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改革的决策
●毛泽东说：“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刘少奇说：“我们在今后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应该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说：“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毛泽东提出开始土地改革
1950年6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
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准确而又合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然后强调，要获得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
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对富农的政策问题。他说：
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
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6月6日，毛泽东又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对土地改革的艰巨性作了充分估计。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
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就这样，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便成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
这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中指出：
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
毛泽东对于即将举行的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显然十分迫切地希望在新解放区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土地改革，使新解放区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从而有力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早日改变新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年过八旬的退休老干部张进春，他曾有幸经历过那场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他至今依旧对那段光辉岁月刻骨铭心。张进春老人十分激动地回忆说：
当时，领到土地证的农民，大家是相互诉说，有的人家是抱在一起高兴得哭，有的人家到他们祖宗牌位前焚香跪地诉说。许多人家拿出破盆破锅当锣鼓，到他们分得的田间地头敲打着，是又唱又跳。还有的人家拿出红布做成旗子，插到他们分得的地里，说是他们胜利了。有的人家还到分得的田地里竖一块牌子，写上他们的名字。还有的人家在分得的田地边搭上一个窝棚，晚上在窝棚里睡，守着他们分得的田地，说是怕地主又抢去或被人偷走了。
……
许多农民头天分得土地，第二天鸡还没叫就下地干活了。他们把泥土翻了又翻，捏了又捏，简直就像绣花一样地侍弄土地。
刘少奇提出土地改革总路线
1950年6月6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接着召开，在这天，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指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刘少奇特别指出：
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我们在今后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应该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会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土地改革委员会。
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黄克诚、饶漱石、叶剑英、彭真等11人组成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紧接着，华东、中南、西南、西北4个有土地改革任务的大区，也都设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其正副主任的人选分别是：
华东区主任为谭震林，副主任为刘瑞龙、牛树才；
中南区主任为李雪峰，副主为杜润生、郝中士；
西南区主任为张际春；
西北区主任为习仲勋，副主任为韩兆鹦。
此外，各省、专署、县也成立了土改委员会。
对于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刘少奇举例说：“有一个人有40亩土地，全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他的土地就应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90亩土地，40亩出租，50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如果他出租的这40亩不动，同前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些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刘少奇停了停，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很值得考虑一下。”
刘少奇最后说：“我们在不动富农的问题上，不必说得太死。”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对于富农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其他政策展开了激烈地讨论。
8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继续召开，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首先发言，他说：
对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完全拥护。但是在中南的部分地区，如果富农的出租土地完全不动，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因此，他希望中央对这个问题不要规定得太死，要有个机动，留一个“尾巴”，即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可以有条件地动。
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在发言中指出：
华东的情况是，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60％到70％；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70％到75％。相比之下，他仍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好，因为这样对于稳定生产十分有利。
