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1130），朱熹在南剑州（治所在今福建南平）尤溪县城外毓秀峰下郑氏馆舍出生。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别号晦庵、晦翁、遯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祖籍徽州婺源县（今江西婺源）松岩里。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病危，临终前将家事托付给崇安刘子羽，并留下遗言，叫朱熹向胡宪、胡勉之、刘子翚三人求教。朱松死后，朱熹遵嘱从建州（今福建建瓯）城南迁居崇安县五夫里，师事胡宪等三人。刘子羽等将他看作子侄，刘勉之还将女儿嫁给他。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中进士。二十三年，拜李侗为师。李侗受学罗从彦，是杨时再传弟子，而杨时则为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门下四大弟子之一。朱熹年轻时好佛、道之学，自入李侗之门，始专心儒学，致力于日用之间的切实工夫，他曾用“鸢飞鱼跃”四字，来概括自己这时学术思想的转变。

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在任三年。这是他第一次从政。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朱熹一直在崇安著述讲学。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内禅，孝宗（赵眘）即位，因国事日非，乃诏求直言。朱熹应诏上《壬午封事》。次年（隆兴元年），蒙孝宗召见，在垂拱殿奉事，连上三札，重申前议。这几篇奏议集中体现了朱熹早年的政治主张，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 论帝王之学，希望孝宗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做起，穷究事物之变，应接天下之务；二、 论抗金复仇之义，强调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三、 论本原之地，提出“正朝廷”、“立纪纲”、“厉风俗”、“选守令”的主张。

孝宗淳熙五年（1178），朱熹被任命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次年到任。这是他第二次从政。当时正值灾荒，朱熹竭尽全力，筹办赈济，减免赋税，修筑江堤，助民度荒。同时积极办学，在庐山修复了久已废弃的白鹿洞书院。淳熙七年，诏监司、郡守陈述民间利病。朱熹应诏上《庚子封事》，言天下大事，以体恤百姓为最，而体恤百姓之本，又在君王正心术、立纪纲；指责孝宗不信先王大道，亲近嗜利无耻之徒，不能体恤百姓、报仇雪耻。据史载，孝宗阅后，勃然大怒说：“这不是将我看作亡国之君吗！”淳熙八年，浙东饥荒，朱熹被任命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在任期间，他访察民情，弹劾了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暴敛的官吏，和兼并土地、拒绝赈粜的豪强，从各个方面赈灾救荒，并随时谋划，以为久远之计。

朱氏原为婺源著姓，但由于朱熹祖父以上三代都不曾出仕，故家境败落。朱熹父朱松长期被排挤，职位卑下，俸禄甚微，以至居无守所，死后安葬在公共庙田之中。朱熹迁居崇安，生活费用全靠刘子羽资助。他一生从政时间甚短，收入有限，平日生活十分节俭；加上长期居住乡间，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对他们怀有同情之心，故能在任职期间尽力做一些有利百姓的事。

朱熹在知南康军、出使浙东之时，有以身殉国意，故不畏危难，兴利除害。但当时腐败的官僚政治，使他实在无法有所作为。特别是他在淳熙九年（1182）弹劾前知州唐仲友的不法后，唐的姻亲宰相王淮顿时翻脸，极力诋毁朱熹，攻击道学。在这种打击下，朱熹再次提出辞呈。此后数年，一直闭门不出，潜心讲学；但忧国之意，实难忘怀。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应召进京，有人在路上对他说：“当今皇上厌恶正心诚意之说，你千万别谈。”朱熹答道：“我生平所学，只此四字，怎么可以隐藏在心中，欺骗皇上呢？”同年，他上了著名的《戊申封事》。在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宏文中，朱熹指出，当时天下大势如人重病在身，十分危险。认为天下大事本在君王之心，君王心思端正，天下之事就无一不正；君王心术不正，天下之事就无一能正。提出眼下最需急办的事是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项。和以往一样，朱熹在封事中还痛斥了君王亲信、朝廷大臣的贪婪无能。朱松是个激进的抗金派，因上书反对议和，得罪秦桧，被排斥出朝，而为时人推重。朱熹自小就继承父志。在孝宗即位之初，他上封事，力主抗金，反对和议。而在这篇封事中，对此却置而不论。其原因在于：朱熹认为早先宋朝尚有恢复中原之望，此时由于纲维懈弛，国内矛盾重重，若不先整饬内务，根本就无力抗击敌人。因此，不能说他当时已把抗战之事抛在脑后。实际上，他正是将端正君王心意、整饬国家纲纪，作为收复中原的前提。据史载，这篇封事上奏之时，孝宗已经就寝。看到封事后，急忙起身，秉烛夜读，被朱熹的忧国热诚深深感动。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内禅，光宗（赵惇）即位。朱熹受命知漳州，次年（绍熙元年）到任。在任期间，朱熹破除了当地的一些陋俗。当时贫民失去产业，却仍须纳税；而富豪产业日多，纳税反少，因此苦乐不均，公私受弊。针对这种现象，朱熹提出“经界法”。其基本内容是，通过核实田亩以确定税额。由于这项措施触犯了地方豪绅的利益，故未能实行。绍熙四年（1193），朱熹被任命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次年到任。尽管朱熹对下层民众的困苦怀同情之心，并且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农民暴动，都是由于饥饿和官吏的逼迫造成，但他还是反对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在任期间，他用镇压、安抚、存恤等种种办法，平息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起义。与此同时，朱熹还创办了岳麓书院，希望通过儒家教育，消除民众的反抗意识。

