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创造者说：走这条路！
刘心武
海滩上最美丽的贝壳
当我鼓起勇气把《班主任》寄给《人民文学》的时候，曾反复地估计过，这个短篇小说能顺利地发表吗？倘若发表出来，广大读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感谢《人民文学》编辑部热情而果断的扶植，《班主任》顺利而迅速地被发表了出来。杂志发行的第三天，我便接到了第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是个战斗在财贸战线的女青年，她说：“‘四人帮’时期的文学作品使一切有政治头脑和鉴赏能力的青年人望而生厌，所以近八年的文学作品，我很少接触。”但她读了《班主任》之后，“甚至在激动之余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思路才好”，她认为《班主任》“冲破了‘四人帮’的千篇一律的文风和概念化、公式化的束缚，通过……艺术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无情地揭露、控诉和鞭挞了‘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蟊贼”。读了这封读者来信，兴奋之余，我警告自己说：不要被赞誉的言辞弄昏头脑，这仅仅是一个读者，而且很可能她是易于激动和过分地偏爱了《班主任》……但是随着《人民文学》那一期发行到各地，读者来信源源不断地涌向《人民文学》编辑部，很快就达两三百封之多，我自己也直接收到了近百封。来信最多的是教师和青年，其次是家长和学生，但也有干部、战士、农民、医生、演员、工程师……从地域来说，除西藏外，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热心的读者的来信，有的写在元旦、春节之夜，有的是集体讨论后整理出的记录，有的随信寄来书法、照片以示情谊……绝大多数来信赞扬这篇小说（很多赞扬我是受之有愧的），还有一些读者在肯定小说的长处时热情而诚挚地提出了若干宝贵的意见。使我感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的，还是从读者那里直接得到了对作品的正确理解和公正评价，证实自己的写作动机和社会效果的一致。
《班主任》出来以后，我又陆续写出和发表了短篇小说《没有讲完的课》《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爱情的位置》。《爱情的位置》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青年节目》广播后，我更交上了大批的新朋友。《爱情的位置》播出后的听众来信十天内便达一千多封，这回是包括西藏在内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反应，来信者的职业也更加广泛。几个在黄海渔船上收听了广播的青年渔民来信说，他们要到海滩上拾取最美丽的贝壳，寄给我以表示感激和勉励。这些成百上千来信的读者、听众，要求我继续创作《班主任》《爱情的位置》这样的作品，千万不要因为有人挑剔、指责、反对，就犹豫不决，乃至于回到“帮风”“帮味”的路子上去。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再引用一封来自广西的来信。这是一位青年女工，厂里的团干部。她的家庭状况是令人羡慕的：父母都是党员干部，几个兄弟姐妹不是党员就是团员。她有一个妹妹，一贯要求进步，中学时就入了团，一直担任班里的小干部。她无论春夏秋冬，只穿四种颜色的衣裳：白、蓝、灰、黑。除了当年“四人帮”指定、推荐的文艺作品，其他的一律拒绝接触，对《青春之歌》，认为“写得肮脏”，自己不看并反对别人去看。中学毕业进行体检时，查出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稍短，又羞愧得无地自容，认为不能上山下乡，没有机会到战场堵枪眼，“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后来分到一家街道工厂工作，觉得周围的人简直都落后透顶：青年男女居然有交朋友、谈恋爱的，老大嫂们对评法批儒无动于衷，却经常谈论家长里短，多么无聊！她也有些大串联时认识的外地朋友，她们之间的通信永远是同一格局：先概述大好形势，然后引用点报刊上的号召，其次互相吹捧对方如何革命，最后互致“无产阶级的崇高敬礼”。她崇拜“四人帮”推行的文艺作品里的那种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但是她又感到从周围的生活中找不到这种“英雄”的影子，她愤世嫉俗，郁郁不乐。“四人帮”倒台后的一年多里，她的思想大体上还是那么一个路数，厂里发给她奖金，她认为是“多吃多占”，甚至认为领取工资也是没羞没臊的丑事：“瞧，又是钱，有什么意思？”今年春天她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当教师比较高尚，因此她决定考大学上师范学院；但是她以前并没有很好地学习文化知识，因为那时相信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一类的说法，所以复习中感到非常吃力，这就愈加使她觉得“活着真没有什么意思……终于她先服毒，后上吊……死去了！”同志们，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一件就发生在前不久的真人真事。来信告知我这件事的死者的姐姐沉痛地说，她是在妹妹死后才读到《班主任》的，她认为自己的妹妹“左”得比《班主任》中的谢惠敏更甚，她悲愤交加地说，“四人帮”造成了多少个谢惠敏式的“左”得出奇的青少年啊！生活中的这些谢惠敏如果不蜕化为“四人帮”的自觉爪牙，又不幡然觉醒反戈一击，那么就只能是这样——最后革掉自己的小命！
