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火中成长的地下党
抗日救亡使顾准胸中的政治热情激荡起来，而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则让他深感失望。
顾准认为，欲消灭压迫与剥削，铲除贫穷和愚昧，只有跟着中国唯一的希望——共产党走，投身于革命斗争。
被点燃的革命激情
天才被“九一八”的炮声惊醒了，社稷安危、民族存亡等宏大命题猛然出现在眼前。恰巧此时的顾准正处于愤怒的青春期，难免会有“愤青”的情结。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就在蔡廷锴与蒋光鼐率领十九路军与日寇在上海浴血奋战之时，蒋介石却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抗日救亡使顾准胸中的政治热情激荡起来，而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则使他深感失望。
全国上下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李公朴（1902—1946）主编的《读书月报》、邹韬奋（1895—1944）主编的《生活周刊》不遗余力地推介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而一本由犹太人主办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更是孜孜不倦地介绍苏区和红军的状况，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
其中就包括顾准。
他甚至想去寻找传闻中的共产党。
问题是，寻找主流社会眼中的“共匪”比寻找失落的亚特兰蒂斯还困难，顾准约上三哥陈怀德，把上海翻遍了，也不见共产党的影子。
正焦灼间，逝友夏星寿的哥哥夏增寿从天而降。
夏增寿是南京一家无线电台的职员，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不久前，因党组织被破坏而下狱，放出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便跑到大上海谋生活。
顾准像捡到宝一样，天天往夏增寿家跑，向他了解共产党的情况。
正好夏增寿在自学经济学，便借机同顾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很快，陈怀德与几个立信的同事也被吸引进来。热血青年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评论，最后达成共识：欲消灭压迫与剥削，铲除贫穷和愚昧，只有跟着中国唯一的希望共产党走，投身于革命斗争。
舍此别无他策。
1934年，热血青年们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顾准家的厨房。
他们三天两头举行集会，议论时政，研究马列主义，交流思想，探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后来，经众人商议，该“非法组织”被命名为“进社”，以示追求进步，并推举顾准为社长。
春去夏来，进社发展到28人，终于引起中共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的注意。
经过一番严格考察，党组织正式宣布同进社建立上下级领导关系。
为了工作便利，顾准将进社的秘密活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思想开明的顾庆莲表示无条件支持。
于是，顾准把进社的印刷机关设在家里，开足马力油印“非法”刊物——《前卫》。
一次，正当同志们热火朝天地刻钢版、印材料，一辆警车呼啸而来。在外望风的顾庆莲吓得收起马扎就往里跑，向众人报信后又担负起毁灭证据的重任。为烧得快而彻底，她在灶里添了过量的柴，竟把一口大铁锅的锅底烧裂了。
这也难怪老太太会紧张过度，由于此时中共正执行王明的冒险主义路线，激进盲动，驻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连续遭到破坏，陈赓、陶铸等大批高级干部相继被捕，政治局势万分险恶。
在此严峻形势下，顾准仍冒着40度的高温，印发抗日传单和宣传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法”出版物，确属顶风作案。
与此同时，经过全面修订的《银行会计》正式定稿，准备出版了。
潘序伦提出把这本书并入“立信会计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而且还霸气外露地表示，顾准是立信的职员，按老规矩，《银行会计》的所有版税都要归入事务所。
作为原作者，唯一的报酬只是立信以分红的方式支付给他的800元现金，远远低于版税收入。
顾准不服，当众和潘序伦大吵了一架，斥责老板待他刻薄。潘序伦反唇相讥道：“我比你老子对你还好！”
潘序伦的逻辑是：若非他为顾准提供了一个展翅翱翔的平台，这个穷孩子离真人版“三毛流浪记”也就一步之遥了。
潜伏在“孤岛”
1935年初，《银行会计》出版发行。
这是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见解独到，语言晓畅，顾准的名字刹那间响彻沪上。
许多老板和政客慕名以求一见，却被潘序伦告知：顾准已经不在立信了。
原来，“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在政府的历次“围剿”中受到严重冲击，直接领导顾准的上级被抓进局子，进社与组织断了联系。
为了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顾准通过章乃器和新成立的武卫会接上了头。
这是中共中央军委指导下的抗日机构，宋庆龄任主席，何香凝、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为领导班子，实际负责工作的是武卫会书记、共产党员林里夫（1909—2001）。
在林书记的指导下，顾准解散了进社，带着社员集体加入武卫会。
一天，顾准在路上偶遇潘序伦。潘抓住他的胳膊不让走，非要顾准重回立信。
顾准摆了摆手就是不同意回去——倒不是耍大牌，因为他想当职业革命家。
潘序伦见此时的顾准像骑着哈雷机车狂飙在革命的大路上，也不好再坚持。他又抛出第二套方案：为他代笔写一本《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顾准不署名，但可以拿到高额版税。
