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朱安：决绝中的眷顾
在鲁迅一生中，有一个人是他无从回避而又绝不愿提起的——这就是他的原配妻子朱安。按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中的定义：“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这原配妻子鲁迅当然无从回避，可是，鲁迅却对这个女人不愿提及，公开场合固然如此，便是私下与人通信或者记日记，不得不涉及到自己这个“齐体”的人时，也简单以“妇”代之，好像对方就是个一般的妇人，跟自己没多大关系。有人因此感慨：一代文豪留下一千多万字的文字，而“朱安”二字从未写过，即使以别的称谓代之的，也不过这几次，真令人心生悲怆，为鲁迅，更为朱安！那么，他跟这个“妇”究竟是种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多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酸甜苦辣呢？
一
1878年6月，浙江绍兴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跟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她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因为朱安的祖上曾做过知县一类的官，而鲁迅的祖父也做过京官，后来因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两家算是门当户对。当时在周家做主的鲁迅母亲鲁瑞(当时鲁迅父亲已逝)觉得这个叫“安姑”的女孩子听话顺从，一手好菜尤其受老太太喜欢。对此，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朱夫人是很细心的，他煎炒的蔬菜，切得很均匀，老太太要和她生活在一起才觉得舒适，看来不仅由于习惯的相同，她做的饭菜味美可口，总也是个原因。”再加上绍兴斯时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老太太认定朱安是自己大儿子鲁迅(此时还叫“周树人”)的佳配。于是，通过亲戚的介绍，1901年4月3日，老太太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定下了这门亲事。
对这门亲事，鲁迅是知道的，开始也曾拒绝，但后来却无可无不可地拖了下来——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那个时代，没有婚姻自主一说，结婚嫁人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娘定下的媳妇，自己没有选择余地；其次，因为父亲早死，鲁迅对把自己和两个弟弟拉扯成人的母亲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而自己又是家中老大，不忍强拂母亲之意；此外，鲁迅对自己身体状况一直持悲观态度，又身处革命时代，自以为死无定期，也因此对自己的婚姻状况采取一种不那么认真严肃的态度——所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是也。当然，他也通过母亲，向朱家提出了一些要求：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斯时的鲁迅，大概也还希望通过一些后天的努力，缩短二人之间的距离，为以后万不得已在一起生活留有余地。然而，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合理的要求，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不啻是异想天开：女子缠足，乃天经地义。女子缠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财富、权势、荣耀的表征，为了表示是出自上层的富贵人家，为使女儿能嫁入豪门，家家户户争相为女儿缠脚；此外缠足也是官宦世家的淑女必备的美容术，是中下阶层少女走入高阶层家庭的晋身之阶。在那个时代娶妻托媒人探听女方的重点，除了对方的家庭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一双脚的大小，只要拥有一双傲人的小脚，必然成为争相说媒的对象；在新婚过门的时候，众亲友聚集争睹的焦点，也是新娘的脚。在新娘下轿的刹那，要是伸出一对尖生细小的金莲，能立刻换来众人的赞叹；要是一双大黄鱼脚，恐怕难免遭人讪笑。至于让朱安读书，也是多此一举，“女子无才便是德”，还读什么书？所以，朱家对鲁迅的“不情之请”，置之不理。
转眼到了1906年，此时鲁迅已二十五岁，而朱安更是二十八岁的大龄女青年，更要命的是，当时还在绍兴城风传鲁迅已经在日本私下娶了日本女人，还生了小孩，都有人看到他带着日本女人和杂种小孩在日本街头散步了！这下，朱家不干了，便到周家讨说法。鲁瑞百口莫辩，只好定下逼婚奇计。于是，这年7月6日，还在日本忧国忧民忧自己，“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接到家中打来的电报一封：“母病速归！”这几个大字让大孝子鲁迅别无选择，马上启程回国。结果一回到绍兴就傻了眼：这儿哪有因老母病危而弥漫的悲伤之情、抽泣之声？有的倒是张灯结彩、欢天喜地！鲁迅知道自己是掉进陷阱里了——自己一直拖着，家里一直催着的婚事，迫在眼前！怎么办？一走了之么？自己倒是可以逃到日本去，可送上门来的新娘怎么办？那个年代，新娘送上门，新郎却溜之大吉，结果只能是大家以为那新娘准有什么“七出”之过，是会闹出人命来的。而无辜的新娘要出了人命，那主持这一切的老母亲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于是，一向做事果决的鲁迅犹豫了，接下来，就像他在后来的小说《孤独者》中描写的魏连殳一样，“什么都可以的”，不吵不闹，装了一条假辫子，穿上了新郎服，乖乖地走完了所有的婚礼流程。
然而，接下来看到的更让他绝望。为了这场婚礼，朱安的娘家人也是费心费力，知道鲁迅不喜欢缠足的小脚女人，所以在上花轿之前给朱安换了一双大的绣花鞋，为了能穿得合脚，便往鞋子里面塞了很多棉花。然而，在花轿到的时候，由于花轿比较高，朱安一时踏空脚没踩到地面，绣花鞋却掉了出来，这下就露馅了：原来她拥有的是一双不折不扣的小脚——鲁迅嘱咐朱家人，让这女子放足的要求并没有被当回事！而当新娘从花轿里走出来时，那矮小的身材，松垮的新娘服，更让鲁迅对她的体态失望。进入新房揭开新娘红色的头盖，看到她那脸型修长、面色黄白、上额突出、下颏尖的形象后，新郎的绝望已接近顶点。不用说什么读书之类，这个新娘更不会照办了。鲁迅三弟周建人后来回忆说：“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