绍熙五年（1194），光宗内禅，宁宗（赵扩）即位。由于宰相赵汝愚的推荐，朱熹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他利用进讲之便，多次攻击执政韩侂胄。韩侂胄为太皇太后亲戚，且有拥立宁宗的决策之功。朱熹对韩的攻击，引起了宁宗的不满，同年将他罢职出朝，让他回建阳县（今福建建阳市）居住。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罢相，次年遇害。韩侂胄指使党羽，上疏指控朱熹罪行，称道学为“伪学”。庆元四年，又订立“伪学逆党籍”，“伪学”进而变为“逆党”，史称“庆元党禁”。当时朝廷对所谓党人排摈诋辱，可谓无所不至，使得人人自危，以至无所容身。朱熹也曾多次离家出走，到各处避难。但在此期间，他仍不忘著述讲学，直到临终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及《楚辞集注》。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考亭沧洲精舍去世，年七十一岁。十一月，被安葬在建阳唐石里（今黄坑镇）大林谷九峰山下。

二

朱熹的一生，从政时间前后共计才七年，立朝仅四十余日，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建树。朱熹所以能名重一时并影响后人，在于他对当时所有的学说进行了分析研究，综合扩充，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戴震指出，理学的“理”，实从道、佛的“真宰”、“真空”转化而来。宋代理学家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取道家有关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观点和佛教的思辨哲学，将“理”看作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万物产生的本原，其治经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理学。

朱熹哲学的基石是理气说。理为形而上之道，气为形而下之器。理是先天的、永恒的，是物质世界存在的本原。理始终处在“动静无端”的循环运动中。经过自我分化运动，理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物质性的气。故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但理为气主，理在气先。

理在产生气之后，便作为气的本体或本质存在于气之中，人是理与气结合的产物。人所禀赋的天理产生“天命之性”（道心），而所禀赋的气质则产生“气质之性”（人心、人欲）。朱熹继承了二程、张载的人性论，认为气质之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以天理克服人欲，用道心主宰人心。

朱熹的认识论是“格物致知”说，格物的目的是致知。理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但要穷尽抽象的理，却离不开具体的物。故朱熹说，他的学问乃铢积寸累而成。出于穷理尽性的需要，朱熹还主张以践实（即躬行实践）和居敬（即遇事专一）为主要的修养功夫。

朱熹经常提及事物的对立性，看到自然界的现象有阴阳、昼夜、清浊、高下、大小等差别。他指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在一个统一体中，必然存在着两个互相矛盾、又互相依赖的对立面；正是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现象，才促成了万物的发展和变化。他对《周易》中“化而裁之谓之变”一语，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事物运动的形式有“化”和“变”两种；“化”是渐渐转变的量变，“变”是前后截然不同的质变；这种“变化”，也是相对的，不可分割的。在他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中，不乏辩证的思想。