与会人员针对这个问题是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多数同志同意采纳中南局邓子恢的意见。华东局参加会议的同志也表示，富农出租地不动为好，但也同意按中南局的意见写。因为，即使那样写，也并非就意味着一定要动富农出租土地。
后来，与会人员达成一致共识：某些分歧是以不同的农村情况为依据的。因此，在保持基本政策统一的前提下，应该因地制宜，绝对不能搞“一刀切”。
在这次会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进行审议。
中南局参加会议的同志说：在中南地区，各地的土地占有情况是不同的。在土地比较集中的地区，不动富农的出租地，也可以适当地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而且还能解决其他失业人员的问题。但在土地比较分散的地区，特别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如果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就会使可分配的土地量减少，差不多要减少10％到20％。
鉴于上述情况，中南局的同志建议在动不动富农土地问题上不要说得太死，应该机动一些。如果有的地方土地特别少，不动富农的出租地就无法解决大多数贫雇农最低限度的生活，在经过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应当允许这些地区实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政策。
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中的“不动富农土地财产”，修改为：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已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是富有工作经验的中央及各省市主要领导，其中有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刘瑞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北省委副书记刘建勋、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等。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一直都在关注着会议的进展。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亲切接见来自华东和西南地区的刘瑞龙、黄克诚、杜润生等人。毛泽东目光炯炯有神，态度和蔼可亲，他环视了一下大家，然后说：“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大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大区的人口合起来有两亿几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显然希望大家就即将开展的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发表看法。
刘瑞龙代表华东局提出了看法，大意是说：这次的新中国土地改革一定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虽然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
毛泽东针对他们的顾虑，很爽快地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
问到对中南方面的意见，黄克诚率先回答，他认为土地改革反封建既要坚决放手，又要掌握政策策略。然后他向毛泽东介绍起杜润生。杜润生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秘书长，还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这是杜润生在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不免有些紧张，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毛泽东倒是很随意地问：“杜润生同志是哪个省的人，以前在哪个地区工作？”
杜润生忙说：“我是山西人，以前在太行区工作。”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有感触地说：“自古三晋之地，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起来的。”他接着又鼓励杜润生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有杜预、杜佑、杜甫等，这几位姓杜的都很厉害。”
杜润生看到毛泽东态度这样亲切，不禁也变得轻松起来，他开始认真地汇报起中南局的意见：
中南局准备把农村工作当作当前的中心，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另外，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他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组织基础。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了他的话，赞许地点了点头。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是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杜润生感觉毛泽东十分平易近人，于是接着汇报说：
据我们调查，无地少地农民的数量很大，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土地，不够分配。
毛泽东神色凝重，语重心长地说：
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解决。”
6月9日，这次会议闭幕时，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报告。他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
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
毛泽东要求谨慎处理富农问题
195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议题的政治协商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开幕的当天，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
准备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就是中国人民一个极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那就不能算是很慢，而算是很快地完成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任务。
刘少奇还在报告中特别强调：
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因为我们今后的土地改革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这次会议，大家审议并同意了刘少奇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全面的解释和说明，提出了修改和补充意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施。
