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族小说的文学传统与故事新编
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家族文化的历史。作为一种繁复的文化复合体，家族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起着潜移默化却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伦理本位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家族文化存在的恒久，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等各方面无不深受这一利益、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影响，个体与家族之间一方面不断地融合，同时又在“离家”和“归家”的过程中不断地恋家、回归，二者的互动关系逐渐衍化为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在忠孝伦理发达、祖宗崇拜强盛的中国社会中，家族文化更是成为人们追寻的心灵归宿和精神憩息地，坚韧地渗透到家族成员的心理深处。
家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占据着天然的优势地位，传统的中国家族伦理文化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百年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正好是中国家族文化精神特质的折射，作家们的创作心理、思维方式和艺术观念等主体素养均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家”无处不在的辐射力和永恒性更是规约着创作者们的价值取向与艺术传达方式——二者之间微妙而深刻的关联构成了整整一个世纪中国文学富于叙事张力的特点，家族文化“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动荡里能够相对不受政治社会、经济条件、文艺运动等影响的文化潜在性，又提示了这一切外力背后的中国传统内质的坚硬和它对文学强韧的渗透力量”[1]。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一同发生着急剧的转型，政治的繁复、经济的变动以及社会的动荡都造成了传统（家族）文化的变动不居，使其呈现文化内核的部分质变和整体格局的重新融合，这个内在性的发展过程使得家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相应地发生改变。19～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家族文化就呈现阶段性的整体复兴倾向与特定时代内外合力作用下间歇衰落的双重变奏，从而使得本已内蕴丰厚、主题多向和类型多样的家族文学成为令人望而却步的学术高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家族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而相应的学术研究显然难以与创作实绩结篱而生。因此，将家族文化从意识形态为主体的政治文化中剥离，通过对家族文化的价值确认和审美阐发进而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价值观念更替、社会进程的起伏跌宕进行历史性的审视便成了家族文学研究突破瓶颈的关键所在。
第一节 中国家族小说研究的比较视野与格局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文化氛围和经济条件的重要转型，社会剧变中的中国人寻找精神依赖和文化根基的迫切心理，以及家族这一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得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呈现一种异常迅猛的发展态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中国当代家族文学历经政治、经济与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绵延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蔚为大观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应该看到，国内学界对中国家族文学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一是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著作，如曹书文的《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等，这些著作分别从家族文化与文学及其母题形态的关系着手，考察了家族文化对中国文学的渗透性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二是出现了一批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对中国家族文学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如华东师范大学叶永胜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中国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包学菊的博士学位论文《何以为家——东北沦陷区文学中的家族家庭视界与叙事》、曲阜师范大学楚爱华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明清到现代家族文学流变研究》、山东师范大学俞春玲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家族文学中的性别叙事》等；三是涌现了众多关于家族文学的论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刘卫东的《家族叙事与现代启蒙神话——论现代家族文学主题的衍变》、查鸣的《论封闭空间的中国家族文学的叙事因素》、吴晖湘的《20世纪家族文学叙述方式的转换——以〈狂人日记〉〈激流〉〈财主底儿女们〉〈白鹿原〉为个案》、余嘉的《前后喻文化视域中马哈福兹与巴金的家族文学之比较》、高红霞的《福克纳家族文学叙事及其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重塑》、许祖华的《〈红楼梦〉的艺术资源与史传传统——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传统溯源》、曹书文的《论先锋家族文学的创作母题》、赵德利的《论20世纪家族小说母题模式的流变》等。上述研究成果，对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尤其是家族小说的研究多从家族文化、家族叙事、小说流变、性别叙事、主题演变、小说母题等角度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平心而论，这些研究固然角度较多、论述也较为到位，但在现当代家族文学研究领域内却始终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既有的成果对古今中外的经典家族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关系虽有所谈及，但要么是短文宏论的泛泛而谈，缺乏对具体文本的明晰阐述，或者是未能深入、系统地阐释经典作品的丰富内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而更为令人忧虑的，或许还在于一些研究的重复进行，以及对文本分析的热衷，而缺乏一种宏盖古今、勾连中外的大文学视野，因而一些研究成果并未提供多少真正的创见。
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家族意识极其强烈的国家，家族文化渗透至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故此虽有外界因素的诸多限制乃至打压，而终不致断绝。在五四时期，控诉家族的专制、愚昧和黑暗成为许多作家的追求。而当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际，作家们又往往表现出对家族文化的认同，并希望借助家族的凝聚力来振奋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当代家族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使得家族文化在中国迎来了一个复苏和发展的契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二十七年，政治对文学的改造和对非正统意识形态的清理，将传统的家族文化扫入历史的边角。极左政治结束之后，中国的家族文化及其文学表现复苏了，并由此形成连绵不绝的文学现象。但是随之必将产生一个问题，即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间歇性繁荣，除去政治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因素，是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传统文化之于家族文学的影响，又如何作用于那些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作家，使他们表现出某种创作思想的一致性？