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逐步蜕化
●禹作敏的住宅是座建筑面积780平方米的别墅楼，四周用高大的围墙圈起，院内有狼狗“巡逻”，门口有保安人员警卫。
●禹作敏的穿戴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再也不见当年的“土老冒”形象了。一身皮尔·卡丹西装，金丝镀膜眼睛，一条腰带就花了一万多元，简直一副标准的大款形象。
●对于外来求见他的，他也要严格筛选。有位国家某部委的副部级干部想见他，被他拒之门外；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的总编辑想访问他，他说：“告诉他，我没空！”
禹作敏开始走向腐化
1979年，随着大邱庄经济的发展，禹作敏决定将全村的土房扒掉，修建清一色的四合院新村。1979年至1984年间，大邱庄共建起780个院落、5220间红砖房。
在一批批村民们兴高采烈地搬进新居时，禹作敏却没有动，仍然住在土坯房里。很多人都来劝他，他说：“等全村群众都搬进新房后，我再搬不迟。”
但是，时过境迁。随着大邱庄经济发展和声誉的提高，过惯了苦日子的禹作敏，生活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禹作敏的变化，先是在住房上表现出来。走进大邱庄，越过一座座机声隆隆的现代化厂房，在肃静的居民区里，有一处围墙用黄琉璃瓦包头的高级豪华别墅区。
这是禹作敏和他的13位副总经理的居所。楼房设计新颖、别致而又各具特色。
禹作敏的住宅是座建筑面积780平方米的别墅楼，四周用高大的围墙圈起，院内有狼狗“巡逻”，门口有保安人员警卫。传达室设有电话，找禹作敏及其家属必须先用电话联系，经同意方可进入。
别墅分三层楼，一层是家庭酒吧、休息室和宴会厅。进门就看见一米直径的玻璃吊灯，串串珠穗把橙黄的光反照在壁橱内五颜六色的酒瓶上，厅内摆放着豪华羊皮沙发，殷红纯毛的地毯和泛着琥珀色光泽的打蜡地板相互辉映。整个布置金碧辉煌。
二层是总统套间和办公室。总统套房共有3间，一间是禹作敏的卧室，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警卫员卧室。
在总统套房卧室内，一台38英寸的大彩电正对卧床摆放着。居室内，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一应俱全，仅镀金电话就装了6部。在这里，安装了与天津市联网的程控电话和监视全村的闭路电视系统，以及随时可以向全村发号施令的广播。与禹作敏办公室相邻的，是女秘书的办公室。
三层是卧室。办公楼的前面，是花园；办公楼的后面，有专为禹作敏建设的游泳池。
禹作敏丢掉了用了几十年的旱烟袋，改抽中华牌香烟。他也很少吃米、面了，饮食以河蟹、燕窝等山珍海味为主，人参等高级补品是应有尽有，享用这些也成为了他的家常便饭。这些高额的费用都从自己实报实销的医疗费中报销，这种待遇在大邱庄是独一无二的。
禹作敏的穿戴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再也不见当年的“土老冒”形象了。一身皮尔·卡丹西装，金丝镀膜眼睛，一条腰带就花了一万多元，简直一副标准的大款形象。
禹作敏组织了号称“一百单八将”的治安人员，实际也是他的私人保安队伍，他指向哪里他们冲向哪里。为了自己的安全和气派，他还建立了一支保镖队伍。只要他外出，总是让保镖们分乘4辆奔驰车紧随。
天津市委有位领导逝世后，禹作敏前呼后拥地前去吊唁，到了现场，保镖们被挡在了门外，禹作敏气得直骂娘。
禹作敏像一个封建时代的皇帝，饮食起居都要人服侍。每天两次按摩雷打不动，一次在白天，按摩半个小时，一次是晚上入睡前，按摩到入睡为止。
即使在“接见”人的时候，他也是随随便便地靠在沙发上，吸烟时由服务人员点上送到他嘴边，抽完后拿走烟蒂，并换上下一支。
他的“坐骑”经过几次更替，换成了奔驰560型。后来，他得知天津市委主要领导人的专车也是奔驰560型，便又换成了天津市独一无二的奔驰600型。
禹作敏的住宅到他的办公室只有两三百米，但每日都要专车接送。
一位记者问禹作敏：“你坐这样的豪华车，别人怎么看？”
禹作敏回答：“问这种问题本身就是不懂商品经济，在我看来，坐卡迪拉克、奔驰汽车本身就是一种投资环境。大邱庄已经和美国、日本等国建立了30多家合资企业，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骑毛驴、腰里揣根旱烟袋、头上包块白羊肚毛巾，一副穷酸的老农形象，外商能跟我们合作吗？”
