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词学的新旧交融

中国词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国词学如何走向现代的，如何适应新的语境而改造自身的，如何从“旧词学”转变为“新词学”的。“如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种方式和态度：扬弃传统，走向现代，从对立走向融合。

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近代化，以经学为主流的传统学术朝着现代科学化方向发展，传统的四部之学转化成现代的七科之学，作为七科之学之一的“文科”分化出大量的分支学科，比如哲学、文学、史学等，在文学方面则有诗学、词学、曲学等具体的分支。然而，无论在学科上有怎样的分野，它们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上大都比较一致，传统的“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研究方法，已被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和逻辑推衍的方法所取代，传统的教化观念被现代的美育思想所取代，一般学者多能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对传统知识进行谱系化的工作。对于现代词学而言，纯美的文艺观取代了传统的诗教观。

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为标志，中国词学开始它现代化的历程，来自西方的学术理念和入思方式闯进传统学术的领地。接着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主张“文学革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词学进行了一次改头换面的大变革，胡适编选《词选》及其所宣扬的词史观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使中国词学真正走上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无论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在学术理念上都发生较大的变化，推崇情感的真实和重视意境的创造成为现代词学的两大主脉。

这时，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在词学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在词学体系建构、词史研究、词籍整理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词籍整理看，辑佚、校勘、笺注、目录等都有突破性进展，出现了唐圭璋《全宋词》、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周泳先《唐宋金元词钩沉》、朱居易《毛刻宋六十家词勘误》、赵尊岳《明词汇刊》、陈乃乾《清名家词》等重要成果；从词史的撰述方面看，以刘毓盘《词史》出版为起点，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先后涌现出冯沅君《中国诗史》、王易《词曲史》、胡云翼《中国词史略》、胡云翼《宋词研究》、薛砺若《宋词通论》、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吴烈《中国韵文流变史》等词史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词学体系的建构更是成就显赫，从最早出版的王蕴章《词学》（1915），到三四十年代，先后有梁启勋《词学》、吴梅《词学通论》、汪东《词学通论》、胡云翼《词学概论》、任中敏《词曲通义》等著作问世，对词乐、词律、词韵、体制、作法都有精辟论述，并初步建构起现代词学的学科体系。正是在他们扎实的研究基础上，龙榆生发表《词学研究之商榷》一文，提出了现代词学的“八科”之说。当代学者王昆吾先生指出，20世纪初期的词学是一个传统与新变互动的过程，经历了改变旧传统、形成新传统、建立独立学科三个发展阶段，“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学科自觉的时代”。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词学”应该研究什么？又应该怎样研究“词学”？这是在学科自觉时代人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有的从起源角度入手，有的从体制角度着眼，有的从词的特性方面探讨，有的还从词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入手……他们的这些思考在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一道道思想印记。正是这些印记，为我们追索他们的思考路径，寻访中国词学现代化轨迹，提供了一条条便利可行的线索。

第一节 “词学”：从传统到现代

自从词发生以来，关于词的讨论即纷纭而起，有“乐府”、“乐章”、“琴趣”、“歌曲”、“诗余”、“长短句”等称谓，更有“别是一家”、“自有一种风格”、“诗之苗裔”、“意内言外”、“词者声学也”等说法，这样便产生了以词的体制、创作、历史为讨论对象的一门学问——“词学”。

一 “词学”的历史

以词为讨论对象的行为，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出现了，最著名者为欧阳炯《〈花间集〉序》，接着是北宋陈世修《〈阳春集〉序》、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黄庭坚《〈小山词〉序》等，南渡之际更有李清照的《词论》指点北宋词坛积弊，提出著名的“别是一家”之说。南宋时期，张炎《词源》是第一部系统讨论词学问题的专著，上卷论乐，为音律论；下卷论词，为创作论：它从音乐和文学两个方面开启了中国词学体系化的研讨历程。“词之有学，实始于张氏，而《词源》一书，乃为研究词学者之最要典籍矣。”然而，在唐宋还未出现用以指称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词学”一词，也就是说唐宋时期的词学研究有其“实”而无其“名”。

以“词学”指称“词”的研究行为，第一次出现在明代，这就是周瑛的《词学筌蹄》。周瑛（1430—1518），字梁石，号翠渠，莆田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弘治初官至右布政使。《词学筌蹄》现有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卷首有周瑛“自序”，作于弘治七年（1494）。这是一部词谱之书，它在体例上是前为谱后为词，此编以调为主，逐调为之作谱，目的是“使学者按谱填词，自道其意中事”。据此推知，“词学”一词，最迟在弘治七年（1494）已经出现，确切地说它是用以指称词的“图谱之学”，目的在于帮助初学者按谱填词。因此，在明末，词的“图谱之学”盛行一时，先后有张《诗余图谱》、程明善《啸余谱》、万惟檀《诗余图谱》问世。到清初，“词学”一词开始广为流行，所指也是基于创作目的的词谱词律之学。如邹祗谟说：“张光州南湖《诗余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筚路蓝缕之功。”田同之说：“近日词家，谓词以琢句练调为工，并不深求于平仄句读之间，惟斤斤守《啸余》一编，《图谱》数卷，便自以为铁板金板，于是词风日盛，词学日衰矣！”玄烨说：“唐之中叶，始为填词，制调倚声，历五代北宋而极盛。崇宁间，大晟乐府所集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调，后遂增至二百余；换羽移商，品目详具。逮南渡后，宫调失传，而词学亦渐紊矣！”

在清代，随着词学复兴之势的全面到来，对于“词学”一词的理解逐渐宽泛起来。康熙十八年（1679），查继培编《词学全书》，将《填词名解》《填词图谱》《词韵》《古今词论》合刻，向人们宣告“词学”这门学科应该包括词名释义、词谱、词韵、词论四个方面。康熙二十七年（1688），徐编《词苑丛谈》，将词学内容归结为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谐谑、外编六类，这是清代对“词学”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整理的初步尝试。此后，清代词学进一步开拓、发展，在词韵方面有吴烺的《学宋斋词韵》、叶申芗的《天籁轩词韵》、谢元淮的《碎金词韵》、戈载的《词林正韵》，在词律方面有王奕清的《钦定词谱》、叶申芗的《天籁轩词谱》、舒梦兰的《白香词谱》，在词乐方面有凌廷堪的《燕乐考原》和谢元淮的《碎金词谱》，在词话词评方面有李调元的《雨村词话》、郭麐的《灵芬馆词话》、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宋翔凤的《乐府余论》、孙麟趾的《词迳》等。这些论著大都后出转精，成为清代词学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嘉庆十年（1805），冯金伯对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作总结，编成《词苑萃编》二十四卷，将“词学”内容归纳为体制、旨趣、品藻、指摘、纪事、音韵、辨证、谐谑、余编九类，内容更丰富，归纳更科学。嘉庆十五年（1810），秦恩复刊刻《词学丛书》，收有《词源》、《词林韵释》、《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精选名儒草堂诗余》、陈允平《日湖渔唱》六种，包括有词韵、词论、词乐、词集等。顾广圻为之撰写序文，提出了建构“词学”的设想，指出“词而言学何也？盖天下有一事即有一学，何独至于词而无之”，并阐述了“词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具体内涵：“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来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而太史（指秦恩复）为功于词者非浅鲜矣。”

光绪年间，江顺诒对“词学”再一次作总结，编成《词学集成》八卷，前四卷是撮其纲，“曰源、曰体、曰音、曰韵”，后四卷是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是书虽由汇集而成，但其所加案语及体系结构，均能体现一定的词学观，可看作是第一部系统整理、研究前人词话且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词话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汇编体词话‘搜采多而论断少’的缺陷。”它剔除了纪事、辨证、谐谑、品藻等内容，突出了体制与创作方面的内容，揭示“词学”实由音乐与文学两大部分组成，从而在词学体系的建构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输入，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现代化改造势在必行，中国词学的学科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先以“词学”命名并以现代学术面貌出现的是谢无量的《词学指南》（1918），这是一部与其《诗学指南》相辅而行的普遍读物，由“词学通论”和“填词实用格式”两部分组成。值得注意的是“通论”部分，包括有起源、体式、作法、词评、词韵等，内容虽称简略，却也大致地涉及现代“词学”的主要内容，只是他的着眼点还是在“填词”上，所以在“填词实用格式”部分，具体地以图谱的形式说明某词某调之平仄叶韵。接着就是由上海崇文书局印行的王蕴章的《词学》（1919），它与费有容“诗学”、许德邻“曲学”等一起构成《文艺全书》，“词学”由溯源第一、辨体第二、审音第三、正韵第四、论派第五、作法第六组成，涉及的内容有：词源、词体、词谱、词韵、词派、作法等，这些可以说是对“词学”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基本界定。而后有吴莽汉《词学初桄》（1920）、徐敬修《词学常识》（1925）、徐珂《清代词学概论》（1926）、胡云翼《词学ABC》（1930），对“词学”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充实，在上述主要内容之外更大篇幅地增加了“词史”的内容。到三十年代，又有梁启勋《词学》、刘德成《词学概论》、吴梅《词学通论》、任二北《词学研究法》、罗芳洲《词学研究》、汪东《词学通论》、寿玺《词学讲义》、华钟彦《词学丛谭》、蒋梅笙《词学概论》、詹安泰《词学研究》等相继问世，逐渐淡化并剔除填词格式之类的内容，进一步强化词籍、体制、作法、历史等内容，使得“词学”的研究对象更趋于合理，“词学”的研究体系更趋于科学。至于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的发表，提出词学研究之“八科”说，成为中国现代词学走向成熟的一大标志。

二 现代关于“词学”的讨论

从谢无量《词学指南》问世，在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在现代教育体制的规范下，现代学术界对于“词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和方法展开讨论，中国词学一步一步地走向现代。

（一）关于词学的定义。

什么是“词学”？在传统学者眼中，既指创作，即对词之体式和写作技巧的把握；也指理论，即对词的创作的理论探讨。在现代词学的初创期，对这一语词也未作比较明确的界定和解释，因此，一般情况下是沿袭传统的看法，比如谢无量的《词学指南》、徐敬修的《词学常识》指的即是传统意义上的“词学”，但在现代学术分科的大趋势下，理论探讨的比例越来越重，正如现代“诗学”一样，现代“词学”基本上指的就是一种对词的理论探讨的学问。亦如梁启勋所说：“‘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辞，未见通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亦尚可通。”梁启勋认为，在词的音谱失传之后，词已成为一种“徒供读品”的文本，而“词学”也就成为一种对这一文本研究的学问。因此，在现代学术界是把“词学”（或曰“论词”）与“学词”（或曰“填词”）分开来看的，胡云翼在《词学概论》开篇就说：“我这本书是‘词学’，而不是‘学词’，所以也不会告诉读者怎样去学习填词。”龙榆生在《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一文中也说：“词学与学词，原为二事。治词学者，就已往之成绩，加以分析研究，而明其得失利病之所在，其态度务取客观……学词者将取前人名制，为吾揣摩研练之资，陶铸销融，以发我胸中之情趣，使作者个性充分表现于繁弦促柱间，藉以引起读者之同情，而无背于诗人兴观群怨之旨，中贵有我，而义在感人。”又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谈到“填词”与“词学”的不同：“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歌，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也就是说，“填词”是一种创作实践，“词学”是对这一创作实践的理论探讨，“文学史家”不同于“文学家”的任务是理论研讨：“迨世异时移，遗声阒寂，钩稽考索，乃为文学史家之所有事。归纳众制，以寻求其一定之规律，与其盛衰转变之情，非好学深思，殆不足以举千年之坠绪，如网在纲，有条不紊，以昭示来学也。”因此，在“词学”与“填词”之间有这样的一种联系——没有“填词”，便没有“词学”，但“填词”并不等同于“词学”。詹安泰谈到自己《词学研究》一书的撰写初衷时说：“盖作词难，知词亦不易也。兹所论列，殆同草创，略具规模经营，兼论学词，非尽词学。诚以苟未学词，侈谈词学；纵能信口雌黄，哗众取宠，只是沿袭，必无创获。”从事词学研究者，当对创作有其会心之处，这样才会使其研究有所“创获”，亦即有新的突破。

