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南唐词接受史研究
文学院2010（3） 周轶文
词作为一种起源于隋唐的新兴文体，在其达到两宋之际的巅峰时期之前，五代时期以后蜀和南唐为中心的词人在对词体的发展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相对于后蜀花间词派香软秾艳的词风，南唐词以其语淡情深、含蓄蕴藉的词风更胜一筹，对之后的词坛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北宋到清朝，各朝词人、学者对于南唐词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对于这一特殊的现象，学术界鲜有论及。本文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通过分析具体词人、词派对南唐词的态度，探究南唐词在后世的接受情况。
一、南唐词人创作概况
南唐的词人主要是指以李氏君臣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主要代表人物是李璟、李煜父子和宰相冯延巳。
1．李璟词作内容及艺术成就
李璟（916—961）：字伯玉，曾用名“景通”、“瑶”，南唐烈祖李昪的长子，后世称南唐中主或唐元宗。
李璟现存的词作虽然仅有四首，但是其词长于比兴，典雅庄重，哀而不伤，每首都堪称绝唱，充分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成就。
李璟词的抒情模式大体继承了之前温庭筠等晚唐词人“为女子言”的写作模式，内容大多写闺中思妇、歌妓舞女的相思哀怨、感时伤物之情，但李璟词于其中却带有浓重的自我抒情意味，我们从他的词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女子的自怨自艾，而且能从中感受到词人深重的忧患意识。例如《浣溪沙》：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这首词写深闺女子的春恨。首句写女子手卷珠帘，独立小楼，春恨像往常一样重重地封锁住了这重重楼阁，也封锁住了女主人公的心，首句便营造出了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愁绪。“风里”句写落花无主，随风飘零，亦如女主人公飘忽的情思，纷纷漫漫，却没有归属，“思悠悠”一句将词的意境进一步扩大，使其情思超越了春恨秋悲一类的具体愁思。下阕意境进一步扩大，“青鸟”二句对仗工整，语句精妙，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赞其“非律诗俊语乎？然是天成一段词也，著诗不得”。结句以苍茫江水喻愁绪，气势磅礴，已脱去儿女言情的绮丽之态，感情苍郁。
李璟词与花间词相比，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气象博大，例如《望远行》：
玉砌花光锦绣明，朱扉长日镇长扃。夜寒不去梦难成，炉香烟冷自亭亭。
辽阳月，秣陵砧，不传消息但传情。黄金窗下忽然惊：征人归日二毛生！
这首词写思妇盼征人早日归来，内容虽不离儿女情长，但气象广阔。首句用对比，玉石台阶旁花团锦簇，一派明媚春光，而女主人公所住的绣房的朱门却整日紧锁，生机勃勃之中又蕴含着暮气沉沉，更显孤寂之感。第二句写女主人公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只有香炉里的冷烟兀自冉冉。下阕意境开阔，身处边境的征夫与金陵的少妇两地相思，此处所选的意象颇有唐人气象。以“辽阳月”代指征人，边境之月往往让人心生悲壮苍凉之感，前人诗句中多有体现，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砧”在古诗中亦有思念远方之人的意思，例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两地之人无法通信，只能共同望月，希望他们所共享的这同一片月光可以传递彼此的思念之情。结句笔锋一转，想到等到来日征夫归来之日，即便功成名就，可是彼此消逝的青春却再也难以回来，留下的只有斑白的头发。下阕气象广阔，跨越时空，开拓了词境，给人以苍凉浑厚之感。
综上所述，李璟的词作虽然内容仍以感时伤物、儿女情长为主，但意象庄重，词境广阔苍凉，在伤春悲秋之外融入词人自身的悲悼之感，因此感人至深，对于宋初士大夫之词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2．冯延巳词作内容及艺术成就
冯延巳（一作延嗣、延己）（903—960），字正中，南唐词人，北宋陈世修辑其词作编成《阳春集》一卷。
冯延巳是五代时期存词数量最多的词人，四印斋本《阳春集》收录其词凡127阕，曾昭岷《全唐五代词》收录112首。和李璟一样，冯延巳词作的内容仍不离伤春悲秋，在其一百多首词作中，“春”字出现了49次，“秋”字出现了24次，“泪”字24次，“独”字24次，“花”字63次。由此可见，悲春悼秋、感怀伤时构成了其词的主要内容。与温庭筠等花间词人相比，冯延巳词作中少有对女性体态和闺房中具体物件的描述，更多的是借景物抒发自己的心灵体验。
在《阳春集》中最常感受到的便是一种深深的孤寂之感，“独”字在《阳春集》中共出现了24次，占有较大比例。这种孤独之感并非我们常指的那种独身一人的孤寂之感，它是一种更加广袤的，并非针对一时、一人、一事之所感，而是一种抽象的可以穿越时空的亘古的孤独之感，虽然虚无缥缈，却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所能共同体验到的。例如《采桑子》：
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纵有笙歌亦断肠。 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
这首词可以说是冯延巳词作中很典型的抒发孤寂之感的作品。上阕写春景明媚，却失去了去年同游的伴侣，纵使有笙歌欢筵也难诉断肠之情，以乐景诉哀情，更显凄凉。下阕又写到林中蝶、帘间燕都各自成双，更徒增孤独之感，结句呼应首句，写春景，但所用意象皆为悲凉之景，在姹紫嫣红的春天，冯延巳所描绘的不是花，却是“绿树”、“青苔”以及残照的夕阳，更显凄楚之情。
在《阳春集》中表现孤寂之情的词作还有很多，例如“独立花前，更听笙歌满画船”（《采桑子》）、“今宵帘幕扬花阴，空余枕泪独伤心”（《忆江南》）、“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鹊踏枝》），词人将孤寂之感寓于四时之景中，使读者身临其境，不忍卒读。
除了孤寂之情，其词作中也蕴含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南唐偏安一隅，随时可能面临来自北方的后周政权的大举攻伐，国家可谓处于风雨飘零之中，而在朝政上，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冯延巳亦深陷党派之争中。试想冯延巳作为南唐的宰相，面临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界，其借小词抒发忧患之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冯延巳词中大量以女子自喻的词作历来被认为是借“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来寄托自己的忠爱缠绵之意。虽然冯延巳的人品向来备受争议，但是其词中所透出的深沉动人的迷惘和忧患之情是无可争议的。例如《采桑子》：
昭阳记得神仙侣，独自承恩。水殿灯昏，罗幕轻寒夜正春。 如今别馆添萧索，满面啼痕。旧约犹存，忍把金环别与人。
这首词借后宫女子之口抒发了对失却君恩的哀怨之情。上阕忆往事，记昔日独受君王恩宠。下阕写今景之凄凉，“旧约犹存，忍把金环别与人”，极其哀怨。
再如《鹊踏枝》：
秋入蛮蕉风半裂，狼藉池塘，雨打疏荷折。绕砌蛩声芳草歇，愁肠学尽丁香结。
回首西南看晚月，孤雁来时，塞管声呜咽。历历前欢无处说，关山何日休离别。
这首词相传是冯延巳罢相后出镇江西抚州时所作。整首词所用皆为凄冷的意象，秋风凄厉，芭蕉欲裂，池塘上荷叶被雨打风吹得狼藉不堪，万木凋零，蟋蟀彻夜啼叫，景色本身就叫人愁绝。下阕似有寄托，“孤雁”、“塞管”等意象皆为塞外所有，用以自喻远离金陵，被外贬至边境之地，结句抒发了自己的凄怨之情：“往日的欢乐历历在目，我何时才能跨越过重重阻隔回到你的身边呢？”希望重得君主知遇的心思昭然若揭。
与冯延巳词中深沉的忧患意识分不开的是其词中“为伊消得人憔悴”执着之情。王国维十分欣赏冯延巳词中那份苍凉的执着，以“和泪拭严妆”来喻冯延巳的词品，颇为中肯。
冯延巳词中的执着之情，有相当一部分体现在上文中所述以“香草美人”寄托忠爱之意的词中，例如其名篇《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词人以女子自喻，由起初的“心静如水”到后来被无端的风“吹皱一池春水”，勾起满怀相思之情，“鸳鸯”、“红杏”皆有缠绵不尽之意。下阕由相思转相怨，终日“独倚”阑干，却盼不来心上之人的一次相顾。本词的比兴寄托意味较为明显，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一记载：“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可见这首词的确别有寄托，而结句则体现出了词人对心上人（君主）的缠绵不尽的执着之情。
再如“香印成灰，独背寒屏理旧眉”（《采桑子》）一句，亦含有对君主的无限痴情之意，俞陛云将其与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并称为“蔼然忠厚之言”。
冯延巳词作中的执着缠绵之情除了体现在对君王的忠心上，还体现在对美好事物的不舍与痴顽上，在这一点上，对宋初的欧阳修影响较大。例如《玉楼春》：
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纵目。北枝梅蕊犯寒开，南浦波纹如酒绿。
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见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
上阕写景，早春时节积雪消融，梅花犯寒绽放，湖面波光粼粼，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下阕写惜春之情，面对满目的芳菲美景，正是因为多情才会觉得不满足，还须拼尽力气，于樽前赏遍群芳，方才不辜负这大好春光，体现了词人对于美好事物的执着与不舍之情，于缠绵中透出达观的情致。王国维评价下阕“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
，揭示了欧阳修对冯延巳词作的继承关系，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具体阐释。
再如《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首句便执着之至，对于心中的“闲情”，并没有随着季节变换而搁置，每当芳春时节来临之际，闲愁也接踵而来，而对于这无计可解的闲愁，词人宁可天天醉酒花前，就算衣带渐宽也无怨无悔，可谓矢志不渝，沉郁缠绵之至。下阕写年年新愁产生的原因，心中的愁绪随着芳草、杨柳的新生也再次被勾起，只能夜夜独立小桥，“闲想闲思到晓钟”了。整首词感情千转百折，沉着而缠绵，体现出词人深深的执着之情。
