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班
L女士是我们全班男女同学所最敬爱的一个人。大家都称呼她“L大姐”。我们男同学不大好意思打听女同学的岁数，唯据推测，她不会比我们大到多少。但她从不打扮，梳着高高的头，穿着黯淡不入时的衣服，称呼我们的时候，总是连名带姓，以不客气的、亲热的、大姐姐的态度处之。我们也就不约而同，心悦诚服地叫她大姐了。
L女士是闽南人，皮肤很黑，眼睛很大，说话做事，敏捷了当。在同学中间，疏通调停，排难解纷，无论是什么集会，什么娱乐，只要是L大姐登高一呼，大家都是拥护响应的。她的好处是态度坦白，判断公允，没有一般女同学的羞怯和隐藏。你可和她辩论，甚至吵架，只要你的理长，她是没有不认输的。同时她对女同学也并不偏袒，她认为偏袒女生，就是重男轻女；女子也是人，为什么要人家特别容让呢？我们的校长有一次说她“有和男人一样的思路”，我们都以为这是对她最高的奖辞。她一连做了三年的班长，在我们中间，没有男女之分，党派之别，大家都在“拥护领袖”的旗帜之下，过了三年医预科的忙碌而快乐的生活。
在医预科的末一年，有一天，我们的班导师忽然叫我去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婉转地对我说，校医发现我的肺部有些毛病，学医于我不宜，劝我转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要学医，是十岁以前就决定的。因我的母亲多病，服中医的药不大见效，西医诊病的时候，总要听听心部肺部，母亲又不愿意，因此，我就立下志愿要学医，学成了好替我的母亲医病。在医预科三年，成绩还不算坏，眼看将要升入本科了，如今竟然功亏一篑！从班导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连路都走不动了。
午后这一堂是生理学实验。我只呆坐在桌边，看着对面的L大姐卷着袖子，低着头，按着一只死猫，在解剖神经，那刀子下得又利又快！其余的同学也都忙着，没有人注意到我。我轻轻地叫了一声，L大姐便抬起头来，我说：“L大姐，我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了，导师不让我继续学医，因为校医说我肺有毛病……”L大姐愕然，刀也放下了，说：“不是肺痨吧？”我摇头说：“不是，据说是肺气支涨大……无论如何，我要转系了，你看！”L大姐沉默了一会，便走过来安慰我说：“可惜得很，像你这么一个温和细心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个很好的医生，不过假如你自己身体不好，学医不但要耽误自己，也要耽误别人。同时我相信你若改学别科，也会有成就的。人生的道路，曲折得很，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下了课，这消息便传遍了，同班们都来向我表示惋惜，也加以劝慰，L大姐却很实际的替我决定要转哪一个系。她说：“你转大学本科，只剩一年了，学分都不大够，恐怕还是文学系容易些。”她赶紧又加上一句，“你素来对文学就极感兴趣，我常常觉得你学医是太可惜了。”
我听了大姐的话，转入了文学系。从前拿来消遣的东西，现在却当功课读了。正是“歪打正着”，我对于文学，起了更大的兴趣，不但读，而且写。读写之余，在傍晚的时候，我仍常常跑到他们的实验室里去闲谈，听L大姐发号施令，商量他们毕业的事情。
大姐常常殷勤地查问我的功课，又索读我的作品。她对我的作品，总是十分叹赏，鼓励我要多读多写。在她的指导鼓励之下，我渐渐地消灭了被逼改行的伤心，而增加了写作的勇气。至今回想，当时若没有大姐的勉励和劝导，恐怕在那转变的关键之中，我要做了一个颓废而不振作的人吧！
在我教书的时候，L大姐已是一个很有名的产科医生了。在医院里，和在学校里一样，她仍是保持着领袖的地位，做一班大夫和护士们敬爱的中心。在那个大医院里，我的同学很多，我每次进城去，必到那里走走，看他们个个穿着白衣，挂着听诊器，在那整洁的甬道里，忙忙地走来走去。闻着一股清爽的药香，我心中常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如同一个受伤退伍的兵士，裹着绷带，坐在山头，看他的伙伴们在广场上操练一样，也许是羡慕，也许是伤心，虽然我对于我的职业，仍是抱着与时俱增的兴趣。
