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玛利因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大街上的钟表店
(1905—1907)
玛利亚出生在基辅，她父亲本哈斯·凯恩斯于1873年从瑞士西部的小城拉绍德冯[1]迁到那里，二十年后她才来到人世。父亲本哈斯·凯恩斯的祖辈和父辈都是钟表匠，他打算在基辅开一个自家的小钟表店，类似瑞士国内的那种，因为当时瑞士钟表已誉满全球了。凯恩斯与钟表厂老板路易·勃朗特私交甚密，勃朗特就是后来创办的“欧米茄”钟表厂的老板，他启发了凯恩斯开钟表店的这种想法。本哈斯是位一流的攒表匠，因此凭着他的勤劳和那股认真劲儿，足能够用瑞士零件在基辅把表攒出来，成为一位在基辅这个新地方的收入颇丰、钱币哗哗的攒表匠。路易·勃朗特甚至还给予他新开的钟表店以部分资助。
本哈斯渐渐地葬送了自己所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光荣使命，尽管他在新的地方扎下根来，还娶了一位当地的犹太人姑娘为妻，生了三个儿子和女儿玛利亚。随着时间推移，他学会了两种新的斯拉夫语言。他很习惯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因为在他的故乡拉绍德冯，德语与法语一样通用；除了习惯使用这两种语言外，在家里还有两种语言——家庭用的犹太语和犹太人体面使用的“高级”希伯来语——作为补充。
用于搬家和安置的那些瑞士钱币并没有完全白费，因为凯恩斯很快就确信，自己经商远不如当手艺人，所以他就在玛利因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大街上开了一家修表店，专门维修一些非名牌钟表，钟表的种类各式各样，多数为当地钟表匠所制作。他高度评价自己的这门手艺，并对经商不屑一顾，认为那是变相的骗人手段。尽管在那时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写成，可那位世界性天才在这部具有前瞻性的著作里尚未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威力，虽已用奉承的语言提到了凯恩斯的故乡小城拉绍德冯，将之视为资本主义生产专业化的范例，可钟表匠凯恩斯却从来没有看过那本共产主义的“圣经”。凯恩斯一辈子都是手艺人，别说他成熟到能有共产主义的思维，他甚至连资本主义的思维也不具备……然而他的几个孩子很早就掌握了人类的一些先进思想，他们虽深爱着自己心地善良、生性快乐、方方面面都优秀的父亲，可却经常取笑他身上的一些古老习俗、带法语口音的德语以及那套几乎穿了四十年的老式瑞士礼服。
凯恩斯的所有孩子都能叽里呱啦地讲法语，并且这种状况把他们变成了怪人——同胞的兄弟姊妹说的却是另一种语言。钟表匠的后代们虽精通母亲说的犹太语，可他们之间却喜欢说几句贵族用的法语，尽管在他们的居住之地法语已完全不再时尚。他们都接受了家庭教育，家境殷实的那些时候，给两个大儿子马尔克和约瑟夫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家道中落之后，小儿子只能从两个大儿子那里学东西了。米哈伊尔稍长大些之后，就帮助小妹妹学习。家境好的那几年，甚至还把音乐教师科萨尔科夫斯基先生请到家来，他从大学生变成了家庭的一位朋友……玛利亚对音乐有着特别的兴趣。凯恩斯的孩子们相处融洽，小妹妹则是全家的宠爱对象。对身边人们，尤其是男人的宠爱和信任，使得她在成年后的生活中屡屡深深地上当受骗，可在青年时代这种信任只能令她陶醉不已。
按照那些年代的形势，中学招生有一定的比例，因此中学大门对凯恩斯的孩子们是关闭的。大儿子约瑟夫很早就投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二儿子马尔克由于名额问题未能进入中学，小儿子米哈伊尔根本就没有去试，两个人只是作为校外考生参加了中学考试。
