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卷帙浩繁、优美动人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好似用离奇突兀的情节、神奇瑰异的想象绣织出的一幅宏伟辉煌、绚丽多彩的画卷。在世界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哪部文学作品能像它传播那样广，影响那样深，以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俄国大文豪高尔基曾说过：“在民间文学的宏伟巨著中，《一千零一夜》是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这些故事极其完美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意愿——陶醉于‘美妙诱人的虚构’，流畅自如的语句，表现了东方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美丽幻想所具有的力量。”我国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也说：“《一千零一夜》仿佛一座宝山，你走了进去，总会发现你所喜欢的宝贝。虽然故事是一个长故事，但是我们若截头去尾，单单取中间包蕴着最小的一个故事来看，也觉得完整美妙，足以满意，这譬如一池澄净的水，酌取一勺，一样会尝到甘美的清味。”
《一千零一夜》的书名是来自其主线故事：相传古代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发现王后不忠，一怒之下，除将她及与其私通的奴仆杀死外，还存心向所有的女人报复：每娶一个处女，枕宿一夜之后便将其杀掉再娶。如此三年，全国一片恐慌。聪慧、美丽的宰相女儿山鲁佐德为使姊妹们不再惨遭虐杀，毅然挺身而出，让父亲将自己送进宫去。她请国王允许将其妹敦娅佐德召进宫，以求死别。其妹按照事先约定，要求姐姐讲个故事以消遣一夜。于是山鲁佐德便征得国王同意，开始讲起故事。翌晨天刚亮，那引人入胜的故事却正值精彩之处，留下悬念。国王受好奇心驱使，想知道故事结局，只好免山鲁佐德一死，让她第二夜接着讲。就这样，故事接故事，故事套故事，每到夜尽天亮时，正是故事兴味正浓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其间，山鲁佐德还为国王生了孩子。最后，国王受到那些神奇迷人的故事感化，幡然悔悟，弃恶从善，决心与聪明、美丽的山鲁佐德白头偕老。
这部鸿篇巨制的民间故事集并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它实际上是古代东方，特别是阿拉伯地区的民间说唱艺人与文人学士历经几世纪共同创作的结果。
阿拉伯阿拔斯朝建国初期，即公元八世纪中叶到九世纪中叶，有长达百年的“翻译运动”，大批外文书籍被译成阿拉伯文。据阿拉伯学者迈斯欧迪在《黄金草原》一书中称：“在从波斯、印度、罗马文翻译过来并传到我们手中的群书中，有《希扎尔·艾夫萨乃》一书，由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的意思就是‘一千个故事’。故事一词的波斯文就叫‘艾夫萨乃’。人们称这部书叫‘一千零一夜’”。另一位阿拉伯学者伊本·奈迪姆在《索引》一书中则说：“最早将故事编撰成书，并将其保存于文库（其中有些是动物寓言）的是古代的波斯人……这些故事在萨桑王朝时期数量更多，面也更广。阿拉伯人将它们译成了阿拉伯文。一些善于言词、长于修辞的人们把它们拿过来，进行修饰润色，并按其类似内容进行整理。在这类内容方面搞的第一本书就是‘希扎尔·艾夫萨乃’。”伊本·奈迪姆并随之加以评论道：“事实是——如蒙天佑——最早在夜晚进行夜谈的是亚历山大。他有一伙人逗他笑，向他讲故事。他这样做倒不是为了取乐，而是为了记下，作为镜鉴。此后，国王也都因此而利用《希扎尔·艾夫萨乃》一书。全书有一千页，却不到二百个故事。因为一个故事也许要讲几夜。我曾分几次读完全书。事实上，这是一本粗俗无聊的书。”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一千零一夜》的雏形译自波斯的名为《希扎尔·艾夫萨乃》一书。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串联起来的主线（引子）故事的基本情节连同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山鲁佐德的名字都来自这本书。学者们又多认为，波斯的《希扎尔·艾夫萨乃》可能来源于印度。
《希扎尔·艾夫萨乃》原书已佚，原貌已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它与现在所见的《一千零一夜》大不相同。因为它在当时还只是一只“丑小鸭”——“粗俗、无聊”，远没有成为羽翼丰满、令人赞叹的“天鹅”。事实上，《希扎尔·艾夫萨乃》只是为日后的《一千零一夜》提供了一个主线故事，一个伸缩性很大的故事框架——山鲁佐德为国王讲了一千或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据学者考证，《一千零一夜》定型于公元1517—1535年之间的埃及。从八九世纪《希扎尔·艾夫萨乃》的译出，即《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故事开始在阿拉伯人中间流传，到十六世纪定型，这七八世纪就是《一千零一夜》由“丑小鸭”变“天鹅”的成长过程，即成书过程。而在定型成书前，“它是一些故事集。编写出来不是为了阅读，也不是为了保存于图书馆的，而是一种散乱的故事集子。将它们写下来的目的在于要通过讲述它以娱乐公众。几百年间，说书人带着这本书的各自抄本，可以随意抻长，随意增删。直到后来的时代，人们用赞赏的目光来看待这些故事，于是要么通过印刷，要么通过图书馆对那些抄本进行保存，这些故事便被限定下来。”即可以认为，在十六世纪《一千零一夜》定型前的各种手抄本，实际上多是说书人备忘的“底本”。