综上所述，冯延巳词作内容虽不脱花前月下、伤春悲秋一类的题材，但其词清理俊雅的语言以及词中所体现出的沉着缠绵的情致，代表了士大夫阶层特有的孤独、彷徨的独特心态，因此对于之后的词坛尤其是北宋初年的晏殊、欧阳修等人的词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李煜词作内容及艺术成就
李煜（937—978），字重光，原名从嘉，李璟第六子，南唐的末代君主，世称李后主。同父亲李璟一样，李煜在政治上也是碌碌无为，但他精通音乐、书法，并自创了“金错刀”、“撮襟书”等书体，尤其擅长于填词，他的词作，尤其是后期悲悼故国的词篇，哀感顽艳，感人至深，被誉为一代词宗。终其一生，正如清人郭麐所感叹的：“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李煜的词作一般以975年南唐亡国为分界点，分为前后期两个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和境界。
前期词作内容上多反映其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词风绮丽俚俗，近于花间词人，例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这首词是李煜早年声色犬马的帝王生活的实写。首句交代时间，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我”刚刚睡醒，便去吩咐宫女依次去给香炉添加香料，去准备接下来的欢筵。宫娥们急急忙忙地开始准备，就连铺在地上的红锦也被宫娥忙乱的脚步弄得起皱了。下阕写宴会上的情景，翩翩而舞的美人为了跟上舞点的节奏连金钗都从发髻上滑落下来，而“我”一边欣赏佳人翩然起舞一边举樽欢饮，酒至酣处，手拈一朵花放在鼻子前轻嗅，显然已经醉得不轻了。结句宕开一笔，这边筵席未散，相邻的宫殿里又遥遥地传来了箫鼓弦乐之声。整阕词只是在叙述宫廷一日的生活，并无抒情之处。词人虽无炫耀之意，但天生一种富贵气象，雍容华贵，气度不凡。
李煜早期词作除了描绘帝王生活外，也有对于自身感情生活的描述。李煜天性风流多情，他先迎娶周宗之女娥皇为皇后，即大周后。大周后多才多艺，尤其精通音律，曾与后主整理、重谱《霓裳羽衣曲》，两人琴瑟和鸣，李煜曾作词描述过这段生活：“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玉楼春》）可惜好景不长，大周后身染重病，年仅29岁就撒手人寰。而在大周后重病缠身之时，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小周后，进宫探病之际，又与李煜发生了私情，两人常常背着大周后偷偷地幽会，多情的李后主还特地作词记录了这一段感情，即《菩萨蛮》：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
整首词语言明白如话，以小周后的视角进行叙述：在一个月光昏暗、薄雾笼罩的夜晚，“我”偷偷地去寻自己的情郎。为了不被旁人发现，便将鞋提在手中，只穿着袜子走在满是落花的台阶上。下阕写“我”终于在画堂南畔与情郎相会了，便紧紧依偎在情郎身旁，紧张的身体微微颤抖，向他撒娇道：“奴家溜出来一次是多么的困难，今晚请多多地疼爱我吧。”整首词到此戛然而止，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让读者自己想象，含蓄而韵味悠长。
这首词虽然描写的内容大胆直露，记叙的是青年男女偷情的事件，语言也直率晓畅，但相对于花间词的淫靡，却能不流于鄙俗，当花间词人描写男女情事时，如牛峤的《菩萨蛮》“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钗落。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语言轻佻露骨，词境不免落入下乘，李煜此词点到为止，留有余味，两者相较，高下立现。
到了975年，南唐亡国，李煜从昔日高高在上的君王“归为臣虏”，巨大的人生打击使他再也无心也没有条件作享乐之词了，词风陡变，转为苍凉凄厉，一字一血，令人不忍卒读。
其入宋后的词作内容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于故国风光、对于往事的追忆，另一部分则是对于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悲叹。这两部分又往往在写梦境和现实的反差时交织在一起，使其词如泣如诉，凄迷哀怨。
追忆故国、回首往事如《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这首词是李煜入宋后怀念南唐之作。首句“往事只堪哀”五字，一语道破天机，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接着写现实之景，词人所居住的庭院的台阶上已生满了苔藓，可见长时间没有人来拜访过。后一句接着描述居所的冷清，词人任凭珠帘垂下也无心卷起，因为他知道纵使卷上珠帘也无人问津，终日到晚就只有自己孤身一人。下阕追怀故国，“金锁”一句用王濬伐吴烧熔隔江铁锁的典故，当年东吴用来防御敌人的铁锁早已沉埋江底，金陵王气已湮没于杂草之中。“晚凉”句写月色皎洁，词人望月感怀，感慨如此良辰美景，昔日南唐的宫殿再也不复当年那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了，只能将孤寂的影子映在秦淮河上。结句将无情之物赋予感情，悲怆至极，令人不忍卒读。
对于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喟叹如《乌夜啼》：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滴频攲枕，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首句写秋夜之景，冷风冷雨，飒飒秋风吹动帘帏。已至夜阑，烛花燃尽、滴漏声已然停止，“我”斜倚着枕头，对着这烦闷之景，难以成眠，内心一直不能平静。下阕承接上阕，写内心难以平静的原因：往事就像东流之水一般匆匆流逝、一去不返，而人生就仿佛一场大梦，短暂而虚幻。唯一的排遣之法只有寄情于酒，因为只有通往“醉乡”的道路最为平稳容易，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可行之路了。词人悟得人生如梦，前途难料，却难以寻得解脱之法，便只能借酒消愁。下阕写世事茫茫难料，道出了人类所共有的苦恼，尤为沉郁，引人共鸣。
而在李煜词中更常见的内容便是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于人生无常的喟叹通过梦境与现实的交织连接起来。例如《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首句便道出了“人生长恨”的道理，第二句写昨夜梦中又重游故国，醒来只能徒增悲伤。下阕描述现实，现在又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可是已经没有人可以与词人一道登楼望远了。结句感叹往事如梦，难以寻觅。整首词以“梦”字贯穿，上阕写梦境逼真，让人无从分辨，下阕写人生如梦，前尘往事皆无迹可寻。词人将梦境与现实交织，营造出一种令人恍惚神迷的意境，又从梦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之中悟得“人生如梦、梦如人生”之感，悲怆之情难以言表。
李煜词最大的特色便是其不加修饰的抒情方式，其词天真坦率、一任真情流露，如果说冯延巳、李璟的语言是含蓄中蕴藉悲凉，是“哀而不伤”的话，那么李煜的词则近乎“哀而伤”了。具体对李煜词作语言的特色探究将在下文其对晏几道和纳兰性德的影响中具体阐释，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李煜早期词作内容上多写宫廷奢靡生活和个人情感生活，题材近乎花间艳词，但语言清雅俊逸，较花间艳词更为雅致；后期词作内容多抒故国之思和人生之感，抒情主人公基本完成了由“女子”向自身的转变，对于宋代词体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的转变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
4．南唐其他词人
南唐词人以李璟李煜父子和冯延巳为代表，除此三家外，仍有一定数量的词人，据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所收录，除南唐二主与冯延巳外，南唐尚有6家共56首词。其中韩熙载1首（仅存断句一联：“桃李不需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成彦雄《杨柳枝》10首，卢绛《菩萨蛮》1首，孙舫《杨柳枝》10首（存疑），陈陶《水调词》10首（存疑），徐铉《柳枝词》12首、《柳枝词·座中应制》10首、抛球乐2首（皆存疑）。另据高峰《乱世中的优雅——南唐文学研究》，除以上诸阕，韩熙载《杨柳枝》1首、钟辐《卜算子慢》1首。以上共7家58首。
5．词在南唐的发展情况
首先从词作数量上来看，南唐词与稍早之前的《花间集》相比，《花间集》共18家500首，其中不属于蜀的有4家：温庭筠66首，皇甫松12首，孙光宪61首，和凝20首，共159首，另仕前蜀的有韦庄48首、李洵37首、牛峤32首。（按：此三人在后蜀建国之前皆已亡故。剩余11家176首。）
南唐词现存词共10家214首，在数量上略胜后蜀词人一筹。
并且《花间集》是后蜀君臣有意为之而成集，相对来说散佚的应较少，而南唐则并没有专门的词集来记录，直到宋朝才有人辑佚刊刻成集，散佚情况较后蜀来说比较严重，即便如此，现存南唐词在数量上也不输于以花间词派称著的后蜀，南唐的词坛风气可窥一斑。
二、南唐词在北宋的接受情况
词作为北宋“一代之文学”，其在宋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然而在北宋建国之初的几十年中，词却一度沉寂，直到以晏殊、欧阳修为首的士大夫群体开始创作之后，宋代词坛的面貌方才焕然一新。
1．晏殊、欧阳修对冯延巳词的接受
宋初诸家，以晏、欧为代表，大多以冯延巳的词作为圭臬。冯延巳、晏殊、欧阳修三人的词集也多有词作混入，可见三人的风格之相似。刘熙载《艺概》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充分肯定了冯延巳对晏、欧二人词作的影响。
晏、欧二人学习冯词，其实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首先，从地域上来看，晏殊为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欧阳修为庐陵（今江西永丰）人，江西本为南唐故土，江西在当时也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李璟一度于961年迁都于江西豫章，而冯延巳也于948年至951年担任抚州节度使，其时正值冯延巳伐闽失败而罢相，想必会借小词以浇心中块垒，当地传唱其歌词也为晏、欧二人对冯词的接受创造了可能，因此后人称他们为江西词派。清代冯煦在《蒿庵论词》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宋初大臣之为词者，寇莱公、晏元献、宋景文、范蜀公，与欧阳文忠并有声艺林，然数公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独文忠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公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
