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概念合成理论的历时沿革
第一章比较介绍了王维和希尼其人其诗，第二章重点梳理概念合成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概念合成理论是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讨论该理论之前，我们先简略回顾一下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1989年由Reneé Dirven组织的在德国杜伊斯堡（Duisbury）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宣布发行《认知语言学》杂志和成立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的正式诞生。后来盛行于欧美，并传播至亚洲以及其他国家，现已成为主流的语言学流派。
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界定，各家之说各有侧重。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个流派”
；可以“由两个共识来定义，称为概括性共识和认知共识”；是“分析语言和其他认知域以及和其他认知机制之间关系的一种语言理论”；是“当代语言学中的一场广泛的运动，包括一系列不同的研究取向、方法和侧重点，通过一些共同的假设相互联接在一起”；是“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是“研究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观察和概念化世界的方式基础之上的人类语言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门研究语言的普遍原则和认知规律之间关系的语言学流派”。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思维现象，只有与心理过程表征联系起来，语言才能得到合适理解，因此认知语言学是对20世纪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多数语言观的一种激进反对。可以说，认知语言学是以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为理论背景，在反思转换生成语法（TG）等以往主流学派基础上诞生的语言学流派。TG基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从“天赋性、普遍性、自治性、模块性、二元论与形式化”等角度来分析语言与心智之间的关系，而 Lakoff、Langacker、Taylor、Talmy、Dirven 等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与TG 学派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语言学研究应基于非客观主义的“后现代哲学理论”，应当从“体验性、特殊性、依存性、整体性、使用性”等角度，依据“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来阐释语言的成因，语言不是先天的，而是来自于人们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识加工”。认知语言学涉及人工智能、语言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强调人的认知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根本。
认知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包括一些基石性著作，比如Lakoff ＆ Johnson、Langacker、Fauconnier、Taylor、Goldberg，以及综述性质的集大成著作Dirven ＆ Verspoor、Ungerer ＆ Schmid、Taylor、Croft ＆ Cruse、Evans ＆ Green、Geeraerts 、Kristiansenetal et al等。其研究领域集中在范畴化（categorization）与原型理论（prototype）、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概念合成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or integration theory）、意象（imagery）、框架理论（frame theory）和脚本理论（script theory）、拟象性（iconicity）、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和认知语用推理。近年来，出现了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关注语言的社会维度及其语言变异，创造了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新价值，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结合产生了“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建立在后现代的体验哲学之上，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多种认知方式，分析语用推理和会话含意，是对认知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社会认知分析法的新发展，展露出“新认知语用学（neo-cognitive pragmatics）”的研究趋势。
2.1 理论概说
概念合成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们进行思维活动，尤其是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时的一种认知过程，是对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心理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其形成历经三个重要阶段：该理论的源头，是Lakoff ＆ Johnson所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主张隐喻是从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结构映射。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人们普遍使用的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这一崭新的隐喻思想使不少学者开始对以往各种阐释隐喻的理论进行反思，并且着手探究隐喻现象背后的认知过程，特别是隐喻的意义建构（meaning construction）与推理机制（reasoning mechanism）这一被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关注的重大课题。
该理论的雏形，是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 theory），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心理空间》一书，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再版，该理论随《思维和语言的映射》（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Fauconnier 1997）的出版进一步完善。“心理空间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的小概念包（conceptual packet）”。心理空间是包含一些元素（elements）的集合，它可建立起一系列的概念，如时间、信念、愿望、可能性、虚拟（counterfactual）、位置、现实等。我们在思考和交谈时不断建立心理空间，进行跨空间映射（cross-space mapping），既描述认知冰山露出水面一角的可显性的语言意义，又揭示思维和言语过程中的动态映射意义。
