运动三个大的部门。总务部下面分设会计、庶务、书记三个小部门；文艺部下面一开始设立言论、杂志两个小部门，后来随着浙江一师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又增设了音乐部。校友会还负责编辑发行实际上是浙江一师“校刊”的《校友会志》杂志。通过保存至今的几期校刊，可以找到谢文锦在校友会里的若干记录。
经亨颐设置校友会的本意，也是期望有助于在校园里宣扬与爱国主义有关联的“尚武”精神。为此，他向校友会提出要求：“学校当注重军国民教育时，校友会应注重尚武。校友会为学校之内含，校友会尚武之精神，为学校军国民主义之预备……所望于今后之校友会，再增其精神，以真正尚武为目的。”校友会的部门设置上，谢文锦担任干事的运动部也更多承担着“武”的部分，“本校校友会分文艺部、运动部，一文一武，一动一静”。
运动部的下属机构当时一直在变化之中，运动部下面设立的小部门分别对应运动项目，先后分别设立过：足球（有的学期称为蹴球）、篮球、庭球、游泳、弓箭等，其中大部分项目不是每个学期都设立的。
谢文锦成为运动部职员后，一直担任的是足球（蹴球）部干事。这个部门当时在浙江一师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五期（届）校友会运动部下属的蹴球部成立后，“本学期签名入部者达一百二十余人，分作十二组练习。练习时间规定：下午四时至六时（假日不在此例）”。
按照这个记录，周一至周六（当时每周只有周日休息）的下午，蹴球部须管理12个学生足球队整整两个小时的训练。而这个学期整个部门的干事只有谢文锦和方时旭两个人。
每天下午四时，各支球队的训练场地、每队11名球员的训练内容、训练用球的发放和回收等等大小事务，都落在了他们俩的身上。并且，日常训练之余，他们俩还须负责一切足球比赛事宜。任务重，压力大，然而谢文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和方时旭一起履行了部门干事的各项职责。
蹴球部在这个学期还承担了一项和远足活动结合的任务。据《校友志》第5号关于蹴球部的记载，“此次旅行至绍兴，曾与第五中学赛球”。“旅行至绍兴”是指浙江一师以绍兴为目的地的“乙卯春远足会”（1915年春季）。
远足，是经亨颐校长为了培养同学们的体育运动能力而每学期坚持开展的活动。1915年此次远足会，全校同学于3月19日出发，3月23日返校，前后多达5天。“远足会”以划船和步行结合的方式，从杭州长途跋涉赶到绍兴，并且在绍兴拜谒了“大禹陵”、徐公祠（为纪念辛亥先烈徐锡麟而于1912年设立的纪念专祠）。以“尚武”为目的而实施远足活动之中，专程缅怀大禹治水、心怀天下的史实，特地向先烈徐锡麟致敬，这种活动环节设置方式，也凸显出经亨颐将“爱国”和“尚武”结合的理念。
3月21日上午，一师同学拜访位于绍兴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谢文锦担任干事的蹴球部组织了与第五中学的球赛。比赛后，蹴球部在《校友会志》第5号上记载赛事时评论道：“一以联络彼此情谊，二以振起社会重视体育之心，固非计较胜负。”谢文锦和方时旭的这一评论，表现出他们俩也领悟了校长发展体育运动并非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为了社会意义的良苦用心。
谢文锦所以胜任一名“学生干部”的职责，和他小时候显现出的领导才能也有些关联。据他童年时候的小伙伴谢邦康的回忆，谢文锦在儿童群聚玩耍时常常成为“小小孩子王”，可以宣布大家开始游戏，也可以掌控游戏时长，斩钉截铁宣布游戏结束。
这样的领导才能让谢文锦在校友会可以更好组织有关事务，从而为一师的同学们服务。当时，干事均以一届（一学期）为任期，不允许连任。但间隔一学期后可以再次担任这个职务。从现在可以找到的几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里记录的干事名单来看，谢文锦先后至少是曾经在校友会的第五期（届）、第十届、第十二届职员里担任足球（有时名称为蹴球）部干事。直到谢文锦在浙江一师的最后一个学期，他仍在校友会任职。《校友会志》刊登的第十五届职员里，谢文锦改任总务部下属的庶务部干事。职员录名单和毕业生名单里两个“谢文锦”的名字，都刊登在了这一期《校友会志》上。
在多个学期里频繁担任校友会干事的职务，锻炼了谢文锦的活动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为他今后踏上社会打下了能力方面的基础。而换一个角度看，能够多次当选校友会的职员，也是谢文锦的能力一直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表现。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13期上刊登过一篇《与第五中学比球纪事》，记述了1917年11月9日绍兴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足球队前来拜访，双方举行一场球赛的经过。依据这份目前找到的唯一刊登过浙江一师球队队员名字的历史文献来看，谢文锦其实也是浙江一师足球队的主力之一。