一位在职官员质问禹作敏：“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你是什么级别，你敢坐？”
禹作敏回答：“我们农民没级别，别拿我们跟有级别的比！”
一位已经离休的老干部对禹作敏说：“我是流血流汗抗枪打仗过来的，现在才坐一般的轿车。你禹作敏有了钱就敢搞特殊，超标准坐车？！”
禹作敏很客气地回答：“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
禹作敏越来越骄横狂妄
随着事业上的蒸蒸日上，禹作敏逐渐狂妄骄横起来。
禹作敏一直不甘心。他根本看不起乡里、县里的那些领导干部，连天津市领导的话他也爱听不听的。
天津有位作家叫蒋子龙，他以《乔厂长上任记》在文坛立住了脚，并以善于写改革人物特别是工厂里的人物而闻名遐迩。
禹作敏读过《乔厂长上任记》原著，也看过由此改编成的电影。禹作敏就让人捎了一封信给蒋子龙，信中说：
5年前我就看了《乔厂长上任记》，当时看了4遍。我佩服你蒋子龙。但是，你的乔厂长不如我胆大，乔厂长不如我！
蒋子龙收到禹作敏的这封直言不讳的信，很是感动和振奋，凭着作家的激情，他放下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放下了他最熟悉和拿手的工厂题材，来到大邱庄体验生活，并写出了《燕赵悲歌》。
这本不足10万字的小册子，198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达到4万多册。
熟悉禹作敏的人读了这部小说，都说太像了！人们一看就知道人物原型就是禹作敏，整个作品就是大邱庄的艺术再现。
禹作敏开始时对蒋子龙很是感激，认为在所有反映大邱庄的作品中，《燕赵悲歌》最好。但是后来禹作敏发现，该书不少篇幅写了主人公武耕新与村妇联主任何守静的暧昧关系时，他对此非常不愉快，认为这有损自己的形象。因为禹作敏的感情生活中，恰恰有这个故事的影子。
禹作敏对蒋子龙很不满意，但没有采取状告作家的做法。只是从那以后，禹作敏不再提起蒋子龙，蒋子龙也不再写有关大邱庄和禹作敏的作品了。
大邱庄富裕起来了，禹作敏认为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大邱庄的成人中甚至有人高喊：
爹亲娘亲不如禹书记亲，天大地大不如禹书记的恩情大。
面对村民的感激乃至顶礼膜拜，禹作敏欣然接受，并慢慢陶醉在其中了。
大邱庄到处可见禹作敏手书的题词、庄训。广播中还不时发出“禹书记关于×××问题的指示”的声音。
在巨大的成绩面前，在盈耳的颂歌面前，他开始骄傲了，越来越目空一切了，逐渐变得狂妄起来。
禹作敏的住地和办公地戒备森严，本村村民只能从电视上看到他的形象，从广播里听到他的声音，想得到他的亲自接见十分困难。
对于外来求见他的，他也要严格筛选。有位国家某部委的副部级干部想见他，被他拒之门外；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的总编辑想访问他，他说：“告诉他，我没空！”
有一次，禹作敏生病，到天津市某医院住院。村里派了好几个人殷勤伺候。禹作敏抽当时最高级的中华牌香烟，吃价格昂贵的河蟹。
同病室一位级别不低、工资颇高的老干部，看着禹作敏表现得这么气派，于是便疑惑地问禹作敏是干什么工作的。
禹作敏回答说自己是农村的村党支部书记。
“这么说是‘土皇帝’了！”这位老革命对一些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此时又目睹了眼前一幕，便有些不满地这样调侃。
禹作敏得意洋洋地回答：“去了“土”字我就是皇帝。”
为了此事，这位老干部给天津市委写了一个材料，提出了几个严肃的问题。
市里便派人到县里调查，当时的县委领导在材料上批了个“情况属实”。
禹作敏知道后大为不满，大骂这位老干部患了“红眼病”。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公开以“土皇帝”自居，并且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以显示自己不怕“红眼病”。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的负责人来到大邱庄，想邀请禹作敏到该节目中作嘉宾。
节目负责人自信禹作敏肯定会愉快地接受邀请，大邱庄人也都认为禹作敏会一口答应的，因为这正符合他“给咱农民露露脸”的心理。
