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些零散的、个人的回忆，所以请容我絮叨这么多小事。
回首我的一生，脑海中浮现的最清晰的画面便是我的老同事。在这里谈及这些朋友，并不是表示其他朋友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谈谈我早期的朋友。
我们并不总记得和一位老朋友第一次见面时的情节或印象，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标准石油公司现任副总裁阿基勃特（John D.Archbold）先生时的情景。
那是三十五或四十年前，当时我在全国各地考察，与生产商、炼油厂商、代理等交谈，并开始熟悉石油行业。
阿基勃特
一天，油田附近有个聚会。我到达的时候，酒店里已经聚满了石油行业人士。我看到签到本上大大的签名：阿基勃特，每桶四美元。
这个年轻的家伙热情高涨、个性十足，他在签名后面加上了他的口号“每桶四美元”，这样便没人能怀疑他的信念了。每桶四美元的口号非常耸人听闻，因为当时原油的价格远低于这个数目，这一口号果然奏效，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每桶四美元的价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即使最后阿基勃特先生不得不承认原油的价格远达不到“每桶四美元”，但他始终保持着他的热情、活力和坚定的信念。
他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幽默感，在一个很严肃的场合——出庭作证时，对方律师问他：“阿基勃特先生，你是公司的董事吗？”
“我是。”
“你在公司里担任什么职位？”
他立刻回答：“赚分红啊。”他的回答将学识渊博的律师们吸引到另一个问题上。
我一直都惊叹于他工作的努力。我现在不常见到他，因为他手上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而我则像个农夫一样，远离喧嚣的商界，每天打高尔夫，种树；但我还是觉得很忙，时间不够用。
提起阿基勃特先生，不得不提一下，我得到了标准石油公司很多的信任。我很荣幸可以联合那么多有能力的人，现在他们都是公司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与他们共事多年，但真正让公司挺过难关的人是他们。
我大部分的同事都是多年以前结交的，到了现在这个年纪，经常都是一个月不到（有时我甚至觉得是一个星期不到）便收到一位同事的讣告。最近我计算了一下已经去世的老同事，还未算完，发现已经有60多位了。我的同事是忠实、真诚的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无数困难和考验。我们曾一起讨论、争论、斟酌，直到对问题达成共识。我们坦诚相对，同甘共苦，对此我一直深感欣慰。如果失去这一基础，商业伙伴不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功。
让一群决心坚定、态度强硬的人达成共识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的做法是耐心地倾听，开放地讨论，直到每个人都清楚了解彼此的想法，才告一段落，并最终决定行动的进程。在众多合作伙伴中，保守派占了大多数。这无疑是件好事，因为大企业通常只顾着一味扩张。成功人士一般都很保守，因为他们面临的风险更大。值得庆幸的是，企业中总有一些野心勃勃，勇于冒险的人，他们通常是年纪最小的，或许人数并不多，但却敢作敢为并且令人信服。
他们希望有所作为，并付诸行动，而且他们不介意承担工作压力和责任。我对保守派遭遇激进派的一次经历印象深刻——可以称之为激进派吗？——或者说敢于冒险的一些人。不管怎样，我是属于激进派的。
争论与资金
一位已建立宏伟家业并且事业蒸蒸日上的合作伙伴坚决反对我们提出的企业改进方案。这个企业扩展的方案将耗资约三百万美元——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我认为。我们反复讨论，分析了所有利弊，并且动用一切能够想到的论据，证明这一方案不仅可以让我们营利，而且对我们保持原有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这位合作伙伴却依然固执己见，坚决不屈服，我甚至可以看到他摆出抗议的姿态，双手插在裤兜里，头向后仰，大声吼道“不行”！
一个人坚决捍卫自己的立场而不去考虑现实条件，是令人很无奈的事情。他已经失去了清楚的判断，他的思维此时已经停滞，只剩下固执的抵抗。我前面已提到，这个改进方案至关重要，必须得到实施。但是我们不能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翻脸，尽管我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已经决定无论如何要让他屈服。于是我们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说服他：“你说我们没必要花这个钱？”