阅读着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我也是在激动之余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思路才好。我甚至想，如果那位十九岁的谢惠敏式的姑娘，能在死念袭来之前读到《班主任》，或者她的这位姐姐能早些读到《班主任》而推荐给她，也许多多少少能让她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我决不是自认为《班主任》有多么大的力量，但我确实认为倘若有许许多多比《班主任》更好的作品，倘若我们的文艺创作，能够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涤荡“四人帮”余毒的洪流，能够渗入到像这个十九岁姑娘所在的那样的千千万万个家庭，也许，就能使许多受“四人帮”毒害、扭曲、压缩的灵魂早些醒悟，早些振作，早些康复，就能避免掉这类悲剧的发生……
捧读着这些真挚的热情的来信，我想到一个革命作者的职责。“四人帮”的罪恶是如此深重，“四人帮”的流毒如此深广，它还在戕害着我们人民的灵魂和生命，我们怎么能够沉默？我们怎能够还心怀余悸而按兵不动？我又应当作出怎样的努力，才能不辜负这些生活的创造者们的殷切期望？
“假门假事”与“真格儿的”
反复地阅读、体味这大量来自生活创造者的信札，我感到他们还并不是单纯对我个人或《班主任》这样一篇作品表示支持和鼓励，他们实际上是在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文艺创作应当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道路，就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努力朝这个高度攀登。
在“四人帮”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完全篡改、歪曲和否定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他们提倡“主题先行”“路线出发”，甚至连“现实主义”这个词儿也不许提。个别的作者在“四人帮”倡导下，荒唐地提出来要“摒弃各式各样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包括要摒弃作为“两结合”创作方法基础的革命现实主义；不但这么说，还身体力行地带头这么做，以至于传授这类的写作经验，名曰“反其道而行之”——举例说，你如果在生活中遇见一个人自私而狭隘，那么你就可以从外形上把他当作模特儿，把生活中的事件“反过来”构成情节，“塑造”一个无私而豁达的“英雄”形象。我以为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即使不是“阴谋文艺”，也必然是令人厌恶的，用一句北京土话来说，叫作“假门假事”。刚刚懂事的幼童尚且不能忍受虚伪的欺骗，何况在各条战线上创造着壮丽的社会主义生活本身的劳动者，用“摒弃”掉革命现实主义的假革命“浪漫主义”来糊弄他们，这是对他们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史诗般的生活本身的极大侮辱，难怪许许多多文学爱好者，在“四人帮”垄断文坛时，根本不看“新作品”。
就《班主任》而言，缺点其实是很多的，如后半部比较松散，石红这个人物还欠丰满，某些议论显得冗长而不够精当，整个篇幅还嫌太长……，不少读者在来信中诚恳地对这些缺点提出了批评。但是，为什么即使是这样一个作品，读者也仍然热烈地赞扬呢？我从来信中归纳出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们觉得作品写得真实，“像那么回事儿”，或者也用一句北京土话来说，叫作“来真格儿的”。的确，《班主任》是我摒弃“四人帮”“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那一套“帮规”“帮法”以后，思想初步解放，敢于正视现实，从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发，经过对创作素材的反复深入，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后形成较成熟的构思，又在提笔后随着感情的奔腾，而尽可能往深里开掘，最后又几经修改，才终于定稿的。
我在中学任教十五年，其中有十年担任了班主任。“四人帮”猖獗时，我的班主任工作同千千万万的同行一样艰难。我曾为教育班上的小流氓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我发现，我所面对的这些小流氓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知识极端贫乏，却并不感到难堪，因为他们觉得知识是无用的，有知识的人是专供批判的。他们虽然也难免被拘留、审讯、惩罚，但总的来说他们有一种安全感：反正他们是“小将”，属于“儿童团”，谁要是过多地注意了他们，谁就是“转移同走资派斗争的大方向”。是谁造成了他们这样的精神状态？我常常痛苦地思考。我比较早就朦胧地意识到，这是林彪、江青（当时还不知道王张江姚是“四人帮”）他们导致的恶果。我在工作中还经常同班上的小干部发生矛盾。班主任同小干部产生矛盾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但令我憋气的是，在张铁生的“事迹”和“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出来以后，个别的小干部并不是因为我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才反对我，而是真诚地认为老师是革命的对象，因此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主动发起进攻战”，倘若连续几天都想不出什么意见来，这样的小干部便会为自己“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而苦恼。