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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军装不久，开始入伍教育。第一个课题是“忆苦思甜”，因为当年选飞的政治标准是按国家一级保密人员的要求，家庭成分必须是“贫下中农”以下，应该解放前人人家里都有一本苦情账。我和丁小平、韩强，还有湖北的姚叶运、朱际唐、张万林等所谓干部子弟，之前并没经历过咱们共产党这种看家法宝一样的程式教育。后来，我们到农村参加“四清”，听参加过土改的老乡们说，当年这一招非常灵，一下子就能把群众的阶级仇民族恨和参加土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四野打赢辽沈战役也是用的这一招，让国民党的俘虏兵第二天就调转枪口，跟着解放军打老蒋。
“忆苦思甜”就要挨个发言谈体会谈感受。有个学员说到他们那里前两年饿死过人，教员非常敏感，马上意识到不是“解放前”，而是解放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立即打断学员的发言。
当时因为我们新学员人少，便把安徽大学毕业到我校当文化教员的两个大学生，还有空军护士学校刚毕业分配到我校医院的四个小姑娘，和我们安排在一起“忆苦思甜”。多亏了一个大学生家祖上三代都是雇农，比雷锋家还要贫困，在万恶的旧社会家里死了好几个人，于是他在大会上痛哭流涕，号啕大哭，教育效果很震撼，也很到位。这使我们这一辈人明白了什么是阶级，为什么要当兵，也知道了《毛泽东选集》四卷为什么开篇第一章就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质”。
也就在这一年，全国隆重地纪念两个极为重要的军人的去世，一位是元帅罗荣桓，一位是士兵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