（二）关于词学的研究内容

通过上述定义，大致界定了“词学”的研究内容，大凡关于词的体制、创作、历史、文献等都是“词学”所关注的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也决定了“词学”学科体制的构成。

第一，张尔田为朱祖谋《彊村遗书》所撰序文，指出清代词学所取得的四大成就：这就是以万树《词律》为代表的词律之学，以戈载《词林正韵》为代表的词韵之学，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尊体之学，以朱祖谋为代表的词籍校勘之学。所论虽称简略，大致总结出清代词学的重要成就，这也是对清代“词学”主要内容——词律、词韵、尊体、校勘的精辟概括。

第二，任二北在《东方杂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刊物发表《研究词乐之意见》《研究词集之方法》《增订词律之商榷》等论文，后结集为《词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指出“词学”研究包括作法、词律、词乐、词集等四个方面，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词学”在分类学上有创作研究、词乐研究、词律研究、词集研究四个方向。

第三，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1935年12月29日提到，拟在四十岁以前撰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典”、“词学谱表”四书，1937年1月15日谈到准备以十年之力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考”三书，1938年3月8日又提到计划撰写中的《词学》一书，拟分为“人物志”、“曲籍存佚志”、“宫调志”、“方言志”诸目，这也是词学分科的另一种提法，并着重在传统文献的史料辨证，有点类似于现代所说的词学文献学或曰词学史料学。

第四，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指出，自明清到现代，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中国词学基本形成了以张《诗余图谱》、程明善《啸余谱》、赖以邠《填词图谱》、万树《词律》为代表的“图谱之学”，以凌廷堪《燕乐考原》、方成培《香研居词麈》为代表的“词乐之学”，以戈载《词林正韵》为代表的“词韵之学”，以张宗《词林纪事》、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为代表的“词史之学”，以王鹏运、朱祖谋合校《梦窗词集》、朱祖谋编校《彊村丛书》为代表的“校勘之学”。然而，龙榆生认为在上述五个方面之外，还可以别立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所谓“声调之学”，就是根据词中句度之参差长短，与语调之疾徐轻重，叶韵之疏密清浊，比类而求之，探求曲中所表之声情。所谓“批评之学”，就是在传统词话之外，以客观之态度，详考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与其利病得失之所在。所谓“目录之学”，则是示学者以从入之途，或重考作家之史迹，或详辨版本之善恶，或慎识词家之品藻，等等。

综观上述诸家所论，大致可以了解到现代“词学”在体系建构问题上的一些设想，而以龙榆生的建构较为系统，它涉及词乐、词体、词律、词韵、词论、词史、词籍等主要方面。

（三）关于词学的研究方法

如何研究“词学”？李冰若说：“我们对于学术的态度，尝觉主张是一事，研究是一事，两者不必混在一起；即同一研究的对象，亦各有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尤不必大家走在一条路上，故研究词学亦分为几个方面去做，亦不是主张定要作成一个词人。”现代学者根据自己认定的内容，以及他们多年的研究经验和心得，对词学研究的方法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首先，从初学的角度开列词学书目。如徐敬修《词学常识》、胡云翼《词学概论》、薛砺若《宋词通论》、胡云翼《宋词研究》、刘麟生《词絜》，都开有给初学者入门的参考书目，这些书目包括有总集、选集、专集、词话、词律、词韵之类参考书。刘麟生认为词学的研究方法，无非是读词和作词两个方面，读词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读词选，二是读专集，而且初学词者只能读唐五代两宋词，“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至于作词的方法，则不可不知词的技法方面与演变情形，于是要读词话、词史、词律、词韵等书，因此，刘麟生在《词的研究法》一文中也开列出一系列词集、词律、词韵书目。有些学者还直接将相关的参考书汇为一编，如胡山源的《词准》收录有夏承焘《作词法》，舒梦兰《白香词谱》，成肇麐《唐五代词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词莂》，戈载《词林正韵》，“关于词之重要事项，包举殆尽”。罗芳洲编《词学研究》则着重收录论词之书，主要有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王又华《古今词论》、周济《论词杂著》、王国维《人间词话》、吴梅《论词法》等。进而，如徐敬修《词学常识》第三章“研究词学之方法”，就分别从“填词之入手法”、“填词之格式”、“词韵”、“词书之取材”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为初学者指示填词所从入之门径。

其次，从研究的角度探讨研究路径。这一点以李冰若所谈最为明晰，在他看来词学研究有如下几种路径：（1）整理纂辑。“唐五代词人多有难于考证生平的，而词集流传散佚甚多，且如同一词集的版本，所收有多少之分，所刊复有谬脱之别，欲为研究便利计，整理纂辑工作自不可少。”还有，元明清词尚待整理，域外所藏，杂书所存，尚待搜罗补订。“苟性喜此事者，不妨划定范围，就自己的能力所及，作一番整理纂辑的工作。”比如历代（或某代）词人小传或词人名录，历代（或某代）词集考（包括版本存佚补校诸项），词学辞典或总目提要，词总集之校补或搜集，词别集之校补或辑佚，词话之纂辑或改编，等等。（2）词乐词律。包括词的乐律或词谱新编两个方面，从前者言，“学者若本习音乐，或性之所近，不妨取历代正史之礼乐志，音乐志，律历志，朱子、张炎、王灼、沈义父诸人之著作，及清代江、陈、凌、段及近人郑、夏诸君之书，比较综贯而考索之。”从后者言，“词谱之考订，此指文字四声阴阳及句法之谱，虽属偏重形式，且有张、赖、万、杜诸氏，初具规模，然其错谬正复不少……乐律方面既未得其真相，能就唐宋诸词为订一谱，或于比较探索中得一乐律新解，亦未可知。”（3）评注谱传。“倘学者有意于此，最好就诸大家名词别集，或重要总集选集，择其一二，为之注释，或兼集古今评语，洵为利人利己之事。若进而师古人知人论世之言，为所评注之书，附做作者年谱或评传，则更为美举。”这一项工作又可细分为四种——某某词集注释、某某词集评注、订补某某词集注或评注、某某词人年谱或详传。（4）读词。读词之法，前述刘麟生已有所论，但李冰若的切入角度不同，不是一般性的指导读何种书，而是教以读词之法，即从研究角度言该如何读词？在他看来，一是读词当知原词主句及其结构，二是读词宜明其寓意，但也不能如张惠言那样“高说比兴，求之过深”，反成附会穿凿之弊。

三 走向现代的“中国词学”

从“词学”义界的明晰化，到研究内容的定型化，再到研究方法的逐步深化，现代词学的学科意识越来越明确，学术流派也渐以形成，还出版有专门的学术刊物（《词学季刊》《同声月刊》《青鹤》等），涌现出大量的词学研究出版物（包括普及性的及研究性的）。

首先，重新认定“词”的价值，它决定着“词学”这一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在传统学者眼中“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小道”、“末技”之说在词坛一直存在着，晚清时期虽有常州派提出尊体的要求，通过上攀风骚的手段，运用比兴的手法，注入寄托的内涵，达到了推尊词体的目的，但它对“词”之地位的提高，却是借助儒家诗教来实现的。在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的新形势下，在儒家诗教受到新文化运动冲击和否定的大背景下，如何重新认定“词”的价值和地位？王国维是以现代的“真”代替古典的“善”，亦即以现代纯美文艺观取代传统教化文艺观，提出“词以境界为上”的新说，所谓“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唐宋词以“真”的面目出现，是其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价值所在。梁启超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理论主张出发，指出诗歌和音乐都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词作为音乐也是“新民”所必需的一种精神手段。胡适则从“文学革命”的角度立论，认为由诗之变为词是千年文学史的“第五大革命”，指出词在宋代就是一种“新体诗”，“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因此，胡适以词作为他从事“文学革命”的一种试验的工具。以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先驱人物，分别从审美的、社会的、历史进化的角度，以现代的文艺观对“词”的存在价值和现代意义作了新的衡估，这直接地影响着现代学术界对于“词学”这一学科存在的认识。胡云翼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词’？乃是认定词体是中国文学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遗留下来了许许多多不朽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让我们去赏鉴享受。”华钟彦说：“若问我们为什么研究词呢？那可以说是为适应我们情感上两种要求，一个是调剂科学的干燥，一个是发挥内在的性灵，这是词在现代文坛上的地位。”李冰若说：“由唐五代两宋发生极盛之时到后来衰落期止，经古今词人精心制作，真是包罗宏富，变化多端。内容方面，有个人之爱怨悲愤，有社会之生活描摹，有国家民族之精神表现，有各派哲理之参综寄托。风格方面，有的缘情绮靡，有的沉痛悲凉，有的激昂奋发，有的萧散从容。几乎代表各种不同的人生观念，撷取词文的修养菁英，不惟可供文学上的陶情养性，推陈出新的工具，且可供社会科学上丰富的材料，其有研究的价值，不言自明。所以，词学在任何观点上，都有研究的价值与必要。”因此，在大学课堂里“词”与“诗”、“曲”、“骈文”一样是必须讲授的内容，如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一览》记载有当时的文科教授及其所授课程：黄节（诗）、刘毓盘（词、词史）、吴梅（戏曲、戏曲史），这改变了传统学术以经学为主轴而以词曲为“小道”、“末技”的观念，在现代学术视野里“词学”与“诗学”、“曲学”一样，是中国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由于从事词学研究队伍成员的复杂性，使得现代词学研究阵营出现了不同的学派。明末清初以来，词坛上曾涌现出众多的词派，其影响最著者为阳羡、浙西、常州三大词派。因为传统词学在一定意义上指向的是创作，从事词学研究者也就大多从属于这些词派，比如阳羡派的陈维崧、万树，浙西派的朱彝尊、厉鹗、王昶、杜文澜，常州派的张惠言、周济、谭献、陈廷焯等。在清末民初，这一风气实际还在继续蔓延，当时最有影响的就是“清末四大家”，他们不仅在创作上颇有成就，而且在研究上对清代词学贡献尤巨，像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的词籍校勘，况周颐的词学批评，郑文焯的词律研究都代表着清代词学的最高成就。然而，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词学也在积极吸纳新思想新方法的进程中逐步走向现代，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旧瓶装新酒”，在传统词话的外壳里包孕着极其前卫的现代思想；相反，王蕴章的《词学》、谢无量的《词学指南》、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等，则是“以新瓶装旧酒”，用现代的学术规范整合传统词学的思想和内容，力图使传统学术更加贴近新的时代。因此，在现代初期，从事词学研究的队伍就有以朱祖谋为代表的“旧瓶装旧酒派”，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旧瓶装新酒派”，以及谢无量为代表的“新瓶装旧酒派”。在“五四”以后，这三个学派还在继续发展着，承朱祖谋而来的有陈洵、夏敬观、杨铁夫、郭则沄、蔡嵩云、周曾锦等，承王国维而来的有胡适、俞平伯、胡云翼、冯沅君、华钟彦、刘大杰等，承谢无量而来的则有吴梅、刘毓盘、汪东、王易、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刘永济、卢前、任二北、赵尊岳、陈匪石、詹安泰等，有人将之称为“传统派”、“现代派”和“新变派”。我们认为这三个学派，除“旧瓶装旧酒派”表现得比较传统比较保守，其他两派则对现代词学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又以兼融新旧的“新变派”（也有视其为“传统派”）学术成就最高，比如刘毓盘的词史研究、吴梅的词体研究、王易的词曲史研究、任二北的词乐研究、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研究、赵尊岳的明词文献整理研究、唐圭璋的唐宋词籍辑佚校勘研究、龙榆生的作家作品研究、刘永济的词论研究，等等。

