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

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并不想写成一部音乐学方面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处于苦恼不堪的时期，经受着既能摧毁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我逃离巴黎，来到我儿时的伴侣贝多芬身边，寻求十天的庇护，在人生的战场上，他曾多次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我来到他的故乡波恩，重新觅得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在科布伦茨的访问，我从韦格勒的孙儿们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到了由韦恩加特纳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在这浸透了他的苦难、勇气、欢乐与悲哀的灰暗潮湿的四月天，在雾气弥漫的莱茵河畔，我与他单独相处，倾诉衷肠；我跪倒在地，他以强有力的手将我扶起，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施洗。在他的祝福之下，受到鼓舞的我，与人生重新缔约，踏上了重返巴黎的路程，一路上向上帝唱着痊愈者的感恩曲。那感恩曲就是这篇传记，起先由《巴黎杂志》发表，继而由贝玑拿去刊载。我没想到它的声音会传到朋友们的圈子之外。但是，“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赘述诸多枝节，恳请读者见谅。因当今有些人会在这首颂歌中寻求按严格的史学方法撰写的学术著作，我不得不对此做出回答。我在某些时刻，也会充当史家。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研究等若干著述中，我也曾为音乐科学做过认真的奉献。然而《贝多芬传》却不是为学术而写作的。这是受伤的、被窒息的心灵之歌，是它复苏后，重新振作起来，向救主感恩的歌。我知道，这救主已被我改头换面，但一切从信与爱出发的行为无不如此。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一种行为。

人们踊跃购买，给这本小书带来它所不曾企求的好运。这个时代，法国成千上万的生灵，受压制的理想主义的一代，都焦虑地期待着那一声解放的号令。这号令，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于是他们从中寻求支持。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真像是唱天主的羔羊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注视着祭祀礼的痛苦的脸，因受到启示而满面生辉？今日的生者与昔日的生者已相距很远了。（但他们能否距明日的生者更近呢？）本世纪初的这代人里，多少队列已被横扫：战争好比一个无底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在那里面失去踪影。我这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手笔的小书，竟无意中与他们相似，而他们也从中认出了自己。一个藉藉无名者写的小册子，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店出来，几天之内便广为传播，它已不再属我所有了。

我刚把此书重读了一遍，虽说写得还不够充分，我也不打算再改动了。因为它应当保留最初的特色，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要把对一代人的怀念，和对他们的伟大同伴，正直坦诚的大师的祭奠结合在一起，是他，教给了我们如何生，如何死。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善事应尽力而为，

爱自由甚于一切，

即使为了帝王的宝座，

也绝不出卖真理。

——贝多芬

他身材矮胖，脖子粗壮，一副运动员的骨架，红砖色的宽大脸庞，只是到了晚年，皮肤才变得萎黄和病态，尤其是冬天，远离田野、足不出户时，更是如此。他前额宽广且隆起，深黑色的头发异常浓密，乱蓬蓬地竖着，似乎从未梳理过，颇像“美杜莎的蛇发”。他眼中燃烧着一种奇异的力量，使见到他的人无不为之震惊，但大多数人辨别不出其中细微的差别。因为这双眼睛闪烁着一种野性的光芒，衬上古铜色而略显悲壮的脸，看上去像是黑的，其实是蓝灰色。一旦感情冲动或者生气，这双小且深陷的眼睛便突然睁大，眼珠在眼眶中滴溜溜地转动，如实地反映出其中全部思想。他忧郁的目光常常转向上空。阔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真是狮子的相貌！嘴倒长得颇秀气，但下唇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刚劲有力，似乎可以磕碎核桃，右下巴有个深深的小窝，使整个面部显得古怪而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很美，谈话时神态亲切可爱。而笑起来却不讨人喜欢，粗鲁、难看，而且短促”，好像那种对快乐不甚习惯的笑。他脸上的表情总是落落寡合，仿佛患了“无法治愈的忧郁症”。一八二五年，雷尔斯托普曾说，看到他温柔的眼睛里那种极度痛苦的神情，好不容易才忍住没让眼泪流下来。一年以后，勃劳恩·封·勃劳恩塔尔在一家啤酒店遇见他，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根长长的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晚年时愈来愈常见的姿态。一位朋友和他说话。他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录本，像聋子经常做的那样，尖着嗓子叫对方把想说的话写出来。他面部表情常常变化，有时因抓住了突如其来的灵感，哪怕在大街上，那表情也会让行人吓一大跳；有时无意中撞见他坐在钢琴面前，“整个脸部肌肉膨起，血脉奋张，狠巴巴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唇抖动着，像把鬼神招来却又请不走的魔法师。”十足一个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尤里乌斯·贝内狄克特说：是“李尔王”。