其次，晏、欧所处的时代距南唐不远，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在时间上也有充分可能大量接触到冯延巳的词作，冯煦在《蒿庵论词》中也写道：“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商，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1）晏、欧等对冯延巳、李煜词作接受选择的探究
而同为南唐词人，冯延巳在北宋初年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李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说冯延巳的词作相对于李煜的词作来说更容易为当时词人所接受，这其中的原因可以从社会环境和词人自身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真宗、仁宗朝，北宋经过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富民强，正值太平盛世，与南唐李璟当政前期相仿，陈世修在《〈阳春集〉序》中叙述冯延巳作词背景时这样说道：“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日月浸久，录而成编。”将冯延巳作词的动机称为“娱宾遣兴”，这无疑是与晏、欧当时的社会环境相符合的。北宋自宋太祖开始，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杯酒释兵权，提倡享乐思想，因而宴饮文化极为盛行，而宴饮文化的盛行自然使得词人们有更多“娱宾遣兴”的机会来填词。
再反观李煜词作的创作背景，李煜的词除了前期几篇较为香艳的词作以外，大部分影响深远的词作都是在亡国后所作，这显然与正值盛世的真宗、仁宗朝不符，晏、欧诸人生逢太平世，自然不会有李煜词那种悲悼之感。
再者，从词人自身境遇来看，冯延巳身居高位，与晏、欧等士大夫阶层的词人都具有臣子的身份，政治上的起伏不定使得他们难免有相近之感。而李煜的亡国之君的特殊身份则很难使得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的北宋初年的词人们心生亲近之感。
最后，冯词忠爱缠绵、深美闳约，词句、意象尚有可学之法，而李煜词一任感情倾泻而出，至情至性，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正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所评：“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李煜的词，是倾其生命而作，没有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决计无法学会。
由此可见，冯延巳词以其特有的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以晏、欧为首的北宋初期词人学习的最佳选择。
（2）晏殊对冯延巳词的接受情况探究
历代词评家在提到晏殊时，总是不免会提到他对冯延巳词的继承，如刘颁《中山诗话》：“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陈廷焯《云韶集》卷一：“正中词如摩诘之诗，字字和雅，晏、欧之祖也。”南宋罗愿在《新安志》里写道：“冯相国乐府号《阳春录》者，冯氏子孙泗州推官璪，尝以示晏元献公，公以为真赏。”也证明了晏殊的确见过《阳春集》且对冯延巳的词十分欣赏。
而晏殊之所以会对冯延巳词情有独钟，笔者以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晏殊与冯延巳都热衷于宴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晏殊“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留必以歌乐相佐”。而陈世修也在《〈阳春集〉序》中指出冯词的创作背景是“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由此可见，南唐和宋初丰富的宴饮文化为两人歌吟填词提供了温床。
其次，身居高位以及对未知生活的恐惧造就了冯、晏二人词中挥散不去的忧患意识。提及晏殊，人大多以为其年幼便受天子赏识，官至宰相，一生平坦顺利，其实晏殊在其晚年也曾三次贬官。身居高位且多愁善感，使得他们在享受美好现实的同时又恐好景不长、盛筵难再，因而他们的词中都有一种忧患意识。即便如此，两人的忧患意识还是有深浅之分，冯延巳所处的南唐偏安一隅，且时时处于北方政权的虎视眈眈之中，故冯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易飘飏与风雨者”。而晏殊，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虽有个人之忧，尚无亡国之虞，其词中的忧患意识自然也没有冯延巳词中那么浓厚了。故冯延巳词，晏殊只能得其俊了。
就两者的具体词作来看，也不难发现这一点。
首先来看冯延巳的词，《阳春集》历来以十四阕《鹊踏枝》为人称赞，王鹏运在《半塘丁稿·鹜翁集》中评价说：“冯正中《鹊踏枝》十四阕，郁伊惝恍，意兼比兴。”以《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为例：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这首《鹊踏枝》可以说是冯延巳的代表作了，整首词以“闲情”、“新愁”贯穿，这也正是冯延巳绝大多数词作的中心内容。《阳春集》中的“闲情”、“新愁”大多表现为词人对“往者不可谏”的感怀，以及对人生易逝的惆怅。
在这之中，“笙歌”易散的意象常常出现，“笙歌”一词的频率在《阳春集》中高达9次，例如《抛球乐》（坐对高楼千万山）：“咫尺人千里，犹忆笙歌昨夜欢”，写出了对盛筵难再，曲终人散的怅惘，再如《鹊踏枝》（梅花繁枝千万片）：“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多愁善感的词人更是在好景难再来之余写出了一种深深的孤独之感，这种孤独之感并非我们常指的那种独身一人的孤寂之感，它是一种更加广袤的，并非针对一时、一人、一事之所感，而是一种抽象的可以穿越时空的亘古的孤独之感，虽然虚无缥缈，却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所共有的，因此不同身世背景的人便会从其中体味出不同程度的“愁”。正如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所评价那般：“《鹊踏枝》十四章，郁伊惝恍，究莫测其意旨。刘融斋谓其词流连光景，惆怅自怜。冯梦华则以为有家国之感寓乎其中，然欤，否欤？”
而晏殊词中同样也以写“闲情”词著称，但是相对于冯延巳的郁伊惝恍、缠绵悱恻，晏殊的词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评价的“圆融的观照”那般，有一种云淡风轻、临觞赋诗的风流天成之感。身为宰相，他很懂得节制自己的情感，可以做到哀而不伤，这在他的词作中可以体现出来，例如《清平乐》：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 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上阕用“云中雁”与“水中鱼”点明“我”与所思之人天各一方，难通音信，因此情感是“惆怅此情难寄”。下阕运用斜阳、西楼、遥山等意象，营造了一种孤寂幽暗的境界，然而结句“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套用唐人崔护诗句，用流水喻思情，显示出思念的绵绵不绝，同时以景语作情语作结，大有唐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高格调。正如俞陛云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评价那般：“以景中之情作结束，词格甚高”。
如果说冯延巳词中的“闲愁”着重体现在其对世事无常、繁华易逝的怅惘以及对往事的执着的话，那么晏殊词中的“闲愁”则更多体现在其对年华易逝的无奈，以及对时光的珍惜上。《珠玉词》中有为数不少此类的词作，例如《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上阕写人生百年不过一瞬，然而每次的离别都让人不禁黯然销魂，因此无论再频繁的筵席都不要多做推辞，写出了对人生短暂，聚散苦匆匆的感伤，不如及时行乐。下阕感怀登高望远，伤春悼花只能徒增烦恼，而眼前之人，不知何时便会参商永隔，因此应当“怜取眼前人”。结句颇有哲学意味，所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体现了词人对于时间、人世的思考，这也使得晏殊的闲情词里往往带有一种思致之情。
再如历来脍炙人口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首句措辞便很别致，“一曲新词酒一杯”，有一种举樽把玩的兴致，第二句由今入昔，天气依然是去年的天气，亭台仍是去年的亭台，一切看似都没有变化，但是流逝的光阴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下阕“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句历来为人所称赞，杨慎《词品》卷五：“‘无可奈何’二语工丽，天然奇偶”，卓人月《词统》卷四也称其“实处易工，虚处难工，对法之妙无两”。前一句“花落去”悲悼春光易逝，后一句承接上阕的“旧亭台”，燕子尚且能寻觅回到去年筑巢之地，而人呢？以此感怀人世无常，以无情之物反衬有情之人，可谓妙绝。结句没有延续上文伤春悲时的情绪，而是写“我”只能在幽僻的花径上独自徘徊，由抒情转为纯叙事，而整首词作并没有因此戛然而止，而是再次体现出词人的思致之情，余味无穷。
其他表现词人对时间的思考的词句还有很多，例如“燕子归飞兰泣露，光景千留不住”［《清平乐》（春来秋去）］、“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画鼓声中昏又晓，时光只解催人老”［《渔家傲》（画鼓声中昏又晓）］。
冯延巳、晏殊除了词作内容都多写闲情词外，二者的语言也基本上摆脱了花间词的香软秾艳，显得清丽脱俗，雅致动人。
陈廷焯《云韶集》卷一：“正中词为五代之冠。正中词高处入飞卿之室，却不相沿袭；雅丽处，时或过之。”例如《长命女》：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 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这首词语言晓畅，老妪能解，清新而不失庄重，全无俚俗之气，据传有宋人将此词改编为《雨中花》：“我有五重深深愿。第一愿且图久远，二愿恰如雕梁双燕，岁岁得长相见。三愿薄情相顾恋。第四愿永不分散，五愿奴哥收因结果，做个大宅院。”语言浅陋俚俗，不仅诗意全无，还句意重复，“岁岁得长相见”和“薄情相顾恋”及“永不分散”本就是一个意思，而且“且图久远”、“奴哥收因结果，做个大宅院”更是俗不可耐，即便是置于明清世情小说中也丝毫不露端倪。吴曾《能改斋漫录》评价说“味冯公之词，典雅丰容，虽置在古乐府，可以无愧。一遭俗子窜易，不惟句意重复，而鄙恶甚矣”，可谓十分中肯。