但是，想不到禹作敏听了，却一脸不屑的神气。他面对那几个前来相邀的人士，冷冷地说：“等着吧，总有一天，我要让《正大综艺》变成‘大邱庄综艺’！”
说完，禹作敏头也不回地走了，把那几位乘兴而来的人士扔在了一边。
禹作敏最终也没有到《正大综艺》节目，去给农民露露脸。因为在禹作敏认为，《正大综艺》是由经营种子而起家的正大集团赞助的，他认为正大集团还不如大邱庄呢！
外交部组织一部分外国驻华使节到大邱庄参观。禹作敏让人把他们的汽车全部挡在村外，而用大邱庄自己的汽车把他们接进村。
禹作敏向参观者展示了大邱庄的工厂、田园、民宅、别墅和办公室，同时向他们介绍了大邱庄辉煌的创业史。
在这些外国使节为大邱庄的富裕而惊奇之时，禹作敏郑重宣布：
大邱庄准备派人到外国留学，鼓励他们在国外找对象。谁给大邱庄带来外国媳妇，给予奖励。
……
在场的外国使节都笑了，说不清是附和，是开心，还是嘲弄。
禹作敏大搞独裁式集权
禹作敏作为大邱庄的第一号当家人，他所拥有的权力随着大邱庄名气的提高也越来越大了，他所拥有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他在大邱庄简直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他的辖地里，不管是招贤来的外地人才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不管是年高辈长的老人还是刚上幼儿园的娃娃，一律毕恭毕敬地称他为禹书记或者董事长。
谈起禹作敏，大邱庄人一般称他为“老头子”，外村人称他为“庄主”。
禹作敏的个人权威早就代替了集体领导。他的意志就是村领导班子的意志，大邱庄的每一位干部或者村民都必须不遗余力地执行，否则会被制裁，被撤职，被取消生活待遇。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形同虚设，根本没有条件对禹作敏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其他干部能做的事，除了执行禹作敏的指令，就是处理、调解民事纠纷。
村里有一位禹作敏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党员会议上几次都没有通过。又一次开会，禹作敏断然说：同意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
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
他认为自己就是改革开放的化身，谁要敢批评他，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谁敢在他个人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用“专政”的办法来对待，铁的手腕，毫不留情。
那还是1982年，禹作敏带领社员盗抢大港水库的芦苇，被人举报受到了县委清查组的调查。后来他了解到此事是大邱庄学校校长李炳凯揭发的，就把怨气一古脑发泄到李炳凯的身上。
他先是撤销了李炳凯的校长职务，继而指使禹家打手趁夜间用梯子爬墙头跳进李家院内大打出手。李炳凯和妻子惨遭毒打，连他们不足两周岁的孩子在床上睡觉，也被一把扔到床下。
李炳凯一家惊惧万分，走投无路，只好逃离大邱庄，流浪在外。后来，到静海县大屯村落了户。
1988年12月，大邱庄农场工作人员田吉兴，向场长孙岳先申请住房。孙岳先问他要哪一层，田吉兴说：“一楼太脏，五楼六楼老母亲又上不去，给我二楼三楼都行。”
孙岳先随口说了句：“二至四楼都是禹作敏的亲属住。”
禹作敏得知后，就在全村大会上指责孙岳先思想保守、落后，与党支部不保持一致。于是，孙岳先的场长职务被撤销了，党支部成员资格也被解除了。
1989年春，禹作敏以帮助孤寡老人为名，在村内募捐了10多万元钱。
此时，电器厂职工顾廷岳的弟弟给禹作敏写了一封匿名信，问他募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
这一下惹恼了禹作敏，他查出匿名信是顾廷岳的弟弟所写后，就把顾廷岳的弟弟带到党支部办公室进行“教育”。
小顾被打得几次昏迷过去，直到被打得几乎断了气，才由大邱庄医院的大夫带着氧气抢救过来。
当顾廷岳的弟弟身体恢复后回到原单位，却被告知停止工作一年，罚款两万元。
顾廷岳一气之下，狠狠打了弟弟一顿。
禹作敏得知后，便下通知说：“顾廷岳的态度明朗，他弟弟的工作不停了，款也不罚了。”
就这样，大邱庄每个人的命运都可以被禹作敏随便地玩弄在股掌之上。