* * *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房子简陋的小阁楼上。他原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庸庸碌碌、嗜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佣，一个厨师的女儿，最初嫁给一个官宦之家的侍从，丈夫死后跟了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艰辛，缺少家庭温暖，不像莫扎特有家人的呵护。从一开始，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悲壮的战斗。他父亲想开发他的音乐天赋，好把他当神童来炫耀。儿子刚四岁，父亲就一连几个小时把他钉在羽管键琴面前，或者把他关在房间里，逼着他练小提琴，繁重的作业把他累得死去活来，差一点让他恨死了音乐这门艺术，以致必得使用暴力才能强迫他学下去。贝多芬从少年时代便需为生计发愁，不得不过早地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十一岁那年，他加入剧院的乐队，十三岁当上管风琴乐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所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慈祥，那么值得我爱，她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当我能够喊出母亲这个温馨的名字，而她又听得见的时候，有谁能比我更幸福呢？”她是患肺病死的，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种病，常常感到不舒服。除此以外他还患有比病更折磨人的忧郁症。十七岁时，他已经是一家之长，担负起两个弟弟的教育之责。酗酒的父亲无法撑持门户，他只好羞惭地请求剧院让他的父亲退休。人家担心做父亲的拿了钱去挥霍，便将退休金交给儿子。这些伤心事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幸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感情上的依傍。他一直非常珍惜勃罗宁一家的情谊。他们可爱的女儿埃莱奥诺尔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教她音乐和诗歌。她成了他儿时的友伴，两人之间也许产生过感情。后来埃莱奥诺尔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了贝多芬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终生维持着恬静的君子之交，这一点，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尔与他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得出来。信写得很恳切。韦格勒夫妇称他为忠诚的老友，他则称对方为亲爱的好韦格勒。更令人感动的是，后来三人年纪老了，但心灵的青春依旧，热忱不减当年。

尽管童年时代悲惨凄凉，但贝多芬忆起这段时日和儿时住过的地方，凄凉中依然透着一丝温馨。后来他虽不得不离开波恩，在维也纳这个花花世界及其贫困的郊区度过了几乎整整一生，内心却从未忘怀莱茵河流域的故乡，还有那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他称这条河为我们的父亲河。的确，莱茵河生机勃勃，几乎赋有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生灵，具有无穷的思想和力量。莱茵河流域中，没有任何一段比流经风光旖旎的波恩这一段更壮丽、更温馨，也更美妙的了。强劲的河水，冲刷和抚爱着浓荫覆盖、鲜花盛开的岸边坡地。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头二十年，在这里，形成了他少年时代心中的梦想。那仿佛懒懒地浮在水面的草地，笼罩在薄雾中的白杨，矮矮的灌木，还有垂柳和各种果树，都把根须浸泡在这静默而湍急的水流里。星星点点的村落、教堂，乃至墓地，以好奇的目光慢悠悠地俯瞰河岸。远处，蓝色的七峰在天空中勾勒出参差不齐的侧影，颓圮的古堡耸立其上，形状瘦削且怪异。他永远心系故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梦想重返故园而未能如愿。“我的家园，那块我初见光明的故土，在我眼前始终是那么美，那么清晰，就像我离开时那样。”

* * *

革命爆发了，开始席卷全欧，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熔炉。贝多芬于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注册入学，听那位有名的奥洛格·施奈德的德国文学课。此人后来当上了下莱茵省的检察官。当人们在波恩听到攻占巴士底监狱的消息时，施奈德在讲台上朗诵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使学生们群情激昂。第二年，他出版了一部革命诗歌集。订购者名单中有“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战火蔓延到波恩，贝多芬离开家乡，去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路上，他遇到了开赴前线与法国作战的黑森州部队，此事无疑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间，他将弗里德堡的战斗诗篇谱成了音乐，即《出征歌》和一首爱国主义大合唱：《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可是，尽管他讴歌了法国革命的敌人，革命仍征服了世界和他的心。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关系紧张，贝多芬却与法国人及其使馆，还有刚来到维也纳的贝纳多特将军有亲密的交往。言谈间贝多芬常流露出倾向共和的情绪。这种倾向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变得益发强烈。