《一千零一夜》除了主要源自《希扎尔·艾夫萨乃》的印度、波斯故事外，还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出自阿拔斯朝的伊拉克；一是出自马木鲁克朝的埃及。
阿拉伯人自古就有讲故事的传统。到阿拔斯朝，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形成稳定，政治军事的强盛，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达，促进了城市的昌盛和市民阶层的成长，于是以说书、讲故事为主要形式的市井文学便应运而生。《一千零一夜》正是这种市井文学的代表作。
阿拔斯朝灭亡后，马木鲁克朝的埃及实际上成了当时阿拉伯的经济文化中心。自阿拔斯朝后期开始出现的文学作品向文野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在这一时期显得益甚。那些以雕词凿句、浮文巧语为特色的所谓高雅诗文很难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倒是民间艺人的说唱——市井文学使以商人为主的市民感到更为亲切。马木鲁克王朝的统治者原是突厥、塞加西亚等异族人。他们由于自己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较低，自然也更喜欢通俗的市井文学。而且，由于埃及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使兴起于阿拔斯朝初期伊拉克的市井文学，在马木鲁克王朝的埃及再次繁荣。《一千零一夜》在此时此地又注入新的血液，而最后定型，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千零一夜》的成书定型过程，实际上是说书人在《希扎尔·艾夫萨乃》这一粗俗、松散的底本上，在内容方面不断增加、扩充，使其更加丰富多彩，在艺术性方面不断修饰、润色，使其臻于完美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文人学士和民间艺人共同完成的。其方式、方法大约有三种：一是将现成的书面故事塞进或糅进这本故事集中；二是将一些民间口头流传的传说、故事加工、整理出来，补进书中；三是将书中原有的故事修补、抻长。
值得注意的是《一千零一夜》发源、流传、成书、定型过程的空间与时间。须知，《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集中产生于印度、波斯、伊拉克、埃及。这些地区有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波斯文明的积淀，而且由于伊斯兰初期的开疆拓域、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通过战争、占领、混居、通婚、商业贸易、作品的译介……，阿拉伯、印度、波斯、希腊-罗马、希伯来、柏柏尔……乃至中国等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以及印度教、祆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文化，都在这一空间、这一时间，相互撞击而融会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
《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既然产生于不同的民族、地区，就难免带有不同的胎痣，可供识别。如印度成分的故事多为故事套故事的框架式结构，即树状结构，在“节外生枝”时，多以“那是怎么回事儿？”的问句导引出另一个故事。有关动物的寓言故事也多半来源于印度，这可能与印度教—佛教关于轮回转世投胎的信仰有关。源于波斯的故事多是一些有关风流才子聪明、机智的单篇故事。有关阿拔斯朝的伊拉克和马木鲁克朝的埃及故事则有着较浓厚的地方色彩与时代特征，表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一千零一夜》全书包括有大小近三百个故事。其中有神话传说、爱情传奇、寓言童话、宫廷奇闻、名人逸事、冒险奇遇……不一而足。故事发生的时间自开天辟地直到成书当时；故事发生的空间是阳世阴间、山南海北、宇宙太空、世界各地，更多的则是巴格达、巴士拉、开罗、大马士革……阿拉伯的都会、名城，无所不包。故事的主人公则是上自仙魔精灵、帝王将相、王子公主、才子佳人，下至商贾、僧侣、工匠、渔翁……应有尽有。这些故事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中古时期阿拉伯的社会风貌、价值观念；贯穿于全书的主旋律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