朱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可是《十翼》在解释经文上却多依据义理，故解《易》应该象数与义理并重。他受到当时民间文艺的影响，力破《诗序》的穿凿之弊，就诗论《诗》，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风》中有不少淫诗，对后人进一步从纯文学的角度研究《诗》有启发的作用。就《春秋》而言，他对传统注疏的穿凿附会十分不满，认为圣心正大，不应如是。朱熹研究“五经”，完全不受传统的束缚，而以自己独特的眼光进行研究，从中显示出他超人的识见。朱熹一生精力，主要在讲解“四书”，剖析疑似，辨别毫厘，阐扬微言大义。他以自己的哲学解释《大学》、《中庸》，极力说明格物、穷理的重要，将“诚”说成是宇宙与人生二者之间一贯的原理。前人认为，理学的根本精神，就体现在朱熹对这些经籍的注释之中。

淳熙二年（1175），朱熹、吕祖谦和陆九龄、陆九渊在信州（州治在今江西上饶）鹅湖寺相会，讨论学术异同。这次会晤，充分反映出理学内部以朱熹为代表的（狭义）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之间的重大分歧。朱熹认为天地万物都禀理而生，心则是天理的体现。由于心常为物欲所蔽，故要使心复归于明，必须就事事物物穷理。而陆九渊则认为心就是理，把心直接看作世界的本体，人的认识只需通过内检省察的功夫，无用外求；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有“我”和我的理性——心。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说：宇宙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陆九渊主张“尊德性”，批评朱熹学派不求诸本心，而专意于名物度数的追求，只是一种艰难支离、劳而无功的事业。朱熹则认为不能专谈“尊德性”而不重“道问学”。他指出治学的方法，最好是居敬（存心）和穷理（致知）二者的并用，从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中来启发内心的知识。他还批评陆九渊的言论全是禅学，只是变其名号而已。

孟子提出有两种治道：王道和霸道。朱熹认为，三代帝王行天理，是王道；汉唐以来行人欲，是霸道。因为后来的统治者，都只是满足自己的淫欲，而不顾百姓的利益。儒家在政治上以德治为基本主张，朱熹以儒家正统继承者自命，必然主张依据仁心，施行仁政，将道义作为一切政治设施的准则。认为一切急功好利的措施，以及权谋术数之用，都应在排斥之列。由此，他批评了陈亮等人的事功之学。同时，他也遭到了功利派的反批评。陈亮等人明确指出：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根本无补于国计民生，提出一切应以实用为主，以合时宜为主。朱熹所注重的，确实是超现实的、抽象的理。但他行天道、植纲常的政治伦理观，对激发民族意识、培养浩然正气，却能起一定的作用。后来的民族英雄如文天祥、谢枋得、顾炎武等人，都笃信朱学，受其影响，便是很好的说明。

据史载，朱熹刚会说话时，朱松指着天对他说：“这是天。”朱熹就问道：“天上面又是什么？”朱熹自称，他还在五六岁时，就已为天地外究竟有些什么东西而烦恼。正是这种好疑和钻研精神，使得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朱熹指出：宇宙间当初只有阴阳二气。气在摩擦、运动之中，生出许多渣滓（气团）。这些渣滓（气团）的凝积聚集，便形成了日、月、地球、星辰。这比西方康德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要早近六百年。他认为宇宙无穷无尽，地球在天的中间，形如馒头，随天转动。他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地球自转和公转的道理。他认为月蚀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地球转到月亮前面，将它的光遮住了；指出星辰之光并非太阳的反照，而是它们自身能够发光。在地理学上，朱熹提出了“水随山行”说。尽管他生平未曾到过北方，但通过披阅地图，却能正确地推知北方某些水系的流向。他从高山上有螺贝壳生在石中，断定这里原是大海，后来变迁为陆地。这比西方达·芬奇发现化石也要早三百年。朱熹认为第一个人由“气化”而成，是自然变化出来的；而在西方，直到七百年后达尔文出现，才推翻了上帝创造人的说法。他指出万物所以各异其形、各殊其性，是由于“气种”（遗传因子）在起作用，而这正是当代科学研究的一个课题。他还推究宇宙生命无论大小，无不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他还正确解释了许多自然现象，破除了不少传统的迷信看法。

