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分割点，被划分为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两个区域，隶属两个二级学科和研究专业。几十年沿此格局，从事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很长一段时间各自为阵营，自说自话，学术壁垒一直没有完全打通。不过，在20世纪的上半叶，文学界讨论和研究新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关系的作家及学者，还是将二者放到一起来研究的，并没有截然分开。比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最早谈到白话文学对古代文学的传承；周作人等人提出晚明公安派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继承性；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则从晚清的才子文人一直谈到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家，试图理清文艺思潮的流变；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也是将近现代文学放在一起研究。事实上，中国文学一脉相传，古典文学与20世纪文学之间原本就有联系，可以纵向比较研究。前后跨越400年不应成为研究的壁垒。

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明清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中，最热点的学术论题无疑是现当代作家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接受之研究。明清以来，但凡灵动抒情、贴近社会的艺术作品，艺术成就都较高，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将前述宏大的论题细化为诸多个体作家对古代文学的接受的研究，就自然具体得多，也更有针对性。研究五四新文学与明清性灵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开风气的是周作人，他于1932年2月开始在辅仁大学开设文学系列讲座“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引起了巨大反响。当年9月，该讲演稿即由北京人文书店印行。这本薄薄的小书虽不过200页，却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乃至后来半个多世纪对晚明文化和文学的研究热潮，他开创性地将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划分为言志与载道两派，认为这两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是以交替的方式延续发展，至晚明文学为言志文学，清代又为载道文学，而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并指出：“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这样，关于新文学与晚明公安派文学的传承关系开始进入文学史及其研究的视野。虽然胡适比周作人还更早提到了公安派的白话文学的价值问题，但30年代的文坛领袖周作人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更何况，此时的周作人是在经过了极其成熟的思考和部署之后，才精心推出的一套全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五四文学经过十余年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在文坛基本形成的共识，就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启蒙了中国大众，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引领了新文学创作。因而周作人冷不丁提出新文学的源流是直承晚明公安派的个性解放思潮，无异于逆行了。

当时乃至一直以来，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五四文学是现代西方文学横向植入的观点，一直都认同那场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文化巨匠们高擎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打倒孔家店”，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打倒旧思想旧道德，由此催生了文学革命，并形成了具有革命颠覆意义的白话新文学。我们多半记住了这些新文化先驱们以矫枉过正方式推动的这场革命，但似乎都忽略或忽视了这些巨匠们共同的特点或说智慧，那就是他们一方面清醒地看到了近代启蒙运动的问题在于启蒙手段不够平民化，不能唤醒大众，所以他们共同祭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倡导一切价值重估，用通俗的文艺来启蒙大众，用白话文学彻底替代了文言文学，并且大力倡导个人本位主义，以个性解放来促进社会解放，因而他们终于解决了近代文学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另一方面，这些巨匠们其实都是从传统中走来，他们并没有忘记传统，并没有要彻底抛弃传统。胡适号召过全盘西化，但在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提出来“整理国故”，他后半生的时间也都放在对中国的传统国学研究上。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但他最终所执之业却是古代文字音韵之学。陈独秀后来最倾心的则是中国文字学的研究。而鲁迅和周作人早年都追随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后也都有这方面的国学著作问世。由此可见，他们都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抛弃者，而应将他们看作是新时代的传统继承者。用鲁迅的话就是：“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王元化在新时期也说：“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我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不同意文化传统只能定儒家为一尊”。而严家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中国文化传统，反而开启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阶段”，等等。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在五四时期是潜流状态或者说是暗河状态应更为准确。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周作人公开倡导晚明小品的现代复活，传统文学才正式回到国人的视野。

新时期以来，晚明与五四文学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新亮点，学者的构成来自多个领域，学术观点和价值立场则比较分化。这些学者中，有从古代文学领域进入现代作家研究的，比如周作人、嵇文甫的共同弟子任访秋，是新时期从事这一关系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在新时期所著的《中国新文学渊源》（1986）基本修正了早年追随嵇文甫的唯物论观点，重新认同并更详尽论证新文学的源流在于晚明的公安派、竟陵派。章培恒、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1996）一书中，最早将近代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联系写进了文学史，在当时的古典文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新时期最早提及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气息的公安派对五四文学影响的研究著作，是李泽厚《美的历程》一书，其实这部著作只是提出了观点，远未展开论述或研究，但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吴中杰在《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1985）一文中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五四文学的研究需要从晚明文学入手，打通晚明以来的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渊源，公安派反对传统，独抒性灵，就是要求将人性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人的觉醒的开始。这篇论文应该是新时期最有分量的相关研究成果之一。朱德发在《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1991）一文中，也认为应该从明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来探讨中国新文学的胚胎，将明代文学视为以“五四”为界碑的现代文学的国内源头。吴、朱两位学者都以明末中国出现了个性解放的资本主义萌芽来立论，都以人为思考中心，认为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发现”一脉相承。