这类小干部对小流氓是深恶痛绝的，在批判小流氓时，他们甚至主张体罚。但是我痛心地发现，他们也同样认为知识多了有害，知识分子是可鄙的；他们也同样认为自己既然是“小将”，属于“儿童团”，那么谁要是批评他们，谁也就是“不抓同走资派斗争的大方向”。他们大多出身在很好的家庭，品行、素质都很好，他们革命的愿望是真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往往被当作重点培养对象，他们的前途是入党提干，他们似乎是最应该让人放心的接班人。但是，我也比较早就朦胧地意识到，是林彪、江青一伙害了他们，倘若他们不觉醒过来，而继续发展下去，有些人，就很可能发展为张铁生式的人物。我面前也有这样的学生，他们也大多出身在很好的家庭，父母的政治思想水平往往还比一般的家长高，他们既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也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能自觉地为革命锻炼身体，他们兴趣比较广泛，思想比较敏锐、活跃。但在当时他们却很难入团，因为他们敢于对“梁效”的文章提出质疑，因为他们在批“师道尊严”的高潮中不积极写大字报，因为他们竟然在课后读所谓的“黄书”《青春之歌》……望着他们，我曾经多次欣喜地想过，我们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林彪、江青一伙如何兴妖作怪，也不管这样的青少年在前进道路上还将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样的接班人会越来越多，并将成为我们民族和我们事业未来的坚实脊柱……
打倒“四人帮”以后，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我的认识也随之加深，虽然我已经不在学校工作了，但培养下一代的责任仍然担负在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写作冲动，要把“四人帮”毒害下一代的社会现象反映出来，要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并同大家一起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于是我写出了《班主任》，向读者提供了宋宝琦、谢惠敏、石红这三个学生的形象。他们当然并不是我教过的某几个学生的摹写，他们是虚构的人物，是艺术形象，但他们又确实来自我所熟悉的学生群。我决定向读者展示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宋宝琦和谢惠敏的品行相差如此悬殊，但他们对《牛虻》这本书的态度却又如此一致，我写到这一节，终于抑制不住胸中翻滚的愤怒与痛惜的波涛，很自然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喊。有关《牛虻》的情节也是虚构的，为设计这一情节我颇费了一番心思。但这一情节又确实产生于我所熟悉的生活，我是把一系列生活中亲历的真事加以综合、概括、集中，再加以想象，写出了这一段情节。石红这个形象虽然写得不够丰满，但她也并非我凭空杜撰，石红组织同班同学读《表》的情节，当然也出自虚构，但这种性质的事情，在我担任班主任时，也确实以另外的形式出现过。写《班主任》时，我是并不满足仅仅向读者提供宋宝琦、谢惠敏这种“病孩子”的形象，我希望读者能从石红的形象上，多少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青少年的主流，总之，我写《班主任》时，的确有那么一种来“真格儿的”劲头。
事实证明，作者能向读者奉献出“真格儿的”，读者也便能向作者奉献出“真格儿的”，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流与真诚探讨的亲密关系，恐怕是“假门假事”的作品所无法获得的。
我接到了不少这样的信，来信者说自己就是宋宝琦或谢惠敏，他们控诉“四人帮”对自己灵魂的污染与伤害，他们决心奋起同“四人帮”的余毒作斗争。老实说，会有读者来信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宋宝琦，这一点我事先有所估计；但对有人主动写信来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谢惠敏，这一点我事先估计不足。而事实上来信承认自己是谢惠敏的读者，竟比承认自己是宋宝琦的多几倍！一位女青年来信说，“在‘四人帮’横行的那几年，我也同样虔诚地相信报纸上的一切，相信那些镀上一层金色的‘闪光口号’，相信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革命理论’和骗人的宣传……思想上的矛盾实在不能解决了，就一次次地‘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批判的不断深入，自己的努力学习，思想认识有了一些提高，但对有些问题，仍然不能深刻地认识它，而这些思想认识上矛盾的解决，对于我走好今后的路，是重要的，看到您在作品中，挖掘着人们心灵深处的东西，并且一针见血……给与我思想上的帮助和启发，该是多么大啊！”像这样的来信不是一封两封，来信者也并不都是在校学生或刚出校门的青年，有个已到中年的科技人员也来信说，对照谢惠敏这面镜子，他感到自己身上也有“谢味”——举例说，揪出“四人帮”不久，他在街头忽然看到了电影《刘三姐》的广告，头一个“本能”的反应是“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上演呢？”而第二个“本能”的反应是：“我可得想办法弄张票快点看上！”也就是说，一方面“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已经深深渗进了他的意识，使他习惯于用谢惠敏式的眼光去看某些事物；另一方面，同亿万群众一样，他又充满着对健康、美好的精神食粮的强烈渴求。他呼吁：要洗涤我们身上的“谢味”。
