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因为一次冥想,我出发寻找女修行者

第一篇
因为一次冥想,我出发寻找女修行者

2013年9月的一个傍晚,下午六七点钟,天空还是亮晃晃的。去彩光教室的路上,我抬头看了一眼我所工作的杂志社办公室,它在同一栋大楼的十六层,有近百位记者、编辑在那里工作。

两年间,我经常往办公室跑,开会、修改稿件、和编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每个月去四五次。杂志的报道,有一些和宗教、修行有关,他们力图秉持记者的客观中立,但写出来的文章气息不尽相同,有些是访问名人的成长故事,寻找他们内省的瞬间;有些带有批评性质;有些是希望找到当事人,让他陈述行为的内在动机;还有一些则近乎调查报道,被写进文章的人,多半已经成为新闻事件中的丑角。

作为杂志社的一分子,像这类和宗教有关系的报道,我已经写了五六篇。但是在朋友带我去彩光教室之前,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办公的大楼地下一层,有一个和修行有关系的小团体。他们距离十六层的近百名编辑、记者其实只有五十米的直线距离,却从来没有被这些嗅觉灵敏、好奇心旺盛的媒体人注意到。

这个名叫彩光教室的地方,主要用于开展心灵瑜伽活动,也就是近两年来时尚杂志、女性杂志、健康杂志经常提到的“身心灵”课程。每周几天的固定时间,会有一小群人——十多名,至多不超过二十名——聚集在这里,通过瑜伽、打坐、冥想、舞蹈,释放积郁,让心灵获得安慰。

来这里的人,女性居多。我一共去了三次,第一次是和大伙一起包素饺子,胡萝卜香菇芹菜,剁了几大盆馅,下锅煮。吃完饺子,大家席地而坐,谈人生,谈理想。有一位热爱手工劳作的家庭主妇,帮伙伴们做项链、穿手环,内部销售,价格低廉,创意十足,其乐融融。第二次,参加两个女老师带的冥想课,每人发一块瑜伽垫、一块毛毯,先唱诵,再冥想,然后听音乐。一片寂静中,老师说,现在可以释放了,有人哈哈大笑,更多的人哭泣,默默饮泣、放声哭号,都有。我没哭出来,觉得哭出来的人都在演,我不想演,所以不想哭。可是来都来了,不释放一把很亏。所以我也努力融入气氛,刻意去想了一些不愉快的童年往事,很快,眼泪从眼角流到了腮帮。第三次去,就是一开始我说的,2013年9月的这个傍晚。往教室走的路上,我很开心,因为这晚是吴琼带课。我知道彩光教室,就是因为吴琼,她是我朋友的朋友。听朋友说,这个女孩很有意思,从《瑜伽》杂志辞职之后,一直用自己的方式修行,她教人冥想和静心,很有一套。我很好奇,想体验跟着这样一位老师冥想会怎样。

很快,我就知道了那是什么感觉。

当天晚上,我们做的是一套来自印度的静心动作,持续了一小时。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具体都有什么体势,它大概包括:深且快的呼吸;激烈地抖动大腿;保持脚所站的位置不动,同时让你的手、膝盖、臀部和其他的关节像弹簧一样抖动;最后在寂静中坐下,什么也不做,只是休息。

抖动身体的时候,我要很勉强才能跟上节奏。我不相信这些动作能带来任何效果。冥想难道不应该是从头静坐到尾吗?一群成年人这样抖动真是可笑啊。幸好,除了我们这群疯子以外没有别人。我的念头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

老师终于说“躺下,休息”的时候,真舒服,似乎挨过前面的部分就是为了享受这一刻。我再也不去想冥想的事了,安静舒服地躺着比什么都强。我放弃学习冥想的念头,躺在瑜伽垫上,心满意足。

什么都不想。只是休息。上课的有七八个人,大家都累得够呛,躺在地上。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音乐、唱诵,什么都没有。就只是安静,就只是躺着。就在一片寂静之中,有一个清楚的声音进入我的脑海:“我要写一本关于女修行者的书。”

到今天我也不明白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它以一句话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像是一道光照亮了脑袋。