文章按照比赛时的阵型，从后至前列出了场上主力球员的名字：赵益谦、洪玉庭、顾大铭、徐孝祥、楼宝善、李江城、钱兆复、谢文锦、徐乃仁、华福喜、俞培恩当时的足球比赛和今天略有不同，阵型是固定的。“以十一人为一队，各球员之名称及人数如下：守门员一人；后卫二人；前卫三人；及前锋五人。后卫之位置在球门前，分立左右。前卫在内卫之前，分立左中右三处。前锋五人则在最前，细分为左翼，右翼，左锋，右锋，及中锋各名称。”
对照上述分类，可以知道谢文锦当时是浙江一师校足球队的右前锋。虽然是处于进攻的“箭头”位置，但浙江一师的足球队讲究团队配合，谢文锦和另四名前锋都不是“个人英雄”式的球员。《与第五中学比球纪事》一文里叙述了一个细节：和来自绍兴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的这场球赛上，比赛开始65分钟后双方仍陷入胶着之中，“本校球势虽云不弱，然卒乏进球之方”。迟迟不能取得进球打破僵局时，谢文锦和另四名前锋依靠配合，努力带球靠近了对方球门，在比赛快结束时一举“绝杀”了对手。“先锋数人，相互并（进）退，一近敌门，球遽进矣。须臾警笛一声，两方球员遂同时停止……结果吾校胜一球。”校刊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记述究竟是谁破门进球，而是通过这样的叙述形式把进球归功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五名前锋。这种叙述风格，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浙江一师的足球队员们重团队轻个人的风尚。谢文锦在这样的球队里，不仅锻炼了身体，更是培养了他的集体主义精神。
校足球队阵型图
1917年上半年，谢文锦又一次担任蹴球部干事，并且当时在三名干事之中排名第一位。这一个学期，整个运动部最重要的活动是组队参加“杭州中等学校足球竞赛会”。
浙江一师校足球队合影，前排右一为谢文锦
3月10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足球队在谢文锦等的率领下，举着队旗出征，首战即以2∶1击败了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足球队。3月24日又以2∶0击败了杭州私立之江中学。4月5日，3∶1战胜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取得了三战三捷。
4月14日，浙江一师与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战绩为1∶1，胜负未分，也决定不了最后的冠军。于是，5月9日，两个学校的足球队再战一场。
决赛上，浙江一师终于以5∶1大胜对手。经过五场比赛的角逐，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最后获得冠军，荣获银杯一座、绣有“最优胜者”字样的优胜旗一面。谢文锦和同学们以“先负而不怠，后胜而不骄”的作风，为母校争得了一份荣誉。
夺冠的次日，经亨颐校长召开“蹴球优胜慰劳会”。他并没有多说溢美之词，而是出乎意料地以“优胜与慰劳，本无必然之关系”作为开头，向谢文锦和同学们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慰劳非必须优胜，优胜非必须慰劳，优胜与慰劳，本无必然之关系。今日之开会，非必为优胜而开会。为优胜而开会，慰劳者报酬也。非为优胜而开会，慰劳者奖励也。此次蹴球之优胜，余认为颇有价值，非特以力胜，兼以德胜也。其价值不限于蹴球，即竞争优胜，不仅蹴球已也。以力胜而慰劳，慰劳者报酬也。以德胜而慰劳，慰劳者奖励也。闻此次蹴球当时情形，先负而不怠，后胜而不骄。余故曰不特以力胜兼以德胜，以力胜者选手数人之力，以德胜者全校校风之力也。
劳苦与责任，有密接之关系。劳苦在责任之先，或责任之后，或责任之中间，其义不同。责任二字之内容，亦有力与德之分别。盍观近日政局，黎大总统既免段总理之职，而又嘉之曰劳苦功高，段又通电嗣后不负责任。此其责任，力之责任，非德之责任也。此其劳苦，责任之先或责任之后也。劳苦功高一语，亦一种慰劳之意。至今日开会，对于优胜选手，决不曰劳苦功高，仅曰劳苦，则今后之责任，万不能免。故今日慰劳之责，在既优胜既劳苦之后，而又在将来未优胜未劳苦之先。余故曰劳苦在先后责任之中间。此其责任，为德之责任，非力之责任也。其价值之高如此，希共勉之。这番演讲词里，经亨颐校长不仅论述了“劳苦”和“责任”的关系，并且专门提到了当时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事件。此次事件是北洋军阀统治下政局动荡的又一表现。随后，经亨颐校长又向谢文锦和同学们讲述了一段“蹴球优胜慰劳会优胜品受存训辞”。他联系当时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的时局提示和勉励同学们：“近时人心叵测，对于优胜者，恒不甘悦服……今日风雨飘摇之中国为尤甚。吾辈何以抵挡之，无他，努力二字而已。”这几段含义隽永的话语，也是经亨颐将人格教育融入体育运动的又一次尝试。