6月23日，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作闭幕词。他在发言中强调：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
……
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毛泽东最后提出响亮的号召：
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来就十分重视，他深知如何对待富农是新土地改革中一个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为了能够正确处理这个问题，他花费了无数心血。
那是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驶进靠近克里姆林宫宫墙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进行访问。
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见面，他把新中国在土改中遇到的富农问题向斯大林作了通报，并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斯大林结合苏联处理富农问题的实际情况，建议毛泽东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律制度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在打倒地主阶级时，应当中立富农，并使农业生产不受影响。
斯大林的建议让毛泽东受到很大启发，他感觉斯大林的建议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和同在苏联的周恩来经过反复磋商，他致电刘少奇说：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
1950年3月，在苏联访问两个多月的毛泽东终于踏上归途。他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时，他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富农这个问题便有了初步设想，但他是一个行事慎重的人，并没有立即作出决策。
3月12日，毛泽东特意致电有土地改革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征求他们如何对待富农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唯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
195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有关土地改革的意见时，列举出14个问题，要求在20天内答复。这14个问题中，与富农有关的占了半数。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在两种富农政策之间作出正确选择：一种是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种是只没收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中共中央认为，只有把这笔账算清楚了，才能选择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既能适当满足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在政治上使富农保持中立的目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征询意见的电报发出后，各地各级组织，还有一些中央委员，纷纷作出回应，一致同意关于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向全国公开宣布：
在今年秋冬实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将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并同样分给地主一份；在土地改革中坚决联合中农，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
虽然中央已经就如何对待富农问题表明了态度，但是，有关富农问题的争议并未就此平息。虽然各地在回电中，对中立富农的总政策没有不同意见，但却在动不动富农的出租地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
华东局、西北局、华北局认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应当包括旧式富农的出租地。中南局和东北局却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旧式富农的出租地还是要动为好。
主张动富农出租地的理由，主要是仅靠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不动的理由则是动了不但社会震动大，而且也于事无补，贫雇农的困难其实可以通过发放贷款、扶持生产、社会救济等方式加以解决。
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展开讨论的必要，于是选择有代表性的电报，转发各地方局继续研究。
在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下，党和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使得全党同志，对于富农问题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深刻了。
在土地改革的酝酿过程中，中央关于富农问题的政策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富农们对此更是十分关心。
湖北省襄樊地区有一个富裕农民，名叫黄富贵。自从新中国解放以后，黄富贵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很害怕自己的土地会被政府没收，害怕自己的房屋、粮食、耕牛和农具会被政府分给穷人。为此，他整天愁眉苦脸，无心种田。当他听说政府要进行新土地改革的时候，更是胆战心惊。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又听到一些谣言。这些谣言都说政府要没收富农的一切财产。黄富贵因为过度忧虑，卧病在床。
第二天，黄富贵所在的村庄召开全村大会，传达中央的这个精神。黄富贵因为生病，没能参加这次大会。黄富贵的大儿子就找来《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这份文件，坐在黄富贵床头，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当骨瘦如柴的黄富贵听说中央决定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时，不禁喜出望外，竟然立刻从床上坐起来，疾病不治而愈。
黄富贵还十分懊悔地对儿子说：“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会让咱家那些地抛荒，咱们现在赶紧去锄草！”
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
1950年6月28日，对于新解放区的广大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在亿万群众期盼的目光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命令指示：
中共中央决定从今年冬开始，分期分批地在拥有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改。
其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其过程一般为发动群众、划分成份、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