“完全没必要，”他说，“这么大的投资要在很多年后才能得到收益。现在没有必要建你们说的那些设施，工厂现在就运行得很好——保持现状就够了。”
我们的这位合作伙伴博学多识，经验丰富，资历老，并且对石油行业比我们一些人熟悉，这点我们都承认；但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已经决定争取他的认可，如果不行我们也愿意等。当争论渐渐平息下来，我们又聊起这个话题。我已经想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说服他。我说：
“我来承担风险，我自己出资金。如果营利了公司可以偿还我资金；如果亏损我自己承担。”
我的话打动了他。他的保留态度消失了，说：
“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们共同承担吧。如果你可以承担这个风险，我想我也可以。”
我认为，所有企业都面临着掌握发展步伐的问题。当时我们发展得很快，到处大兴土木，扩展版图。我们不时面临着来自突发事件的挑战。发现新油田，几乎一夜间便必须制造出用于储存原油的油罐。旧的油田日渐枯竭，于是我们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我们必须放弃旧油田整套完善的设备，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完全陌生的新油田附近建造工厂，担负储存和运输功能。这些都是石油贸易之所以为风险行业的原因，但我们有一个勇于冒险的团队，在我们的理念中，企业的成功在于有效地处理风险和机遇的考验。
我们一次次地讨论这些棘手的问题！有些人急于求成，有些人则想稳步前进。这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但每次我们都将问题摆上桌面，逐一解决，不像激进派所希望的那么冲动，也不像保守派所喜欢的那么谨慎，但最后双方总能达成共识。
成功的喜悦
我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亨利·莫里森·弗拉格勒（Henry Morrison Flagler）先生一直是我的榜样。他总是往前冲，尝试各种各样伟大的项目，并且一直乐观向上，公司早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令人惊叹的努力。
取得像他这样成就的人，大部分都希望退休享受安逸的生活，但他的使命似乎在于孜孜不倦地奋斗终生。他独自承建了佛罗里达州东海岸铁路。他不满足于策划建造圣·奥古斯丁至西屿的铁路——铁路全线长600公里，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可以认为是事业的巅峰了——还建立了一系列豪华酒店吸引游客到这个新开发的地区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一切运筹帷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个人通过他自身的干劲和资金，带活了一大片国土的经济。本地的居民和新到的移民拥有了自由贸易的市场。他为千千万万人创造了工作机会；而他更为重要的成就在于完成了一项工程上的伟绩，如多年前所计划的，穿越大西洋，建造从佛罗里达礁岛群至西屿的铁路。
所有这些他都是在大多人认为已经到达事业顶峰之后做的，任何一个位于他所处高度的人都会退休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
初识弗拉格勒先生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为克拉克－洛克菲勒公司代销产品。这位年轻人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在我们向石油行业发展的时候，他作为一名代销商，与克拉克先生在同一栋楼里工作，当时克拉克先生已经接管了克拉克－洛克菲勒公司。不久弗拉格勒便买下了克拉克先生的股份，并购了他的公司。
我们之间的接触自然地多了起来，从最初的生意伙伴的关系发展为友谊，因为生活在克利夫兰这样的小地方的人的关系比生活在纽约那种地方的人要紧密得多。当石油贸易开始发展，我们需要更多帮助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弗拉格勒先生。我诚邀他放弃委托贸易，加入我们的行列。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并由此开始了我们终生的友谊。这是一种基于商业合作的友谊，弗拉格勒先生说过，这种关系远远好过基于友谊的商业合作。我后来的经验证实了他的正确性。