不仅禹作敏本人如此，在大邱庄，凡是禹姓家族和与其沾亲带故的，都高人一等，在住房、就业、生活待遇等方面享有很大的特权。
在选拔使用干部上，禹作敏更是拥有绝对的权威。禹作敏曾说：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村里所有承包单位的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
村里几个大厂的主要领导，多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或是忠于他的人。
禹作敏认为，大邱庄没有他禹作敏，不会富裕起来。所以，他认为自己对大邱庄的财富，有绝对的支配权。
禹作敏曾在一次产权改革座谈会上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每个集团都有10多亿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他由此推论：“这几十亿资产也可以说是我的。”
正是这种思想，让禹作敏千方百计控制大邱庄，维护本家族及其亲信的特权。
随着岁月的流逝，禹作敏感到自己老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以便让后人也知道自己的“丰功伟绩”。
以前，各种报刊上关于禹作敏的文章也不少了，自大邱庄出名以来，先后有《实践和构想》、《大邱庄精神代代传》等7本书面世，还有难以数计的零星报道。
禹作敏认为那都是从某一个侧面来写的，不能表现他的全部人生历程。也有人为他写过传记，但他又对其文采不满意。
他求助于大手笔，希望通过他们为自己留下一部完整无缺的、光芒四射的正传，但不少大家了解情况后都婉言谢绝了。
无奈之下，禹作敏只好让人在办公室安排了一个干部，专门为他的重大活动进行录像，积累资料，以待时机。
禹作敏想的第二件事就是接班人的问题。他认为大邱庄的事业就是他家的事业，要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禹作敏有3男两女，他不讲长幼次序，坚持以才为主，因此看好次子禹绍正。
为了培养禹绍正，禹作敏可谓煞费苦心。
他先让禹绍正担任村团支部书记，锻炼他的才干，更为了积累他主政的资本。
在禹绍正的主持下，大邱庄团支部的工作范围和权力远远超出本来的限度。团支部不仅对全村团员和青年有着绝对的领导权，规定不入团不能入党，不入党就不能当干部。而且，村里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团支部的同意，村里的所有干部都要由团支部负责考核和推荐。
扶植一个人要舆论先行，禹作敏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他经常在公众场合堂堂皇皇地说：
选拔年轻人，培养年轻人，以改革的立场、观点、思想为标准，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
为了让禹绍正积累赖以服人的资本，禹作敏苦心经营。
大邱庄在天津市的服装街办有一个致远商场，但经济效益一直不好。20岁出头的禹绍正奉命接管。他接过来以后，靠着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商场效益节节上升。
禹作敏大喜过望，把禹绍正的政绩到处宣扬。
禹绍正出了名，他的形象，连同他美丽妻子的玉照，一并出现在杂志上。
禹作敏下定决心要立禹绍正为接班人，便不断地对他委以重任，目标是最终将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的交椅交给他，但表面上还要掩饰一下。
禹作敏考虑，虽然禹绍正上过大学，学过外语，也有些才华，而且在外名气响亮，在村内说话有人听，也有些成绩。但他毕竟是个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根基尚浅。而大邱庄能人很多，各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都是经营管理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大都三、四十岁，年富力强。
为了表面上说得过去，也为了让班子里的其他成员不至于太反感，禹作敏说：“在2000年以前，暂不考虑接班人的事。目前看好的是禹绍正，以后如有更合适的再考虑。”