同样，晏殊作词也标榜雅正，根据张舜民《画墁录》：“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殊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可见晏殊对于作市井小词的柳永不屑一顾，认为他有失士大夫阶层的体统，他自己作词也淡雅庄重，“全然没些脂粉肥腻气”（吴处厚《青箱杂记》）。例如《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上阕写景，早春时节，燕子双双飞来，月光仿佛不知晓人间的离愁别恨般，彻夜斜照在院落里，写出一种幽深凄迷的意境，下阕写“我”夜不能寐，独上高楼，忧思徘徊，于深沉中透出一种深深的执着，这种执着，更接近于冯延巳，陈廷焯《大雅集》卷二评价本词“缠绵悱恻，雅近正中”。
冯延巳、晏殊二人的词作主要内容大体相似，因而常使用的词语、意象也大体相似。例如冯延巳的《采桑子》：
酒阑睡觉天香暖，绣户慵开。香印成灰，独背寒屏理旧眉。 朦胧却向灯前卧，窗月徘徊。晓梦初回，一夜东风绽早梅。
与晏殊的《浣溪沙》：
宿酒才醒厌玉卮，水沉香冷懒熏衣。早梅先绽日边枝。 寒雪寂寥初散后，春风悠飏欲来时。小屏闲放画帘垂。
这两首词无论是主旨、内容、意象还是语言的运用上都颇为相似。首先，主旨都是闺情词，冯词大体描写了早春时节，“我”宿酒后，懒起梳妆，却发现一夜之间窗外的梅花已经绽开了。晏词内容几乎与之一样。再看所用意象，两首词都使用了“酒”、“香灰”、“屏风”、“早梅”等词语，皆构造出一种慵懒迷离的氛围。稍有不同的是冯词于闺情之中透出一种深沉的执着，“独背寒屏理旧眉”一句大有“和泪试严妆”的忠爱缠绵之感，正如俞陛云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评价那般“与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皆蔼然忠厚之言”，下阕“朦胧却向灯前卧，窗月徘徊”两句，意境迷离悱恻，透出一种痴迷的味道。
而晏词中则没有冯词中有那么深沉的执着之感，同样抒发愁思，晏词更多抒发的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思致之情，正如其词集名《珠玉集》那般珠圆玉润，少作凄厉语。
（3）欧阳修对冯延巳词的接受情况探究
冯延巳《阳春集》中词作多有互见于他人之作，其中以欧阳修为最，一共有16首之多，根据唐圭璋先生在《宋词互见考》里的统计，共有《应天长》（一弯初月临妆镜），又（绿槐阴里黄莺语），《鹊踏枝》四首（谁道闲情抛弃久），又（几日行云何处去），又（庭院深深深几许），又（六曲阑干偎碧树）；《归国谣》三首（何处笛），又（寒水碧），又（春艳艳），《芳草渡》（梧桐落），《更漏子》（风带寒），《醉桃源》（南园春半踏青时），又（角声吹断陇枝梅），《清平乐》（雨晴烟晚），《应天长》（石城山下桃花绽），《阮郎归》（东风吹来日衔山）。除去《应天长》（绿槐阴里黄莺语），此词又见于《花间集》，应属韦庄，而非冯、欧二人的词，则应有15首。
这15首中不乏历来为后世称赞的名篇，由此可见冯延巳与欧阳修二人词作风格的相似性，在词坛初兴的真宗、仁宗年间，这也不难从侧面印证了欧词对冯词的接受与学习。
陈廷焯《云韶集》卷一赞冯延巳词“雅秀工丽，是欧公之祖”。刘熙载《艺概》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欧阳修词相对于晏殊词的风流俊逸，显得更为深沉，前文提到冯延巳词的一大特色便是那悲怆中的一份执着，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痴顽，这一点欧阳修在其词作中也多有体现。例如《玉楼春》：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高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上阕写送别友人，归期难定，三四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写出人与人之间的离愁别恨无关春花秋月。下阕抒情，结句表明了词人处事的态度，对于洛阳城的花必须要“看尽”，而春光易逝，花期易逝，即便如此，“我”也须尽我所能去看遍所有的花，因为只有这样，“我”才算没有辜负了春光，方才可以做到与“春风容易别”。从这两句话中不难发现其中有与冯延巳词类似的情感，那就是执着。王国维称赞其词有境界，“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再看他的另一首《浣溪沙》：
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 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摧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樽前。
王国维认为，欧阳修“绿杨楼外出秋千”是化用冯延巳《上行杯》中的“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由此可见，冯词对欧阳修的作词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词的下阕体现了词人及时行乐的思想，与其感怀伤时，不如把酒相欢，推杯换盏，纵使白发戴花也无妨，只要存着这一份对酒当歌的兴致。
像《浣溪沙》这种体现词人及时行乐的思想的词，在欧阳修的词中还有很多，例如“行乐及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朝中措》）、“老去风情应不到，凭君剩把芳尊倒”（《蝶恋花》）、“便须豪饮敌青春，莫对新花羞白发”（《玉楼春》），等等。
这种及时行乐的心态正是冯延巳词中所没有的，可以说，欧阳修的词作，发扬和继承了冯延巳词中那种语淡情深、深沉执着的风格，并将之发展为一种豁达积极的词风，在北宋词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正如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所评价那般：“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虽然欧阳修词对冯延巳多有继承，但对于冯延巳其人却采取回避的态度，在其诸多著作中无一字提及冯延巳及冯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笔者以为，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欧阳修本人对词的态度大体还是以其作为娱乐、消遣之用的，即所谓“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采桑子·西湖念语》）。据其《归田录》中记载：“（钱思公）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作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由此可见当时士大夫对词的态度都是较为轻视的，欧阳修也不例外。
再者，冯延巳在当时的名声并不好，欧阳修生前能见到的关于南唐的史料不多，而这些史料对冯延巳的评价往往带有党争攻讦的色彩，例如影响较大的《钓矶立谈》斥冯延巳为俭夫、贼臣，而作者史温是南唐史虚白的侄孙辈，史虚白素与韩熙载友善，而韩熙载则是冯延巳的政敌，因此史虚白在向晚辈谈及南唐旧事时，难免带有个人色彩。
且冯延巳一党皆卒于南唐亡国之前，而其政敌徐铉、韩熙载则皆入宋，且在文坛享有盛名，人们对其仰慕之余不免对其政敌冯延巳、宋齐丘等人大加贬斥，故当时社会对于冯延巳的评价是过分贬低的。夏承焘先生在《冯正中年谱》中对此现象有很中肯的解释：“易代之后，遗民抱宗社之痛者，一以南唐之忘，归狱宋党。益之韩熙载、徐铉皆享老寿，文采倾动一时。世十向慕，遂多阿孙、常而贬宋、陈。”
或是受到以上两方面的影响，欧阳修不仅在其著述中一句不提冯延巳所作之词，而且在他所编纂的《新五代史》中对冯延巳为人的评价也与时人无异，例如：“昪客冯延巳好论兵大言”，“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吴人谓之‘五鬼’”。
2．晏几道对李煜词的接受情况探究
北宋初年的小令秉承南唐花间遗韵，在晏殊、欧阳修手中发展到了极致，而晏几道作为南唐遗风的绝唱，更是将小令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晏几道（1038—1110），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八子（据涂木水《关于晏几道的生卒年和排行》），著有《小山集》。
晏几道一生坎坷，作为晏殊的幼子，堂堂一介相门贵公子，早年过着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中年以后，家道败落，“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黄庭坚《小山词序》），他性情耿介狷直，不愿依靠晏殊的声名去谋上一官半职，亦不愿依附权贵，因而一生沉沦下僚。
今昔的巨大落差，加上其本身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得晏几道的词中往往带有浓厚的怀念色彩，其词大多描写早年纸醉金迷的生活，或追怀，或梦见，一洗之前词坛以其父晏殊为代表的富贵典雅的词风，词风悲怆动人，哀怨缠绵，被喻为“古之伤心人”（冯煦《蒿庵论词》）。
如果说他的父亲晏殊是继承了南唐冯延巳的词风，那么晏几道的词作无疑更接近南唐后主李煜。他也曾在《小山词自序》中提到自己“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说明他的创作也的确是以南唐李氏君臣为圭臬，因此，历代词论家习惯将晏殊、晏几道父子与李璟、李煜父子相比较，例如毛晋在《小山词跋》中评论道：“晏氏父子，具足追配李氏父子云。”夏敬观《吷庵论词》：“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
如果将自花间词开始的花前月下、伤春悲秋的词风奉为词之正统的话，那么李煜、晏几道的词无疑是词中变调。李煜、晏几道的词一任感情宣泄，没有理性的节制，完全是任情感支配手中之笔，与传统诗词所标榜的“哀而不伤”相距甚远。正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七中所评价那般：“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而造成二者凄厉词风的原因主要是与两人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
可以说晏几道之所以在之前的诸多词中好手中更容易接受李煜的词，除了继承其父追寻南唐遗韵之外，他与李煜相似的人生悲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李煜从帝王之尊沦为阶下囚，所经历的人生打击是巨大的，因此词风在亡国之后骤变，凄婉哀绝，一字一血，王国维称其为“以血书者”。而晏几道，出身相门，早年同李煜一样，耽于歌舞，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父亲亡故之后，家道败落，亦不肯趋附于权贵，半生潦倒，连自己心爱的歌女都难见一面。两人皆是由盛入衰，对人生无常的感受自然要比本来就贫穷的人要深刻得多。这种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作词不加修饰，将自己内心深处最懊悔、最痛楚的地方直笔写出，所以感人肺腑，千百年来为人传颂。