各地政府要派出大批土改工作团、深入群众，领导土改。至1952年底，土改工作基本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基本内容为：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开辟道路。
……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旧式富农政策作了重大改变。不仅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得到保护，而且对富农的其他财产也不得侵犯。其目的就是要保存富农经济，并且在土地改革中，能从政治上中立富农，更好地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以便孤立地主阶级。
为什么关于富农经济的政策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对此作了详细地说明。他说：“这主要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已经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是中国历史上土地改革运动的一件大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法令法规，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树立起来的一面指导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的旗帜，与其他的相关法令一起，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当时负责全国土地工作的刘少奇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在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那些日子里，刘少奇办公室里的灯熄灭得更晚了，有时，他甚至通宵不眠。
刘少奇在大量阅读书面汇报、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还有重点地召集有关人员进京，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
195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曾经两次被召到北京。一次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廖鲁言让他带中南局的几个干部赴京。同行的还有中南局土改委员会调研处处长张根生等人，主要是汇报土地改革的情况。刘少奇和朱德到会听取他们的汇报。
另一次也是为了商量新中国土地改革的问题。
杜润生两次进京都住在灵境胡同的红楼上，开会则到中南海。
杜润生说：“两次会议都由刘少奇召集。他讲了新区土改，应有准备、有领导，有法可依。我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土改必须有秩序，讲政策，搞得更好一些。我们都就地方的情况作了汇报，还谈了今后对土改的意见。因为中南局布置得早，河南已经干起来了，有了一些先行一步的经验，刘少奇问得比较仔细，汇报时间占得较多。”
就这样，刘少奇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参照多年进行土地革命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终于带领有关工作人员制订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而为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后，在新解放区引起强烈反响。
据《人民日报》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的当天，浙江宁波县的农民，纷纷自发地赶到市区购买报纸，回村自动召开会议讨论。
陕西长安县连续用黑板报的形式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全文。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围着黑板报，听别人解说，并争相传告。
杭县义桥乡马家桥村农民说：“这是农民天大的喜事。”当天晚上就有许多农民向工作组干部询问土地改革法的内容。
有些贫雇农说：“新土改法是我们穷人翻身解放的印把子，只要掌握了这个法宝，我们就能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
中农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动富农之后，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有一个中农说：“听了土改法，我要安心生产，和大家团结一致搞土改。”“过去说不动中农，总是不信，现在说不动富农，我放心了。”
就在贫苦农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而欢天喜地的时候，一些在土地改革中利益受损的老区的地主和部分富农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充满了敌视甚至仇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9月，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这时，老区一些顽固的地主富农以为美国将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于是向贫雇农进行反攻倒算，做出许多破坏新中国建设和新中国土地改革的非法行为。他们有的逼农民卖地偿还土改时已被废除的高利贷，有的凶狠地夺回农民分得的土改果实，有的冷酷地将农民从分得的房屋中赶出来。
此外，有的富农，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保存富农经济的规定，并以此威胁刚刚翻身的农民。他们拿着刊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报纸对农民说：“中央颁布了命令，要保护富农，我不是地主，应受保护。”“现在政策变了，原来属于我的地应该退给我。”
新解放区的富农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态度和老区的富农大不一样。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他们一般情绪安定，忙碌于瓜棚豆架之中，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一个新解放区的富农对农会主席说：“我今年相信了一些谣言，没有好好种田，搞得田里少收了十石谷，真是吃了亏。”他又说：“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真是条条合理。”
但也有部分富农仍有许多思想顾虑，担心不动他们的土地财产这条政策不会是长期的。有的说：“政府规定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制度，一定是第一步斗地主，第二步斗富农。”也有的说：“富农不动是为着土改后多征粮，几年后还要再来一次土地改革。”也有些富农思想觉悟较低，对贫苦农民采取抵制态度，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互相道贺说：“穷鬼们莫再想分老子的田了。”