这个时期施泰因豪森为他画的肖像，相当精确地反映出他当时的风采。较之后来的几幅，恰如盖兰画的波拿巴之于后来的那些拿破仑肖像。拿破仑在那张画上，面部表情严峻，激情似火，野心勃勃。贝多芬在这张画上显得比真人年轻、瘦削、挺拔，上衣的高领使脖颈显得有些僵直，目光似乎睥睨一切而又有点紧张。他深知自己的价值，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记事本上这样写道：“拿出勇气来！尽管身体不佳，但我的才华必将获胜！……二十五岁！现在已经到了！我二十五岁，到时候了……今年我非大显身手不可。”德·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都说，他目空一切，举止放肆，让人讨厌，说话时外省口音很重。只有他的至交好友才知道在这生硬倨傲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十分善良的心。他将自己获得的成功写信告诉韦格勒时，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比如我看见某个朋友经济困难而我又没钱帮助他的时候，我只需伏案工作，用不了多久，便能帮他摆脱困境……你瞧，这多好。”稍后，他还说：我的艺术应该造福于穷人。

此时，病痛已在叩门，且一旦上身便不再离开。一七九六至一八〇〇年期间，耳聋症开始肆虐，耳鸣不分昼夜地折磨他，内脏也疼痛不已。听觉逐渐衰退。一连好几年，他都不告诉任何人，即使对至爱亲朋也讳莫如深。他避免与人交往，怕自己的毛病被人发现，将这种可怕的秘密深藏胸臆。可是到了一八〇一年，他再也忍不住了，在绝望之中，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善良的挚友阿曼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痛苦极了。要知道，我身心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力已经大大下降，就在咱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已感觉到此病的先兆，但我没有说出来，打那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我能好起来吗？我当然盼着这一天，但希望很渺茫，因为这种病是没法治的。我必须过着痛苦的生活，避开我所热爱和珍惜的一切，在这如此悲惨而又自私的世界上！……我只能遁世隐居，听天由命。我何尝不想摆脱病痛，但这可能吗？……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过着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谢绝一切社交，因为我无法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职业，那还有几分可能；但以我目前的职业来说，情况就太可怕了。我有不少敌人，他们会怎样说呢？在剧场，我要尽量靠近乐队才能听明白演员说的话。离得稍远一点，我便听不见乐器和演员高亢的声音……别人说得慢，我勉强能听见，如果一嚷嚷我就受不了……我常常诅咒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普卢塔克教导我忍受一切。如有可能，我倒愿意向命运挑战；有时候，我活得真像上帝的一个最可怜的造物……忍！多么叫人难受的避难所啊！但我别无选择！

贝多芬约三十岁时（甘道尔夫·施泰因豪森绘）

这种悲苦的情绪流露在当时的几部作品里，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1799），尤其作品第十号《第三钢琴奏鸣曲》中的“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作品均如此，还有许多乐曲反映的是青年人无忧无虑的情怀，像充满欢欣的《七重奏》（1800）、清澈明净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1800）等。毫无疑问，心灵需要时间来适应痛苦。它那么需要快乐，所以没有快乐的时候，只能自己来制造。现实太残酷时，它便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昔日快乐的时光不会一下子抹掉，即使欢愉不再，其光辉也会久久留存。贝多芬在维也纳孤苦伶仃，往往遁入对故乡的回忆中寻求慰藉。此时的思想都深深印着这样的痕迹。《七重奏》中带变奏曲的“行板”，其主题便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曲。《C大调交响乐》也是关于莱茵的作品，一首青年人满怀梦想的诗篇，既欢快又为爱情而苦恼，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取悦心上人的愿望与希冀。但在某些段落和引子里，在某几种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和古怪的谐谑曲中，我们会多么激动地在那张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的《圣家庭》中婴儿的眼睛，从中已可窥见未来的悲剧。

