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市西)人，是盛唐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父亲处廉，官至汾州司马。王维早慧，工诗善画，博学多艺。十五岁离乡赴两都谋求进取，不久即以自己的才能博得了上流社会的青睐。开元九年(721)，进士擢第，解褐为太乐丞。同年秋，因太乐署中伶人舞黄狮子事受到牵累，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十四年春秩满，自济州离任，到淇上为官，不久弃官在淇上隐居。约在十七年，回到长安闲居，并从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佛。二十一年十二月，张九龄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五月又加中书令，此后不久，王维作《上张令公》诗献给九龄，请求汲引。二十三年春，九龄擢王维为右拾遗。二十五年，张九龄受到李林甫的排挤、打击，谪为荆州长史。王维对此很感沮丧，曾作《寄荆州张丞相》诗，抒发自己黯然思退的情绪。同年，王维奉命出使凉州，并在河西节度使幕中任职。二十六年，复返长安，官监察御史。二十八年，迁殿中侍御史。是年冬，知南选，赴岭南。二十九年春，自岭南北归，辞官隐于终南。

从以上对王维前期生活经历的简要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二十一岁登第之后，在仕进的道路上多遇挫折，并不得意。这一时期有两件事对王维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件事是谪官济州，在《被出济州》一诗中，诗人对自己的遭贬感到愤懑不平；居济州时，他结交了不少失志的下层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黑暗面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另一件事是张九龄的被贬和权奸李林甫的上台执政，这使诗人感受到政治环境的险恶，产生了退出官场的想法。但是，总的说来，王维青壮年时代所生活的开元年间，社会经济繁荣，政治也比较清明，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的熏染下，当时的士人大多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王维也是如此。在《献始兴公》一诗中，他对开元贤相张九龄任用贤能、反对朋比阿私的政治主张，由衷地赞美，表现了自己进步的政治理想。当他在仕途上遭遇挫折、弃官而隐的时候，济世的抱负也并没有消退，《不遇咏》说：“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正是由于这种积极的思想，使得这一时期王维的眼光始终注视着现实，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敢于直截了当地给予抨击，从而写出了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诗作。

王维于开元二十九年(741)隐于终南，然而，天宝元年(742)又出为左补阙。他的复出任职，或许是因为家贫(《偶然作》其四云：“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有老母需要奉养，也可能由于不能过清贫的生活。自天宝元年至安史之乱爆发，王维除一度因丁母忧离职外，一直在长安为官，职位也依唐代官员迁除常规，由从七品上的左补阙，逐渐升迁到了正五品上的给事中。天宝时代，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朝政日趋黑暗腐败，诗人的进取之心和用世之志也逐渐销减殆尽。《赠从弟司库员外》说：“即事岂徒言，累官非不试。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世意。”天宝年间，李林甫为剪除异己、巩固自身的地位而大兴冤狱，这首诗即道出了诗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为官的内心矛盾和隐忧。对于李林甫专权时期的政治，诗人没有任何幻想，从这点看来，他是清醒的；但是，对于黑暗政治他又不敢表示反抗，而企图逃避现实，高蹈遗世，这又是消极的。不过，诗人并不想同流合污。天宝五、六载，苑咸作诗嘲笑王维久未迁除，王维答云：“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扬子解嘲徒自遣，冯唐已老复何论！”(《重酬苑郎中》)苑咸是李林甫的亲信(《新唐书·李林甫传》称李“善苑咸、郭慎微，使主书记”)，他既有意相怜，王维自可藉之自进，然而他却说：丞相(李林甫)无私，禁绝请托。表面上称赞丞相，实际表明自己不愿为了升官而走苑咸的门路。此时，他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在蓝田辋川购置了别业，经常在公馀闲暇游息其中，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

这一时期，诗人的“遗世意”使他更加倾心于佛教；而对佛教信仰的加深，又导致他进一步“遗世”，两者互为因果。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讲一切皆空，企图证明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王维在其有关佛教的诗文中，谈得最多和最热烈的，即是佛教的这种思想。佛教的空观，使他看破一切，任遇随缘，与世无竞；同时也使他从中获得某种精神安慰，得以摆脱苦闷，保持心境的宁静。这有助于他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探寻美和发现生活的乐趣。然而，王维毕竟是现实的人，不可能真正“遗世”，做到完全超脱。这时，他还在长安为官，不得不与当权者应酬。他追求山林隐逸之乐，但在隐逸的悠闲恬适之中，有时也微露出对现实的不满。所以，不能把这一时期的王维同开元时代的王维截然分开。这一时期，王维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以至于被后世目为山水田园诗人；然而，他同时也写作了不少其他题材、内容的诗歌。