该理论的完善，是概念合成理论，集中体现在Fauconnier ＆ Turner于2002年合著的《我们思维的方式》（The Way We Think）这本专著里。他们认为，概念合成是一种基本的心理认知机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常常隐匿于语言运用的幕后，不易为人们所察觉；认知语言学的根本性任务之一，就是要发掘概念合成过程中的各种原则和机制。建构性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包括输入空间（input space）之间的映射、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输入空间向合成空间（blend space）的选择投射（partial or selective projection），以及“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扩展（elaboration）”三机制凝练产生的新显结构（emergent structure）；管制性原则（governing principle）具体表征优化新显结构的各种策略和关系，犹如条条网线连通双域、多域心理空间，限制并推动了双域网络合成（double-scope network）、多域网络合成（multiple-scope network）。不论是建构性原则还是管制性原则，其中心目标就是获取具有“人类尺度（human scale）”的概念合成，即在人类易于理解的熟知框架中具有直接的感知和行为。
2.2 理论沿革
2.2.1 源头——概念隐喻理论
隐喻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隐喻是语言的普遍现象，隐喻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学者。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传统的“替代论（Theory of Substitution）”和“比较论（Comparison Theory）”、近代的“互动论（Interaction Theory）”推动了现代的“概念隐喻理论”的产生。
2.2.1.1 替代论和比较论
传统隐喻的研究一直局限在修辞的范畴。从词源学的角度而言，英文metaphor一词来源于希腊语“metapherein”，前缀“meta-”意为“穿过中间”，“pherein”意为“携带”，即隐喻可以理解为从起点到终点的一种迁移（transference）。在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修辞学者昆体良（Quintilian）看来，隐喻是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是一种更简洁的明喻；明喻旨在将某物与想要描写的事物做比较，而隐喻则是将一个事物的名称换成另一个事物的名称。由此，隐喻研究的“替代论”形成。王文斌进一步归纳了该理论的实质特点：隐喻可以按某个词的本义来说明事物，隐喻义即词义，而词义即是客观实体；隐喻的目的是为了修辞，通常是对常规语言的一种偏离或违背；隐喻的解读具有唯一性，很少具有多义性；为命名所需，隐喻的句法结构常常是名词。可见，“替代论”在于揭示隐喻的表现方式，强调的是源域与目标域两者之间的替代性，是词与词之间的替换。由于是一种替换，隐喻因此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工具，它只是增加语言表达力的一种工具。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隐喻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用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用类比字”，该定义阐明了隐喻“借用一事物谈论另一事物”的重要特点。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明喻也是一种隐喻，其间差别很少”，“不同的仅是他们的使用方式”，可见隐喻中本体（tenor）和喻体（vehicle）之间存在一种对比或比较关系。这种根据类比的原则所做的隐性比较，实际上是“对比论”或“比较论”的隐喻观，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探究语言修辞的隐喻观。但在柏拉图看来，隐喻属于花言巧语，至多是修辞性语言，适用于感情表达，而政治辩论、科学论述等庄重文体不宜使用隐喻；字面语言才是真实的、首要的，而像隐喻这样的比喻性语言是寄生的、次要的。显然，在柏拉图眼里，隐喻的价值和地位被贬低了。尽管亚里士多德将隐喻局限于词汇的修辞层面，但总体来说在唤起人们对隐喻的重视和掌握方面保持了一种科学的态度。相对于“替代论”，“比较论”侧重隐喻构成的实质，即对比，“相似性”是构成隐喻成分对比的基础。
Leech 把传统的比较说归纳为三元模式（three-item pattern），即本体（tenor）、喻体（vehicle）和喻底（ground，即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或共同点）；Ungerer ＆ Schmid又进一步解释为通俗术语被释语（explained element）、解释语（explaining element）和比较项（base of comparison）。
图2.1 传统的隐喻释解
如图2.1所示，The sun是被解释对象，标记为TENOR或者explained element；the eye of heaven是用来解释The sun的元用语，标记为VEHICLE或者explaining element；shape，radiation，dominance of face or sky，etc.是被限定的解释项，标记为GROUND或者base of comparison。三元或三个成分之间的有序组合构成了传统的比喻修辞模式“X is like Y in respect of Z”，故本体“太阳”因喻体“天空之眼”而得到人之识解。
2.2.1.2 互动论
近代隐喻的研究认识到隐喻的认知价值，实现了隐喻研究从修辞格研究到认知方式研究的过渡。近代隐喻研究中最著名的理论是“互动理论”，由英国哲学家I.A.Richards提出，后经M.Black完善。Richards于1936年发表《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动摇了“替代论”和“比较论”在西方学界的主导地位，也因此成为将隐喻从传统的修辞学中解放出来，并提出思想中对事物形成隐喻观念先于语言隐喻的第一人。他首先提出“语言在本质上是隐喻的”观点，并提及隐喻的“思维”现象，这是对隐喻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隐喻研究开始走向认知领域；他根据“相互作用”这一标准，“判断某词是否用作隐喻，要看它是否提供了一个本体和一个喻体并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包容性意义。如果本体和喻体无法分辨，该词就可暂时被认为用的是原义；如果至少两种相互作用的意义得以分辨，那它就是隐喻。”；他基于对“比较论”的审视，对隐喻中的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多种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指出“隐喻在本质上是思维之间的借用和交际，是语境之间的交易”，并逐步形成了“互动论”；他将隐喻作为语义现象放到句子层面进行考察，认为隐喻是本体和喻体之间词义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新的意义产生过程。尽管Richards发现了隐喻的意义源于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认知原理，但并未就如何运作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一工作由Black来完成，并使“互动论”成为继“替代论”和“比较论”之后最具影响的第三种隐喻理论。他在专著《模型与隐喻：语言和哲学研究》（Models and Metaphors：Studies 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和论文《再论隐喻》（More about Metaphor）中指出：每一隐喻性陈述含有两个词项，一个是主要词项或主项（primary subject），另一个是次要词项或次项（subsidiary subject）；次要词项被看成一个系统，而不是孤立的词；隐喻语通过将一组相关隐含关系（associated implications）投射到主要词项，使其产生隐喻义；隐喻的陈述者通过将与次要词项的隐含性复合体（implicative complex）同一的各种陈述用于主要词项，从而选择、突显、隐藏、组织主要词项的各种特征；主要、次要词项之间的互动表现为三种方式，即主要词项的存在促使受喻者从次要词项的特性中进行选择、促使受喻者构建适合于主要词项的相同隐含性复合体和引发次要词项在交互作用产生相同的变化。有鉴于此，在Richards和Black的眼里，隐喻是一种新意义的创造过程，是主要词项和次要词项的词义交互的结果。换言之，这是词语的相互激活（interanimation of words）。