有支持者自然就有不赞同者。比如冯至在《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1984）一文中认为五四散文应该是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兰姆等人的影响，现代散文首先是西方现代散文的学习与借鉴。更何况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文学的比较和观照，就没有谁能发现晚明小品的价值，个性解放的概念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产物，是外国文化推动了我们认识自己的传统。我们说，在新时期初期就能提出这样清醒的论断，也只有冯至这样的历史亲历者才能有这样颇有见地的观点。而贾植芳、张福贵、刘中树等学者先后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相通论提出质疑和反驳。他们的观点都倾向于晚明文学与新文学只是精神联系，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异。

另外，也有学者持折中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王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1986）中提出“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并认为鲁迅杂文在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同“魏晋文章”具有一脉相承之处；而周作人散文所追求的“雅致的俗语文”，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同传统散文（特别是明末小品）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一类的观点应该说最为客观正确。

另外，海外不少学者也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做深入的研究或者质疑，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比如台湾的周质平、陈万益、龚鹏程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晚明与五四之间有一定的承传关系，经多年的讨论已经在学术界逐渐成为大致的共识，但又有新的突破。陈平原（1992）认同周作人、胡适等人为新文学寻源，但又指出周作人等忽略了清末民初的发展阶段。李欧梵、陈万雄、王德威、关爱和等中外学者都对这一段历史加以续接性研究。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吴承学的研究。他对于20世纪晚明小品研究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不仅出版了《晚明小品研究》，还主编了《晚明文学思潮研究》一书，几乎将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现当代学者关于晚明小品研究一网打尽。更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他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通过新时期以来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敏锐地判断中国大陆受到海外汉学的影响而开始致力于挖掘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逻辑关系。他首先指出当时的学术倾向，在新时期以来与国际汉学界的背景有关。以往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多采用邓嗣禹、费正清等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它暗含着中国被动、西方主动，中国落后、西方先进等价值判断在内。后来，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黄仁宇、刘广京以及外国汉学家柯文、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逐渐走出这种“西方中心论”，提出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主张“亚洲视角”，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于是“在中国发现了历史”。

在上述背景下，笔者认为，既然理清了现代文学与晚明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进一步梳理明清性灵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就可称作顺势而为之举了。对于明清性灵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究竟是如何曲径通幽，我们可以通过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加以解读。吴中杰指出，李卓吾、袁中郎辈的文学思想并非孤立现象，在那段时期，各个文艺领域都起了相应的变化。戏曲界，在格律主义的桎梏中，冲出了汤显祖，他的“玉茗堂四梦”都是创新之作，特别是《牡丹亭》一剧，影响至亘。汤显祖剧作中对封建礼教的冲击，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以及在形式上的反格律主义，与公安派的性灵说和反拟古主义是相通的。在小说创作上，《金瓶梅》的出现，也是一个标志性转折点。笔者认为，公安派开启的性灵文学，在晚明蔚然成风，造就了晚明小品的繁荣，并对明末清初的张岱和清中期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而构成明清的性灵文学的最典型类型。但是，另一方面，晚明以来的文学类型中，同时具有性灵文学气质的，还有明代的世情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是中国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也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直接产物，在有关人性解放和世俗社会的描写上，可谓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与公安派的诗文的精神遥相呼应。这种空前解放的创作思想，直接影响了清代的《红楼梦》这部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我们也能找到这一类小说的明显影响，在创作题材上，似曾相近的作家很多，早期的创作社成员都有这个倾向，比如张资平、叶灵凤、郁达夫、张爱玲、林语堂、贾平凹等，其中郁达夫、张爱玲、贾平凹的作品最具有探讨空间。《金瓶梅》对于现代作家的影响，主要在于文化心理，在于创作题材的关注。一部《沉沦》，我们分明能从中找到明清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踪迹。而在当代，以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为代表也能找到最直接的呼应。因此，笔者认为，明清的性灵文学类型中，明清性灵小品和明清世情小说，都是现当代作家的最重要的接受与继承。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一直被人忽视的小说，在明清性灵文学当中需要特别予以提出。这就是明清文言笔记体传奇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杰出的代表。五四文学时期，文坛高擎“赛先生”大旗，以祛魅作为价值追求，狐鬼之事被视为旧的迷信封建，遭到弹压也是题中之义。站在启蒙潮头的新文化同人，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陈大齐的《辟“灵学”》、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等，都致力于批判灵鬼之说的虚妄。但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风向已经大变。一个标志性动作就是，1936年《论语》杂志专门推出上、下两册《鬼故事专号》，周作人、施蛰存、老舍、林庚、梁实秋、丰子恺等各流派的作家居然共同“鬼”话连篇，堪称当时文坛的一道风景。对于《论语》为何策划这个特别的专号，编辑邵洵美在“编后记”里做了这样的交代：“我们编这‘鬼故事专号’，虽如施蜇存先生所说，是为‘正在对于西洋文学中的鬼故事发生很大的兴趣’，但事实上，那动机还要早。因为我们每次谈到文学总会讲起‘通俗小说’。我们常想，那所谓礼拜六派的小说，的确曾继承了红楼、水浒等在通俗文坛上的位置，……通俗文学是决不会绝迹的。”又说，“况且鬼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个极重要的地位的，中国的鬼故事和外国的鬼故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或则是神话，或则是讽刺；而后者则能彻底表现鬼的恐怖”。鲁迅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指出过，“称道灵异”为中国古典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从六朝志怪到唐人传奇，再到宋代话本和明清神魔小说，“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灵异”叙述一直蔚为大观，它们借由对幻魅、奇诡的渲染，构成中国文学重要的叙事向度，乃至成为一种诗学传统。

