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整风到反右
发动全党整风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即将完结，执政党的中心任务由领导革命转向领导经济文化建设。为了使我们党很快适应这一历史转变，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全党整风运动。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提出了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的问题。他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现在我们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又说，反对宗派主义，是要讲团结。“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在“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联系到延安整风，指出现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的伟大建设工作做好。
随后，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还说：“整风是我们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在1957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谈了整风问题。他说：现在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在我们的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错误也还不少。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上而下，从领导干部到全体党员逐步展开。《指示》并要求以毛泽东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个指示在5月1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毛泽东在4月27日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他指出，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目的是使党和群众打成一片，以大大减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老爷作风。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对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如何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我们党整风，李维汉作了如下叙述：
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我党整风。马寅初等都到会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也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于5月初和5月中旬，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次发言。在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如张奚若5月15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陈叔通5月16日发言，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应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还有的人提出，应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要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广泛联系统战对象，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让他们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情况，帮助他们发展成员，解决干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但是，在座谈会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一、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二、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三、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攻击“两点论是教条”，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肃反的偏差和错误很大很大”，叫嚷要为反革命“平反”，煽动社会上的反动分子起来，“由各方面造成舆论”。四、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政策。攻击“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级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让私人办报、办新闻社。五、他们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六、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右派分子人数虽然极少，但能量不小。在他们所煽动的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的中间分子中一部分人一时思想动摇，有的迷失方向。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工、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如果坐视这极少数右派分子掀起来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泛滥下去，刚刚建立起来的尚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
为了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争取教育中间派，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反右的打算。他请党外人士帮助我们党整风是真诚的。
1957年5月14日，他起草了《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他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了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亲自作自我批评的情景，以及他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动机等。李银桥写道：
运动一开始，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开始，毛泽东对此是热烈欢迎的，他自己也真诚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征求意见，希望我们的党和党员干部永远保持革命热情，保持清正廉洁。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这段时间，他曾多次征求我们对他的意见，作自我批评，使我们深受感动。
有一天我帮毛泽东做睡前按摩。他抓住我的手背亲切地问：“银桥，你怕我吗？”
我说：“不怕。”
“别人呢？别的卫士怕吗？”
“一般说，都不怕。也许个别……就怕主席睡不好觉发脾气。”
“这是我的不对。人睡不好觉容易烦躁，烦躁了就容易发脾气。我也是人，也有点脾气。可是我又是主席，发脾气就容易给同志们造成压力。”毛泽东吁口气，恳切地说，“告诉同志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
接着，他给我讲述了他的青少年时期，讲述自己的父母的为人，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
类似的话，毛泽东曾经和许多卫士及秘书、医护人员讲过。毛泽东对于他睡不好觉而发过脾气的卫士都曾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多次讲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经常地整顿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脱离群众，防止腐败变质。”
但是，整风运动发展到后来，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想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工农群众也确实对此不满，甚至义愤填膺。反映情况的简报材料纷纷送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首长那里。
毛泽东多次讲过写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一旦发觉有人要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不答应了。党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不能答应，这是一个原则。毛泽东认为这些人不是帮助共产党，而是反对共产党。他常把同高级领导人及专家们研究过的同一问题拿来问问身边的工农兵出身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表示决不答应。
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部署了对右派的反击。从6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斗争。这一斗争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由于当时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而且下边许多基层党的领导人已经不是“主义之争”，有不少成了“个人之争”，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据我所知，毛泽东亲自出面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但对于全局来讲，这是严重扩大化了。直到1978年才由党中央发指示，对被错划右派分子的人作了实事求是的改正。这是后话。
这场斗争开始之后，毛泽东由过去思考如何避免重犯斯大林“左”的错误，转向思考如何防止右的颠覆和出现修正主义。在1957年9月2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显然违反了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分析。
关于毛泽东从整风到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过程，李维汉作了清晰的记述。他说：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同志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政治上很敏感。早在这年1月18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着重考察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
整风期间，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的宣传提出批评。