一代又一代之家族文学，这些不同时代的家族文学，它们在表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之外，自然也表现出时代的、文化的相异性，何以理解此类文化相异性的产生与接受同一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即在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剥去政治、社会、文化的外在影响，究竟存在哪些文学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是如何影响、渗透至作家的思想深处，又在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中呈现怎样的面貌？更为关键之处或许还在于中国作家对经典文本的接受与认同，又怎样内化为创作的资源之一，既体现对经典的接受，又呈现作家的创造性？而对诞生于不同文化环境的家族作品而言，这种文学的影响、整合、超越、创造的过程必然更为繁复和隐晦，经典文本进入作家的思想视域之后，怎样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如何与作家既有的思想资源融会贯通，熔铸成新的文化特质；进而言之，这种文化特质，又如何与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文化传统形成难舍难分而又质地鲜明的成分？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对于这样一个跨越百年的家族文学问题，研究者难免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眼中，一些经典家族文学（如《金瓶梅》《红楼梦》）被视为古代家族文学的杰出代表，研究者对它们的艺术成就也有精深研究，然而囿于学科的限制，这些经典作品对现当代家族文学的重要影响却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在外国文学研究者那里，世界经典名著的光环使那些家族文学具有了典型的“晕轮效应”，国外经典家族文学的光芒遮蔽了中国家族文学的本土语境和文化渊源，强行的比较和照搬也成为一大通病。正是在这样一种双向眼光的审视下，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是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中外家族文学的文化共性与各自的文化特性、古今家族文学的原型性与时代性尚未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而这也正是目前国内家族文学亟待研究的领域。
在现有的不少家族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理所当然的认知范式，即外在文化、政治对家族文学的阐释框架。这个阐释框架更多的是注意现当代家族文学之间的内在一贯性，即强调的是不同国别、地域、时间的作品之间的共通性，而不太注意不同地域、时代、国家的家族文学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整合。但事实上，地域问题在家族文学研究中同样值得重视。在杨义看来，“‘重绘文学地图’，自然要重视文学地理学，其中地域文化的形成、作家的出生地、大家族迁移与文化中心的转移等，都与家族息息相关。在‘文化生命还原’中，人的精神还原非常重要。精神还原包括民族记忆、家族记忆、童年记忆等，这些都深刻地内在为人的文化基因。其中，家族文化居于中心位置，尤其在传统中国”[2]。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也使得很多的研究较多关注学科内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而缺乏一种贯通古今的大文学观意识。即便是一些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涉猎了中外家族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由于研究者本身的中外文学素养和文化积累所限，难以真正深入其中一端的民族心理、家族文化深处，遑论兼顾中外家族作品两端。
在这种思维范式制约下，关于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研究呈现明显的学科、专业的断裂性，在文学思想和艺术手法上也存在着较强的局限性。过于强烈的学科特征尚且不论，研究视野的狭小和时间跨度上的短小，也成为不少研究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的一些家族文学的研究，往往较多选择一个较大的题材和一个较小的时间段进行研究，这样既能保证撰述的丰富性，又较为容易处理不同专业可能产生的问题的复杂性。如此，必定会极大地简化人们对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理解深度——以文学史的断代眼光、学科界限，赋予了不同时期的家族文学以不同的社会功能、文化趣味，这无疑将指向人心世界的文学作品进行某种提纯，使之镶嵌进某个范式。例如，有的学者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特定时间内的家族文学聚焦，这样的论述易于进行文本挖掘和理论阐释。也有的研究者从家族文学的某一个类型进行着手，如从当代女性家族文学、先锋家族文学、历史家族文学的角度，进行较为细致的文本解读。然而，割裂了文学的连续性，一个孤立时段的家族文学研究又能贯穿多少文学史价值呢？
在一些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研究中，从研究者们的思维范式看，不难发现一种“中/西”思维范式的立场。在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看来，现代作家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格局，因此古代经典文化对其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眼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的不断冲击，使得中国文学中诞生了某些与古代文学相异的质地，形成了某种类似“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研究范式，以西方文学的标准来研究、评价中国文学。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值得商榷。将古代文学视为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化根基的思路固然存在偏颇之处，一味凸显西方文学的输入也不免陷入民族文化虚无论的老调子。而较为理想的研究应是以规避这两种常见的陷阱为前提，以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家族文学，或者说对中国家族文学进行古今中外的文学接受与影响的比较。这种研究既可以是宏观的角度，也可以是微观的维度，从一部部具体作品的传播、接受、影响、整合、创造等角度展开研究，以期厘定古今中外经典家族文学对中国家族文学发展走向的潜在线索或显在影响。也就是说，这种研究不是尊于中西家族文学的一端，也不是毫无立场的杂糅，而是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细致的观察，来呈现古今中外经典文本对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内在影响，力图驱除笼罩在某些作品之上的思维定式，还原文学史上的真实的一面。目前国内家族文学研究中较为缺乏的是对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进行古今中外比较的成果，这种比较研究选择世界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系列经典家族文学，以此与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它不是将文学的传播、接受、影响作为一个孤立的文学研究方式，而是将之视为中国家族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和精神事件，视为中国家族文学时代特色与思想新质的产生根源之一。