隐喻“互动论”的主要功绩在于：一是指出隐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交流，是语境、百科知识和归约性信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避免了传统隐喻理论修辞观的缺陷；二是拓宽了对隐喻本质理解的视野，把语言中的隐喻看成是思想和行为的派生物，或者说语言中的隐喻源于思维的隐喻性比较，同时把隐喻作为一种述谓现象，使得我们得以从句子层次理解隐喻的特点。“互动论”突显了隐喻中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互动性，并已经认识到隐喻的认知价值，这为后来Lakoff ＆ Johnson、Fauconnier ＆ Turner等倡导的隐喻认知研究方法崛起铺平了道路。然而，“互动论”也存在弊端：第一，Richards和Black的“互相作用”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并不真正指“本体”和“喻体”之间“你来我往”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义上的“互动”，而是指由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引发了对某一陈述真正意义的“追寻”。Black没有明确说明喻体的特征“转移”到了本体上，没有说明“互动”的方式是“单向的”，而且限制理解范围的基础是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性。第二，J.R．Searle认为，“互动论”往往试图将隐喻义绑定于句子或与句子相关的某些特征方面。然而，隐喻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于解释说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与句子意义的不同方面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方式，尽管说话人的意义通常是隐喻性的，但这并不意味句子或词义也是隐喻性的。J.Searle一语道破，“互动论”对隐喻中“喻底或共同点（ground）”的分析还欠清晰。比如在“Richard is a gorilla”一句中，要表述的话题（topic）或者主要词项是“Richard”，而非字面意义上的喻体“gorilla”或次要词项。若依据“互动论”的解释，两者在此的共同点或相似点似乎是“凶猛、暴力”，源域与目标域据此彼此联系在一起。但是，“gorilla”并非只有“凶猛、暴力”之意，若放大到整个句子或特定语境，这一共同点或相似点也随之变化，因此“互动论”关于喻底的界定有待明晰。第三，源域与目标域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能没有隐喻使用者和隐喻受众认知主客体的交互参与，从这点来说，“互动论”忽视认识主客体的作用有损其解释力，也给后来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2.1.3 概念隐喻
现代隐喻的研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隐喻进行探究，一改把隐喻看作语言修辞、纯语言现象的传统研究方法，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隐喻的认知科学革命。Lakoff ＆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首先提出、Lakoff在《当代隐喻理论》（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一文中系统详述的概念隐喻理论是这场革命的重要标志，该理论在观点立场、术语概念、隐喻分类、理论得失四个方面独树一帜，提出了独到的主张。
第一，在观点立场的定位上，与传统隐喻观相比，该理论认为：1）比喻性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与非比喻性语言（literal language）在本质上无差别，比如Achillies is brave / a lion，源域中的比喻性词语a lion在本质上就是表达非比喻性词语brave之意，即Achillies is brave like a lion 或Achillies is as brave as a lion is；2）隐喻就是普通语言，隐喻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只是文学语言中才有隐喻存在，这是对传统隐喻观点的挑战，比如要表述Christmas的时间概念，我们可用“Christmas is approaching”、“Christmas is not very far away”、“We're moving towards Christmas”等句式，其中approaching、far away、moving towards就是隐喻，正如Evans ＆ Tyler所说，“很难找出不用隐喻语言来表达时间概念的方式”；3）每个普通人都在创造隐喻并使用隐喻，而不是只有诗人、作家等文人墨客才能创造隐喻使用隐喻，由于隐喻是系统的映射，隐喻可以成批创造，而非传统隐喻的零星创造；4）像“论辩是战争（Argument is war）”、“人生是旅途（Life is a journey）”、“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这样的隐喻表达，能生成大量日常语言的表达式，而且举一反三、自成系统，这种多生成、成系统的隐喻结构就是Lakoff ＆ Johnson所声言的概念隐喻，系统性（systematicity）是该理论区别于传统隐喻观的重要本质之一，换言之，概念系统的本质是隐喻的；5）隐喻是思维层面的问题，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层面问题或者词汇修辞手段；6）隐喻不是语言而是概念的，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源域）向抽象的概念域（目标域）的系统映射，映射的基础是人体的经验或体验（embodiment），而非传统本体—喻体间的词汇“替代”和“互动”。
第二，在术语概念的界定上，与传统隐喻概念相比，Lakoff ＆ Johnson突出了自己的一套术语特色，比如“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源域（source domain）”、“目标域（target domain）”、“映射（mapping）”、“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恒定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等重要概念，相关概念内容也随之呈现。
关于概念域，Lakoff ＆ Johnson选择“domain”一词来表述，而非其他语言学分支的field、scope、area、sphere术语，因为在他们看来：隐喻的焦点根本不在语言，而在人们利用一个概念域去说明另一个概念域，或者说概念域之间的映射，“隐含着单个隐喻后面所涉及的巨大意义网络”，概念隐喻的意义源于源域的体验（source domain embodiment）对目标域的结构映射关系。因此，他们用source domain取代传统的喻体（VEHICLE）或解释语（explaining element），用target domain代替传统的本体（TENOR）或被释语（explained），两个域之间的互动称为mapping，两个域间的映射共同点是mapping scope，而不是传统的喻底（GROUND）或比较项（base of comparison），映射一般从source domain射向target domain。比如，在Our marriage is on the rocks一句中（见图2.2），marriage是要表述的目标域，源域on the rock的结构系统特征映射至marriage，结果“我们的婚姻触礁了”。概念域是认知结构的基本单位，从一个比较熟悉又易于理解的源域映射到一个不熟悉的较难理解的目标域就是概念隐喻，两个域（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稳定的、系统的映射关系有严格的方向性，是一种单向映射（unidirectional），反映源域和目标域之间一系列本体的或认识上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s）。
图2.2 隐喻映射的基本成分
关于隐喻映射，Lakoff ＆ Johnson认为：隐喻映射呈现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富有隐喻蕴涵或推理（metaphorical entailments or rich inferences），突出—掩盖（highlighting-hiding）部分目标域成分。所谓单向性映射（unidirectional mapping），是指源域原有的部分结构特征向目标域的系统结构映射，问题在于以下三点：一是是否存在一种模式表明哪些概念域构成典型的源域或者目标域？Kvecses发现隐喻映射过程中最普通的源域与身体有关（比如the heart of the problem），与动物有关（比如a sly fox），与植物有关（比如the fruit of her labour），与食物有关（比如He cooked up a story），与力量（FORCE）有关（比如Don't push me！）等等；最普遍的目标域来自下列概念范畴，包括情感（EMOTION）（比如She was deeply moved），道德（MORALITY）（比如She resisted the temptation），思想（THOUGHT）（比如I see your point），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HIP），时间（TIME）（比如Time flies）等等。