《班主任》中的张俊石这个正面形象，也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塑造这个形象时，我也摒弃了“四人帮”“三突出”的那一套“假门假事”的写法，认真严肃地从我们熟悉的人民教师出发，通过概括、提炼，力图向读者展现一个“真格儿的”园丁形象。在小说里，我虽然用“平平凡凡，默默无闻”这样的词来形容张俊石，但在我的心目中，在我通篇的立意中，我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人物来对待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革命岗位，不同的具体情况下，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虽然本质相同，却各有各的特点。张俊石老师虽然没有手托炸药包去炸毁敌人的桥头堡，也没有用自己的身体去堵住敌人碉堡的枪眼，但在清除林彪、“四人帮”流毒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在疗治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铸造丰富而美丽的革命灵魂的伟大事业中，他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其意义难道不也是同炸毁敌人桥头堡、堵住敌人的枪眼一样重要吗？平凡的是他那工作岗位，而不是他那工作的社会意义。关于这个形象，我不但收到了大量教师的来信，表示要以张老师为榜样，同时，许多其他岗位上的同志也表示要向张老师学习，把本职工作同伟大的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一些业余作者来信要我介绍创作经验，我感到非常惶恐。我自己也还是个初学写作者，哪里有什么经验可谈呢？我能告诉大家的，也就是：要热爱沸腾的革命生活，正因为热爱，也就不能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困难障碍，更不能在敌人造成的阴暗面前闭上眼睛，要严肃地从生活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生活，分析那些激动着你、使你难以平静的人和事，然后，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去塑造个性与共性统一的艺术形象，去开掘尽可能深刻的主题。当然，这其实都是老生常谈，“四人帮”把这些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十多年，所以当遵循这些原则而创作的《班主任》出现时，广大读者便爆发出了一种出乎作者和编者意料的热情。
暴露“四人帮”的黑暗何罪之有？
当然，《班主任》发表以后，也听到了一些非难性的意见。例如一位读者写信给编辑部，他认为把谢惠敏这样的团干部写成“眼界狭窄，是非模糊”，是“对我们青年中的先进分子的歪曲和丑化”，“完全是不真实的，是不能容忍的”。也有人反映说，《班主任》里的三个学生，两个出身劳动群众家庭的学生（指谢和宋）被写成有缺陷的，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指石红）倒是先进的，这样处理不恰当。这些同志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这正如说“团干部必然先进，先进必然不可能中‘四人帮’流毒”一样片面。这种反对把教师和他们的子女当成歌颂对象的观点，实际上是“四人帮”关于“两个估计”的错误观点在作祟，我实在不敢苟同。
还有一些人，认为《班主任》是“暴露文学”，是“批判现实主义”，换句话说，就是《班主任》乃是一株毒草。对于这种看法，我是坚决反对的。
关于“暴露文学”，毛主席在《讲话》里说：“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现在一些人口中的“暴露文学”，似乎并不是指毛主席所说的这种作品。他们的观点是认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作品不能暴露黑暗，凡暴露了黑暗的作品，不管动机效果如何，一律给戴上“暴露文学”的帽子打下去。毛主席在《讲话》里说得很清楚：“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从理论上“四人帮”也篡改了毛主席对革命文艺家提出的基本任务，把歌颂光明同暴露黑暗对立起来，其实革命事业本身就是光明驱赶黑暗战胜黑暗的大搏斗。
当然，暴露黑暗，作者必须要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在创作《班主任》时，我也曾经反复思考过，向读者提供宋宝琦、谢惠敏这样的“病孩子”形象，在读者中，会不会产生误解呢？但是越到后来，我越理直气壮，因为我充分识认到，自己所暴露的并不是谢惠敏和宋宝琦本身，而是万恶的“四人帮”对青年一代的毒害。谢惠敏的本质是好的，宋宝琦也并非不可雕的“朽木”，我只是把“四人帮”在他们身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揭示出来，使广大读者痛恨“四人帮”，产生出疗治谢惠敏式和宋宝琦式青年的政治热情，这不正是当前抓纲治国的迫切需要吗？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班主任》是“问题小说”。有人使用这个字眼是表示贬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还能有什么问题？你提出问题就是不正确），有人使用这个字眼则是表示褒义（短篇小说应当带头触及社会上存在的实际问题，“四人帮”给我们遗留下的问题，不是触及得多了而是触及得还远远不够）。