就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而言，其价值和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此类研究以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具体的经典作品与中国家族文学的发展关系，进而深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并对中国家族文学所体现的艺术手法、思想观念等重要问题，关乎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外来影响，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其次，此类研究可以较好地解决长期纠缠于中国学者思想深处的“本”“体”观念，不从孰为“体”孰为“用”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以现当代家族文学作品为基点，淡化比较文学中常见的过于突出继承既有资源的做法，强调作家的主体地位，凸显家族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存在和内心体验的共通性，即不是从文学的外部而是从文学作品中包含的精神世界着手，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既考察作品的接受与影响，又考察不同时代、国别、地域的作品之间的独立性，同时，在凸显经典文本的精神内涵时，也不忘从体裁、叙事、文化等外部因素分析文本交流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再次，此类研究可以注意到现当代家族文学背后隐藏着的作家知识结构和人生态度因素，并对这一问题所体现出的时代文化氛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性采取比较对照的态度。作为一种比较研究，传播与接受是文本比较的关键。然而，由于时代语境、文化氛围、意识形态、审美趣味等条件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时期的作家面对同一文本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是有着较大区别的。如果说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家族文学唤醒了作家切实的家族生活记忆，尤其是他们对于传统家族作品的熟稔与品位，那么新时期之后的作家们则显然缺乏了这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背景，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传统经典和国外作品时表现出了某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同时，不同的政治环境、社会条件也使不同的作家选择了自己更为认可的家族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其说是指向作家的个体，指向个体的审美、风格等问题，还不如说是指向当时社会文化转型临界状态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局，指向文化动荡与语体选择”[3]。而进入中国新时期，“如果说学界所认定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家族复兴趋向的话，那么，或许这正是因为在这个剧变的社会中个人的独立化也加深了人们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家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家族认同、血缘关系给人们以某种心灵上的归宿和寄托”[4]。也由此，新时期之后的中国作家更多的是从情感、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表现自己对经典家族文本的认可，这与现代作家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正是这种背景的差异，使得中国作家在选择和接受古今中外的经典家族作品时往往会有所侧重。
以往的家族文学研究较多侧重从同一国别、同一类型，或从较为宏大的中西母题等角度进行分析，而缺乏对中国家族文学与古今中外经典作品关系的分析。因此，选择中外经典家族文学与中国家族文学的关系这一角度，可以打开家族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展现不同国家、时代的文学经典在不同时期的作家创作中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此为契机考察中国家族文学与古今中外经典作品之间的沟通、继承与创新，当是一项极有价值的课题。
不言而喻，研究者所持有的文学观、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是作为“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而存在，自身并不具备独立的学科意义。由传统的杂文学观到纯文学观，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走向现代性道路的。居于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学人难以绕开的道路，研究者也多依据西方文化、文学理论来观照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学，通过寻找符合西方视野的材料、方法来印证某种观念、方法。很显然，家族文化包含诸多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很难从单纯的文学立场进行解读，而必须借助于大文学观的视野和方法来还原文化现场。杨义如此界定大文学观：“大文学观吸收了纯文学观的学科知识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同时又兼顾了我们杂文学观所主张的那种博学深知和融会贯通，把文学生命和文化情态沟通起来，分合相参，内外互证”，“大文学观的提出，主要是给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大视野、大资料、大逻辑，把文学研究做大、做厚、做深，同时又把它做活”[5]。这种大文学观的提出和方法论的运用，为我们重绘中国家族文学地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话语空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大文学观来体认和阐释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消除了中西理论对照时的错位与文化变形，在还原文学丰富内蕴和民族全貌的同时，也得以让某些唯西方文化是从的研究者得以跳出一维的思考范式，从更宏伟的视野上审视了本土文学的传统和资源，为中国文学敞开久已模糊的面貌。唯其如此，家族文学研究“从简单的现世文学的模式中超越出来，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把文学从单维度向多维度推进，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和意义空间”[6]。
在当下的学院派研究中，义理、考据、辞章逐渐地占据了学术研究的重头，而作品中最为根本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向度却被简单化，研究者可以从作品中看出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民族学等诸学科的知识，却唯独忽视了作品之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具体家族文学比较研究中，研究者仍应努力捕捉作品中所包含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中人情物理古今实有相同之处，而这种通过阅读所获得的心灵共鸣往往对于后来作家的家族文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必须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通过关注人的生存体验、精神状态，来寻找古今中外文学中的契合点。在日益玩弄学术术语、制造概念而缺乏生命体验的文学研究现状中，这种研究或许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在分析古今中外的家族文学中存在着的古今贯通的文学现象时，研究者应注重从一个同样或者相似的文学要素中，寻找到与其处于类似文化结构中、具有相近价值的精神要素，并分析这些异同产生的原因。进行文学研究，不仅要关注相关的材料，而且要能深入作品的精神内核，进行意义的透视，从而把握古今中外家族文学的特质。例如，在对《金瓶梅》与现当代中国家族文学的关系探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对经典个案的精神内涵与时代意义的分析，进行探源学或是谱系学贯通的研究，从精神史角度追寻后世家族文学从《金瓶梅》中可能获取的精神资源，从而勾勒出从这部作品一直绵延至今的家族文学意义谱系。这种古今贯通的方法论，注重对文学作品与现象进行细致分析和精神研究，努力突破中国文学研究僵硬的学术范式，而代之以对生命意识和精神价值的关注。