二是哪些理据促成这种模式？20世纪90年代，学界普遍认为，目标域趋于抽象，缺少物理特征（physical characteristics），较难用该领域的术语来理解讨论，而源域更具体，易理解。正如Kvecses（2002：20）所言，“目标域是抽象的、分散的、界限模糊的，因此它们极其需要隐喻的概念化（metaphorical conceptualization）”。言外之意，尽管目标概念源于基本的生活体验，但它们是更高层次的概念（higher-order concepts），与更为复杂抽象的经验知识结构（experiential knowledge structures）息息相关。在a）The friendship lasted a long time中，“时间”划过“长长的”空间正好隐射“长久的友谊”，具体的时间空间体验表述了复杂抽象的友谊概念；在b）The time for a decision has come中，更高层次的“决定之时”在“来”的空间“运动”过程中，其抽象复杂的概念结构从清晰的概念映射过程中得到理解。因此，Lakoff and Johnson认为，我们通过“运动”的变化（CHANGE）特征，并将其结构映射到时间域，从而建构我们对时间概念的理解把握。无论我们从甲地到乙地还是到丙地，我们都在经历地点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与时间跨度（a temporal span of a certain duration）相一致，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的时间体验或者变化意识深植于诸如运动事件（motion event）的基本经验之中。换言之，像运动一样的体验经历部分构建了更为抽象的时间概念域，从而产生普通隐喻“时间是运动”（TIME IS MOTION）。
三是通常有哪些映射对应关系？Lakoff（1992；转引自文旭、叶狂，2003）声称三种对应关系：1）本体对应（ontological correspondences），即映射是源域与目标域实体间一个固定的本体集对应。比如“爱是旅程”映射中，相爱的人对应旅行者、情爱对应交通工具、相爱的共同目标对应旅行的共同目的等；2）推理模式对应（inference pattern correspondences）：当本体对应被激活时，映射能把源域的推理模式投射到目标域的推理模式上。若旅途遇到困难，那么“困难对应旅行中的障碍”，这时可能有多种推理选择：旅行者 / 相爱的人可以努力去克服困难越过障碍，旅行者放弃旅行的目的地 / 相爱的人可能分手等等；3）推理模式间的开放性潜在对应（potential correspondences）：本体对应和推理模式对应是新隐喻产生和理解的基础，新隐喻是对常规隐喻的扩展应用，源域中的本体和推理模式是开放性的，目标域也相应如此，因为概念隐喻有突出与掩盖的系统性，一旦掩盖的被激活，新隐喻就产生了。
所谓隐喻蕴涵，Evans ＆ Green认为是指具体的概念隐喻映射过程中所附带的额外的（additional）、有时十分详尽的知识信息。由于源域中的某些结构特征在映射中没有显性表述，但通过概念映射，这些蕴涵意义得到了合理推理。比如An argument is a journey一句中，源域旅行者可能会迷失方向、走错道路甚至达不到目的地等，这些结构特征一旦与目标域argument联系起来，就会在目标域中产生蕴涵意义或者丰富的推断，这样源域中隐含的结构特征意义就转嫁到目标域中的隐喻概念了。因此，就会有诸如下面的推断：a）I got lost in the argument；b）We digressed from the main point；c）He failed to reach the conclusion；d）I couldn't follow the argument。
所谓隐喻的突出—掩盖，Evans ＆ Green认定，当特定源域用来构建目标域的时候，目标域中的某些方面得到突显或强调，而其他方面被掩盖或者说未涉及。在My job is a jail中，突显了目标域“我的工作”的负面因素，诸如工作环境差、挑战大、压力强、风险高等，却掩盖了其好的方面，比如“我的工作”利于磨炼自我、帮助他人，是一个不断自我提高、大显身手做出成绩的好机遇。相反地，在An encyclopedia is a gold mine中，目标域百科全书如金矿般的优势自然得到了突显，而其知识纷杂（好比金矿分布之广）、难以把握（好比金矿难以挖掘提炼）等劣势被掩盖忽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隐喻能够透视（perspectivise）一个概念或者一个概念域。
关于意象图式（image schema），Lakoff 认为，某些概念在本质上是意象图式的。Lakoff ＆ Johnson进而指出，意象图式是知识结构，直接来自先前体验（pre-conceptual embodied experience），因而可以作为源域进行概念映射；这些知识结构在概念层面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产生于有意义的体验层面。例如，基于身体经验的动觉意象图式，包括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部分—整体图式（PART-WHOLE schema）、中心—边缘图式（CENTER-PERRIPHERY schema）、起源—路径—目标图式（SOURCE-PATH-GOAL schema）、上—下图式（UP-DOWN schema）、前—后图式（FRONT-DOWN schema）、线型顺序图式（LINEAR schema）、压力图式（FORCE schema）等多种图式（Johnson; Lakoff）。就拿容器图式来说，其经验基础是我们视自己的身体为一个容器，身体这个容器有内、外和边缘部分，身体也可置于其他更大的容器里。这种基于容器体验的隐喻称为“容器隐喻”，比如概念隐喻“视野是容器”（VISUAL FIELDS ARE CONTAINERS），可以有不同的隐喻变体：a）The train is out of sight now，火车在容器“视野”之外；b）The warship is coming into my view，战舰进入容器“视野”。
关于恒定原则，Lakoff ＆ Johnson发现，在源域向目标域的概念映射过程中，有些意象图式被选择映射到目标域，而另一些则没有。他们认为一定存在某种制约（constraints）机制，确保何种源域与目标域相匹配，哪些隐喻蕴涵适宜于目标域。因此，他们提出了著名的恒定原则或者不变原则：隐喻映射在同目标域内在结构保持一致的同时，保留源域的认知构造（topology），即意象图式结构，隐喻映射具有单向不对称性。在源域与目标域结构系统的匹配上，如果以“死亡（DEATH）”隐喻为例，我们可说Death is a devourer / reaper / destroyer，而不说Death is a nurse / teacher / babysitter，因为源域中施事（agents）的“吞噬”、“削魂”、“毁灭”行为突然改变实体（entity）的物理状态，这与目标域“死亡”的认知构造或内在概念结构相吻合，这些构造或结构在得到常规证实（attested）的隐喻映射（Death is a devourer）中得以保留，而在未经证实（unattested）的隐喻映射（Death is a nurse）中难以匹配。在目标域隐喻蕴含的适宜上，恒定原则可以用来预测，与目标域不符的隐喻蕴含在映射中不成立。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恒定原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源域中的一些重要结构关系在目标域中仍得到系统的保留，并不意味着源域中所有特征毫无保留地“映射”到目标域中。
第三，在概念隐喻的分类上，我们先要了解概念隐喻的系统性，该系统分语言层和概念层。语言层面的系统性表现为某一范畴的概念隐喻派生多个成系统的隐喻表达式，或者语言隐喻自成系统，这是因为经验具有完形感知结构，且经验完形（experiential gestalts）这个多维结构的整体，使得隐喻内所选择成分之间的映射具有系统的对应关系。概念层面上的系统性包括概念内部、概念之间的系统性两个方面。这里先讨论常规隐喻、死隐喻与新隐喻这几个重要概念之间存在的抽象理论系统。根据文旭、叶狂，常规隐喻（conventional metaphors）就是 Lakoff通常所说的概念隐喻，指那些建构我们文化的普遍概念系统，并且反映在日常语言中的隐喻，是我们真正赖以生存的隐喻，或者用赵艳芳的话说，“常规隐喻是一个语言集团文化和经验的沉淀”；死隐喻（dead metaphors）是指那些特有的、孤立的、无系统性的隐喻表达式，没有在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中被系统地使用（虽偶有临时被激活），因此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新隐喻（novel metaphors）具有和常规隐喻一样的系统特征，如果一个新隐喻进入了我们的日常概念系统，即成为概念隐喻，它就会改变我们原有的概念系统、感知及行动方式，因而新隐喻可以创造新现实（new reality）。比如，当今全球文化的西化，或许是因为本土文化部分地引入了TIME IS MONEY的隐喻所致。因此，Lakoff ＆ Johnson感慨：“许多文化变异归咎于新隐喻概念的引入和旧隐喻概念的消亡（Much of cultural change arises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etaphorical concepts and the loss of old ones）”。