历史走进当代，我们发现当代文学其实对传统志异叙事的接受，呈现一种罕见的自觉。比如孙犁，从1981年创作笔记小说，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芸斋小说》三十一篇。这些作品或记叙“文革”经历、或书写新时期见闻，既保持了人事的真实，又具有笔记的自由，篇幅精短、文笔凝练、富有情趣，被称为“新笔记小说”。林斤澜一辈子苦心经营短篇小说文体，同样涉足笔记体写法，在《十年十癔》《短篇三树》《短篇三痴》等系列小说中，精心运用了笔记体的多种手法，营构出独特的林氏“怪味”。而最具魔幻创作色彩的莫言在1987年也表示了要避开马尔克斯、福克纳，回到中国民间和古典。他有一句打油诗“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可以看作是他对蒲松龄和志怪小说的致敬。贾平凹在1987年创作了二十则笔记体小说集《太白山记》，被文坛誉为当代聊斋。年轻作家冯唐在小说《不二》的跋语中，提到自己有“子不语”三部曲的写作规划：“在成长之外，我决定写我最着迷的事物。通过历史的怪力乱神折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谬误和真理”。《不二》《天下卵》和《安阳》三部小说都取材于历史，以后现代方式叙事，小说呈现一种“丰腴、温暖、诡异和精细”的氛围，与传统的对接非常明显。刚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是著名小说家格非所著，格非直言自己一直在关注中国明清的章回体小说，就是《红楼梦》《水浒传》这个类型的作品，尝试回到传统叙事。而最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当是汪曾祺于1987年至1991年间写过一组改写蒲松龄《聊斋志异》有关篇什的《聊斋新义》，凡《瑞云》《黄英》《蛐蛐》《石清虚》《双灯》《画壁》《陆判》《捕快张三》《同梦》和《虎二题》等共十三篇。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确是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最好的笔记体传奇小说。表面上看，它用了文言写作，似乎与五四白话文学背道而驰。但究其创作精神本质，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一切都恰恰与五四文学张扬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的黑暗相吻合。一直以来，读者都被书中人鬼恋、人妖恋的传奇故事所吸引，被书中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的故事所打动。蒲松龄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一个异于常人的文学世界，痛快淋漓地完成他对当时社会黑暗和封建礼教的批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赞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承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胡适云：“《聊斋》的小说，平心而论，实在高出唐人的小说。蒲松龄虽喜说鬼狐，但他写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于理想主义之中，却带有几分写实的性质。这实在是他的长处。”郭沫若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曾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所以说，《聊斋志异》本质上仍然属于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的性灵文学。只是在创作题材上，更倾向于性灵文学中妖灵鬼狐的内容，充满了故事趣味，但实乃作者真性情的寄托。

当代古典文学学者王运熙认为，“性灵文学”应该从更宽广的内涵上来理解。表现作者的灵性，自由地抒发作者的真实性情和生活兴趣的文学，当都可成为性灵文学。吴兆路认为，把性灵的“性”释为人之本性、天性，始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主流。从告子的“生之谓性”、庄周的“性者生之质”、荀子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王安石的“性者情之本”，到张载的“饮食男女皆性也”，无不体现了这一精神。中国文学思想史中的性灵主张，接受的正是这种自然人性论的思想。这些前人的研究及观点，对于本论著的撰写都有直接的启发或影响。