为了防止出现他禹家世袭传位的说法，禹作敏自己解释说：“我这是用贤不避亲，用亲必须贤观点的体现。”
禹作敏对抗地方政府
禹作敏有很强的封建领主观念，自视为大邱庄的老大，无论是谁，只要违背他的意志，他都坚决不答应。即使对上级组织，他也是如此。
1982年，身为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为了大邱庄小团体的利益，亲自带领部分社员到大港水库偷割、哄抢芦苇。
很显然，这是盗窃国家物资的犯罪行为。静海县委接到了举报，立即组织了20多人的清查队进驻大邱庄调查情况。
禹作敏并不害怕，他认为他这样做绝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大伙利益。自古以来法不责众，上级奈何不了他。于是，他暗中做了一番安排。
清查队进驻大邱庄后，禹作敏或避而不见，或装聋作哑，不交代任何问题。
清查队不仅在工作上一筹莫展，而且每天都有干部和群众轮番到清查队住地骂大街，甚至还有人拿着刀子围攻队员，住地的门窗也被暗处飞来的砖头砸坏。
清查队员们顾不得执行县委的指示，连自己带来的铺盖都不敢拿，连夜不得不回了县城。
大邱庄隶属于蔡公庄乡，是该乡的一个行政村。然而，乡领导早已不放在禹作敏眼里，对静海县的领导他认为可有可无，对天津市的副职领导的指示，他是置若罔闻。
在禹作敏看来，那都是一帮昏官，一群无能之辈，真正高明的只有他自己。
对于上级的指示，合自己心意的就执行，不合自己口味的便一概指斥为官僚主义。
1989年，鉴于大邱庄经济的发展和流动人口增多的实际情况，县公安局在大邱庄增设了一个派出所。
禹作敏历来重视治安工作，他一向认为“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无警不安”，于是亲自出任了这个派出所的指导员。
禹作敏多次以村里的名义写报告，要求把大邱庄村民组成的、协助派出所工作的治安联防队队员，列为正式公安编制，但都没有获批准，禹作敏大为不悦。
1991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派出所又被撤销了。禹作敏大为不满，扣住部分枪弹硬是不上交。他还因为这件事迁怒于天津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
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第二届年会在沈阳召开。在会上，有官员对禹作敏骄傲自满的工作作风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禹作敏丝毫也不接受，他认为这是不给他面子。于是，不等会议结束就打道回府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名落孙山。
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封《公开信》，其中列有10条：
……
第五条，我们声明，今后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
第六条，天津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
……
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
孤愤、怨恨、对立之情，跃然纸上。
禹作敏与天津地方政府的关系，在这种对立情绪中逐步恶化了。
1991年抗洪，天津市号召捐款救灾。大邱庄认捐100万元，但当禹作敏听说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天津市副市长某人时，他马上沉下脸来，命令会计一分钱也不许给。
在禹作敏看来，大邱庄的成就是大邱庄人干出来的，是在他禹作敏的带领之下干出来的。谁都没有理由和资格，对他和大邱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禹作敏对县委几次把他从劳动模范、优秀党员的名单上划掉的事，耿耿于怀。
禹作敏宣布：大邱庄的家只能大邱庄人来当。实际上是由大邱庄利益的集中代表禹作敏来当。
禹作敏这样说：农民要当家做主人，不当自己的家，能做真正的主人吗？
在禹作敏眼里，那些不合他心意的官都是昏官糊涂官，对他们的指示只有顶才行。禹作敏甚至不无得意地说：大邱庄能有今天，就是靠顶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