接着，我们来看Lakoff ＆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中的隐喻三分法，即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和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它们都属于常规隐喻。根据赵艳芳，结构隐喻是指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用于谈论另一概念，或者说将谈论源域的词以及源域内各成分间的关系用来谈论目标域，使目标域与源域产生对应的结构关系。以隐喻TIME IS A MOVING OBJECT为例，源域“移动物体”的结构特征对应于“时间”的抽象概念系统，因而产生了相关隐喻表达式：a）Time flies; b）I look forward to the arrival of Christmas; c）Before us is a great opportunity，and we don't want it to pass us by.再如PILLOW一词，构成了Laziness is the devil's pillow（懒惰是魔鬼的枕头）、Good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良心是最好的枕头）等隐喻表达式。特别有意义的是，结构隐喻正好解释了语言中的一词多用现象，比如eat一词起初用于“吃食物（如饭、水果等）”，后来被用来谈论吃父母、吃食堂、吃劳保、吃皇粮、吃军饷、吃老本等，也用来谈论eat的隐喻义“腐蚀”（Acids eat into metals.酸会腐蚀金属）、“侵蚀”（The sea has eaten into the north shore.海侵蚀了北岸）、“蛀蚀”（The moths have eaten holes in my coat.蛀虫将我的外套蛀了一些小洞）、“烦扰”（“What the hell's eating you？”he demanded.“到底是什么在烦你？”他问道）。
方位隐喻是指基于人们所熟悉的空间方位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隐喻概念，或者以源域概念（空间方位）完整的系统去建构和组织另一个目标域概念。空间方位关系如上—下、前—后、左—右、深—浅、中心—边缘等是人类认识本身及大自然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们都是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并且也受文化经验的影响，这些空间关系的意象图式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在此基础上，人们将其他的抽象概念，如情绪、数量、地位、思想等寄托于这些具体的方位概念之上，形成了用表示方位的词语来表达抽象概念的隐喻语言。以UP为例，人们常说：PROGRESS IS UP（进步是上），SUCCESS IS UP（成功是上），GOOD IS UP（好是上），HAPPY IS UP（快乐是上），HEALTH IS UP（健康是上），ALIVE IS UP（积极是上），CONTROL IS UP（控制是上）等等，用具体的源域“向上、上升”方位概念来表述抽象的目标域“好”、“快乐”等状态；相反，以DOWN为源域的隐喻则描述人类消极的、不好的一面，例如FAILURE IS DOWN（失败是下）、BANKRUPTCY IS DOWN（破产是下）、BAD IS DOWN（坏是下）、SAD IS DOWN（悲哀是下）、SICKNESS IS DOWN（生病是下）、BEING SUBJECT TO CONTROL IS DOWN（受控制是下）等。因此，通过这些方位隐喻的使用，我们可以借助具体方位概念来认识和理解抽象概念，利用隐喻这种我们赖以生存的认知方式来认识新概念、新事物。
本体隐喻（或实体隐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最典型的和最具代表性的容器隐喻，是指人们借助有形的、有界的、具体的实体或实物来理解和认识无形的、无界的、抽象的概念隐喻。在这一类隐喻中，人类对物质和实体的经验就成为人们理解抽象概念的基础，人们将模糊的、无界的、抽象的感情、思想、事件、状态等看作是清晰有界的、有形的具体实体，或者说人们将具体的源域实体结构特征投射到抽象的目标域概念上，达到认识抽象概念的目的。比如在The Long March is a manifesto，a publicity team，a seeding-machine（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一句中，抽象的目标域“长征”就可通过三个容器实体来表述，各自的结构特征在目标域中得到了系统的隐喻映射对应：“宣言书”象征了长征中红军坚定的革命信念，是革命的宣言书；“宣传队”在长征一路上，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思想；“播种机”，正是由于它是宣传队，使得群众成为革命的种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隐喻对应关系集中反映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另一类是指一旦我们把抽象的、连续性的经验当成实体或实物，便可对它们实现指称（referring）、量化（quantifying）、识辨（identifying）、设置目标（setting goals）和激发行为（motivating actions）等一系列目的。例如：本体隐喻INFLATION IS AN ENTITY（通货膨胀是实体），派生出了下列隐喻表达式，不同目的在这些句中逐一体现。
Inflation is lowering our standard of living.（指称）
If there is much more inflation，we'll never survive.（量化）
Inflation is backing us into a corner.（识辨原因）
We need to combat inflation.（调整目标，激发行为）
如果进一步扩展本体隐喻INFLATION IS AN ENTITY，把INFLATION理解为“人”，使之具有人所拥有的动机、特征、目的等，那么就会出现INFLATION IS A PERSON．/ INFLATION IS AN ADVERSARY（通货膨胀是人 / 通货膨胀是对手）的本体隐喻方式，这样INFLATION就拟人化了（personification）。再如：
Inflation has attacked the foundation of our economy.（inflation作为敌手“攻击”经济）
The dollar has been destroyed by inflation.（“摧毁”美元）
Inflation has robbed me of my savings.（“掠夺”储蓄）
Our biggest enemy right now is inflation.（inflation成为最大的赤裸裸的“敌人”）
据此，本体隐喻借助拟人化的手段，赋予非物质的（nonphysical）或抽象的概念以人的某些特性品质，我们就可基于自身的动机、目标、行动、特点来理解世间存在的许多现象。
随着1980年《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出版（以下简称1980版），书中原创性的观点在学界激起千层浪，有的赞成并在多个学科领域中推广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并进一步发展该理论体系，比如Narayanan提出的隐喻神经理论（The Neural Theory of Metaphor）、Fauconnier ＆ Turner的概念合成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等；有的则拒绝认可隐喻的概念性本质，对Lakoff ＆ Johnson的隐喻观提出了挑战。鉴于这些情况，Lakoff ＆ Johnson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不断收集研究隐喻例证（evidences），在2003年该书的再版后记（Afterword）中（以下简称2003版），对有些观点进行了更正说明，其中就之前的隐喻分类表述如下：
The division of metaphors into three types—orientational，ontological，and structural—was artificial．All metaphors are structural（in that they map structures to structures）; all are ontological（in that they create target domain entities）; and many are orientational（in that they map orientational image-schemas）.