在李煜和晏几道词集中都存在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写梦词的大量出现。李煜传世词作数量历来有争议，据王仲闻先生统计确信为李煜真作共36首，其中带有“梦”这一意象的词作约有18首，也就是说李煜的词作中一半都在抒写“梦”这一母题意象。例如《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这是李煜在入宋后的作品。以昔日游苑之乐反衬今日沦为臣虏的哀怨，以乐景衬哀情，更显现状之凄凉，因此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梦境，因为只有在梦里，才能重返昔日的故土，可是梦醒之后只能更增几分悲伤，所以他“恨”。因此李煜对于梦其实是一种矛盾的心情。
再如《望江梅》：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滚轻尘。忙杀看花人。
这首仍是李煜入宋后怀念南唐故国时所写的词，首句将视角切换到南唐故国，“船上”句描写江南正值春光明媚之时，看花人忙不迭地去城郊赏花，宝马雕车扬起阵阵轻烟混合着滚滚的杨花，好一幅春日狂欢图。整首词通篇叙事，并无抒情，代表词人现在立场的仅“闲”、“梦”、“远”三字。但正是这三个字让人心生凄婉之意。词人已不再是昔日那个君王，满城士子为赏花而“忙杀”时，他只有“闲”着做“梦”，一忙一闲，对比鲜明。“远”字不仅是地理距离上的远离南唐，而是以词人阶下囚的身份，怕是一生终难再返故国，再也无从欣赏故国的绚烂春光了。整首词寓情于景，语淡而情深，所谓“大悲无泪”大概就是这种境界了。
除了实写梦境，李煜词中亦不乏“人生如梦”的观念，这与他长期浸淫于佛教思想有关。王国维也在《人间词话》中称其“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例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菩萨蛮》）、“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乌夜啼》）、“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谢新恩》）。
再看晏几道的词，《小山词》260首词中，包含“梦”字的词作共有57首，同李煜一样，《小山词》中也有不少带有“人生如梦”观念的词作，例如“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蝶恋花》）、“眼中前事分明。可怜如梦难凭”（《清平乐》）。
晏几道写“梦”往往带有怀旧之感，梦境的内容一般是昔日宴乐歌舞的场景，或者与自己心爱之人的重逢。例如《蝶恋花》：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
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沈鱼，终了无凭据。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
词的上阕写词人梦中重回江南，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故人，“行尽江南”写出了词人愿“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由此可见词人是一个非常怀旧的人，故人、旧事在他的心中占据了极大的分量，因此即便醒来之后，这种寻人不遇的销魂之情仍萦绕心头。下阕似乎寻出了破解之法，那便是寄信，可是却无从寄出，最后只能从丝竹中寻求解脱，借乐器的“断肠声”来排遣自己的“断肠情”。词人为人，不可谓不痴。
再如《鹧鸪天》：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这首词上阕叙旧，写词人与心爱的歌女初见之景。歌女舞姿妖娆、歌声婉转，一曲唱罢，让词人沉醉其中难以自拔，“醉”字既是实写酒醉，更指歌女的婉转歌喉令人陶醉。下阕转写现实，“春悄悄”句写春夜幽寂而漫长，接着以“碧云天”、“楚宫”喻与情人相隔甚远，难以相见，从而引出结句。结句乃神来之笔，词人在现实中与心爱之人受重重阻隔难再相会，便依托于梦境，一遍遍地去与情人重逢。“惯得无拘检”一句反衬现实生活对词人的拘束，“又”字将词人那种痴绝的形态描绘得惟妙惟肖。与词人同时代的理学家程颐赞“梦魂”两句为“鬼语”（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此句的妙处。
综上所述，如果说李煜的“痴”是体现在他的“赤子之心”的语尽天真，是一种“清水出芙蓉”的自然，那么晏几道的“痴”更多地体现在对旧情的执着，是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贞。
由写“梦”词这一个侧面不难反映出李煜词对晏几道的影响，当然，晏几道作为当时词坛大家，学习前人之词定不会局限于李煜一家，但李煜作为晏几道所推崇的“南部诸贤”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对晏几道作词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3．北宋其他词人对南唐词的接受情况
除了受南唐词影响较为深厚的晏氏父子及欧阳修以外，北宋其他诸多词人也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对冯延巳、李煜等人词作的欣赏态度。
例如王安石虽然一直强调文学应服务于政治，并且曾讥笑晏殊“为宰相，为小词乎？”（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认为晏殊身为堂堂宰相还作小词是一件有失体统的事情。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对南唐词表现出了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从话》前集卷五十九引用《雪流斋日记》：“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细雨梦回”句应为李璟作，而“细雨湿流光”应出自冯延巳的《南乡子》，这里显然是王安石记错了。但这也正说明了王安石对李氏君臣词作的欣赏。
李清照的《词论》是北宋后期一篇重要的论词作品，她在其中曾批评唐五代词淫靡，是“郑卫之声”，唯独对南唐词表现出认同的态度，“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然而“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当然，李清照之所以会对南唐词产生认同感，不免与当时北宋风雨飘摇的国势有关。
三、南宋到明代南唐词的接受情况
1．南宋时期南唐词的接受情况
相对于北宋诸名家对南唐词作的喜爱和学习，南唐词在南宋受到了冷落，提及南唐词的著作不多，且都是零碎的片段或词评，不成体系。
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曾将冯延巳的《长命女·春日宴》与后人根据其所改编的《雨中花》词相比较，并得出了“冯公之词典雅丰容，虽置在古乐府，可以无愧”的结论，说明他对冯词“雅正”的推崇。吴曾的词学观点以“典雅”、“清腴”为正统，因此对于冯延巳的词评价较好。
陆游在其自撰的《南唐书》中设“冯延巳传”，并在其中对南唐词提出了自己中肯的看法：
延巳工诗，虽贵且老不废，如“宫瓦数行晓日，龙旗百尺春风”，识者谓有元和词人气格。尤喜为乐府词，元宗尝因曲宴内殿，从容谓曰：“吹皱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对曰：“安得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句。”时丧败不支，国几忘，稽首称臣于敌，奉其正朔，以苟岁月，而君臣相谑乃如此。
他首先称冯延巳词“识者谓有元和诗人气格”（注：元和为唐宪宗李纯年号），然后又引李璟、冯延巳君臣以词相谑的事例，指出南唐亡国是因为君臣沉迷于小词宴乐，以此劝诫君主和世人莫耽于声色而误国。这与当时南宋孱弱的国势有关，国难当头，使得士大夫皆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对于此类因享乐而误国的事例自然会加以贬斥。
朱晞颜《瓢泉吟稿》卷五《跋周氏埙篪乐府引》（一说为金代赵文所作）评价李煜与孟昶的词“号称雅制，观其忧幽隐恨，触物寓情，亡国之音，哀思极矣”。
另外还有零散的词评，例如黄昇在自己选编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评价李煜的《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此词最凄婉，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不难发现，朱晞颜、黄昇在对李煜进行评价时，不免都受到了李清照《词论》中对南唐词评价的影响。可见当时把南唐词尤其是李煜词解读为“亡国之音”应该是社会的普遍看法。
2．金、元对南唐词接受的沉寂
金、元两朝无论从词作数量还是从词论数量上来看在词史上都是低潮期，因此，对南唐词的接受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期。
金词远不如宋词那么繁荣，词话数量也较少，而且由于南北地域的差异，北方民风较为质朴粗犷，因而当时金朝流行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的刚健清越的词风，批判纤弱秾艳的花间本色，当时的词坛大家，如元好问和王若虚都是主张表现真性情，反对淫靡矫饰。因此，典雅端庄的南唐词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受到重视。
元代外族入主中原，词学沉寂，前期词人以宋金遗民词人群为主，大多以怀念故国为主；后期理学之风盛行，为词提倡风骨，代表人物如杨维桢等人。南唐词于此时期亦湮没无闻。
3．明朝南唐词接受研究
明代虽然在词学创造上上不及宋代，下不及清代，但是在词学批评和词集的整理上亦有可圈可点之处。
明人所编的词总集主要有两种，即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一说《宋名家词》）和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其中录有冯延巳《阳春集》一卷，李煜、李璟《南唐二主词》一卷，皆为现存最早抄本，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明代《花间集》与《草堂诗余》独步一时，当时的词人皆以其为圭臬。《草堂诗余》为南宋何士信所编，所收之词以宋词为主，兼收唐五代词，在明代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洪武本，这是翻刻何士信原书的版本；另一个版本是嘉靖本《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这是据何士信原书而改编的版本。洪武本选南唐词仅6首，其中冯延巳词1首、李煜4首、李璟1首，而嘉靖本选南唐词8首，其中冯延巳词2首、李煜词4首、李璟词2首。作为当时最流行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的取向往往会影响甚至左右当时的词坛风气。而《草堂诗余》选词喜选言情绮靡的词作，朱彝尊曾评价《草堂诗余》选词庸俗，“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认为其流行是导致明词成就不高的原因。而南唐词雅致含蓄的词风与当时主导的主情说不符，因此被接受的程度不高。