希望完全落空的鲁迅表现得十分决绝。据从十三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的王鹤照回忆：当时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鲁迅新婚第二天早上，他就发现，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两三天后，鲁迅住到了母亲的房间里，然后便匆匆携二弟周作人返回日本。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这段“人生大事”，只是对自己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同为鲁迅好友的孙伏园在回忆鲁迅这段经历时，有这样一段话：“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业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这里的“勇猛”与“厚道”，恰好可以作为鲁迅性格中“决绝中的眷顾”的注脚。
二
生活还在继续，人物性格也在生活中继续展现。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翌年七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后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却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从日本回国后的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三十岁。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汇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可见，这一时期的鲁迅对朱安，基本上是不闻不问不接触的。
1912年初，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南京教育部工作，后来随着临时政府前往北平，鲁迅也孤身一人前往赴任，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在北平的生活。朱安只能留在绍兴老家，照顾周家老太太，这段时间长达七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是这么描写这段经历的：“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这里，有对人生的决绝，当然更有对自己婚姻的决绝。
转机出现在1919年。这年11月，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置了一套院子，共花了三千五百元钱，来源主要是他向朋友借的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和卖了老家房子凑起来的。经过一番装修，鲁迅回绍兴将一大家人都搬到了北京的新家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家是一个三进院，分为内中外三院，内院住了两个兄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中院留给了母亲和妻子朱安，而鲁迅自己则住在了外院。从住房的分配来看，他住的是最差的房子，而把最好的房子留给了母亲和朱安——这其间，我们或许也能多少看出他对朱安的些许暖意，当然，些许而已。事实上，他对朱安的态度依旧冷漠，两人平日里除了必要的交流以外听不到任何亲密交谈，更谈不上夫妻之间的情趣依偎。鲁迅还时常冲朱安发脾气，嫌她做的饭菜不合口，缝的衣服不合身，反正就是怎么闹腾怎么来。
1923年，巨大的变故降临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大家庭中。这一年的7月19日，周作人致信鲁迅，表示从此断绝兄弟情谊。具体原因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可以说是鲁迅一生经历中最沉痛的一次打击。他必须要搬出八道湾，但问题是朱安怎么办？于是，他给了朱安这样的选择：“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要回，我一定按月给你寄钱的。”这两种选择都是朱安无法接受的。留在八道湾，兄弟失和，丈夫搬出去，自己留下来算怎么回事？回绍兴朱家，结婚十六年，无缘无故被送回去，那不是同被休了一样，怎么面对娘家的亲人？朱安虽然软弱，但是并不糊涂，她明白自己的位置，也清楚丈夫的真实想法，她只能带着恳求的语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不知别人怎么样，反正我看到这名义夫妻二人的这段对话，甚觉悲凉。就鲁迅而言，他对朱安是决绝的——只给了她这样的选择：要么留在八道湾，要么回绍兴老家。根本就没有给她与自己一起生活的选择。然而，这其中也有眷顾，因为他同时还表示，“如果要回，我一定按月给你寄钱的”。而朱安的回答更是悲苦，对这个名义上的丈夫给出的两种选择她都不接受，她希望的恰恰是这个名义上的丈夫不愿给她的：“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对此，鲁迅无法拒绝——这当然也是鲁迅的厚道之处。于是，在这年8月2日的日记上，鲁迅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俞芳在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评述：“当时大师母的唯一希望是拽着大先生，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者……实际上既害自己又害了大先生。”然而，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朱安想一想：她当时除了这样的选择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而她所以能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也唯有这个其实并不爱她的“大先生”还可以供她“拽拽”，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幸运。