我们肩并肩走过了许多岁月；我们的办公桌在同一个房间。我们都住在欧几里得大道，离得很近。我们相约去上班，一起回家吃午餐，午餐后回办公室，傍晚一起回家。路上没有办公室里的打扰，我们一起思考、交谈、计划。弗拉格勒先生起草了几乎所有的合同。他总是能够清晰而准确地表达合同的目的和意图，避免产生误解，并且对签约双方公平公正。还记得他经常说，做事情必须用相同的标准考虑双方的权益，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弗拉格勒先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一份合同，连一个问题都没问，我感到很吃惊。那次我们决定买一块地建炼油厂，当时这块地在一位熟悉的朋友约翰·欧文（John Irwin）名下。欧文先生在一个马尼拉信封背面起草了买卖合同。合同的条款和其他合同类似，只是有一处地方写了“南面的分界线到毛蕊花秆处”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定义有点模糊，但弗拉格勒先生说：
“好的，约翰。我接受这份合同，但我希望将毛蕊花秆处换为合适的标桩处，这样整份文件会更加准确而完整。”确实是这样。我甚至想说有些律师可以拜他为师，学习起草合同，但可能法律界的朋友会觉得我偏心，所以我不会强求。
弗拉格勒先生另一件让我钦佩的事情是，在公司发展的早期，他坚持炼油厂不能依照当时的惯例建得很简陋。每个人都担心石油会消失，花在建筑上的钱会打水漂，所以当时的炼油厂都是用最少的资金建造的。这是弗拉格勒先生反对的做法。虽然他不得不承认油井可能会枯竭，石油贸易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他始终认为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一行业，就必须精益求精；我们必须拥有最好的设施；所有设备都必须坚固而牢靠；必须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大的成功。他坚持着对高标准炼油厂的要求，似乎石油行业将经久不衰。他坚守信念的勇气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仍在世的人回忆起年轻、乐观、真诚的弗拉格勒先生无不点头称赞。在克利夫兰收购炼油厂时他表现得十分活跃。一天，他在街上偶遇一位德国的老朋友，这位朋友曾是个面包师，多年前弗拉格勒先生卖过面粉给他。他告诉弗拉格勒先生，他已经不做面包生意了，现在建了个小炼油厂。弗拉格勒先生很惊奇，但他并不赞成他的朋友投入一笔小资金建炼油厂，觉得肯定不会成功。开始时似乎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但他一直记挂着这件事情，很明显这件事情烦扰着他。最后他跑来跟我说：
“那个面包师懂得的烤面包知识远多于炼石油知识，但还是想邀他加盟——否则我会良心不安。”
当然我同意了。他和他的朋友谈了一下，朋友开心地表示他愿意出售炼油厂，但要我们派个估价师去他的工厂估价，这个不是问题，但新的难题出现了。面包师对我们提供的价格很满意，但坚持要弗拉格勒先生建议他收现金还是同等票面价值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证券。他告诉弗拉格勒先生，如果收现金他便可以还清所有债务，免去许多烦恼；但如果买证券可以得到不错的分红的话，他想试一下，得到长期的收益。他向弗拉格勒先生提出了一个难题，开始弗拉格勒先生拒绝为他提建议，但这个德国人坚持问弗拉格勒先生的意见。最后弗拉格勒先生建议他收一半现金还债，另一半买证券。他照做了，并且慢慢买了更多的证券，弗拉格勒先生从来不用为自己的建议道歉。我相信我的合作伙伴在这件事情上所花费的时间和思考绝不亚于对待他自己的任何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情同时也可以作为考量一个人的标准。
友谊的价值
这些老人家的故事对年轻一代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它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即使故事有些乏味，但它们可以让年轻人认识到生命的每个阶段里朋友的价值。
朋友有很多种。所有朋友都应该保持联系，因为拥有各路朋友很重要——虽然朋友肯定有亲疏之分——随着年岁的增长，对这一点的体会便越深。有一种朋友，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是恰好不能帮忙。
“我不能借款给你，”他说，“因为我和合作伙伴之间有协议。”
“我非常愿意帮你，但这个时候确实不方便。”诸如此类。