本哈斯·凯恩斯与路易·勃朗特的业务联系老早就陷入了困境，可他还与路易的继承人，他的大儿子以书信形式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凯恩斯按期还清了自己的债务，还不时地从“欧米茄”钟表厂购买一些钟表零件。无疑，本哈斯·凯恩斯的家境一天比一天糟糕。这家人的家境虽然不好，但依然热情好客，经常办一些茶会和音乐晚会，有身份不同的青年人前来聚会，主要是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年轻人……每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他们在那套公寓一楼前的小院里摆上茶炊，前来聚会的青年人就尤其多。看来，贫穷并不妨碍人们的欢乐。
1905年10月，在基辅发生了一场以缓慢的破坏过程告终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凯恩斯的钟表店被完全砸掉，家庭财产也被洗劫一空；未被抢劫走的东西都被毁坏，就连那个茶炊竟然也被踩扁了。
基辅犹太人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已破产，但那场暴行的后果不仅仅在物质方面上。犹太人经历了那场暴行后，感到把他们与彻底毁灭隔开的那层薄膜竟是如此脆弱。一些学者研究犹太教法典，他们虽满腹经纶，对上千年的历史知识了如指掌，却也陷入痛苦和悲伤之中。犹太复国主义逐渐盛行，他们宣传要把被驱逐的犹太人集结在一块圣地上，以恢复历史上的以色列，然而社会主义思想在犹太青年人中间也颇有市场。1905年革命虽遭到了失败，但关于一场崭新的、让人得到净化和解放的革命的想法却鼓舞人心。那时候，政治渐渐成为一种时髦。本哈斯·凯恩斯从小就热衷于用他懂得的几种语言看报，可唯独他自己失去了对记者和政治家们的争论的兴趣，他不再看报纸，而是开始维修被暴徒们损坏的那个老式八音盒。他只是唉声叹气，默默地听着自己的儿子们及其朋友们没完没了地谈论什么改造非人道构成的社会，还有什么未来的变革和斗争。老本哈斯认为，这种斗争只能带来一些新暴行和不快，此外，别想期待任何东西。
蹂躏犹太人暴行的那三天三夜，即10月18日到20日，十五岁的玛利亚被善良的邻居雅克温柯一家人藏进自己的卧室里，在最危险的几小时则躲在地下室，她后来成为基督激进分子步入了社会。在基辅蒙受奇耻大辱的这几天，她的性格完全变得成熟了，先前亲切的世界如今不留任何痕迹地截然分成两类人：一类人是斗士，他们为人的尊严和自由而斗争；另一类人是前者的敌人，是剥削者和黑帮分子。在恐怖的日子里，把玛利亚藏起来，给她饭吃和保全她性命的雅克温柯一家人，既不属于第一类人，也不属于第二类人，她为了方便起见将他们算作亲戚，这些人你爱他们是因为有天然的血缘关系。
在两个窗框之间摆着一尊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圣婴的小圣像，当别拉盖娅·奥尼西莫夫娜·雅克温柯把它拿下来的时候，玛利亚盯着那块涂着颜色的小木板，一种慌乱的感激之情同时对两个人油然而生：一个是长着小眼睛，头顶上盘着一圈辫子，身材高大的乌克兰女邻居；另一个是怀抱圣婴、与她同名的犹太女子玛利亚，是这两个人保护她免遭那帮自诩基督徒，却像野兽般嚎叫的家伙的蹂躏。于是，某种离奇的想法由此而生，内心一个明确的思想扩散开来，世界已不再是按照好人与坏人分成两半，而是以某种另外的方式分开的。别拉盖娅·奥尼西莫夫娜和塔拉斯舅舅是帝制派分子，是两栋房子和一家小酒馆的小业主，就是说他们属于剥削者，但他俩是好人，甚至是见义勇为的好人。在蹂躏犹太人暴行的那些可怕的日子里，传说一帮暴徒把隐藏犹太老太婆的俄罗斯全家人都杀了。