除了肉体的痛苦，他还受着别的困扰。韦格勒说过，他看到的贝多芬总是充满爱的激情。这种爱看来始终十分纯洁，其激情与欢愉之间无任何联系。现在人们往往将两者混淆，只能证明大部分人对爱的无知以及这种爱的罕见。贝多芬内心多少有点清教徒的色彩，他讨厌下流的谈吐和思想，对爱情的神圣深信不疑。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不惜糟蹋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他的挚友辛德勒很有把握地说，“他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越轨的行为。”这样的人注定要上爱情的当，成为其牺牲品。果然如此。他一再为情颠倒，不断憧憬着幸福，但很快又情场失意，随之而来的便是痛苦的煎熬。如果要对贝多芬丰富的创作灵感追根溯源，就必须到轮番出现的爱情和骄傲的反抗中去寻找，直到年事已高，与生俱来的激情逐渐消退，他才无可奈何地怏怏作罢。

一八〇一年，他钟情的对象似乎是朱列塔·圭恰迪尔。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1802）因题献给这位女士而使其芳名不朽。他给韦格勒写信说：“现在我生活有意思多了，和别人来往也多了……这种变化完全是一位可爱而有魅力的姑娘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两年以来，我第一次享受到幸福的时光。”可是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深地感觉到自己残疾的可悲，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朱列塔风骚、幼稚，而且自私，给贝多芬带来了不少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竟嫁给了加仑贝格伯爵。这样的爱情使人的心灵受尽折磨，贝多芬原已饱受疾病的摧残，经此变故，精神竟濒临崩溃。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他似乎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他悲观绝望，从他留给兄弟卡尔和约翰的《海利根遗嘱》便可以看出，《遗嘱》上标明：“等我死后拆看并执行。”那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呼喊，也是抗争的呼喊，听见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几乎想自杀，但他那种百折不挠的道德观念阻止了他。不过他病愈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连一向支撑我的非凡勇气也无影无踪了。啊，主啊，给我一次真正的欢乐吧，哪怕只一天！我听不见深沉的欢乐之声已经太久了！啊，上帝，什么时候我能再听见呢？……永远也听不见吗？……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垂死的哀鸣；但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性格刚强，不甘心在磨难面前屈服：

我的体能和智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增无已……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才刚刚开始。我已隐隐约约看到目标在前，虽然尚不清楚，但正在一天天地接近……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种疾病，我一定能拥抱整个世界！……除了睡眠，我不知道有其他的休息。可惜，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睡觉。但愿我能摆脱疾病，哪怕一半也好，那时候！……不，我不能忍受下去。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永远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如果能活上千百次那就太好了！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沮丧时而高傲的情绪、这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如《丧礼奏鸣曲》（作品第26号）、《幻想奏鸣曲》和《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31号），其中戏剧性的宣叙调宛如崇高而凄婉的独白。还有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30号）、《克莱采奏鸣曲》（作品第47号）、为盖勒特的歌词所谱写的六首悲壮的宗教歌曲（作品第48号）。《第二交响乐》（1803）则更多地反映了他青春的爱情，从中可感觉到压倒一切的坚强意志，一股不可抗拒力量将愁绪一扫而空。曲终涌起沸腾的生命力。贝多芬希望幸福，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无可挽回：他渴望病愈，渴望爱情，心中充满了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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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海利根遗嘱》及写此遗嘱的小屋

