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蒋梦麟回家

走进余姚，蒋梦麟回家

看过《无问西东》，忽然想到，十年之前，二〇〇七年冬日，为吉林卫视拍摄“回家”节目，找到蒋梦麟先生的后人，拍摄他们回家之行的经历。

走进武昌徐东大街的电力试验研究院，我见到蒋梦麟先生的小儿子蒋仁浩，这一年，他八十岁了。我们约请他与大哥蒋仁宇的双胞胎女儿蒋季珊、蒋季瑚一起，前往浙江余姚的回龙乡蒋村。这是蒋仁浩先生时隔六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父亲的故事、爷爷的故事，在儿子和孙女的讲述中，变得渐渐清晰。

这一次重返故里，三个人欣喜若狂，走进蒋村，走进老屋，与曾经认识蒋梦麟的老人交谈，时光穿越一般，他们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与记忆交融一体。

蒋梦麟的次子蒋仁渊在济南市工作，他和妹妹蒋燕华、外孙女吴小燕三人，花费许多时间，撰写了一篇长文，题为“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他将此文寄给弟弟蒋仁浩，蒋仁浩寄我，从这些文字里，可以更多地了解蒋梦麟的故事。

蒋梦麟于一八八六年一月，出生于蒋村这座小屋，家境富庶，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在家乡读私塾，后来又在蔡元培督学的绍兴中心学堂学习。一九○四年，蒋梦麟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一九○七年，一次去日本的远游之后，蒋梦麟深感国民教育程度的高下，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所在，从此，他把教育作为一生的追求目标。长子蒋仁渊写到，一九○八年夏天蒋梦麟应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落榜，是祖父筹措四千两银子供他自费赴美国学习。在美国的九年中，蒋梦麟先是在加州大学学习农业，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的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和教育学。在美国期间，蒋梦麟结识孙中山，并在革命党创办的《大同日报》担任主笔。九年之后，一九一七年蒋梦麟回到故乡。从此，他与教育密不可分，也是北京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蒋梦麟的三个儿子之中，蒋仁浩年龄最小，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也最久，有一张他儿时的照片就拍摄于蒋村的这个小院落中。如今住在蒋家老宅的是蒋仁浩的一位堂兄的遗孀。她嫁到蒋家时只有二十一岁，七十多年过去了，她对蒋梦麟依然保留着清晰的记忆。

两个双胞胎姐妹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她们对爷爷几乎没有印象，但爷爷给起的名字，她们却难以忘怀。

姐姐蒋季珊说：“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有我们俩的名字，‘珊’‘瑚’这两个字是我爷爷起的。”

妹妹蒋季瑚说：“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呀，相差三分钟，他就给我们起‘珊’‘瑚’的名字，希望我们很坚强，美丽。”

蒋仁浩先生与双胞胎姐妹，在蒋村的蒋梦麟故居前合影，留下灿烂笑容。

西南联大的创办与延续

西南联大的故事，一直都在后辈心中。

蒋仁渊文章中写到西南联大创建之时家人的境况，以及张伯苓、蒋梦麟与西南联大的关系：

一九三八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燕华、仁浩及高陶、燕锦先后到昆明，皆入岗头村南菁中学就读，两家异姓子女和睦相处，无异一家之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翌日，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四二年春，仁渊自上海交通大学辗转赴昆明，借读于西南联大。至暑期，赴重庆交通大学复学。此后，燕华、燕锦入西南联大外语系，高陶入重庆交通大学土木系。仁浩入李庄同济大学附中，一九五五年毕业于济南山东工学院电机系。

……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奉命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是年联大遵照《大学组织法》之规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并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梅常住昆明，实际管理校务。陶希圣《记蒋梦麟先生》一文中记述“张伯苓先生多留重庆照应南开中学，梦麟先生对外联络。”实际上，父亲兼负着一些与联大不相干的任务。

（《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

叶公超先生在《孟邻先生的性格》一文中，写到三校联合初期的重重困难。在与蒋梦麟交谈时，叶公超叙述如下：

我问他（孟邻先生），南开和清华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他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当时有人主张孟邻先生回南京一次，甚而至于说：假如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孟邻先生的反应非常能表现他的性格的，他在饭桌子上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后来张伯苓先生、梅月涵先生终于都到了。我敢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孟邻先生的性格》）

陈雪屏先生也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一文中，叙述西南联大创办过程中蒋梦麟所起到的作用：

在长沙临时大学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以学校的历史与校长之资历论，孟邻（梦麟）先生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他坚决主张采用常务委员制，并且实际上推请梅月涵先生主持一切的学校行政。