最后，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是科学方法在词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自明末清初以来，实学思潮迅速崛起，到乾嘉时期考据学走向成熟，并成为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正如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所说：“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此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在清末民初，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亦以校经之法校词，王鹏运首创校词“五例”，而后朱祖谋进一步发展为校词“七法”，从而开创了现代词籍校勘学之先河。在民初学术界，一般认为，晚清学者运用的乾嘉考据方法，与自西方输入的重实证的科学方法相暗合，进而两者合流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型——“新朴学”，像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都是这一新学术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在词学方面也有《词录》《清真先生遗事》《辛稼轩先生年谱》等成果面世。在五四以后，新文化派又掀起一股“整理国故”的思潮，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这里“整理”是与“输入”相伴而生的，它是要借助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傅斯年还对之作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所谓“整理国故”就是“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在这一“整理国故”思潮的影响下，词学界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开始兴盛起来，一方面是在传统文献的整理上，辑佚、校勘、汇刊、编年、笺注等方法得到全面运用，推出了有关唐宋、金元、明清词学文献的整理成果，比如“敦煌曲子词”，先后有《敦煌词掇》（周泳先辑）、《敦煌曲子词》（王重民编）、《敦煌曲校录》（任二北编）数种问世，关于吴文英的《梦窗词》更是有多种辑校笺注本；另一方面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完全摆脱传统的诗教观念，而代之以审美的、民族的、性别的、白话的批评视角，使词学批评标准更加多元。而且，因为研究观念的转变，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引进，过去未曾注意的词史现象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在20世纪初敦煌曲子词的发现，推进了对词之起源问题的认识，王国维、胡适、郑振铎、姜亮夫、胡云翼都就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词的起源问题成为20世纪最热门的学术话题。还有历史进化论的引进引起现代学者对词史问题的关注，无论是传统派的刘毓盘、吴梅、王易，还是现代派的冯沅君、胡云翼、刘大杰，都超越了以往派别的视界而代之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力图把词史描述成为一个不断衍生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二节 现代词学的传统资源

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是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传统文化，它在外在形态上必然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思想上摆脱了传统的诗教观念而代之以现代性的审美理念，形式上也以思想观念的系统性表述为其外在表征，具体说来就是学术专著和长篇论文。然而，现代词学既然从传统词学而来，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研究，无论是在思想资源上还是在言说方式上，必然离不开传统，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之际，往往是传统与现代并存，有的是现代思想被包装以传统的形式，有的是传统思想被包装以现代的形式，思想（内容）与工具（形式）呈现一种新旧杂糅的形态。长期以来，人们只看重那些现代性的学术专著和长篇论文，却忽略了以传统形式表现出来的词学观念，其实，这些传统形式对于现代词学而言也是很有价值的。

一 传统词学表达方式的生命力

表达方式，简言之，就是观念（思想）的载体。一般说来，现代学术是以长篇论说的方式展开思想的，但传统学术并不是这样，它通常是以诗性亦即文学性的方式来言说思想的。在中国思想肇始的先秦时期，这时文学批评因其对文学、历史、思想的依附性，在观念的表达方式上多以语录体、对话体、辨说体的面貌呈现。两汉时期经学的发达带来了文学批评的新形态，有《毛诗序》《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屈原贾谊列传》等，序跋、书札、传记是两汉时期文学批评的主导形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辉煌的年代，这时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在两汉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和发展：有以赋的形态出现的《文赋》，有以论的形态出现的《典论·论文》，有以骈文形态出现的《文心雕龙》，有以诗品形态出现的《诗品》，有以选本形态出现的《文选》，这时文学批评表达方式有着非常浓厚的文学性色彩。进入唐宋以后，诗话、评点、论诗诗、摘句批评等新的样式更进一步充实丰富了传统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五四以来，随着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文学批评的主流表达方式是以论说见长的长篇论文或学术专著，但因为中国文化自身的传承性，决定着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依然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新旧思想并存的现代存在着新旧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所收多为长篇论文，也有被《民国诗话丛编》收录的传统形态的各种诗话之作，还有在各家别集里反复出现的谈诗论文书札，等等。

那么，现代词学的情况又如何呢？受现代学术观念的影响，长篇论文或学术专著确实是现代词学的主流表达方式，有胡适《南宋的白话词》、胡先骕《评朱古微〈彊村乐府〉》、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任二北《南宋词之音谱拍眼考》、姜亮夫《词的原始与形成》、唐圭璋《评人间词话》等重要的长篇论文，也出现了《词学指南》（谢无量）、《词学概论》（胡云翼）、《词学通论》（吴梅）、《宋词通论》（薛砺若）、《宋词研究》（胡云翼）、《词学》（梁启勋）、《词史》（刘毓盘）、《词曲史》（王易）、《中国词史大纲》（胡云翼）这样的学术经典，但更有大量的以词话、词选、论词书札、词集序跋、书目题跋、诗话笔记、论词韵语（论词诗、论词词）等形态出现的传统批评样式。

其一，词话。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之际，许多民初遗老继续沿袭传统学术的路数撰写词话，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术丛刊《国粹学报》，先后刊载有况周颐的《玉楳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陈锐《袌碧斋词话》等；同时，一些南社词人也在各类报刊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词话之作，有周焯（太玄）《倚琴楼词话》（1914年《夏星杂志》本），方廷楷（仙源山人）《习静斋词话》（《小说海》第3卷第5、6期），碧痕《竹雨绿窗词话》（1926年《民权素》刊本），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1916年《民权素》刊本），王蕴章《然脂余韵》（1918年商务印书馆刊本）、《梁溪词话》（未刊稿）、《梅魂菊影室词话》（连载于《双星》杂志、《文星》杂志、《春声》杂志），陈去病《镜台词话》（《女子杂志》1卷1号），陶骏保《从军词话》（1916年《南洋兵事杂志》本），刘哲庐《红藕花馆词话》（1916年《小说新报》第2卷1、4、5期），于右任《剥果词话》（《夏声》2—5期）等；还有，一些活跃在三四十年代词坛的词人或学者，也在《词学季刊》、《同声月刊》、《青鹤》等刊物连载词话，比如赵尊岳《蕙风词史》（《词学季刊》本）、《珍重阁词话》（《同声月刊》本），宣雨苍《词澜》（《国闻周报》本）、毕几庵《芳菲菲堂词话》（《词学季刊》本），沤庵《词话》（《杂志》1940年第5、6、7期），郑逸梅《双梅花龛词话》（《半月》第3卷第12号），陈运彰《双白龛词话》（《雄风月刊》、《茶话》连载）等。

其二，词选。它依然为旧派学者所乐于从事，比较著名的有朱祖谋《词莂》、《宋词三百首》、《湖州词徵》，况周颐《薇省词钞》，叶恭绰《广箧中词》，林葆恒《词综补遗》，仇埰《金陵词钞续编》，刘瑞潞《唐五代词钞小笺》，杨钟义《白山词介》，王煜《清十一家词钞》等；就是那些持现代文学观念者亦乐于从事词选的编纂工作，比较著名的有胡适《词选》、胡云翼《词选》、刘麟生《词絜》、谢秋萍《唐五代词选》等。但是，在后世广为流传的，还是那些能兼容传统与现代两派之长，既注意词的艺术性也不忽视对情感对意境表现的选本，比如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陈匪石的《宋词举》、孙人和的《唐宋词选》、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刘永济的《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等。当然，这些选本都是承载着编选者的词学观念的，比如胡适《词选》宣扬的就是白话为词的文学观，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则标榜的是以梦窗为极诣的观念。

其三，论词书札在现代学者的日常生活中亦经常用到，有的甚至还发表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比如陈匪石《与檗子论词书》，夏承焘《致胡适之论词书》，吴梅《与夏臞禅论白石旁谱书》、《与龙榆生论急慢曲书》，唐圭璋《与赵叔雍论百名家词书》，夏承焘《与龙榆生论陈东塾译白石暗香谱书》，程善之《与臞禅论词书》，赵尊岳《与唐圭璋论百家词书》，陈钟凡《与陈柱尊教授论自由词书》等，这些书札通常是就同一话题展开讨论，不但起到交流思想的作用，而且还能将有关理论问题作深入细致的探讨。最近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出版了张寿平汇辑的《近代词人手札墨迹》，影印了龙榆生先生收藏的近现代词人论词书札墨迹，保存并公布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近现代词学研究史料。词集序跋的方式在现代也极为常见，像胡适的《词选序》就是现代词学史上的一篇名作，在这篇序文里他提出了著名的词史发展三段论。一般说来，现代词集序跋多出现在词选、词集、个人别集、报纸杂志，特别是在一些近现代学者的文集里出现频率尤高，像《饮冰室合集》、《胡适文集》、《吴梅全集》、《顾随文集》、《遐庵汇稿》、《夏承焘集》、《龙榆生词学论文集》都收有大量的词集序跋，而《青鹤》、《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等杂志更是刊载了一大批近现代词人的词集序跋，像陈衍《闽词徵序》、陈匪石《宋词引自序》、龙榆生《彊村语业跋》、叶恭绰《欵红楼词跋》、王瀣《娱生轩词序》、夏承焘《红鹤山房词序》、黄孝纾《近知词序》、潘飞声《刘廉生词集序》、严既澄《驻梦词自序》、邵瑞彭《珠山乐府叙》、吴梅《词源疏证序》等。

其四，论词韵语的形式在数量上虽不及清代丰富，但也为少数词人或诗人所乐于运用。像高旭有《论词绝句三十首》、潘飞声有《论岭南词绝句二十首》、姚锡钧有《示了公论词绝句十二首》、张峙亭有《论词绝句三首》、刘咸炘有《说词韵语二十九首》、杨仲谋有《说词韵语二十首》、郑骞有《论词绝句三十首》、朱祖谋有《望江南·论清词》、卢前有《望江南·论清词百家》等。由现代学者撰写的诗话或笔记，也保存有大量的论词资料，比如陈衍《石遗室诗话》、杨锺羲《雪桥诗话》、王蕴章《然脂余韵》、夏仁虎《枝巢四述》、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都有很重要的词学文献。

如上所述，传统的形式并非为传统派学者所独尊，现代派学者也在运用传统的批评方式。这说明传统的批评方式在现代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一方面与当时人们的思维惯性有关，即传统的批评方式比较贴近生活，为人们所乐意接受并运用；另一方面，传统的形式也有长篇论文和学术专著所不能替代的表达功能，像片言只语的感悟、论说双方思想的交流与对话、对古代优秀作品的选择等，都是以说理见长的论文和专著所无法承载的。