一直以来，对于明清“性灵文学”的理解，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的描述中，往往指称为明代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和清代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进入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先从中国文学的变迁规律入手，将明末的公安派、性灵派的言志派遗风比附五四新文学的散文创作，之后，大力提倡性灵幽默小品的林语堂将“性灵”二字的内涵注入新的含义。他在《写作的艺术》一文中指出：“三袁兄弟在十六世纪末叶，建立了所谓性灵派或公安派，这学派就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个人之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正因为20世纪30年代对于性灵小品概念理解的拓宽，才出现了同时代和后来者编辑出版的各类明清性灵小品，不再局限于晚明的公安派、清代的性灵派，但凡以真性情写作的小品，一律收入。比如，沈启无的《近代散文抄》共分上、下两册，分别出版于1932年的9月和12月。此书大致以晚期公安、竟陵两派为主，收录十七人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上起公安三袁，视为晚明小品的始发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施蛰存的《晚明二十家小品》收入了徐渭、汤显祖、屠隆等的作品。阿英的《晚明小品二十家》也收入了李贽、徐渭、屠隆、汤显祖等的小品文。

行文至此，本论著关于“性灵文学”的概念及其渊源，有必要做一番更详细的爬梳和阐释。

从训诂角度看，“性灵”一词是由“性”和“灵”构成的复合词，《说文解字》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性”的本意是指人的本性。《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为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灵”字在我国古代写作“靈”，“靈”字具有多种含义，首先它与“巫”有密切关系。许慎《说文解字》解释：“靈，巫以玉事神，从玉，灵声。”段玉裁认为：“灵巫”应为“巫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古至五代之戏剧》指出：“古之所谓巫，楚人谓之曰灵……《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其次，“灵”还有神灵的意思。还可以指灵魂，指人的精神状态。性灵的“灵”字，其本义即指人的灵魂或个性精神。《大戴礼·曾子天圆》曰：“阴之精气曰灵”。《楚辞·九章·抽思》云：“愁叹苦神，灵遥思兮。”王夫之通释：“灵，魂也。”二者意思是相通的。繁体“靈”的三个“口”字形状，表示三块玉。原始人在生活中发现，玉石晶莹有光，因此用光亮表示灵魂。

“性灵文学”的美学渊源，上可直溯到庄子。庄子的“法天贵真”“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精神，“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审美感应方式开启了我国性灵文学思想的先河。魏晋时期崇庄之风大盛，这进一步发展了性灵、缘情文学的理论，开始将“性灵”一词使用在文学著作中并加以阐释。最早将“性灵”二字联用并视之为主体精神之义者，大概要属南朝的颜延之了。《宋书·颜延之传》所载《庭诰》云：“含生之氓洞祖一气，等级相倾，遂成差品。遂使业习移其天识，世服没其性灵。”影响较大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认为，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指出文章乃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而后的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诗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性灵文学真正以思潮形式出现，是伴随着明代资本主义思想萌芽的出现而出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代后期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个性解放思想在中下层民众——特别是在市民层有了适时的土壤，得到较大的发展，对宋代以来的压抑个性的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互为呼应，成就一代性灵文学之势。明清时期作为性灵文学最为繁荣发达的历史阶段，产生了李贽、汤显祖、袁宏道、金圣叹、蒲松龄、曹雪芹、袁枚、龚自珍等这样一批尊重个性、重视真情的文学家。

综上所述，在文学类型上，对于明清“性灵文学”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包括小品和小说、戏剧、诗歌等各种文学体裁。性灵文学不惟求白话，不惟求一种类型，但求张扬个性，抒发真性情。

这样，本论著所要讨论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接受问题，自然就可以面对所有的性灵派作家作品。但是，囿于笔者的研究兴趣和一直以来的研究领域，本论著最终是选择一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内容、研究对象，而不是将明清至当下所有的作家作品一网打尽。