雅克温柯一家把玛露霞藏在家，肯定也冒着巨大的风险……脑海里的一切乱无头绪，各种想法相互干扰，既理不清，也弄不明，心中只有不安，只有一种必须立即改变人生的感觉。况且，在尚未做出决定之前，玛露霞本人也在发生变化：大哥约瑟夫参加了犹太人自卫队，他就像在蹂躏犹太人暴行的日子拿起武器自卫的所有人，被押送到伊尔库茨克省流放三年。马尔克离开家更早，他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在了首都，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谋到了一个不起眼的职位。这令父亲万分伤心，因为父亲认为马尔克对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做了廉价的回报：因为他信奉了路德教。对这件事情在家里无人说起，就像人们不去谈论一些羞于启齿的疾病。
老本哈斯虽说一辈子都在跟踪报纸，可并没有成为宗教狂热分子，但他常去犹太教堂，并与一些教友保持着联系。他不赞成大儿子的所为，但没有公开表示反对，而是默默地承受着痛苦。马尔克做了许多努力，想让弟弟米哈伊尔来彼得堡念书。确实，米哈伊尔不久就离开基辅，成了彼得堡大学的一名旁听生。
全家人都在那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中幸存下来，倘若把这件幸事不算在内，那么家庭的情况很惨。不过，生活自然地做了自我调整。从“为蹂躏犹太人暴行受害者募捐委员会”寄来了钱和衣物，衣服虽有点旧，但状况还好，只是所有衣服的尺码都大。母亲坐下来把那些衣服拆开，重新裁剪，或把长的部分折起来。玛露霞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看的连衣裙：面料是栗色毛绒布，四周还镶着绸边。大人又给她买了一双带扣皮鞋，第一次买的不是童鞋，而是带高跟的。玛露霞似乎变成了一个公主。
玛露霞被来她家的许多青年人给宠坏了，她已习惯于聆听有文化内涵的交谈和热烈的争论，也习惯了家庭玩笑以及家里举办的娱乐活动和游戏。当三个哥哥各奔东西后，她才发现自己原来过的是他人的生活，自己什么都不是。如今，谁都不登她的家门了，光顾的只有令人感到乏味的几个远亲，米沙的同窗学友伊凡·别洛乌索夫，还有昔日的音乐教师、如今在歌剧院乐队里吹单簧管的鲍戈丹·科萨尔科夫斯基。
苦恼，真苦恼啊！如今在他们家里再也听不到音乐的声音，那架旧钢琴已经被暴徒们砸成了一堆碎木片，而现在的家庭状况根本谈不到去买一架新的。往日快乐的节日欢宴已不复存在，代之的是哥哥们偶尔的来信，还有米哈伊尔的许多明信片，上面附着简短留言，还描绘着色彩斑斓的彼得堡生活。那些明信片把玛露霞的心情搞得更是一团糟。
父亲把钟表店和寓所里被毁坏的窗户重新装起来，粉刷了墙壁，修好装着一些精制弹簧和金属配件的钟表箱，把它挂在自己工作台的一旁。父亲大半天时间在钟表店，但不是接待顾客，因为几乎没有顾客，而是在修理那个音乐多宝盒。本哈斯毫不惜气力，把那个已被弄扁、起着乐谱作用的圆柱盒恢复了原状，这可是件精细的活儿，因为要重新让那些复原的乐谱齿与一个也有破损的“拾音”梳状器匹配。
玛露霞一向喜欢少言寡语的父亲而不是喋喋不休的母亲，她在父亲的钟表店里给自己找到了蜗居的角落，把身子团在一张旧沙发上，一本接着一本地看书，那些书是以奇特的方式落到哥哥米哈伊尔手里的。全部藏书由二百本书构成，那是一份礼物，作家科罗连科得知在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期间这位犹太大学生的全部藏书均被撕破和焚烧，便把那批书寄到家里来了……
有谁能预见到这些书将伴随米哈伊尔走到生命的尽头，并且成为一套著名全集的基础，那套全集迄今还保存在他的孙女柳芭（娜拉·奥谢茨卡娅的表妹）在莫斯科特维尔大街的寓所里。