在新解放区，大部分富农还算平稳的反应，地主们的态度则显得激烈甚至疯狂。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地主阶级是土地改革的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是大势所趋，已经无法避免。同时，由于党中央在新区土改中对一般地主实行宽大处理政策，如分给他们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不动他们兼营的工商业等。因此，有不少地主表示愿意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交出土地财产，通过劳动改造自己。
但是，地主阶级中最顽固的分子却不甘心失去自己曾经拥有的财富与特权，他们想方设法地对抗与破坏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后，他们知道自己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将不复存在，于是，纷纷采取行动抵制土地改革。
他们知道现在政权掌握在为农民撑腰的共产党手里，如果进行正面抵抗，显然是自取灭亡，于是他们表面上积极生产，暗地里打听消息。他们买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仔细研究，希望从中找到可以利用的漏洞。
有的地主出卖或分散土地、粮食、房屋以及农具。这种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如湖南邵阳县有一个名叫李石卿的大地主就暗地卖掉23亩田。苏南常熟县大义区的地主陈祖清，将600多亩田，分散登记在亲戚户口上，自己户口上只登记了十几亩田，企图降低成份、逃避土改。还有的地主偷运粮食和大吃大喝等。
有的地主疏散财物，装穷叫苦。这也是地主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大多数地主都偷偷地将黄金、白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埋藏起来，表面上装穷。有一个大地主，家有近千亩的土地，但却一直装穷，对15万斤的公粮拖着不交，暗地里又将黄金藏入坟墓中，将细软财物分散埋入土坎中或者竹林里。
有的地主怀着对土地改革刻骨的仇恨，暗中进行着破坏活动。他们宰杀耕畜，故意弄坏土质，抛荒土地和砍伐山林。
苏南有的地主为了阻碍本地的土改运动，竟把钢针给牛吃，或用锄头活生生地将牛打死。有的地主暗地里在田里放石碱，想把土质毁坏。有的地主在稻田中撒石膏，弄硬土质，破坏生产。
有的地主肆意砍伐山林。浙江余杭县地主汪尔强竟然以开荒为名，煽动群众前去砍伐山林，并放火烧山，致使当地近千亩山林遭受破坏。
有的地主还用种种卑鄙手段拉拢腐蚀干部，收买某些立场不稳的干部，为其包庇罪行。如苏南武进县大地主蒋文汉将出租土地40亩送给村干部，叫村干部评他为富农。该县大地主张万发，要农民协会会员张天书为他隐瞒罪行，答应事成后送给张天书两间房子作为报答，结果张天书就在斗争会上避重就轻搞假斗争。
还有的地主为了搅浑水，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先改地主，后改富农，再改中农，土改是搅乱世界等。他们利用部分农民思想上的某些顾虑，故意曲解土改政策，如对富农说：“土改分三步：先地主，后富农，再平分！”
有的地主更以“蒋介石来了，带头土改的要杀头，分到田的要当壮丁”的谣言，来威吓贫雇农民。他们抓住一些农民怕“变天”的弱点，威胁农民把土改中分得的土地低价卖出。他们花言巧语地对农民说：“你们这样做还能得点东西，不然中央军来了，你们要吃大亏。”
有些地主、富农甚至向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进行凶残报复。他们勾结匪特，组织秘密活动，鼓动群众抢粮暴动，暗杀干部或农民积极分子。
在地主和富农充满仇恨的反攻中，一些农民重新失掉土地。有的农民忍气吞声地退出土地，有的农民以低廉的价格卖掉刚刚分到手的土地。他们的生产情绪也因此受到影响。
其实，对于老区这些不法地主和富农的有意破坏，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有所提防，各级党组织都保持了较高的警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的前几天，华北局就向各省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保护过去土改成果的指示》，要求所属各省委在新区实行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时，万万不可放松警惕，一定要严密注意老区地主特别是富农的动向，要提前作好思想准备，以便从容迎击那些丧心病狂的地主、富农可能掀起的反攻倒算。
华北局在指示中还强调：
必须坚决保护农民已得的土地财产不受任何侵犯。如有地主和富农趁机夺地夺财者，就是侵犯地权，就是犯法行为，依法应加处分，并彻底粉碎任何地主和旧富农的反攻阴谋。
与此同时，各地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不法地主、富农对翻身农民的反攻。
河北省委要求那些已经完成土改的地区，要坚决禁止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向广大群众宣传凡在中央明确提出不动富农土地财产前所分得的富农的浮财房屋，均不退还，以便切实保护土改成果。
同年11月，河北省委又发出《关于镇压地主旧富农反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向所有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开展时事教育，随时警惕地主、旧富农的反攻，依法严肃处理地主、旧富农的反攻案件，并把镇压地主、旧富农反攻的问题逐级落实责任。
12月10日，华北局也发出《关于镇压地主富农反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积极行动起来，坚决保护农民的既得利益。
中共中央对华北局的这种做法十分赞赏，将华北局的指示转发其他中央局，号召大家立刻采取行动保护土改成果。
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少数不法地主、富农利用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而进行反攻的活动，从而保卫了老区土地改革的成果。
刘少奇制订划分阶级的标准
1950年7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制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刘少奇接到任务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刘少奇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划分农村阶级，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是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及消灭其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阶级路线的重要依据。因此，划分阶级这项任务必须要出色完成。
在刘少奇的积极指导下，全体工作人员在参考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基础之上，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期完成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的制订工作。