Kevin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做出版的朋友。冥想后的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说想写一本关于女修行者的书。Kevin说有兴趣。我花三天时间写了一封邮件,“女修行者采访计划”,连同过去写的几篇稿子,发给了他。在邮件里,我没有提彩光教室的这次冥想,也没有说,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听见了内心的声音。

邮件里,我是这样描述这个计划的:

我想在2014年的夏季寻找并采访中国的一些女修行者。能够被列入这个采访名单的女人,不仅仅是某种宗教的信徒,她们已经真正开始修行,有自己的方法和体验。我想写她们的故事、困境、挑战、卑微、自由、欢喜。英国比丘尼丹津·葩默的《雪洞》对我影响很大。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未见过女修行者将自己的修行故事如此和盘托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心灵的成长感兴趣,但大部分人都恐惧修行的艰难,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或者认为那根本只是一个神话。她们需要看看例子,看看别人是怎样度过那些和修行有关的真实困境的,比如女性特有的例假怎么处理,闭关中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修行中遇见的情感困惑如何面对,遇到性诱惑或者性要求如何处理,修行者特有的孤寂时刻如何度过。我想搜集女修行人的故事,它有点像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或《禅的行囊》,但不同的是,这本书完全描述女人的故事。它应该像《雪洞》一样,既能鼓励想修行的女性,也能让其他读者看到女人特有的坚韧不拔。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些应该踏访的目标,她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但更多是在人迹罕至之处,这也是我选择夏季出发的原因,夏天是前往高原的最佳时间。

发出邮件仅仅一天,Kevin回答,他愿意出这本书,同时提醒我想清楚:“停下工作专门去写它,是赌博。”我怕他反悔,立刻回复:“你给出的写作条件很优厚,我很满意。就这样说定了。”

刚刚冒出想法,就找到了愿意与我合作的出版商,这鼓励了我的勇气,也是第一个吉兆。

一个月后,我找到机会和杂志主编李海鹏长谈。那是一个午后,编辑部去天津开年会,漫长、无聊而又必需的会议,回程时大家的心情反倒都放松下来了。天空吹着和畅的暖风,主编开着他新买的宝马车。那车真不错,动力强劲,我们在高速路上,一路向前。我告诉主编,2014年我想做一次长途旅行,写一本书,希望停薪留职。几乎没有费什么口舌,他答应了。我把这看成第二个吉兆。

第三个吉兆来自丈夫。我告诉他:“2012年以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报道中国当下的信仰市场,关心宗教、修行给人们带来的改变。对于这类题材,我有了一定经验。现在,我希望自己能写出更独特、更有价值的作品。”同时也申明,要花好多旅费,要在家里停薪留职一段时间。丈夫的回答让我感动,他让我不要担心经济问题,因为他支持我这样做,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对长辈,我说想写一本宗教版的《文化苦旅》,要出差几个月,父母觉得“挺好”。

没有制订细致的旅行计划,只是抱着一种混沌的决心去推进这件事,然后就听天由命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经验,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得特别仔细,或者建构得特别具体,往往到最后就失去了真正操作的勇气。最好的方式是,别想那么多,直接上。

不论是对出版人、主编,还是对丈夫、家人、朋友,我都没有提彩光教室的那次冥想,而且我根本不需要说那件事,就可以跟他们很清楚地解释这么做的原因——首先,我刚刚结婚,对婚姻生活一点经验都没有,内心储存的东西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我模模糊糊觉得应该给自己内心增添一点什么,也隐隐约约觉得不够了解自己,所以我需要出走,用一次长途旅行帮自己梳理思绪。另外,我已经做了十年记者,却没有写过任何不为稿酬而写的东西,我想拥有自己的作品。

以上两点原因,几乎可以说服所有人。至于内心的声音,那次冥想课,我暂时不打算跟任何人去聊。我觉得那是一件过于隐私的事,如果说了,会很羞耻。

什么时候可以说呢?完成这次旅行的时候。

我明白,再神经病的想法,只要能执行到底,就会显得不那么神经病。

赶在“双十一”之前,我为这次旅行列出了详细的购物清单:

纯羊毛内衣(旅途中需要干燥温暖的触感)、备用录音笔、备用手机(要那种价格低廉的老式机器,耐用耐摔,充一次电能用很久)、备用手机的移动SIM卡、拍立得相机、拍立得相纸、面膜、冲锋裤(旧的那条已经划了一个洞)、卫生巾(我有用惯的牌子,绝对不想买乡村小店里不知道堆积了多久的货色)、纸巾、湿纸巾(没水的时候可以用来洗脸擦身)、保温杯(绝对密封,放在包里可劲折腾也不漏水,还能长时间保温)、羽绒服、抓绒衣、抓绒裤(既然有这样一趟旅行,完全有理由更新户外装备)、三十袋来自鱼眼儿咖啡店的挂耳包(只要找到沸水,就能在旅途中冲泡出手冲品质的咖啡。假设三天喝一包,三十包够我旅行九十天),以及香和香炉(小旅店也许很臭)。

醒着的时间大概有三分之一都贡献给了网购。比价、看用户评价、付款、刷新物流状态、收包裹。百忙之中,焦虑丛生,和小区里一只又大又白的流浪猫打了一架——楼下的流浪猫里,这只特别凶,每每有人投喂,它霸着不让别的猫吃。为了赶开它,我被挠了一下,回家写日记:“连流浪猫都不让人省心。愤怒。愤怒原因:一、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进行。二、事情没有达到圆满。”

我心中完美的流浪猫世界,不必“孔融让梨”,但也得井然有序。而旅行,我也希望它是完美的。干净、温暖、舒适,保持城市生活的品质,是一个可控的世界。

当我计算着这次旅行将会持续几个月,需要带多少包卫生巾时,一直好奇的问题再次浮上心头:那些女修行者,尤其在高原闭关的女人,怎么解决卫生巾的问题?供养者上山送粮的时候,也会带去女性卫生用品吗?她们究竟可以为修行付出多少?付出这么多,她们得到了什么,精神上的疑惑,解决了多少?

我向一个朋友说起这种好奇心,这是一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脑科学博士,他的理解是:“你想为游记找到卖点。”

他的这一误解,恰好是我决心上路的原因。只有女人才知道,为了走向更远的世界,我们要忍受多少麻烦。只有当一个女人去访问女修行者,这些被认为不适宜公开谈论的话题,她们真实的生活,才会被看见。因为许多男人不认为卫生巾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如何找到我想寻找的女修行者呢?

并没有这样的地图,也没有明确的指示,我只能从书籍和网络中得到只言片语的线索,加上所有的生活经验、采访经验、直觉,判断某个地方值不值得去。对着中国地图傻看的时候,我想起小时读过的童话,国王让三个儿子出门探险,他吹起三根羽毛,大儿子朝着第一片羽毛落下的方向出发,二儿子朝着第二片羽毛落下的方向出发,小儿子朝着最后一片羽毛飘落的方向出发。

我打开地图,吹起不存在的羽毛。

少数朋友知道我的旅行计划,他们热心地提供线索,但有时候我分不清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比如说,我听到一个关于神婆的故事。说有一个东北老太太,她上深山里去,遇到一条蛇,蛇被灌木丛卡住了,她帮助了蛇。随后那条蛇报答她,她找到了一根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人参。这是个挺精彩的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之后,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这个老太太就是我母亲。”但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母亲介绍给我认识的意图。

有时候,朋友会问我:“你要找的修行人是什么样的人?”我只能含混地回答:“一个人清修也可以,一群人在道场里修行也可以,但一定是很认真地修。哎呀,你知道的。”朋友一般回应“知道了”,然后回忆他们认为可以称之为修行人的人,给我提供些许线索。

帮我找人的朋友,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认真修行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见记者。”我答:“这不是一次采访。我已经停薪留职,这完全是个人的旅行项目。我以尊敬的态度,诚心诚意地拜访。能对话当然好,如果不能,实地观察她们的生活,留下一点记录,也很好。”