二 传统词学思想观念的现代延续

毋庸置疑，现代词学与传统词学之间界线分明，不仅表现在言说方式上，更表现在思想观念上。比如传统词学崇扬儒家诗教，标榜温柔敦厚，而现代词学强调文学自律，以纯文艺的观点衡估作品的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是“以现代的‘真’取代传统的‘善’”。如同它在表达方式上无法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一样，在思想观念上它也不是完全抛弃传统，反倒在很多方面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思想，也就是说传统思想已参与到现代词学建设的历史进程，并成为现代词学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从王国维的“境界”说、胡适的白话为词说，到胡云翼的音乐文学说以及他们以宋词为一代之文学说，都保留有传统思想影响的印记。

（一）“真实”与“自然”

自《周易》出现以来，中国文学就已形成“修辞立其诚”的书写观念，后来虽有“言志”和“缘情”之分，但“修辞立其诚”的书写传统始终没有改变过。对于在唐五代才兴起的词而言，它原本是作为一种娱乐性文体出现的，但到了李煜笔下它境界渐开，从写男女恋情转向抒亡国之悲，北宋年间又有柳永状都市繁华、苏轼抒士夫情怀、周邦彦写羁旅行役，因而使得两宋词坛走上“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的通衢大道，并确立了陶写性情、直抒胸臆的写作路向。正如张耒为贺铸《东山词》作序时所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至道也。”这里所谓“满心而发”，指的是言情的真实；所谓“肆口而成”，讲的是表达的自然。这一书写传统到清代便有了理论上的升华，清初周在浚和晚清谢章铤对此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周在浚说：“古无无性情之诗词，亦无舍性情之外别有可为诗词者，若舍己之性情强而从人，则今日饾饤之学，所谓优孟衣冠，何情之有！”谢章铤亦云：“古不云乎？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夫人苟非不得已，殆无文字，即填词亦何莫不然？”“夫词者，性情事也。劳人思妇，忽歌忽泣，方不自知其意为何属，其声调之不何体也，而岂以铺张靡丽为哉！”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之际，又有陈廷焯、沈祥龙、况周颐继续阐扬“修辞立其诚”的书写传统，或曰：“无论诗、古文、词，推到极处，总以一诚为主。……明乎此，则无聊之应酬与无病之呻吟，皆可不作矣！”或曰：“词之言情，贵得其真，劳人思妇，孝子忠臣，各有其情。古无无情之词，亦无假托其情之词。”或曰：“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

讲求“真实”是传统词学的理论基石，这也成为现代词学建构的核心理念。王国维提到文学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作为词之高格的“境界”，构成其二原质的便是“真性情”和“真景物”。“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个“真”是和“自然”相联系的，“真实”的核心内涵就是“自然”，换而言之，它对于作者来说是“真实”，对于作品来说就是“自然”了。“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不过，胡适与王国维的理解稍有不同，他认为文学之本在其言之有“物”，这里“物”指的是“情感”与“思想”。“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敻绝千古也。”“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这是就文学本质而言的，从文学表达的角度言之，则是要务去俗词滥调崇尚真实自然的做派。“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在王国维、胡适崇尚真实自然的文学观念影响下，刘大杰、胡云翼、冯沅君、薛砺若等对于词人的评价，都以是否表达真情描写真景为皈依的。如刘大杰谈敦煌曲子词时，特别强调其言情真切自然的特点：“或写商人的落魄境遇，或写妓女的苦痛生活和恋情，无不生动自然。表情的曲折深细，用语的素朴尖新，表现了民间文艺的特色。”又论述韦庄的情词云：“所用的都是通俗质朴的语言，没有一点浓艳的颜色，没有一点珠宝的堆砌，因而成为白描的高手。”又论述李煜词的艺术特色云：“他善于构造和锻炼词的语言，形象鲜明，结构缜密……没有书袋气，到了晚期，也没有脂粉气，纯粹用的白描手法，创造出那些人人懂得的通俗语言，而同时又是千锤百炼的艺术语言，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出那最普遍最抽象的离愁别恨的情感，把这些难以捉摸的东西，写得很具体很形象。”其他，如冯沅君在分析韦庄词创作特点时说：“在这几首词中，有作者的欢笑，有作者的惆怅，有作者的颓废，有作者的浪漫，这种作品是作者的生命与身世的整个的表现。”薛砺若在分析苏轼词的创作特征时也说：“他一生潇洒狂放，而其诗词与散文，亦能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来……比如《水调歌头》，把他醉后飘逸的胸怀，和对景怀人的情绪，全盘托出，音节和格调也极清新自然。”不仅现代派学者是这样，即便是被称为传统派的学者，也认为对真景物与真性情的自然表达是其最重要的表征。詹安泰说：“盖我国士大夫，素以词为末技小道，其或情意不能自遏，不敢宣诸诗文，每于词中发泄之。此种不容不言而又不容明言之情意，最为真实，其人之真性情、真品格，胥可于是观之焉。”龙榆生谈到清词之复兴便在其表现了作者的真性情，指出：“三百年来，屡经剧变，文坛豪杰之士，所有幽忧愤悱、缠绵芳洁之情，不能无所寄托，乃复取沉晦已久之词体，而相习用之，风气既开，兹学遂呈中兴之象。”唐圭璋在评价李煜、纳兰性德、蒋春霖等人的创作时，都是以“性灵”、“真实”、“自然”为其品评标准的。如对李煜的评价是：“直言本事，一往情深”，“纯任性灵，不假雕饰”，“在欢乐的词里，我们看见一朵朵美丽之花；在悲哀的词里，我们看见一缕缕的血痕泪痕”，“后来词人，或刻意音律，或卖弄典故，或堆垛色彩，像后主这样纯任性灵的作品，真是万中无一”。对于纳兰性德的评价是：“若容若者，盖全以‘真’胜者。待人真，作词真，抒情真，虽力量未充，然以其真，故感人甚深。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者，亦以其词真也。”对蒋春霖的评价是：“他作词目无南唐、两宋，更不屑局促于浙派和常州派的藩篱。他只知独抒性灵，上探风骚的遗意，写真情，写真境，和血和泪，喷薄而出。论其词格，精致像清真，峭拔像白石。”很显然，在崇尚真性情的观念上，现代词学是对传统词学的进一步发扬，它已摆脱了传统词学所要求的“温柔敦厚”诗教内涵，而主张“纯任性灵”的自然朴实之美。

（二）词是“音乐文学”

词作为一种有别于诗的文体，从文学角度言，它是对真性情真景物的表现；从音乐角度言，它又是特别讲求音律谐美的新型文体，这是从其产生的唐五代就已有的文体观念。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叙》云：“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这已初步提到词在音律上的要求，北宋时期，由于帝王的倡导，作曲制乐之风更是一时大盛。《宋史》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又：“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到徽宗崇宁年间，官府还设有专门的音乐机构——大晟府。“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周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

在宋代人们认为倚声填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陈师道批评苏轼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其意是指苏轼词于音律多有不合之处。晁补之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黄庭坚也说：“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音律小不谐。”彭乘《墨客挥犀》卷四记载：“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后来，李清照撰写《词论》，以李八郎故事为发端，也是强调词在音乐方面有特殊的要求。在她看来，李八郎歌唱技艺高超，“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进而她批评晏殊、欧阳修、苏轼等所为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她认为，词与诗是有区别的，亦即“词别是一家”：“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在南宋，填词协律是大家所达成的一致共识，张炎《词源》上卷专论音律，指出：“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沈义父《乐府指迷》提出论词四标准，第一条就是“音律欲其协”，并指出：“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

在元明，因为北曲的兴盛，词乐的失传，词曲不分、以曲为词、重文轻音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在清代便有了许多专事词谱、词律、词乐研究的学者，力图复原词在唐宋时期作为音乐文学的真实面貌。朱彝尊《〈群雅集〉序》云：“词曲一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否则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故终宋之世，乐章大备，四声二十八调，多至千馀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赚、有歌头、有促拍、有摊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转踏、有转调、有增减字、有偷声。惟因刘昺所编《宴乐新书》失传，而八十四调图谱不见於世，虽有解人，无从知当日之琴趣箫谱矣。”至于晚清，方成培、陈澧、郑文焯于词乐有专门著述，秦、杜文澜、舒梦兰则有词谱词律之作问世，刘熙载更明确提出“词为声学”的命题：“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如《关雎》、《鹿鸣》，皆声出于言也。词则言出于声矣，故词，声学也。”

作为清代词学集大成的“晚清四大词人”，对于词的音律尤为讲究，郑文焯自谓：“尝于琴中得管吕论律本之旨，比年雕琢小词，自喜清异，而苦不能歌，乃大索陈编，按之乐色，穷神研核，始明夫管弦声教之异同，古今条理之纯驳。”至于朱祖谋，更是被人称为律博士，对词律有精深的研究，沈曾植说：“彊村精识分铢，本万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阴阳，矢口平亭，不假检本，同人惮焉，谓之律博士。”况周颐于声律并非专诣，但也反对填词者自放于律外，他的《餐樱》一集，“除寻常三数熟调外，悉根据宋元旧谱，四声相依，一字不易”。他们对音律的重视，并不简单停留在音韵平仄上，而是深入到对字声的讲求上，朱祖谋在唐宋词籍校勘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校律之法”，郑文焯则提出“词律之严密不在韵而在声”的重要主张，这些与李清照《词论》中的相关论述实乃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对吴梅、龙榆生、夏承焘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吴梅早在1910年就在家乡拜师朱祖谋，卢前《奢摩他室逸话》云：“词老朱古微、况蕙风皆与先生交厚，古微先生往来尤密。”吴梅在《词学通论》中极推朱祖谋、况周颐填词守法，指出：“近二十年中，如沤尹、夔笙辈，辄取宋人旧作，校定四声，通体不改易一音。……盖声律之法无存，制谱之道难索，万不得已，宁守定宋词旧式，不致偭越规矩。顾其法益密，而其境亦苦矣！”他主张“吾人操管，自当塙从”，原因在“词为声律之文，其要在可歌”，“昔人制腔造谱，八音克谐。今虽音理失传，而字格具在。学者但宜依仿旧作，字字恪遵，庶不失此中矩矱”。因此，在综论词学旨趣后，吴梅在《词学通论》中专论平仄四声、押韵和音律等问题。龙榆生是朱祖谋的衣钵传人，其思想对朱氏有继承也有发展。一方面，他认为“词是唐宋以来与新兴音乐结合产生的一种新诗体”，作词叫填词，又叫倚声，“是表示这种长短句的歌词，定要依照某种制定的曲谱的节拍，配上文字，没有增减的自由”，“乐曲的节拍长短和声音轻重，都有一定的组织和适当的配合，所以倚曲而填的歌词，必须依照他的各个不同的曲调，一一按其长短，权其轻重，叫他与歌曲配起来，吻合无间，这样才能歌唱，这样才配叫‘填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词之音谱在明清时代已经亡佚，后世填词纵极严于守律，而词情未必与声情相应，所作实乃为“长短不葺之诗”耳，因此，“今日言词之音律，既不能规复宋人之旧，则何妨自作长短句，而使新乐家协之以律，以验声词配合之理？”所以，今日填词应取之途径，当创制一种吸收西方音乐，与传统音乐相融合，富有新思想、新题材并能表现我国国民的“新体乐歌”。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词学“八科”的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和声调之学，这四科皆关乎词的音律、用韵、四声平仄。特别是“声调之学”更是龙榆生的独创，所谓“声调之学”，就是探讨词中所表之情与曲中所表之情的应合之处，在现代词虽已脱离音乐，但仍不失为最富于音乐性之文学，“即其句度之参差长短，与语调之疾徐轻重，叶韵之疏密清浊，比类而推求之，其曲中所表之声情，必犹可睹”。至于夏承焘，自称对朱祖谋是“怀企之私，不能自已”，并经龙榆生介绍，“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彊村老人通信”，“直到彊村老人病逝，我们通了八九回信，见了三四次面”。“臞禅少从林鹍翔前辈学词，创作与研究并重，深得朱祖谋前辈的赞赏。”但对于朱祖谋严守四声的做法，他表示不能苟同，认为南宋以来高谈律吕、细判阴阳，以致守律愈难而词道日衰，进而提出“不破词体、不诬词体”的新见。指出：“词可勿守四声，其拗句皆可改为顺句，一如明人《啸余》《图谱》所为，此破词体也；万氏《词律》论之已详。谓词之字字四声不可通融，如方、杨诸家之和清真词，此诬词体也。”他主张从词乐的角度了解曲调的抑扬变化，为此，多次写信与吴梅、龙榆生讨论白石之旁谱，并在词乐之学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夏先生根据姜白石十七首自度曲的旁缀乐谱及集中《凄凉犯》、《征招》等七词小序，进行解译和乐理方面的探讨……用姜氏之制，明姜氏之说，创通条例而成一家之言。”“虽然，这项破译是吸收了古代、近代和同代中外学人的成果，引用了近代考古学新发现和传于国外的古籍文献，但先生的考证发明，折冲论断，则是大成之集，从而为近年来继续研究的新进展奠定了基础。”