我的意思并不是指责这种友谊。有时候是性格使然，有时候朋友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的朋友中这一类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属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类型。我记得有一位朋友，从第一次见面起便对我十分信任。他的名字是哈克内斯（S.V.Harkness）。
有一次，一场大火将我们的石油仓库和炼油厂在几个小时内夷为平地。虽然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几十万美元，但我们仍担心索赔这么大的数目会耗费很多时间。工厂必须马上重建，资金的问题亟待解决。哈克内斯先生对我们的生意颇感兴趣，于是我对他说：
“我可能需要向你借些钱。我不知道最后是否需要，但想先跟你提一下。”
他听到了我的话，并没有多问什么。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只说：“好的，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但回到家，我的烦恼解决了。在建筑商要求我们付款之前，我们收到利物浦伦敦环球保险的全额赔款。虽然不用向他借款，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危难之时慷慨真诚的帮助。
我很幸运地遇到许多这样的朋友。在创业早期我是个大债主。公司发展很快，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银行总是慷慨地为我提供贷款。火灾带来一些新的状况，我开始分析眼前的情形，考虑我们的现金需求量。我们开始重视应急资金的储备。
也在同一时期，有另一件事情证实了患难见真情的道理，但我是在多年以后才听到了事情完整的经过。
我们曾与一家银行有众多的业务往来，我的一位朋友斯蒂尔曼·维特（Stillman Witt）先生是该银行的董事。有一次，董事会正讨论关于我们贷款的问题。为了让其他成员没有提出异议的机会，斯蒂尔曼·维特董事拿来他的保险柜，指着保险柜说：
“各位，这些年轻人信誉良好，如果他们想贷款，我希望银行毫不犹豫地借给他们。如果你们还觉得不放心，这个保险柜就是保证。”
当时，为了节约成本，我们通常采用水运的方式运输石油，借很多钱来支付这些费用。我们已从另一家银行贷了很多款，那家银行的行长告诉我，董事会已经在过问我们的贷款，并且可能会约我面谈。我回答道，可以与董事会见面，我深感荣幸，因为我们正计划申请更多的贷款。不用说，我们申请到了贷款，但并没有人约我面谈。
恐怕我对银行、金钱和生意讨论得太多了。花费所有的时间，为挣钱而挣钱，是最无耻和悲哀的事情。如果年轻40岁，我很愿意再战商界，因为与有趣、机智的人来往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我有众多兴趣爱好用以打发时间，所以我更愿意利用余生去完成生命中未完成的计划。
从16岁开始工作到55岁退出喧嚣的商界，我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我必须承认其间我经常有一些很棒的假期，因为有最精干的团队，最优秀的人才帮我分担重任。
我是个注重细节的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簿记员，我对数字和论据极其看重，不管是多么细微的数据。早年，任何涉及会计的工作都会分派给我做。我有一种追求细节的热情，而这正是后来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克服的。
在纽约波肯提克山庄，我在一栋旧房子里住了许多年。那里优美的景色让心灵得到释放，我们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丽的时光，研究美景和树木，以及哈德孙河所形成的景观效应，而那时我本应该分秒必争地投身于我的事业中的。所以我担心自己会被认为是不勤奋。
“勤奋的商人”这个词组让我想起克利夫兰一位旧识之友。他在事业上可称得上是鞠躬尽瘁了。我曾与他谈起我的一个爱好——人们称之为园林艺术，但对我来说只是设计林中小径之类的事——他觉得非常无聊。35年来，这位朋友直接否定了我的爱好，认为商人不应该将时间浪费在愚蠢的事情上。
一个春意盎然的下午，我邀请他来观赏我花园里新铺设的小径（在当时，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这是一个冲动而鲁莽的提议）。我甚至还告诉他我会热情款待他。
“我来不了，约翰，”他说，“今天下午我手上有件重要的事情。”
“虽然这样，”我还在劝他，“你看到那些小径的话会很开心的——两旁的大树——”
“约翰，继续讲你的树和小径吧。今天下午有条矿砂船到，我的工厂正等着它呢。”他心满意足地搓着手——“即使错过欣赏基督教界所有的林间小径，我也不想错过看它开进来。”他为贝西默钢轨合伙公司提供的矿砂售价每吨120至130美元，如果他的工厂停工一分钟等矿砂，他便觉得正在错过一生的机遇。