明代本朝亦有众多数量的选评本词集刊刻，例如杨慎的《词林万选》、陈耀文的《花草粹编》、卓人月的《古今词统》、董逢元的《唐词纪》、杨慎的《百琲明珠》、茅暎的《词的》，等等，这类词选所选往往鱼龙混杂，词评亦无甚新意，因此往往遭到后世诟病。然而其作为明人选集，仍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词坛对南唐词作的接收情况。
据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中对明代词选中所录唐宋各家词人词作数量的统计结果可知，杨慎《词林万选》中选南唐词共2首，皆为李煜词；陈耀文《花草粹编》共选南唐词113首，其中冯延巳词79首、李煜词31首、李璟词2首、卢绛词1首；卓人月《古今词统》共选南唐词23首，其中冯延巳词2首、李煜词18首、李璟词3首；董逢元《唐词纪》共选南唐词159首，其中冯延巳104首、李煜词35首、李璟词5首、成彦雄9首、卢绛1首、孙舫5首。
其中《唐词纪》专记唐五代词，《花草粹编》为词人总集，故所收南唐词数较多。而另外两种，所选的南唐词数量仍不多。由此可见，明代词人对南唐词的接受较为冷淡。
明代词评也较为平庸，没有系统的阐释，且大多是对单阕词的评论，且提及南唐词人的亦不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王世贞和陈子龙。王世贞主张作词应当“宛转绵丽”，认为“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为词之正宗”，并且在普遍推崇花间词的明朝提出“《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可见王世贞虽然推崇秀丽言情的小词，但是对于花间词的淫靡还是较为厌恶的，其对于南唐词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陈子龙作为明末云间词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其词中已有新气象出现，可以看作清词中兴的前兆。他的词话理论《幽兰草词序》也是当时较为重要的词论，他在该词论中正确地评价了南唐词人的词史地位。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浓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繇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胜也。
这与陈子龙“崇北抑南”的词学思想有关，他认为唐五代北宋词，相对于之后的南宋词来说，人工雕琢的气息比较少，风流天成，品格清高，而南唐词作为北宋小令一派的开山祖师，自然会受到陈子龙的褒奖。
四、清代南唐词接受研究
1．南唐词在清朝的接受概况
清代词学中兴，词人与词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相对于元、明两代都有了极大的飞跃，并且词学研究风气浓厚，较之前代零星琐碎的词学评论显得更为全面和透彻，可谓词学研究的集大成期。
而清代词人对南唐词人接受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清前期纳兰性德、中后期的常州词派及清末学者王国维身上。其余多为零散的词评，不成气候。
清初，天下初定，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因此民间反清复明的情绪十分强烈。受此影响，词坛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和明末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为主导，阳羡派尊崇苏、辛的雄壮词风，云间词派则承接晚明词坛遗绪，宗法南唐、北宋，以自然高浑为上。
西泠十子承接云间派思想，其中沈谦对李煜颇有赞誉，认为其虽“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对于李煜的词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将其与李清照并提，称之为“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
清初文坛大家王士禛对南唐词也颇有赞誉，称“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尊李璟父子、李清照、秦观等人为正统。他还将李煜与陈叔宝进行比较，“钟隐入汴后，‘春花秋月’诸词，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种，较长城公煞是可怜”，认为李煜的词作较之陈后主的词更为真挚，对于李煜挽怀故国的词作深感同情。
清初词人尤侗则对于词人人品和词品的差异性做出了评论，认为“和凝、韦庄、冯延巳之流，皆一时卿相，而《谒金门》、《小重山》诸阕传为佳话，要其人不足道也”，认为“曲子相公”和凝与冯延巳等人虽然词作缠绵动人，传为佳话，但其人品往往遭人诟病，从而说明了词品与人品往往不能对等。
而对于李煜的《一斛珠》（晓妆初过）的结尾句“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也多有评论，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表示很欣赏此句，并认为翻用此词意的杨孟载的《春绣》中的诗句“闲情正在停针处，笑嚼红绒唾碧窗”不如李煜原词来得自然风流，称其为“弥子瑕竟效颦于南子”，借此称赞李煜词的拙朴天然。而同样对于这一句词，曲作家李渔却对此大加批判，认为“此娼妇倚门腔，梨园献丑态也。嚼红绒以唾郎，与倚门市而大嚼，唾枣核、瓜子以调路人者，其间不能以寸”。将李煜笔下小周后“嚼红绒以唾郎”的娇憨之态形容得与倚门唾枣核的妇人无异，同时他也举出杨孟载《春绣》中的那两句，但与之前贺裳的结论却大相径庭，他认为杨孟载的改编使得整体意境由俗变雅，“不啻苏合、蜣娘之别也”，并由此得出“古词不尽可读，后人亦能胜前迹”的结论。同样的词句，二人居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主要是因为贺裳作词崇尚天然古朴而反对过于雕饰，而李渔则追求语言的雅正，故二人的观点大相径庭。
康熙朝的纳兰性德词风远追北宋小令一派的遗绪，创作以小令为主，兼作慢词。对于小令派的开山鼻祖南唐词尤其是李煜词情有独钟，下文将对纳兰对于李煜词的接受情况作一具体阐述。
而清代中期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独步词坛，而浙西派一改之前云间派崇北抑南的词风，以姜夔、张炎为圭臬，亦步亦趋，因而对于与北宋词一脉相承的南唐词也无多评价。
晚清常州词派为了改革浙西词派末流秾艳淫靡的词风，追求比兴寄托、温柔敦厚的儒家道统，因此一反浙西词派尊崇南宋的风气，主张尊崇北宋，因此对南唐词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此部分将在下文具体阐述。
除了常州词派外，对于南唐词的研究仍有零散的评论。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叙》：“五季之世，二李为工。后主思深理约，致兼风雅。匪惟一朝之隽，抑亦百世之宗”，对李氏父子词作的词技给予了肯定，并尊李煜为“百世之宗”，充分肯定了李煜在词史上跨时代的意义。杨希闵《词轨》卷二：“二主词读之使人悄怆失志，亡国之响也。然真情流露，音节凄婉，善学者，宜得意于形迹之外”，称赞二主词情真意切，音律凄怆。
被称为“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的王鹏运曾汇刻五代至元诸名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其中收录冯延巳《阳春集》一卷，校勘精审，影响较大。同时，他也在《半塘老人遗稿》中评价李煜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认为“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对李煜词超灵的气骨给予高度的赞扬。同为“晚清四大家”的况周颐也在《历代词人考略》中称赞冯延巳词“《阳春》一集，为临川、珠玉所宗，愈瑰丽，愈醇朴”，肯定了冯延巳词对晏殊、王安石等人的模范作用，对于冯词词风更是称赞其“如古番锦”，体现出冯延巳词醇雅古质的特点，又称其“词之境诣至此，不易学，并不易知，未容漫加选择，与后主词实异曲同工也”，称赞冯延巳词与李煜词一样，以气韵取胜，难以模仿。
清末民初的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南唐词揄扬之至，其中许多精辟的评论已成为近现代南唐词研究的共识。其对南唐词的接受情况将在下文具体阐述。
2．纳兰性德对李煜词的接受
纳兰性德，字容若，是清初著名词人，“京华三绝”之首，著有《侧帽集》、《饮水词》，词集在当时影响便很大，他的好友曹寅曾作诗《题楝亭夜话图》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可见纳兰词在当时可谓妇孺皆知，同时“几曾知”也能看出纳兰词的含蓄蕴藉、义旨深远。
词评家历来对于纳兰词的评价很高，其好友顾贞观称赞其“天资超逸，翕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通志堂词序》），王国维更是在《人间词话》中赞其“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代词评家往往喜欢将纳兰性德与李煜相比较，阳羡词派代表人物陈维崧就曾在《纳兰词评》中指出：“《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指出了纳兰性德对南唐词的继承，而周稚圭则直接将纳兰誉为李煜的转世今生：“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箧中词》卷一），张伯驹也在《丛碧词话》里称纳兰为“清词中之南唐”，指出纳兰词的风格与南唐小令一脉相承。
就连纳兰自己也对李煜的词作推崇备至，在《渌水亭杂识》中评价道：“《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说明其对李后主词风兼有雅致和适用，同时又哀婉缠绵的词风心生敬意。而纳兰的词集取名为《侧帽集》，侧帽一词出自独孤信侧帽的典故，而此处应该是取晏殊“侧帽风前花满路”一词，颇有风流自赏之意，而晏殊词与南唐词一脉相承，可见纳兰对南唐词也很是喜爱。
纳兰之所以会对李煜的词揄扬备至，甚至在自己作词时也亦步亦趋，作出许多风格气韵相似的词作，其主要原因应当与其充满磨难的人生境遇有关。
纳兰出身相门，父亲是权倾朝野的纳兰明珠，不仅如此，纳兰全名叶赫那拉·纳兰性德，与清朝皇室有着姻亲关系，可谓既富且贵，然而这样一个出身豪门的纳兰却并不幸福，第一次科举却因为一场大病错过了殿试，三年后才再次科举。作为御前带刀侍卫，纳兰虽深受康熙宠信，但作为一个“狂生”（纳兰在《金缕曲》中自称“德也狂生耳”），不能戍守边疆、血战沙场让纳兰深以为憾。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便是纳兰一生感情坎坷，他与发妻卢氏感情甚笃，然而卢氏却在婚后三年死于难产，卢氏的死对于纳兰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他写给卢氏的几十首悼亡词中便可以看出。