即使是现代派学者，也不是完全抛弃传统，而是在前人之论的基础上提出“词乃音乐文学”的主张。王国维对于词的音律问题并未作专门探讨，但在《清真先生逸事》中特地提到周邦彦的“妙解音律”，指出：“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惟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固可知也。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胡适虽力主白话为词，强调词的文学性，但对于词的音乐性并不轻视，认为词其实是乐府的一种变相，而乐府多是可以歌唱的，“后来诗都是不可歌唱的，故凡可歌唱的都归到词里去了”。他在谈到词的起源时说：“长短句之兴，是由于歌词与乐调的接近。通音律的诗人，受了音乐的影响，觉得整齐的律绝体不很适宜于乐歌，于是有长短句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意义是要依着曲拍试作长短句的歌词，不要像从前那样把整齐的歌词勉强谱入不整齐的调子。”他认为词是从乐府发展而来，这说明诗歌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胡云翼进一步提出词是“音乐文学”的观点。他说：“中国文学的变迁，是随着音乐的变迁而变迁……汉代古诗歌谣皆被之乐府，至唐，乐府亡而歌诗乃兴，晚唐又因音乐的变迁，而有长短句的歌法，至宋则倚声制曲之风大盛了。……凡是与音乐结合关系而产生的文学，便是音乐的文学，便是有价值的文学。……歌词之法，传自晚唐，而盛于宋。作者每自度曲，亦解其声，制词与乐协应。又有自度腔者，每自制新腔，并作新词，任随词家的意旨，驱使文学在音乐里活动，这种音乐文学的价值很大。只是后来歌词之法随有宋之亡而亡，元曲代兴，此后作者填词，只能一步一趋，模拟宋词的格调，失却音乐文学的意义，变成了死文学了。”以词为音乐文学，强调词是可以歌唱的，目的是要把它与不合乐的诗区分开来，也是要把作为平民文学的“词”与作为贵族文学的“诗”区分开来。后来，朱谦之谈到“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区别就是：“前者是可协之音律，老妪能听，有井水处能唱；后者不能协音律，不能歌，歌亦不能听。前者与音乐有关系，后者与音乐无关系，只有这音乐方面的不同罢了。”不仅如此，朱谦之还进一步论述了音乐文学的审美品格，并揭示了词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特质之间的必然联系：“音乐文学之所以成为平民文学，即因其有真挚的情感，没有情感所以才有诘屈聱牙的诰敕诏令，反之有情感的村夫农妇痴男怨女，便自然信意所之信口所唱都和音乐一般。”但是，以上诸家所论，对于“音乐文学”的理解有些过于宽泛，亦即只要合乐的东西都可称为“音乐文学”。在刘尧民看来，“音乐文学”不但要诗歌与音乐的系统相合，而且要诗歌的形式与音乐的形式相合。“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批判出诗歌的价值，既承认音乐是诗歌的灵魂，所以愈发和音乐的状态相接近的，它的诗歌价值也愈高，它的进化的程度也愈发成熟……所以，我认为中古以来的诗歌，从古诗起，便趋向着音乐的状态，到近体诗便进一步接近音乐，到了词便完全成为音乐的状态，所以它的艺术的价值，是在从来诗歌之上。”从这个角度看，词才够得上说是与音乐融合的诗歌，因为它是由音乐陶铸出来的一种新型的诗歌，它在外在形式上完全合于音乐的形式。“词的真价值与真精髓，即在这里。一面有自身的‘内在音乐’的谐畅，一面又和‘外在音乐’相谐畅”，如果没有谐畅的“内在音乐”的诗歌，虽然在形式上的长短句和词一样，那算不得词；同样，有了“内在音乐”而和“外在音乐”不相调协，不相谐畅，也不能叫做词。“词之所以成为纯美的诗歌，所以称得为真正的‘音乐的文学’，便是这个道理。”这样的看法，不但清晰地阐释了音乐文学的内涵，而且论述了词的文学形式与音乐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宋词是“时代文学”

在现代词学史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就是宋词是“时代文学”的思想，把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标志。对于这样的观念，大家现在都比较认同是由王国维提出来的说法，其实它可以追溯到金代的刘祁和元代的罗宗信。刘祁《归潜志》卷十三说：“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罗宗信《〈中原音韵〉序》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这在明清已是比较流行的说法，如陈继儒将六朝骈文、唐人小说、宋人诗余、元人南北剧并称，尤侗进一步从文学角度将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代时文并称，焦循更从文学通变的角度谈到“文体的代胜”问题，指出：“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元曲、明人八股，都是一代之所胜。”正是在明清时期文学代胜观的基础上，王国维才正式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他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论都是“一代之文学”，二是它们在后世无法被超越。这说明王国维之论修正和完善了历代相沿的文体递嬗的观念，将传统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论进行了理论提升，成为金元以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论的集大成。

到五四时期，胡适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对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论作了新的阐释，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代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他认为文学是随时代而变的，并具有各个时代的特长，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着五四以来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也影响着五四以来对于中国词史的认识，即宋词是中国词史发展的顶峰，也是宋代的“时代文学”。明确提出宋词是时代文学的是胡云翼，他在《宋词概论》中说：“一千年的词史，不都是可述的。词的发达、极盛、变迁种种状态，完全形成于有宋一代。宋以前只能算是词的导引，宋以后只能算是词的馀响。只有宋代，是词的时代。”在胡云翼看来，词在宋代最成熟，“在宋代才大发达”，也最富于创造性，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文艺特色；到了宋代以后因为词这种文体为宋人用旧了，渐渐地就由宋词向元曲发展了，所以，元明的词便不再是时代的文学了。这一观点在现代学术界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通识，柯敦伯在《宋代文学》中说：“词上承唐旧而体制加繁，附庸而蔚为大国，独占一代文坛，允为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薛砺若在《宋词通论》中也说：“这‘词’上冠一个‘宋’字，就是表示词到两宋正如赤日中天，娇花放蕊，前乎此者，尚未暨于纯熟自然之境，后乎此者，则又为余声末流，渐成绝响也。”“两宋时代在文学上的贡献，不是欧阳修等所倡导的八家派古文，不是黄庭坚等所造成的江西诗派，而为当时及后来人所目为‘诗余’远不足诗及古文分庭抗礼的一种‘词’。这‘词’虽非宋人的特创，然发扬光大，使形成为中国全部诗歌中最重要的一段者，其功绩舍宋人莫属了。”由胡云翼、冯沅君、吴烈、刘大杰等学者撰写的中国诗史或中国词史或中国韵文史，他们谈到词史发展进程时，都是以宋代为词之极盛期，以为宋代以后词便走上了衰落之途，正如胡适所说的是词的“替身”或“鬼”的历史。

三 传统词学资源的现代价值

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思想观念，现代词学都保留有传统词学的印记，体现出新旧交融的特征。诚然，现代词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批评标准上以纯美取代至善，在言说方式上以系统取代琐碎，在研究方法上以科学理性取代感性直观。但是，作为一门探讨词之创作经验及历史的现代学科，它必然要建立在对中国词史的充分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现代词学的理论建设，并不是要完全抛弃传统，而是从传统那里汲取了合理的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反而言之，传统词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和理论资源，在新的时代不是走向消亡而是走向新生，在中国词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积极地推动中国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首先，它使得现代词学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上。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为例，他使用了属于古典诗学的“词话”这一表达形式，将来自西方的思想观念、概念范畴、表达形式等，尽量地隐藏在中国古典诗学的外壳之内，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习惯于这一形式的中国学人能接受这些新的思想观念。还有胡适《词选》一书，也采取的是以传统形式输灌现代思想的策略，他选词论词是为了贯彻其提倡的白话文学的主张，亦即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词选形式传播其“白话文学”的思想，所选以五代北宋浅俗自然之作较多，而对南宋典雅晦涩之作基本不选。“胡适这部《词选》，无论选词还是论词，都已脱离旧的词话词选的藩篱，表现了新的理论意识和科学观念。”同样，现代词学体系的建构也是以传统词学为其重要理论资源的，龙榆生说过，所谓“词学”，就是“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它需要“归纳众制，以寻求其一定之规律，与其盛衰转变之情，非好学深思，殆不足以举千年之坠绪，如网在纲，有条不紊，以昭示来学也”。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归纳众制”，不是对现代词坛而言的，而是对唐宋以来词史而言的，亦即通过千年词史的考察、梳理和辨析，试图找到曲调表情的“缓急悲欢”、词体的“渊源流变”和作者的“利病得失”等规律。也正因为这样，才会有现代词学的理论建设之作，如王蕴章的《词学》、梁启勋的《词学》、汪东的《词学通论》、吴梅的《词学通论》、刘永济的《词论》等，运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对传统词学资源进行理论建构和系统总结。