隐喻分为方位、本体、结构三类，这是人为的分类。所有隐喻都是结构的，因为它们在结构与结构之间映射；所有隐喻都是本体的，因为它们创造目标域实体；许多隐喻是方位的，因为它们映射方位意象图式。
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Lakoff ＆ Johnson看来，1980年版的隐喻分类缺乏足够的科学的归类依据，是基于主观的判断和人为的划分；1980年版的结构、方位和本体隐喻类别之间，并非存在清晰明显的界限，而是相互渗透重叠的，可能会出现某些隐喻既是结构的、又是本体的甚至还是方位的，比如隐喻She is a block of ice，“一块冰”是源域实体，其“冰冷、坚硬”的结构特征映射出目标域“她”的“冷漠、无情、倔强”等结构特征，因此该隐喻既是结构的又是本体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考量，某个特定隐喻是多种隐喻类型的复合体，具有隐喻多重性。换一个角度来说，三分类也是相互矛盾的，有一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模糊立场，或者说是对之前隐喻类型的某种否定。
第四，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得失上，其优势显著，也存在不足。优势在于Lakoff ＆ Johnson（1980；2003）提出了与传统和近代隐喻研究截然不同的概念隐喻理论核心观点，即隐喻是跨概念域（cross-domain）的系统投射，这可分解为以下几点：1）隐喻语言与基本的隐喻系统，即思维系统（a system of thought）相关联，换句话说，我们不能随意选择一个概念域来描述某种关系，概念域的选择应该符合人的经验反应。比如我们可以说Marriage is the home of love，Marriage is the grave of love，Julie's marriage is on the verge of splitting up，是因为源域“家园”、“坟墓”、“破裂”能够描述marriage与love之间的系统关系。
2）概念隐喻基于人与世界的日常交流这一本质特性，也就是说，概念隐喻具有人的经验基础，概念映射也不是任意的，它根植于人体、人的日常经验及知识。比如隐喻QUANTITY IS VERTICAL ELEVATION，“数量的增加”背后隐藏着人们对“垂直上升”的意象图式经验基础，依此我们便可产出相关的合理的隐喻表达式：a）He agrees on a floor and ceiling price with the bank（他与银行就价格的上限与下限达成了一致）；b）The price of shares is going up（股票价格上涨了）；c）She got a high score in her exam（她考试得了高分）；d）The soaring price of houses points to investors' fears of runaway inflation（房价暴涨表明投资者担忧通货膨胀失控）。当然，有些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的经验基础到底是什么，Lakoff ＆ Johnson（2003:266）坦承，它们之前对隐喻Argument Is War的分析并不完整。其实该隐喻首先源自孩童们对父母约束自己身体活动的反抗或挣脱（struggle），在语言的习得和身体的发育过程中，他们不自觉地把身体的反抗与一些关联词语结合起来，形成了隐喻Argument Is Struggle的经验基础；随着一天天的成长，他们会了解更多的诸如战斗和战争（battles and wars）的暴力扩展词汇，隐喻Argument Is War就这样通过知识的积累合并（conflation）而最终形成。
3）明确提出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是我们用来理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推理的认知机制，这是现代隐喻研究的重大突破。具体而言，我们用具体的、有经验组织结构的实体或实物来理解相对抽象的或内部结构相对零散的事物或概念。隐喻是跨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这种映射是不对称的、部分的、单向的、系统的，映射可以把源域的推理模式投射到目标域的推理模式上去，正所谓“隐喻的核心是推理”（The heart of metaphor is inference）。
4）明确指出隐喻从本质上讲是概念性的，不是语言层面上的。隐喻性语言是“概念隐喻”的表层体现，隐喻性语言和非隐喻性语言没有本质区别，是生活中的普通语言或常规隐喻，因此Lakoff称之为概念隐喻，以此纠正传统隐喻关于隐喻性与非隐喻性语言之争的偏颇，同时把概念隐喻纳入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5）明确提出概念映射遵循“恒定原则”，即在源域向目标域的单向投射过程中，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与目标域的内部结构保持一致，这实际上为隐喻映射增添了一种制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描述、理解抽象的目标域概念起到了保障作用。
6）1980版明确划分概念隐喻类型，即结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还有新隐喻、死隐喻、常规隐喻之甄别，这进一步印证了Lakoff等人的发现：隐喻映射的普遍性（pervasiveness）有程度、时空上的差异，有些是我们共有的（universal），有些是广泛接受的（wide-spread），有些则是某种文化特有的（culture-specific）。概念隐喻的归类，为隐喻研究的具体操作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范式，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地发现隐喻、创造隐喻并合理理解使用隐喻。2003版对隐喻类别的更正说明，向我们传递了隐喻多重性的重要信息，一个隐喻可能属于不同类别，换言之，某个特定隐喻可能是多种隐喻的结合体，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隐喻表达的内涵。
7）2003版重新总结了概念隐喻理论的核心观点，其表述与1980版基本一致，但略有不同，引译如下：
Metaphors are fundamentally conceptual in nature; metaphorical language is secondary．
Conceptual metaphors are grounded in everyday experience．
Abstract thought is largely，though not entirely，metaphorical．
Metaphorical thought is unavoidable，ubiquitous，and mostly unconscious．
Abstract concepts have a literal core but are extended by metaphors，often by many mutually inconsistent metaphors．
Abstract concepts are not complete without metaphors．For example，love is not love without metaphors of magic，attraction，madness，union，nurturance，and so on.—Our conceptual systems are not consistent overall，since the metaphors used to reason about concepts may be inconsistent．
We live our lives on the basis of inferences we derive via metaphor.