找人不是最难的事,难的是不知道自己要找谁。

这一次,我遇见的麻烦是,“修行人”这个词不存在官方定义,我需要找出自己对这个群体的定义,也就是说,我在寻找一群连我自己也无法准确描述的人。

给我最多帮助的是网络。在准备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叫才真旺姆的女孩,她的一条微博这样说道:

“2012年7月,我第二次上神山。彼时并没有出家的想法。而上山之后,惊如上岸,一看山下,满满的全是旋涡。之前在世间,因所有人都在旋涡里转,一个赶一个,难有发觉,临至圣地,才突晓差别。记得那个早上,我在神山湿漉漉的清晨醒来,听见上了岸的自己说,我再也不想下去了。”

联系才真旺姆的时候,她还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听我说完访问中国女修行人的愿望之后,她答应了我的探访请求。我很乐观地把这件事视为“已经搞定”。后来,当我走到四川,这个女孩和她的故事已经在网络和媒体上走红,她仍在弘法,但受到很多非议,后来她不再接受探访了,先前的承诺,不了了之。

也是因为网络搜索,我听说了温州的一位女道长,她住在深山,收养了许多被抛弃的孩子。通过一些道教徒的帮助,我知道了通往那座道观的路线。

阅读也是重要的线索来源。

我喜欢的作家比尔·波特,他的两本作品《空谷幽兰》和《禅的行囊》,都提到了女修行者。我记录下其中让我特别感兴趣的尼众寺庙(湖北四祖寺的下院黄梅庵,江西的大金山寺),将它们列入旅行计划。

我相信线索隐藏在空气里,上天会向我展开奥秘,因此,我留心倾听,渴望获得信息。

2014年3月,和同事衷声喝咖啡的时候,她提起青海湖的湖心,那里有个小岛,叫“海心山”,岛上生活着一些闭关修行的人。

青海湖是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极为严格,湖上没有旅游船,只有很少的保护区船只才能进去。因此,这个小岛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遁世之地,那里面的闭关者,是真正在修行的人,而且岛上有一座女众道场,名叫“莲花庵”,这一切都完全符合我的旅行主题。

通过朋友的牵线介绍,我给青海省旅游局写了封信申请参观,语气尽量正规。

“领导,您好。我曾为杂志撰写过多篇封面报道、长报道、特写。青海湖是我国最著名的自然景区之一,海心山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自然价值、环境保护价值、人文宗教价值。我希望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对青海的优质旅游资源、文化宗教传承做出力所能及的正面报道,让都市人群对青海湖产生更大的旅游兴趣。因此,申请以随行观察的身份,在2014年7月随青海相关部门组织的登岛考察队伍,前往海心山一游。特此申请,希望予以批准。谢谢。”

邮件发出,对方回复让我等候,有船的时间大概是7月,具体日子不好说,等通知。我在旅行计划里注明,“海心山,已搞定,7月或8月”。

另一个我特别看重的地方是山西普寿寺,这里有著名的五台山尼众佛学院,住持是大名鼎鼎的如瑞法师。我去过五台山三次,从没见过普寿寺的大门打开的样子。她们只接待比丘尼或居士,还需事先预约,取得寺庙允许。像这样的修行道场,是很难被采访函打动的。

幸好我找到了和这里有关联的朋友——一位跟着如瑞法师修行了几年的女居士,帮我牵线。虽然和海心山一样,暂时不能确认访问时间,但都被我视为“已经搞定”。

我甚至把求助电话打去了拉萨。杂志编辑部有一个实习生,人称“杨拉拉”,毕业后去了拉萨电视台,对西藏,她比我熟。长途电话里讨论半天,她给了一条宝贵建议:“汉藏之间,语言门槛比你想的还要大,你得把深入交流的期待放在汉地道场。”此前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件事,听杨拉拉一说,确实是这个理。于是,我把计划在藏区的时间缩短,把汉地的旅行时间延长。

一些老关系,我也重新联系起来。2013年年底,我采访了四川甘孜色达五明佛学院的索达吉堪布,当时我问堪布,如果要去色达五明佛学院采访一些在那里修行的女性出家人,可不可以。堪布和蔼,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又给堪布的弟子打电话,她们答应,等我7月份去佛学院的时候,会帮我预订住宿。