本论著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着“作家与流派论、作家与作家比较论、作家创作论”三方面进行，考察了晚明性灵小品对于现当代散文的影响，明清世情小说、文言短篇小说对于现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作家与流派论”方面，从现当代成就较高的、性灵文学创作倾向较为典型的作家作品出发，围绕着这些作家的创作特点、审美需求、艺术精神、文化心理等，考察其受到明清性灵文学的影响所在。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我们锁定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的性灵文学创作观点和倾向的代表性作家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张爱玲、孙犁、汪曾祺、贾平凹，分别考察这些作家与晚明小品、明清世情小说，或文言传奇笔记小说之间的关系，尝试做一些独立的思考。比如，关于周作人与晚明小品的关系研究，文章首先论述了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多年间周作人一直致力于提倡晚明小品的文学活动。在这一文学活动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文学见解，并在此期间，他有意识地吸取晚明小品文之精华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深入探讨周作人提倡晚明小品这一文学现象，不但有利于把握周作人一生的文艺活动，还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历程与趋势。论文从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提倡与晚明小品对周作人的影响两大方面，双向探讨周作人与晚明小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关于周作人为何推崇晚明小品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笔者认为周作人走向复活晚明小品之路是时代与其个性相互作用，也是“势”之所致的必然结果。再比如，关于当代作家与中国古代性灵文学的继承关系问题，笔者认为，由于文化思维方式的先天性差异（西方重理性、中国文化以悟性为主），导致中国近代以来思想领域的剧烈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滞碍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脚步，那么，对于单纯的艺术创作方法而言，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二者的差异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艺术技巧，或者说，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中，西方现代叙事艺术形式作为一种物质语言，对作家来说反而是一剂良药。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那问题也是出在写作者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能力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在鲁迅和郁达夫那里率先得到了借鉴，真正开启了中国作家融西方现代表现技巧与中国古典小说技巧为一体的传统。历史总是不断发展的，发展到现在，当代中国作家面对的是现代国人更为纷繁复杂的外在生活和心灵生活，而西方文学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这二者决定了当代中国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描摹时，既需要有开放大度的艺术胸襟，去学习、借鉴已经很发达的西方现代艺术，同时又不能完全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丧失自己的民族艺术个性。

长期以来，中国启蒙现代化的社会精神诉求，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传统，使得学界对于中国明清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及其审美趣味，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之间的渊源关系研究还远远不够。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废名、俞平伯、沈从文、张爱玲、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重要作家都是在传统性灵文学与现代启蒙精神的共同作用下，才取得了文学佳绩。认真梳理、挖掘中国现当代作家与明清性灵派文学及其思想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是一件极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有助于进一步廓清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历史的真实面目，有助于进一步打通我国明清以来至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继承关系。

这里面如果要说有突破的话，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具体化，我们不仅关注晚明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更注重从现当代的具体作家作品中，去挖掘、探求明清性灵文学在20世纪文学发展中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其次，本论著第一次尝试提出将明清世情小说和清代以蒲松龄和袁枚为代表的文言短篇小说纳入性灵文学概念范畴当中，全面考察现当代性灵派小说家对于近现代性灵倾向的小说创作继承与发展问题。再次，我们也第一次尝试将当代作家作为性灵派的研究对象，我们以孙犁、汪曾祺、贾平凹为标本，从散文和小说创作，到作家的文学思想及观念的表述，都尽量做到个性化研究。这三位作家都具有穿越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地位，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对于现当代文学整体研究可以起到窥斑见豹的效果。

本论著所指涉的明清性灵文学，其概念的使用，涵盖面既很宽，但又相对集中。说它涵盖面很宽，首先是时间跨度上，从晚明到清代中叶；其次是文学体裁上，从散文小品到白话、文言小说，一应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说它相对集中，首先是我们关注明清时期代表性的性灵派作家作品，包括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观念和小品创作，明清的世情小说，清代袁枚的文学观念和小说创作，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等等。当然，明清性灵派作家还有很多，比如汤显祖、徐渭、金圣叹等，出于笔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同时，这些作家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渊源相对不是那么深厚，所以，本论著没有将他们纳入具体的研究对象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论著所说“中国现当代作家”，特指现当代文学史上创作思想比较自由解放，性情天真，个性鲜明，极具才情的那些作家，文中所列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施蛰存、废名、俞平伯、张爱玲、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即是优秀代表。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考虑到鲁迅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在文坛崇高的地位，他与性灵文学的现代首倡者周作人的特殊关系，他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深厚研究，他本人的具体表现，本论著也专门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列入。而对于废名、俞平伯、沈从文等现代性灵派作家，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暂不列入。

立足于明清性灵文学，从现当代文学运动及作家作品的表征出发，探源现当代作家作品与明清性灵文学之间有哪些内在的共通性，或者在明清性灵文学基础上又是怎样发展和超越的，最终论证出中国现代作家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接受是中国文学在走向民族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这可以视为本论著研究的基本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