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并于8月20日正式公布。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明确指出：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作地主。向地主租入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转租于他人，收取地租，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二地主。二地主应与地主一例看待。其自己劳动耕种一部分土地者，应与富农一例看待。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确定了怎样区分地主与小土地出租者，富农与半地主式的富农的区别，还明确指出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还专门对地主改变成份作出明确规定，使那些有情绪的地主看到了前途，有利于减少地主对土地改革的抵抗，加快了土地改革的进行，也有助于早日将地主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各地土改工作组都深刻认识到划分阶级关系到土地改革工作的全局，在土地改革中的作用十分关键，因此对这一工作都十分重视。
广西柳城县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特别强调划分阶级必须掌握如下几点：
1、斗争前开小组会，由苦主控诉地主的罪恶，加深群众的了解，提高认识，统一意志。然后集中火力，正确研究敌情和地主状况，根据不同对象，作不同的部署，然后进行彻底的斗争。
2、要克服一切困难帮助后进分子。有些婢女、长工和地主的一些亲戚被地主收买，因此有意替地主掩饰罪行，成为土改中的后进分子。土改工作队并没有放弃他们，反而积极地引导教育他们。因为婢女、长工最清楚地主的底细，斗争起来才会有力。团结亲房可陷地主于众叛亲离的境地。这样，地主就无法抵抗，只好低头认罪。
3、培养典型苦主，充分揭露地主罪行，并抓住地主的突出罪行，激发群众的斗争情绪，从而形成斗争热潮。
4、斗争全过程应由当地组织，斗争前，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帮助他们开战前会议，讨论如何合理分工，指挥战斗，把他们积极性调动起来。
5、每组先划一两个典型户，总结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这样开展工作，对提高干部群众的认识和能力都大有好处。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
1952年3月24日，广西柳城县大埔区六休屯斗争地主杨朝达的群众大会开始了。到会的除了本屯的农民外，还有许多从附近各屯赶来参加的农民。
大会场面热烈庄重，参加大会的干部群众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与喜悦。
杨朝达夫妇被带来后，工作队一开始要他主动坦白自己的剥削罪行。
杨朝达说：“我没有理事，剥削的事情我不知道。”
一个群众见他不老实，当场揭发他说：“你没有理事，我借你的谷子是不是你亲自来称的？”
另一个群众接着说：“你收租又收息，为什么说没理事呢？”
杨朝达仍然想掩盖自己的罪行，故意装糊涂说：“是我儿子叫我来称的呀！”
有一个群众见他不老实，就故意问他：“你今年多少岁了？”
杨朝达立刻回答说：“我64岁了。”
这个群众又故意问：“还有谁欠过你的谷子，欠多少，你说说看。”
杨朝达又立刻说：“杨二贵还欠我9担没有还！”
这时候，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你不是说你糊涂了吗？别人欠你的，为什么还记得这样清楚！”
“你的岁数，为什么也记得，你一点儿也不糊涂！”
“你剥削人太多了，所以你记不得了，是不是？”
愤怒的群众又问杨朝达：“你的田从哪里来的？”
杨朝达答：“从我老子那里分来的。”
“你老子分这样多给你吗？”
“没有这样多，有些是我买的。”
“哪来的钱买的？”
“靠剥削来的钱呀！”
……
在划阶级的过程中，像杨朝达这样千方百计想掩饰自己罪行的地主大有人在，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坚决揭露，他们的阴谋最后都破产了。
此外，在划分阶级的过程中，各级领导认真贯彻《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不徇私情，以身作则，为广大土地改革工作人员作出表率。
湖南省在划分阶级成份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1950年隆冬，韶山乡的土地改革到了划分成份的阶段。让当时负责土改的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深感为难的是：毛泽东家按实际拥有的财产，应划为富农，但是把富农的成份划给一个革命领袖的家庭，这又让人于心不安。到底应该给毛泽东主席的家庭划什么成份呢？
毛寅秋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主意。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现已进入划分成份、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人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在韶山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的郭秘书看了毛寅秋写给毛泽东的信，感到内容比较含糊，便说：“那成份的事，怎么没有讲呢？”
毛寅秋回答说：“毛主席看了信，便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就让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回到韶山，转达了毛泽东的嘱托，主要是：
1、所有财产分给农民；
2、划为富农，则无旁议，付来300元，作退押金；
3、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毛泽东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模范地执行土地改革政策的崇高品质，使韶山土地改革工作人员深受教育。他们对待土地改革工作也更加认真了。
就这样，韶山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毛泽东的家庭成份划为了富农。
毛泽东真诚说服民族资产阶级
1950年，新区土地改革开始后，毛泽东收到一封很特殊的信。这封信是当时著名的高层民主人士黄炎培送来的。
开始大面积土改的前夕，黄炎培在北京经常收到家乡地主的告状信件，诉说“斗争过火”，“好多地主被迫自杀”，“连小地主都被斗死”等等。黄炎培看后心中很不安，感到真是“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了”，经过反复考虑，他将一些信件转送给毛泽东。
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感受到了民主人士的抵触情绪，认识到新区土地改革已经成为开国之初民主人士必经的生死大关。
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有些人还担负着政府的各级领导工作，但这些人大多同地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土地的关系较为密切，有些人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分子。有些人自身就是工商业者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者，他们自身的利益同土地改革是相矛盾的。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对土改的造谣诬蔑的影响，这些人对土地改革有不同程度的疑虑。
有人说：“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有人说：“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农民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
有人说：“土改偏差很大，地方的农会常被土匪流氓把持。”