《一千零一夜》既然是一部民间故事集，很多故事就很自然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爱憎鲜明地描述了百姓的苦难和不幸；表达了人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控诉；歌颂了劳苦大众的勤劳、勇敢、聪明、善良的美德，他们忠于爱情，不畏强暴，不怕艰险，嫉恶如仇，执着地追求幸福、正义，憧憬美好的生活。与此同时，很多故事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穷奢极欲；斥责了社会的黑暗不公；嘲笑了上层权贵的昏聩、贪婪。书中在每一场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黑暗的斗争中，总是让前者战胜了后者，从而鲜明地表达了劳动群众的感情与倾向。
由于说书艺人不仅在民间市井中讲述故事，有时也要进入王宫、官府中为君王、权贵们说书消遣，又由于很多平民百姓往往把改变丑恶现实的希望寄托于“明君”、“清官”身上，因此，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描述哈里发微服私访、惩恶扬善的故事，起到了粉饰太平、美化统治者的作用。
《一千零一夜》一书既然是中古时期世界各种文化，尤其是东方各民族文化相互撞击、融会的产物，我们从中自然不难看到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佛教、波斯—祆教、希伯来—犹太教、希腊-罗马—基督教……诸种文化的影响。当时中国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与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从书中亦可看到。如很多故事都提到中国和中国人，其中有些著名的故事（如《驼背的故事》、《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等）还以中国为主人公活动的舞台。
虽然如此，但不能认为《一千零一夜》是一盘集各民族、宗教故事的“大杂烩”。这是因为它实际上一方面是伴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形成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反映这一文化的镜子。它在对外来故事的取舍、消化过程中，是以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的道德价值观念为准则的。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对违背伊斯兰教戒律事物的描述。如有些故事写到了人们纵酒狂饮的场面；原书中亦有一些感官刺激的色情场面描写，致使埃及宗教界曾于1985年通过由其控制的礼教法庭指控《一千零一夜》为淫书，勒令对其禁售、查收、销毁，并对出版商课以罚款。应当指出，那些有关酒色的描述，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作为市井文学，为吸引听众，有些色情的描述和词语，也不难理解。还应看到，文学本来就是“人学”，《一千零一夜》的人文思想的反映，可以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的先声。
《一千零一夜》作为一部民间故事集，一部世界名著，其艺术特色也是非常突出的。
该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在结构上采取了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中又套更小的故事的框架式结构，亦称树状结构或连串插入式结构。这种结构源于古代的印度，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使当年的说书艺人和后来整理、编写全书的文人有相当大的自由，可把不同时代、地点流传的，以不同时间、空间为背景的故事编织在一起，机动灵活，变幻莫测。
亦幻亦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是《一千零一夜》艺术手法的一大特色。时而，大胆的夸张、非凡的想象，带领我们走进一个个奇妙的神话世界；时而，真实的描写，细致的刻画又把我们领进中古阿拉伯现实生活中，许多故事似一幅幅色彩绚丽的风俗画，真实地勾勒出中古时期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不管是幻想的虚构，还是真实的写照，都反映或折射出中古阿拉伯人民的现实生活和他们美好的愿望。
《一千零一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运用了鲜明的对比方法。在一个个故事中，把代表真善美的人物与代表假恶丑的势力进行强烈的对照，使人物形象、性格特征和思想意识显得更加突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的创作者们爱憎分明，褒贬清楚，体现了人民大众传统的惩恶扬善的美学观。
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作，《一千零一夜》在语言上亦有其特色：文白相间，散韵结合，诗文并茂，相得益彰。书中穿插、引用了大量的诗句、格言、谚语、成语、警句；叙事、写景、状物时，语言通俗流畅，词汇丰富，善用比喻，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但同时它也具有民间创作的一些通病：有些描写、比喻显得程式化，如提到女人的美丽，往往都是把她们比喻成月亮、羚羊……犹如中国民间文学一提到美女就用“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倾国倾城”……来形容一样，有时让人感到单调、刻板；有些语言也还不够精炼，显得粗俗。