上述作品中，让人产生强烈印象的是，不少作品充满雄壮有力的行进和战斗的节奏，《第二交响乐》中的“快板”和“终曲”尤其如此，《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中的第一章，其慷慨激昂更不待言。音乐的战斗气息使人不禁回想起产生它的年代。大革命波及维也纳，贝多芬也被卷了进去。骑士德·赛弗里德说：“他和挚友在一起时喜欢指点江山，且头脑清晰、目光敏锐、极有判断力。”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他晚年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也这样说：“他挚爱共和原则，赞同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独立……他盼望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管理国家……盼望法国实行普选，盼望拿破仑建立普选制度，从而营造全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像一个受普卢塔克思想熏陶的古罗马革命者，满怀豪情，梦想有一个由胜利之神，即首席执政缔造的英雄共和国。于是他接连写出了帝国的史诗，曾题为《波拿巴》的《英雄交响乐》（1804）以及光荣史诗《C小调交响乐》，即《第五交响乐》（1805—1808）的终曲。这是第一阕真正的革命音乐：时代精神在其中得以再现，强烈而且纯真，恰如当时的重大事件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激起的强烈而纯真的回响，其印象即使接触到现实也不会有所减损。作品里贝多芬的形象也染上了那些史诗式战争的色彩。这一时期的作品对这些战争都有所反映，尽管贝多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在《科里奥兰纳斯序曲》（1807）中，我们会听到狂风呼啸，暴雨喧腾；《第四四重奏》（作品第18号）第一章也与上述序曲不相上下。关于《热情奏鸣曲》（作品第57号，1804），俾斯麦曾说：“如果我能经常听到这支曲子，我一定会勇气倍增。”这支奏鸣曲，还有《哀格蒙特》的总谱，直到他的钢琴协奏曲及《降E调协奏曲》（作品第73号，1809），精湛的技巧表现英雄气势，仿佛千军万马奔腾而过。而这一切又何足为怪呢？在写《英雄的葬礼进行曲》（作品第26号的奏鸣曲）时，比波拿巴更接近于《英雄交响乐》所讴歌的理想英雄的奥什将军，刚刚战死在莱茵河畔，其纪念碑至今仍耸立在科布伦茨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上。即使当时贝多芬还不知道奥什牺牲的消息，但在维也纳，他曾亲眼目睹革命的两次胜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法国军官出席观看他的歌剧《费德丽奥》的首演。他还将《英雄交响乐》和《第五交响乐》题献给攻陷巴士底狱的于兰将军，当时这位将军正住在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洛布科维茨家里。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军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对法国征服者产生了憎恨之情，但仍然狂热地崇拜他们史诗般的业绩，没有他这种感情的人，对他那歌颂赫赫军功和凯旋的音乐只可能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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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突然中止了《第五交响乐》的创作，一反往日的习惯，连草稿也不打，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第四交响乐》。他眼前出现了幸福的曙光。一八〇六年，他和特蕾泽·德·布伦瑞克订了婚。贝多芬移居维也纳初期，特蕾泽还是小姑娘，跟他上过钢琴课。从这个时候起，她便爱上了他。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一八〇六年，贝多芬在匈牙利玛尔托伐萨他们家做客时，两人才彼此相爱。特蕾泽回忆这段幸福的日子时，曾经这样写道：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晚饭以后，月华如水，贝多芬坐到钢琴面前，将手掌平放，轻抚琴键。弗朗索瓦和我都知道，这是他弹琴的前奏。接着，他弹了几个低音和弦，然后以一种神秘而庄重的神色，缓慢地弹了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如你以心相许，不妨秘而不宣；我俩灵犀相通，谁能猜出端详。

母亲和神父都已就寝，家兄正严肃地定睛思考。他的歌声和目光渗入我心深处，让我觉得生活格外充盈丰满。翌日早上，我们在公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主人公仿佛就在我心中，在我眼前。我走到哪儿，停在哪儿，她总是与我同在。我从未达到过这样高的境界。一切都那么明亮、纯净、清晰。在这以前，我像神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拾石头而看不见路上美丽的鲜花……”一八〇六年，我和他订婚时，只有我亲爱的兄长弗朗索瓦同意。

这一年写的《第四交响乐》是一朵清纯的花，散发着他生命中这段较平静的日子的芬芳。人们可以发现：“这时候的贝多芬所关心的是尽可能使他的天才，和前人留传下来的、为一般人所理解和喜爱的艺术形式协调起来。”这种源自爱情的和解精神，对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伊雅茨·封·塞弗里德和格里尔帕策说，他精力充沛、积极乐观、很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穿着讲究、对不知趣的人也很有耐心，甚至能让人误以为他耳朵并不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只是视力稍差罢了。迈勒给他画的一幅肖像也让人有同样的感觉，他显得颇为风雅浪漫，只是稍稍有点不自然。贝多芬希望别人喜欢他，而且知道自己能博得别人的欢心。狮子谈恋爱也会收起利爪。但在这一切手腕和《第四交响乐》的梦幻与温柔所营造的氛围之中，人们仍可以感觉到一股可怕的力量，一种任性而易怒的气质。