就我自己来说，提笔写《班主任》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任务仅仅规定为提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问题，我是力图来回答问题并展示前景的，因而我所刻画的主要人物既不是宋宝琦和谢惠敏，也不是石红，而是张俊石老师。我不是纯客观地把宋宝琦、谢惠敏的问题摆到读者面前，而是通过张俊石这个班主任的眼光，特别是通过他爱恨交织的感情和犀利的剖析，既向读者提出问题，也向读者提供我力所能及的答案。我还有意把整个故事安排到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一方面使读者为“四人帮”倒台后流毒依然存在的情况感到触目惊心，另一方面也使全文贯串着一种自然界的和政治上的双重春天气息，使小说对“四人帮”黑暗的暴露，始终作为抓纲治国的光明气象的陪衬，使通篇回响着一种激昂的、乐观的、向上的明朗音调。在我看来，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反映现实，应当既敢于面对生活中最复杂的矛盾冲突，又善于引导读者从最困难和最艰巨的战斗中看到璀璨的前景。
绝大多数的读者来信充分说明，《班主任》并没有因为暴露了“四人帮”的罪恶而使人思想混乱，更没有令人悲观厌世。一位青年的来信忍不住连连欢呼：“读了这样的小说，我禁不住从心底喊出：我们的生活多么美好！多亏了华主席！多亏了党中央！华主席，我热爱您！党中央，我热爱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我热爱您！”不少读者读完小说以后，忍不住要立即做点什么，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贡献力量！我在这里引用这些话并不是要炫耀什么，面对着“暴露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毒草”的指责，我有权利为自己辩护，难道一篇暴露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该暴露的东西的小说，能够激起那么多读者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感情？难道一篇把社会主义当作批判对象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能够赢得这么多生活创造者的热情支持和真挚鼓励？难道一篇“毒草”，能激发出读者对我们亲爱的党、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颂赞？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一位读者的话语在我耳边响起：“物质的饥渴能叫人死去，精神的饥渴也会置人死地。”某些至今仍然对大胆暴露、批判“四人帮”滔天罪恶的作品，采取堵塞、扣压、歧视、打击态度的人，他们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他们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四人帮”的那些鸩酒式的作品，已经使前面谈到的一位十九岁的姑娘饮后自戕，难道在“四人帮”已经倒台之后，我们还要去制作那种“假门假事”的作品，继续蒙骗读者，把他们从生活创造者的队伍中拉出来，或者去破坏生活，或者“愤不欲生”地毁灭自己吗？！
“你是属于我们的……”
读着一封又一封的读者来信，我感到《班主任》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北京电子工业战线的一位青年工人在信上说：“刘心武同志的作品，使人明显地感觉到：他的作品是产生在大街上，产生在胡同里，产生在对各类家庭的细致采访中，而不是产生于空室高阁的‘想当然’和对批判文章的抄编复制中，所以实实在在，可亲可近，读起来淋漓痛快，鼓舞振奋。”但是，他却有一种“很大的忧心”，就是“怎样使刘心武同志的创作风格在新文学的百花园中占据他应有的位置”。这位青年工人对我作品的赞誉令我惭愧，因为我写得并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位青年工人的担忧不是没有原因的，“四人帮”的帽子和棍子虽然不见了，但是并没有根除，一些“暴露文学”呀，“毒草”呀之类的风言风语，一待气候适宜就会堂而皇之地变成帽子、棍子，朝着某些得到群众认可、喜爱的作品扣去、抡去。所以，他认为应当对《班主任》这样的作品和这样一条创作路子加以保护。这样的来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一批。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就《班主任》而广泛地论及了他们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见解、期望与建议。他们把《班主任》称作“就是写我们生活的”“写我们自己的作品”；把我称作“属于我们的作者”；他们用炽热的语言表示，要为维护这样的作品和作者，进行必要的斗争！
写到这里，热泪涌到了我的眼眶，对这一切，我确实感到是受之有愧的，我各方面都还很差，我继《班主任》以后写的几个短篇更是良莠不齐，我恨自己写得太少，进步太慢！生活的创造者给予了我这么多，我将怎样来报答？我急需学习、充实、提高，但是我不能搁笔，我要边学习边创作，因为这是战斗，这是生活的创造者们的命令。
生活的创造者对我说：要走这条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道路！我一定坚持走下去！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我们进行的斗争是多么富有诗意，我心中充满了沸腾的思绪，充满了豪迈的勇气和创作的冲动，我要写！我要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我面对着生活的创造者们宣誓！
原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