吴冷西回忆1957年6月7日毛泽东同他和胡乔木谈话的情形说：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他说到，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说他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按：“马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3月下半月离京，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来查此事。他先找胡乔木谈，第二天（4月10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毛主席说，他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是使他们惊醒过来。毛主席说，他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按：指4月10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几天的社论（按：指4月6日的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主席对着胡乔木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乔木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制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10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这样我和胡乔木就各自回家了。
还不到10天，6月13日晚，毛主席的秘书电话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马上就去。当我到达毛主席的卧室时，胡乔木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开始就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调我去人民日报，同时还兼新华社的工作。
毛主席接着又重提他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同志的谈话。毛主席说，他在那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曾归纳了四点意见：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制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作系统的宣传。
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质。
谈到这点意见时，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毛主席这时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毛主席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主席说，领导的任务不外乎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毛主席这时又回过头来就调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递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按：毛主席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早在1956年八大之前就在中央内部提出过。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又对他们讲到他想辞去国家主席。事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力陈不赞成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他在批语中说，他要从1958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5月8日，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此事经党内充分酝酿，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才作出决定。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改选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最后严肃地对我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毛主席扳着指头说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主席接着逐条作了解释，讲了很长的一大段话。
反右派斗争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表明他下定了反击右派的决心。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70％，而左派大约占20％，右派大约占1％、3％、5％到10％，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对于为什么要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上，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最后说：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儿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5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他说：
“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但是，“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6月6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大字报方法加紧整风。这样做，“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
李维汉回顾了5月中旬到6月上旬，他组织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进行鸣放的一些情况。他说：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5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两个座谈会分别在1957年6月3日、6月8日结束，我在会上都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发言稿事先经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看过。6月3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6月8日工商座谈会结束时，反右的形势已经明朗，我在讲话中指出：“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并且批驳了反对思想改造，宣扬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拿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言论，指出：“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两篇发言虽然没有明确说要反右派，但实际都是准备反击的。
反击右派的斗争，从6月8日正式发动。当天，中共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6月8日的指示中，毛泽东说：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6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
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10％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
6月中旬，毛泽东两次派他的秘书林克去高校了解情况。6月11日，他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党委书记陈舜瑶，说明派其秘书林克去清华了解学校目前的动态。6月18日，毛泽东又给北师大党委书记何锡麟去信，让何接洽林克，以了解北师大动态。
6月29日，毛泽东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时说：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全国大约有4000人，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同盟”。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从理论上对这场斗争的背景及性质作了阐述。他写道：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10年至15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20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我国在50年代的第7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5月到明年5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展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景，提出：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
……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10年至15年。只有经过10年至15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10年至15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10年至15年内基本上解决。10年至15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构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构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1958年夏季，整风和反右派运动才完全结束。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按照上述思路，具体考虑中国的全面经济建设问题。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
（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县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又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影响深远。一些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是沉重的一页。
薄一波回忆说：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而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途，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代表大会。它的重大功绩之一，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了正确的规定和论述。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正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在1957年9月20日到10月9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改变了这个论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以及地、县的领导干部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前一段整风、反右派的经验，部署下一段的整风、反右派工作。9月19日，毛主席召集中央同志讨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时指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指资本主义私有制——作者注）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9月24日的一期会议《情况简报》反映：“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许多同志觉得毛主席……又把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提出来了，这和八大决议以及一些整风文件中的提法不一致，希望中央负责同志再解释一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与会同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讨论中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即同意毛主席当时的论断。