其次，在现代语境下，在现代科学观念影响下，这些传统资源自身也在发生新变，走向现代。以词话为例，过去词话主要以文言的方式呈现，但在五四以后出现了许多白话文写作的新式词话，比如朱保雄的《还读轩词话》、林庚白的《孑楼诗词话》；有的虽然保存“词话”之名，但在内容上已经是结构完整的现代学术专著，比如谭正璧的《闺秀词话》实际上是一部女性文学史，陈匪石的《声执》也是一部内容完整的词学通论著作。这些现代词话已走出古典形态，逐渐摆脱其细碎不成体系的缺陷，开始向现代学术性著作靠拢，传统词话的色彩逐渐淡化。再如，论词绝句的形式在现代也有新的发展，它不但继承发展了晚清以来联章的写作方式，而且还把韵文与散文两种形式结合起来，以韵文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论词见解，在散文部分对韵文的内容作具体的解释和说明，较之传统的论词绝句而言思想更为明晰。比如杨仲谋的《论词韵语二十首》和郑骞的《论词绝句三十首》，都采取的是这种韵、散结合的方式。这一写作方式到现代更发展成为缪钺和叶嘉莹合著的《灵溪词话》（正续编），将传统的论词绝句与现代的学术论文结合起来，将传统的诗性表达与现代的理性辨析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它将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现代词学具有一种特殊的内在张力。相对现代诗学而言，现代词学是一个传统底色比较浓厚的学科，对于现代词学建树最大的是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虽然他们在词学研究方面各有其长，但是在学术理念上都带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都强调要立足传统建构现代词学，反对抛弃传统另起炉灶。如严既澄批评胡适《南宋的白话词》，以白话来理解和诠释古代的“韵文及诗歌”，并以现在的标准“评判古人所作的东西”，认为这实在就是一条“歧路”。龙榆生批评胡适《词选》所录姜、史、吴、张诸家之作，“率取其习见之调，或较浅白近滑易者，集中得意诸阕反被遗弃”，这样的做法存在着舍长取短、厚诬古人之缺失。唐圭璋对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也持保留态度，认为王氏之论过于偏狭，在他看来“境界”乃自人心中体会得来，不能截然分开，所以，切不可舍情韵而专倡“境界”二字。他们已注意到现代词学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有意对之进行反拨，强调要尊重历史事实，不可以一己之私见取代学术之公理。他们对现代词学的建设，特别注意从传统词学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如吴梅借用了陈廷焯的“沉郁”说（《词学通论》），唐圭璋借用了王鹏运的“重拙大”说（《唐宋词简释》），詹安泰借用了常州派的比兴寄托说（《词学研究》），刘永济借用了古代文论的“风会说”（《词论》）。但他们并不固守传统，而是将传统的资源进行现代转换，亦即对传统的思想进行现代性阐释。比如詹安泰论“寄托”即从寄托之义界、寄托与时代、寄托与比兴、寄托与词史、寄托之不可拘泥偏执等几个方面，全面地阐释了“寄托”说的理论内涵及其运用的有限性。因此，他们提出的学术观点，既有丰厚的传统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有效对接，推动和促进作为现代学科的词学走向成熟。

第三节 现代词学的师承谱系

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还表现在思想和观念的传承方式上，由过去以亲缘和地缘的承传为主，转变为以学缘和学统的承传为主。特别是现代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现代学术研究事业的高度繁荣，也促成了中国学术传承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对于现代词坛的发展格局，过去较多从学术流派角度去把握，但流派研究往往会设定范围，使得一些不能纳入流派讨论的内容被忽略掉了。我们认为从现代学术师承角度切入更为符合实际，在现代高等教育机构里汇聚了一批学术名师，他们不但以其精湛的学术为世人所景仰，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学术传人，积极推动着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为现代学界贡献了一批品质精良的学术研究成果。

一 由“亲缘”而“学缘”

在古代中国，社会网络的基本结构模式是亲缘和地缘，所谓“亲缘”，是以血缘和姻亲关系维系的社会结构模式。“地缘”是亲缘关系的延伸和拓展，它是以地域性的邻里乡党关系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模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模式——“学缘”，成为维系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另一种重要因素，它摆脱了人际关系的血缘因素和地域色彩，而是以共同的师承和志业为纽带建构起来的师生、同学、同年关系。在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学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促成社团和党派形成的重要动因，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明清时期书院的兴盛和文社的繁荣正是这一方面的具体表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三缘”（亲缘、地缘、学缘）对推动文学的发展，曾产生过非常积极的影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个家庭成员对于文学的热衷，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族内部的其他成员，魏晋的“三曹”、“二陆”，唐代的“三包”、“六窦”、“二白”，宋代的“三苏”、“二葛”，以及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文学家族，如吴江沈氏、安丘曹氏、绍兴祁氏、桐城方氏、阳羡储氏、阳湖张氏等，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家族成员内部相互影响相互激励的结果。同样，明清时期涌现的大量地域性文学流派，如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浙西派、常州派、桐城派，也是因为地域的因缘将众多文人吸引在一起的。在明清时期，江南词坛已呈聚群式的发展态势，像宋代柳永那样一人横扫词坛的现象不复重现，词已成为文人抒情言志、交际酬和的重要手段，他们作诗填词不单纯是为了抒写情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交际，这样从晚明开始也就出现了大批地域性的词派或词人群体。

一般说来，这些词派或词人群体，先是在一个区域的三五个朋友之间，或一个家族内部的几位成员之间，互相唱和，共同切磋，而后影响逐步扩大，加入的成员也越来越多，最后，他们团结在一个盟主的旗帜下，成为影响一方并向周边辐射的词派。这说明这些词派或词人群体，在其初兴之际，具有色彩较浓的家族性或地域性，比如云间派就是由松江地区几个重要的名门望族成员组成的，他们是王氏家族（广心、九龄、顼龄、鸿绪）、宋氏家族（征舆、征璧、存标、思玉）、周氏家族（茂源、纶、稚廉）等；又如柳洲词派也是由曹氏（勋、尔堪、鉴章）、钱氏（继章、继登、栻、棅、栴）、魏氏（学渠、学濂、允柟、允札）等几个显赫的家庭成员组成；梅里词派则是由缪氏、王氏、李氏、周氏等家族成员为主力，如缪崇正、缪永谋、王翃、王庭、李绳远、李良年、李符、周筼、周篁等；在清初康熙年间最负盛名的阳羡词派，也是以当地名门望族为其主要支架，如陈氏（维崧、维岳、维云、维岱）、徐氏（喈凤、瑶、玑）、储氏（贞庆、福观、福宗）、史氏（惟圆、鉴宗）、任氏（绳隗）、万氏（树）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词派成员之间有的还有比较密切的姻亲关系，如云间词人夏完淳为柳洲词人钱栴之婿，柳洲词人钱烨、孙复炜为曹尔堪之婿，通州词人陈世祥与江都词人宗元鼎为表兄弟，泰州词人黄泰来为宗元鼎之婿，扬州词人范荃为徐石麟之内弟，江都词人徐元端为范荃之女甥，如皋词人冒辟疆与许嗣隆为表兄弟，阳羡词人陈维崧与曹亮武为表兄弟……这些盘根错节的血缘和姻亲关系，成为一个词派或词人群体壮大声势、你呼我应、先后承续的重要因素。然而，还有一种推动词派形成并发展壮大的因素，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这就是“学缘”的因素。这是人们在求知问学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性关系，它在一个人后期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样的“学缘”因素也是催生明清词派或词人群体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比如云间派的成员之间，陈子龙、李雯、宋征舆都是明末几社的重要成员，蒋平阶、沈亿年、周积贤之间则是师生关系；广陵词人群体的成员内部，王士祯、邹祗谟、彭孙遹是同僚关系，王士祯与汪懋麟是师生关系，王岩与汪懋麟亦为师生关系……这些词派或词人群体，在总体上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在具体人际关系上则带有明显的学缘关系的烙印，这一因素在后来发展起来的词派，如“吴中七子”、常州词派、晚清四大词人等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还有血亲或地域的印迹，但学缘已成为主流的形成因素。原因在于，这些词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突破了血亲或地域的局限，形成了以师承授受或思想传播为主要纽带的新特征，这些词派不但以诗词唱和为其外在表征，而且更以思想的传承为其内在发展的动力，如吴中词派的声律论，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论，晚清四大词人的重拙大论，等等。

这种学缘因素在进入民国以后，逐渐与现代高等教育相结合，师生之间的授受传承关系越来越密切，它已成为推动现代词学发展的主导因素。1910年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成立，开设有中国文学的课程，词选、词史、专家词成为主干课程，当时担任这一课程的老师有刘毓盘、吴梅。后来开办的大学如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大都参照北京大学之先例设有词选和词史课程，像东南大学的吴梅、清华大学的俞平伯、燕京大学的顾随，都是词学名师，在他们的影响下，南北各大学的词学研究蔚成风气，并培养出许多词学研究新人。特别是现代词学大师吴梅先生，不仅在北京大学培养了任中敏、许之衡，而且在东南大学还提携了卢前、王季思、李冰若、唐圭璋等。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南北各大学词学的师承统系基本形成，像北京大学有刘毓盘、吴梅、许之衡，清华大学有王国维、俞平伯、浦江清，东南大学有吴梅、汪东、王易、陈匪石，在他们的带动下，先后涌现出赵万里、姜亮夫、冯沅君、华钟彦、孙人和、邵祖平、唐圭璋、郑骞、叶嘉莹等词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尽管也可能受到各自家学的影响，但他们在以后的学术发展道路上，因为师承关系的不同，都会烙上各自师承传习的印记，如赵万里的词籍考证、冯沅君的词史建构、唐圭璋的文献整理、叶嘉莹的感性阐发，这些学术特色的形成是与他们的学术师承密不可分的。

曾大兴先生曾将现代词学名家分为南北两派，属于南派者有朱祖谋、况周颐、夏敬观、陈洵、杨铁夫、刘永济、龙榆生、夏承焘、詹安泰等，属于北派者有王国维、胡适、俞平伯、冯沅君、胡云翼、浦江清、顾随、吴世昌、缪钺、刘尧民等。其划分标准是师承、词学活动地域、代表作产生地域三个方面，其中学术师承是现代词学流派划分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探索现代词学谱系的主要依据。但是，如果从两派的文化立场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角度看，南派与北派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传统派与现代派，也有的称之为体制内派与体制外派。从学术谱系的角度看，对于一个现代的学术流派，不仅要考察其直接的师承关系，更要研究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一致性和变异性，从而厘清现代学术流派发展的内在理路，我们亦将从这三个方面梳理现代派（北派）与传统派（南派）的师承谱系和学术特色。

二 现代派的师承谱系

现代派（“北派”）是以北京大学为发源地的，因其词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色故称现代派，因其成员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它的影响也主要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等校展开，故称“北派”。本来，北京大学初期开课的老师是来自南方的刘毓盘（浙江）、吴梅（江苏）、许之衡（广东），但随着胡适等留学欧美的年轻学者进入北京大学之后，这些老派学者分别退出北京大学的讲坛，原本受老派学者影响的年轻学子不是南下追随其师，就是投向胡适的怀抱，北大、清华讲坛成了新派学者的天下，爱好词学的年轻学者，在思想和方法上亦深受王国维、胡适的影响。

现代派的思想源头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人间词话》跨越千年词史，直接走进现代，借用西方思想，诠释古代词史，它的“境界”说亦成为现代派词学阵营的理论旗帜。在王国维的影响下，在吸取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胡适还提出了词史发展三段论，以白话、情感、意境为衡量词史的三大标准，并在1926年编选了实践这一思想主张的《词选》。也是在这一年，俞平伯用现代新式标点，将王国维《人间词话》重新整理，并交朴社出版，这标志着现代派打出了自己的思想旗号，从此王国维的“境界”说在现代学界广泛流传开来。

现代派词学谱系的真正形成，是从胡适1918年8月出任北大教授开始的。他先是用白话文学观建构中国文学史，把词曲作为文学变革的工具，然后撰有《国语文学史》，专门辟有“北宋白话词”与“南宋白话词”的章节。1925年10月，他辞职到上海治病，而后两年多时间，到英、美、日等地考察教育，回国后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31年返回北大，出任文学院院长，任间除旧布新，大胆启用学术新人，辞退长期担任北大词学教席（1923—1931）的许之衡，由俞平伯、赵万里、顾随等接任，他们的思想大多是从王国维那儿来的，北大的词学研究格局也为之焕然一新。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现代词学新思想和词学研究新生力量的重要输出站，从北大走出的白话文学观影响全国，北大也输出了俞平伯、顾随、缪钺、冯沅君、陆侃如、华钟彦、邓广铭、陈钟凡等一大批学术新人。