毛泽东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些错误的言论和思想在有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中有共鸣。因此，他深刻地认识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能否继续保持和民族资产阶级同盟的问题。
毛泽东没有对黄炎培进行简单地批评和指责，只是用事实说服黄炎培。他多次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还把各种土地改革材料送给黄炎培参阅。
1951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三大运动中的统战工作问题和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周恩来、彭真等到会作了报告。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与参加会议的各中央局、大城市党委统战部的同志谈话。他提出要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去那些正在进行土改的地区参观视察，让这些民主人士亲自下乡到第一线去感受真实的情况。
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看。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有关文件：
为了教育若干民主人士，使之了解我党的政策，并与群众见面，打破其只从书信中反映地富的意见。中央通知各地，中央政府准备请若干民主人士回到原籍去视察土改工作与镇压反革命工作，要各地认真接待他们。
文件发出后，中共中央统战部会同全国政协立即组织大批民主人士到全国各地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
毛泽东在此期间，特地安排黄炎培去苏南考察土地改革。他十分郑重地把黄炎培请到中南海，告诉他说：“你转来的关于苏南情况的材料我已看过了。现在你的老家苏南土地改革运动正搞得热闹，黄先生是副总理，是不是亲自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以选择几个搞得好的和不好的地区，都考察一下。苏南又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顺便也可以考察一下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情况，看望一下工商界的老朋友，你看如何？”
黄炎培很高兴地答应了。
毛泽东又十分热情地说：“我给苏南区党委书记、你的父母官陈丕显打个招呼，请他们准备一下。”
当天，毛泽东即给饶漱石和陈丕显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今年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1951年1月21日早晨，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到达无锡，同行的还有政务院参事王良仲，农林部办公厅副主任王发武，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李林朴，轻工业部轻工业处副处长计惜英等人。
l月22日上午，黄炎培一行9人，由陈丕显、管文蔚、欧阳惠林等人陪同前往无锡县藉塘区钱桥乡了解土改情况，在苏南蚕桑管理局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由苏南农村工作团、藉塘区区委书记、钱桥乡乡长等汇报工作情况。在这次长达两个小时的汇报中，黄炎培不但认真倾听，而且仔细地询问当地的人口、土地数量、地主和农民数量、该乡人均土地数量等等，并要乡长报告1950年农产品产量及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情绪。
座谈会结束后，陈丕显、管文蔚和欧阳惠林陪同黄炎培一行乘轮船前往太湖小矾山宾馆休息，在轮船上陈丕显、管文蔚等人就土地改革问题向他作了详细介绍。黄炎培提出想到乡村去，和一些老朋友聚在一起谈谈。目的是多了解点实际情况，以便今后工作。
1月23日，黄炎培到达上海，第二天先后听取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瑞龙关于土地改革的详尽汇报。
1月29日，张彦和顾复生又陪黄炎培去川沙，听取了中共川沙县委书记邵晋藩和县长李德全关于川沙县土地改革的报告，还到城西乡向干部询问了本乡土改情况。
通过调查走访，黄炎培逐渐消除了对苏南土地改革的误解，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中国土地改革的艰辛与不易。
2月8日，黄炎培一行人圆满地完成在苏南的土地考察任务，怀着满意的心情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黄炎培立刻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说：
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
从黄炎培汇报的内容看，他对苏南土地改革工作基本是满意的。他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宣传土地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他十分高兴地说：“新中国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这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
像黄炎培这样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代表在那些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参观以后，有不少收获：
一是认识到了土地改革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对土地改革由怀疑转为支持和拥护。司徒美堂就是如此，他两次到广东，下乡参观土地改革，思想认识和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他针对美洲反动报纸宣传的司徒美堂在家乡被清算斗争，游街示众枪毙后装入猪笼，暴尸三日的谣言，发表演讲说：“反动派造谣说我被斗争死了．但我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教育之下，更健康，更加年轻了。我每餐二碗饭，不能缺少，反动派又奈我何？！”
二是认识到地主阶级的凶恶面目和采取激烈的群众斗争的必要。黄炎培在参观苏南土改后说：“群众的意见是民主的，我从钱桥乡农民的谈话中，知道农民并非过分。如果我黄某为农民，一旦翻身，也许要做出过分的事来。”
三是对农村干部表示钦佩和赞扬，民主人士在参加和参观土地改革后，改变了自己对待农村干部的态度。有的人感叹地说：“咱们认为农村干部很愚昧，但并不是这样，他们知道很多道理，很懂政策。”“所谓干部有偏差，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四是认识了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看到了党在农民中的深厚基础。
通过参加和参观革命实践，一些抱有“和平土改”思想的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世界观也得到了改造。
就这样，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与正确引导下，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开始对新中国土地改革表示拥护和支持。党减少了土地改革中来自“右”的方面的一些阻力，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深入开展，也进一步扩大了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