隐喻本质上是概念的；隐喻语言是第二位的；概念隐喻根植于日常经验。
抽象思维尽管不全是隐喻的，但大部分是隐喻的。
隐喻思维是不可避免的，普遍存在的，并且多半是潜意识的。
抽象思维具有字面核心意义，但由隐喻引申而来，通常由许多相互矛盾的隐喻引申而来。
如果没有隐喻，抽象概念是不完整的。例如，如果没有魔力、吸引力、着迷、结合、关爱等隐喻，“爱”并非真“爱”。
我们的概念系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用来推理概念的隐喻可能不一致。
我们基于推理而生活，这些推理经由隐喻而产生。
尽管Lakoff等人的概念隐喻理论唤起了人们对日常隐喻思维的高度关注，不仅仅在语言学、认知科学、哲学领域，而且在文学研究、政治、法律、临床心理学、宗教甚至数学、科学哲学等多个领域，日益发挥其独到的优势和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的不足，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方法论问题：1980版建立的概念隐喻理论的语料较零散，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真实性，而且也不是来自大型的可靠的语料库检索。随着不同学者的质疑和发展，Lakoff ＆ Johnson本人也意识到方法上的不足，因此他们逐步把实证语料（evidences）的收集从起初的多义词归纳（polysemy generalizations）和推理归纳（inference generalizations）两种来源，扩展到至少其他七种领域，包括诗学和新奇隐喻（Lakoff and Turner 1989）、心理研究（Gibbs 1994; Boroditzky 2000）、体势语研究（McNeill 1992）、语义的历史变迁研究（Sweetser 1990）、篇章分析（Narayanan 1997）、手语研究（Taub 1997）和语言习得（C．Johnson 1999），这些扩展后的新颖语料来自不同的方法论领域，不再局限于语言形式和推理，用来共同解构隐喻连接抽象思维和符号表达的运作方式。
2）源域的选择问题：要选择与目标域相对应的源域，这关键在于人的经验基础是否选择得当，但概念隐喻理论只是给出了一个宏观的指导意见，并未就如何确定经验基础做出规律性的探索，只是拿类似LIFE IS A JOURNEY、AUGUMENT IS WAR等耳熟能详的常规隐喻来例证；且有些隐喻例证的经验基础并不与目标域的结构系统十分匹配，比如She is in the flower of youth（她正值花季）、She is past her bloom（她已过花季）、She is a budding singer（她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歌手）等隐喻表达式，其经验基础是PEOPLE ARE PLANTS还是PEOPLE ARE FLOWERS？显然plants与flowers不一样，其与目标域“她”的对应关系内涵会不同。另外，经验基础与文化、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比如句子He sleeps like a log and works like a beaver（他睡觉像木头，工作像头牛）中，人对“木头”的体验符合英汉有关“睡眠”的文化意境，但英语环境中“海狸”的勤劳与人的“劳动”相得益彰，汉语中“牛”的任劳任怨与他的卖力工作相映成趣。
3）映射的标准问题：在从源域到目标域的单向投射中，是否存在双向的动态映射？跨概念域的映射是部分成分结构的映射，这部分结构特征得到了突显和强调，有没有连接机制或者量化标准确保结构内容的合理映射？同样，没有被突显或者说被掩盖的另一部分结构是依据何种标准来排除的？映射是系统的，然而概念隐喻理论提供的例证还没有涵盖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映射，有以点代面之嫌。映射的结果是两个概念域的相关结构对应合并（conflation），那么如何引导合并？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该理论需要设置可操作的映射量化标准和合并机制。
4）隐喻的恒定原则问题：恒定原则是概念隐喻理论经验基础的关键所在，其宗旨在于保持源域的认知结构在映射过程中不走样不变形，这集中体现在Lakoff的叙述中：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Metaphorical mappings preserve the cognitive topology（this is，the image-schema structure）of the source domain.（Lakoff 1990:54）（恒定假设：隐喻映射保持源域的认知结构，即意象图式结构。）
The Invariance Principle：The image-schema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domain is projected onto the target domain in a wa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inherent target domain structure.（Lakoff 1993:245）（恒定原则：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以与目标域的内部结构相一致的方式投射到目标域。）
从恒定假设上升到恒定原则，说明Lakoff注意到了仅仅强调保持源域的意象图式是不够的，更加重视跨概念域的相似性或一致性结构映射。但问题在于：这种相似性或一致性结构投射是以源域的被动投射为条件的，“隐喻表达式是突出目标域而非源域中的概念结构”，换言之，具有经验基础的源域对目标域的结构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此作为对映射产生限制作用的恒定原则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就值得商榷。另一方面，完全的一致性结构映射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其结构边界可能是模糊的，一致性中存在差异点，差异点的反衬和对照也许更加突出隐喻的映射效果。比如France fell into a recession and Germany pulled it out一句，根据恒定原则，源域—目标域间相一致性的主要结构有：1）人——法国/德国；2）陷入或摔倒——衰退、拔出或拖出——复苏；3）泥潭——衰退的经济。源域的意象图式“人陷入/被拖出泥潭”，以与目标域“法国陷入经济衰退/德国拯救法国经济”的内部结构相一致的方式投射到目标域，隐喻意境得到初步解读。然而，人与国家主体本质不同，陷入或摔倒与衰退的结构边界不确定，经济与泥潭实体表征相异，这样从差异性的层面反射源域—目标域之间的隐喻对应关系，使该句的隐喻意境得到更为全面深入的诠释。针对Lakoff等人坚持的“保留源域意象图式结构、映射的单向不对称”观点，Jackendoff和Aaron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即隐喻是源域概念应用并转换（transform）到目标域的结果（束定芳 2006:18）；这也为Fauconnier ＆ Turner发展这种观点奠定了基础，他们进而认为隐喻并非只涉及源域到目标域的意象图式结构映射，而是取代源域和目标域的各心理空间结构要素相互映射合成的结果。