现代派学者因为师资的变化，对于词学的承传有一个转变过程。比如孙人和，虽毕业于北大，却不能纳入“现代派”谱系。他来自在晚清受常州词派笼罩的江南地区（江苏盐城），他对于填词的爱好还是受传统影响多些，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孙蜀丞先生是中国传统的，他是从清代词学重要的那几家流派，从传统的词学推衍下来的，而晚清的词学其实受张惠言的影响是很深的”。他进入北京大学应该是在1910年代中期，当时他读的是法律专业，只是因为酷爱文史之学，才转入国文系的，当时国文系的班底还是旧式学者，教员为林纾、姚永朴、黄侃、刘师培等，后来聘用的词曲教授刘毓盘、吴梅，也大抵是因为旧学功底较好的缘故。孙人和大约是在1920年左右从北大毕业的，他后来到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暨南大学讲授词选，亦用常州词派的家法说词，还特别重视词籍的校勘。

从北大而来，并代表现代派思想嫡传的有俞平伯和冯沅君。俞平伯在1915年秋进入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也是现代新词学的开创者，他创建了现代词学鉴赏之学，这正是自王国维、胡适而来的美学批评的实践。在《读词偶得》的“缘起”里，他谈到自己研究词学的缘起，认为词只可作诗看，不必再当乐府读，作词似以浅近文言为佳，不妨掺入适当的白话，在新时代要么是做白话词，要么就是做新诗，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胡适思想的翻版。冯沅君在1917年进入北京女子高师，受陈钟凡先生的影响，热衷于新文学的创作，发表有《春痕》《卷葹》《劫灰》等小说，是五四时期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之一。1923年，她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成为该所第一名女研究生，期间得到胡适的指点和教导，并出版有词学专著《张玉田》，在北大《国学门月刊》发表有“南宋词人小记”的系列论文，其治学路数正迎应了当时由胡适倡导的国故整理思潮。1925年夏，从北大毕业后，她继续与胡适请教商讨学术问题，期间与陆侃如合作撰写了传世之作——《中国诗史》，这是一部在胡适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中国诗史，比较自觉地承传了胡适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中国诗史》的词曲部分是由冯沅君撰写的，词只写到南宋为止，曲只写到元明为止，鲜明地体现了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对于唐五代北宋词有较高的评价，对苏、辛的豪放词风给予充分肯定，对姜、吴的格律词派多所批评，这与胡适《词选》所表达的观念完全一致，并在具体行文过程中多次引用胡适的相关论述以为佐证。

其他现代派学者，虽然也有求学北大的经历，但与胡适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只是胡适或王国维思想的倾慕者或追随者。比如顾随，虽在1915年秋天进入北大，但学的是英文，他对词的爱好，源于家中收藏的一本词谱，“漫无师承，自学为词”。大学毕业后，他在青岛、济南、天津等地教过中学，同时亦把填词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和消遣：“羡季殆无一日不读词，又未尝十日不作，其用力可谓勤矣！”从1927年到1930年他先后有《无病词》《味辛词》《荒原词》出版。他真正在大学讲坛传授词学，是1929年到燕京大学任教以后的事。他在词学上主要接受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他的学生吴世昌回忆自己当年听课的情形时，提到顾随“常常拿一本《人间词话》随意讲”，他的女儿顾之京也说“先父顾随一向推重静安先生，无论其理论抑或词作，历年讲授古典诗词，每每论及静安先生”，但他在创作上也比较认同胡适以白话为词的提法，主张用现代语言写现代事物，因此，他的词大多比较浅显易懂，并不故作艰深晦涩，在向白话靠拢的同时，也能兼顾到词的美感特征。再如缪钺，他是1922年入的北大预科，后因父亲逝世，遂于1924年冬辍学回家，离开北大。他自言少好填词，但在北大期间亦得名师提点，“生平学词深得诸师友之助，而张孟劬先生之教益尤为深切”。张孟劬（1874—1945），名尔田，是晚清著名词人，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1921年起在北大历史系任教，这正是缪钺在北大求学的岁月。但对于他研究词学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国维，他说自己读到《人间词话》后，“惊其识解新颖，创辟突破前人”，“因悟取西方哲学美学观点以评论词作，将更可以开拓眼界，扩新领域，此亦余所窃愿从事者焉”。他学词经历了一个从师从张尔田到追踪王国维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从传统词学走向现代词学的过程，从后来收入《诗词散论》几篇谈词的文章看，都明显地表露出他受王国维“境界”说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华钟彦在北大求学也是两年时间，他原本是东北大学学生，由于“九一八事变”起，遂于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在北大的两年多时间，对高亨的文字学，高步瀛的唐诗学，林埙、俞平伯、许之衡的词曲学都有深刻印象。1933年他经曾广源教授介绍，到天津女师学院任教，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撰成《词学引论》《花间集注》《戏曲丛谭》等。从这些论著所涉及的内容看，他对向来被看作小道末技的词曲予以关注和重视，这正是五四以来重视民间文学思潮的反映，他对有关词曲问题的讨论，常引用王国维、胡适、俞平伯、郑振铎、胡云翼、许之衡等的看法以为证，他对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价很高，说它是近人对词的批评和鉴赏最有力的一本作品，这表明他的思想还是出自北大统系。他的《花间集注》亦不同于传统笺注之学，而是一本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典注本，开创了解释词句、疏通意旨兼及鉴赏的新体式，突显出鲜明的现代性。

在三四十年代，随着白话运动深入人心，胡适的影响从北京走向全国，他的词学思想也影响到北大之外的年轻学者。比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就是按照胡适的文学史观书写的。还有武昌高师的两位“才子”——胡云翼、刘大杰，在所著《中国词史大纲》（1935）、《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里，均推衍了胡适白话文学论和词史三段论的主张。刘尧民虽是自学成才，并对四书五经下过苦功，对新的社会思潮亦能积极吸纳，在1950年以前，他尽管没有走出过云南，但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烂熟于心。他在40年代任教云南大学期间，以白话文形式撰写了《晚晴楼词话》，对王国维的论述多所引证，所著《词与音乐》一书，接受了王国维的进化论思想，有人称他是“王国维的精神追随者”。

三 传统派的师承谱系

相对“现代派”来说，传统派（“南派”）谱系则要复杂得多，这派学者大多与晚清常州派有密切的联系，与“晚清四大词人”的朱祖谋、况周颐更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师从况周颐者有赵尊岳、刘永济、陈运彰，师从朱祖谋者有吴梅、陈洵、杨铁夫、陈匪石、庞树柏、夏承焘、龙榆生、邵瑞彭等，与朱祖谋、况周颐以诗词相往来者有张仲炘、张尔田、夏敬观、林鹍翔、黄公渚、潘飞声，他们尊奉的是自张惠言而来的常州词派家法：“近百年来之词坛殆无不为张、周二氏所笼罩……晚近词坛之中心人物，世共推王半塘、朱彊村两先生……王、朱二氏之所宗尚，固未能脱出止庵四家之范围。”他们还把现代高等学府作为思想传播的阵地，比如南京东南大学有吴梅，杭州之江大学有夏承焘，上海暨南大学有龙榆生，武昌武汉大学有刘永济，广州中山大学有陈洵等，常州派的思想亦在这些高等学府的年轻学子中产生广泛影响，因其活动与影响主要在南方故被称为“南派”。

传统派（“南派”）思想传播的经典为张惠言《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在朱氏选本未出之前，张氏《词选》一书影响最大，朱氏之选出来之后，一时成为传统派的思想旗帜，“尊梦窗”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风尚，吴梅、陈洵、杨铁夫均对梦窗词作了校勘、笺注、释义的工作。“是时彊村先生方僦居吴下听枫园，周旋于郑、况诸子间，折衷至当，又以半塘翁有取东坡之清雄，对止庵退苏进辛之说稍致不满，且以碧山与于四家领袖之列，亦觉轻重不伦，乃益致力于东坡，辅以方回、白石，别选《宋词三百首》，示学者以轨范，虽隐然以周、吴为主，而不偏不倚，视周氏之《宋四家词选》，尤为博大精深，用能于常州之外，别树一帜焉。”在选本之外，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和况周颐《蕙风词话》是传统派的词话经典，这两部词话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一起，被称为是晚清最有价值的“三大词话”，它们对民国初年词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均有极大之影响，如吴梅对陈廷焯的“沉郁”说予高度评价，夏敬观专门撰有《蕙风词话诠评》一书，对于况周颐的“重拙大”说加以重新阐释，刘永济《词论》和陈运彰《双白龛词话》亦多次引证况周颐的观点以表己见。

施议对先生曾将20世纪词人划分为五代，并为其编列了一个代代相续的词学承传图，这个词学承传图也是一个20世纪词学谱系图。其第一代词人便是“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为前期领袖，朱祖谋为后期领袖，特别是作为“一代词宗”的朱祖谋，对民国初年词坛影响至巨，并奠定了传统派词学谱系之根基，也就是说传统派（“南派”）谱系是从朱祖谋那儿开始算起的。

传统派活动的区域主要在上海、苏州、南京。1907年朱祖谋从广东学政任上引退，次年在郑文焯的帮助下卜居苏州，况周颐也在前一年起居金陵，期间到过大通，1912年即辛亥革命后始定居上海。这一年（1912）朱祖谋也开始移居到沪上，一个在德裕里，一个在有恒路，“衡宇相望，过从甚频，酬唱之乐，时复有之”。1915年沪上词人结为“舂音词社”，推朱祖谋为社长，社中成员有陈匪石、庞树柏、王蕴章、吴瞿安、徐仲珂等，况周颐本非社中之人，但在朱祖谋的督促下也赋有同调词作。陈匪石（1883—1959）在1908年任教江苏法政学堂，期间从朱祖谋研习填词之道，1922年在北京任《民苏报》记者，兼任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授，参加由吴承仕等组织的“思辨社”，与黄侃、陈垣、杨树达、孙人和等相往来，曾有词话之作《旧时月色斋词谭》在《民权素》上发表，推衍其师张仲炘、朱祖谋的词学思想，晚年在中央大学任教，撰有《宋词举》《声执》，还培养了一批文化建设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霍松林、胡念贻均出其门下。庞树柏（1884—1916）少时即热爱填词，颇得校监罗叔言先生的赏识，后又拜朱祖谋为师，著有《玉琤馆词集》《龙禅室摭谈》《庞檗子遗集》等。他在1909年曾参加组织发起“南社”，被推为《南社丛刻》“词选”编辑。辛亥革命前后，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出其门下并致力于诗词之学者有刘麟生。刘麟生（1894—1980），字宣阁，安徽无为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曾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编辑。1927年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编著有《词絜》《茗边词》《春灯词》《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中国诗词概论》等，其词史观念是比较传统的，沿袭自常州词派而来的思想，对词史的看法受到谭献的影响，推崇张惠言、项鸿祚、蒋春霖，对郑文焯、朱祖谋的作品也有较高的评价。吴梅（1884—1939）少时在家乡即拜师于朱祖谋（1915），1918年他受聘到北京大学教授词曲，1923年回到家乡，出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致力于词曲复兴，先后带出卢前、唐圭璋、王起、段熙仲、李冰若等著名学者，卢前有《词曲研究》，唐圭璋有《全宋词》、《词话丛编》，李冰若有《花间集评注》等，这些门生走出校门后，也先后出任河南大学、中央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不但传播其师的词学思想，而且也扩大了其师在现代学界的影响，吴梅已成为现代词曲之学的象征和学术名片。

