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
1980年我给五个国家的留学生讲明清文学史，学期末开卷考试，有一天，我刚进系办公室，教学秘书就大呼小叫：“喂，快来看！你那外国留学生写些什么？怎么孙悟空都‘万岁’起来了！”
我接过瑞典留学生傅瑞东的作业，看教学秘书指出的一段：“孙悟空的叛逆精神代表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齐天大圣美猴王孙悟空万岁，万万岁！”
“真是无奇不有”，同事们传阅着，“看怎么给他打分吧！”
“文革”刚结束，人们观念中只有“毛主席万岁”，孙悟空岂能“万岁”？
我是怎么给留学生分析前七回孙悟空形象的？
——闹龙宫，闹地府，反映了对政权投影的神权的反抗；
——闹天宫，实际上是反抗封建王朝的复制品，显示了与上天平等、与神明抗衡的大无畏反抗精神；
——前七回曲折地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希望摆脱现实困境的革命乐观精神。
改革开放之初教学，老师讲课不能不受点儿阶级论影响。我当年的讲解，现在看确实有点儿“没味”。而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瑞典青年，按其汉语水平，能写出我讲的大意，也算不错了。
可我讲的内容，傅瑞东的“试卷”上一句也没用！
学生却要告诉老师：应该如何看中国古代小说。
开端伊始，他先批起教育部经典教材来：
《中国文学史》说，《西游记》前七回，体现着灾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封建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没有任何意思。在《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分析”全是一类的，某一作品“反映”或“揭露”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等等。在当代的中国，基本上从物质条件的角度来分析所有的作品，很少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理解作家的意思、思想、艺术特点。比如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提出的“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这个要求，这样的愿望，是人类本身的愿望，不一定和任何社会制度有关系……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弛，其始之放纵，上天入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我吃惊之余又赞叹：留学生居然一笔抹倒经典教材，旁及按照传统观点“依葫芦画瓢”的教师讲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阅读了教师讲授之外的参考资料，如文言《五杂俎》，引用得当。在“批判”《中国文学史》后，是一段新奇有趣、发人深省的文字：
我认为在分析孙悟空形象的时候，最有意思的是它的讽谕性方面。四个人物代表普通人性格的一些方面。唐僧代表平常的人，没有什么特别本领的人；沙和尚代表“诚”；猪八戒代表肉体爱好（好吃，好色）；孙悟空是全书最光辉的形象，他代表极端天才人物的不安定，孙悟空知道他不是普通人物，他的本领远远超过别人。他的自信也没有限制，所有的困难都能解决，什么也不怕，连阎罗的生死簿也不遵守。……孙悟空这个人物很有意思，也值得喜欢。连他的错误也是可爱的。我认为这是因为他跟小孩儿一样，还没有发现生活的限制，受挫折而不伤心，老是乐观大胆，令人佩服他。孙悟空的态度，就是我们大家心里最愿望自己采取的态度……
齐天大圣美猴王孙悟空万岁，万万岁！
人们常用“醍醐灌顶”形容大彻大悟，一个学生的作业恐怕很难给主考教师带来如此的效果。可我不得不承认，这份用歪歪扭扭的汉字书写的试卷，强烈震动了我。傅瑞东的观点有无可取？有。他至少读懂了《西游记》，把握了孙悟空的精髓。
是的，我们每个人心中本来都有个孙悟空，希望自由，希望奋进，希望战胜困难，实现自我。可惜大部分人都被无形的“紧箍咒”束缚了，把自己的潜能扼杀在襁褓之中。
1983年我发表系列散文“留学生教学札记”，其中有篇《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回忆傅瑞东在留学期间因为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给同学们留下“刺儿头”的印象，而他自己却说，他“骨子里”亲华。香港《新晚报》转载那组散文时加了编者按，认为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描写“西风东渐”的作品。当时傅瑞东恰好担任瑞典王国驻香港总领事，后来他曾在珀尔梅首相的内阁中担任重要职务，据说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相当于副首相。有当代文学研究者把傅瑞东看作我的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中马尔克的原型。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时，央视“小崔说事”想让我说说八十年代初留学生的事。小崔助手做了详细预案，还通过瑞典大使馆与傅瑞东取得联系，邀请他来华做节目。傅瑞东遗憾地说：根据外交规则，驻某国大使不可到其他国家去。原来，珀尔梅遇刺，其党派失去领导权后，傅瑞东能上能下，又出任瑞典驻马其顿共和国大使。按中国官位计算，似乎从“副国”降到司局甚至处级了。我告诉小崔：你刚做的王扶林导演和87版《红楼梦》精彩，因为有“贾宝玉”等捧场，好看。你做留学生节目，没有外国学生到场，成了咱两人说相声，有什么可看？节目就不要做了。
我实在笨拙且自以为是！地球已成了“村”，万里之外图像瞬息可传。怎么就想不到让央视驻欧洲记者姜丰采访黄头发蓝眼睛的瑞典当代“孙悟空”、再把视频传给小崔？请瑞典政坛人物讲讲美猴王对他从政的影响有多好。说起来，姜丰还得算傅瑞东的同学小师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