目的地增增减减,百度地图、Google地图,整天开着。把心中比较确定的方位,都用红色的小旗标标注出来,然后看哪些庙离得近,怎么走才最合理。最后决定,先走沿海,再去华北、华中,然后是青海、四川、云南、西藏。

对着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做规划,在省和省之间设计路线,有一点指点江山的豪情。也是第一次发觉,中国真大。我这才意识到,做这样的旅行,要花不少钱。

我试图找一个赞助商。如果有赞助商,就可以找一个旅伴,全程拍摄视频,不但多一份影像资料,还能回馈商家,植入、冠名,都可以。想了很多可以植入的东西,户外服装、笔记本电脑、纸质笔记本、食物、睡袋、移动社交软件,甚至Johnnie Walker……自我感觉商机无限。我写了一份视频招商计划,用Word文档写的,发给两个做销售和市场工作的朋友,他们很认真地看了,然后告诉我这没什么希望,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作者写一本小众的书,很难得到商业机会。

我只能带自己的积蓄,还有出版人Kevin预支给我的一笔稿费出发。我最初的设想是请一个纪录片摄影师。抱着一线希望,给一些自己喜欢的摄影师发信息,说有这样的一次旅行,我没有钱,但是你愿不愿意为了出一个摄影作品,跟我一起走。都被婉拒了。

也问了一些喜欢旅行的朋友。有些人感兴趣,说在合适的时间和我会合。不过最终并没有人来。

这注定是一个人的旅程,完全由我自己的判断决定每一天的去向,它将是我用双脚和内心,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出来的旅行。

2014年6月1日,距离出发还有两天,不安全感全面爆发。首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挺过三个月的旅程,这辈子还从未尝试连续旅行那么久。其次,在那些寺庙或者道观中,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流吗?然后,我能写出什么?

焦虑中,我疯狂刷新各种网络社交软件,搜索“叶南”这个名字。《禅的行囊》的成功,有一部分应该归功于他的翻译。这一刻我对旅途好茫然,疯狂地嫉妒叶南,如果换成是他就不会有任何迷茫了吧?我疯狂寻找有关他的信息,无果。这人就像隐士一般。

于是痛悔自己为什么那么爱好网络社交,开始折腾自己的几个账户,删去“特别没范儿”的一些微博。在微信朋友圈宣布暂时告别。后又觉得矫情,删去“告别”,宣布“不告别”;把微信通讯录里的所有人拉黑,后又觉得没必要,把所有人都又放出来。

6月2日,再一次读叶南的文章《重访空谷幽兰》。除了平静,还意识到这其实是篇吐槽文啊,但是“吐”得非常平静,非常有学问。查了一下叶南提到的“终南山物学院”,一对隐居山中的诗人夫妇创办了这个道场。2014年6月,这对夫妻正在微博上忙乎,一个在谈论新闻热点,一个在众筹印刷诗集,过着颇为热闹的网络生活。

重读《转山》,给自己壮胆。读到“转山之前,妈妈送谢旺霖去机场,边哭边开车回家”,心想,我还好,也许因为我的父母和朋友都太文艺了,基本上没有人提出反对。老天爷一直开绿灯,那么多人都在帮忙,以至于我的焦虑到行前才爆发出来。这种焦虑,概括言之: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能干好这事的人,因为我不够仙风道骨,我不够内敛沉淀,我过于追求被关注。

旅行第一阶段要用的东西,终于都在一条瑜伽垫上放下了:

轻便的碳纤维登山手杖和折叠雨伞;洗漱用品、防蚊贴、防晒霜、挂耳咖啡包;手机,备用手机;移动电源,备用移动电源;录音笔,备用录音笔;相机,备用相机;随之而来的多种充电器;照片打印机和打印相纸;Kindle和笔记本;四条易干的棉质裙子、内衣、夹脚拖鞋、徒步鞋、棉质长裤、冲锋衣。

一切都没有准备好,就是这感觉。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