有的同志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革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一点有时被忽视了。1956年三大改造胜利，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致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多，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强调不足。这一点在八大也讲得不够。只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没有更明确地指出所有制虽已解决，但人的改造、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却没有解决。因此在今后15年到20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仍将是国内的基本矛盾。”
有的同志说：“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是过渡时期仍有人民内部矛盾存在，而且解决这些矛盾，总不能脱离两条道路的斗争。”
还有的同志说：“过渡时期既然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就应该说当前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这一矛盾，是顺利地解决其他各种矛盾的主要关键。”
另一种看法，不同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仍然坚持八大的基本观点。
有的同志说：“虽然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反右派，但不应把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作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有的同志说：“过渡时期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是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的。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是多方面的，而敌我矛盾比较简单。当前主要是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是很重要的敌我矛盾。但这只是少数的，而大量的、经常的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敌我矛盾不是主要的，八大决议对当前国内矛盾的分析仍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估计。”
还有的同志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了同三大敌人的矛盾，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又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八大决议对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提法是正确的。”
在讨论过程中，持第二种看法的人不少。其中心意思就是说，虽然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激烈的、尖锐的，但它是“一个时期的”、“少数的”，不应该由此断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应该说，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回顾起来，记得当时我还没有这个认识，而是同意第一种看法，即同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就是毛主席这时虽然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他并未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只是认为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他在9月19日的谈话中说：“资产阶级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右派）划出去一部分，为敌我矛盾。”我觉得，将“敌我矛盾”和“主要矛盾”相混同是不对的，把“个别”和“一般”相等同也是不对的，这是理论上的一种混乱。而在全会的讨论中是存在着这种情况的。
10月7日，毛主席在全会的组长会议上讲话，再次谈了他对主要矛盾的见解，对改变八大论断的原因作了说明，并对如何公开改变这一论断，发表了意见。
毛主席说：有两次革命，第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只是在党内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私有制搞掉了，政权拿到无产阶级手里，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与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起，给了资本主义经济以严重的打击，基本上改变了所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看清楚，所以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作者注）是一个补充（指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者注）。
毛主席指出，对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暂时“报纸上不要发表”，还是按青岛会议的精神，只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因为：（一）“不要引起风波”。一上报就会引起一些知识分子拿八大决议的文件与现在的讲法大搞一场争论，为了几个字又使他们闹得天翻地覆。（二）“容易放松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我们确有三大主义，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几个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实际上不完全是这个矛盾。
在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主要矛盾的“实质”有个提法，说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讨论中，有人提出，这个提法“请三中全会考虑，可否正式予以更正”。毛主席对这个提法从一开始就是有保留的，在10月7日的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也作了答复。他说：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这个提法是拿现在同将来比，拿中国同外国比，不符合实际，等等。我觉得，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能认为这是毛主席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论断的根据和理由。
10月7日的讲话经过传达、讨论后，10月9日，毛主席在全体会议上对主要矛盾问题作了结论。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讨论的情况和毛主席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这样。毛主席的新论断为全会所接受。按照毛主席的部署，这次会议之后，一段时间内只提两条道路的斗争，暂时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12月9日，毛主席到杭州，16日召集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同志开会，周总理参加。毛主席看到江华同志12月9日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讲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十分高兴和重视。17日凌晨，他给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他的秘书叶子龙写信说：“叶子龙同志：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毛泽东12月17日上午2时。”接着，17日下午和18日，毛主席连续召集这些同志以及江华同志继续开会，主要讨论江华同志的报告。23日下午，毛主席又约江华、胡乔木、田家英同志，谈江华同志报告的修改问题。经过修改后的江华同志报告的第一部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写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一种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的。”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这篇报告由《人民日报》于1957年12月28日发表，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江华同志“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这些重大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同志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其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提法和江华同志报告中的提法基本相同。毛主席审阅了柯的报告，并作了一些修改。《人民日报》于1958年1月25日发表，并加编者按说：“柯庆施同志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正确的处理，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样，通过发表江华同志和柯庆施同志的报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就公之于世了。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宣布：“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至此，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论断的工作就算正式完成了。
毛主席和我们党为什么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从国际方面讲，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再加上国内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就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由于偏重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于是就认为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不妥当了，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受国际事件和国内暂时情况的影响而修改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做法，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实践证明，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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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23—6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