对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古今中外比较研究，在现今缺乏更多的具体作品研究的情势下，似乎更适宜从细小之处即具体的经典家族文学作品着手，通过对具体作品与中国家族文学关系的梳理，找出中国家族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中外文学因素，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化、古代传统等对家族文学创作的影响情况。考虑到中国近百年来家族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时代性与独立性，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模型加以阐释，而需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探讨其多方位的影响，尤其是微观研究的积累更为迫切。应该看到，由于中外经典家族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关系尚较少为人所研究，因而存在着一些学术难度。横亘在学者面前的当务之急是作品选择的艰难。当研究者挑选的是古今中外普遍认同却较少有人阐释的经典家族文学与中国家族文学的对照研究时，比较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研究者必须综合考虑：哪些经典家族文本是尚乏比较视野的深入研究，其比较对象如何确定，理论应从何种角度展开；怎样规避文学史的常见，在材料和阐释方面进行新的发掘，并确保对作品精神内涵的分析与文本操作层面的统一。例如，很多研究者意识到《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与中国寻根文学潮流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关联，但是却很少有人将这种联系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分析中，而多是泛泛而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如何找寻经典家族作品与中国作家的潜在精神线索，并使之与具体的中国家族文学产生情感、逻辑和分析上的关联？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阶段，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追求的不是宏观论述上的面面俱到，而是着眼于经典作品与中国家族文学之间在深层逻辑、精神价值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勾勒中国家族文学发展中受文学影响的诸种类型及其吸收、转换过程。
在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一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经典著作的隔代却长期的影响，一边是西方文化和世界经典作品的时代性辐射，身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家族文学在文化的矛盾、冲突、整合中悄然地发展。文学经典与中国家族文学之间的这种内部影响，较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影响更为深刻、内在。经典的力量是巨大而潜移默化的，历代作家们接受了经典作品的熏陶，最终以其创作实践构筑了中国家族文学长河中的一段段历史。对古今中外经典家族文学的接受和内化，不仅是中国家族文学书写的诉求和发展，更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精神自我更新的契机和新阶段。在当今思想观念不断多元、既有秩序不断被突破的转型时期，中国现当代家族文学的演变与中古今中外经典作品之间的碰撞、融合的复杂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研究。
第二节 《金瓶梅》与中国家族小说的世情叙事
作为中国古代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金瓶梅》问世以来受到历代读者的重视，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争议。从家族小说的角度来看，《金瓶梅》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章回体长篇家族小说。它以西门庆及其家族成员为中心，通过亦官亦商的西门庆的活动线索，巧妙地将时代思潮的变迁、道德观念与礼教文化的嬗变等多重生活场景融为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民俗意义，对此后中国家族小说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从隐退到凸显：《金瓶梅》的接受与发展
《金瓶梅》问世后，局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其传播主要是通过知识分子之间的人际传播和刻版传播进行。进入20世纪，伴随印刷技术的进步、传播途径的增多以及文化市场的逐渐形成，《金瓶梅》通过印刷、戏曲、影视、网络等媒介迅速传播开来。在文学界，很多作家与《金瓶梅》结下了不解之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专门分析“明之人情小说”，认为《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7]。老舍对《金瓶梅》也十分熟悉。早年老舍在英国任教的时候，他就帮助语言学家克莱门特·艾支顿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1927年剧作家欧阳予倩创作了剧本《潘金莲》，这是一部为潘金莲翻案的作品，开了此后为潘金莲“翻案”的先河。《金瓶梅》对张爱玲小说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曾说：“我本来一直想着，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也是八九年前才听见专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屈克·韩南（Hanan）说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写的。我非常震动。回想起来，也立刻记起当时看书的时候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游东京，送歌僮，送十五岁的歌女楚云，结果都没有戏，使人毫无印象，心里想‘怎么回事？这书怎么了？’正纳闷，另一回开始了，忽然眼前一亮，像钻出了隧道。”[8]这是现代杰出的小说家与古代小说家的心灵沟通，基于对《金瓶梅》的熟稔，张爱玲在自己的小说中也吸收了不少小说的思想和技巧。巴金曾这样表达自己对《金瓶梅》的看法：“《金瓶梅》我有一部，在运动初期烧掉了，因为怕小棠他们找到翻看，这部书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从未看完过，烧掉也并不后悔。”[9]从巴金的文章及信函来看，他似乎一直对《金瓶梅》持有某种不认同乃至批判的态度，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受过这部小说的影响。在巴金的家族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金瓶梅》的吸收和改造：《家》《春》《秋》等作品中那阴森专制的大家族、钩心斗角纷争不断的家族事务以及所表现的“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激流·总序》），与《金瓶梅》表现的西门庆家族的淫逸、争斗、崩溃一脉相承；《憩园》中姚国栋一家吃喝玩乐、挥金如土，“这种带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式’统治阶级家庭终究免不掉封建官僚家庭的没落崩溃结局”[10]，与《金瓶梅》中“主人公西门庆——中国16世纪后期的一个商人如何爆发致富又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11]有着很大的相似。不难理解，巴金越是在理性层面表达对《金瓶梅》的批评和反感，越是证明他已经受到了作品的影响，这种深入心灵的影响往往会不经意间为作家提供艺术的借鉴、技巧的运用和思想的启迪。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文化界批判运动的持续，《金瓶梅》逐渐作为一部禁书而丧失了公开传播的机会。进入新时期，《金瓶梅》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鸿森校点的《金瓶梅词话》的洁本，首次印刷10000册。这个本子的出版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由官方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有关《金瓶梅》的第一个整理本，代表着官方对这部小说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后，《金瓶梅》的不同版本陆续出版。《金瓶梅》的丰富内涵和百科全书式的构架，使不同的作家从其中看到了不同的思想、生活和语言内容，从而对他们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余华的小说《兄弟》在对欲望的描绘和表达上，与《金瓶梅》有着相当的一致性。难怪有研究者直言不讳地说：“比照晚明的《金瓶梅》，《兄弟》与它的共同点都是对欲望的表达，而这一表达都通过身体得到了展示。”[12]与余华相比，苏童对《金瓶梅》的接受更为自觉，也更为深刻。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苏童曾认为自己的作品“也许得益于从《红楼梦》《金瓶梅》到《家》《春》《秋》的文学营养。”[13]苏童的代表作之一的《妻妾成群》，讲述的是一个封建大家族中的姨太太们的生活，这个屡见不鲜的题材因为写出了某种《金瓶梅》的神韵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非在《人面桃花》这部小说中也对《金瓶梅》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他说：“重读《金瓶梅》使我最终决定另起炉灶。它的简单、有力使我极度震惊，即使在今天，我也会认为它是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14]作家毕飞宇也是一位资深的“金”迷，“他写作《玉米》的情境非常有意思，他经常一边放着摇滚，一边翻着《金瓶梅》《水浒》，一边写着《玉米》”[15]。贾平凹的《废都》对《金瓶梅》的熟悉和吸收乃至模仿达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程度。“贾平凹的《废都》虽备受争议，但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书写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幻灭及中国社会的价值转换，是一部当代的《金瓶梅》。”[16]在王朔看来，《金瓶梅》是一部比《红楼梦》更具有原创性、更伟大的作品：“原来我觉得曹雪芹是最大的腕儿。可前一阵儿一看《金瓶梅》，哟，发现《红楼梦》里有的是抄的。过去，也看过《金瓶梅》，全是挑着洁本补遗的地方看，没耐心等着故事发展。这回发现《红楼梦》不光是思想抄，连细节也抄。好多环境，情节都是《金瓶梅》里的”[17]。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作家也受过《金瓶梅》的影响。