特蕾泽·布伦瑞克的自画像

这种恬静的心境维持时间并不长，但爱情的美好影响一直延续到一八一〇年，这无疑能使贝多芬心神安定，有利于其才华结出最丰硕的果实，如古典悲剧般的《第五交响乐》，夏日的天堂幻梦《田园交响乐》（1808），还有受莎士比亚悲剧《暴风雨》的启发而作的《热情奏鸣曲》。这是他自认为其奏鸣曲中最壮美的一首，出版于一八〇七年，题献给特蕾泽的兄长。对特蕾泽本人，则献上那首充满梦幻和奇想的奏鸣曲（1809，作品第78号）。他还给“永恒的心上人”写过一封没有标明日期的信，其中表达的爱意较之《热情奏鸣曲》毫不逊色：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想要对你说的话实在太多了……唉！不管我在哪里，你都和我形影不离……当我想到你很可能在星期日之前收不到我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更加热烈……唉！上帝！没有你，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真是咫尺天涯。……我的万千思绪一齐向你奔去，我永恒的心上人，这些思绪时而欢欣，时而哀愁，仰问幸运之神，能否成全我们。——只有和你一起，我才能活着，否则就活不下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占有我的心……永远不能！永远不能！啊，上帝！为什么相爱又要分离？而我的生命，此刻的生命却充满了忧伤。你的爱情使我成了最幸福，同时也最苦恼的人。……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爱我吧！今天，昨日，多少热情的希冀，多少眼泪，都洒向你！你——你——你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再见！啊！继续爱我吧，千万别误解你所爱的人的心。

——对你、对我、对我们都矢志不渝的人上。

是什么神秘的原因使这对相爱的恋人难圆幸福的好梦呢？——也许是缺乏财产和地位不同的缘故；也许是他等待的时间过长，或是严守爱情秘密的要求使他感到屈辱，由此产生了逆反心理。

也有可能是由于他的暴躁、多病和愤世嫉俗，不自觉地给心爱的人带来痛苦，从而使他自己也伤心绝望。——婚约解除了，但看来两人谁都没有忘记这段感情。特蕾泽·德·布伦瑞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1861）还爱着贝多芬。

一八一六年，贝多芬曾经说：“一想到她，我的心便像第一次看见她时那样怦怦直跳。”这一年，他写了六支感人至深的“献给远方恋人”的曲子（作品第98号）。他在手记中写道：“一见这位佳丽，我便心潮澎湃，但咫尺天涯，她并不在我身边！”——特蕾泽曾将自己的一幅肖像送给贝多芬，上面的题词是：“送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贝多芬死前一年，他的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边吻这幅肖像边哭，像惯常那样大声说道：“你这样美、这样伟大，简直和天使一样！”那位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又回来，看见他坐在钢琴前面，便对他说：“老朋友，今天你的脸色一点也不可怕。”贝多芬回答：“因为我那位善良的天使来看过我了。”——他的创伤太深了。他对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幸福给你。只有在理想的领域，你才能找到朋友。”

他在手记里写道：“顺从，无保留地顺从你的命运：你不复为你自己生存，而只能为其他人生存；对你说来，只有在艺术里才能找到幸福。啊，上帝，请给我力量让我战胜自己吧！”

* * *

就这样，他为爱情所抛弃。一八一〇年，他又成为孑然一身，但荣誉纷至沓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此时，他正当盛年，一任激烈而粗犷的性格充分展现，他无所畏惧，不再顾忌社会、习俗和他人的评判。有什么可顾忌、可斟酌的呢？爱情没了，野心也没了，剩下的只有力量和对力量的陶醉，他需要运用，几乎毫无节制地运用他的力量。“力量，就是使人有别于一般人的气势！”他又故态复萌，不注意衣着，举止比以前更加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在地位最高的人物面前也是如此。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他曾这样写道：“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其他高人一等的标志。”当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勃伦塔诺说：“没有一位皇帝，没有一个国王像他那样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她被贝多芬的气势震慑住了，写信对歌德说：“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觉得整个宇宙突然都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也忘记了你，啊！歌德……我认为，我没有弄错，我敢断言此人远远走在现代文明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