天宝十五载(756)，安史叛军攻陷长安，王维扈从玄宗不及，被叛军俘获。他服药取痢，“伪疾将遁，以猜见囚”(王维《韦斌神道碑铭》)。寻被缚送洛阳，拘于龙门菩提寺。在寺中，曾赋《凝碧诗》，抒写内心的哀痛和对朝廷的思念之情。不久，安禄山强迫他当了给事中。至德二载(757)，唐军收复两京，做过伪官的人都依六等定罪，王维得到唐肃宗的特别宽宥而免罪，接着复官，授太子中允。后迁中书舍人、给事中，终尚书右丞。这个时期王维的思想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因曾任伪官而甚感愧疚，对佛教的崇信愈益加深，《叹白发》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另一方面，他又对皇帝的宽宥和擢拔十分感激，思欲报效朝廷，打消了原先准备退隐的念头。自安史之乱爆发至诗人辞世，只有五年多时间，所以他这一阶段的诗作不多。但其中并非没有佳篇，至于所流露的思想情绪，也不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大多是颓唐消沉的。

二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〇说：“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在中国诗歌史上，王维是以擅长描写自然风景著称的。他的山水田园诗，多喜欢刻画一种宁静幽美的境界。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写秋日傍晚雨后的山村，显得多么恬静优美！《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动写静，渲染出了春天月夜溪山一角的幽境。同是描写幽静的景色，也呈现出缤纷多姿的面貌。如“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辋川别业》)、“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等，色彩鲜丽；《辋川集》中的不少篇章，则清淡素净。他还有些诗勾画出了雄伟壮丽的景象(如《汉江临眺》、《终南山》)，读者于此可“看积健为雄之妙”(张谦宜《斋诗谈》卷五)。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见《东坡题跋》卷五)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谓“诗中有画”，是说王维的诗，能通过无形的语言，唤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使读者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一幅幅有形的图画。这话确乎道出了王维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王维是一个山水画家，他对自然景物的感觉敏锐，观察细致，善于抓住景物的主要特征，给以突出的表现。如《木兰柴》：“秋山敛馀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淇上即事田园》：“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皆着墨无多，即勾勒出一幅鲜明生动的图画。绘画讲究构图，他的诗也很注意景物的安排、布置。《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漠辽阔无涯，长河纵贯其中，远方地平线有圆而红的落日，近处长河边有直而白的孤烟，四种景物安排得多么巧妙、得当，构成了一幅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图。另外，他的诗也像绘画一样，注意色彩相互映衬的美，如“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春园即事》)，都以色彩的对照，组成一幅鲜艳明丽的图画。王维在他的诗中，还特别喜爱和擅长描写听觉里的事物，把这当作构成诗中画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半雨，树杪百重泉。”这是一个具有立体感的画面，那响彻千山的杜鹃啼鸣，声震层峦的崖巅飞瀑，使画面显得更加生动逼真。

王维的诗中画都不是风景写生式的。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三说：“右丞工于用意，尤工于达意，景亦意，事亦意，前无古人，后无嗣者，文外独绝，不许有两。”指出了王维诗中的景，都是服务于表达情意的。诗人往往结合自身的印象和感受来刻画山水，《汉江临眺》：“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写汉江的壮阔、浩淼，全从个人的印象和感觉着笔。这样写，更能唤起读者的想象，传达出山水的神韵。他还善于在写景中表达自己的心情。如《秋夜独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以秋夜的静寂之景烘托出诗人的寂寞悲凉心情。《酬张少府》：“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写隐居田园的闲适生活，景、情水乳交融。总之，王维的写景诗，能做到使山水的形貌、神韵与诗人的情致完美地统一起来，给人以浑然一体的印象。由于王维笔下的景，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为“我”之心所融会的物，所以读者便感到他诗中的景物形象，不仅做到形似，而且追求神似，达到了两者的统一。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所表达的情意，多为隐者流连山水的闲情逸致，有的还流露了离世绝俗的禅意，因而说不上有多少社会意义。不过，也应该说，这类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感情，主要是安恬闲静，而非冷寂凄清。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非但流露了离尘绝世的思想情绪，还表现了诗人沉浸在寂静境界中的乐趣。又如《山居秋暝》，既写出秋日傍晚雨后山村的幽美景色，又表现了诗人陶醉于这种景色中的恬适心情。再如《新晴野望》、《辋川别业》，也流露了作者摆脱官场纷扰、回到乡间隐居的愉悦之情。而且，这类诗歌所刻画的幽静之境，是大自然之美的一种反映，对人们始终具有吸引力，所以千百年来，这些作品一直能够为人们所喜爱和欣赏。