事实上，《金瓶梅》不仅在文学领域内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学术界，《金瓶梅》的研究贯彻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戏剧领域，1985年四川剧作家魏明伦创作了荒诞川剧《潘金莲——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此后出现了一批有关《金瓶梅》的戏剧；随着影视媒体的普及，《金瓶梅》越来越多地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资料显示，自从1955年由王引导演的第一部《金瓶梅》亮相之后，周峙禄、李翰祥、罗卓瑶、谭铭、张绍林、高志森、钱文琦等人分别导演的与《金瓶梅》有关的电影、电视剧达20部之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门庆、潘金莲已成为我们社会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他们的故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作品的范围，衍化为众多的民间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国作家对封建时代被视为“诲淫诲盗”的《金瓶梅》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兴趣，除了反叛封建礼教、勇于表现自我以及思想观念的解放之外，或许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作家们对寻找新的写作资源的不懈追求：“当他们提到叙事资源问题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其实也在强调地方性叙事的意义，探讨着在新文化语境中地方性叙事到底有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这与沈从文当年的写作，其实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强调叙事资源，要把《红楼梦》《金瓶梅》《水浒》重新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到自己的案头，是因为到今天，越是全球化，地方性叙事的意义越是突出，我们自身的文学资源也就越是显得珍贵。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一种拟古式的文体造成一种疏离感，以此对大众传媒所代表的语言、文化进行个人的抗争。他们顽强地拒绝被同化”[18]。
二 作为身体叙事资源的《金瓶梅》
《金瓶梅》作为一部“奇书”，它在历史上遭受的最多的非议或许便是作品中赤裸裸的性描写。西门庆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尽可能地占尽天下女子，据为己有，因此西门庆毫不满足地夺人妻女、淫人姐妹。他家族中的成群妻妾、仆妇丫鬟也是想方设法寻找自己的“性福”，潘金莲自不必说，李瓶儿、王六儿、惠莲、春梅、如意儿等，为了满足一己之欲，追性求福，无所顾忌。“人性首先是在身体器官的活跃状态上得以显现。近代以来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表达来自身体器官与外部世界接触产生的感受，这是表达‘自我意识’的一条特殊渠道，或者人性解放的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压制‘自我意识’最有效的办法，首先就是压制和扭曲器官的功能，使之丧失敏锐的感知能力。”[19]也就是说，作为身体器官行为的性描写首先表现的是人性的觉醒，这是人性解放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对身体器官的囚禁，则在更深层次上是对自我意识的压制和消解。“在对独立人格和个人精神予以数千年束缚、否定和阉割的传统中国里，卓尔不群、超迈踔厉的个性解放潮流是抗击、清扫封建专制思想、传统伦理观念的一件有力武器。”[20]因此，性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反抗意识和文化压迫的意义。“文化史一再证明，每一次人的解放，都是从肉体开始，都是人的肉体与‘上帝’和‘撒旦’的战斗。从文学的角度看，那就是叙事方式充当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端，这是一种反压抑、反文化的异端叙事方式。但丁的诗歌、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拉伯雷的《巨人传》、萨德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歌、劳伦斯、亨利·米勒、纳波科夫、达里奥·福、《金瓶梅》，等等，都是文学史上异端叙事的里程碑。没有这些异端叙事，我们很难想象文学史的样子。”[21]《金瓶梅》的出现因此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所表达的身体本能的欲望、身体觉醒意识以及对身体快乐的追求，都与中国传统文学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从而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辟出另外一条道路。
在《金瓶梅》的身体叙事中，潘金莲、李瓶儿她们不仅是作为西门庆的泄欲对象而存在，而且追求着自己的身体快乐和欲望的满足。“正因为让身体摆脱了灵魂（精神）的管束，获得了在体论的位置和本体论的意义，所以身体自性的冲动和欲望，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容己’的合理性行为。这种‘身体主义’所探寻的是身体自身的需求和快乐。”[22]潘金莲、李瓶儿、王六儿、林太太等众多女性，遵循的“是身体的快乐原则，因而才能进入一种‘狂欢化’的境地。这一‘狂欢’摆脱的不仅是文化的束缚和禁忌，而且连性别的等级和权力也一同抛弃了”，“于是‘幸福’的追求便定位在了‘身体’的感觉性情状之上，身体的满足成了幸福的同义词，‘幸福’与‘道德’彻底分离了”[23]。在女性主体意识日益鲜明的当下，《金瓶梅》中所提供的反抗封建礼教、消解男权文化优势的内容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并为当代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在家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提供了借鉴。在铁凝的《玫瑰门》中，肉体惨遭丈夫凌辱和玩弄的司猗纹，在内心深处爆发了对封建礼教的愤懑、对男权文化的亵渎之心，为此司猗纹走进了庄老太爷的房间，将自己赤条条的身体向他敞开。小说中的司猗纹报复的方法是向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言情章回小说学习，她“运用着模仿着她翻弄过的章回小说里那些旷久的女人为唤醒男人那一部分的粗俗描写”，“她压迫着他，又恣意逼他压迫她。当她发现他被吓得连压迫她的力量都发不出时，便勇猛地去进行对他的搏斗了”。司猗纹以肉体为武器进行了酣畅淋漓的亵渎，并由此而彻底击溃了庄老太爷所谓的道德优势。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性行为的描写，但是，无论是纯文学中的象征式的隐语描写，还是市井小说的赤裸裸的直接描写，都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话语”[24]，“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旧文学中，女子只是作为性事的一种工具，一个鼎镬，女性被彻底地物化。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的性感觉或者被完全忽略，或者被蒙昧地简化为一种粗野的叫唤”[25]，这种情况在《金瓶梅》中同样是大量存在着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部内蕴丰富、思想驳杂的古代经典家族小说，它又不时有着逸出封建旧文学常规之处。