正是这个人，经常遥望湖面，精神紧绷，希望看到矿砂船的影子。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问他能不能看到船。
“看不到，”他不情愿地承认，“但它时刻在我眼前。”
矿砂业是克利夫兰最主要并且最具有诱惑性的行业。50年前，我的老雇主从马凯特地区购进矿砂，价格是每吨四美元，再想想数年后，这个原来的园匠以每吨80美分的价格整船购进矿砂，并由此发家。
这是我自己在矿砂业发展的经历，但我将在后面再做记述。我想先提一下我坚持了30年的爱好——园林艺术。
景观路规划的乐趣
我自称是个业余的景观设计师，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惊奇，包括一些老朋友，我家里甚至聘请了一位非常专业的景观设计师，以确保我不会破坏我们的家。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波肯提克山庄寻找建房子的最佳位置。我认为我的优势在于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参天大树都是我的朋友，我对每一个角度的风景都了如指掌——我已经研究过上百遍了；于是在这位伟大的设计师画出设计图，立下标桩之后，我问道是否能够让我尝试一下。
几天后，我就画出了图纸，道路的设计刚好捕捉到上山途中最惊艳的风景，路的尽头，河流在山峦间蜿蜒流淌，白云飘浮在空中，整座山庄的美景尽收眼底，这就是我所规划的路线以及房子的最佳位置。
“仔细看看哪个方案更好。”我说。令我骄傲的是这位权威人士最终接受了我的方案，认为我的规划可以展现出最漂亮的风景，并同意了房子的选址。我已经计算不出我一共规划了多少里的景观路，但我经常为此殚精竭虑。我时常开车考察路况，直到天黑完全看不到路边的标桩和标记。与大家谈论这些事情有点自吹自擂，但或许它们可以为我的故事增添一些趣味性，我的故事中，生意部分占了太大的比例。
我做生意的方式与同时期一些卓有成就的商人不同，同时也让我更自由。即使在标准石油公司的事务转移到纽约之后，我仍在克利夫兰的家里度过大半时间，直到现在仍是。在必要时我会去纽约，但基本上我都是通过电报处理事务，其他时间用于发展自己的兴趣——例如，规划景观路，培植森林和花苗。
在所有营利的项目中，我认为收益最丰厚的是我们新开发的苗圃。我们在每个地方都保留了账本，不久前，我查看将幼树从威斯特郡迁移到新泽西州木湖市的记录，惊奇地发现了植物的升值空间。我们种下上千棵幼树，大部分是常绿树——我认为我们甚至可以种下上万棵，让它们自由生长，用于日后的种植计划。如果我们将幼树从波肯提克山庄迁移到木湖市的家里，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客户，按市场价计算，波肯提克山庄买入时的价格是每株5到10美分，但木湖市买入的价格可达到1.5到2美元。
种植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大规模的投资容易彰显优势。种植、迁移大树一直给我带来快乐和满足感——我所指的大树是直径在10到20英寸之间，或者是更大的。我们建造自己的挖树机，培养自己的工人，树木将完全受你的支配，只要你学会怎么与这些精灵相处。我们迁移过90英尺高的树，其他大部分是70至80英尺的。当然这些都不是幼树了。我们曾经尝试过各个种类的树，包括一些专家指出不能成功迁移的。最大胆的试验要数马栗了。我们远距离运输大树，有时甚至在它们开花之后，每棵树的运输成本是20美元，大部分都能营利。我们做得很成功并且越来越大胆，甚至尝试了不合季节的植物，结果非常令人满意。
我们尝试了数百种应季及不应季的植物，总的损失在10％以内，接近6％或7％。每一个季节树木迁移的失败率大概是3％。有时一些大树的生长可能会延迟两年，但这是小问题，因为青春已逝的人们希望立刻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而现代的挖树机可以帮他们达成梦想。我们曾将大丛的云杉分类、排列，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有时候覆盖了一整片山坡。我们从未成功迁移过橡树，除非是在它们比较小的时候，而且我们从不在橡树和山胡桃树接近成熟的时候对它们进行迁移；但我们曾经成功迁移了椴木，甚至连续三次迁移都未损伤树木。桦树有点麻烦，但除西洋杉之外的常绿树几乎都能成功移植。
我对园林规划的热情由来已久。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曾经想砍掉餐厅窗外的一棵大树，觉得它挡住了窗外的景色。我想砍掉它，家里有些人反对，但是亲爱的妈妈是支持我的，因为有一天她说：“我的儿子，我们八点吃早餐，如果在这之前树就已经倒了，大家看到了曾经被遮住的美景，就不会抱怨了。”
于是我将妈妈的这番话付诸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