正好手头缺钱，顾准爽快地答应了，并因此领到400元稿费。
有了这笔巨款，他终于可以同心爱的人结婚了。
方采秀（1914—1968），又名汪璧，安徽徽州一个小茶商的女儿，因父母不和，同母亲迁来上海居住，并随母姓汪。
高中毕业后，汪璧入职同昌车行，担任会计。
这是一家专售自行车的大商店，对职员要求很高。为了自我提升，汪璧白天上班，晚上就去立信夜校充电。
由此认识了正直诚实、风趣幽默的顾准。
一天，当身着素色旗袍的汪璧拎着书包笑盈盈地从立信夜校走出来时，顾准夹着一叠讲义跟了上来。
他将进社的秘密悄悄地告诉了她，问汪璧想不想加入。
春风拂过，汪璧仰起脸，眼波流转，眉目传情。
她郑重地点了点头。
革命家的爱情最浪漫。在一次次紧张而刺激的厨房集会上，两个年轻人顺理成章地擦出了火花。
经过漫长的冬季恋歌，顾准终于在南市的一间出租屋里迎娶了汪璧。
婚礼非常简单，连双方家长都没通知，只是请了一些关系密切的革命同志来闹新房。
新娘亲自下厨，烧了几道拿手好菜。在美酒与众人的歌声中，顾准醉了。
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武卫会蓬勃发展，相继建立了华南分会（负责人叶挺）、北平分会（负责人周小舟），顾准因表现突出，经宋庆龄批准，正式担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
同时，在林里夫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多年后，当顾准回想起那天在党旗下所立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时，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那是中共最艰难的一段时光。红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在长征的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所有驻上海的中共组织，全部同中央失去联系。截至抗战爆发，上海仅存的共产党员不足200人。
如此险峻的情势反倒激起了顾准的革命热情。他把在书店当伙计的六弟陈敏之拉了进来，同他一起写稿、排版、宣传，筚路蓝缕，不舍昼夜。
当然你会问：为什么在如此艰难的局势下，顾准却安然无恙？
答案是，他打入了敌人内部。
早在办《会计季刊》时，顾准便向中国银行总账室的主任刘攻芸（1900—1973，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约过稿。《银行会计》出版后，刘攻芸觉得人才难得，一直想把顾准挖过来协助自己工作。
他通过潘序伦联系到了心目中的千里马，并开出了令人难以拒绝的薪水。
中国银行是国家银行，直接归宋子文领导，对想走仕途的人而言，可谓终南捷径。于是，夜间忙革命工作，白天挎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走进中国银行16层的大楼上班，成了顾准日复一日的生活。
顾准的算盘是：以这样一份颇为官方的工作掩人耳目，有利于搞地下活动。
刘攻芸给顾准安排的任务是核对全国几百个分行汇来的账单。
虽然这是一项烦琐而乏味的工作，但顾准处理起来易如反掌、精准高效，惹得刘攻芸心花怒放，对顾准佩服得五体投地。
办公之余，顾准见缝插针地套刘处长的话，收集情报。由于按国民党的宣传，共产党都是一帮吃不起饭的穷鬼，因此，对顾准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社会名流，刘攻芸打死也没料到竟然也是个“共匪”。
平静的生活很快又被打乱。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1900—1976）在长征途中派陈云（1905—1995）和潘汉年（1906—1977）回上海重建党组织，结果两人刚到上海，国民政府便抄了党组织的老巢，在沪的共产党人纷纷逃散。
林里夫跑来通知顾准，让他赶紧辞去中行的工作，并暂停一切政治活动，蛰伏待命。
顾准的辞职信刚递上去，刘攻芸的说客便纷至沓来。
可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共产党员。顾准去意已决，无法挽留，刘攻芸只好摇头作罢。
炒老板鱿鱼是很爽，但炒完后怎么生存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为了维持生计，顾准找到潘序伦，表示想继续帮他写书。
潘序伦趁机再次力邀顾准重回立信，结果仍遭婉拒，只好退而求其次，让他帮忙撰写《簿记初阶》，稿酬360元。顾准欣然应允。
寒来暑往，顾准已记不清帮潘序伦代写了多少书稿。除了当枪手，他还在潘文的基础之上，为其大幅度改写出两部力作：《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和《所得税原理实务》。
潘序伦名利双收，不少朋友却为顾准当了幕后英雄感到十分惋惜。
顾准满不在乎地说：“志不在此。”更何况，潘序伦在酬劳上从不亏待，还一直向外界隐瞒他共产党员的身份。
而通过为现代会计学的开山鼻祖捉刀，顾准也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经过秘密谈判，决定携手抗日。
八月九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中尉冲进上海虹桥机场，向中国守军开火，被当场击毙。
日军以此为借口，对上海发动侵略。
三个月下来，国军不敌，上海沦陷，顾准生活的租界成了被围困的“孤岛”。
少了国民党的掣肘，中共决定重新在上海建立地下党。
张闻天点将，点中了刘晓（1908—1988）。
此人曾任中共上海市奉贤县县委书记，在王明的领导下，执行了盲目的“庄行暴动”，使组织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因此，对上海地下党如何低调地开展工作，刘晓比其他人有更深刻的教训和认识。
在审查了留存的200名党员后，刘晓迅速组建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1908—1964）、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张爱萍（1910—2003）、文化运动委员会书记孙冶方（1908—1983）以及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顾准。
