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南开人的一代风骚
西南联大是现代教育史上公认的奇迹，当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到昆明去，就曾经感叹他的老友们是如何在那般艰苦的生活中依然保持了对学术的热情并且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说在西南联大之后，清华和北大依然被昔日的光环笼罩而备受世人瞩目，那么南开则正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渐行渐远。
南开大学建校85周年的时候，校史研究室特意编撰了一套丛书，一方面为回顾过去，感念南开昔日的辉煌；更重要的一面，我想，大概是为了从过去令人感念的往事之中汲取资源，展望南开今后的道路。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的王昊兄，知道我对这方面素有兴趣，特意给我寄来一套，其中最让我感到欣喜的，当属《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
过去的大学，大抵上和一个人差不多，总有一些自己的特性。这些特性发展到了相当显著的时候，在人就成了所谓的性格，在大学来说，就成了所谓的校风或者校格。一个学生从哪个学校出来的，从他的言谈举止就能推测个大概。也许正因为这一点，《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在上编“西南联大岁月忆往”中，收录了近20位老南开人对于联大岁月的追忆。时隔60余年，这些“老南开”大多谢世，健在者也都已是“鲁殿灵光”，存留在他们记忆中的这些吉光片羽，并非全面展现南开一个世纪风风雨雨的沧桑，也并非叙述南开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不过，诚如序言中所说：南开之所以为南开，从中当能察知一二。
关于费正清的疑问，我想，费正清所指生活艰苦除了物质方面之外，对于学者们来说，大概资料的匮乏才是让他发出这样喟叹的原因。陈序经在《我怎样研究文化学》一文中也曾说到这个问题，不过，他把这个问题变成了对研究学问有利的原因。他说：“……参考的书册太多了，看了一本，又想看别本，这样类推下去，有的时候，反而不太容易动笔。”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于是“在蒙自那个环境之下”，他也“作了不少研究”。关于学者们对于学术的热情，时贤多有论及，不过，我以为，与其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无限拔高，不如从现实角度审查一番。每个人都渴望美好的生活，学者们自然也不例外。过去的社会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那就是整个社会都对学问怀有尊重。学者们对于学术的热情，除了“自得其乐”的原因之外，上面的原因也不当小视。当然，这样说，并非否定前辈们“允公允能”的胸襟。
除了学者自身的热情，联大时期师生之间的情谊也值得一提。近年来，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常为时贤所征引，那就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学校教出来的”。无独有偶，一代名师查良钊在联大时期也曾经说过：“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子弟，一切为他们着想好了。”如此师生情谊，对于学术的传承意义不言而喻。放眼当下，我们不但在学术上难望前人之项背，就是连这样的为师之道也已难见。
下编《边疆人文研究室》中选编的当时学者们的书信往还以及学术论文，也算是费正清那番感叹的一个注解。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主事者为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的陶云逵，作为同时代的学者，费孝通先生这样评价他：“他是我的畏友，我爱找他谈，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在离开时和见面时完全一样，不会没有一点的领悟，不会没有一点新的烦恼。”在陶云逵的带领下，边疆人文研究室同仁编辑出版了《边疆人文》，虽是油印刊物，不过质量却不差，当时，著名的学者如罗常培、闻一多、向达等人都曾经在上面发表过论文。可惜的是，陶云逵以不惑之年于1944年早逝于昆明，不然，中国社会学于此后的格局也许是另外一种局面。60年的斑驳岁月，边疆人文研究室和陶云逵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少有提及。此次重新发现，可谓是功莫大焉。
郑天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是老南开人，在西南联大时期，他更多的是以“老北大”的角色活跃在各个场所，三校复校之后北大学生送给他一幅“北大舵手”的锦旗，可见他和北大关系之深。1952年院校调整，郑天挺“奉调”而去南开。对于这个决定，他于“思想上颇有波动”。郑天挺产生思想波动的原因，除了他自己所说的三点之外（见《南开学人自述》第一卷，郑天挺：《自传》），我总觉得还与当时的局势有关，也与当时有关方面与南开的看法有关。这个看法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这一细微之处，细心之人或许可以找到南开衰落的线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回首老南开人的一代风骚，倒有几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悲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