不妨看看他们搬家后，邻居俞家三姐妹中的俞芳眼中的朱安是个什么形象：“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至于她跟鲁迅的关系，友人荆有麟有这样的回忆，“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还有许多细节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冷淡决绝。比如，俞家姐妹经常来看鲁迅，鲁迅也很喜欢她们，就教她们做些简单的运动(鲁迅当年上过海军学校)。姐妹俩很漂亮，又年轻，做起运动来让鲁迅十分赏心悦目。朱安看了也想学学，让鲁迅也高兴高兴。于是也在一旁做了起来。可是，自己裹着小脚，年纪又大，做起年轻人做来赏心悦目的动作就不免淮南之橘化为淮北之枳，鲁迅见了不仅没有高兴，倒心生厌恶。又比如，一次和母亲吃饭，鲁迅乘兴谈到某种食品很美味，朱安为了能多说上几句话，就附和道自己也吃过，确实很好吃。没想到鲁迅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因为这个食物是日本的，中国没有。而鲁老太太同情这个自己一手娶进来的儿媳妇，难免对她讲你要是有个儿子，他(指鲁迅)就会对你好一些。对此，朱安只能苦笑：“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鲁迅母亲曾对人说过：“他俩(鲁迅和朱安)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但是没有感情，不像夫妻。”老人曾问过鲁迅，为什么总是这样。鲁迅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没趣味，不如不谈。”
当然，毕竟住在一起，相互的关照与眷顾还是有的。这方面朱安更主动。她很关心鲁迅的身体，她知道鲁迅的烟瘾很重，经常深夜听到对门房间里传来咳嗽的声音，心里也万分不好受，等到天明鲁迅走后，朱安会偷偷地看一看鲁迅留下的痰迹里的血丝有没有增加。后来，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唯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鲁迅上街回来，总要买些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房里，请母亲挑选，再送给朱安挑选，剩下的自己留吃。但朱安每次挑选，总是挑最次、最小的两三块。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彼此的眷顾。而当朱安生病的时候，鲁迅也会雇人力车送她到医院，还扶着她上下车，带她去看病住院。1925年9月29日，鲁迅在给许钦文的信中就写到：“内子进病院约有五六天(现)已出来，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这里的“内子”即是指朱安，她因严重胃病在山本医院住了五六天。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年的八九月正是鲁迅和许广平定情热恋之际，而这显然是朱安致病的原因之一。许钦文是鲁迅的同乡和学生，与朱安的关系较好，所以鲁迅在信中提到妻子的病。其实朱安这次生病很可能是病由心生，她得的也不是胃癌。朱安于1947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鲁迅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病情，并在信中和朋友谈起，他的心里也是相当纠结的。
三
许广平的出现，的确使得鲁迅与朱安之间死水一潭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的关系平添波澜。
其实，朱安对此应该不是毫无准备。据说，在1923年8月2日，鲁迅携朱安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前一天，钱玄同、刘半农等几位好友到鲁迅家做客，正叙谈间，朱安突然闯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当着众人的面痛哭流涕地说：“我是配不上大先生，大先生要娶妻纳妾，全凭他自己；但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老太太活着一天，我服侍她一天，老太太百年以后，我吃斋念佛，决不离开周家……”面对此情此景，鲁迅愕然，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诸位好友耐心劝朱安回自己房里，有人还责怪鲁迅。不过，这种心理上的准备跟已经出现的事实还不是一回事——就跟担心自己患上疾病跟确诊自己的疾病不同一样。
应该说，鲁迅接受许广平也不是没有顾虑，这其中有年龄代沟的顾虑，有社会舆论的顾虑，也有师生恋不伦的顾虑……当然，更大的顾虑还来自于鲁迅已经成婚，朱安是他哪怕是名义上却也名正言顺的妻子这一事实。然而，鲁迅到底是决绝的，所以他很快抛弃了这些顾虑和犹豫，跟许广平结合在了一起——在1927年1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这么写到：“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在《两地书》的序言中，鲁迅又说：“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却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对鲁迅的这一选择，有人质疑：鲁迅要追求自己的爱情没错，他跟自己心爱的人结合也没错，但他不该在还没跟朱安离婚时就跟许广平结合——这不脚踏两只船么？还有人因此斥责鲁迅为“渣男”！这种指责站在今天的角度不无道理。问题是，这放在鲁迅、朱安那个时代就成了空话。试想，鲁迅当年如果真的一纸休书跟朱安离婚，朱安这个没有文化、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谋生本领又是离过婚的弱女子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不是将她推向死亡么？有人也许会说，徐志摩当年不是为了跟新欢结合而与原配张张幼仪离婚么？我们且不说张幼仪父亲张润之行医为业，家境殷实，她的二哥张君劢早年留学日本是著名教授，四哥张公权，从事银行业二十二年，历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中央信托局长等职。这些都不是朱安能比的。单单就受过的教育与自己的谋生手段而言，二人也不能相提并论。可以比较的倒是胡适的太太江冬秀，1923年，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恰逢婚礼上的伴娘曹诚英。这曹诚英又年轻又漂亮教养又好，胡适对她一见钟情。于是二人躲在杭州过起了神仙眷侣般的小日子。不久，曹还怀孕了。于是胡适鼓足勇气，向自己不喜欢的老婆提出了离婚。江冬秀的选择也不是现在这些时髦青年所谓“只要曾经拥有，何必天长地久”而友好分手。而是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裁纸刀，奋力向他掷去。还撂狠话一句：“要离婚可以，我先杀死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胡适闻言，抱头鼠窜，从此不敢再提离婚话头。其实，相同的一幕在当初鲁迅从八道湾中搬出，要朱安在留在八道湾跟回绍兴老家中做选择，朱安当着鲁迅朋友跪在地上表示自己“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时，不也上演过么？只是，因为性格关系，朱安不可能演得像江冬秀那么生猛。