在山水田园诗之外，王维还有大量其他题材、内容的作品。由这些作品不难看出，王维不仅工于写景，而且善于写情。王维是个重友情的人，在他的集中，表现友情的诗歌数量甚多，与其山水田园之作大抵不相上下，内容多述朋友间相思别离之情及相互关怀体贴、敦励慰勉之意。这类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大都写得充满感情，真挚动人，如《淇上送赵仙舟》、《送杨少府贬郴州》等都是例子。这类作品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采用借景寓情、以景衬情的方式。《奉寄韦太守陟》：“寒塘映衰草，高馆落疏桐。”以萧索的秋景衬托思念故人的惆怅之情。王维很善于运用其高超的写景技巧于非山水田园诗的写作，常在这类作品中安插动人的写景佳句，使全篇为之增色。也有不少作品，采用直抒心声、主要以情语成文的表达方式。如《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两句情语，妙在写惜别的绵绵情意却不道破，很有回味的馀地。语言也自然真率，“自是口语而千载如新”(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又如《送别》、《送沈子福归江东》等，都有语浅意深、馀味不尽之妙。王维集中有少量表现亲情的诗歌，同样充满感情、自然含蓄。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表现节日思亲的普遍感情，含蕴丰富。后二句“不说我想他，却说他想我，加一倍凄凉”(张谦宜《斋诗谈》卷五)。

王维今存写闺思、宫怨、爱情等的诗歌，有十馀首。在这些诗中，作者对封建时代妇女的不幸遭遇，往往抱同情态度；诗歌的艺术表现，大都有蕴藉、委婉之长。如《息夫人》：“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末二句只描摹饼师之妻的情态，“更不著判断一语”(《渔洋诗话》卷下)，既表现出一个无法抗拒强暴势力凌辱的弱女子内心的无限哀怨，同时也流露了诗人对她的同情和对宁王的不满。又如《失题》、《杂诗三首》、《早春行》等，无不善于体会描写对象内心的委曲之处，把她们的深长之情委婉动人地表现出来。

王维写过一些揭露社会上不合理现象、抒发内心愤慨不平的诗歌。这些作品有的直抒胸襟，如《寓言二首》其一，直截了当地抨击那些无“功德”却占据显位的贵族子弟，向他们提出义正辞严的责问，倾吐了自己胸中的垒块不平；有的成功地运用对比手法，来控诉社会的不公正，如《偶然作》其五，只把“斗鸡”的“轻薄儿”与饱学的儒生的不同境遇作鲜明对比，诗人的愤懑不平之情就自然涌出；还有的采用比兴寄托的方式，来表达这同一思想感情，如《西施咏》借咏西施，寄寓了怀才不遇的下层士人的不平与感慨。

王维写了许多首歌咏从军、边塞、侠士的诗篇。他的这一类诗歌多着眼于写人，很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恰到好处地把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来。如《燕支行》多用烘托手法来表现“汉家天将”的英雄气概和报国决心；《出塞作》则通过敌我双方的对比描写，鲜明地凸现了唐军将士不畏强敌的勇武精神和昂扬斗志，《从军行》通过描写战士们在战场上的行动来展现他们的英雄气概；《观猎》则通过写日常的狩猎活动以刻画将军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老将行》、《陇头吟》同写功勋卓著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将的内心世界，前者采用平实叙事的手法，后者则“空际振奇”(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选取陇关这样一个边防要塞作为背景，巧妙地将“长安少年”与“关西老将”联系起来，用“长安少年”来反衬“关西老将”。《使至塞上》和《送张判官赴河西》皆抒写出塞的壮志豪情，前者“用景写意”(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三)，后者则更多地采用直接抒发的方式。《夷门歌》、《少年行四首》都是写侠士的诗，前者主要用叙事手法来表现古代豪侠见义勇为、慷慨磊落的品格，后者则多通过描写游侠少年的某一典型活动，来揭示他们的豪迈气概和爱国热忱。

王维还写了一些言志述怀的诗，如《被出济州》、《献始兴公》、《不遇咏》、《寄荆州张丞相》、《冬夜书怀》、《冬日游览》等等。这些诗歌表达感情的方式与特点，同他的那些写友情的诗歌大抵接近，此不赘述。