小说在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私通时，有一首七言律诗表现当时的场景和主人公的身体体验：“寂寞兰房簟枕凉，佳人才子意何长。方才枕上浇红烛，忽又偷来火隔墙。粉蝶探香花萼颤，蜻蜓戏水往来狂。情浓乐极犹余兴，珍重檀郎莫相忘。”这首七言律诗运用了比喻、象征、拟人等手法，将西门庆和潘金莲在身体交合中产生的巅峰体验以“花萼颤”的形象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出来。诗的结尾，作者以潘金莲的口吻传达了她在与西门庆的情爱中获得的愉悦和满足。又如作品描写潘金莲与陈经济性行为的片段：“二载相逢，一朝配偶；数年姻眷，一旦和谐。一个柳腰款摆，一个玉茎忙舒。耳边诉雨意云情，枕上说山盟海誓。莺恣蝶采，旖旎抟弄百千般；狂雨羞云，娇媚施逞千万态。一个不住叫亲亲，一个搂抱呼达达。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样绿，花容不减旧时红。”这段文字不仅表现了身体叙事的动作，而且细腻地传达出了人物的表情和心理，将身体的内在属性和心灵的满足结合得十分巧妙。《金瓶梅》中身体叙事所存在的女性成分和诗意化表达方式，对此后中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身体叙事带来重要影响。在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主人公身体体验的细腻描写和诗意提纯：“当我的手指在那圆润的胸乳上摩挲的时候，我的手指在意识中已经变成了禾的手指，是她那修长而细腻的手指抚在我的肌肤上，在那两只天鹅绒圆球上触摸……洁白的羽毛在飘舞旋转……玫瑰花瓣芬芳怡人……一艳红的樱桃饱满地胀裂……秋天浓郁温馨的枫叶缠绕在嘴唇和脖颈上……我的呼吸快起来，血管里的血液被点燃了。”这样的身体叙事，继承了《金瓶梅》中优雅、诗意、联想、朦胧的色彩，文笔美丽动人，而情谊绵延。在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中，作家如此描述两性交合时的身体震颤和心灵悸动：“那黑暗。那黑暗中的第一阵颤栗。不可禁止的，像沸腾燃烧的黑海。一个一个炎热的浪头滚过去。缓慢而沉重地滚过去。海涨起来。像所有激情的时刻一样。我被他抱紧。我不能动。哆嗦着，以为末日真的来临。或者死。宁可死”。这些描述将具体的身体器官及其细腻感受转化为形象可感的具体物项，并以此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同时也借以对抗男权话语无处不在的侵袭。女作家们对身体叙事的诗意化取向，可以用作家林白的话来加以注解：“我对关于它的描写有一种奇怪的热情，我一直想让性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的快感”[26]。这一身体叙事的特点，在铁凝的《大浴女》《玫瑰门》，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等作品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三 《金瓶梅》与20世纪家族小说的审丑叙事
《金瓶梅》通过作品展示出了一个小说史上罕见的非道德人物世界，他们的欲望、罪恶、贪婪、冷酷有力地冲击着传统文学所形成的审美习惯，打破了人们的期待视野，重新发现了人的复杂性、多样性，从而发展出了勇于面对现实、审视丑恶存在的创作方式、审美空间。诚如评论家所言：“《金瓶梅》以它缜密的笔触摹写了历来被‘密封’着的、为文人所羞于启齿的那一部分生活，这是艺术的死角。《金瓶梅》不仅是死角艺术，也是变态艺术，它是一个变态、病态世界的真实反映。《金瓶梅》艺术旨趣的‘反英雄’追求，应当看作是对被戏弄了的‘英雄时代’的一种反拨！它的作者以‘赴汤蹈火’般的勇气率先跃入丑艺术，这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文学艺术功不可没。”[27]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将现世伦理道德与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道德紧密联系的人们来说，《金瓶梅》就是一种邪恶的存在。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做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固有的道德图景不能成为小说的价值参照，小说必须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和秘密，也就是说，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文学的社会学层面，而文学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它守护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笔下的世界应该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精神景观应该给人们提供无限的想象。”[28]
在铁凝的《玫瑰门》中，作家选择从女性的灵魂变异的角度，刻画出司猗纹这个历经社会与时代折磨而心理变态的女性。作家深入了人物的精神里层，从中发掘出政治、时代、家族、文化等对司猗纹的无形制约，迫使她采用了一种奇异的方式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安全。在苏童的《米》中，作家通过一个农民五龙对大米和女人的疯狂追逐，展现了人性深处潜藏的“食”“色”驱动力。这种人性深处的食色欲望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很难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评判。这部小说 “表明兽性在历史中还依然具有巨大的作用，这种对人类兽性的发掘和在历史进程中的体现的探讨，实际上是对人的复原和对人类历史的理性精神的对抗与消解。”[29]从人类兽性的角度来审视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凸显生命中的丑恶形式，是作家对通常意义上的温情、和睦、充满伦理光辉的家族观念的一次突破，这与《金瓶梅》对人性深处中的兽性因素的发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在阿来的《尘埃落定》、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东西的《耳光响亮》、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莫言的《丰乳肥臀》、苏童的《妻妾成群》、北村的《施洗的河》等众多作品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作家表现出来的对世俗伦理道德的规避，作品中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已不再拘囿在现世的伦理约束之中，这与中国传统文学所强调的“文以载道”、文学叙事伦理等同现实伦理的方式拥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关于艺术审“丑”方面，法国艺术家罗丹认为，“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人们仍然停留在墙的一边。只有少数越过墙，到另一边去”[30]。但是问题又不止于此，在“墙的一边”与“另一边”之间还应存在着一个更为超越的所在。这个超越的所在，应该超越现实的好坏、美丑，应该不局限于现实、伦理、民族、社会、国家的层面，而应该直接跳出世间的俗常事物，以一种灵魂的高度俯瞰人间的众生百态，将人心的细腻、变幻建构起来。“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作家被现实捆绑得太紧，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国文学流露出的多是现实关怀，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这个超越精神，当然不是指描写虚无缥缈之事，而是要在人心世界的建构上，赋予它丰富的精神维度——除了现实的、世俗的层面，人心也需要一个更高远、纯净的世界。”[31]《金瓶梅》一大艺术特色，就是“因为作者没有用假定的美来反对现实的丑，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也是小说创作在传统基础上升腾到一个新的美学层次。因为所谓哲学思考的关键，就在于寻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人生、看世界、看艺术，这个视角越独特，那么它的艺术越富有属于他个人的、别人难以重复的特质。”[32]《金瓶梅》没有局限于美与丑、善与恶的两端，而是从灵魂的制高点俯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虽然作品中不时流露着男权意识和善恶判断，但这并未从根本上限制作者对人物灵魂世界的精细捕捉，即便如潘金莲这样历来被视为纵欲典型的人物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世界。
