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

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

我在上海生活五十多年,见证了这个城市经历过的几个时代。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有道理。要一个上海人介绍或者评说上海,有点困难,难免偏颇或者以偏概全。生活在这个大都市中,如一片落叶飘荡于森林,如一粒沙尘浮游于海滩,渺茫之中,有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有人说上海没有古老的历史,这是相对西安、北京和南京这样古老的城市。上海当然也有自己的历史,如果深入了解,可以感受它的曲折幽邃和波澜起伏。我常常以自己的书房为坐标,怀想曾经发生在上海的种种故事,时空交错,不同时代的人物纷至沓来,把我拽入很多现代人早已陌生的空间。

我住在上海最热闹的淮海路,一个世纪前,这里是上海的法租界,是“国中之国”,城中之城。中国人的尴尬和耻辱,和那段历史联系在一起。不过,在这里生活行动的,却大多是中国人,很多人物和事件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中光芒闪烁。

和我的住宅几乎只是一墙之隔,有一座绛红色楼房,一座融合欧洲古典和中国近代建筑风格的小楼,孙中山曾经在这座楼房里策划他的建国方略。离我的住宅不到二百米的渔阳里,是一条窄窄的石库门弄堂,陈独秀曾经在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下编辑《新青年》。离我的住宅仅三个街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里召开。从我家往西北方向走三四个街区,曾经是犹太人沙逊为自己建造的私家花园。沙逊来上海前是个籍籍无名的穷光蛋,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大展身手,成为一代巨贾。从我的书房往东北方向四五公里,曾经有一个犹太难民据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从德国纳粹的魔爪下逃脱,上海张开怀抱接纳了他们,使他们远离了死亡的阴影。从我书房往东几百米,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那栋石库门小楼里,曾是流亡的韩国抗日爱国志士集聚之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身处水火之中的上海,却慷慨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异乡游子。

淮海路离我的书房近在咫尺,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向南望去,可以看到街边的梧桐树,可以隐约看见路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很自然地会想起这百年来曾在这条路上走过的各路文人,百年岁月凝缩在这条路上,仿佛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从梧桐的浓荫中飘然而过。徐志摩曾陪着泰戈尔在这里散步,泰戈尔第二次来上海,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徐志摩家中。易卜生曾坐车经过这条路,透过车窗,他看到的是一片闪烁的霓虹。罗素访问上海时,也在这条路上东张西望,被街上西方和东方交会的风韵吸引。年轻的智利诗人聂鲁达和他的一个朋友也曾在这条路上闲逛,他们在归途中遇到了几个强盗,也遇到了更多善良热心的正人君子。数十年后他回忆那个夜晚的经历时,这样说:“上海朝我们这两个来自远方的乡巴佬,张开了夜的大嘴。”

我也常常想象当年在附近曾有过的作家聚会,鲁迅、茅盾、郁达夫、沈从文、巴金、叶圣陶、郑振铎,在喧闹中寻得一个僻静之地,一起谈论他们对中国前途的憧憬。康有为有时也会来这条路上转一转,他和徐悲鸿、张大千的会见,就在不远处的某个空间。张爱玲一定是这条路上的常客,这里的时尚风景和七彩人物,曾流动到她的笔下,成为那个时代的飘逸文字。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阴柔的城市,上海的美,是女性之美。我对这样的说法并无同感。和我居住的同一街区,有京剧大师梅兰芳住过的小楼。梅兰芳演的是京剧花旦,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却是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抗战八年,梅兰芳就隐居在那栋小楼中,蓄须明志,誓死不为侵略者唱一句。从我的书房往东北走三公里,在山阴路的一条弄堂里,有鲁迅先生的故居,鲁迅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九年,这九年中,他写出了多少有阳刚之美的犀利文字。从我的书房往东北方向不到两公里,是昔日的游乐场大世界,当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武装游行,经过大世界门口时,一个青年男子口中高喊“中国万岁”,从楼顶跳下来,以身殉国,日军震愕,队伍大乱。这位壮士,名叫杨剑萍,是大世界的霓虹灯修理工。如今的上海人,有谁还记得他?从大世界再往北,在苏州河对岸,那个曾经被八百壮士坚守的四行仓库还在。再往北,是当年淞沪抗战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血战的沙场。再往北,是面向东海的吴淞炮台,清朝名将陈化成率领将士在那里抗击入侵英军,誓死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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