深谙世情的鲁迅对此当然也有深切的认识，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娜拉出走后》的讲演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所以，当女子在社会上没有获得平均分配权时，昌言离婚，只能把“娜拉”们推向深渊。1919年初，鲁迅拆阅来稿，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的题为《爱情》的散文诗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忍不住写道：“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他知道：“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定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鲁迅坚决地跟许广平结合，但他对朱安仍一如既往地负责，不仅按时寄上生活费，而且也默许了她在家中是自己名义上妻子的身份。也因此，有了这样的事：鲁迅逝世后，其好友许寿裳为撰写《鲁迅先生年谱》，写信给许广平说：“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关于弟个人婚事，弟拟依照事实，真书‘以爱情相结合……’”云云。许广平则回信表示：“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也不用写什么“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了，直接写成“……与许广平同居”。最后许寿裳在“许广平”之前加了个“番禺”，在“许广平”之后加了个“女士”！也就是说，鲁迅跟许广平的关系，只是“同居”，而与朱安的关系，才是夫妻。这应该也是鲁迅对朱安的眷顾之处。也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眷顾，朱安才会有这样的说法：“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四
朱安指望“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然而，事实上最先走的却是鲁迅，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
消息传回北京，听闻之后的朱安悲痛不已，几次想要南下给大先生料理后事，毕竟她是正室。然而事与愿违，当时周老太太已经年逾八十，身体也一直不好，需要朱安的陪伴和照顾。最后朱安选择在南屋给鲁迅设置了灵堂，为鲁迅先生守灵，南屋曾经是鲁迅的书房，有鲁迅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穿着白鞋白袜，并用白带扎着腿，头上挽着一个小髻，也用白绳束着，眼泪盈眶，哀痛之意流露无遗”。
鲁迅逝世后，朱安的生活成了问题，以前都是鲁迅照顾接济，如今斯人已逝，朱安的生活费用则由许广平接济，每月汇款至北京。朱安对此心存感激，她多次对人表示：“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但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在上海的许广平遭监禁，生活费一度中断，在生活濒于绝境的情况下，朱安打算“卖书还债，维持生命”。消息传出，鲁迅的学生宋琳带着从上海赶来的唐弢与刘哲民，一同去拜访朱安，希望能妥善地保管这些遗物，但朱安一时情绪激动地说道：“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朱安没有文化，然而这话说得何等之好，是啊，朱安才是鲁迅遗物，鲁迅最大的遗物，在她身上，负载了鲁迅一生无尽的哀怨、悲愤决绝与眷顾，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据说，此言一出，当时目睹每天只能吃点窝窝头、青菜寡汤，然后再吃点自己做的腌菜的朱安，宋琳他们不禁热泪潸然。可是，在大家的劝说下，尤其是获悉许广平在上海受到的严刑拷打之后，朱安的心就软了下来，此后也就不提卖藏书之事了，同时还把这些遗物的继承权全部交给了周海婴。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回忆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父亲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拒绝提供我父亲的任何文稿字迹。”同月里，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也断然婉谢：“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没有朱安的悉心呵护，我们很难想象今天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的住处去世，前一天的时候，鲁迅的学生宋琳去看望朱安，那时的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道：“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然而，就是她这个最后的卑微要求也不可能实现，朱安最后被安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的一片私地里，没有墓碑没有题字，仿佛这个世界，她不曾来过。
朱安去世前一日，对前来探访的南京《新民报》记者还有这么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话：“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人有各人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对鲁迅的决绝，表示“原谅”，对鲁迅的眷顾，表示感谢，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而“各人有各人的人生”一句，又是何等的见道省悟，鲁迅知之，亦当欣然！鲁迅生前曾多次对友人说：“她(指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将朱安视为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这跟朱安表示“我也是鲁迅遗物”相对应)，表现出鲁迅的“决绝”甚至某种冷酷；而其表示自己对她“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则又表现出自己对她的“眷顾”。鲁迅就是怀着这种“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我俯瞰脚下，有火焰在”的“死火”心态，走完了自己跟朱安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