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是北宋天才横溢的文学大家。他于诗、文、词、赋都有极高的造诣，而在词史上的独特作用与地位，尤为引人瞩目。在北宋中期的词坛上，无论在当时的社会影响，还是词题革新的贡献，苏轼都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虽为平民，但富有远见卓识，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父亲苏洵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悉心研读诸子之学，最终成为著名的古文学家。母亲程夫人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仁惠贤淑。苏洵早年外出游学求取功名，便由夫人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程夫人教子有方，常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二十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一起跟随父亲离开家乡，前往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在翌年春季，又参加了礼部贡举考试。苏轼以一篇见解独到、说理透辟、笔力稳健、文风质朴自然的答卷，让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惊喜，想要把它列为第一，又担心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起见，降为第二，这一故事被传成佳话。苏轼的才华受到欧阳修的高度赞赏，声名远播。

苏轼的宦途正要开始，就在此时，其母程氏夫人因操劳过度于四月病故。苏轼父子赶回眉山。从嘉祐二年（1057）六月起，苏轼便在家为母亲守丧。直到嘉祐四年（1059）十月服丧期满后，苏轼才应诏前往京城。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考取“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第三等，由于一、二等为虚设，所以第三等实际上是最高等级。考试完毕后，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从此踏入仕途，时年二十五岁。凤翔做官三年，苏轼为政勤勉，深入府属各县访察，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初次为官的苏轼，既增长了地方治理的经验，同时也开始体会到宦游生活的沉重乏味、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因久闻苏轼文才，英宗即位不久即召苏轼回京，授直史馆。这个职位虽无重权，却是一个清要之职。正在苏轼仕途顺利之时，家庭不幸又接踵而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恩爱的妻子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紧接着，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也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灵柩回到眉山老家。这也是苏轼最后一次回到故乡。苏轼在家守丧期间，朝廷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治平四年（1067），英宗逝世，二十岁的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锐意改革，希望彻底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熙宁二年（1069），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由于变法的方式过于激进，引起了保守势力和主张稳健改革者的反对，影响苏轼命运的长达数十年的党争，由此发端。苏轼一贯主张稳健、渐变的政治方针，熙宁二年还朝后，在政见上与王安石多有不合，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因此大为不满。由于苏轼再三批评新法，朝中小人上疏诬告苏轼兄弟在居丧期间利用官船贩卖私盐、木材等，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苏轼随即请求外任，决意离开京城这个政治斗争的中心。

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知州的助理官）。七月，苏轼携继室夫人王闰之和两个儿子离京上路。途经陈州，与苏辙一家相聚，并与苏辙同行到颍州（今安徽阜阳）拜望致仕的老师欧阳修。这是两位文坛巨匠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便溘然长逝。苏轼万分悲痛，但因公务缠身，无法前往吊唁，于是写下《祭欧阳文忠公文》，寄托自己深切的哀悼之情。在杭州期间，除了本着仁民爱物的胸怀尽心竭力地为百姓奔波操劳外，他时常陶醉于自然山水中。由于生性豁达、开朗诙谐，不管是文人雅集还是群众游乐，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杭州的三年，苏轼写下了许多描绘西湖胜景的美丽诗篇，同时也记下了百姓的疾苦和他们的哀乐。杭州任满后，熙宁七年（1074）苏轼被改调到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密州地处偏僻，和杭州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在密州，苏轼的思想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在孤寂和苦闷的处境中，他开始寻求旷达超然的自我解脱方式。与此相应，词的创作也突破了旖旎婉约的传统，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意境风格都表现出“以诗为词”的特征；内容上不拘成法，“无意不可入”；境界则飘逸豪放，为中国词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熙宁九年（1076）底，苏轼又改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不久，朝廷又改派他为徐州（今江苏徐州）知州。徐州本是人文荟萃之地，苏轼此时又是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因此徐州本地和外地的文人士子都争相与苏轼交往。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等先后求列于苏轼门下。尽管不容于朝廷，但宾客盈门、士林爱戴，苏轼在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遂的。元丰二年（1079），苏轼移任湖州。此时王安石已离任退居江宁，朝中小人当道，朝廷中的斗争已不再以变法和反变法为重心，而多沦为官场上的互相迫害倾轧。朝廷的新贵们从苏轼的政绩中挑不出什么毛病，便在他写的文字中搜罗把柄。有人从苏轼的诗歌和奏章中寻章摘句，罗织莫须有的“包藏祸心”“指斥乘舆”“谤讪先帝”等罪名，要求皇帝将苏轼处以“大诛”之罪。苏轼被押至御史台，经过两个月的严刑逼供，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最终“罪名”成立，只等皇帝判决。御史台又称乌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爱戴他的地方百姓闻之伤心，朝野的正直士大夫，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王安石，也都纷纷为之不平；一些人上书劝谏皇帝，连病中的曹太后（仁宗皇后）也出面干预。经过多方营救，至次年年底，苏轼终于得以免除死罪，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实际是作为罪人被监管在黄州。“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非常沉重，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由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黄州，好友马梦得为苏轼申请了城东荒地供其生活。苏轼对他亲手垦殖的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以此地自号“东坡”。此时的苏轼虽然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但由于政治上的逆境而产生了对整个人生的困惑和怀疑。在他的思想中，佛老的清静无为、超然世外逐渐占了上风，这也使得他能够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人生的种种遭遇。虽然这场文字狱使他下笔小心了不少，但黄州依然是苏轼创作上一个辉煌的丰产时期。他寄情山水，在对大自然的感悟中淡化和超越人生的苦难。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故，即位的哲宗只有十岁，由倾向旧党的宣仁高太后（英宗皇后）听政。她十分器重苏轼，元祐二年（1087），苏轼被提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但苏轼坚持自己的政见，既反对新党的过激变法，同时又反对旧党对待新法全盘否定的做法，主张“参用所长”。其后果是很快遭到新、旧两党的不满和忌恨。这种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让苏轼感到十分厌倦，他多次上书请求外任。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出任杭州知州，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此后的六七年间，他数次被召回京，但都深感朝廷不可久留，因此又多次自请外放。苏轼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像恩师欧阳修一样，积极拔擢后进，黄庭坚、秦观等才士云集汴京，文坛一时兴盛，这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十九岁的哲宗亲政，哲宗重新起用新党。绍圣元年（1094），哲宗在苏轼政敌的鼓动下，又以“讥斥先朝”“谤讪先帝”等罪名，将年近六旬的苏轼一贬再贬，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儋县）。那里瘴疠肆虐，几近蛮荒。此时的苏轼早已看淡了世间的荣辱，但始终没有放弃儒家的济世精神。他积极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培养人才。这时期苏轼的思想和创作是黄州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佛老思想再次成为他思想的主导，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随遇而安、放达自适的人生态度。但是与黄州时的寄情山水不同，此时苏轼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随缘自适不再是苦苦追求的理想，而完全成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他把这样一种精神的关照投诸平常生活，投诸一草一木，从琐事中也能发现无穷的生机和乐趣。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六十五岁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七年的岭南生涯。艰苦卓绝的环境并没有磨灭苏轼的精神意志，豁达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愤懑？是旷达？是自嘲？还是感慨？个中滋味实在是一言难尽。这年七月二十八日，回京途中的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