当然，概念隐喻理论存在的不足问题不止这些，国内学者还就隐喻鉴别、心理真实性、概念隐喻的历时研究、跨语言验证、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概念隐喻的概念本质、隐喻义与概念义的加工、隐喻类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此不一一叙述。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才推动后来者不断探索、挖掘其中的奥秘和解决办法，比如Fauconnier ＆ Turner、Langacker、Goldberg、Fillmore、Talmy等学者的研究就是典型代表。本书重点考察Fauconnier ＆ Turner的概念合成理论研究。
2.2.2 雏形——空间映射
空间映射理论是在《心理空间》（Fauconnier 1985）、《思维和语言的映射》（Fauconnier 1997）两本著作的相继出版中建立起来的，构成了概念合成理论（Fauconnier ＆ Turner 2002）的前期基础。空间映射理论针对真值条件语义学描述的与现实世界偏离的“可能世界”现象等背景，提出了心理空间、角色—价值、四空间模型等重要原则要点，对推动概念合成理论的集大成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2.2.2.1 空间映射理论背景
空间映射理论产生的背景在于：形式语义学的句子意义观与认知语义学的意义构建（meaning construction）观之间的碰撞和互动，空间映射理论对概念隐喻理论的概念域及其单向映射的质疑和反思。
从形式语义学的视角而言，真值条件模型（truth-conditional model）通过建立句子真值条件（truth conditions）来运作，即世界上存在的事件状态（the state of affairs），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其特定的句子表达式意义具有真值，或为真或为假。我们以谢默斯·希尼的成名作《挖掘》中的句子Between my finger and my thumb the squat pen rests（句a）为例，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状态是希尼的“食指和拇指间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该句所表达的概念意义与该事态相一致，因此我们说句a为真；如句子变为b）Between my finger and my thumb the squat pen does not rest，表达式与事态不符，则句b为假。显然，真值条件模型关注的并不是经验真值，即是否手里握着矮墩墩的笔的体验事实，而是适合某特定句式的事件状态是否一致为真。真值条件模型建立了多种意义范式：第一，通过释义（paraphrase），句c）There is a squat pen between my finger and my thumb，与句a同指“手里握着矮墩墩的笔”这一事态关系，均表现为“真”值；通过否认（contradiction），句a与句b互为矛盾，一方为真，另一方则为假。与形式语义学的客观主义理念（objectivist thesis）不同，认知语义学采用的是经验主义观念（experientialist perspective），认为我们是通过身体经验来反映客观现实的，意义的构建不是简单地把句子与客观事态相匹配，因为语言所编码（encode）的意义只是表征概念结构的部分意义或不完全意义，是以语言表达式为提示语（prompts），引发基于复杂背景知识的复杂概念意义构建过程，从而充分建构来自听话人的丰富意义。句a显然不只是表达诗人手里握着笔的句子真值意义，如果我们顺着句a这个提示语，诗人以笔取代父辈们挖地的铲子、以笔反映北爱尔兰现实社会的深层意义便会在我们的动态体验中不断构建扩展。
第二，通过组合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句子的意义由其中词语的意义及其组合方式所决定，句a的意义就是句中各单词及它们排列组合后产生的意义，换言之，这部分意义与语境无关（context-independent），可从句中成分得出，属于语义学的范畴，而由听话者在特定语境下推理的另一部分附加意义落入语用学的范畴，可见，句子的意义可分别从语义学和语用学两个层面来把握。针对形式语义学的语义—语用两层面话语意义的产生过程，认知语义学否定了意义构建中的层面之分，心理空间理论认为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在话语语境中产生的，话语语境的概念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构建过程。
第三，通过区别在真实世界（real world）里和在人们的信仰或欲望里其真值为真的情景状态，真值条件语义学描述了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的概念。相对于真实世界，具有情景状态的可能世界是可能存在的、但不一定能变为现实的，它指人们的信仰、愿望或心理态度，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隐喻性的问题：可能世界存在吗？如果有，它们到底在哪？这些问题促发了Fauconnier（1985；1997）的思考，他尝试用心理空间的概念取代可能世界的概念，指出心理空间是一种认知结构，说话者或听话者在思维过程中配置情景状态。通过对形式语义学的句子意义观与认知语义学的意义构建观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使用的语言只是认知构建中露出水面尖尖的冰山一角，随着话语的展开，更多的心理空间、空间连通、内部机制、抽象意义在后台运作（behind the scenes）并不断涌现；意义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式所编码的已有储备知识，意义构建是发生在概念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在该过程中，传递部分意义或不完整意义的单词和语法结构作为提示触发语，引发更为丰富详尽的概念化过程的产生。
在2.2.1.3概念隐喻这节中，我们谈到了该理论在方法论、源域选择、映射标准、恒定原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和不足成为Fauconnier提出空间映射理论的重要背景前提。针对概念隐喻的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的提法及其源域的选择，空间映射理论认为，域是相对静态的概念，没有反映人们在思考和交谈时心理思维的实时（online）动态过程，且源域的选择受到不同个体的体验、文化差异以及目标域内部结构的制约，因此概念域的范围无法涵盖动态的思维内容。概念域之间的映射是单向的，没有反映心理思维的双向互动特点；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只是部分结构内容之间的映射，不能适应心理思维内容的变化节奏。基于这些质疑和思考，心理空间概念的提出弥补了这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