《一千零一夜》在自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流传、成书过程中，形成了各种手抄本。至今发现的手抄本多为残篇。这些手抄本虽然基本框架故事相同，但其中所包括故事篇什的数量、内容或次序却都不尽相同。阿拉伯原文的《一千零一夜》1818年于印度的加尔各答首次印行，称“加尔各答头版本”，不过它仍是一个残本，只有约二百夜的故事。1833年，出版了“加尔各答再版本”，那是据来自埃及的一部内容完整的手抄本印行的。1835年依据这一版本于开罗出版的“布拉哥版”被认为是阿拉伯原文的善本。1888—1890年于贝鲁特出版的“萨里哈尼神父版”的《一千零一夜》则是据“布拉哥再版本”删改的“洁本”，删去的主要是一些迎合小市民口味的色情描写和淫词秽语。现在出版的各种阿拉伯文本子和外文译本，多是依据这两种版本。其实，这两种版本虽是按“夜”分的，全书共有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全，因为法国东方学者佐登堡
据一个巴格达手抄本于1888年在巴黎发表的《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和另一东方学者麦克唐纳据他自己发现的一个手抄本而于1910年发表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都没包括在内。
《一千零一夜》“这部故事是在西方各国最普及的阿拉伯文学作品，甚至比在穆斯林东方本地还要普及些”。
1704—1717年间，法国人加朗首次在西方翻译出版了《一千零一夜》。这一译本虽说是依据四册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手抄本，但译文并不忠实于原文，很多故事是加朗在听了一个来自阿勒颇的名叫哈纳的天主教马龙派的教徒口述后，根据笔记再创作的。加朗是个颇具讲故事天才的人，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增删、改写，以迎合欧洲人的口味。这一译本一出，立即在西方掀起了一股“东方热”。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依据加朗的译本，《一千零一夜》被重译成欧洲几乎全部文字。自阿拉伯原文的“加尔各答再版本”和“布拉哥版本”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问世后，英国的东方学者们开始努力从阿拉伯原文直接翻译。其中最著名的是莱恩于1839—1841年出版的译本。
但《一千零一夜》的许多故事早在中世纪就通过当时属于阿拉伯帝国版图的安达卢西亚、西西里岛，通过十字军东侵和其他接触与交流的途径，传到了西方，而对西方的文化、文学乃至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1348—1353），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学者们多认为，这两本书的框架式的结构、许多故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现的人文主义思想，都反映出《一千零一夜》的影响。再如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1668—1694）、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605—1615）、英国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1603）、斯威夫特的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德国莱辛的诗剧《智者纳旦》（1779），直至美国朗费罗的叙事诗集《路畔旅舍的故事》（1863）等名著，都在取材、写法和风格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千零一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近现代和当代的西方著名作家、诗人，如伏尔泰、歌德、普希金、安徒生、爱伦·坡、卡夫卡、杜伦马特、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没有哪一个没读过这部神奇美妙的故事集，被其吸引，受其影响的。从西欧的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的兴起，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出现，《一千零一夜》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可谓大矣！
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工作虽早在十九世纪就已开始，但当时多是出自宗教的目的，翻译了《古兰经》部分章节和蒲绥里的《天方诗经》等。中国读者最早认识的纯阿拉伯文学著作应是《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
我国最早有关《一千零一夜》的介绍，见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编辑的《四洲志》，其中在谈及阿拉伯的文化成就时，写道：“……本国人复又著辑，论种类、论仇敌、论攻击、论游览、论女人，以至小说等书。近有小说一千零一夜，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