王维诗歌的语言，清新明丽，简洁洗炼，精警自然。不论是写景还是言情，如“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杂诗三首》其二)、“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送沈子福归江东》)等，都对语言作苦心锤炼，然并无炉火之迹，语语天成，自然而工。王维的诗还具有声韵和谐、富于音乐美的优点。又，他诸体诗并臻工妙，无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还是四言诗、六言绝句、骚体诗，都有佳制，这在唐代诗人中是颇罕见的。

关于王维诗歌的风格，历代诗评家有过许多评述。综括他们的意见，大致认为清淡自然是王维诗歌最突出的风格。这一风格首先体现在诗人的那些反映隐逸生活情趣的山水田园之作中。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写景、述情，皆似信手拈来，毫不著力，可谓平淡、自然之至。然而这种“淡”，并非淡而无味，而是淡而浓，淡而远，这是艺术纯熟的表现，是千锤百炼的结果，所以方回称赞此诗“有一唱三叹不可穷之妙”(《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三)，纪昀也说“此诗之妙，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同上)。胡应麟曾称王维是“五言清淡之宗”(《诗薮》内编卷四)，这大概是由于他的那些具有淡远风格的诗歌，多采用五言形式(五古、五律、五绝)的缘故。但并不能反过来说王维的五言诗，都具有淡远风格。如他的五律，就不是只具有一种风格，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九说：“右丞五言律有两种，一种以清远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也；一种以雄浑胜，如‘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是也，当分别观之。”他的五古，也同样不是只具有淡远一格。至于七言诗中，具有淡远风格的作品就较少了。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八说：“右丞、东川、常侍、嘉州七古七律，往往以雄浑悲郁、铿锵壮丽擅长。”施补华《岘佣说诗》说：“摩诘七律，有高华一体，有清远一体，皆可效法。”实际王维的七律不止具有这两体。他的七绝也同七律一样，具备多体。总之，一个大诗人不会只具有一副笔墨，王维诗歌的风格也是多样的。当然，诗人最具自家面目、最独树一帜的风格，是清淡、简远、自然。这种诗风，使他能够在百花争艳的盛唐诗坛里卓然特立。但是，他的许多其他作品，或雄健，或浑厚，或奇峭，或壮丽，或婉曲，或平实，或俊爽，或秀雅，也都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王维是开元、天宝时代最有名望的诗人，当时李白、杜甫的名望都不如他。唐代宗曾称王维为“天下文宗”、“名高希代”，唐窦臮《述书赋》窦蒙(臮之兄)注也说：“二公(王维、王缙)名望，首冠一时。时议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论笔，则曰王缙、李邕。”天宝末年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其《序》云：“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列王维为盛唐诗人之首而不提李白。直到贞元、元和时，李、杜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才高于王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颇为复杂，这里姑置不论，而只想提出一点，即由于王维在诗坛的盛名，他对当时诗歌的影响应该是相当大的。另外，开元年间是唐代诗风转变的时期，这时，南朝遗留下来的绮艳柔靡之风得到了根本扭转，从王维的名望与影响看，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应该也是相当大的。

三

王维今存诗三七六首，本书选入二〇五首。入选的标准，主要看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同时也兼顾各种体裁、内容、风格以及各个时期的作品，希望能从各个方面来反映王维诗歌的成就。

入选的作品，分为“编年诗”、“未编年诗”两个部分。“编年诗”按写作年代的先后排列。对作品的写作年代，均在各诗的第一条注释中分别说明。限于篇幅，未能一一详述编年的依据。读者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自参阅拙作《王维集校注》和其中的附录《王维年谱》。“未编年诗”分体排列，其顺序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

本书对入选的作品都作了较详细的注释，难解之句还加了串讲。又对入选的大部分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分别作了扼要的评析(见于第一条注释)，这对读者理解作品或许会有一些帮助。

拙作《王维集校注》对王维的诗文作了认真的校勘，它以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简称赵注本)为底本，校以多种赵氏未曾见到的重要古本，改正了赵注本的不少误字，故本书入选作品的文字，悉依《校注》。为省篇幅，《校注》对赵注本的校改及其依据，本书一般略去不述，但对各本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异文，则择要作校记加以反映。校记中涉及的版本，除赵注本外，尚有：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简称宋蜀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王右丞文集》(简称静嘉堂本)、元刊本《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简称元本)、明刊十卷本《王摩诘集》(简称明十卷本)、明顾氏奇字斋刊本《类笺唐王右丞集》(简称奇字斋本)、《全唐诗》。此外，尚有《唐人选唐诗》、《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纪事》、《万首唐人绝句》、《乐府诗集》等书。作校记时，有数本文字相同者，仅举出一、二本作代表，而不一一详列各本。校记不另列条目，并入注文之中。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同志的不少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铁民

一九九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