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变化气质之性，恢复本然之性，使青年都能以圣贤自任，从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为此他提出教育必须诱导学生实践下列五项步骤：立志、坚毅、用敬、求知、践实。他对当时的科举和学校均深为不满，认为科举已经百病丛生，是“法弊”；理想的学校，应分小学、大学二级：小学注重礼、乐、射、御、书、数之“事”，大学则注重致知、格物之“理”。他采取启发式的教育手段，要求读书之前，必须提出疑问，在读书过程中逐渐消除疑问。朱熹一生从事教育五十余年。他主办的白鹿洞书院，是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他亲手制订的《白鹿洞学规》，也成了各书院的楷模。朱熹死后，他的学生也都仿效先师，在各地讲学，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全祖望称朱熹“致广大，极精微”。朱熹为了格物穷理，通过读书博览，成为孔子以后屈指可数的博学者。所谓“广大”，是指他的研究涉及经学、理学、佛学、史学、文学、乐律、教育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所谓“精微”，就是他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观察更加仔细，研究更加深入。由此，朱熹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综罗百代的大学者。

朱熹曾说，他的学说，不仅希望能在当代实现，还希望能对后世产生影响。这句话倒是应验了。朱熹生前并不得志，晚年更是厄运临头，就连学生为他送葬，也受到监视和限制。但在他死后九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他被追谥曰“文”；宋理宗自称读朱熹书，爱不释手。元、明以后，朱熹身价日增。明代下令天下学宫祭祀朱熹，科举内容基本上采用朱学。清康熙帝为《朱子全书》作序，称他传千百年已绝之学，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乃至有“宗孔子，不得不宗朱子”之说。朱熹学说，因此而风靡天下，盛极一时，支配和控制了士人的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御用哲学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朱熹的巨大影响，还传到国外。如日本在德川幕府三百年中，朱学在学术界一直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三

朱熹所处的时代，文学的实际势力和影响要比理学大得多。为了使人们皈依理学，朱熹必然要把文学作为攻击的对象，说出了作诗无益这样的偏激之言。但他实际上非常重视诗文“兴观群怨”的作用，陶冶情性的作用，言志抒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还认识到文学反映现实、推动斗争的作用，而对纯艺术的作品也不完全持否定的态度。朱熹的忧时之心，使他把这种认识付之实践，利用文学创作和批评，议论时政，抒写情怀，直接发挥了它的作用。

朱熹的文学观，和他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文道说，是和理气说相呼应的。作为一个理本体论者，朱熹认为文是道派生的。但他又强调理、气有别，因此不否认文的相对独立地位。由此，他并没有像某些理学家那样，唯道是尊，将文一笔抹杀。相反，他看到明道不能离开文辞，不学文则无以识事理之当否，因此一面强调“明理”，一面也注意“学文”。

朱熹的诗、文，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他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奏议、书信、序文，基本上都在谈道说理，论述时事，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诗则正好相反。“只凭诗律作生涯，到处山林总是家。”朱熹性好山水，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都赏玩不已。他的诗，大多是流连光景、吟咏情性之作。

清冯班说宋儒有四大病，其中一条是不会做文章。但朱熹应算是个例外。黄幹说他天才卓绝、学力宏肆；落笔成章，如同天造。朱熹自称年轻时爱读韩愈、曾巩之文；陆九渊称赞他的文章，也和曾文一样，简健有力。朱熹论诗，推重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认为好诗必须有自然之趣、隽永之味，屏除俗气，超然自得。同时，他又认为诗文必须劲健有力，故于当代作家，最推重陆游。正由于朱熹主张文质相兼，强调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在谈论创作时颇有独到之见，所以他自己所作的诗文，也都卓然成家，得到历代文人学士的好评。

朱熹一生，著述宏富。其中主要有《朱子大全》、《朱子语类》、《周易本义》、《书集传》、《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韩文考异》、《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川渊源录》、《近思录》等数十种。本书所选诗文，在朱熹全部著作中，可谓沧海一勺。要从这一勺水尝到海味，从中了解朱熹，实非易事。为了让读者看了本书之后，能尽可能多得一些收益，编者在选录时主要依据下面两个标准：一、 所选作品，具有较大的代表性，能比较集中地反映朱熹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又都具有一定的深度，至今仍能给人以启示和裨益。二、 所选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这一点，在选诗时，更是有所侧重。在今译方面，文以准确为主；诗则力求能保持原作的风神韵味。对那些短小且原文已通晓平易的绝句，只作注释，未加今译。

今译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书一定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黄珅（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