在我国，开译《一千零一夜》故事之先河者是周桂笙。1900年，他在《采风报》上发表了《一千零一夜》中《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和《渔者》两篇译文。1903年，上海清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新庵谐译初编》，凡二卷，其第一卷为《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
《一千零一夜》又称《天方夜谭》。最早用这一译名的是严复，同时以《天方夜谭》为译名，将《一千零一夜》介绍给我国读者的还有奚若。他于190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所译的《天方夜谭》一书，共四册，包括五十个故事。该书曾多次再版，流传颇广，影响甚大。
无论是严复还是奚若，他们所读或据以翻译的都是莱恩的英译本。英译本既称《The Arabian Naghts’Entertainments》，汉译文又是文言文，那么《天方夜谭》这一译名无疑还是很贴切的。因为在中国（尤其是明清学者写的）古籍中，“天方”就是指中国穆斯林“西向拜天”，即朝向真主礼拜的那个方向、那片地方，即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世界。“夜谭”即“夜谈”，当然是指书中的所有故事都是山鲁佐德在那“一千零一夜”中谈的。
在二十世纪初或清朝末年最早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前辈中，还应提到：钱楷译的于1903年5月文明书局出版的《航海述奇》；周作人署名“萍云女士”所译的1904年8月苏州《女子世界》刊登的《侠女奴》，并于1905年出了单行本。
据统计，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一百年间，在我国，《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故事的各种译本或有关它的书林林总总竟达四五百种，是外国文学作品中汉译版本最多的一部著作。鉴于《一千零一夜》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鉴于它是译介到我国最早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又是译本种类最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它对我国近现代文学及作家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总体看来，解放前，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少得可怜，而且多是由英文或它种文字译出。解放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为了配合当时中东政治形势的发展，当时在我国出现了介绍阿拉伯文学的第一次高潮。但译作多半是从俄文转译的。直接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则是凤毛麟角。纳训先生所译的《一千零一夜》正是其中的代表。
如果说《一千零一夜》是最早译介到中国的纯阿拉伯文学作品，那么就应当说，纳训先生是最早直接从原文将阿拉伯文学译介到我国的翻译家，是我国阿拉伯文学翻译界的先驱。
纳训（1911─1989），原名光政，字鉴恒，回族，经名努尔·穆罕默德，出生于云南省通海县纳家营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著名政治家、元朝云南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的后裔。纳训先生自幼勤奋好学，尊师重道。1934年由其母校昆明明德中学选派，负笈至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
纳训在中学时代就酷爱文学，曾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在开罗留学期间，他除勤奋攻读必修课程以外，还以构建中阿文学桥梁为己任，一方面将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唐代柳宗元的古文《捕蛇者说》﹑鲁迅先生的小说《风筝》﹑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等译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刊物上发表；另一方面则立志将《一千零一夜》全书翻译成中文。
他从《一千零一夜》中选译出五册，每册十万至十二万字，共约五十余万字，1939年托人带回国内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袭用《天方夜谭》为书名，于1940年2月至1941年11月相继出版。纳训先生虽自谦地说这一译本“粗枝大叶，译文水平低，我自己都不满意”，但它毕竟是《一千零一夜》第一个译自阿文原版本且是解放前字数最多的译本，出版后还是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但1947年纳训先生回国后，由于连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几百元钱的稿费竟连买一张公共汽车票都不够，致使先生一气之下，钱也不要了，已译出的第六册书稿也不想出了，甚至决心不再搞翻译了；有趣的是，多年之后，这一旧译竟被台湾书局一字不易地以《新译一千零一夜》为书名，剽窃、盗印出版。这两件事倒是真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