谢文锦在浙江一师读书时，可以常常遇到与他亦师亦友的胡公冕。谢文锦在第十二届校友会职员里运动部下属蹴球（足球）部干事时，这一届担任运动部部长的恰好是胡公冕。谢文锦在浙江一师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与胡公冕有紧密的关联——“兵式操”。浙江一师为了推动“文武并重”的教育理念，有的学期一周六天里多达四天设置了“体操课”。谢文锦在课堂上也可以受到胡公冕的教导和训练。
此前，胡公冕在革命军中苦练过军事体操，按照经亨颐的教学安排，他在校园里训练同学们手持真枪操练“兵式操”。
胡公冕也认为“体育课不只是操操练练锻炼身体，还要磨练意志”。他后来曾经跟访问者回忆说：“我当时剪平头，夏天烈日下、冬天严寒中带头操练，一些怕苦的学生见我以身作则带头，便振作起精神。”
谢文锦和同学们跟着胡公冕训练了五年。而每位浙江一师的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之前，都须训练满五年。从亲历者的回忆里，可以窥见谢文锦和同学们接受训练情况之一斑——
1915年入学的曹聚仁回忆：体育教师胡公冕先生，一本正经教我们军事体操，从排教练、连教练，进到营教练，还在梅东高桥兵营中作实弹演习，获得全省运动会的团体操的冠军。当时曾在浙江一师任教的姜丹书回忆学生：五年“兵式操”，不弱于三个月“集中训练”。——第一师范的中队，练得形式严整，精神壮健，真可上得战场。且所用的是真枪，只要一声口令，不怕前面是泥洼，保管他们“扑”的一声整队困下去了……1916年入读的丰子恺在小说里也写到了在校“负了这种枪而上兵式体操课”的情节：“我们的体操先生似乎是一个军界出身的人，我们校里有百余支很重的毛瑟枪……”
谢文锦在浙江一师持续训练了五年“兵式操”，其目的并非是单一的锻炼，而是具有双重目的：“奇正纵横，直与军队相比拟，锻炼体魄而振作精神。”该类训练源自辛亥革命之后渐渐发扬光大的“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而这种教育暗含着时刻准备抗击列强侵略的用意。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呼吁和推广“军国民教育”，就把“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作为“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的最重要理由。经亨颐也很赞同“军国民主义”。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举国上下为国耻而悲痛时，经亨颐即提出针对帝国主义的逼迫，须落实“教育为兵力之后盾”的“军国民主义”主张：尝谓兵力为外交之后盾，而吾谓教育为兵力之后盾。五月九日中日交涉之结果，可耻可痛。至于此极，已证明兵力不克为外交之后盾。倘今后之教育，不谋所以为兵力之后盾，则兵力永不克为外交之后盾。国家前途尚可问耶？并且，经亨颐认为仅仅增加兵式操的时间、练习实弹射击等，其实是不够的。他的主张是更进一步，“耐苦操作及种种锻炼”，寓军国民教育于体育事业之中。他曾经向学生们也提出这样的期望：“务望诸君嗣后平日注重体育，并广为提倡，虽不言军国民教育，而军国民教育亦寓乎其中矣。”
在这种用意和期望之下，“一律是和尚头，一律是布制服”，平常又使用真枪的长期军事体操训练的浙江一师学子们，浑身上下洋溢着经亨颐校长向他们倡导的“爱国”精神和“尚武”精神。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在训练场上坚定有力前进着，俨然以后能够成为一支捍卫国权的“学生军”。
谢文锦年复一年手握着毛瑟步枪，跟随胡公冕高呼口令，刻苦进行训练时，心中也涌动着“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的壮志豪情。五年的训练不仅让他更进一步收获了“如铁之身躯”，而且更对他的思想起到了砥砺的作用。这种以帝国主义作为“假想敌”的训练，实际上也为谢文锦后来加入反帝革命浪潮里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行动“预演”。他和胡公冕两个人走上革命的道路后，都曾站到了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此前通过军事体操锤炼出的体魄、意志和精神，也成为了斗争之中宝贵的财富。
在经亨颐校长“文武并重”的理念之下，谢文锦比小学时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爱国主义的情怀和坚忍不拔的意志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经亨颐校长曾公开提出，三天的运动会可以“抵得教育十年”。在他任职校长期间，浙江一师陆续走出了包括谢文锦、宣中华、俞秀松、叶天底、汪寿华、梁柏台等人在内的一大批血沃中华的知名英烈，也培养出杨贤江、刘质平、陈兼善、丰子恺、田锡安、潘天寿、曹聚仁、傅彬然、贾祖璋……在各界享有盛誉的杰出人才。
浙江一师出现这种人才辈出的局面，就是经亨颐这种“文武并重”教育理念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