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下的健儿
如何让一群勇士在光天化日之下潜入一所城池以发动突袭?叫他们围上女人的长裙,把武器藏在裙下,然后兜头罩一条长拖到裙边的面纱,将身影完全地遮藏在面纱之下。
这可不是当代影视作品中忽发奇想的虚构,据史书记载,李密在其最终败亡的过程中就真的使到了这一招:
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羃,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驱掠畜产,直趣南山,乘险而东……(《旧唐书·李密传》)
在中国历史的浩荡大河中,李密的小小计策只能归为了无意义的一星溅沫吧,因此,不太有人愿意去注意,何以一顶“羃”就能保证偷袭成功?
是啊,很难把面纱与中国古代贵妇联系在一起,更难想象它会与中国古代的武士发生关系。然而,北朝隋唐时期,却真的流行过类似今日阿富汗妇女所戴的那种遮蔽全身的长面纱: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旧唐书·舆服志》)
北朝、隋、唐的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习惯于骑马出行,那个时期的观念是,女性骑马外出不是问题,但是,却不应该暴露她的面容与形象在路人的眼光里,也于是,能够障蔽全身的羃便大行其道。至于具体的形制,“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缯帛为之”(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在新疆阿斯塔纳出土屏画上可以看到,羃是将长幅布料对折,缝合两边,供人兜头罩下,在当眼处则开有方孔,便于罩在其中的人观看与呼吸。从《旧唐书·吐谷浑传》中“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羃”的记载,服饰史研究者们判断,这种长面纱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最初的用途在于骑马时罩住全身以挡蔽风沙,因此男子也经常地穿用到它。不过,在传入北朝以后,其性质发生了改变,固定成为贵族女性骑马外出时专门用以遮蔽形象的服饰。
也于是,便有了藏身在羃之下的彪悍偷袭者。同样的招数,隋文帝的第五个儿子、汉王杨谅也使用过:
汉王谅之反也,以(丘)和为蒲州刺史。谅使兵士服妇人服,戴羃,奄至城中。和脱身而免,由是除名。(《旧唐书·丘和传》)
明人王圻《三才图会》中展示的“面衣”,于遮面方巾上相当于双目的位置裁出“窗口”,并罩以一片轻纱;巾角缝缀长带,以便在脑后交系在一起。形制接近《树下人物图》中的“羃”,不过两者都比较短小,长度仅及肩脑处,不足以遮蔽全身。
杨谅兴兵造反的时候,胁迫“少便弓马,重气任侠”的丘和去做蒲州刺史,并派手下士兵装成女人,羃蔽身,悄然进入蒲州城中。丘和自然也得一样打扮着参与偷袭,不过,也恰恰是借着一顶羃,他得以趁人不注意抽身逃离,没有卷入杨谅的兵乱。《资治通鉴》关于丘和在蒲州之变中所扮的角色有不同的叙述,不过,对杨谅的诡计却有更为生动的描述:“谅简精锐数百骑,戴羃,诈称谅宫人还长安,门司弗觉,径入蒲州。”他着意挑选几百名精锐骑兵,一起披挂上羃,假扮成汉王宫中的美人!
与今天的那些长面纱不同,隋唐贵妇的羃往往用红、紫等色彩艳丽的绢罗制成,而且其上缀饰珠翠,以华丽斗胜。杨谅之兄、秦王杨俊就曾经为王妃郑氏制作“七宝羃”,长面纱上有多种珠宝星星闪亮,让旁人看在眼里,反而要对那纱下的人更起遐想吧。数百位披着精美羃的宫女一起骑马在山林间穿行,仿佛夕阳中的一阵彩云匝地飘来,逶迤进入城门,那场面是否近似“灵之来兮如云”的缤纷?然而,羃下其实并不是美人、舞伎之辈,却是屏息沉默的、只待拔刃那一刹的精悍健儿,这就有一种沉重的惊心了。
一如麦克阿瑟的名言:“老兵并不会死去,他只是渐渐消蚀身影。”《隋唐演义》讲述李密之败,居然一字未提他巧取桃林县城这个环节。原因想来在于,羃仅仅流行到宋代,并且由宋人起了个新名“盖头”——后世新娘出嫁时一定要戴的红盖头,正是羃的遗意。由于头罩面纱出行的风俗在明清社会不复存在,人们也就不再能够理解“戴羃,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这一行为的确切涵义,因此只好绕开它编故事。
然而,那其实是一个苍凉得足以值得记住的场面,一位末路英雄,没有铠甲,没有旗帜,便装轻骑,身后跟随着一群长长面纱直拖到脚蹬的突袭勇士,最后一次策马驰行在注定属于李唐天下的严冬大地上,威武地,不屈地,径直奔向已经为他们轰然打开的、闪动着血海火光的地狱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