而遭遇了怀才不遇、丧妻之痛的悲剧之后，纳兰对于李煜词中那种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观念感同身受，加上其多愁善感的诗人天性，这些都成为他接受、学习李煜词作的契机。
纵观李煜词和纳兰词作内容，不难发现他们词里最大的共鸣就是悲悼，纳兰悼亡妻，李煜悼故国。亡妻也好、故国也罢，两人所追寻的都是不可能再现的，因此只能沉迷于对往事的追怀中，也这是因为这份不可能，方才使得二人的词作凄美缥缈、哀感顽艳。
作为一个满族人，纳兰的词中虽然没有对于亡明的追念，但受当时词坛遗民词人慨叹兴亡的风气影响，他的大量词作都带有一种深深的兴亡之叹，这种悲悼之情，不同于儿女情长的悲欢离合，而是带有浓浓的古今之悲，这与李煜追忆故国的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煜词中追忆故国的词句比比皆是，例如：“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同样，纵观纳兰词，悼亡怀旧词也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例如：“此情已成追忆，零落鸳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采桑子》）；“丁宁休曝旧罗衣，忆素手、为予缝绽”（《鹊桥仙·七夕》）；“天上人间俱怅望，经声佛火两凄迷，未梦已先疑”。
纳兰的吊古之作也很多，例如“汉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望海潮》）、“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南歌子》），内容多描写边塞风情，气象辽阔，苍凉悲慨。例如《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上阕点明地点，“榆关”即山海关，此词当是作于词人旅途之中。“夜深千帐灯”一句历来备受称赞，仅仅五字便写出了塞外夜晚的奇特景象，同时也为下阕引发思乡之感做铺垫。下阕写塞外之雪“聒碎”，即声音嘈杂细碎，这使天性敏感的词人越发思念起家乡了，家乡的雪都是温柔的，是决计不会如此聒噪的。
在两人追忆往事的词作中，“梦”往往作为一个常用意象出现，上文在介绍晏几道对李煜词的接受中已经对李煜词作中的“梦”这一意象多加介绍，故现在主要介绍纳兰性德的写“梦”词。
在《南唐二主词》中，李煜36首词作中带有“梦”这一意象的有18首之多，而纳兰三百多首词中带有梦这一意象的有一百多首。两人写“梦”的词作分为实写和虚写。
所谓实写就是写自己实际所作的梦，大多为追忆往事，例如李煜词中有“闲梦远，南国正芳春”（《望江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望江南》）、“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子夜歌》），皆为实写梦境，梦中故国江山依旧，因此醒来之后徒增惆怅。纳兰词中此类词作也很多，例如“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采桑子》）、“微晕娇花湿欲流，簟纹灯影一生愁，梦回疑在远山楼”（《浣溪沙》）、“旧欢如在梦魂中，自然肠欲断，何必更秋风”（《临江仙》），如果说李煜的梦境中是江山依旧的美好，那么在纳兰的梦境中，则依旧是凄凉怅惘，正如他自己词中所说“醒也无聊、醉也无聊”，凄迷哀切，令人不忍卒读。
除了实写梦境的写“梦”词之外，二人词作中亦不乏抒发“人生如梦”、世事难料的感情的词作，如李煜的“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菩萨蛮》）、“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乌夜啼》）、“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谢新恩》）”，纳兰的“此情已成追忆，零落鸳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采桑子》）、“若问生涯原是梦，除梦里，没人知”（《江城子》）、“人生南北真如梦，但卧金山高处”（《水龙吟·再送荪友南还》），等等，这与两人都长期浸淫佛教思想有关，不过两人都没有看破红尘，仍在梦境与现实之中苦苦挣扎，所以他们的词都极尽哀伤，令人不忍卒读。
王国维曾评价李煜为“主观之诗人”，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认为李煜写词之所以可以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是其阅世浅的缘故。其实纳兰也可以算作“主观之诗人”，纳兰的词至真至性，没有丝毫矫揉造作，对此王国维的解释是“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并称赞他的词“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由此可见李煜和纳兰都是对感情毫无节制的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教传统在他们的词中不适用，他们作词一任感情宣泄，酣畅淋漓。
例如李煜的《浪淘沙令》：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首句便营造出一种幽冷凄迷的意境，令人销魂，次句更是寒彻心扉，“梦里”一句悲痛难当，让人不忍卒读。下阕视野陡然开阔，将亡国之悲上升到了人生普遍的悲哀，令人感同身受。整首词作者将悲伤之情倾泻而出，丝毫不顾节制。
再来看纳兰的《沁园春》：
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觉后感赋。
瞬息浮生，薄命于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叶，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减尽荀衣昨日香。真无奈，倩声声邻笛，谱出回肠。
这首词前面的小序大有归有光《项脊轩志》的风范，语淡而情深，整首词可以说是无一字不伤，开头“瞬息”一句，可谓一字一血！人生本就如“瞬息”般短暂，然而妻子你的命却比纸还薄，这叫深情的词人如何忘却。下面“记绣榻”一句回忆当年闺房生活的甜蜜，紧接着一句“梦好难留，诗残莫续”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地陷入绝望之中，因此诗人只能在夜深时痛哭一场。接下来两阕，写词人对亡妇的执着，纵使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将你寻遍，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只能“倩声声邻笛”来谱出“我”的悲肠。整首词哀婉凄绝，使人心生绝望之意。词人用情如此，所谓情深不寿，让人敬佩而惋惜。
3．晚清常州词派对冯延巳词的接受
自明朝前七子开始，各个流派一直在尊唐尊宋中徘徊不定，到了清朝便开始在尊南宋还是尊北宋中大动干戈，常州词派也不例外，一反之前浙西词派推崇南宋姜夔等人作词，而又改尊北宋，追求比兴寄托、温柔敦厚的儒家道统，并且其影响一直扩及清朝末年。
张惠言作为常州词派的代表，标榜雅正，提出了“意内言外”、“风雅比兴”的词学理论，并对温庭筠的词推崇备至，称赞其词“深美闳约”，但其对南唐词颇有微词。他在其著作《词选》序言中这样说道：“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五言，依托魏晋，近古然也。”张惠言认为南唐君臣的词作为戏谑之作，离他所推崇的“风雅精神”相距甚远，就仿佛齐梁宫体诗一样，并非自身好，只是因为承接唐朝的词才会有这番成就。
张惠言在《词选》中选冯延巳词6首、李煜词6首、李璟词2首，在唐五代词人中仅次于温庭筠，并对冯延巳《鹊踏枝》（六曲阑干偎碧树）、（莫道闲情抛掷久）、（几日行云何处去）评价道：“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忠爱缠绵”一词也成为后世词论家对冯延巳的一个重要评价。不过，显然张惠言在论词时都是以传统的“比兴寄托”的眼光去试图挖掘出词中的“风雅精神”，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词，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驳“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指出了张惠言评词的弊端。
张惠言死后，周济继承了他的衣钵，并将常州词派逐步发扬光大，至此常州词派逐渐取代浙西词派成为清代词坛的主导。
周济在词论方面仍继承张惠言“比兴寄托”的说法，但避免了张惠言论词“深文罗织”的弊端，对李煜、冯延巳等人的词作皆有较为中肯的评价。
例如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将李煜的词比作“生马驹，不受控制”，又将其比作王昭君和西施，虽“粗服乱头，不掩国色”。运用新鲜的比喻对李煜词风进行评价，准确而不失生动。
周济之后，谭献继承了其“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理论的影响，对李煜、冯延巳的词皆有较高的评价，例如其评价李煜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又赞其《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一阕“雄奇幽怨，乃兼二难，后起稼轩，稍伧父矣”，将辛弃疾词比作村夫粗俗之言，从而反衬李煜词的雄奇。他对冯延巳的词评价甚高。认为《鹊踏枝》（六曲阑干偎碧树）一阕完全符合周济“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最高境界，并称赞其“笔墨至此，能事几尽”，对这首词可谓揄扬之至。
冯煦是继谭献之后常州词派的又一词论家，他把冯延巳奉为自家先祖，以“吾家正中翁”称之，可见对其的推崇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对于冯延巳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冯煦多有阐述。例如其在《唐五代词选序》中说：“吾家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晏、欧、实正变之枢纽，短长之流别也。”在《阳春集序》中也说“二主倡于上，翁和于下，遂为词家渊丛”，写出了冯延巳乃至整个南唐词对于宋初词坛的重要影响。
冯煦还在《蒿庵论词》里提到“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譬之欧、虞、禇、薛之书，皆出逸少”，将冯延巳同书法领域的鼻祖王羲之相提并论，对冯延巳的推崇可见一斑。同时，冯煦还一反前人对冯延巳人品、词品不相符的诟病，极力称赞冯延巳的人品，称他“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翁负其才略，不能有所匡救”，将其塑造成一个忠心为国而时运不济的人。对于此，夏承焘在《冯正中词谱》中的评述较为中肯：“冯煦阿其宗人，且以读唐诗者读唐词，比正中于韩偓，固近过誉；张陈惑于南唐朋党攻讦之辞，斥为憸夫，亦属谰低。”而冯煦之所以如此推崇冯延巳的词，与当时的清末动荡不安的局势有关，而冯延巳词中含蓄蕴藉的愁绪，令得冯煦感同身受，故对冯延巳极为推崇、敬重有加。