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中（而非作者有明确道德判断的现实立场中），作者没有陷入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两极，而是在一切人类精神可能存在之处发现并细腻地捕捉到了人性、人情的贯通，焕发出超越世俗、俯瞰人间的审美境界。《金瓶梅》“在作品中贯注着一种人类性的慈悲和爱”，这样的作品“不能被任何现成的善恶、是非所归纳和限定，因为他们所创造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悲哀的，但又都是欢喜的”[33]，他们的灵魂生活、精神细节被人们所理解、所描绘。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作者刻画了曹七巧这个女性形象。七巧嫁到姜家后，因丈夫瘫痪而饱受虐待。小叔季泽风流成性，七巧向他示好却被拒绝。苦熬了几十年，七巧的一对儿女终于长大成人，而七巧却在长期的孤独、小心中导致了精神的变异。儿子长白成婚时，曹七巧令儿子讲了一夜与儿媳芝寿的隐私，然后在麻将桌上大肆渲染。女儿长安与留学归来的世舫情投意合且订了婚，曹七巧故意将长安吸大烟的事情告之世舫，毁了女儿的婚事。在表现这个令人同情而又觉得可恶的形象时，张爱玲没有陷入或批判或沉溺的维度，而是怀着超越的审美眼光，深入人物的生命深处，捕捉那幽暗、隐秘的灵魂轨迹，写出了小人物的屈辱、仇恨、无奈和扭曲，而在这些交织的性格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一份扭曲的善良、渺小的反抗和挣扎的无奈。此外，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苏童的《妻妾成群》、张炜的《古船》、李佩甫《城的灯》等作品中，作家也都采用注重小说灵魂表现空间的策略，使叙事深入个体存在的隐秘体验和细节捕捉中，展现了丰满、生动的人物灵魂和个性特征，这与《金瓶梅》所开创的小说叙事伦理传统是有着重要关联的。这种超越现世是非、政治、伦理的眼光，使作品获得了一种罕见的精神力度。
四 《金瓶梅》与20世纪官/商家族小说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当地的富豪，小说中情节、人物设置无不围绕他的商人特征进行：从官爵、伦理、道德、良知到性爱、情感、官司，都与金钱密切地联系到了一起。西门庆的贪欲表现为对女色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贪婪，他之所以迎娶李瓶儿、孟玉楼，固然是贪慕她们的美色，但何尝不是对她们所拥有的金钱的垂涎？与李瓶儿私通后，西门庆不仅得到了3000两银子的“通融”费，又将她收藏的珍宝玩好、宫中衣饰统统收入囊中。迎娶孟玉楼之前，西门庆送了一份厚礼给杨家姑姑，但他并不蚀本。孟玉楼嫁到西门庆家时，带来了陪嫁而来的一大笔金银珠宝和贵重家具衣饰。尤为微妙的是，身为寡妇的孟玉楼宁愿给西门庆填了三房，也不做举人的妻子，这也隐约地昭示着时代风气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中，一直以士、农、工、商的顺序排列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商人的地位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加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延续，商人在中国成为一个饱受压制的阶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就曾有“老大嫁作商人妇”的诗句，表达的是对妇女遭遇的同情，这与后世妙龄女郎“喜欢嫁作商人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研究者这样概括这部小说：“《金瓶梅》给我们写了一个新兴商人西门庆及其家族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他是如何暴发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34]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升提供了保障，《金瓶梅》则成为文学史上首部表现商人家族历史的长篇小说，这在长期漠视商业和商人的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里程碑。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权力集中的封建社会，以及家国同构性的家族文化的制约、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的存在，使得中国的权力结构相当的稳固。“在这个社会里，权高于一切，财不敌权。这就决定了中国商人最终只有以充当地主阶级的附庸作为交换条件来保障自己在一定限度内的生存和发展。但商人也因此迷失了自我，并最终逃脱不了整体失败的命运。另一方面，尽管商人们的个人出身可能不同，但他们实际上产生于共同的文化土壤，不可避免地带有孕育他们的那个社会的种种恶性的基因，强大的传统文化氛围将促进遗传因子在内部导致他们的自我毁灭。”[35]因此，西门庆虽然富甲一方，却不得不巴结、依靠甚至自己买上一个官职，以此来保障自己商业的稳固。而当他一朝纵欲身亡，家族的商业顷刻间土崩瓦解，官场中的昔日同道或略微探望，以作了断（如蔡巡按），或乘机搜刮，敲诈钱财（如吴典恩等）。事实上，中国的商业发展往往受制于政治权力的严重影响，或依靠权力迅速发展，或屈服于权力的威慑力。茅盾的《子夜》、李锐的《旧址》、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家族小说，就为我们展示了商业家族面对权力时的软弱与卑微。《子夜》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经过及其破产结局，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吴荪甫既有着欧美的现代管理理念、知识和魄力，又有着中国商人的精明能力，但他的结果却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吴荪甫缺乏由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掌握的政权的支持，发展民族经济困难重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他作为美帝国主义的金融掮客，有着美国扶持的新军阀的支持，因而在公债市场上畅通无阻，并导致吴荪甫的公债投机彻底破产。《旧址》则讲述了一个家族发展与权力之密切关系的故事。李氏族长李乃敬，费尽心机力图重振家业，他所凭借的仍然是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信条，以此作为治家经商的准则。李乃敬勤勤恳恳地经营着九思堂，李紫痕苦苦地培养着家族中的下一代，最终却无法逃脱政治厄运的到来：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子嗣中的所有成年男子，在1951年霜降这一天，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集体枪杀；李氏家族成年男子被枪决后，李紫痕含辛茹苦抚养的家族遗孤又在“文革”中死去。虽然在九思堂中有着李乃敬、李紫痕这样艰苦奋斗的人物，但是苦苦挣扎着发展的家族仍然在一次次政治风云中烟消云散。与西门庆依靠商业最终走上官商一体道路相仿，高阳的《红顶商人》也描写了一个十分近似的人物。胡雪岩是清末亦官亦商的一个独特人物，他以钱庄学徒的出身于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金融事业中的一个传奇。胡雪岩不仅经商有方，而且协助左宗棠西征，成为头戴红顶、身着黄马褂的四省税务代理总管，左右逢源于官商，这与西门庆亦官亦商、扶摇直上的经历十分相似。
西门庆一方面是作为商人而存在，另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的官员色彩，从某种意义上看他更重视获得来自官场的支持，因为他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皇权专制、官本位观念很重的国家，只有获得了来自官方的力量，商业的发展才有可能顺风顺水。因此，西门庆不仅“懂得经营学，更懂关系学，总是正确地把关系学摆在经营学之上。应酬往返，觥筹交错，不光是消费和满足，更是‘感情投资’。没有他苦心经营辛苦编织起来的从朝廷到州县的关系网，他是无从在商海里纵横弄潮，如鱼得水的”[36]。西门庆凭借自己积累的原始资本，勾通官员，最后竟然攀上了朝廷重臣蔡京，被封为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实现了由单纯的商人向官商一体人物的转变。有人曾将《金瓶梅》视为官场小说的第一书，并总结出了官场诡谲风云中的一些潜规则：“惯于吃喝嫖娼，善于借刀杀人”，“送银子出手大方，性贿赂策划周密”，“权贵请客他买单，你落人情他结网”，“色魔讲廉耻，贪官顾体面”[37]，等等。在中国这个官本位体制和文化都很顽固的社会中，商人需要权力的扶持以攫取更多的利益，权力也需要商人为自己提供寻租权力的回报。小说中的西门庆就是一个官商勾结乃至官商一体的典型，“他深得官商结合之三昧，他不光长于以权谋私，而且在运用上具有战略头脑”[38]。同时，与官商勾结相适应，这两者又往往与色欲的淫乐联系到了一起。依靠权力暴富的商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能够在性爱上也展现出自己的勃勃雄心，因此更加不厌其烦地追逐着身体的享乐；而拥有支配社会公共资源的官员，在官场争斗和官商勾兑的尔虞我诈中，也想获得暂时的休憩和欢乐，于是对女色的追求也成为他们的消遣所在。由此，中国的官/商小说便与女色形成了相互交汇之势；同时，“与西方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39]，这便构成了《金瓶梅》所开创的官/商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金瓶梅》中融合了家族（西门庆家族）、官场（各等级官员的往来）、商场（西门庆涉及的商业门类）、情场（西门庆等人的情欲生活），这其中又以家族为核心，生发出与其他三个场域的关系。《金瓶梅》所刻画的家族背景与权力、金钱和女色三者的交杂，在后世的官/商家族小说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张恨水《金粉世家》描写了北洋政府时期总理金铨、总长白雄起等几个不同家族之间在政治、利益和情感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王跃文的《西州月》《夜郎西》是当代官场家族小说的代表作，它通过关隐达这个官场中人物的升迁变化揭示了商品经济时代的官场生态。除此之外，李佩甫的《羊的门》、阿宁的《能耐》等作品也是将家族与官场、商场、情场结合得比较紧密的作品。
