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五柳先生
渊明的家庭，到了大约由他自己当家的青年时期，不知是由于积蓄的渐尽，还是某种内或外的原因，家计显得窘迫起来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中就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看来那一年又是遇到大旱与蝗虫之灾，田里收成很少，陶家的租税自然也收不起来的。他在《有会而作》诗里也说：“弱年逢家乏。”看来在诗人二十岁以后至出仕的一段时间，其生活真的面临贫困的境地。也许这种贫困还只是一种相对的贫困，即与自己从前的优裕岁月比较，或是与同一阶层的其他人比较而言。也有点像《诗经·秦风·权舆》讲的那种情形：
哎，我哪，
从前安居宽敞厦屋，
如今连吃个痛快也不能够！
真是呀！
日子远不如前！
哎，我哪，
从前每餐摆着四大簋（贵族气派哪），
如今连吃个饱也不能够，
真是呀，
日子远不如前！
这是一个从前的贵族或从前与贵族生活至少沾个边的人在家道中落后的感叹，显得十分的丧气。渊明所经历的也是这样子的变化，但是他却没有如此的丧气！相反的，那种在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高尚志趣，此时显得更加的峥嵘起来了。他照样地读书、饮酒，抚琴自乐，并且开始写作诗赋文章，他的那种朴素而又潇洒、谈言微中、余味娓娓的文章风格也开始形成。
他常常阅读古代高士的传记，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超越于物质生活之上，贫穷不但不使他们气馁，反而从中砥砺出一种气象来。他沉浸在这种高士的情怀中，一天突然悟到自己现在过的生活，拥有的怀抱，就是古代高士们的那一种。陶宅前面种着五棵柳树，树龄至少有五六十年，也许是在渊明祖父的手上植下的。柳树不仅是陶家的一道风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陶家的“家徽”。当年陶侃在武昌军中，“尝课诸营种柳”，当时一位叫夏施的都尉假公济私，让军士偷将官柳种植在自家门前，陶侃经过他家时见到，立即认出那是武昌西门的官柳。这件事反映出陶侃的明敏、励精与治军之严（《晋书·陶侃传》），在当时流传很广，以致史家在写陶侃传时，还将其做为一件逸事记下来。陶家门前的这五棵柳树，是否为纪念此事而种，我们不得而知，但陶家人看到这五棵柳树时，自然常常想起先祖的那个故事。一日，渊明又饮了一点酒，又想起古代的那些高士，突发奇想，何不就用这五棵柳树给自己起个雅号呢？对，就叫“五柳先生”！雅号有了，何不再写一篇自传呢？前些日子，为外祖父作过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传记的笔路正熟着呢！最近的文章，每言怀抱，但都是正面、传统的形式，何不以庄寓谐，写一篇《五柳先生传》呢？正好与那篇外祖的传记相映照，后人看我渊明，也可知道有如此之外祖，又有如此之外孙。他这样打算着，于是滔滔洒洒的一些文字就从脑子里涌出来，落笔写满两张小笺，风致洒落，整整复斜斜：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渊明的文章，看似用直叙的笔法，却多言外之意。他自叙的语气很平和，但里面却是有一种傲骨的，有一种处处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抗衡的意味。东晋社会重门第，重来历，渊明却一上来就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其姓字。”这表现了对当时讲究门第、出身、名望的社会风气的不屑。因为在渊明看来，衡量一个人的高低，在于其本人的品格，与他的门第及在社会上的虚名又有何关系呢？我们看渊明标榜的人物，像荆轲、颜回、黔娄、荣启期、张仲蔚等人，都是一些寒微之士，他们全凭自己的高尚品行自立于当时，并且清节映照后世。再看“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两句，也是不但说了自己，同时也在讽谕当时那些为求得荣利而清谈不休的门阀名士。“闲静”暗讽当时玄学名士奔走声利之区，浮华交游，甚至慧远这样的高僧，也要结莲社，在名士场中造成一种声气交通的样子。“少言”是暗讽名士们那种喋喋不休的清谈。他们谈玄论道，外示高尚，但其实当时的玄学清谈，与后世的科举时文一样，不过是博取声名荣利的一种手段而己。西晋鲁褒的《钱神论》就讽刺过清谈家们见钱眼开的贪婪样子：“京邑衣冠，疲劳讲肆。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孔方），莫不惊视。”（《晋书·鲁褒传》）除了清谈之外，当时的南方高门士族中的一些人，则主要走两汉以来繁琐经学的道路，凭借治经来博取荣利。这两种学风虽然有虚与实的不同，但世俗的人们以它们为射利的工具，则是相同的。所以渊明在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之后，紧接着又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谓“甚解”，实指繁琐的解经方式。渊明虽崇重儒家，但对以儒学博世誉的做法，向来是有看法的。而且他对当时那些提倡经术的大人物的做法，也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也有关于渊明的治学态度，清人方宗诚《陶诗真诠》对此有所评论：“陶诗云：‘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盖深嘉汉儒抱残守缺及章句训诂之有功于六经也。然又曰：‘好读书，不求甚解。’盖又兼汉儒章句训诂之穿凿附会，失孔子之旨也。是真持平之论，真得读经之法。”其实渊明的“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恐怕主要还是指汉初诸儒整理承传五经之事，不是指繁琐的章句之学，因为这两句的底下就是“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其二十），意指诸儒辛苦承传之六籍，时人不知爱好。所谓“六籍无一亲”，当然不是说真的没有人读经书了，而是指很少有人真正为求儒道而读经。并且，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主要还是隐讽其当代的经学家的。当时江州一带确实是经学方面的重镇，渊明的学问也不能说没有受这种地方风气的影响。但等到他思想成熟后，他对那时的经学风气，已经不能完全苟同了。萧统《陶渊明传》记载：“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这虽然是后来的事，但渊明一向对官方经学，都是抱保留态度的。至于说到写文章，当时的名士，也无不以之博声名，甚至把它当作世俗交际的一个工具，所以渊明才说“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
这样看来，这一篇《五柳先生传》，是处处都借自叙来暗讽世俗的士风与文风。其对抗门阀社会风气的意味，实甚明显。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晚年的自述，其实体会其明朗的风格、幽默的语言，无不透露了年轻高士的风韵。年轻人往往爱作这种游戏笔墨，但内里透出来的却是一种对世事的认真劲儿！
五柳先生这个雅号，在当时有无传开来，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篇文章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宋书·隐逸传》：“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引文略）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后萧统《陶渊明传》、《晋书·隐逸传》也用此说。《南史·隐逸传》也说他“少有高趣，宅边有五柳树，故尝著《五柳先生传》云。”从这些叙述可见，《五柳先生传》的确是渊明早年的妙文。渊明写这篇自传，仍然是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并没有自我标榜的意思。但是这篇自传，客观上却为渊明赢得了隐逸高尚的声名，他的善于属文，也因此而初为世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