与冯煦同时代的陈廷焯，著有《白雨斋词话》8卷，基本秉持但不拘泥于常州词派的主张，提出“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的词学主张，影响较大。
陈廷焯对于南唐词人同样青睐有加，与冯煦一样，南唐词人中首推冯延巳，尊其词为“五代之冠”，认为“终五代之际，当以冯正中为巨擘”，认为其词“如摩诘之诗，字字和雅，晏、欧之祖也”，又称“正中词高处入飞卿之室，却不相沿袭；雅丽处，时或过之”，将冯延巳词与诗佛王维的诗和常州词派最推崇的温庭筠相比，认为冯词的清秀雅正并不逊于王、温。
同时他对于冯延巳词品与人品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对《鹊踏枝》（谁道闲情抛弃久）一阕进行评价时，继承了张惠言“忠爱缠绵”的评价，并赞其“可谓沉著痛快之极，然却是从沉郁顿挫来，浅人何足知之”，而他对冯延巳的人品的评价则与冯煦截然相反，秉持正史上一贯的说法，认为“其人亦殊无足取”并从而得出了“诗词不尽能定人品，信矣”的论断，虽然对于冯延巳这个例子来说稍有偏颇，但是“词品不等同人品”这一论断对于后世词学研究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陈廷焯对于李璟李煜父子的词亦多有褒赞之辞，例如他对李煜词的率真、凄婉十分欣赏，称“李后主情词凄婉，独步一时”，评价《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凄凉况味，欲言难言，滴滴是泪”；对于名篇《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则称其“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对《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称其“低回留恋，宛转可怜。伤心语，不忍卒读”。对于李璟词沉郁怅惘的词风也大加赞赏，评其《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一阕“沉之至，郁之至，凄然欲绝，后主虽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也”，又评其《应天长》（一钩新月临妆镜）“‘风不定’三字中有多少愁怨，不禁触目伤心也。结笔凄婉，元人小曲有此凄凉，无此温婉。故人所以为高”。
可见，常州词派对于南唐词的重视，使得南唐词在北宋之后漫长的沉寂期里重新被发掘出来，并对之后学界对南唐词的愈发重视起到了奠基作用。
4．王国维对南唐词的接受
王国维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位国学大师，其思想中既包含新潮的西式思想，而其骨子里又浸濡着传统的儒家思想，因此其著作也带有中西结合的色彩。其论词著作《人间词话》享誉后世，具有贯通新旧词学的意义，被称为“中国传统词学批评的终结与新变”。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核心词观为“境界说”，“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同时提倡真情流露，即心灵的真实，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因此他极为推崇唐五代、北宋的小令，认为它们绝无矫饰之情，而在其中最爱南唐词，他曾在《人间词话附录》中明确表态“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这与之前常州词派对于温庭筠等花间词人推崇备至截然相反，并且提出“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而“深美闳约”一词也成为后世对冯延巳词风最常用的概括，可见王国维深谙南唐词的精髓之所在。
王国维对于唐五代四大词人的排名大概是李煜、冯延巳、韦庄、温庭筠，从他对此四人的几则评价便可得出：“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由此可见南唐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王国维之所以对南唐词尤其是李煜的词推崇备至，并且崇尚“真”的词风，与他的人生境遇无不关系。
两人的人生都以悲剧结尾，李煜幼年因天生奇貌，受到哥哥文献太子的嫉恨，只得“覃思经籍”（陆游《南唐书》）以求避祸；而王国维幼年丧母，靠亲戚抚育成人；李煜继承帝位后其心爱的皇后大周后病逝，令其哀痛万分，而王国维也遭受了丧子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何其悲惨。不仅如此，两人也都遭受了亡国之痛，只不过前者是自己断送了自己的江山，而王国维则是眼睁睁地看着清朝覆亡，而末代皇帝溥仪对其有知遇之恩，君子死知己，叫其如何不悲痛。再看两人的结局，李煜因《虞美人》触怒宋太宗，被牵机药毒死；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遗书上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选择自我了结。由此可见，两人的人生都充满了不幸，充满不幸遭遇的人生使得他对于李煜词中真切的感情感同身受。
同样，冯延巳一生宦海沉浮，几次拜相又几次罢相，晚年自己的党人宋齐丘、陈觉等人又皆被贬黜，因此词风沉郁温婉，缠绵悱恻，其词中的愁绪是一种广袤的古今之悲，是温词中状物的精致和韦词中对具体情事的描写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更受多愁善感的王国维的青睐。
另外，再看王国维自己的《人间词》，不难发现其词接近或者是有意学习南唐词风的，例如“醒后楼台，与梦俱明灭。西窗白，纷纷涼月，一院丁香雪”（《点绛唇》），不知是以丁香喻雪还是雪喻丁香，梦境与现实一片迷离，大有凄迷之感；而“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蝶恋花》），其中“朱颜”一句化用冯延巳“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可见王国维不仅喜欢欣赏南唐词，自己作词也是以南唐词为圭臬。
《人间词话》共64则，提及南唐词人的共13则。其中冯延巳的有7则，分别为十一、十二、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李璟共1则，即十三。李煜共5则，为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则。《人间词话删稿》共62则，提及南唐词共2则，为五十一、五十六。尤其是正稿，64则词话中，论南唐词的便占了五分之一，其对南唐词的挚爱可窥一斑。
下面再来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南唐词的具体评价，首先对于南唐词整体评价的有“予之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此则是王国维没有顾及《花间词》的成集时间，详见龙沐勋《唐宋名家词选》），通过这几则整体的评论，不难发现，王国维是把南唐词凌驾于同属五代的花间词之上，认为南唐词的境界要高于花间诸人。他对冯延巳的评价较多，例如将冯延巳的词品用冯延巳的词句“和泪试严妆”来概括，王国维很喜欢用词人自己的词句来概括该词人的词品，并对吴文英、张炎等人的词品都加以概括，再如其认为张皋文对温庭筠“深美闳约”的评价近乎过誉，只有冯延巳才能担得上这一美称，可见其对冯延巳的词作十分欣赏。另外，他对冯延巳对于晏殊、欧阳修的影响也多有言及，例如：“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写出了欧阳修对于冯词中那种深情地执着的继承。再如他认为欧阳修的名句“绿杨楼外出秋千”出自冯延巳的“柳外秋千出画墙”，大有青出于蓝之感，另外，王国维对于冯词中的名句也不吝赞赏，例如称其《南乡子》中首句“细雨湿流光”“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他对李璟的词也有一则评价：“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写出了自己独特的读词品味，并由此生出了知己难得之感。
王国维对于李煜的评价大多从其创作风格形成的角度来进行，《人间词话》第十四到十八则，都是其对于李煜的评价，前两则是对于李煜词风的评价，王国维将李煜与温庭筠、韦庄相比，称“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认为温庭筠的词，字句华美；韦庄的词，气骨清秀；而李煜的词，则是神韵悠长，此番比较，高下立现。第十五则继续比较：“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为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王国维对于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里将三人相提并论深感不满，认为词至李煜，已由娱宾遣兴的浮艳之作变为抒发胸怀的媒介，并举出李煜《相见欢》和《浪淘沙》里的名句，认为这等词句是温、韦二人词集中所不可能有的。
后三则则是对李煜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进行探究，王国维认为李煜词之所以真切动人，是因为其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正是由于这颗赤子之心，使得其词毫无矫揉造作之情，而王国维认为李煜“赤子之心”的形成原因在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谓“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最后他将李煜的词风概括为“以血书者”，并称其“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认为李煜词中的悲痛体验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痛，表现了全人类所共有的不幸和苦痛，就仿佛释迦牟尼和耶稣承担人类苦痛一样，将全人类的苦痛全数展现在自己的词中，可谓一字一血，这也正是王国维所挚爱李煜之词的原因。
五、结语
从北宋到清朝，南唐词的接受史经过了从北宋的辉煌到之后将近五百年的沉寂期，又在清朝迎来了对其研究的高潮期，并且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民国以后的词学研究。各词人、词派对南唐词的接受与否和接受程度的深浅一般都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及词人自身际遇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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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张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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