第三节 《喧哗与骚动》与家族小说的故乡叙事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与海明威并称为20世纪美国最好的两个小说家。他一生创作了二十部长篇、近百部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欧洲、日本、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福克纳都产生了持久而重要的影响。福克纳对“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的题材的嗜好、对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的关注以及艺术追求上的大胆试验，都使得他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如此肯定福克纳的成就：“福克纳是二十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实验主义者，这可以和乔伊斯，甚至更多这类的作家相提并论。他的小说中很少有两部在技巧上是雷同的。看来他仿佛想通过这种连续的更新来增加他的地理上与主题上有限的世界难以达到的宽度和广度。他在语言上也表现出想要试验的同样欲望，这在现代英美小说家中是无与伦比的。”[40]
福克纳作为一代文学大师，其作品既秉承了英法文学的悠久传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开创性。他的《喧哗与骚动》以“混沌迷乱的内心世界的没有规律、逻辑的活动”[41]的意识流动手法、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时间哲学和永不停止的艺术创新的姿态，得到了中国作家们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小说中出现的那块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故乡和康普生的家族生活对于当代小说创作更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生活于“乡土中国”、长期处于家国同构宗法观念规约下的中国作家们而言，对于故乡的依恋、对家族的血缘、文化和感情的认同是一种无法排遣的宿命，《喧哗与骚动》的出现恰好暗合了作家们的文化需要和精神旨趣，从而获得作家们的自觉认同（虽然在新时期初期福克纳是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而被人们接受）。更为重要的是，曾经由于革命运动而导致的家族文化阶段性衰落的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重新走向世界，同时也出现了乡村社会和家族文化的复兴，“或许这正是因为在这个剧变的社会中个人的独立化也加深了人们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家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家族认同、血缘关系给人们以某种心灵上的归宿和寄托”[42]。《喧哗与骚动》的出现契合了这一民族心理和文化潮流，借助讲述故乡和家族历史的契机，中国作家对民族历史和故乡家族历史进行了一次次精神回溯。《喧哗与骚动》以其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开放性——通过一个家族的分解的侧面进而表现了美国南方的历史性变迁，打破传统的多角度叙述的意识流手法、对神话模式的运用、对时空结构的重新勾勒，其鲜明的创作风格和丰富内容让热衷于家族叙事的当代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层面获得了情感的共鸣和创作的启发。福克纳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最为广泛、对作家们影响最大的小说家之一。从80年代中期以来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勾勒出一条福克纳对中国当代作家和家族小说创作产生影响的线索。
一 《喧哗与骚动》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于1928年4月开始动手写作，次年10月出版，并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这部小说在中国的评论、翻译和传播充满了曲折。1934年《现代》推出一期《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刊登了赵家璧的《美国小说的成长》，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福克纳和海明威，并配有福克纳的照片。赵文对福克纳小说中的语言、叙述方式等方面的特色进行了归纳。同年，凌昌言在《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一文中介绍了《军人的酬报》《蚊子们》《沙托里斯》《声音与愤怒》（即《喧哗与骚动》）等几部作品，并在其中介绍了这些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凌昌言认为《声音与愤怒》的成就体现在小说对侧面描写的娴熟和充分，由此带来了作品的悬疑感。1936年，赵家璧在《新传统》这本小册子中对包括福克纳在内的美国九位作家进行了介绍。在这本小册子里，赵家壁将福克纳的创作进行了分期，以五分之一的篇幅对《声音与愤怒》进行了分析，认为它属于作家第二阶段的作品，是福克纳第一部写残暴故事的小说。文章对小说中的多视角的创作手法、意识流进行了分析，同时又认为作家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对此持否定态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翻译界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大量的外国作家和作品被介绍到大陆来，其中就包括由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的短篇小说《胜利》《拖死狗》。这一阶段翻译得最多的作品是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作品，如苏联的屠格涅夫、果戈理、肖洛霍夫，波兰的显克微支，捷克的奥勃赫特，匈牙利的巴基等作家；翻译的美国作家作品主要有辛克莱、海明威、海尔曼德、丹克等。福克纳的作品此时仍然没有获得翻译界足够的重视。1964年袁可嘉撰写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一文重点介绍了福克纳的创作，并分析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两部作品，揭示了《喧哗与骚动》在英美意识流小说中的地位。此后一直到“文革”结束，随着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也逐渐停滞下来，尤其是“文革”中，众多外国文学作品都被视为封、资、修的毒草而被禁毁或是成为翻译的禁区[43]。对《喧哗与骚动》的译介一直到1981年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其中就收录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第二章（昆丁的意识流部分），同时还对福克纳的创作情况作了基本介绍，这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学者最早对《喧哗与骚动》进行的翻译和评论，随着作品选的热销福克纳的小说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此基础上，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4年4月出版了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全译本，该书的前言部分对《喧哗与骚动》的主题、人物、结构、表现手法做了全面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随着《喧哗与骚动》中译本的发行，福克纳在中国文学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所形成的“福克纳热”至今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