三校各有相沿已久的特殊的传统。北大同人中对于课程的安排、经费的分配以及学生的指导，不免常有不同的意见，有时要请校长出来支持并力争，孟邻先生总让大家容忍退让。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始终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员，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孟邻先生。与夭折的东南联大及一时联合而后又分立的西北联大相比较，西南联大九年的历史是值得珍视的。

（《“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

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创办与后续发展，蒋梦麟的确起到颇为关键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校复员平津，于昆明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由冯友兰先生撰写：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是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真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烽火硝烟的岁月里，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联袂执掌的西南联大，汇集三校大师、名师，九年间培养多少精英，为战后中国留存文化，留存历史传承。无疑，这是大后方文化、教育的真正堡垒，是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里程碑。西南联大，令后人永远仰视。

昆明战火中撰写《西潮》

蒋仁浩在昆明期间，与父亲蒋梦麟接触比较多。我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故事。

他面对镜头，讲述眼中的父亲：

抗战以后，西南联大成立了，我跟父亲到了昆明了，我大概在一九四○年时候，这个时候从上海到昆明的，在昆明一个中学，这个中学在山里头，是个大庙，我姐姐跟我，还有我继母的一个儿子，三个在那边上学，这个时候跟父亲接触比较多了，礼拜天就到昆明跟父亲他们一起，抗战期间学校伙食比较差了，我父亲给买东西吃。

他呢，要求我们小孩子不能说假话，对人要诚恳，要宽厚，其他事情，他很少管我们。

后来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这个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谈到毛泽东进图书馆的事情，李大钊怎么介绍的。毛泽东没饭吃了，也不是办法，李大钊说：“你是不是给他找个工作？”图书管理工作，他就批了，十几块钱，这样子情况。

（蒋仁浩口述）

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在昆明一直在写英文版的《西潮》：

印象很深的，就是有的东西，他也不太讲，就是在昆明时候，原先是有日本警报，起先警报不多，他在城里，我们在学校里，每个礼拜回去一次，后来警报太多了，日本轰炸太多了，西南联大，在我们学校底下盖了一个房子，是平房，联大的教授杨振声呀，他们都住在那里头，住在一起。

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就整天用打字机打字，写《西潮》，警报来了，山区有防空洞，我们就躲防空洞里，那个时候他写的《西潮》。我父亲对我们都很和气的，没什么架子的。他出去买东西从来不问价的，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他认为人家生活比较艰苦，赚钱不容易，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头，星期天呀，暑假呀，比较多一些，到了后来呢，我也身体不好，昆明不能避暑呀，到重庆去了。

重庆找医生看病呀，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就是西南联大还兼职，兼红十字会会长，所以他呢经常来重庆，这个时候跟我叔家住在一起，我母亲她在昆明，她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谈天比较多。

（蒋仁浩口述）

炮火连天的日子里，蒋梦麟静下心写英文版《西潮》，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西风东渐”，到乡村生活、童年教育、家庭影响，一直到他留美与参与辛亥革命的经历，和国家统一、抗战中的诸多故事。时隔十五年，蒋梦麟将这部英文版，重新用中文写出，由世界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出版中文版时，蒋梦麟特意撰写《西潮》中文版序，同时将《西潮》英文版序改写为中文。前几年，我去台北，在一家旧书店买到此书，是一九七一年的第九版。

英文版同时有一前言，题为“边城昆明”。从这一前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蒋梦麟为何要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写这样一本书：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

过去几十年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任何事情有它的起因。本书的大部分是二次大战将结束时在昆明写的，当我暂时忘掉现实环境而陷入沉思时，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如何导致另一件事情，以及相伴而生的政治、社会变化。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俯瞰着平静的昆明湖，城中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起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

……

珍珠港事变以后，同盟国家节节失利。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继陷落，敌军续向缅甸推进。中国赶派军队驰援印缅战区，经激战后撤至缅北的丛林泽地，有时还不得不靠香蕉树根充饥。尤其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是从树上落到他们身上的水蛭，这些吸血鬼钻到你的皮下，不动声色地吸走了你血液。你如果想用力把它拉出来，它就老实不客气连肉带血咬走一口。对付这些吸血鬼的最好办法是在它们身上擦盐，但是在丛林里却又找不到盐。在这种环境下，唯一的办法是用手死劲去拍，拍得它们放口为止。

成千成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两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

八万左右农民以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通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廿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事结束为止。

我们且把近代历史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点教训。

（《西潮》前言：边城昆明）

序言里的每个细节、每个表述，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他为何在西南联大后期，要写这样一本涵盖中西文化交融史的自述。

蒋梦麟的外孙女吴小燕，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第一次读外祖父的英文回忆录《西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