师从朱祖谋的尚有杨铁夫、龙榆生、夏承焘、刘永济等。杨铁夫作词是在1922年任教香港才开始的，1927年他专程至上海，对朱祖谋执弟子礼，这时已是62岁的老人了。他凭着对词学的热爱，在朱氏直接指导下，完成了《梦窗词笺释》一书，并在晚年受唐文治先生之聘执教无锡国专。所与往来者有陈柱、钱仲联等，陈柱有《白石道人词笺平》，钱仲联有《近百年词坛点将录》。龙榆生是由朱氏亲自点定的衣钵传人，在朱氏去世之后，他为保存和整理朱氏的词学成果，做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比如将朱氏的晚年遗作汇刻为《彊村遗书》。他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也培养了一批学术传人，比如朱居易、章石承、张寿平、钱鸿瑛、徐培均等。朱居易有《宋六十名家词校勘记》、章石承有《李清照年谱》、钱鸿瑛有《清真词研究》、徐培均有《岁寒居论丛》。夏承焘早年曾拜林鹍翔为师，参加林氏组织的“瓯社”，后来，经龙榆生介绍，与朱祖谋通信，并与朱氏有过面晤。也是在朱氏的影响下，他先是为梦窗系年，后而为梦窗词作笺，比较自觉地效法朱氏之学。夏承焘先后在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任教，其入室弟子从事词学研究者有：潘希真、吴熊和、周笃文，潘希真有《词人之舟》、吴熊和有《唐宋词通论》、周笃文有《宋词》等。曾经师事况周颐的刘永济，对朱祖谋也是以师礼相敬的，他长期在武汉大学执教，先后编有《诵帚堪词选》《诵帚堪词论》《微睇室说词》《唐五代两宋词简析》等讲义，这些论著有的是对朱氏之论的继承（《微睇室说词》），有的则对朱氏之学有所扬弃（《诵帚堪词论》）。刘氏弟子有程千帆、胡国瑞、刘庆云等，程千帆主编有《全清词》、胡国瑞有《诗词曲赋散论》、刘庆云有《词曲通》《词话十论》等，他们对其师的思想有继承更有发展。

从朱祖谋的诗词唱和关系，也能看出这派词人的师承谱系，亦即对常州派思想的传承。比如张仲炘（1854—1919），字慕京，号次珊，又号瞻园，湖北江夏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散馆授编修，官至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苏尊经书院山长，有《瞻园词》二卷，陈匪石即出其门下。张上龢（1839—1916），字芷莼，曾师从蒋春霖学词，先后任直隶昌黎、博野等知县。晚年侨寓吴门，与郑文焯、朱祖谋等友善，商榷倚声，在晚清颇负盛名，有《吴沤烟语》一卷。其子张尔田因父缘，得与郑文焯、张仲炘、陈锐等研讨词律，有《遁庵乐府》收入朱祖谋所辑《词莂》。潘飞声（1858—1934），字兰史，号剑士、心兰、老兰，别署老剑、剑道人、说剑词人、罗浮道士、独立山人，广东番禺人。与丘逢甲、居巢、居廉、吴昌硕、黄芦、黄宾虹等，无不成至交。他1907年到上海定居，加入南社，与社中诗人高天梅、俞剑华、傅屯良被誉为“南社四剑”之一，故以“说剑堂”为诗词集名。在周庆云的召集下，他与吴昌硕、况周颐、喻长霖、赵叔孺、夏敬观、沈醉愚等在上海成立淞社，又参加希社、沤社、鸥隐社及题襟金石书画会等，有《说剑堂词集》。《沤社词钞》即由他和夏敬观共同编选，以序齿而论，朱祖谋位列第一，他则被排在第二，可见他在社中的地位。林鹍翔（1871—1940），字铁尊，号无垢居士，浙江吴兴人。1912年师从朱祖谋、况周颐，1921年到温州任道尹，组织“慎社”、“瓯社”，梅冷生、夏承焘、陈仲陶等从之游，他在词学旨趣上与朱祖谋稍有出入。夏敬观（1875—1953），字剑丞，一作鉴丞，又字盥人、缄斋，晚号吷庵，别署玄修、牛邻叟，江西新建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历任三江师范学堂、复旦、中国公学监督，江苏巡抚参议，有《词调溯源》《忍古楼词话》《吷庵词评》等。“他的词学主张与朱祖谋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交情却很好……朱祖谋去世后，他倾力辅佐朱氏传人龙榆生，成了事实上的词坛领袖。”黄公渚（1900—1964），原名孝纾，字頵士，号匑厂，别号霜腴、辅唐山民，福建长乐人。少治经学，喜考据，精训诂，亦善画，20年代受聘于上海“嘉业堂”，师从近代文学大师陈三立，并得到词学大师况周颐的指点，与陈曾寿、夏敬观、叶恭绰、黄宾虹组织“康桥画社”，有《匑厂文稿》《匑厂词稿》。40年代后转至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讲授“词选及词作”，有《清词纪事》《欧阳修词选译》等。尽管传统派学术谱系较为复杂，但其学术传承的线索却是十分清晰的，即均从朱祖谋、况周颐一系而来，而非别有旁支也。

四 师承谱系与学术创新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现代词学大约不出传统与现代两派，现代派以《人间词话》为思想之“灯”，传统派走常州派传统之“路”，正是在这“灯”和“路”的导引下，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思想为传承方向的学术谱系。我们认为学术谱系的形成，不仅表现在师承关系上，更表现为学术创新上，只有不断的创新，师承才会焕发生命活力，学术谱系才会更加枝繁叶茂。一个学术流派的发展兴盛，就是一个被后继者不断拓新的过程，通过这些继承与拓新的方式，既传承思想，又增进感情，建构学术谱系，传统之“路”越走越宽，思想之“灯”越点越亮。

从现代派学术谱系看，王国维是其开派祖师，接着有胡适，然后是俞平伯、冯沅君、胡云翼、刘大杰、郑振铎等。尽管《人间词话》发表在1908年，但它影响力的形成，是在俞平伯重新整理出版之后（1926），连胡适都说过自己在王国维去世前（1927）并未见过，“静庵先生的《人间词话》是近年才有印本的”，这说明《人间词话》确有它的思想魅力，但它的影响是需要后继者来传播和发扬的。胡适思想影响之大，不但在其对王国维思想的传承，更在其对《人间词话》理论的发展，其《词选》一书在序文里提出词史发展三段论，即是将王国维的文学进化论运用到词史上，对北宋词多予好评，对南宋词则持不满的态度，对以诗为词的豪放词派颇多赞誉之辞。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甚大，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冯沅君《中国诗史》均受其沾溉。“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承传胡适思想的年轻学者，对胡适的思想并非全是因袭，反而是对胡适有些偏激的提法有所修正。比如冯沅君对吴文英、王沂孙、张炎也有好评，胡云翼对词史的叙述一直讲到清末，并不像胡适那样全盘否定清词的价值，刘大杰也认为词在清代可举者有三——一为创作，二为词论，三为前人词集的整理、编印，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冯沅君等承其师说，并自出新意，将现代派（北派）学术谱系作进一步拓展，并引领着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词学的发展方向。

从传统派学术谱系看，朱祖谋无疑是该派师祖，况周颐、郑文焯则为其羽翼，但三者各有所长，有的长于校勘之学，有的长于批评之学，有的长于词乐之学，步其尘者亦各得其师之短长，传统派学者无不与他们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派学者较其师朱祖谋等在词学研究上表现更为出色，如赵尊岳以况氏为师，推衍重拙大之说，对明词的搜集亦是受其师之启发，但他在词籍校勘上却是成就显赫，为历代词集撰写提要，成为《词总集考》十六卷，这正是况周颐所欠缺的地方，这些工作也成为饶宗颐《词籍考》和《全明词》之嚆矢。刘永济先后拜师况氏和朱氏，既传承其学，致力于词学，推崇梦窗，又能将《文心雕龙》之体系性运用到“词学”体系建构上，对况氏《蕙风词话》的理论有所扬弃，即汲取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有关思想，成就一部别具特色并能融通古今的《词论》，较之《蕙风词话》其格局更为完整，眼光也更为宏通。吴梅早年师从朱氏（1915）也比较推尊梦窗，并仿朱氏在南京组织潜社，开坛唱和，影响一时。他长期讲学南雍，能将传统词学进行现代转换，《词学通论》一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体制，下篇谈词史，在结构的组织安排上独具匠心，成为现代词学史上的典范之作，这正是朱氏所不能及的地方。龙榆生虽为朱氏衣钵传人，接过朱氏的校词双砚，然其所长并不在校词而在论词，《论常州词派》《两宋词风转变论》《研究词学之商榷》等论文，从大处着眼，视野开阔，颇有囊诸所有的气度与魄力，这也是斤斤计较于声律、字字推敲于句意的朱氏所不能及的。夏承焘虽从传统之学而来，却有长远规划，曾拟撰为词学史、词学志、词学典、词学考、词学谱表等书，然后，他的研究即按这个计划逐步展开，先后完成《唐宋词人年谱》《宋词系》《龙川词校笺》《姜白石词编年校笺》等，这与一般人因兴趣转移而不断转换阵地大不相同，也体现出他超出常人的意志与毅力，尽管后来并没有完全实现其最初设想，却能说明他是以研治传统词学为其一生之志业的。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必须有承传才会有生命力；同样，任何一种学术流派，只有不断创新才会不断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对其他流派思想的合理吸收，纠正自身的不足，并能顺应时代，使其学术研究烙上时代印记。比如，赵万里在东南大学期间曾师从吴梅习词，后来到清华大学为王国维之助教，思想上自然也受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影响，他在北大、清华教授词学之讲义《词概》，对晚唐五代北宋词风多所推尊，研究方法上更得王国维晚年学术考证学之精髓，曾仿效王国维之先例辑为《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二卷，得到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之嘉勉。俞平伯在习词经历的转变上，与赵万里有相似之处，即有一个由旧而新的过程。他在1915年秋天进入北京大学，期间受黄侃、吴梅影响甚深，读过张惠言《词选》和周济《词辨》，他撰写《清真词释》即源于黄侃在课堂讲解周邦彦《六丑》《兰陵王》《浪淘沙慢》的启发，“这对我印象很深”，“我独选美成的作释，就这点论，不妨说受之于师”。但后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在胡适的感召下转向白话文学，创作新诗与小说，对填词之事不复措意，直到1925年秋天应聘燕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才开始将兴趣转向词学研究，并整理出版王国维《人间词话》，1929年应聘清华大学时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讲授“清真词”，1930年10月为配合讲授作词之法，将自己的词作14首略作解释辑为《词课示例》。1934年9月，他编成《读词偶得》一书，作为讲义交清华大学印行，11月该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样，像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等传统派学者，尽管主要承传自朱祖谋而来的词学传统，但他们对于新思想也能积极吸纳，甚至与胡适、俞平伯、赵万里等有直接的交往，在词学观念上也有许多相似的看法。比如唐圭璋对于真情的重视（参见《李后主评传》、《纳兰容若评传》），与王国维、胡适推崇真性情颇有暗合之处；夏承焘对李清照词“明白如话”、苏辛豪放作风的肯定，也是顺应时代思潮合理地吸收了胡适派学者的看法。特别是龙榆生对于词学的界定，把“填词”与“词学”相区分，与胡云翼所说“词学”与“学词”是两回事，看法完全一致，只是胡云翼研究词学重在整理国故，而龙榆生则强调传统与现代结合，力图使传统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追求传统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与新生。

现代词学史上的传统与现代两派（或称“南派”与“北派”），无论秉持何种不同的学术理念，他们都能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样，他们的学术统系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他们的学术思想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从而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中国词学现代化进程中两支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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