斗转星移，改天换地。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8月，纳训先生应邀参加了在京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会议。他受到新时代的感召，看到翻译工作受到重视，认识到新中国文学翻译家所肩负的光荣而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振奋之余，他欣然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他重译《一千零一夜》之约请。于是他重整旗鼓，焚膏继晷，新译成《一千零一夜》三卷选集，共八十余万字，于1957—1958年间出版，一时风靡全国，深受欢迎。“这不仅是这部世界名著汉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且也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中的一件大事。尽管纳训前有四十年代的五册《天方夜谭》，后有八十年代的六卷全译本，但为他带来巨大声誉并奠定其著名翻译家地位的，正是这三卷本。”
1959年11月，纳训先生奉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任务就是全译《一千零一夜》。这本是他平生的夙愿，其时又是他精力充沛、文思敏捷、笔健墨酣的阶段。但众所周知，那时大抓阶级斗争，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治运动频繁，开会、劳动不断。当他克服困难，拼尽全力，争分夺秒地赶译，以期完成计划时，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纳训被打成“牛鬼蛇神”，他译的《一千零一夜》被认为是“大毒草”。纳训先生先是横遭隔离审查、批判，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3年冬，纳训奉命到干校翻译组，任务是继续翻译《一千零一夜》，至1977年秋，总算完成了全译本的初稿。
十年浩劫后，纳训先生又回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2年7月至1984年11月，几经修改，重新编排后，我国第一部《一千零一夜》全译本终于出齐，实现了纳训先生的平生夙愿。译本初出之时，正值“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初兴，人们对中外图书如饥似渴，何况是《一千零一夜》这一世界名著的译本。当时，这一译本不仅风行全国，而且远播泰国、缅甸、新加坡、老挝等东南亚诸国，广受中外读者青睐。
如前所述的原因，纳训先生依据翻译的两种《一千零一夜》阿文原版本都没有《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与《阿拉丁与神灯》两篇脍炙人口的故事，纳训先生设法补译了进去，而原书中的七篇短小故事，约七千字，先生认为“描写粗鄙，不堪入目”而删除。译本分为六卷，每卷三十五至四十万字，共约二百三十万字，每卷卷首有一页秦龙先生所绘的十六开折叠彩色插图。“纳译本对原作进行了‘体制改革’，将以‘夜’排序变为以故事顺序编排，删去相关套语，并增编了比原作多几倍的故事标题。在今天看来，这一举措也许应该说得失参半——多级编目使读者对故事，特别是大故事所套小故事一目了然，却没有使读者领略到原作的风貌。但这毕竟是译者的创意，因为在世界上各种语言的《一千零一夜》的全译本中，纳译本的这种编排是独一无二的。”
纳训先生一生与《一千零一夜》结下不解之缘，毕生呕心沥血致力于这部名著的翻译。他曾说过：“翻译工作肩负着沟通学术、交流文化的使命，给读者提供精神食粮，也是为人民服务。”
如今，《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中文译本已多达几百种，仅是全译本也有多种。但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纳训先生和他所译的《一千零一夜》。因为“纳训解放后翻译的《一千零一夜》，除去刊物上发表的零篇和选入各种‘集子’的译文不算，单独出版发行的至少有二十一种，三十六册。这在《一千零一夜》于世界各国的传播过程中是十分罕见的。纳训《一千零一夜》版本之多，印数之大，受众之广，影响之深，堪称中国第一”。
是为序。
仲跻昆
二○一三年五月
埃尔曼·佐登堡（1836—1894），法国东方学者，阿拉伯语言文学学者。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79页。
李长林：《清末中国对〈一千零一夜〉的译介》，《国外文学》，1998年第4期，第121页。
直译为《阿拉伯夜晚趣谈录》。
即《辛迪巴德航海历险记》。
即《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葛铁鹰：《天方书话——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279页。
同上，第248页。
葛铁鹰：《天方书话——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