玛露霞的身体消瘦，眼圈发青，手里拿着1903年出版的一本《大众新杂志》，封面上盖着一枚蓝色印章，上面写着“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科罗连科的藏书”。她把契诃夫的小说《新娘》一连读了三遍。作家似乎不但了解小说中那位女主人公的一切，而且也了解她的一切，因为契诃夫笔下的女主人公想逃离外省苟且偷生的庸俗气息，去追求一种高尚的新生活，而玛露霞也希望摆脱这种枯燥而郁闷的环境，去追求一种自由的、有意义的，说不出有多么美好的生活。
母亲叫玛露霞吃饭，她拒绝了。父亲用一块干净的抹布揩去手上的金属粉尘，又一次招呼她吃饭，可她摇了摇头，因为一看见鸡汤她就反胃。甚至从后屋飘来的鸡汤味都让她感到恶心。
“好，那你就待在这儿吧。如果有人来，你叫我一声。”父亲待在钟表店，几乎足不出户，生怕漏掉了顾客。
父亲前脚刚走，门铃就响了。玛露霞把那本杂志放到一摞书上，那是近几周收拢到沙发椅旁边的。她起身前去开门，进来的是位女士，她身穿一件镶着丝绒绲边的呢绒女上衣，头戴一顶插着羽毛的矮礼帽，无论在基辅还是在其他城市都看不到女人有她的这身装扮。玛露霞把那位女士让进来，请她坐下来稍等片刻，自己去叫父亲。
在玛露霞去叫父亲，父亲洗手的时候，那位女士浏览了堆在沙发椅前地板上的那摞书。《大众新杂志》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可另一本书的封面让她感兴趣，难道这位娇弱的女孩在用法语阅读不久前问世的当红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吗？
几分钟后老钟表匠走了进来，那位女士把这个问题提给了他。
“这是我女儿，她喜欢看书。”
女士拿来修的那块坤表，当然是首批生产的“欧米茄”圆形金表，钟表匠对那批“欧米茄”表记忆犹新。于是，他们攀谈起来了。列鲁女士原来是瑞士人，她的双亲是上侏罗省人，她就像本哈斯一样，虽说早就离开了故乡，可只要提起那里的山谷河流的名字就令他们感到亲切。在愉快的交谈中，钟表匠打开了坤表后盖，把一个像单透镜的镶着骨边的镜片卡在一只眼睛上，之后用镊子取出了某个报废的小螺钉，在桌子的抽屉里翻了半天，找出来同样型号的一个螺钉。表盘盖上还少了一颗小钻石，本哈斯问那颗钻石是什么颜色。
“是红色的，”那位女士说，“全都是红色的。”
本哈斯点了一下头。钻石要从瑞士订购，小红钻石在他这里的库存没有。
喜欢看书的女儿拒绝了喝可恶的鸡汤，之后她像影子一样不声不响地溜进了钟表店。那位顾客忘记了自己修的表，转身与玛露霞攀谈起来。
“您能用法语看书？您喜欢这本书吗？”她用法语问。
“是的。很喜欢。”
“您喜欢贝多芬吗？”
玛露霞点点头。
从那一刻起，玛露霞渴望已久的那种新生活开始了。列鲁女士是该城福禄贝尔[2]协会的秘书，一家民间幼儿园的园长，十分钟交谈之后，她就邀请玛露霞参观他们的那座独一无二的幼儿园。1月份，玛利亚·凯恩斯在自己生日一周之后，谋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幼儿园里当助理保育员，这家幼儿园是不久前专门为贫困家长和雇佣女工的子女成立的。就这样，玛露霞十六岁就步入成年人的生活中。那年秋天，她考入基辅大学重新办的福禄贝尔训练班，成为一名福禄贝尔门徒，那时她们被称为“儿童的园丁”。
[1] 拉绍德冯，瑞士城市，主要有钟表制造业。
[2] 福禄贝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学前儿童教育理论家。他第一次提出“幼儿园”概念。福禄贝尔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世界各国幼儿教育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