在地下会议上，刘晓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工作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每个地下党员都必须以合法的职业作为掩护，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尽量进行合法斗争。
如此一来，顾准负责的职员运动委员会便成了最关键的部门。
在顾准的介绍下，地下党员们逐渐渗透到银行、外企、百货公司等各行各业，发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如说服杜月笙把一千件刚从荷兰进口的新式防毒面具捐献给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
在昔日同事惊讶的目光中，顾准堂而皇之地回到立信。
潘序伦如获至宝，任命他为编译科主任，每月工资加分红高达250元，并对顾准的革命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
论收入，20岁出头的顾准已堪称“金领”。在许多上海人眼中，他少年得志，宠命优渥，是不折不扣的成功典范、青年偶像。
然而，对演奏着萨克斯音乐的西餐馆、镂花银盘上精致的小点心以及流光溢彩的华美舞会，顾准丝毫提不起兴趣。他宁愿把精力投入到指挥职委的同志在上海和新四军根据地之间建立秘密的交通路线，以便输送各类物资……
一天，之江大学的名誉校长李培恩特地来拜访潘序伦，请他推荐一位能讲授银行会计的专家，去学校任教。
潘序伦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顾准的名字。
由于之江大学是为了躲避战火从杭州搬来上海租界的，李校长也没听说过顾准的大名，开口便问是哪国深造的留学生。得知没留过洋，又问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潘序伦笑道：“他没读过大学，要问学历，不过是一个初中生。”
李培恩有些不满：“一个初中生，到名牌大学当老师，未免不太合适吧。”
潘序伦正色道：“《银行会计》就是顾准写的，现在各地商学院都已作为教材，你聘请这方面的专家，舍此尚有何人？”
李培恩保守谨慎，总是不应。潘序伦面露愠色，让他另请高明。
没过多久，上海最有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也来立信寻找银行会计教师，潘序伦还是推荐顾准。圣约翰的美国校长比较开明，决定冒险一试。
潘序伦非常高兴，立刻告诉了顾准这一好消息。
几天后，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顾准在课堂上游刃有余地折服了圣约翰的高才生们。
消息传开后，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的负责人相继登门，给顾准送来了大红的聘书。懊悔不已的李培恩再次造访，赔礼道歉，恳请重聘。
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顾准身兼数职，摇身一变成了会计学教育家。
由于国人“见不得你好”的传统，《易经》乾卦里“飞龙在天”之后便是“亢龙有悔”。春风得意的顾准终于被自己人盯上了。
省委副书记刘长胜（1903—1967）是一个在苏联待了十几年，才回国没多久的老革命，对顾准发明的“联谊会”的工作形式横竖看不顺眼。
这种职业界的群众组织没有“救国会”那样又红又专的名字，开展活动也多以“跳舞”“打牌”等娱乐方式进行，虽颇受职员欢迎，也符合“隐蔽”“安全”的敌后工作原则，却激起了刘长胜的反感。
趁一把手刘晓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之机，刘长胜在省委内部清算了被他称为“右倾”的“顾准路线”。
刘晓回来后，觉得刘长胜和顾准一左一右，难以协调，便玩起了平衡术，让顾准去文化运动委员会当副书记，配合孙冶方工作。
孙冶方是党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文史功底深厚，同“孤岛”里那帮文人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
自从前任副书记曹荻秋（1909—1976）调离上海后，孙冶方一直苦于找不到理论素养说得过去的得力副手，直至顾准的到来。
两人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合作非常愉快，领导唐弢、胡愈之、许广平等左翼文人在笔墨间同敌人战斗。
文委旗下新创的“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一时间声名大振。孙冶方与顾准备受鼓舞，又把触角伸进强势媒体《申报》和《文汇报》，指挥柯灵等人打入其副刊，担任主编。
《申报》的立场顿时左转，被惹恼的汪伪政权派特工用报纸包了一枚手榴弹扔在报馆门口，炸死炸伤多名工作人员。
文委不但没被吓倒，反而越挫越勇，迎难而上。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1895—1975）受文委指导，在卡尔登剧院上演了《明末遗恨》，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成为京剧史上广为传颂的佳话。
在《杀官》一折中，崇祯含泪对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每当周信芳在哀怨动人的伴奏下悲愤难抑地唱出这几句血泪交融的台词时，感同身受的观众无不含泪鼓掌。而当崇祯那句抑扬顿挫的念白“我君臣虽死，也要死个悲壮慷慨！”，尾音还没拖完时，台下已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喝彩声。许多观众再三再四地观看《明末遗恨》，就是冲着这句话而来，以至于街头巷尾的小孩打闹时都会来上一句。
周信芳深受鼓舞，于1940年义演了曹禺的《雷雨》，饰演周朴园。而随着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周大师也收到了汪伪特工的“礼物”——两颗装在信封里的子弹。
“孤岛”已载不动顾准洋溢的革命热情，他多次向省委提出，自己要奔赴前线，参加苏南的新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